西方經濟理論與策略的新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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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2007年中期的次貸危機沉重地打擊了全球經濟，世界各國，特別是眾多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深陷金融市場崩潰和投資欲望消退所帶來的經濟衰退之中。為了消除危機對于本國經濟的影響，以美國為代表的各國政府紛紛摒棄長期奉行的經濟自由主義，轉而采取各種強有力的經濟政策刺激本國經濟，以求脫離危機的泥潭。在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作為各國政策決策者的思想基礎的西方經濟理論，以及與之對應的經濟政策也都在危機的影響下，出現了很多劇烈的新變化:在研究方法上逐漸擺脫了對于經濟數學的迷信，轉向更為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在政策選擇中，通過對于行業和企業實施更加嚴密的監管，取代以往放任自由的傳統;在對外關系上，各國通過在WTO框架內各種規則許可的保護性手段，強化對于本國市場、本國經濟的保護，這些現象的出現也許將代表著現代西方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選擇的又一個歷史的轉折點的到來。

一、從經濟數學化轉向研究方法多樣化

在危機爆發之前，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數學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潮流，國際上主要的經濟期刊都大量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數學模型與數學推理，運用數學方法解釋經濟現象，預測經濟趨勢，已經成為現代經濟研究的主流。然而本次危機卻暴露出純粹的數學研究的機械性等缺陷，這也促使現代經濟理論的研究方法轉向更為多樣化。事實上，在西方經濟理論誕生之初，歷史研究法與比較研究法往往是這一時期學者進行理論研究的主要方法，在斯密、李嘉圖，以及李斯特等西方經濟學說的先驅者的理論體系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一特征。在這一時期，學者們更多的是針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特別是經濟發展的概況與政府的政策選擇的政策效果，進行深入的研究，細致比較不同經濟條件下的產業演進規律與政策選擇的差異，從中抽象出具體的經濟理論。美國的老制度學派和德國的歷史學派更是這種注重歷史研究與比較研究的傳統在早期西方經濟理論體系中的地位的客觀反映。［1］

只是到20世紀初期，伴隨著邊際革命與凱恩斯革命，數學工具開始在西方經濟理論研究中得到廣泛的應用，并成為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主流研究方法。經濟學家發現利用數學語言進行經濟研究，相較于廣泛運用文字和圖表的傳統研究方法，在表述上更為簡潔、準確，在邏輯上更為嚴密、精確，同時通過構建數學模型，可以更為容易地得出單純依賴文字和直覺難以發現的結論，通過比較不同數學模型的假設前提或論證過程，可以更為直觀地把握不同經濟理論學派的內在區別。［2］由于數學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這些內在的優勢，當20世紀中后期，經濟研究數理化已經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潮流，在西方主要經濟院校，以及經濟期刊中，經濟數學化已經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隨之帶來計量經濟學、經濟統計學、數理經濟學等與數學密切相關的經濟學科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一大批數學家搖身一變成為知名的經濟學家，而贏得極高的聲譽，而與之相對，運用非數學方法進行經濟理論研究則被視為異端學派，而廣受排斥。值得注意的是，在現代西方經濟理論中，具有重要歷史影響的演化經濟理論與制度經濟理論的產生之初，往往強調制度分析、隱喻、回溯等研究方法，一度成為強烈反對經濟數學化的斗士，然而，隨著這些經濟理論被主流經濟思想所接納，特別是以上學派的學者為了減少主流經濟理論對它們的攻擊，以求能夠贏得學界的認可，他們往往選擇在研究方法上向主流經濟理論妥協，把主流的數理研究法納入自己的理論體系，嘗試把數學方法應用到自己的研究過程中，用經濟計量方法替代以往的文字研究與邏輯過程，因此，到次貸危機發生之前，即便是在新制度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等現代意義上的異端經濟理論體系中，經濟數學化也已經成為共同的趨勢。盡管在危機之前，在西方國家的一些經濟院校已經產生了對于經濟數學方法過多的應用于經濟理論研究的爭議，［3］數學計量方法與傳統經濟研究方法之間的優劣比較也屢見于文獻之中，［4］但是經濟數學真正受到最為廣泛的質疑，仍然始于本次危機。如果經濟學數學化真的如同眾多主流經濟學者們所說的那樣是一門嚴謹、精確的科學的話，那么既然全球有如此眾多的經濟學者運用經濟數學方法研究經濟發展狀況，并以此來預測未來經濟發展趨勢，那么就應該有人能夠通過精確的構建數學模型的方式，預測到次貸危機。然而次貸危機的發生，卻完全超越了眾多經濟模型的預測，全球沒有一個學者可以通過數學方法提前預測到這場浩劫，而唯一相對準確預測到本次危機的紐約大學教授魯比尼卻是運用傳統的歷史研究與比較研究的方法，通過對比美國經濟形勢與以往危機的發生條件，而預測到這次危機的發生。這也促使眾多西方經濟學者反思過于依賴于經濟計量方法與經濟統計方法的主流經濟研究方法的不足，開始探求更為多樣化的經濟研究方法。

2008年11月，英國女王到倫敦經濟學院視察，向經濟學家們提問:“為什么沒有人預見到信貸緊縮的到來?”英國皇家社會科學院針對這個問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并于2009年7月22日，由蒂姆•貝斯勒與彼得•罕尼詩向女王上書回答女王的提問。他們認為是由于沒有從國內外諸多智者處集思廣益，從整體上理解系統風險，才導致了這場危機，在這個基礎上他們提出強化不同部門之間的協作，以管轄相互關聯的不平衡等建議。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回答更多地強調危機發生原因的復雜性，卻并沒有正面回答女王所提出的問題———為什么他們所廣泛采用的經濟數學方法沒能提前通過構建模式的方式預測到這場危機。也正是出于這個原因，雪拉•唐、彼得•厄爾斯蒂、約翰•福斯特等10名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于2009年8月10日向女王上書，提出是由于只關注數學技術工具和構建無約束的正式實證模式的狹隘的研究方法造成了經濟預測的失敗，而這種缺陷在很多前沿經濟學學術期刊和部門中為尋求數學工具而尋找數學工具，從而進一步加劇。這些經濟學家進而倡導一種更為注重事實，關注歷史、機構、心理學和其他高度相關因素的經濟研究方法。［5］

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危機以后，經濟學界開始懷疑以往的經濟數學化的科學性，經濟數學化在現代經濟研究方法中的主導地位開始面臨日益嚴峻的挑戰。在現代經濟體系中，數學工具只是一種純粹的研究工具，在馬歇爾等早期經濟學大師看來，數學工具甚至只是經濟學研究過程中的一個較為次要的輔助工具。然而20世紀中后期，經濟數學化卻成為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發展的重要趨勢，有沒有運用數學工具，是否構建了復雜的數學模型，成為評判經濟研究科學性的根本標志，從而陷入了嚴重的數學依賴癥。然而過于迷信數學手段卻使得現代西方經濟研究反而脫離了經濟事實，而陷入空洞化、虛擬化。［6］盡管眾多經濟學家在危機爆發前，運用各種數學方法，構建了眾多復雜的數學模型，針對世界經濟進行了深入的預測，然而卻沒有一個學者、沒有一個經濟理論能夠成功地預測到這場嚴重的危機，這恰恰反映了經濟數學研究方法的不足，在這一歷史事實面前，我們甚至可以說經濟數學化恰恰將現代西方經濟學引向了歧途。［7］正是由于危機的爆發，更多西方學者開始認識經濟數學化的不足，從而開始尋求運用更為多樣化的研究方法。傳統的歷史研究、比較研究，以及一度被忽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開始在西方經濟研究中重新崛起，現代西方經濟研究方法，也從經濟數學化的一枝獨秀，走向了更為多樣化的百花爭鳴。

二、從經濟自由化走向更為嚴密的監管

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就表現為經濟自由主義與經濟干預主義的斗爭。作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最早為經濟自由主義確定了基本原則。這些經濟自由主義學者推崇市場機制的功能，相信市場機制的自發運行能夠保證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政府干預往往會扭曲價格信號的運行機制，甚至會由于造成普遍的尋租行為，影響利益的重新分配，從而損害社會福利，因此，從斯密開始，自由主義者往往宣揚政府的功能就在于通過制定規則，來保證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從而充當國民經濟的“守夜人”，對于一個社會來說，“最好的政策就是根本沒有政策”(Bartett，Krauss，1985)。然而大蕭條的出現打破了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等經濟自由主義者對于市場機制的迷信，間歇出現的經濟危機和普遍的失業的存在，表明他們所信奉的市場機制并沒有能力如他們在經濟理論中所論證的那樣保證社會經濟的平穩運行，更沒有能力保證充分就業的長期實現，這才引發了“凱恩斯革命”，從而催生了由政府通過強有力的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國民經濟實行干預，彌補市場機制在熨平經濟波動和刺激創新投資方面的不足，以保證國民經濟的平穩運行。正是得益于“凱恩斯革命”，即使在自由主義思想流行時期也沒有完全消失的政府對于經濟的干預的合理性才第一次在經濟理論上得到確定，從而催生了現代宏觀經濟管理理論。盡管凱恩斯主義并沒有根本消除經濟自由主義在西方經濟理論界的影響，但是隨之而來的戰爭所引發的西方主要國家之間的政府軍事管制與軍事采購，以及嚴密的政府管制，特別是戰后依靠強有力政府作用經濟得以迅速發展的日本的興起，使得管制主義取代自由主義，成為戰后初期主導西方經濟理論的重要思想。在凱恩斯主義咄咄逼人的攻勢面前，經濟自由主義者并沒有甘認失敗，而是對其理論進行了很多劇烈的變革，甚至將凱恩斯主義的部分政策觀點吸納進自己的理論框架。當20世紀7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滯脹面前手足無措之際，供給學派、貨幣主義很快向凱恩斯主義吹響了總攻的號角，在他們的領導下，里根政府、撒切爾政府都采取了很多自由主義改革方案，這些經濟理論盡管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然而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經濟自由主義重新在西方經濟理論學界贏得主動，并在20世紀80～90年代在理論與實踐領域重新確定了自己的主導地位。

20世紀90年代，當拉美經濟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與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當蘇東國家面臨蘇聯解體后的振蕩之中，當經濟一度高速增長的東亞經濟在1997年金融風暴的打擊下危機四伏之時，在一些經濟自由主義者的倡導下，并在美國政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貿組織①［8］的支持下，在這些國家興起一場以“自由化，私有化，穩定性”為基本特征的經濟改革，這也就是著名的“華盛頓共識”，它也代表著經濟自由主義在經濟理論學界與實踐中的全面奪權的實現。然而次貸危機的爆發，卻又一次將經濟自由主義推向了爭論的風口浪尖。盡管學術界對于次貸危機的產生根源眾說紛紜，但是公認的結論是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華爾街的自由放任直接為本次危機埋下了禍根。即使一貫堅持自由放任思想的格林斯潘也承認自由市場理論存在缺陷，無拘無束的自由市場并不一定是良好的經濟的根基。為了消除危機對于本國經濟的傷害，更是為了挽救處于危機中的本國企業與本國經濟，即使是在公認的自由主義的大本營美國，政府也紛紛采取了各種強有力的政策，向深受危機打擊的領導企業提供直接經濟支持，通用汽車、克萊斯勒、花旗銀行等知名企業都曾經獲得美國政府的巨額注資，像AIG等面臨生存危機的知名企業更是一度被政府所接管，政府希望幫助這些曾經輝煌無限的跨國公司重鑄輝煌。①而這些救市政策明顯與經濟自由主義所倡導的自由市場機制所對立，在危機面前，曾經成功克服大蕭條的經濟干預主義思想又重新在理論與實踐中贏得了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對決。在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體系中，個人與企業等市場主體是具體的決策者，它們通過自由市場競爭來保證經濟運行的效率，通過市場中眾多的市場主體的決策行為共同實現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在這樣的運行機制下，政府只需要通過立法，保證市場的運行秩序，并不需要真正的干預各微觀經濟主體的決策行為。然而次貸危機以來，我們看到，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政府紛紛通過一系列的立法活動，建立了有史以來最為嚴厲的監管機制，2010年7月21日，奧巴馬簽署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政府不再默認金融企業在金融市場中自發的競爭行為，而是通過更為嚴密的法律框架或政策引導機制，限制或者引導微觀市場主體的決策行為，從而克服自由市場機制所造成的市場失靈與經濟動蕩，這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在危機的打擊之下，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又一次失去了在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界的領導地位，從而引導西方經濟政策的又一次劇烈變革。

三、從自由貿易轉向更為隱蔽的貿易保護

盡管在西方經濟理論產生之前的14～15世紀，重商主義推行的保護貿易理論在資本主義經濟產生之初的西歐得到了廣泛的應用，然而也正是重商主義的保護貿易理論限制了新興的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大，從而制約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空間，這也直接催生了亞當•斯密的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產生的目的就在于宣傳自由貿易，從思想上徹底清除重商主義的保護貿易理論對西歐國家政策制定者的影響，推動國際貿易的發展，從而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尋找更為廣闊的原料產地與產品銷售市場。在斯密及其繼承者的理論框架中，每一個經濟個體，無論是個人、企業，還是國家，都在生產某些產品中擁有絕對的或者相對的成本優勢，如果它們能夠揚長避短，力行分工，將能夠有效提高社會資源的配置資源，增加社會生產，提高經濟效率。在國際貿易方面，這一思想就表現為，每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應該取消以往對于國際貿易的限制，根據自己在全球分工體系中的絕對成本優勢，或者比較優勢，科學合理地選擇自己的產業布局，通過國際貿易，利用出口自己所生產的優勢產品所創造的收益，進口自己不具有生產優勢的產品，這必將加快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步伐。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在經濟史上，英法等早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直被認為是自由貿易理論的倡導者與實踐者，然而，事實上，即使在斯密與李嘉圖的祖國———英國，真正意義上的自由貿易也從來沒有實現過，英國政府對于本國商品市場的貿易保護始終存在，在很大意義上，他們更多的是要求經濟上落后于他們的其他國家，“做我所說的，而非學我所做的”(Chang，2002)。

就在斯密出版他的宏篇巨著《國富論》的當年，在大洋彼岸剛剛贏得民族獨立的美國也在探尋著發展本國經濟的道路。盡管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贏得了包括后來擔任美國第三任總統的杰斐遜等美國政府高官的支持，受這一時髦理論影響所產生的“農業立國”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美國得到了更多的擁護，也在新興的美國經濟發展中得到了真實的推行。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的美國，產生了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保護貿易理論。時任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的漢密爾頓就任后連續向國會提交四份報告，其中在他的第四份報告，也就是《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他提出了“工商立國”的重要思想，他指出“一旦制造業建立起來，并在我國中間生根，就會給美國偉大、光榮的未來開辟道路，并能對付任何暴君的干涉”。［9］然而當時的美國制造業發展面臨著人手缺乏、勞動力昂貴和資金短缺等困難，如果美國政府不對這些新興的制造業產業提供支持的話，國外競爭和“習慣勢力”將會使美國無法建立起本來可以很快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產業。［10～11］

針對這一現狀，漢密爾頓提出了包括保護關稅、出口限制、對于目標產業的直接的政府補貼、對于制造業投入的稅收減免、提供公共設施等11個基本政策原則，而這也為以后的產業政策的發展設計出主要的政策框架。必須指出的是，由于堅持農業立國思想的杰斐遜當選美國總統，漢密爾頓的保護本國新興產業的思想在當時的美國經濟發展中并沒有得到應用。只是伴隨著英美關系的惡化，直到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美國與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系被戰爭所打斷，其傳統的外向型經濟無法維系，一種被迫的閉關鎖國的選擇卻促進了美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從此漢密爾頓所倡導的對新興經濟實施保護的思想才在美國的經濟發展中得以應用。盡管當時的美國經濟理論學界，古典經濟理論所倡導的自由貿易、完全市場機制理論和漢密爾頓的扶持新興制造業思想①之間維持了長時期的爭斗，這也最終引發了美國內戰(1861～1865)，戰后，這一思想也主導了此后100多年的美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即使在新自由主義占據上風的里根政府中，政府對于汽車、航空等新興產業的保護也并沒有消失。［12］在“美國體系”扶持新興制造業的思想指導下的美國經濟煥發出了無比的活力，這也深深地觸動了當時流亡美國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李斯特是19世紀上半期德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在早期，由于受古典經濟思想的影響，他其實是一名經濟自由主義者，一直致力于在德國消除封建割據，廢除國內關卡，統一關稅，組建統一的國內市場，他的這些主張受到當時的德國封建統治者的強烈反對，為此不得不被迫流亡海外。

1825年，他流亡到美國，親眼見證了在漢密爾頓的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指導下生機勃勃的美國經濟，同時受到漢密爾頓的一個重要繼承者、當時著名的經濟學家雷蒙德的影響，開始逐漸轉化為一個幼稚產業保護主義者。1832年，當李斯特以美國駐萊比錫領事的身份重新返回德國后，他開始在繼續宣傳建立統一的關稅聯盟的同時，大力呼吁對于弱小的德國工業采取統一的關稅保護，支持德國工業的發展。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系統地梳理了幼稚產業保護理論，深入揭示了古典經濟理論背后的國家利益的本質，他認為英國正是通過產業政策所實施的經濟保護才獲得了早期的發展，而現在他們又通過宣傳自由貿易，阻止其他國家再推行產業政策，沿著自己的發展道路，對自己實現趕超。在像德國這樣的落后國家中，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只能永遠落后于英法等國，而無法實現自身的工業化，只有采取關稅保護制度，首先使德國實現工業化，才可能最終在國際貿易之中實現自由貿易。因此，李斯特論證了在煤鐵等資本主義新興產業中推行關稅保護，來保護仍然相對弱小的德國的工業免受發達國家的制成品進口的沖擊，從而扶持德國的工業發展的可行性。他的思想后來得到著名的“鐵血首相”俾斯麥的肯定，德國也正是憑借其提出的保護幼稚產業理論的指導，才得以逐漸壯大，甚至超越了當時最為發達的英法等國，成為世界經濟強國。必須指出的是，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主導西方經濟學界的是脫胎于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的新古典經濟學，而漢密爾頓和李斯特的保護貿易思想則被視為一種異端思想，而飽受攻擊。然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不期而遇改變了自由貿易思想與保護貿易思想的地位。當時危機的中心美國首先通過了極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和《買美國貨法案》，從而引發了全球性的貿易保護風潮，國際貿易市場基本陷入停頓，直到二戰以后關貿總協定，以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國際貿易秩序才逐漸恢復。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在世貿組織、世界銀行，以及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的推動下，新的全球分工體系已經基本成形，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展現在世界各國面前。［13］

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每當經濟危機到來之際，保護貿易思想就會抬頭，次貸危機以來的事實也完全驗證了歷史的經驗。隨著危機影響的不斷擴張，包括歐美國家在內的西方眾多發達國家紛紛感受到經濟衰退的寒意，各國政府為了減少進口貿易對于本國企業的沖擊，將更多的國內消費需求留給國內企業，從而支持本國企業渡過難關，他們同樣選擇了各種保護性更強的經濟政策，從而導致現代國際貿易新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然而與以往危機時政府選擇通過關稅、配額等傳統貿易工具限制外國進口商品的規模，或者通過頒布一些直接管制的法令限制市場主體對于進口商品的購買行為與消費行為不同，在本次次貸危機之中，更多的國家是選擇通過反傾銷、反補貼申訴的形式，利用WTO賦予每一個成員國的合法權利，在WTO的制度框架下，用一種貌似合理的方法，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入。比如美國就針對中國生產的輪胎、緊固件等多種產品提出雙反申訴，次貸危機發生以來，中國制造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中所遭受的反傾銷與反補貼的申訴有了一個明顯的增長。更為重要的是，根據WTO相關規定，當一個成員國對某國的某類產品所提出了雙反申訴獲得WTO通過的時候，其他成員國也可以根據申訴國的做法選擇對該國的同類產品加征同樣的反傾銷、反補貼稅收，從而進一步影響該國相關產品在世界其他市場的占有，這也使得貿易保護主義之風在現代全球貿易中得到明顯的抬頭。與此同時，次貸危機發生以來，綠色貿易壁壘與技術貿易壁壘等WTO框架內的保護性措施也出現了明顯的增長。當20世紀末、21世紀初，自由化改革之風遍及全球之際，很多自由主義者曾經設想構建一個完整的全球價值體系與國際分工鏈，歐盟的成立與歐元的出現，一度被這些經濟自由主義者視為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的一個里程碑式的標志。然而當次貸危機到來之際，人們發現，關貿總協定和世貿組織花了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所構建的自由貿易格局在危機面前表現得如此脆弱，世貿組織旨在維護公平貿易與自由貿易的制度框架，在危機中，卻成為每個成員國推動貿易保護主義的合法理由，每個國家都在WTO的框架范圍內，合法地運用著WTO所賦予的權利，卻掩蓋了他們推行貿易保護主義的本質。

次貸危機以來，特別是歐洲債務危機發生以來，即使在自由化程度相對較高的歐洲，危機對于不同經濟體的影響程度的差異，不同國家的經濟實力與財政實力的差異，卻導致了原本處于一個相互協調、相互協作的政策體系內的不同利益差異，這也直接導致了經濟自由主義所設想的區域一體化過程中的不同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機制并沒能有效地發揮作用，歐盟國家在救助深陷債務危機之中的希臘時的陽奉陰違，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證明了經濟自由主義所倡導的區域經濟協作與區域政策協調思想的局限性。這也成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遭遇失敗的又一個事實的證明。

四、結論

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發展往往與現代全球經濟的發展緊密相關，正是出于擺脫重商主義對于處于發展初期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限制，這才催生了18世紀斯密的西方經濟學理論的產生。西方經濟理論之所以產生在英國，也正是由于英國是當時世界經濟中發展水平最高、產業競爭力最強、產業布局最為科學的國家。也同樣由于這個原因，才使得英國又出現了李嘉圖、馬歇爾等一大批早期知名經濟學家，英國也成為早期西方經濟理論的中心。然而隨著美國經濟的發展，當美國從英國手中奪走世界經濟霸主的地位之后，西方經濟理論的中心逐漸轉向美國。世界經濟中心的轉移與經濟理論中心的轉移基本同步，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代西方經濟理論與現實的經濟發展的緊密關系。

早期經濟理論的主導新古典主義倡導自由放任的政府機制和自由貿易的貿易格局，然而伴隨著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出現，凱恩斯主義從新古典學派手中奪走了西方經濟理論的主導地位，他所倡導的政府宏觀調控的干預思想從此深入人心，而與此同時，貿易保護主義也取代了自由貿易思想，主導了此后20多年的全球貿易格局。伴隨著二戰后關貿總協定的成立，以及20世紀70年代滯脹的出現使得凱恩斯主義受到普遍的質疑，經濟自由主義和自由貿易思想又重新在西方經濟思想中贏得主導地位。20世紀80～90年代的自由化改革，標志著這兩種思想在現代西方經濟思想中的地位達到了頂峰。次貸危機發生以來，在見證了空洞的數學模型并沒有能力預測到本次危機之后，曾經極端迷信經濟數學論的現代西方經濟理論開始擺脫了經濟數學化對于現代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的限制，開始尋求更為多樣化的經濟學研究方法;為了應對危機，各國政府紛紛摒棄放任自流的經濟傳統，開始制定各種戰略性的經濟政策，扶持深受危機打擊的本國企業，刺激本國的生產與消費，引導本國的產業演進，從而最大限度地克服危機對于本國經濟的打擊;為了減少進口貿易對于本國民族產業的沖擊，最大限度地解決本國的就業與生產壓力，各國政府在維護公平合理的貿易秩序的旗幟下，運用WTO所賦予的各種政策手段，推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

每一次現代經濟的急劇變化，都會導致傳統經濟理論對于經濟發展的指導作用的消退，從而呼喚著經濟理論的劇烈變形，正如英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催生了古典經濟理論，大蕭條催生了凱恩斯主義一樣，次貸危機的爆發，也引起了現代西方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產生很多重要變化。反思危機前后，我們會發現無論經濟研究方法、經濟政策，還是貿易理論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深入研究危機對于現代西方經濟理論的影響，將有助于我們真正理解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關系，進而把握未來經濟理論發展的趨勢，促進中國經濟理論的持續深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