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集體轉型研究論文
時間:2022-12-01 03: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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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這一概念也許不是一個古老的概念,但這并不意味著在這一概念產生之前就沒有現實的集體存在。如果任何集體都是由諸多個體結合成的整體,那么,在人類歷史中,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就存在著各種不同類型的集體。即集體是一個不斷變遷、不斷發生新舊代替的過程,沒有一成不變的集體,沒有永恒存在的集體;集體發展的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高級、越來越豐富,后來社會形態的集體比以往社會形態的集體更高級更豐富,這種趨勢是與人類社會的進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或不同,既會產生公有制形式的集體,也會產生私有制形式的集體,還會產生其它形式的集體,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先后產生的各種集體形式就是證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我國社會中的集體正在經歷著一種深刻的轉型??疾煳覈F實集體的轉型,對于在理論上弄清什么是集體,在實踐上正確處理集體與個人的關系,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一、當前我國集體的轉型
我國在1949年建國后特別是在1956年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社會的新的集體。在經濟生活方面主要形成了兩種集體,即全民所有制集體和集體所有制集體。到1978年我國進行改革開放之前,這兩種集體一直沒有發生重大變化。就其實質來說,這兩種集體確實都是公有制集體。在政治生活方面,各級行政單元,即國家、省、地區、縣、鄉、村,構成了政治生活的各層集體,而每一層的黨政軍行政單位,構成了更小的政治生活集體。在文化生活方面,教科文衛體等領域的事業單位,構成了文化生活的集體。正如馬克思所說,經濟生活規定著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經濟生活的兩種集體是公有制集體,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集體的性質同樣具有“公有”性質。這自然也反映在當時人們的觀念之中。當這一時期的人們說集體利益第一的時候,他們所指的集體就是公有制集體或建立在這兩種集體基礎之上的黨政軍、教科文衛體等行政或事業集體,他們心目中的集體就是“公家”。
無疑,這樣的集體和集體觀念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我國經濟的發展達到一定水平后,它們變得不再能夠適應經濟的發展。因此,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新的歷史階段的到來和不斷深入,它們發生了極其深刻的轉型。
第一,集體的類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經濟生活領域,除了原有的兩種公有制集體中的全民所有制集體變成了國家所有制集體外,還產生了不少新類型的集體。這些新類型的集體大體有六大類:國家所有制單位和集體所有制單位合資的“國家—集體”企業;國家所有制控股而與其它私有股合資的公私聯合體;國家所有制企業或集體所有制企業與外國資本合資的中外合資企業;外資獨資私有制企業;個體聯合體企業;個體所有制或個體私有制企業。在政治生活領域,雖然各級政治生活單元集體類型(國家、省、地、縣、鎮、村)沒有發生重大變化,但也由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出現了一些新型的集體,如,由于不少地區需要以城市經濟的發展帶動周圍經濟的發展,由此在政治上形成了以城市為中心、政治上實行市管縣這樣一種新的政治生活集體。在文化生活領域,私立或公私合立的學校、科研院所、文化衛生體育團體等新的集體層出不窮,形成了豐富多采的集體類型。
第二,集體的內容發生了重大變化。在經濟生活方面,即使是國家公有制和集體公有制兩種公有制的集體(各個企業、公司等),它們大部分都不再是指令性計劃的集體,不再是干好干壞一個樣的吃“大鍋飯”的集體,不再是國家或集體對職工的吃喝穿住生老病死統攬統包的集體。同時,所有類型的經濟集體都不再是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集體,不再是以革命運動為中心的集體,而是獨立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集體,是在共同的市場規則下自由平等競爭的集體,是把經濟生產作為中心的集體,是企業與職工雙向責權利明確的集體。這樣的集體,由于把個人收入與生產經營效益的好壞、甚至與所有權直接聯系起來(如股份制),因而極大地調動了集體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地推動了集體乃至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在政治生活方面,各級政治生活單元集體(國家、省、地、縣、鎮、村)正在走向更加充分的民主,如村一級的村領導直接民主選舉正在發展,如各級黨、政、人大等領導集體的權力運轉機制正在變得越來越合理,如各級政治領導的權力逐級相對下放,越來越多的權力回歸到基層和人們群眾。
第三,集體與個人的現實關系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在任何社會的整體運動中,個人總是離不開集體,集體也總是離不開個人,我國今天的情況也是如此。但就我國目前具體的集體與個人的關系來說,一方面,集體能夠自主選擇職員,另一方面,職員能夠自主選擇集體,二者建立起了雙向自由平等選擇而時常變化的關系。這可以分別從個人和集體兩個角度來看。從個人的角度說,個人不在終身固定不變地依賴某一個集體,而是可以根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發展而自由選擇其他集體,同時,個體只有在合理的集體中才能最有效地實現自身的發展。從集體的角度說,集體能夠根據自身的需要選擇個體,但集體不再能夠任意支配個人,任意支配個人的發展,同時,集體只有在充分發揮個人積極性的基礎上才能最大限度的實現自身的發展。
上述集體現實的重大轉型必定反映在觀念中。總體來看,人們關于集體的觀念發生了以下重大變化。
一是人們第一次開始認真思考什么是集體。這是人們的集體觀念變化的最為明顯的方面。過去人們很少深入思考什么是集體、什么是真正的集體,把集體看成是一成不變的東西,而在今天,人們則深刻認識到,集體也是不斷變化的,無論是集體的內容還是集體的形式,都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而發展變化。從表面看來,對什么是集體的這種觀念的變化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但實際上這卻是我國建國后對什么是集體的第一次深刻反思。從哲學的觀點來看,這是一種從對集體的形而上學觀點到對集體的辯證法觀點的根本變化,因而是人們關于集體觀念的一種歷史性進步——不管人們是否自覺地認識到這一點。
二是人們對集體與個體所有制、與私有制的關系的看法發生了重大改變。在以往人們的心目中,集體就是公有制集體而不可能是私有制集體,集體與私有制、與個體所有制是水火不容的;現在人們認識到,在特定的條件下,至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條件下,公有制集體與私有制、與個體所有制盡管仍然具有對立性,但卻能夠共存共容、相互促進,共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不僅可以有國家所有制集體、集體所有制集體,而且還可以有其它類型的集體;不僅能夠有公有制集體,而且能夠有私有制集體;不僅能夠有純公有制集體和純公有制集體,而且能夠有公私聯合的集體。這種看法的改變同樣具有根本性。也就是說,人們對集體與私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看法不再是抽象的、線性的,而是具體的、多維的。
三是人們對集體與個人的關系的看法發生了相應的改變。過去人們認為,集體是絕對至上的,個人只是集體的一員,集體利益絕對高于個人利益,個人利益必須無條件服從集體利益。而今天人們則認為,集體的確是第一位的,但集體是由個人組成的,個人的存在也必須被充分重視,集體與個人、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并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只有在合理的關聯中才能共同最佳向前發展;而且,社會主義社會在本質上應該比歷史上任何社會既能夠更加充分地實現集體利益,又能夠更加充分地實現個體利益。盡管人們觀念的這種改變仍然把集體、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個人、個人利益放在第二位,但卻認識到了個人與集體之間應該具有的規律性關系,即只有在充分發揮個體的積極性的基礎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集體的發展,只有在充分尊重和實現個體的利益基礎上才能最佳地實現集體的利益。
二、我國集體轉型的重大意義
集體是社會實現自身發展的方式,經濟領域的集體是社會經濟即生產力發展的方式,政治領域的集體是社會政治發展的方式。同時,無論是經濟領域的集體,還是政治領域的集體,歸根到底是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規定的。原有的集體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之所以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是由于我國生產力的水平還遠不發達,我國各行業各地區各經濟實體的生產力水平還極不平衡,這從根本上規定了我國必須實行多種形式的集體,給生產力的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方式。
我國集體的這一轉型,標志著人與人之間形成了多層次的豐富多彩的社會關系,是我國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次重大變革。與各種不同層次的新的集體相應,既有公有利益形式下人與人之間的集體關系,也有私有利益形式下人與人之間的集體相互關系;既有個人對公有集體的關系,又有個人對私有集體的關系;既有公有集體與公有集體之間的關系,又有私有集體與私有集體之間的關系,還有公有集體與私有集體之間的關系。這就是說,這些多種多樣的個人與集體關系、集體與集體關系,代替了以往那種單一的個人與公有集體的關系和單一的公有集體與公有集體的關系,是社會關系由單調向豐富、由一元向多元的轉變。
我國集體的這一轉型,是從自由不夠充分的集體轉變為自由比較充分的集體的深刻變革。以往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各種集體,幾乎沒有自主發展的自由。相反,市場經濟的一個本質特性是經濟的自由發展,因此它需求自由的經濟集體形式乃至自由的政治集體形式。股份公司以及任何真正公司的最大的本質特點是自由自主發展。這樣的公司正是市場經濟所要求的自由的集體形式?;叵胗媱澖洕w制下對各種集體的種種束縛,便可看到當前這一集體轉型的深刻意義。
我國集體的這一轉型,又是從缺少真正公平形式的集體向獲得公平形式的集體的深刻變革。公平的一個最重要方面是發展機會的平等。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其存在過的各類集體不僅很少有自主發展意義上的自由,而且很少有平等發展意義上的公平。不僅在集體內部的統治集團與被統治集團之間很少有平等發展意義上的公平,而且在性質不同特別是性質相反的集體之間,也很少有機會平等意義上的公平。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集體的性質與以往相比發生了根本變化,但集體內部的各成員之間也仍然缺少發展機會方面的公平,同時,在全民所有制集體與集體所有制集體之間在發展上也沒有統一的公平尺度。當前,我國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出現的各類集體,或者基本實現了發展機會的公平,或者正在實現這樣的公平。這一轉變與集體從沒有自主自由向自主自由的轉變不可分割,因而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
我國集體的這一轉型,將會使我們堅持集體主義的方式發生相應的變革。顯然,在出現了不同于以往的各種新的集體的形勢下,我們在如何堅持集體主義方面必須改變以往的單一方式,找出與集體轉型相應的多重的新方式。例如,當我們在進行集體主義教育時,既要宣傳把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也要宣傳個人利益的重要性;既要強調集體的發展是最大的發展,也要強調個人的發展是集體發展的不可分割的方面。又如,當我們說堅持個人服從集體、堅持集體主義時,就必須針對具體的集體:對公有制集體,是個人服從公有制集體;對私有制集體,是個人服從私有制集體;對外資集體,是個人服從外資集體。也就是說,我們在堅持集體主義時必須保持唯物辯證的觀點,必須樹立全新的思路,而僅僅講其中的一個方面或者僅僅強調其中的一個方面,僅僅講公有集體而不講私有集體,就脫離了集體轉型的實際,違背了實事求是和兩點論的觀點。
總之,中國當前集體轉型的重大意義不可低估。從文明發展的角度,我國集體的這一轉型,是從前現代集體向現代集體的轉變,從農業社會集體向工業社會集體的轉變,從自然經濟集體向商品經濟集體的轉變。也許只有在中國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的宏觀視野內,我們才能科學地確定這一轉型的歷史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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