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現狀及去杠桿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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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總結了荊州市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現狀及特點，分析了荊州市非金融企業杠桿率不斷攀升的原因、影響，梳理了荊州市非金融企業去杠桿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和困難，據此提出了去杠桿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非金融企業；債務；杠桿率

一、荊州市非金融企業杠桿率現狀及特點

（一）國有控股企業資產負債率高于私營企業。2008年以來，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資產負債率呈兩極分化發展，且差距逐年拉大。國有控股企業資產負債率由2008年的53.55%上升到2016年的69.17%，相差15.62個百分點，年均上升1.95%；私營企業資產負債率穩中有降，由2008年的54.89%下降到2016年的50.24%，且呈逐年下降趨勢。國有控股企業資產負債率自2009年開始與私營企業資產負債率差距逐步拉大，2015年達到了峰值，相差18.93個百分點。（二）房地產業資產負債率高于其他行業。2008年以來，荊州市房地產企業資產負債率大幅攀升，資產負債率最高達到了82.39%，其中國有企業房地產企業資產負債率2016年達到了86.06%，年均增長5.2個百分比。而同期建筑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至49.85%，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降至45%，限額以上批發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至65.28%，限額以上零售業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至59.53%。（三）傳統產業企業資產負債水平高于新興產業。荊州市電力熱力、采礦等傳統產業資產負債率持續較高，從2008年初的51.79%上升至2016年底的61.9%，提高了10.11個百分點，且自2014年超過國際認定的資產負責率適宜標準。醫藥、汽車零部件等新興產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從2009年初的34.64%上升至2016年底49.37%，遠低于傳統產業企業資產負債水平。（四）企業高資產負債產出效益持續下滑。2008年以來，隨著荊州市企業投資增加、資產規模擴張，企業高資產負債率對企業產出效率拉動作用非常明顯。樣本企業顯示，荊州市企業資產貢獻率從2008年初的6.57%上升至2012年1月的27.25%。2012年下半年，企業資產貢獻率出現大幅滑坡，并從2012年底開始持續低位運行。截止2016年末，企業資產貢獻率僅為9.27%。由于企業投資邊際效用遞減，資產貢獻率下降，通過增加資產負債率或銀行借款擴充資本提升企業產能經營方式已不可持續。

二、荊州市企業杠桿率高企原因分析

（一）應對美國次貸危機采取的刺激計劃是企業杠桿率大幅攀升的宏觀因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國家層面推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一攬子計劃，荊州市也提出了建設湖北長江經濟帶“鋼腰”、江漢平原中心城市和長江沿岸經濟重鎮的目標，擴內需，加投資，荊州市經濟社會進入加杠桿周期。荊州市非金融企業債務余額占全市GDP比重持續上升，自2008年以來，年均占比達到了62.04%，2016年達到了峰值78.78%，較2008年上升了16.74個百分點；非金融企業資產負債率穩中有升，2015年達到了峰值65.7%，較2008年上升了11.5個百分點。荊州市企業在呼應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紛紛加大了投資力度，推高了企業杠桿率。（二）貨幣政策寬松是企業杠桿率高企的外部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央政府為刺激經濟增長，先后多次降息，一年期定期存款基準利率由4.14%下調至1.5%，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由7.2%下調至4.35%。在寬松貨幣政策支持下，企業擴大生產經營意愿強烈，推動了企業資產負責率持續上升。2008年至2016年，荊州市各項貸款年均增長32.9%，持續快于區域經濟增長速度。分行業分類看，2008年至2016年貸款增速最快的5大行業分別為租賃和商務服務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房地產業、制造業，年均增速分別為214.97%、93.62%、89.09%、76.81%、54.66%。（三）企業投資欲望強烈是杠桿率持續走高的內在因素。荊州市地方經濟已持續30多年的高速增長，市場需求旺盛，企業發展規模迅速擴張。在地方政府大投入、沖項目、促發展的思路推動下，企業對經濟形勢預期非常樂觀，投資沖動非常強烈，項目投資規模過度膨脹、投資金額過大，資金需求隨之超過有效需求，造成企業杠桿率過高。荊州市2008年至2016年，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17.21%，超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逾5個百分點。（四）財政軟約束是企業杠桿率持續走高直接因素。為了配合地方基礎建設，荊州市成立了多家政府背景平臺公司，大力開展舉債融資，并重點投向市政、交通及公共設施、保障房建設、棚戶區改造以及土地收儲和工業園建設。截止2017年12月，荊州市各類平臺公司債務余額較2014年增長了近2倍。此外，荊州市為緩解企業融資困難，成立了多家擔保公司，專門服務中小企業融資。在財政軟約束刺激下，企業投資欲望提升，促進了企業杠桿率的上升。

三、荊州市非金融企業高杠桿率帶來的影響

（一）企業財務負擔惡化，增加了違約風險。高杠桿率下，企業財務負擔加重，債務結構不合理，弱化了企業投資能力，增加了違約風險。2008年至2016年，荊州市國有工業企業實收資本占總資產的比重由22.12%下降到18.09%。2016年，荊州市工業企業財務費用、利息支出分別是2008年的3.87倍、3.77倍，財務費用和利息支出的不斷增加，增加了企業財務負擔，加劇了債務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對經濟可持續發展和金融穩定造成了較大負面影響。（二）企業規模膨脹化，增加了經營風險。部分企業片面追求規模，忽視項目回報率，導致流動資金短缺，周轉不暢，嚴重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如荊州市某水產有限公司，通過貸款、承兌匯票、發票融資等形式獲得的資金逐年上升。2010年至2015年，銀行融資總額分別為1.8億元、2.2億元、2.9億元、3.3億元、3.9億元、5.79億元，涉及7家金融機構。獲得融資后，該企業擴大生產經營，并挪用銀行短期貸款近2億元興建了冷庫、生產車間，3.6億元用于2萬畝水面經營權流轉。受季節性和行業性因素影響，企業經營出現困難，流動資金短缺，周轉不暢，無力歸還到期的銀行貸款，導致近6億銀行貸款逾期。又如荊州市某米業股份有限公司超規模擴大生產經營，先后在銀行獲得近2億元貸款，全部用于興建大型倉儲設施，大量占用企業流動資金。受中儲糧委托收儲退出影響，已興建的設施不能獲得預期收益，企業經營困難，造成了資金緊張，導致拖欠兩家銀行貸款近1.7億元。（三）企業產業空心化，增加了投資風險。企業融資成本低，并未投入到支持實體經濟中去，而在股市、信托、理財及其他虛擬經濟發展中流動，一旦行情下行，資產價格下降，資金鏈就會斷裂，償債違約風險加大。如湖北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是一家農業產業龍頭企業，是地方政府重點關注、扶持的企業。該企業以生產經營的名義獲得了大量的貸款，沒有投入到實業生產中，而是用于炒期貨，出現了產業空心化。該企業最終因炒期貨虧損，導致資金鏈斷裂，并造成銀行近2億元貸款形成不良。（四）企業擔保關聯化，加劇了企業間風險傳染。為了符合銀行貸款條件，企業間形成了多樣的相互擔?；蛘哌B保擔保鏈，在增加企業資信的同時，也增加了企業經營風險。如荊州市某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為了擴大經營規模，在已取得銀行600多萬貸款的基礎，通過荊州某企業擔保的形式，將融資規模擴大到了近1100余萬。后因該企業經營不善，出現嚴重問題，最終導致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銀行貸款。作為擔保方荊州某企業，受國家調控政策影響，自身經營狀況日趨困難，加上承擔農業發展有限公司500萬元擔保貸款償還責任，直接導致該企業生產經營陷入停頓狀況。（五）企業債務復雜化，放大了銀行業風險。近年來，銀行加劇了壘大戶，伴國企力度，特別是對獲得政府一定程度隱性擔保的地方融資金平臺，甚至不惜降低貸款抵押、擔保條件，主動提供貸款，使融資平臺風險敞口不斷上升。此外，傳統銀行業和民間金融、影子銀行相互交叉，極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荊州市銀行業不良貸款自2012年“雙降”發生逆轉，出現“雙升”。到2017年6月末，不良貸款余額32.86億元，不良貸款率2.53%，較2012年分別增加了20.16億元和0.57個百分點。

四、荊州市非金融企業去杠桿存在主要困難和問題

（一）企業融資渠道單一，融資結構難改善。受區域和行業限制，荊州市企業資本融資結構不合理，上市公司、新三板公司數量較少，直接融資比重較低。截止2017年12月30日，荊州市上市公司有8家，上市公司家數占全省家數的8%；新三板掛牌公司數量為7家，托管股本資產19.89億元，數量和資產分別占全省的1.8%和3.02%；四板掛牌企業467家，占全省總家數的14.38%。2016年、2017年上半年股權融資分別為7億元、3億元，占同期銀行貸款余額0.5%、0.23%。單一的融資方式，使企業發展過度依賴于間接融資。（二）企業應收帳款高企，阻礙了去杠桿的進度。受國際及國內經濟形勢影響，企業應收帳款不斷走高，并創歷史新高。企業大量流動資金被占用，降低了企業資金的使用效率，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去杠桿進度。荊州市企業應收帳款從2008年43.03億元，上升到2016年269.04億元，8年間提高了6.25倍，年均增長65.7%。（三）銀行考核機制缺陷，降低了銀行呼應企業去杠桿積極性。一是部分金融機構在去杠桿過程中，往往以某個行業去杠桿的任務形式下達給各分支機構，缺乏對同一行業不同企業政策區分，導致部分正常運轉企業被攤派壓降任務，不利于企業優化杠桿結構。二是受貸款違約追責考核機制影響，當企業經營稍有困難，各債權銀行由于溝通協調不充分或信貸政策存在差異，對企業采取斷貸、抽貸等處置措施，沒有采取一致行動對企業實施求助，這種“個體理性”最終演化為“集體不理性”行為，加劇了企業資金鏈斷裂風險，加大了企業去杠桿風險。（四）地方配套政策缺乏，阻礙了企業去杠桿的進程。一是地方產業基金品種單一，偏重于并購基金，忽視了債權基金，導致項目落地慢。二是地方債券融資品種及規模較單一，發行的債券絕大部分是城投債，而中小企業集合債、綠色債券、ppp專項債、軍民融合專項債、公司債等相對很少或沒有。地方融資平臺平臺凈資產不足，發債額度受到限制，債券發行儲備后勁不足。三是地方政府扶持政策主要針對銀行信貸的增信產品，對政府性融資擔保公司、股權融資等方面的支持扶持偏少，在融資租賃方面還屬于空白。

五、對策建議

（一）大力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優化企業融資結構。一是加快資本市場改革步伐，有序推進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為企業在主板、中小板、企業板、新三板和股權交易所掛牌提供全面服務；建立多層次股權交易市場，豐富權益投資產品和市場，降低企業融資杠桿。二是加大產業基金組建和推廣力度。大力引進天使投資和VC投資，加速產業基金的落地。鼓勵民間資本發起設立多類型產業投資基金，支持創新性企業股權融資。大力推行基金投資與銀行貸款聯動機制，通過投貸聯動模式使金融資源配置方向與經濟轉型方面保持一致。三是支持企業通過發行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私募債等工具，嘗試開展項目收益票據、資產支持票據等新工具，創新企業融資方式。（二）優化信貸產品和服務，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一是改進和優化信貸管理模式。圍繞智能制造、“互聯網+”、工業4.0、信息技術運用等新興產業，開發符合轄內企業的信貸產品和金融服務舉措，并通過靈活設計貸款期限、還款方式等形式，提高金融服務水平。二是大力開展供應鏈融資服務。以供應鏈核心企業為依托，組織金融機構合理開展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信用評級，合理確定應收帳款質押等級和方式，為鏈條上企業提供融資支持，降低企業融資成本。三是大力推廣中征應收帳款融資服務平臺，擴大企業參與面，組織企（上接第38頁）業運用應收帳款積極開展質押融資，增加企業融資渠道。（三）創新企業還款方式，緩解企業債務壓力。靈活運用各項信貸政策，對高杠桿率困難企業實行“一企一策”，緩解企業債務壓力。對公司治理良好但當前投入不足企業，通過“債委會+松散銀團”模式，組建銀團貸款或建立聯合授信機制等方式予以支持；對于出現暫時性經營困難企業，做到不減貸、不壓貸，通過“債委會+債務重組”模式，以收回再貸、展期續貸、并購重組等方式，最大限度幫助困難企業實現近期解危、遠期解困；對于“僵尸企業”，通過“債委會+有序退出”模式，穩妥有序推動其重組整合或退出市場。（四）加快推進企業提質增效，引導企業主動去杠桿。一是鼓勵非金融企業調整產業結構，將不符合企業發展和盈利能力較差的資產，通過處置、置換等形式進行剝離，降低企業經營成本，提升企業盈利能力。二是積極開展供給側改革，通過引進先進設備和高新技術，生產更適合市場需求的產品，提高產品的市場認可度，促進企業穩健發展。三是為企業降杠桿營造寬松的政策環境。銀行機構要積極爭取上級行政策支持，適當放寬不良貸款欠息條款追訴或自主減息、停息權限，緩解企業經營壓力，為企業降杠桿提供一定的緩沖期。地方相關部門要適當減免企業降杠桿過程中發生的各類稅費，減輕企業經營成本，引導企業主動去杠桿。（五）建立多部門風險防范聯動機制，防范企業去杠桿過程中發生的道德風險一是建立企業杠桿風險監測體系。銀行機構要運用征信系統，加強信貸資金監管，控制企業貸款規模，防止企業過度透支信用，從源頭上降低企業杠桿率。二是加強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建立健全企業信用制度，規范企業信用行為，將信用管理融于企業全程管理之中，不斷提高企業信用管理水平。三是加大惡意逃廢銀行債務打擊力度。建立銀行涉訴案件快處機制，整合市縣兩級法院資源，成立金融涉訴案件專業法庭，提高銀行案件執結率；建立工商、稅務、商務等部門參與的懲戒機制，對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的行為進行聯合打擊和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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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小紅 單位:中國人民銀行荊州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