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排斥探究法定數字貨幣

時間:2022-04-03 09: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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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排斥探究法定數字貨幣

摘要:目前,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貨幣的發行機制方面,而對貨幣產生的影響則只注重貨幣傳導機制及法律體系建設等,對于貨幣進入流通領域后可能產生的社會現象關注較少。法定數字貨幣作為新興的金融產品,可以將其特征同私人數字貨幣、基礎貨幣、電子貨幣等進行比較,再通過梳理金融排斥理論,從自我排斥、金融需求與貨幣框架三個角度分析法定數字貨幣的金融排斥現象,并由此提出建議。

關鍵詞:法定數字貨幣金融排斥金融產品

一、引言

法定數字貨幣是一種可能代替實物貨幣的法定貨幣,它的出現對貨幣支付體系造成了巨大影響,無論是學術界還是企業機構都對相關的技術與運行框架充滿了研究熱情。法定數字貨幣將會引發貨幣發行流通機制及回收機制的變革,并且會擴展到金融領域的各方面。有學者認為法定數字貨幣是對現行貨幣體系的創新,是一種密碼學技術與貨幣結合的金融創新。而一種新的金融產品進入社會,可能會對不同地區的人群形成金融排斥,進而引起社會排斥,最終阻礙一國經濟的發展。將法定數字貨幣作為一種新的金融產品,探討其可能引起的金融排斥現象具有一定的經濟價值,對法定數字貨幣體系的建設也具有重要意義。

二、中國的金融排斥現象研究

國內有許多學者對中國的金融排斥現象有深入的研究。王修華等人(2009)通過六維度分析法對中部農村地區的金融排斥現象展開研究,發現地區的經濟水平與金融排斥呈現負相關,認為金融排斥將加劇城鄉二元化,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鄧旭峰和邱俊杰(2013)則通過定性分析的方法,從供需的角度對農村的金融排斥問題進行分析,在Kempson等人(1999,2000)提出的六維度評價標準上引入農村需求抑制,并將七個因素分為了提供金融服務的供給端與金融服務的需求端分別進行討論,從金融機構、金融市場、金融產品應承擔的社會責任,金融知識的傳播等角度探尋農村金融排斥問題的解決之道。董曉林和徐虹(2012)從定量的角度對農村的金融排斥問題進行研究,她們擯棄了OLS均值回歸方法而采用分位數回歸法,分別從不同縣域的人口狀況、經濟情況、金融基礎設施和政府管控度等方面選取指標,研究不同因素對其影響程度,發現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社對于縣域的金融排斥具有不同的影響力,金融排斥對于偏遠貧困地區的作用力更大,并且兩者具有協同效應,僅僅通過簡單的政府干預無法有效減緩農村的金融排斥現象。張國俊等人(2014)通過構造金融排斥的綜合評價指標,結合分層聚類法,發現中國排斥度大體穩定,但各地區普遍較高且差異較大。分析發現金融排斥與政府行為、教育水平、收入水平等因素有關,對于如何減緩金融排斥提出了加快城市化、加強政府干預、推進微觀金融建設的建議。高沛星和王修華(2011)發現中國東西部地區的金融排斥現象是由經濟發展水平與金融市場化引起的。隨后他們通過皮爾遜相關系數法對該種差異的形成進行分析,觀察到收入與金融效率越高則農村金融排斥越小,農業化水平對金融排斥有促進作用,由于農村就業方式不同于城市,農村的就業狀況越好金融排斥反而越嚴重。他們認為應在經濟發展與政府管制的基礎上,針對不同地區的特征采取適宜的方式緩解當地的金融排斥。為研究金融發達地區的問題,朱超和寧恩祺(2017)使用空間計量法對北京老年人口的金融排斥進行分析,發現年齡是影響老年人金融排斥的重要因素,為了緩解由于年齡上升造成的金融排斥,可以采取提高老年人的經濟狀況,提升金融知識儲備,健全醫療服務機制等手段,并且要考慮老年人的風險厭惡程度。基于上述的文獻分析可以發現,引起金融排斥的許多因素對于分析法定數字貨幣的社會影響也有重大意義,比如從年齡的角度分析,不同年齡段的群眾對于新型貨幣的接受程度不同;從金融基礎設施的角度觀察,不同地區法定數字貨幣流通的相關設備是否能夠支持貨幣的運行;從文化教育的角度出發,探討不同人群的金融知識是否足以支持他們了解法定數字貨幣,消除他們使用新型貨幣的恐懼。本文將結合金融排斥的影響因素,對法定數字貨幣是否會引起社會排斥進行研究,從而更好地促進貨幣在社會中的流通,為法定數字貨幣體系的建設提供建議。

三、法定數字貨幣的特征

本文對有關法定數字貨幣發行框架及運行機制的研究文獻進行歸總,結合國內外相關研究成果,將法定數字貨幣、私人數字貨幣、電子貨幣和央行發行的實物貨幣進行比較分析,發現以下幾個特征是法定數字貨幣區別于其他貨幣的關鍵之處。第一,法定數字貨幣由中央銀行發行,它不同于電子貨幣與私人數字貨幣。若將央行發行的傳統貨幣作為參照對象,私人數字貨幣創造性地實現了貨幣去中心化。但這所帶來的貨幣匿名性和跨區域流通也為犯罪分子提供了犯罪路徑,給國家的社會安全與金融穩定造成了干擾。所以去中心化問題的解決將是法定數字貨幣順利發行流通的關鍵。電子貨幣的創新在于提高了貨幣結算的效率,對貨幣體系的沖擊相對較少。法定數字貨幣的設計既要實現交易速度的提升,又要規避金融風險,那就必須建立以中央銀行為核心的運行機制。作為央行發行的貨幣,法定數字貨幣應該具備相應的貨幣職能。作為央行發行的法定貨幣,需要擁有流通手段與價值尺度兩種貨幣職能,而在當下中國的經濟發展需求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指導下,支付手段和世界貨幣職能也是必須考慮的貨幣手段,而私人數字貨幣由于數量受限,價值不穩很難滿足法定貨幣的要求。因此,央行發行法定數字貨幣時必須考慮如何穩定貨幣價值,如何最大限度地實現相應貨幣職能。第二,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機制是“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的二元體系。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機制,國內外的觀點一般分為一元貨幣體系與二元貨幣體系兩種。若央行采用直接對接社會公眾的一元貨幣體系方案,將會使區塊鏈等加密技術所帶來的去中心化的作用得到最大化的釋放,這對銀行的業務影響巨大,甚至可能衍生為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基于當前中國防范系統性風險的目標考慮,央行更適宜采用二元貨幣體系,這與傳統的貨幣發行流通機制相近,通過設置數字貨幣的發行庫和業務庫完成法定數字貨幣的流通,從而減緩新的貨幣支付體系對社會和金融體系造成的沖擊。但這也必將造成法定數字貨幣并非完全的去中心化,作為節點的商業銀行仍然是貨幣發行流通環節中的重要一環。第三,法定數字貨幣利用密碼學技術實現貨幣安全高效的運行。同私人數字貨幣相比,法定數字貨幣加強了對于安全性的考慮。私人數字貨幣在降低違約風險的同時運用了密碼算法等手段提高用戶使用貨幣的賬戶安全性,但正是由于完全的去中心化和完全的匿名性,用戶的貨幣私鑰被盜風險與資產的持有風險相互掛鉤,2017年發生的大規模比特幣劫持事件就是很好的例證。而法定數字貨幣具有可追蹤的特性,并且是基于“前臺自愿,后臺實名”的原則進行貨幣流通,同時,法定數字貨幣還通過認證中心對用戶的隱私信息進行保護管理,通過登記中心完成身份驗證,通過大數據分析中心監控犯罪行為。通過這一系列的措施,法定數字貨幣不僅吸納了私人數字貨幣降低信用風險與違約風險的優點,還降低了金融犯罪發生的概率,對于中國當前的金融環境穩定與改革的有序進行具有重要意義。從效率角度分析,電子貨幣的出現加快了商業交易活動的效率,但是無論是交易速度還是交易成本相較數字貨幣都稍遜一籌,以跨區域交易為例,數字貨幣所采用的去中心化模式可以在一天之內實現跨區域交易,并將費用率控制在1%以下。第四,法定數字貨幣將實現與實物貨幣共同流通、相互兌換的功能,社會公眾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持有法定數字貨幣。法定數字貨幣對現行貨幣體系的替代效應是有關新型貨幣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研究課題,它對實物貨幣的替代問題實質上是對是否實現無現金社會的探討,一旦實物貨幣退出流通領域,國家就會自動進入無現金社會的狀態。隨著銀行卡的普及與移動支付的興起,對于無現金社會的討論更趨頻繁,特別是加拿大等國停止使用大額面值的鈔票,并對大額現金支付進行限制,更是促進了針對去現金化的討論。一方面,有相關學者對此持支持態度,他們認為從打擊犯罪的角度分析,去現金化有利于提高交易的透明度,減少金融犯罪行為,對經濟具有促進作用;從資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分析,現金的制造、流通、回收均需要一定的成本,這是對資源的浪費,并且其中還包含了一定的風險因素;從貨幣政策的角度分析,去現金化將減少流通中的現金,提高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率,該效果在負利率政策時期更為顯著;除此之外,去現金化有利于消除信息不對稱,這對普惠金融也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有許多文獻都表示基于中國地緣遼闊、人口眾多的基本特征,去現金化并不是一個好的提議,他們認為現金的使用體現了對公民隱私權利的保護,不應剝奪,犯罪活動的真正源頭并非是現金而是其他因素,特別是對于弱勢人群的生存而言,現金具有重要的意義。對于金融市場的觀點,他們也給予了反擊,認為雖然現金的消失會減少脫離銀行體系的貨幣量,但是從貨幣的范圍而言,無論是電子貨幣還是數字貨幣都很難界定其內涵,這反而不利于貨幣政策的制定實施,從而會加劇金融市場的波動,影響經濟的正常運行。正是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量,央行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應采取與實物貨幣共同流通的方式進行過渡,以尋找真正適合中國基本經濟情況的貨幣體系。

四、關于法定數字貨幣金融排斥現象的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分析,從自我排斥、金融需求與法定數字貨幣框架等角度探究法定數字貨幣的社會現象。通過法定數字貨幣所具備的密碼學等技術與部分去中心化的特性進行理論分析,最大限度地了解金融排斥對法定數字貨幣的影響,最終為法定數字貨幣進入社會流通提供參考建議。(一)基于自我排斥的視角分析。從金融服務與金融產品的需求端進行分析,法定數字貨幣作為一種新型的金融產品,社會公眾是否真正的接納,并在日常生活中流通使用,將對貨幣的流通產生極大的影響。社會公眾對于金融服務的認知程度與金融排斥呈現負相關,社會公眾對該服務的了解程度越深,相關金融產品與措施的實施將會越順暢。由此可知,社會各類人群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內涵認知程度的高低,將會影響貨幣當局對于貨幣政策的實施與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效率。但從中國當前的社會環境來看,社會公眾對于各類新的金融知識了解程度相對有限。根據國人互聯網金融消費維權意識情況調查顯示,社會公眾對互聯網金融行業的了解比較有限,有30%以上的被調查者表示并不了解或處于模糊不清的狀態,而真正自信對該行業較為了解的人群占比不到30%。與此同時,不同地區的人群對于新興金融產品的了解也存在差異,由于經濟狀況、金融基礎設施、消費觀念等情況均不相同,地域因素的差異也會造成金融排斥。華東、華北與華南三個地區的移動支付占比約是全國的70%,而其他地區對于移動支付的使用則遠不及這三個地區。所以,作為新興的金融產品,若法定數字貨幣進入社會,而社會公眾還未形成脫離現金支付的習慣,就可能會形成金融排斥。(二)基于金融需求的視角分析。法定數字貨幣融入貨幣體系,那就需要考慮社會對于貨幣是否會產生貨幣需求,為了解法定數字貨幣的應用需求,本文從第三方支付的角度分析中國進入無現金社會的可能性。一方面,移動支付的急劇增長與應用范圍快速擴張;另一方面,由于中國GDP上升等因素的作用,市場中貨幣數量不降反升。從2007年到2016年M0、M1、M2的同比增長率均為正值,并且從2014年開始M0、M1的同比增長率呈現出了遞增的趨勢,同時M2的同比增長率也居高不下,不難看出,社會公眾對于現金的依賴度仍然較高(圖1)。瑞典在無現金社會建設方面的進展一直都居于世界前列,將瑞典2007年至2016年的流通現金增長率與中國同期的M0同比增長率進行比較可以看出,中國的流通現金M0呈現上升趨勢的同時,瑞典的流通現金增長率卻表現出了較高的負增長,這正印證了瑞典的去現金進程快于中國(圖2)。瑞典的行業特征與人口狀況都與中國大相徑庭,當前的中國尚不具備進入無現金社會的條件,并且法定數字貨幣的應用領域相對狹隘,若要完全進入市場流通,還需加強相應基礎設施的建設。(三)基于法定數字貨幣的設計框架進行分析。法定數字貨幣作為一種全新的貨幣具有自身獨特的特征。相關文獻將法定數字貨幣的框架設計分為一幣二庫三中心,貨幣將會通過中央銀行發行庫與商業銀行業務庫流向市場,這對貨幣用戶影響較大。二元信用貨幣機制中數字貨幣與實物貨幣將同時在社會流通,這將導致金融排斥現象。法定數字貨幣采用二元信用貨幣機制,主要是出于商業銀行與當前貨幣體系穩定的考慮。但是,法定數字貨幣絕不是如同電子貨幣那樣是對于貨幣的一種記錄,而是央行發行的法定貨幣,其中一個主要差異就在于兩者的介質不同,一個是以數字化的形態存在,另一個則是以實物存在,而兩者又都是具有法償性的貨幣,或許貨幣研究機構也是出于此種考慮,所以建議采用一比一的比率將法定數字貨幣與實物貨幣進行兌換。但是一旦兩種具備法償性的貨幣同時流通,并且兩者的框架設計不同,這一影響將會產生貨幣之間的沖突,那就可能會發生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導致法定數字貨幣的運行速度超過預期,快速向無現金社會轉變,在不具備相應金融基礎設施的條件下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可預料的影響。為完善貨幣體系的建設,法定數字貨幣將基于密碼學進行設計。復雜的設計機制遠高于從前的實物貨幣,貨幣的使用者對于實物貨幣的熟悉度遠高于數字貨幣,特別對于金融認知能力較弱的人群而言,將會對法定數字貨幣產生較強的金融排斥現象,比如老年人與金融知識儲備較低的人群,這將影響法定數字貨幣的運行效率。

五、關于建設中國法定數字貨幣體系的思考

第一,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在注重金融知識教育的同時需要嚴厲打擊金融犯罪,全面提升金融環境穩定與全民金融素質。無論是金融排斥的研究還是法定數字貨幣的探討,加強公眾的金融教育都是政府必須執行的一項措施,也有許多文獻對此提出了有效的建議,但卻忽視了在推廣金融知識的同時對打擊金融犯罪等方面提出建議。金融犯罪對于金融知識的傳播效果影響深遠,許多民眾對于新的金融服務與新的金融產品抱有敬而遠之的態度,往往是出于對金融犯罪的恐懼。對此,政府部門既要宣傳金融服務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又要通過媒體宣傳、立法保護等措施提升民眾的安全感,消除對于金融產品所帶來的恐懼心理,進而從根本上減少社會公眾的抵觸心理,防范金融排斥的產生。第二,法定數字貨幣的應用范圍不應局限于企業與一部分人群,應考慮青少年和老年人的貨幣使用需求及使用成本。隨著年齡的增長,人群對金融排斥形成“倒U”的形態,青少年與老年人的排斥心理更為強烈。由于支付寶、微信支付等APP支付功能的優化與普及,大多數人都對移動支付抱有積極樂觀的態度,但值得注意的是移動支付的興起是基于手機等設備的普及。對于青少年而言,手機等設備的價值可能超過了本身所持有的貨幣量。而從老年人的角度分析,智能支付本身就存在理解的困難和使用的風險。并且各類移動支付本身對于法定數字貨幣的流通就存在威脅,由于移動支付人群形成了對各類APP的依賴,將會對法定數字貨幣的使用產生排斥。為了消除此類金融排斥,一方面,政府監管部門需要對移動支付企業進行整改,對移動支付與數字貨幣支付系統進行協調;另一方面,技術部門需要加強技術研發以降低貨幣的使用成本,而不能只關注貨幣的發行成本。第三,優化法定數字貨幣的設計框架是避免金融排斥發生的關鍵。針對劣幣驅逐良幣現象,研究機構需要對法定數字貨幣選用二元信用貨幣體系,并以一比一的比率實現法定數字貨幣與電子貨幣兌換這一機制的改良。本文認為,一元信用貨幣體系與跨國信用貨幣體系也有其可取之處,由于減少了商業銀行這一中介,央行將會大大提升對貨幣的調控速度,從而減緩各種排斥現象。除此之外,還有相關學者提出了建立跨國數字貨幣體系的建議,將基于SDR的IMF支付體系與國家的支付體系相互聯系,建立新型全球跨境支付體系,促進雙邊與地區合作。中國積極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需要跨國數字貨幣系統的配合,這對于一帶一路和人民幣國際化都有重要的意義,還有助于打破國家之間實行的經濟制裁。所以,法定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框架可以借鑒多種貨幣體系,尋找到真正適宜中國發展狀況的方案。

作者:張玉超 單位:青海民族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