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教育考察的不平等性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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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在近30年間展現出什么樣的變化趨勢呢?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美國學者邁爾指出。教育的不平等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是分布(distribution)；二是分配(allocation)。

比如說，情況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況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種情況更平等?當然是情況B，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樣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況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結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結果都是窮人；而情況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結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窮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結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窮人。那么哪一種情況更平等?一般人會認為是情況Y，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這是兩個有區別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異質性程度；后者指的是個體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則。

在本文中，我們將依照邁爾的區分，利用數據從分布和分配兩個方面來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變化情況。本文所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社會變遷研究第一期調查”，調查于2005年7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組織實施，分別在大連、上海、廣州、成都、蘭州、南寧六個城市中采集樣本。六個城市的選擇是根據研究設計者的要求進行，前三個城市位于沿海，后三個城市處于中西部。城市內部樣本的選擇則按照與規模成比例的PPs抽樣法進行，每個城市的樣本規模都是800人，總樣本規模為4800人。

從事后的數據質量檢驗來看，數據的可靠度是比較高的。

一、分布層面：倒U曲線假設我們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為幾個出生組(cohoa)，然后來看不同出生組上學年數的均值和標準差，結果如表1所示。

可以從中看出：1、上學年數的均值隨出生組變化而不斷增加。1956—1960年出生組的平均上學年數僅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組的平均上學的數已經上升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斷增加的趨勢是無可懷疑的。2、但是，上學年數的標準差的變化趨勢卻并非是直線性的，而是呈現出曲線變化的趨勢。標準差測量的是什么?它測量的是各組內部的差異程度，如果人們在上學年數上差異越小，標準差就越小；反之則越大。我們看到，標準差先是從小變大，然后又從大到小。也就是說。近30年來人們在上學年數的差異是呈現出逐漸擴大，繼之也逐漸縮小的變化趨勢。

如何解釋這樣一種倒U型趨勢呢?我們可以通過觀察不同出生組的上學年數分布的密度圖來更細致地了解其變化趨勢。從圖2中我們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組上學年數的分布頂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階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展在逐漸地改變著分布形狀。到了1966—1970年出生組時，我們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個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畢業；二是12年左右，高中畢業；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學畢業。也就是說人們此時在上學年數上的差異逐漸拉開了、明顯了，但此時最高的峰形還是處于初中畢業階段。之后的發展中，分布形狀中的三個峰形越來越截然分開，三個峰形的出現。表明人們的上學年數之間逐漸拉開了差距。但是，到了后來的階段，特別是在1981—1985年出生組中。初中畢業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兩個峰形又出現了連接在一起的趨勢。這表明，教育程度表現在上學年數上的差異又在縮小了。大部分人此時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學階段。

我們也可以把上學年數分布的變化趨勢總結為：同質一斷裂一融合。剛開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來，高中教育與高等教育機會出現了。大家有了區分和差異，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進入新世紀以后，城市中面臨的情況又發生了變化，教育年數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漸縮小，有超過一半的年輕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們在教育年數的異質性程度會越來越小。因此，最終上學年數分布的散布程度的變化趨勢表現為一種倒U形曲線。由此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判斷：這種倒U型變遷過程應當是中國城市中發生的一種普遍趨勢，這種趨勢是與高等教育的不斷擴展相聯系的。

二、分配層面：“上大學”——經濟資本轉化邏輯的增強研究者普遍認為近30年來中國城市受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認為，執政黨及政府的社會經濟目標的重大調整，對中國的教育選拔機制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1978年以來實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的轉變。一是大眾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轉變，具體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統的、嚴格的逐級升學考試制度；對學校進行重點和非重點的等級劃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個方向是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導致了地區之間和不同家庭經濟背景的學生之間的教育機會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機會的獲取上，家庭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的影響力明顯上升。

總體而言，1978年以來教育已經從一種促進社會經濟均等化的手段轉變為促進社會經濟分化的機制。

圓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數為因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邁爾指出。用線性模型來測量家庭背景對于教育獲得的影響，將會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兩個層面上的問題。所以這種方法并不合適。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歲時家庭年收入”來代表家庭的經濟資本，這一指標是不準確的，因為它既沒有考慮到家庭人口數的影響，也沒有考慮到由于年代久遠導致的收入數據誤差問題。李春玲后來的結論認為，從1940至1990年代期間，家庭經濟資本對個人教育的影響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這一結論的得出是與家庭經濟資本測量上的不準確有關的。我們下面先并不使用復雜的多變量統計方法，而是采用更為簡潔和直觀的手段來展現教育在分配上的變化趨勢。

(一)用比例差異進行的測量“上大學”無論是在改革前還是在改革后，都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教育經歷事件。它所蘊含的社會意義，遠遠超過一種教育或人力資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著跨入了體制內向上流動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著一種身份與認同，意味著一種職業生涯路徑的開端。因此，單獨把“能否上大學”這一事件提取出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數據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計3147人。在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為大專、大學或研究生，我們將其視為“上過大學”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職高或技校中專．我們將其視為“有可能上大學但未上大學”者。兩者相加，共為1867人，就是我們的分析對象。他們“有沒有上過大學”就成為分析的因變量。

那么如何測量家庭的經濟狀況呢?我們采用回答人自我認定的15歲時家庭收入的分層(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來作為對家庭經濟狀況的測量指標。為了分析上的便利、簡潔和直觀。我們把原本的五級合并為兩級：把下下和中下合并為“下層”；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為“上層”。在不同出生組中，這兩個類別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兩個類別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數據中有8人15歲時家庭收入等級信息是缺失的，故而個案數為1859人。

(二)用優比進行的測量但是，上述測量方法是有問題的。它受到了上大學的總體比例的影響。01我們以一個假想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在早期階段上大學的人數相當少，如果上層上大學的比例為O．06，而下層上大學的比例為O．03，那么兩者之差為0．03，但此時上層相對于下層的優勢是相當大的(是下層的一倍)；而在后來階段中上大學人數逐漸增多，上層上大學的比例上升為0．56，而下層上大學的比例為0．53，兩者之差還是0．03，但此時上層相對于下層的優勢實際上已經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測量方法來比較不同階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確切的，它受到當時大學普及程度的影響。大體而言，這種測量方法傾向于低估上大學的總體比例非常低時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們有理由認為，用上述測量方法呈現出來的不平等程度強化的趨勢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們將用優比(oddsratio)來測量不平等程度。優比測量的是兩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對優勢。我們以本數據為例來說明優比的具體含義。在本數據中，1956—1960年出生組中，15歲時認為當時自己家庭經濟等級屬于下層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來上了大學，而有225人沒有上大學，那么在這一出生組中。下層上大學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組中認為當時自己家庭經濟等級屬于上層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來上了大學，而144人沒有上大學，那么上層上大學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層上大學的比率與下層上大學的比率之比，就是優比，它顯示出了上層相對于下層而言在上大學上的優勢有多大。在本例中，優比就是0．243／0．173一1．40。優比的意義非常直觀，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層與下層相比并無優勢，兩者機會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層具有優勢，值越大，優勢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層反而具有優勢。優比也不受分布狀況(即當時大學普及程度)的影響，故而很適應于在不同出生組間進行比較。此外，了解優比的意義，可以為建立更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礎。其實，資本轉化模式是一種普遍現象。如果現代社會中知識與技能作為分層因素越來越重要，那么具有較高經濟資本的家庭必然會投資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為社會上層的候選者。例如。彭玉生對于英國1972年牛津社會流動調查數據的分析．英國擁有較多經濟資本的階級都傾向于使其子女專業化，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資產階級的子女從事專業技術工作的比率遠高于其它階層。翻因此。上大學機會與家庭經濟狀況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緊密，不能僅僅歸因于高等教育收費制度的變革。而可能與整個社會分層機制的改變有關。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種程度上應歸于所有市場經濟國家中都存在的這種資本轉化模式，在何種程度上應歸于中國特殊的轉軌政策，這一問題仍然有待分析。

(三)經濟資本轉化抑或文化資本傳遞?

上述對家庭經濟狀況與教育獲得之間關系的考察，忽略了一個重要因素，即文化資本傳遞的問題。

在家庭經濟資本、教育獲得兩個變量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變量。即家庭文化資本。如下推理邏輯在理論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員的文化程度較高，那么家庭經濟狀況也可能較好；同時，家庭成員的文化程度較高，通過家庭教育的途徑或者品味的習得，子女上大學的可能性也較高。因此，家庭經濟狀況與教育獲得之間的關系增強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資本的作用日益增強造成的。也就是說，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經濟資本轉化，而是文化資本傳遞。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兩個變量，而是三個變量間的關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們可以在控制第三個變量的同時，仍然采用優比來考慮兩個變量間的關系。

也就是說，我們考察的問題將是，在同樣的家庭文化資本條件下。是不是擁有經濟資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經濟資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學問題上有優勢?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資本是相同的，經濟資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觀察到的經濟資本與上大學問關系的增強趨勢就消失了?

我們用如下logistic統計模型來回答上述問題：模型中因變量為“是否上大學”，定義與前面相同；自變量“家庭經濟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認定的15歲時家庭收入的分層來測量。分為兩類“上層”

與“下層”；自變量“家庭文化資本”用回答人父親的教育程度來代表，分為四類：小學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專大學以上。統計結果如表5所示。

從模型的結果來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資本之后，家庭經濟地位作用增強的趨勢仍然顯著存在。在前四個出生組中，經濟狀況中處于上層的家庭相對于下層的優比約在1．2左右，并不明顯，統計上也并不顯著；而到了后兩個出生組中，家庭經濟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強，上層相對于下層的優比擴大到2．0左右，統計上也變得非常顯著。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資本之后。家庭經濟資本的作用趨勢與前面的分析幾乎完全一致。這再一次證明。經濟資本轉化的邏輯在近30年中越來越強。

但是，家庭文化資本傳遞的邏輯并沒有在近30年中增強。父母教育程度為初中相對于小學的優比只在前二個出生組中統計顯著；高中相對于小學的優比只在前三個出生組中統計顯著；大學相對于小學的優比在所有出生組中統計顯著。但優比值基本穩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個出生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沒有顯示出上升的趨勢。如果說家庭文化資本傳遞強度的變化有一定規律，那就是基本穩定中帶有下降趨勢。

因此，我們最終的結論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學”這一教育機會分配上，經濟資本轉化的邏輯逐漸增強，而家庭文化資本傳遞的邏輯保持基本穩定．近十年來甚至呈現略有下降的趨勢。

三、分配層面：上高中——“分軌”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階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狀況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應又有多大呢?我們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統計模型來進行分析。數據總樣本量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計3147人。

在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為高中、職高、大專、大學、研究生畢業，我們將其視為“上過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為初中畢業，我們將其視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兩者相加，共為2916人，就是我們的分析對象。他們“有沒有上過高中”就成為分析的因變量。四、討論：宏觀社會變遷與教育制度設計就此．我們的基本結論如下：

1．近30年來，中國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現出倒U形演變趨勢，教育年數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漸擴大．而后又逐漸縮小。今后隨著高等教育的日漸普及。中國城市中教育年數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將更進一步縮小。

2．在教育分配層面上中國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減少。相反有逐漸擴展的趨勢。在“上大學”

這一教育機會分配上。經濟資本轉化的邏輯逐漸增強，而家庭文化資本傳遞的邏輯保持基本穩定，近10年來甚至呈現略有下降的趨勢。在“上高中”這一教育機會分配上。家庭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作用突出地體現在“重點”與“非重點”的分軌過程中。而在城市中未能上高中的子女日益集中于那些文化資本缺乏的家庭中。

中國城市中教育機會的競爭程度異常激烈。一方面是資源競爭比拼的日趨激烈，一方面是資源分化程度的加大。中國城市教育機會的這種競爭已經不能再用人力資本的正常回報來解釋了，很大程度上人們是在博取一個未來的優勢地位：未來的優勢地位可能獲取到遠遠超出正?；貓蟮淖饨?。而另一方面這種租金是以犧牲沒有這種優勢地位者的利益為代價的。人們對于教育機會的激烈競爭正是人們在宏觀結構變遷形勢下作為微觀家庭作出的反應機制。在這種情況下，教育的功能可能更多地是不同地位群體之間競爭的競技場，而不是賦予各個社會成員更多平等機會的制衡器。公務員之家

面對這樣一種宏觀社會變遷。教育制度設計本身應如何應對?如何能夠既調動不同家庭投資教育的積極性，同時又盡可能地控制其不平等的后果，使教育發揮出社會整合的應有功能?遺憾的是，教育制度設計本身并沒有對這一問題作出積極反應，而且其中的某種因素，如高中教育中的分軌制度可能更是對此起到了反面作用。城市教育分布已經出現了倒U形的趨勢，已經跨過了拐點，進入差異日漸縮小的階段；而城市教育分配何時才能跨過拐點，呈現不平等程度縮小的趨勢?這一趨勢的出現不會是自動的，在目前的宏觀社會變遷背景下，必須有新的教育制度設計和政府的適度干預，方可能促使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程度也早日跨過拐點。日漸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