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外交主要特征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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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新中國外交在形成過程中表現出三個主要特征：一是革命性，即其主要原則是在中國革命的理論思想指導下產生的，同革命運動后期的實踐有密切聯系；二是"內向性"，即其外交決策往往受到國內政治的制約和影響；三是過渡性，即其形成是從革命運動的對外關系向國家外交過渡的過程，它包括了中共及其領導人的歷史角色的轉變。這些特征在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中存在了相當長時間。

本文研究的新中國外交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后到1954年這一時期的中國外交。以往有關這一領域研究的共同特點是，側重于描述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總畫面和影響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種種內外因素，其不足之處在于一直未能進一步探討新中國外交的主要特征。如果沒有這種探討，對新中國外交的理解至少是不完整的，而且肯定無法深入理解后來中國外交的發展。本文的目的就是力圖彌補這一不足，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揭示新中國外交在其形成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主要特征及其歷史含義。

一、"一邊倒"與新中國外交的革命性

對新中國外交制定階段的研究已經取得了相當豐富的成果，特別是近年來對中共與蘇聯、美國的關系分別進行的深入探討，豐富和加深了對新中國外交起源的解釋。有關研究表明，中共中央大致從1948年底開始考慮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此后大約三個月的時間，新中國外交的主要原則便確定下來了。按提出的順序，這些原則包括對帝國主義"不承認"和站在蘇聯陣營一邊（后來被簡稱為"一邊倒"）、"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等等。從產生的指導思想和要解決的主要問題看，這三項原則都表現出一種強烈的革命性。這里所謂的"革命性"是指它們是在中國革命運動的理論思想指導下產生的，同革命運動后期所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有密切的聯系。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邊倒"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

在1949年1月上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中共領導人討論了與對外政策有關的問題。從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看，這些討論并不很充分，通過討論初步確定了對帝國主義國家不急于承認和先與蘇聯等國建交通商的大原則。會議后的《中央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主要體現了針對帝國主義的"不承認"原則，并對相關的具體問題作出了規定。1月政治局會議結束不久，中共領導人在西柏坡接待了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揚，這次會晤促使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建國后與蘇聯結盟。在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的總結發言中，宣布"我們與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此點".與此同時他發展了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承認"原則，即"關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承認問題……就是在全國勝利以后的一個相當時期內也不必急于去解決".新中國的外交布局從此基本確定下來。4月1日，在與張治中的談話中，針對后者提出的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的主張，首次使用了類似"一邊倒"的說法，即"當今之世，非楊即墨，不是倒向蘇聯一邊，便是倒向美國一邊".6月30日，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用駁論的方式重申了他與張治中談活中闡述的主要觀點，并首次提到了"一邊倒"的概念。此時劉少奇已經踏上訪問莫斯科的旅程，他此次訪蘇基本奠定了新中國與蘇聯建立戰略聯盟的基礎。

從"一邊倒"概念提出的過程看，它被賦予了雙重含義，即新中國外交戰略的指導方針和新中國發展戰略的形象概括。首先，從最初提出"一邊倒"概念的針對性看，是要回答在一個被認為是分裂成兩大陣營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新中國將站在哪一邊的問題。在這個層次上，"一邊倒"是新中國外交戰略的指導方針，也是對未來新中國外交格局的形象概括，與蘇聯結盟和對帝國主義國家的"不承認"都是這一大格局中的具體政策。近年來有關研究成果詳盡揭示了從1948年未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時期中共處理對蘇對美關系的復雜過程，這里所要強調的是主導這一過程的發展方向的指導思想及基本質特點。

"一邊倒"方針是一場持續了20多年的革命運動在即將取得勝利階段的產物。等中共領導人作為制定這項政策的主角，是從革命者的角度、或者說主要是從革命者的角度，根據中國革命的理念和經驗，認識世界和未來新中國與世界之關系的。脫離開他們對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政治關系的理解，既無法深入解釋"一邊倒"方針的形成，也不能解釋后來新中國對外政策調整的內在限度。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是在中國舊式的民族民主革命屢遭失敗后、在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之下興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造成的國際局勢大變動，是這場革命運動發生和發展的主要國際背景。列寧關于帝國主義時代的理論、十月革命的勝利、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以及中共早期領導人的經歷和處境，幾乎從一開始就鑄造了中共對國際事務、中國革命與世界的關系等重大問題的認識框架，即"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列強企圖協同宰割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所以中國革命運動"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與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打倒帝國主義，"中國勞苦群眾要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把自己解放出來，只有走這條惟一的道路".后來的歷史證明，建黨時期形成的這種認識一直深刻地影響著中共在各個時期的戰略和策略。

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時期，中共中央曾經提出，應將"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主張中國與英美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系".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中共領導人對國際政治力量的基本分野和所持的立場并沒有動搖。1940年1月，在德國入侵波蘭后蘇聯與美英法等關系嚴重惡化和國共斗爭尖銳化的背景下，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再次強調，中國革命運動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在當今時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英雄好漢們"要么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么站在蘇聯領導的世界革命戰線方面，"二者必居其一，其他道路是沒有的".此時提出這一論斷表明，一旦蘇聯與西方國家轉向對立，中共領導人作出的選擇必定是站在蘇聯一邊，并在國內斗爭中采取比較激進的革命政策。

1941年末蘇聯與美英結成反法西斯同盟，使中共領導人修正了關于國際上革命與反革命"兩大勢力"不可調和的觀點。他們認為美英蘇結盟導致了一種"世界新秩序"，在"世界新秩序"中，重大的國際問題必須以美英蘇"為首的協議來解決"，各國內部的問題也"必須按照民主原則來解決".在美英蘇合作的大格局影響下，國民黨不敢大舉反共，中共也不宜進行激進的社會革命，"整個國際局勢戰后一時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統一戰線的民主共和國局面，中國更必須經過民主共和國才能進入社會主義"自1942年夏季到抗戰結束，中共中央的內外政策曾幾經變化，但不論其調整幅度有多大，從未超出過這個基本框架。

戰后初期，中共領導人已經注意到美蘇兩國之間的分歧越來越明顯，不過并不認為它們合作或相互妥協的局面會很快結束。決定親赴重慶談判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信全世界"都進入了和平建設的階段"，"蘇、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贊成中國打內戰"，"美國不公開幫助，決定蘇聯也不能公開幫助我們".在這種條件下，中國共能走法國式的道路，建立"資產階級領導而有無產階級參加的政府".盡管重慶談判的實際成果相當有限，回到延安后仍然重申，美蘇在"許多國際事務上，還是會妥協的"，中國局勢再有半年的動蕩，"和平建設階段"終將到來。重慶談判結束后不久，國共在華北爆發了軍事沖突，中共在得到蘇聯支持的情況下開始實施爭取東北的戰略。不過這并不意味著中共領導人對美蘇關系的認識及其革命戰略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共中央當時的方針是在向和平時期過渡的半年中，爭取奠定華北和東北自治的基礎。隨著蘇聯調整在東北的政策、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對華政策聲明和國共談判出現轉機，中共中央即宣布"中國和平民主新階段即將從此開始".國共達成政協協議后，發表談話說，實現和平民主的最初推動力來自國際上美蘇妥協的大趨勢。事實表明，中共中央曾經是準備執行已經達成的協議的。全面內戰爆發和國際上美蘇冷戰的發生，促使中共領導人開始修改1942年夏季以來的基本看法，"中間地帶"思想的提出便是重要的標志。"中間地帶"思想無疑具有豐富的內涵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的一個重要觀點即是美蘇之間的爭斗并不能決定性地影響中國的局勢。不過"中間地帶"思想是當時中共領導人的認識處于過渡狀態的產物，而且這一過渡階段是相當短暫的。1947年9月，歐洲幾國共產黨情報局成立并發表宣言稱，世界已經形成以蘇聯為首的民主反帝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雖然報告中并沒有提及中國革命的重要意義，中共中央仍然毫不猶豫地表示接受"兩大陣營"理論，并宣布站在蘇聯陣營一邊。大約是從1948年春季開始，中共領導人表明了加強與蘇聯關系的迫切愿望，同時在黨內加緊進行政治和思想準備。

蘇聯與南斯拉夫的關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即表示堅決支持蘇聯的政策，盡管本人曾經在黨內表示過對鐵托的佩服和贊賞。四個月后，劉少奇在文章中干脆提出，在當今的時代"中立"是不可能的，是否聯合蘇聯是"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是一個民族"走向進步或走向倒退的界限".中共領導人的上述表態既是出于密切與蘇聯關系的戰略考慮，也是認同"兩大陣營"理論的必然結果。

歷史的進程表明，當中共領導人開始考慮為新中國制定對外政策時，他們對世界政治形勢及其發展方向，已經有了相當深入和固定的認識，即美蘇"兩大集團的沖突，是根本的沖突，兩大集團的斗爭，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邊倒"方針的形成的確反映了中共領導人對當時世界政治力量的分野和發展趨勢的總看法。一如前述，這種看法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是他們根據革命理論和長期領導革命運動的經驗觀察世界的結果，冷戰初期的國際環境只不過使之強化而已。另一方面"一邊倒"方針的形成也說明，中國領導人在考慮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是以認識中國革命運動與世界的關系為出發點的。正如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明確指出的，中國革命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兩件事"，其中之一便是聯合蘇聯陣營和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一邊倒"的另一層含義正如有學者曾經指出的，它是被"作為一項總攬全局的大政方針"提出來的。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提出"一邊倒"同與張治中談話時的針對性有所不同，他要回答的是比外交戰略更廣泛的問題，即主要是要闡明新中國的發展道路。合乎邏輯的推論是，在這時的思考中，新中國的外交戰略同新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新中國外交戰略的確立是同中共領導人決心建立人民民主政權和走社會主義道路互為因果的。

近年來國內學者已經開始探討中共領導人在爭取與蘇聯結盟的過程中，是如何不斷地調整其國內的大政方針的。新公面的檔案也表明，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莫斯科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都將相當多的精力用于與蘇聯方面協調中國國內的方針政策上。特別是劉少奇，在訪蘇期間將主要精力用于與蘇聯協調中國的國內政策和學習蘇聯建國和經濟建設的經驗。他回國時不僅帶回了一批蘇聯專家，而且帶回了完整的蘇聯政權與經濟建設的模式。

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中共與蘇聯在中共的國內政策上不能協調，要蘇聯接受新中國成為其盟友是相當困難的。進一步說，在世界上已經形成兩大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背景下，中共的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高度協調的最終結果是，新中國一誕生便跨入以蘇聯為中心的國際政策經濟體系。

指出這一點的重要性在于，只有認識"一邊倒"與新中國建國方略的關系，才能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政策調整的限度和難度。換句話說，如果沒有國內政策的重大調整，即使國際形勢發生變動，要改變新中國外交的格局也是非常困難的。

"一邊倒"包含著與蘇聯結盟和對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兩個方面，后一個方面同樣展示了處于形成期的新中國外交的革命性。中共中央在決定成為蘇聯"盟友"的同時，也確定了對西方國家的"不承認"原則，即在當前和建國后一個時期里，不急于解決與美英等國建交，以便徹底清除帝國主義勢力在中國的影響。中共黨史研究的權威部門出版的論著證明，中共中央原準備新中國成立后用五六年的時間來"打掃干凈屋子"，然后再考慮與美英等建交。中共中央的決定產生于兩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為了徹底結束百年來屈辱的外交，這也是中國革命的必然追求。中共領導人從開始考慮新中國外交之日起便提出，"總的觀念是百年壓迫現在站起來了……應有這樣的氣概".具體到與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用的話說："我們是打倒它，不是承認它".在中共領導人看來，惟其如此才能徹底擺脫以往屈辱外交的束縛，在世界上確立新中國的平等地位。

第二是防止美國干涉和破壞中國革命的進程。相比較而言這一個原因的影響更直接、更突出。一些論著已經指出，中共領導人在1948年11月間曾經考慮過與美英等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可能性，但很快便拋棄了幻想。導致事態如此發展的直接原因是中共中央于12月初接到一份秘密報告，該報告記錄一位美國記者聲稱，美國對華政策的核心就是如何在新中國政權中"造成一有效的反對派"，這也是美國承認新中國的條件。對此作出強烈的反應，粉碎美國的此類陰謀成為他此后一段時間里極為關注的問題。中共領導人反應如此強烈同他們的基本認識是分不開的，即美國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是革命的敵人和最危險的外部威脅。按照的觀點，"帝國主義國家對革命國家一定要干涉"是客觀規律，當革命戰爭從根本上威脅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時，它們就會"完全公開地"站在反革命一邊進行干涉。實際上中共中央一直在準備應付幾乎可以設想出來的美國各種形式的干涉，"從內部破壞"則被認為是美國當時采取的主要干涉形式，其目的是要分裂革命陣營或使革命"帶上溫和的色彩".如果說黃華與司徒雷登的接觸對中共領導人有什么影響的話，那就是使他們更加斷定美國人居心叵測。根據辛亥革命和大革命運動的經驗教訓，如果不粉碎美國的此類陰謀，中國革命將重蹈失敗的覆轍。

8月5日，美國政府發表《美中關系白皮書》，立即受到中共的嚴厲批判。連續發表的五篇評論文章表明，圍繞新中國發展道路展開的干涉與反干涉的矛盾，被中共領導人確定為新中國與美國對抗的主要內容。中共中央對中美對抗性質的定位，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采取與蘇聯結盟和迅速徹底地清除美國在華勢力與影響等等措施均表明，即使沒有朝鮮戰爭，中美關系的調整也是相當困難的，很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總而言之，"一邊倒"方針從本質上說是中國革命運動的產物，它一經形成即賦予新中國外交一種強烈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既決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格局，也在某些方面塑造了新中國的外交思想和行為。

二、三大決策與新中國外交的"內向性"

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是新中國成立第一年中的三大決策，其意義不僅僅在于對后來中國外交產生的長遠影響，這一點以往一些研究成果已經從不同角度闡述過，盡管并不是很有系統的。更重要的是這三大決策在其形成過程中，反映了新中國外交的內在品質和矛盾。

很長時間以來，中國學者的有關研究成果均強調新中國外交與以往中國外交在各個方面的截然不同之處。事實上新中國外交與以往的中國外交在深層次上是有連續性的，這種連續性主要表現為它的"內向性".這里所謂的"內向性"是指中國的對外政策總的說來是為達到國內政治目標而制定的，并受到國內政治的嚴重影響。它從19世紀中葉起便存在了，而且一直持續到20世紀。以往的研究已經證明，從抗日戰爭結束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國內政治斗爭的需要一直是中共中央在制定對外政策時考慮的主要因素之一，這種特點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新中國的對外政策。新中國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外交行動就是與蘇聯締結同盟條約。

在確定"一邊倒"的大方針后，新中國與蘇聯結盟便是順理成章的了。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和劉少奇訪問莫斯科的過程中，中共領導人和蘇聯領導人已經討論過如何處理舊的中蘇條約和簽訂新條約的可能性。中共領導人對舊中蘇條約的性質和具體條款予以否定是中國革命的題中應有之義，不過蘇聯領導人含糊不清的表態使他們難以確定，能否促使蘇聯同意簽訂一項新條約。與之相關的問題是，在中共方面主動要求的情況下，如果蘇聯同意簽訂新條約，它包括何種內容才能得到國內各方面的擁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劉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處理中蘇條約的三種辦法，即：1保持舊條約，新中國予以承認；2簽訂新條約以取代舊條約；3通過政府換文暫時維持現狀。他同時委婉但明確地告訴斯大林，中國國內在蘇軍駐扎旅順、外蒙古獨立和蘇聯拆遷東北廠礦設備等問題上存在不滿。由此可以推斷出中共領導人的要求和所面臨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后不久訪蘇時，有待解決的主要問題就是締結新條約了。12月26日，在第一次會見斯大林時便聲明："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定全國的局勢".他實際上指出了與蘇聯結盟的目的，即希望蘇聯提供安全保障、政治支持和經濟援助，簽署一項新的中蘇條約將使這些內容得到保障。斯大林最初明確地否定了重訂新條約的可能性。根據1950年1月2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直到當晚與莫洛找夫等會談時，蘇聯方面才表示同意簽訂新條約。

告訴他們，簽訂新條約將得到中國國內各方面的擁護，同時有利于處理舊中國與帝國主義訂立的條約。此后繼續說服蘇聯方面，應在新條約中反映兩國間"完全新型的關系".他強調"中國人民當中的某些人一直對現存的中蘇條約不滿".顯然以在國內面臨的困難作為促使蘇聯讓步的重要理由。從當時的情況看，沒有理由懷疑國內政治的需要并不真是關心的重要問題。

迄今為止尚不清楚，中共中央在訪蘇前是否以及如何討論有關簽約的問題。從的電報中透露的態度看，他對新條約的內容可能會在國內引起反響這一點，并非全無準備。所以要求，中共中央在出發前應在黨內和政府內進行解釋。根據劉少奇給的有關電報，派均不反對簽訂新條約，但在具體問題上并非沒有不同意見。同樣不清楚的是，赴莫斯科前，中共中央是如何討論新條約所涉及的問題的，以及他到莫斯科后是如何與協商的。不過在后來的締約談判中確實展現了相當頑強的立場，以至蘇聯代表時時"感到很驚訝"，甚至質問他中蘇"還算什么同盟者呢？"進一步研究（如果有條件的話）在北京的中共領導人的討論情況和國內各有關方面的態度是有重要價值的，因為這樣可以澄清國內政治形勢在多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共中央的有關決策?；貒笠辉購娬{，中蘇條約是"愛國主義的條約"，它符合中國經濟建設和國家安全的需要。

3月中蘇簽署石油股份公司和有色金屬股份公司協定在國內引起的風波，間接地證明了他做上述聲明的必要性。從劉少奇起草的文件中可以看出，該兩項協定公布后曾遭到學生的質疑和強烈批評。需要說明的是，以上的分析并不是要否定簽訂中蘇條約的積極意義，只是要說明新中國諸多的內在需要和國內政治形勢始終是支配中國領導人作出有關決策的主要因素。

新中國一誕生，其外交即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外張力".這里所謂的"外張力"是指對中國境外的革命運動的關注和支持，它部分地來自中國革命運動的內在沖動，即渴望中國革命的勝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國的周邊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既然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應該也必然會引起國際政治格局的重大變動。另一方面，新中國對外關系的發展和周邊形勢的變化，也是導致"外張力"產生和加強的重要因素。

新中國外交中存在"外張力"并不難理解，重要的是它并沒有對新中國的外交產生壓倒性的影響，其原因即在于新中國外交中存在著"內向性".

與蘇聯談判簽約同時，中國領導人作出了援越抗法的決策。不論從新中國外交戰略的指導思想還是從對后來中國外交的影響看，援越抗法都是一次重大的戰略決策。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闡述了援越抗法的主要目的。他說中國革命勝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亞洲各被壓迫民族中的共產黨和人民爭取他們的解放，乃是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不可推辭的國際責任，也是在國際范圍內鞏固中國革命勝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正是在這種觀念指導下，新中國一成立便開始向胡志明領導的越南共產黨提供支持和援助，而且在作出這一決定時，中國領導人對越南革命的重視遠遠超過了對北朝鮮的關注。

在陳庚部隊向云南進軍時，中共中央已經主動考慮向越共軍隊提供援助。1949年12月24日，根據越共中央的請求，中共中央作出向越共提供軍事援助的決定。此后雙方關系迅速發展。1950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派遣軍事顧問參與越南境內作戰。到1954年日內瓦會議召開，中國幫助越共軍隊相繼取得了邊界戰役、中游戰役、東北戰役、寧平戰役、西北戰役和奠邊府戰役等重大的軍事勝利。這期間中國向越共提供了所需的幾乎全部軍用物資，參戰的越軍主力部隊大部分在中國受過訓練，中國的軍事顧問在歷次戰役的指揮中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新中國對越共的另一項支持是率先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12月24日，在接到越共中央關于建交的請求后，中共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應接受越共中央的請求，理由是在法國沒有承認新中國之前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利多害少".在當天的回電中，只同意先派羅貴波前往越南了解情況。1950年1月17日，在接到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正式要求后，即電告劉少奇"應立即答復同意"，并指示外交部幫助越南方面向蘇聯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轉達其建交聲明。繼中國之后，蘇聯與東歐國家及北朝鮮也相繼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中國領導人的決定既與中蘇談判的進展有關，也是"不承認"原則的結果，即中國當時并不急于與法國建交。實際上中國與越南民主共和國建交確實影響了法國的態度，是它當時沒有像英國那樣尋求與新中國建立關系的重要原因。中國援越抗法的一個成功之處是，它既沒有將中國拖入境外戰爭，也沒有影響中國國內的議程，因此有關的政策從未在中國決策層引起任何爭論。何況劉少奇當時也解釋過援越抗法與中國安全利益的關系，即如不幫助越共，敵人待在那里，中國的"困難就會更大，麻煩也就更大".與援越抗法相比較，抗美援朝的決策要復雜的多，它更突出地涉及到新中國外交的深層次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便開始向北朝鮮提供幫助。1950年1月批準第四野戰軍中的朝鮮籍戰士攜帶武器回國。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對北朝鮮的援助不斷增加，包括提供軍用物資、允許蘇聯援朝物資免稅通過中國境內運往朝鮮，以及派遣人員赴朝鮮了解戰場情況和加強與北朝鮮的聯絡等。為了應付可能出現的復雜局面，從7月中旬起，中國開始大規模組建東北邊防軍。隨著朝鮮戰局的變化，中國領導人在8月上旬即開始考慮參戰問題。據薄一波回憶，在8月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中國參戰的設想。也認為，要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必須加上中國的因素，"我們不能不有此遠大的設想".在8月26日召開的東北邊防軍準備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揭示了中國領導人對朝鮮戰爭的基本認識，即由于美國的軍事介入，朝鮮戰爭"已經成為目前世界斗爭的焦點"，它既是"兄弟國家的問題"，也會影響中國東北地區。他提出的另一個重要判斷是，朝鮮戰爭還不會擴大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但美國如得手就有可能在亞洲產生"多米諾骨牌"式的后果。所以中國要有參戰的準備，參戰的目標則是幫助北朝鮮打贏統一戰爭，包括"最后將美軍各個殲滅".可能是為了說服部隊接受暫時擱置解放臺灣計劃的決定，他指出北朝鮮如取得勝利，將有利于解決臺灣問題。美軍在仁川登陸后朝鮮戰局急轉直下。

10月1日，中國領導人幾乎同時接到金日成關于中國出兵的請求和斯大林類似的建議，這時他們面臨的軍事形勢比8月設想的最糟的情況還要不利，參戰可能帶來的嚴重后果是顯而易見的。不過還是立刻作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0月2日起草的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突出強調了美軍占領全朝鮮將給朝鮮革命造成的損失和對"整個東方"的影響，卻沒有提到中國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脅，而這一點恰恰是后來中國領導人為向國內證明出兵合理性時所反復強調的。的決定很快遭到他的同事的反對。在參與決策的人中到底有多少人對出兵持反對意見，目前仍不清楚，但他們確實促使改變主意這一點應可證明其為數不少。根據蘇聯駐華大使羅申10月3日給斯大林的報告稱，請他轉告斯大林，"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于出兵朝鮮"必須謹慎行事"，因為一旦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那末我們整個的和平建設計劃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的人將會對我們不滿（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尚未醫治，人民需要和平）".中國出版的有關資料和研究成果證明，對中國決策層中反對意見的解釋是真實可信的。

中國決策層的分歧反映在兩個層次上。首先是決策層中一部分人不贊成出兵，其理由非常明顯，就是要優先考慮國內的需要。其次，即使是充滿革命激情因而力主出兵朝鮮的本人，在內心深處也存在嚴重的憂慮，擔心如果軍事失利可能會給中國帶來政治、經濟和安全等方面的嚴重后果。

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的壓力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可能是10月5日發出的給的電報中，斯大林闡述了朝鮮戰爭與中國的利害關系。他聲稱美國還沒有做好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而且即使美國真的將戰爭擴大到中國也不要緊，因為那時蘇聯就會與中國并肩作戰。他還特別指出，如果中國出兵，就會迫使美國讓步，"并被迫放棄臺灣"，反之中國"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斯大林在臺灣問題上有可能不予合作的暗示肯定會給中國領導人留下印象。斯大林在10月11日會見和時，發出了更嚴重的警告。他強調美國占領北朝鮮將對中國的安全構成長期威脅并影響東北的經濟，而且如果北朝鮮陷落，北朝鮮的干部和軍隊有生力量將遷往中國東北。一旦出現這種情況，中國將被動地陷入與美國長期的軍事沖突，而且東北會長期面臨戰爭威脅。目前公布的資料間接地證明，在北京的中國領導人在10月13日以前已經獲悉斯大林的觀點。10月13日給的電報表明，他已經將中國的安全作為出兵的首要考慮。在電報中說，"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則對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對東北更不利，整個東北邊防軍將被吸住，南滿電力將被控制".在同一份電報中，他指示爭取用租借方式得到蘇聯軍援，以保證中國的財政預算用于經濟文化建設和一般軍費，如此中國才可以放心進行長期戰爭，"并能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同一天，會見蘇聯駐華大使羅申，提出中國無法用現金購買蘇聯裝備，故希望采用代款方式，這樣既可以不動用中國1951年的預算，"也容易向派講清這一點".當終于下決心出兵朝鮮時，他關注的重心已經從履行國際主義義務轉向維護中國的安全利益，其中也包括為了未來的考慮而維護中蘇同盟。與此同時，他也在盡可能地減少參戰對中國恢復經濟的沖擊，并將其作為減少國內阻力的條件。可以設想，最終說服他的同事支持出兵朝鮮的決策，主要是因為他證明了那樣做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而且他采取的措施可以相當程度地減少參戰對中國恢復經濟的影響。中共中央也正是以同樣理由說服派的。由此可見，中國出兵朝鮮并沒有根本改變新中國外交中的"內向性"，只是在"內向"與"外張"之間達到了一種平衡，而且是向"內向"傾斜的平衡。

從與蘇聯結盟到出兵朝鮮的決策較突出地證明了"內向性"所包含的特征之一，即外交決策的形成與執行取決于國家內部的整合情況。所謂內部整合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涉及執政黨內部的團結、建立有效的決策和執行機制，以及能否凝聚更多的政治支持。其二涉及對重要的決策達成共識的程度。"內向性"的影響力恰恰表現在每當一項政策更多地表現出"內向"時，不論在高層還是在民眾中，都更容易達成共識。

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歷史含義

以往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描述其提出的過程和論證其內容的合理性，本節擬通過探討新中國外交的過渡性，揭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的歷史含義。

從戰爭后期為新中國制定外交政策到新中國誕生后三大決策的歷史進程中，包含著一個以往研究未給予重視的重要方面，即新中國外交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過渡性。在新中國外交形成的過程中，作為外交決策的主體中國共產黨，有一個從革命政黨到執政黨的轉變；、等中共領袖也有一個從革命運動的領導人到國家領導人的角色轉變。這兩個轉變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不言而喻的是，從革命運動的角度考慮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和從國家的角度考慮這一問題存在著重大的區別，它起碼包括通過外交解決的主要問題和處理對外關系所遵循的主要原則等兩個方面的不同。

這里有必要說明，新中國外交與中國革命運動的對外關系存在密切的聯系，不僅是因為它的指導思想形成于革命時期，而且還在于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逐漸實現的。中共長期以來就是一個有自己控制的地域、自己的政權和軍隊的非執政的政黨，黨的領導人有時是從政權領導人的角度考慮和處理有關問題的，并從中積累了獨特的經驗，當時的一些文獻突出地反映了他們認識和處理對外關系的這一特點。指出這一特點有助于理解新中國外交的過渡性本身所具有的復雜內涵，因為在革命時期，中共領導人曾經以共產黨領袖的身份，同蘇聯和共產國際代表共同工作；以非執政黨和根據地政權代表的身份，與美國的總統特使和軍事人員談判，與西方國家的政府官員接觸；以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的身份與亞洲革命組織的代表交往，等等。

如前所述，1949年1月至3月，中共中央所確定的基本上是未來新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發展方向和基本格局，幾乎未論及新中國成立后與世界上不同類型和性質的國家的關系準則。

1月政治局會議以后不久的有關外交工作的相當詳盡的指示，涉及的主要是如何處理革命勝利階段面臨的與外交有關的各種具體問題，并不包括新中國成立后如何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

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公布新中國的建交原則是在解放軍渡江后不久。4月30日，以解放軍發言人的名義宣布了與外國建交的兩項原則，即新中國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外國建立外交關系，并且外國"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目前尚不清楚起草和發表這一聲明的具體過程，不過從發表的時機看，它有可能是對這一時期美國方面試探與中共建立聯系的一種回應和為進一步排除外國軍事干涉而采取的策略，即主要還是為取得革命的勝利而提出的。當然不能因此便低估這項聲明的意義，因為在9月29日政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中，有關外交政策的第七章重申了上述兩項原則。從建交兩原則提出的背景看，它們同"一邊倒"的大方針當時在實踐上并沒有表現出矛盾之處，因為中國領導人首先要解決的是確定新中國外交的戰略和基本格局。從這個意義上說，建交兩原則的確立同"一邊倒"基本上是并行不悖的。

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后3個月里，同11個國家建交，它們均為蘇聯陣營的國家。8個月后建交國達到17個，此后直到1955年亞非會議召開，僅增加了5個，達到22個，其中包括5個北歐、中歐國家和5個亞洲國家。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朝鮮戰爭的沖擊，美國推行遏制政策的影響，以及中國自己"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方針的限制等等。在當時的條件下，如果新中國不對最初的外交政策有所調整，要擴展建國第一年取得的成果肯定是有困難的，而要調整外交政策，首先就需要超越兩大陣營理論的局限，并且需要深化對國家關系的認識。

中共領導人一直是用革命者的眼光看世界的，而對蘇聯兩大陣營理論的認同更嚴重地框定了他們對國際政治形勢的基本認識。這里重復這一觀點意在說明，他們當時在給國家分類時，其標準實際上是很具革命性的。在他們的眼中，除蘇聯陣營的國家外，其他不是帝國主義國家，就是被帝國主義或反革命勢力所掌握的國家。劉少奇在訪蘇期間曾就東亞地區的革命策略問題向斯大林提出報告，認為在東亞如越南、馬來西亞、緬甸、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印度等國，"城市是反革命力量的中心".其含義無須解釋，重要的是這并不僅僅是劉少奇一個人的觀念。根據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闡述的觀點，這類國家顯然不在新中國首先需要建立密切關系的國家之列，中共領導人更關心的是同那里的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關系。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領導人已經具有了國家領導人的身份，但角色的變化并不意味著觀念和思考有關問題的角度也立即隨之轉變。在11月召開的亞澳工會會議上，劉少奇明確地將許多國家定義為"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并暢談亞洲國家的革命形勢和武裝斗爭的發展。他還宣布中國革命的勝利對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戰爭"既是鼓舞更是榜樣，而且新中國還要承擔援助那些國家革命的"繁重的責任".問題是新中國既然公開宣布，以支援許多國家的革命運動、特別是支援武裝斗爭為己任，它同那些國家的政府便難以發展正常的關系。

后來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決策盡管都包含著維護新中國安全的目的，但一些亞洲國家更傾向于將它們主要同新中國援助革命運動的立場和政策聯系在一起，從而成為對新中國產生恐懼感的一個原因。顯然，革命勝利階段制定的外交原則及其反映的世界觀、革命運動與生俱來的巨大慣性等，已經成為制約新中國外交發展的主要內在因素。

1951年初朝鮮戰爭局部化的趨勢出現后，中國領導人在2月間便認為，經濟建設現已成為中國的"中心任務"，并提出經過22個月準備，然后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決定著手編制第一個五年計劃。后來的情況表明，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國內的經濟建設，朝鮮戰爭成為其工作日程中的一個部分，而且肯定已經不是主要部分了。

1952年秋，中國領導人根據國內形勢的發展，認為過渡階段已經結束，1953年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全國轉入大規模經濟建設。在國內形勢的推動下，外交政策的調整已經勢在必行。

新中國在安全方面當時面臨兩個主要問題。其一是朝鮮戰爭，它不僅威脅著新中國的安全，使新中國必須隨時提防美國擴大戰爭，而且嚴重地消耗了中國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

中共中央原準備1950年大規模削減軍費，但朝鮮戰爭使這一目標根本無法實現。根據1952年9月向斯大林透露的數字，1950年軍費占了國家預算的44%，比原計劃超出14個百分點。根據在第109次政務會議上的報告，1951年財政支出的50%以上用于軍事，用于朝鮮戰爭的費用占總支出的30%以上。對于如此沉重的負擔，中國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時不能不給予嚴重的關注。1952年8月，由主持起草的《中國經濟狀況和五年建設任務》作出的基本判斷是，"如果朝鮮戰爭像現在這樣繼續下去，我們仍然需要并可能開始五年建設".由此可以看出朝鮮戰爭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影響和壓力，盡早結束這場戰爭當然是最佳選擇。1953年7月朝鮮停戰協議的簽訂對中國領導人是重要的鼓舞，他們相信"目前形勢對我國十分有利"，應"加緊國家建設".其二是周邊安全環境惡化。美國在亞洲的擴張和遏制中國是出現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在朝鮮戰爭期間，美國開始建立針對新中國的軍事包圍圈，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增加駐軍和建立軍事同盟等，這對新中國構成了長期威脅。另一方面，新中國一成立便直接和間接地介入兩場境外戰爭，不論其原因是什么，后果都是加大了對國家安全的壓力?？梢哉f朝鮮停戰后，改善周邊環境已經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最迫切的任務。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從1952年開始醞釀，到1954年間基本形成了新的被稱之為"和平統一戰線政策"的對外政策。這項政策的主要內容就是以爭取和平為目標，盡可能地聯合一切希望保持和平的國家。作為這項政策的兩個重要目標——"擴大和平中立趨勢"和"推廣和平中立地帶"，首先落實到中國的周邊地區。確切地說，新的對外政策在實踐中首先表現為爭取在中國周邊地區形成安全緩沖地帶。

"和平統一戰線政策"給新中國外交帶來的變化是顯而易見的，1953年夏決定簽署朝鮮停戰協定、1954年在日內瓦會議上堅持通過和平談判結束印度支那戰爭、日內瓦會議結束后大力開展對亞洲國家的睦鄰外交等等，都同這項新政策的形成和實施有直接的聯系。目前公布的歷史文獻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清晰地揭示這項政策是如何形成的，不過在它形成過程中反映出來的中國領導人的思想變化確實是明顯的，而且也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新的對外政策的出發點是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其特點是通過在周邊地區建立"集體和平"秩序和擴大"和平地區"，爭取在中國與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形成安全緩沖地帶。實施這項政策需要與周邊國家形成睦鄰友好關系，那么重新評價這些國家的特性和作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從有關論述中可以看出，自1952年始，中國領導人一直在試圖調整對兩大陣營理論的認識，提出新中國的外交應該以對戰爭與和平的態度來劃分敵友。他們雖然堅持認為世界政治是由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塊組成的，但不是"鐵板兩塊"，資本主義陣營中有三類國家，其中除了以美國為首的主戰派以外，其他差不多都反對戰爭并因此被列為團結的對象，尤其是以印度為代表的亞洲國家，與中國"更接近一些，統一戰線更強一些".

1954年重新提出一度被放棄的"中間地帶"思想，是上述認識合乎邏輯的發展。

其次，與上述轉變相聯系的是對國家外交的認識的深化。從目前已經公開的資料看，在1952年4月30日的談話中第一次明確了外交"是以國家和國家的關系為對象的".這一論述在當時具有標志性的意義，它表明新中國外交與中國革命運動對外關系這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終于被認清并揭示出來了。

在新中國成立以前，中共與除北朝鮮外的其他亞洲國家基本上沒有來往，不論是官方的還是非官方的，中共的非執政黨地位和緊張的戰爭環境使中共中央無暇考慮對亞洲國家的政策，是導致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領導人繼續從革命的角度考慮與亞洲國家關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新中國成立后，亞洲國家中首先與中國建交的是北朝鮮和越南民主共和國，隨后是印度和緬甸。由于它們代表了兩種不同性質和類型的國家，中國領導人從交往中得到的經驗是不同的?？梢钥隙ǖ氖?，中國領導人是從與印度等國的交往中和從這類國家在重大國際事務中的立場、態度中，逐步獲取經驗并確定了新中國處理國家關系的基本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中國與印度的協議中首先提出，絕非偶然，它揭示了中國領導人認識國家關系問題的內在邏輯。如果說在1952年的闡述主要是對此前經驗的認識和總結的話，那么，開始實施新的對外政策以后，其針對性就相當清楚了，即新中國外交這時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是與"中間地帶"國家的關系，而且首先是與周國亞洲國家的關系。由于以往處理的主要還是與蘇聯陣營中"兄弟黨"領導的"兄弟國家"的關系，這種關系遵循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與處理革命運動對外關系的原則是一脈相承的，但是在處理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中，這種原則顯然不具有普遍的適用性。而且即使在處理"兄弟國家"間的關系方面，它也是有問題的。正是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特殊背景和需要導致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誕生。

1954年4月召開的日內瓦會議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關鍵性實踐。從新中國外交發展的角度看，有兩方面的內容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日內瓦會議是新中國領導人第一次以國家代表的身份參加多邊國際會議，會議期間與之打交道的幾乎包括了當時世界上各種類型國家的代表人物。會議通過有關印度支那停戰的協議這一事實在新中國領導人看來足以證明，作為使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實踐性的"求同存異"原則是行得通的。

第二，當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出現在國際多邊外交舞臺上時，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已經也必須被置于有關政策的中心位置。正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不僅堅決反對美國的干涉政策和法國維護殖民統治利益的企圖，而且也不贊成蘇聯的僵硬態度，并說服越南放棄了關于印度支那三國是"統一的整體"、不從老撾和柬埔寨撤軍等主張和在臨時分界線問題上不切合實際的要求。的努力明顯地展現出新中國從朝鮮戰爭中吸取的經驗教訓，當它為了國家的經濟建設而力爭在周邊保持和平環境時，既反對和防止敵對的大國在接近中國的國家和地區部署軍事力量，也絕不再被盟國拖入與美國的戰爭。

在日內瓦會議上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中國領導人，促使他們在7月7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結束了"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的方針，打開大門走向世界。在"必須走出去"方針的指導下，新中國首先開始全力在亞洲推行睦鄰友好外交，相繼提出解決與臨接國家的邊界問題的政策、處理與亞洲國家在華僑雙重國籍問題上的政策和不干預亞洲非社會主義國家內部事務的政策，等等。

歷史的發展表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可以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界碑，它是從革命運動外交向國家外交過渡的一次關鍵性轉變，標志著新中國外交的最終形成。

在結束本文時有必要說明，本文的三個部分是循著歷史發展的脈絡，分別探討新中國外交的革命性、內向性和過渡性，但是這絕不意味著這三個特性分別存在于本文涉及的三個不同階段，實際上它們基本是同時存在，本文采取的方式不過是為了論述起來更方便一些。進一步說，"新中國外交"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上占據著重要而又相當獨特的地位，它所具有的那些基本特征在此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中存在了相當長一個時期。正因為如此，本文的研究也只能是初步嘗試，希望能引起對有關問題的更深入廣泛的爭論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