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兩黨的民族主義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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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共兩黨具有民族主義的共性

自從1922年秋中共當時的主要負責人陳獨秀、等經張繼等人介紹加入國民黨，一直到1949年國民黨退踞臺灣，國共兩黨始終分分合合，打打談談。如果計算兩黨分合的時間段，我們會發覺，雙方談判或合作的時間，甚至比雙方戰爭的時間還要長。[1]當然，除了二十年代初的一段時間以外，兩黨間縱使有過合作，相互也甚少互信，不乏大敵當前兄弟鬩墻之舉。但意識形態上的差異與對立，并沒有妨礙它們在一定條件和一定基礎上，長期保持和平的甚至是合作的關系，這表明，兩黨間仍舊存在著某種共性的東西。

國共兩黨在歷史上究竟相互間存在著哪些帶有共性的東西，當然不是今天這一短時間所能討論清楚的問題。比如雙方對民權自由的理解，對民生平等的贊同，特別是把1948－1950年間國民黨內部大批黨員干部自我批判及其檢討的文字，與共產黨各種言論和政策加以對照，我們不難發現其中確有許多可以相通之處。[2]但我們在這里特別要提到的，還是雙方所共有的民族主義特質。

長期以來，國民黨斷言共產黨是蘇俄侵略中國的工具，共產黨批評國民黨是帝國主義的傀儡，雙方都堅持認為，只有自己是真愛國。事實上，當年孫中山也好，也好；陳獨秀也好，也好，他們成立或參加國民黨（包括興中會、同盟會及中華革命黨）或共產黨，多半都不是基于均貧富的沖動，其最初的動機反而大都是不滿于國家和民族遭受列強壓迫欺凌的現狀，必欲實現民族的獨立和復興。二十年代國共兩黨能夠實現黨內合作，一個重要的條件也是雙方在「打倒列強」，即實現民族革命和解放這一關鍵性的政治目標上有著幾乎一致的看法。三四十年代國共兩黨再度建立統一戰線，還是因為雙方都把正在侵略中國的日本帝國主義視為自己的頭號敵人。同樣的情況，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盡管明明力所不及，它上來首先著手進行的一件事，就是推行所謂「革命外交」，力圖通過談判盡快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種種不平等條約，實現民族的獨立。而共產黨建立政權后，也照樣首先把反對帝國主義的方針列入到自己的議事日程當中。并且由于他們這時的實力遠超過當年的南京政府，因而態度上更徹底更激烈。它不僅公開宣布廢除一切舊有條約，堅持暫不與歐美列強建立外交關系，而且還直接了當地要求蘇聯歸還外蒙和放棄其1945年通過條約形式在中國東北取得的一切特殊權益，如此等等。[3]

很明顯，盡管國共兩黨各自追求的理想有所不同，依據的理念區別甚多，借助的社會力量差別很大，所走的道路以及采取的革命手段也大相徑庭，盡管它們都強烈地懷疑對手的民族性，曾經使用過許多極端的語言來抹黑對方，但也好，也好，他們中誰也沒有，事實上也不可能像對方所斥責的那樣，心甘情愿地成為列強的附庸?？匆豢垂P下對美國干預自己內部事務的強烈不滿，注意一下對俄國不惜破裂關系的強硬態度，可以說，國共兩黨，包括它們的最高領導人，在爭取民族獨立和民族平等這一點上，基本的訴求其實并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差別。雙方之所以堅持指責對方，除了由于意識形態差異所導致的分析模式和政治立場的影響以外，藉用蔣永敬教授之言，多半也是操之在誰的問題?！覆僦谖摇?，一切都對；操之在人，則一切皆非。[4]熟悉當今政治角力和政治話語者，對此當不會感到太過陌生。

二、民族主義優先，還是意識形態優先？

談到歷史上國共兩黨在民族主義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共性特點，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和作用的問題。在此必須回答：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它們通常是把意識形態的考慮放在首位呢，還是會把民族利益的考量放在首位？或者它們在什么情況下會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什么情況下會把意識形態放在首位？這是因為，我們無論如何不能簡單地得出結論說，民族主義肯定可以成為連結國共兩黨的紐帶。畢竟，國共雙方之所以始終缺少互信的基礎，意識形態的區別乃至對立有很大的關系。所謂「操之在我」，政治上就是以我劃線。而以我劃線的背后，意識形態的作用至為關鍵。

我們這里所說的意識形態，指的是受到某種特定觀念左右的習慣性的思維方式，以及由此而產生的相應的政策模式和政治目標。不難想象的是，當人們的思維方式固定化以后，他們通常很難不站在某種特定的立場，透過某種特殊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對手的思想與行為?？谷諔馉幤陂g的國共兩黨關系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時，國共兩黨基于抗日的共同愿望而妥協與合作，但它們卻經常懷疑對手抗日的真誠性，國民黨說共產黨「游而不擊」，共產黨說國民黨「消極抗日」。結果是你疑我，我疑你，進而你防我，我防你，磨擦沖突愈演愈烈。導致它們無法信任對方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它們都堅持認為只有自己才是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徹底的捍衛者。所以會得出這樣的結論，自然同他們各自所特有的觀念意識是分不開的。從國民黨的理念出發，共產黨本來就是國際性的組織，是受蘇俄指揮，以世界革命為目標的，共產黨人當然不愛國；而從共產黨的理論出發，國民黨不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內部的地主資產階級集團，它不是依賴于這個帝國主義，就是依賴于那個帝國主義，對帝國主義列強妥協投降則是理所當然。在這種認識的基礎上，國民黨極力防制、打擊甚至試圖根本取消共產黨；共產黨堅持壯大自己的力量，努力爭取取代國民黨，站在他們各自的立場上，都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既然觀念上把對方看成是自己革命的敵人，為什么雙方又能夠妥協甚至合作呢？換言之，如果雙方根本就不相信對方是民族主義者，它們又如何能感覺到自己需要與對方妥協或合作呢？其實，就歷史上的國共兩黨而言，它們在一些情況下確實不是簡單地因為認識到大家具有共同的民族主義立場而聯合在一起的。但不論它們各自如何看待對方，民族主義的共同目標和共同敵人仍然是雙方重要的妥協基礎。所謂「兄弟鬩墻外御其侮」，離開了兩黨的成員都是中國人這個基本的要件，它們很難會從內斗迅速轉向外戰。當然，直接促使國共兩黨做出這種選擇的，還另有原因，這就是實力本身的局限性和來自外部的現實壓力。國民黨和共產黨之所以會選擇妥協，通常都是由于它們在整個中國的政治角力場中深切地感受到自身實力嚴重不足，甚至面臨危機，同時受到外部壓力，因而必須要基于某種現實政治利益的需要來區分主次敵人和制定靈活的策略。如果對自己的實力有十足的把握，相信對手已微不足道，沒有對不妥協、不合作可能帶來的政治后果的重大擔心，即使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同樣強烈，也未必會掉轉槍口，跳進同一條戰壕。[5]

在此，我們仍以兩度國共妥協的起因略作分析。

從1922年秋天中共領導人加入國民黨，或國民黨接納共產黨員，到1924年國民黨一大最終確定容納共產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政策，國共兩黨都有相當現實的利益考量。在共產黨方面，由于它的人數太少，需要借助國民黨走向群眾，實現掀動民族革命的計劃；在國民黨方面，由于它的組織長年渙散，又連續遭受失敗，也存在著利用共產青年來推進黨務，增添活力，使自己變成名符其實的群眾性的革命黨的某種現實需要。不僅如此，它們雙方的合作也還帶有滿足蘇聯和共產國際愿望的現實考量。因為它們都必須要得到莫斯科的援助。只有兩黨結合在一起，它們才能變得生機勃勃和充滿革命的氣息，進而贏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視。

同樣，1936年的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夠一舉撲滅燃燒了將近十年的國共內戰的戰火，也并非只是由于的一念之差。當時的國民黨、共產黨事實上都面臨危機。一方面，日本步步進逼，華北隨時可能重蹈東北覆轍，南京政府退無可退，戰爭迫在眉睫，從一年前，即華北事變發生之日起，就已經在秘密地尋求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的途徑了。另一方面，共產黨戰爭失利，軍事形勢惡劣，臨近華北前線，它也面臨日本入侵的直接威脅，因此也早就表明了愿意和解的意圖。雙方沒有能夠及早地從秘密接觸中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很大程度是因為在這一年里雙方的政策目標都還不是十分清晰，溝通上也頗多問題，更顧慮妥協后蘇聯的作用，共產黨則在很長時間里事實上只是以反蔣派作為統戰對象。隨著西安事變爆發，蔣清楚地看到十幾萬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存在著轉向紅軍的嚴重危險，同時他也看清了蘇聯的態度，得到了擁蔣抗日、愿受指揮的親口承諾，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脅和國內社會各界對「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強烈渴望，因此，權衡利害得失，這個時候下決心和共，共產黨這個時候轉而全面挺蔣，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結果。

分析國共兩度妥協與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長期對立的國共兩黨之間，意識形有時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雙方之所以能夠走到一起去，民族主義是基礎，實力不足是條件，外部的壓力和各自現實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動力。正是由于在中國政治的角力場上，雙方都不具備決勝的把握，甚至面臨嚴重的危機。民族主義的目標才不期然地成為它們現實政治利益需要與考量的重要內容，意識形態的目標則不得不被暫時束之高閣。

三、以四十年代國共美蘇關系變化為例

要深入了解歷史上國共兩黨基于現實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實上把民族主義置于優先地位的情況，四十年代國共美蘇關系的變化是一個很生動的例子。

眾所周知，抗戰期間國共關系漸趨緊張和惡化，是1939－1940年以后的事情。而美蘇開始介入中國內部事務，包括直接或間接地介入國共斗爭，也都是在四十年代這段時間。按照當年的概括，這一段時間的基本態勢是「國共反映美蘇」，即國共兩黨這時的一舉一動，都與美蘇對華政策及其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密切相連。照理說，國民黨的背后是美國，共產黨的背后則是蘇聯。而當年的國民黨和共產黨也確實都強烈地指責對方受到了列強的支持。共產黨嚴厲批判「美蔣反動派」，斷言國民黨之所以堅持戡亂內戰，是因為美國企圖控制中國，而不惜大量向國民黨提供軍援和經援；國民黨最著名的是在聯合國搞了一個「控蘇案」，又寫了一本〈蘇俄在中國〉，堅持國民黨不是敗于共產黨，而是敗于中共背后蘇聯的陰謀。但事實上，四十年代國民黨與美國的關系，和共產黨與蘇聯的關系，恰恰處于相當矛盾和吊詭的境地，與當年雙方的說法頗多差距。

就共產黨而言，從1940年秋天起，就開始與莫斯科之間發生磨擦。所有這些政治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義的利益沖突。只不過把自己等同國家，則是把中共的利益直接視同民族的利益。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毛兩度拒絕莫斯科出兵牽制日軍的要求，斷言如果中共被打坍，不僅不利于中國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蘇聯，這件事再典型不過地反映出中共與蘇聯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與莫斯科之間的這種分歧，于1941年秋到1942年春開始發動了全黨的整風運動，毫不留情地清除了黨內「國際派」的影響力，此舉更清楚地在展現出毛不受蘇聯控制的決心。史達林等人對毛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滿，也因此而強烈地表現出來，在他們1942年以后對美國人的許多談話當中，都可以看到對中共的批評。一個最典型的批評，就是指責中國共產黨人不過是些「人造黃油式的共產主義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領導的中共只是名義上的共產黨罷了。

令人稱奇的是，就在俄國人懷疑中共的共產黨性質的幾乎同時，與共產黨有著完全不同的價值觀的美國人卻在對延安發生好感。而他們發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證了俄國人的猜疑。1941年皖南事變后羅斯?？偨y特使居里訪華時，向轉達了美國最高當局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羅斯福說：在萬里之外的美國人看來，中國的共產黨其實不過是一些社會改革的推動者。與此同時，相當一批美國記者、外交官和派駐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人員在和共產黨人接觸，他們不斷地向國內發回各種贊美中共的報導和報告，也明顯地同情共產黨人。他們確信，延安比重慶更值得美國人重視，特別是從戰后美蘇關系變動的前景看，真正能夠有助于美國確保其在東亞地區利益的，可能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

就國民黨方面來說，這個時候的情況其實也相差不多。四十年代初期，美國雖然給了國民黨極大的援助，但的民族主義情緒依舊表現得相當強烈。發生在國美軍事合作熱絡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個十分典型的例子。蔣并沒有因為羅斯福及美國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軍經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攜，而容忍美國將軍凌駕于自己之上。同樣，美國政府也并不因為國民黨更接近于自己的意識形態，就站在國民黨一邊。雖然美國部分外交官和軍事人員對共產黨高度同情和贊賞的現象并沒有直接影響到美國官方的對華政策，并且在赫爾利做了美國駐華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變，但美國對國民黨的批評，事實上并沒有因為雙方意識形態較為接近，就有所削弱。甚至戰后美蘇冷戰格局形成，意識形態的對抗開始成為左右美蘇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國民黨也仍舊被排斥在美國戰略盟友的大門以外。從馬歇爾到艾奇遜，美國國務院的領導人寧愿在中國培植第三勢力，寧愿眼睜睜地看著共產黨一步步接近勝利，也不愿意下大力氣拯救國民黨。來自美國的援助，正是由于美國的這種態度而時斷時續，完全達不到國民黨方面的要求。對美國政府的反感與不滿，自然與日俱增。他之所以未能公開與美國人翻臉，僅僅是因為國民黨處境的日趨惡劣，使他不能不在公開場合忍氣吞聲，委曲求全罷了。

可以肯定的是，也好，也好，他們所有政策的出發點，都離不開自身的利益，特別是在處理同蘇美兩國的關系上，民族主義的情感明顯地占據支配的地位，意識形態的作用反在其次。這是因為，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他們在和美國人或蘇聯人打交道時，都無法用意識形態的一致性來掩蓋由于民族差異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樣，美國也好，蘇聯也好，它們所關心，根本上也是它們各自的利益。美國的外交官們當年之所以看中中共，一是美國軍方出于對日本本土作戰的需要，急于借助中共在沿海地區的根據地和軍隊，配合美軍登陸作戰；一是美國政府的決策部門高度關心戰后美國同蘇聯在遠東及太平洋地區可能出現的力量抗衡，他們相信，如果中共倒向蘇聯，以國共力量發展的趨勢，內戰勢不可免，結果不僅中國大陸可能會成為蘇聯的勢力范圍，就連整個東亞乃至東南亞都可能受到影響。而赫爾利后來之所以能夠扭轉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發展趨向，同樣是基于其現實利益的考量。因為首先美國麥克阿瑟將軍成功地實現了跳島作戰，美國軍方已經不需要借助中國大陸來進攻日本本島了。其次，歐洲戰爭即將結束，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已成定局，美國已經準備對蘇聯就兩國戰后在東亞地區的相互利益問題達成某種妥協，相反，美國更需要利用的支持來安排戰后世界的其他一些重大問題。戰后美國之所以對國民黨逐漸抱定了離棄的態度，其實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戰略重心放在歐洲，放在近東，結果它已經沒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國大陸，不管共產黨的背后有沒有蘇聯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對華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為考量，而不是以所謂道德、信義和意識形態的親疏為基礎。

戰后的莫斯科同美國一樣，它所關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形成的大國政治格局，導致了著名的雅爾達協定。這個協定成為美蘇制定各自對華政策的重要依據。所謂蘇聯一開始就蓄意違反雅爾達協定以及中蘇條約，秘密支持中共向國民黨挑戰的情況其實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俄國人戰后在遠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確保它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只要能夠保證它在東北的權益，它并不在意美國把中國大陸置于自己的勢力范圍之下。同它處理歐洲的問題一樣，對于其勢力范圍以內的國家和地區，它毫不退讓，強硬到底。對其勢力范圍以外的國家和地區，則拱手交出，毫不顧惜。正因為如此，對于東歐國家，它堅持要全面控制，沒有共產黨也要扶起一個共產黨來，不許美英干涉。而對共產黨勢力本來較強的希臘、法國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當溫和的態度，聽任英美等國為所欲為。正是基于這樣的原因，史達林在戰后給發的第一封電報，就是要到重慶去和談和平，希望也能同法國、意大利共產黨人一樣，交出武裝，到資產階級政府里面去當部長。因為他相信，中國不在它的勢力范圍之內，不應當制造麻煩，破壞美蘇之間已經達成的妥協。在史達林的這種態度里面，我們同樣看不出有多少意識形態的色彩。

重慶談判期間，蘇聯的上述態度確曾一度發生過變化。但這同樣是基于保護其在東北的特殊權益的考量。導致莫斯科產生這種嚴重擔心的，是1945年9月美軍在未與蘇方通氣的情況下，貿然派遣海軍陸戰隊大舉登陸華北，并公然協助國民黨軍隊強行打通陸路交通，開入東北。美軍登陸華北，對東北蘇軍造成極大刺激。為阻止國民黨把美國的勢力引入東北，蘇方一度不顧中蘇條約的相關規定，開始有意把共產黨的軍隊引入東北。但隨著下令撤退東北行營，同時考慮到自己與美國在歐洲和近東的種種糾紛，蘇聯很快又回到了中蘇條約的立場上來，把共產黨的軍隊統統趕出重要城市和工業區，并逼使他們遠離交通要道，重新開始與國民黨進行交涉，試圖通過經濟合作的談判，使國民黨同意不讓蘇聯以外的第三國染指東北。如果不是堅持拒絕蘇方的合作要求，很難想象蘇聯會違反中蘇條約放手支持共產黨在東北發展。正是由于國民黨太過明顯的親美態度，終于促使蘇聯在東北問題上開始制造麻煩，共產黨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軍裝備。

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經相信了。雙方在東北問題上的合作，與其說是意識形態一致性的產物，倒不如說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結果。一個很明顯的情況是，隨著1947年南斯拉夫共產黨領導人狄托與蘇聯鬧翻，蘇聯重又開始懷疑與狄托同樣強勢的，公開認為是「半個狄托」。此后，蘇聯在沒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見的情況下，令其駐華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積極活動，推動各國外交官在國共兩黨間斡旋和平；在反復提出要求訪問蘇聯的情況下，再三拖延甚至尋找各種藉口不讓成行；史達林相信中共中央內部有人會隨時向西方透露機密消息，他派在身邊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領導人中存在著親美派……，凡此種種，在在表現出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不信任。結果是，一方面美國政府不愿意幫助拯救國民黨的失敗，另一方面是蘇聯也不熱心推動共產黨的勝利。具體到這個時期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響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實在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簡要地講述這段歷史，只是要說明，意識形態其實并不能根本決定和對美蘇的親疏遠近。蔣不滿美國也好，后來仍不得不依靠美國也好；毛反感史達林也好，后來宣布向蘇聯「一邊倒」也好，最主要的還是在民族主義情感的基礎上權衡現實利益得失的結果。當然，反過來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和蘇聯也同樣不純然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或選擇盟友的，它們的實用主義特點同樣不亞于中國人。

四、幾點結論

由上面簡略的分析，我們應當可以得出如下幾點結論：

其一，不同的意識形態，是區別國共兩黨，并且是導致它們長期對立沖突的基本要件。但是，這種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沖突，通常是透過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權關系表現出來的。而意識形態從來不是構成一個政黨或政權的現實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換言之，不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當它們不得不基于現實政治利益的需要來考量和決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對外政策的時候，通常很難單純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慮問題。對于一個生長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黨或政權來說，與意識形態作為一面規定政黨或政權政治性質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幟相比較，它的民族主義基礎對于它的生存與發展，明顯地更為重要。

其二，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他們首先是民族主義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義者。換言之，也好，也好，他們民族主義的悲情意識，及其對外來干預和歧視的逆反心理，幾乎是半殖民地中國給他們打下的畢生的烙印。實際上，他們相信某種意識形態，首先是因為他們相信那是實現其民族主義等訴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義合法性的基礎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與自己意識形態的對手進行妥協，來達到爭取和保護民族利益的目的。雖然，就自身現實的政治利益著想，基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們對這類情況所做出的反應往往差別很大。但這種差別更多的往往只是一個操之在誰的問題。

其三，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都只能基于現實利益的需要來調整自己的政策目標。但對現實利益及其政策調整目標的評估，通常是和政黨或政權的實力評估成反比的。實力評估越強，對現實利益的擔心就越小，結果牽就政治現實作出妥協的需要也就越少；實力評估越差，對現實利益的擔心就越強，牽就政治現實作出妥協的需要也就越大。與此相聯系，實力評估越強，對意識形態的訴求就會越發升高，其爭取民族主義目標的手段也就容易趨于激烈；實力評估越弱，對意識形態的追求就越會趨于節制，其民族主義情感也相對地比較容易保持理性。當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場上的這種實力評估通常是以當政者的自我判斷為主的，特別是遇到外來的或內部的壓力過大時，這種判斷就更容易發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義這種情感，不僅飽受列強欺凌、積貧積弱的中國人有，戰后不可一世的美國人和從來高唱國際主義的蘇聯人同樣也有。在處理國與國關系的問題上，民族及國家的利益從來都是各國自己的問題。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與援助，強調意識形態的相同與接近，結果往往適得其反。畢竟，所謂外交實質上就是國家間的利益交換。而任何一種利益交換，又都必須基于等價的原則。因此，當美國或蘇聯感覺到自己的付出遠遠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時候，它們就會變得斤斤計較。而當它們發現自己可以從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設法免除這種無休止的麻煩與負擔的想法，就會導致其很快改變自身政策的現實目標。因此，國共兩黨雖然長期以來背后都有美蘇在起作用，但實際上最終還是要靠它們自己去解決問題。

參考文獻：

[1]兩黨談判或合作的時間大致分兩階段，即從1922年秋到1927年夏兩黨關系破裂，和從1936年底西安事變結束，兩黨重開談判，到1946年冬兩黨關系再度破裂，總共十五年左右。而雙方全面對抗和戰爭的時間則包括從1927年夏到1936年底西安事變結束，和從1947年初到1949年底國民黨退踞臺灣，總共十二年左右。

[2]如1948年8月舉行的有400多黨內中高級干部參加的黨務座談會，許多發言人都指出：國民黨失敗，敗在脫離工農貧苦大眾，只有上層，沒有下層，只注重爭取官僚、資本家和大地主，民生平等毫未實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多數人民不僅不得溫飽，而且還要受黨政軍的壓迫。他們因而主張實行黨員重新登記，將官僚、資本家和大地主統統驅逐出黨，使黨能夠代表被剝削被壓迫的廣大農工和進步知識分子，同時考慮在經濟制度上選擇社會主義方式，以便實行民生主義的革命。國民黨在臺灣的領導人一度積極推行所謂英國式的社會主義，即與此種教訓之總結有相當的關連。

[3]實際上，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中央政權建立伊始都不具備公開向列強挑戰的實力。南京政府的「革命外交」最終難以繼續，1949年底1950年初赴莫斯科談判之所以未能達到徹底取消蘇聯特殊地位的目標，都與他們當時的實力不足有關。但由此也從一個側面進一步刺激了國共兩黨領導人的民族主義情緒。

[4]「操之在我」，蔣永敬教授2000年6月15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對余敏玲文章評論中的用語。

[5]這里可以提到兩個很典型的例子。一個是1936年11月對于陳立夫與共產黨代表潘漢年談判時的指示，當時蔣剛剛取得了對紅軍在甘肅黃河沿岸作戰的勝利，把紅軍主力逼到了甘北一隅，因而提出的妥協條件一度十分苛刻，堅持紅軍只能保留三千人，其余統統遣散或由中央軍收編。另一個是在1948年底1949年初取得了遼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戰役的勝利，消滅了國民黨的大部分主力部隊之后，面對國民黨和談的要求所開出的條件，如1949年1月14日的八項條件和4月15日的〈和平協定草案〉，同樣如同一紙降書，毫無商量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