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交聘使節活動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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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南北朝時期外交使節的行進路線，隨著時局的變化而有所不同。北魏初，首都原在乎城，孝文帝后期遷都洛陽，其后分裂為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各自定都于鄴城與長安，隋都亦在長安。南朝都城均在建康，梁元帝時與后梁政權則定都于江陵。使節主要是往返于兩國都城，因此，隨著南北朝政局的變化，都城遷移，使節的路線也出現了數次的變動。大致而言，北魏與劉宋、南齊時期的通使是“平城—建康”往返的路線，北魏與蕭梁的通使是“洛陽—建康”，東魏、北齊與梁、陳的通使為“鄴城—建康”，北齊與北周是“鄴城—長安”，西魏、北周與陳則是“長安—建康”，隋與陳也是“長安—建康”往返的路線。此外，梁元帝時期、后梁政權與西魏（北周）的通使是“江陵—長安”，梁元帝與北齊的通使則是“江陵—鄴城”。不過，梁元帝時期、后梁政權與北朝政權之間，以及北齊與北周之間的通使，由于未見有使節行跡的直接史例，可供佐論的相關史料亦不多見，在此暫時擱置，不加臆論。

關于南、北朝使節往來的路線，目前尚未見有專文討論，惟逯耀東的《北魏與南朝對峙期間的外交關系》（注：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1年，第341-392頁。）、前田正名的《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注：前田正名著，李憑等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與嚴耕望的《唐代交通圖考（五）》（注：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五）河東河北區》，（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6年。）中略有涉及。逯文廣泛論述了北魏與南朝的外交關系，其中一節談到“邊荒”與使節的往來：“南北的戰場大多擺在淮泗之間，這個地區也正是南北使節往來交聘的主要道路，他們大多渡淮泗后，經鄴，然后經山陽、彭城、廣陵的大道北上，所以不論是從平城、洛陽、鄴南下，或者由建康北上，淮泗都是他們必渡的津口?！保ㄗⅲ哄忠珫|：《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第369頁。）逯文注意到南北使節來往的路線，但在大略指出淮泗是必經之地后，主要篇幅便著重在南北邊界——“甌脫（即邊荒地帶）”的論述，使節路線遂模糊于廣大的邊界中。且其所謂的“渡淮泗后，經鄴，然后經山陽、彭城、廣陵的大道北上”，城鎮的位序顛倒錯亂，從南到北應該是廣陵—山陽—（渡淮，轉泗水）—彭城—鄴。再者，從鄴到建康與從洛陽到建康的路線雖然都會經過淮、泗，但這兩條路線并不盡相同，逯文也未及辨明。前田正名與嚴耕望均注意到《水經注·滱水》中宋、齊使節經倒馬關進入平城的記載，此外，前田正名進一步推論南北使節走的是太行山東麓路線，嚴耕望則注意到了南北使節利用濟州碻磝津越渡黃河的情形。盡管如此，這些研究成果大致都是片段的，或只注意到單一路線，未能將當時南北交使的路線做較為完整的呈現，本文即企圖在這點上略盡綿力。

在研究方法上，由于相關史料的記載相當零碎，常為使節事跡敘述中偶爾出現的地名，某些地名則只見于詩歌的詩題中，內容相當簡略，增加不少研究上的困難。我們首先得將不同時期的資料區分開來，例如北魏平城時期與洛陽時期的路線即不相同；再則，對于較隱微的地名信息，例如只提到古人的墳墓，我們也得將墓地的所在查找出來。目前“鄴—建康”的路線因直接證據較多，大抵上是由點逐一連成線，具有較高的可信度?！捌匠恰S河岸”、“洛陽—建康”與“長安—建康”三線，因直接證據只有一兩條，本文僅能根據大致的方向，佐以當時人官私往返的資料，將整條路線擬構出來。

基于論述上的考量，本文先將南北朝的使節路線分成以下四段，即：一、平城到黃河岸；二、建康到黃河岸；三、建康到洛陽；四、建康到長安。其中，一、二兩條路線以黃河為斷，乃是因為從建康到平城或鄴城的南半段路線是一樣的，為免重復，將它們分成兩段論述，條理上會比較清楚。在此四段路線考察完畢后，再于結論中將南北朝使節路線簡明地鉤勒出來。

一平城至黃河岸

根據日本學者前田正名的研究，4世紀末至5世紀末，以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心，已經發展出一個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從平城南下到黃河岸大致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平城翻越句注山、雁門關，沿汾河南下；一條是自平城向東南，經莎泉、靈丘，沿滱水流域東南行，翻過倒馬關，抵中山城（今河北定縣），從中山城沿著太行山東麓路南下經鄴抵達黃河。嚴耕望與前田正名均根據《水經注·滱水》中“齊、宋通和，路出其間”（注：（北魏）酈道元注，〔清〕楊守敬、熊會貞疏，段熙仲點校，《水經注疏》卷11《滱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51頁。）的記載，論證了南北使節是經由靈丘、倒馬關道進出乎城。前田正名則在考察了太行山東麓路在當時南北軍事與官私商貿交通往來的重要性后，又進一步推論說，南北使節是沿著太行山東麓路北上，到達中山之后轉入平城（注：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五）》，第1476-1482頁；前田正名著，李憑等譯，《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87、295-296頁。）?！端涀ⅰ分赋隽藦钠匠堑近S河岸使節行進的主要動向，即南北使節是從平城通往河北再南下，而不是從雁門關沿汾河南下。不過，這段路還須分成兩部分再做進一步說明，一是從平城經莎泉道（或靈丘道）到中山，一是從中山南下到黃河岸，分論如下。

從平城到中山大致有兩條路線，一是經由上谷路，先向東北，再轉東南的大迂回路線；二是從平城穿越太行山、恒嶺，直達中山。第一條路非使節所經，在此不論。第二條路經過的是太行山的飛狐諸陘，其間諸道紛出，十分復雜，嚴耕望與前田正名兩人雖然都認為南北使節是經由靈丘、倒馬關道進出平城，但對于從平城到中山間的完整路線則有不同的理解。首先，從平城到倒馬關的部分，嚴耕望認為是從乎城向東南，沿滱水河谷，經靈丘至廣昌，從廣昌再下倒馬關；前田正名雖然認為從倒馬關通往廣昌的路應該是存在的，但也指出從平城經靈丘之后，有靈丘道沿滱水河谷直下倒馬關，并不須經過廣昌（注：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五）》，第1484、1499頁。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85頁。）。顯然，兩人對于《魏書》所載的482年孝文帝發動五萬人修治靈丘道的路線位置看法是不同的，嚴耕望所認為的靈丘道應是從靈丘先到廣昌再到倒馬關的路段，而前田正名則認為應是從靈丘直通倒馬關。北魏曾有三次開辟從平城到中山之通路的記錄，第一次是在398年發卒萬人開辟的“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余里，第二次是436年以12,000人開辟靈丘西部的“莎泉道”，第三次則是前述的482年以五萬人修治的“靈丘道”（注：《魏書》卷2《太祖道武帝》、卷4上《世祖太武帝》、卷7上《高祖孝文帝》。）。從修治的時間與工人的數量來說，靈丘道（靈丘—倒馬關）應該是在不滿于“靈丘—廣昌—倒馬關”這種迂回路線下所開鑿的直線路段，因此，筆者傾向于贊同前田正名的看法。

盡管筆者贊同前田正名對于靈丘道的看法，但關于使節往來路線的部分卻還有商榷的余地。前田正名將436年的莎泉道與482年的靈丘道視為同一條路線，因此，他認為，在436年之前，南北使節走的是從中山經“直道”通廣昌，再從廣昌北接飛狐道至蔚縣通平城，436年莎泉道通了之后便開始走倒馬關通靈丘的路線（注：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89-191頁。）。筆者認為莎泉道與靈丘道乃不同時段開鑿的通道，前后相差46年，其間的差異顯然可見。惟據《水經注·滱水》載：

滱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齊、宋通和，路出其間（注：《水經注疏》卷11《滱水》，第1051頁。）。

既然倒馬關是宋齊的使節通往平城的必經之路，那么，在482年靈丘道開通之前，宋齊的使節未必是從中山走“直道”通廣昌，上接飛狐道，而較有可能是經倒馬關至廣昌，從廣昌再到靈丘，亦即前述嚴耕望所指的“靈丘—廣昌—倒馬關”路線。靈丘道開通之后，南朝齊（宋亡于479年）的使者則直接從倒馬關通向靈丘。此處尚有一點必須辨明的就是直道的問題。前田正名認為直道所經過的恒嶺乃是望都鐵關與廣昌之間的廣昌嶺，其得名是因比起迂回的上谷路來說，它可以更直接地進入飛狐道（注：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89頁。）。亦即，前田所擬的直道是從中山經望都到廣昌。嚴耕望則認為道武帝發卒萬人修直道一事，應只是針對晉朝時的望都關道施行加工而已。大致路線可能是從倒馬關南下南、北兩嶺，直趨唐縣（注：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五）》，第1476、1482-1483、1496頁。）。筆者贊成此說，因為道武帝發卒萬人治直道，其事甚為倉促，不僅動用工人僅萬人左右，修治的時間甚短，約不到廿天。很難想象在如此短少的人力與時間下，能不經倒馬關而開鑿出從望都到廣昌之間的直通道路，故直道路線當以從中山通往倒馬關為宜（注：據《魏書》卷2《太祖紀》載，398年正月庚子，道武帝從中山到鄴，之后又從鄴返回中山。由于準備返回平城，乃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關鑿恒嶺至代五百余里”。不過，當月辛酉，道武帝已經啟程從中山往望都堯山。推算從庚子至辛酉的日數前后約計22天，但須扣除庚子后從鄴返回中山的日程，因此，所費時間應當不超過20天。）。茲將前文的討論以簡明的路線呈示如下：

平城—莎泉—靈丘—（廣昌）—倒馬關—中山

從平城到中山的路線已論述如上，接著考察從中山到黃河岸的部分。前田正名深入探討北魏中山城的地理位置、交通路線、軍事與商貿活動之后，認為中山位居平城通往河北的要沖，是太行山東麓南北交通大道上的重要樞紐，往北既可到營州龍城，還可到遼東、朝鮮；往南可到洛陽、河南等地。由于太行山東麓路具有如此重要的交通地位，而中山又為此路的樞紐，前田便直接地認為南朝使節是沿太行山東麓路北上中山，再轉進平城。茲據北魏諸帝南巡的路線，將這段路簡示如下：

中山—真定（常山郡）—高邑（趙郡）—鄴—滑臺（一向汲郡）（注：參見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196-200、412-413頁。）

作為南北交通的要道，此路的存在與官私商旅往來的頻繁是毋庸置疑的，但須注意的是，關于此路線的行經記載，通常都與洛陽或長安有關，從這兩地往返河北、東北等地，較少見到有從江南北上之后進入河北的情形。從江南北上至黃河，使節通常會經過濟州碻磝津，到達碻磝后，若要走太行山東麓路，必須先西上黃河，到達滑臺后再北轉進入鄴城，而后北上至中山。從碻磝經滑臺到鄴是東魏北齊與南朝通使的必經之路，因鄴乃東魏北齊的都城所在。（詳參下節）然若要從碻磝前往中山，此種走法顯得拐彎抹角，令人不禁懷疑是否有其它更直便的通路。

嚴耕望指出，太行山以東的河北地區，除了太行山東麓的南北驛道外，仍有兩條南北干線，其中一條稱為“河北平原之中部縱貫線”，簡示如下：

洛陽—衛州—澶州—魏州—貝州—冀州—（深州）—瀛州—莫州—涿州—幽州（注：嚴耕望：《唐代交通圖考（五）》，第1644-1649頁。）

顯然，此路也是東北—西南走向，溝通洛陽與河北之間的交通。須注意的是“貝州—冀州—深州”這個路段，北魏時為“清河（相州）—信都（冀州）—博陵（定州）”。據《魏書》載，魏帝曾多次從中山巡幸至信都（今河北冀縣），孝文帝遷都洛陽的路線也是從中山到信都后再轉至鄴，亦即從中山到信都之間的交通路線，北魏時已經存在，且為帝王巡幸的重要路段（注：北魏諸帝巡行的部分可參見前田正名《平城歷史地理學研究》，第412-413頁。孝文帝遷都的路線則參見《魏書》卷7下《高祖孝文帝》。）。那么，從碻磝往北直通信都、博陵到中山的路線是否存在呢？據《魏書·世祖太武帝》載：

正平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大會群臣于江上，……丁亥，輿駕北旋?！挛煲?，車駕濟河。癸未，次于魯口。皇太子朝于行宮。三月己亥，車駕至自南伐（注：《魏書》卷4下《世祖太武帝》。）。

450年十二月，北魏太武帝南伐直抵瓜步，劉宋遣使求和，太武帝接受和議后于隔年正月北返，其路線是由瓜步經廣陵，渡淮后沿泗水北上，過彭城后抵黃河岸。引文中的“車駕濟河”處應是在濟州碻磝（注：關于碻磝津在交通史上的地位，參見嚴耕望：《河陽以東黃河流程與津渡》，《唐代交通圖考（五）》，第1578-1579頁。），渡河后，太武帝并未沿黃河西行，而是直接北上到魯口，且留守平城的皇太子也前往魯口行宮去朝見。魯口位于博陵郡東南，亦即太武帝渡河后應是先到信都，再北上博陵，然后從博陵經中山回到平城。

太武帝從長江岸的瓜步北返至平城的路線，很可能就是南北使節行進的路線。參照下條資料，將使這個可能性更為強化?！段簳じ咦谖某傻邸份d：

（和平）二年……二月辛卯，行幸中山。丙午，至于鄴，遂幸信都。三月，劉駿遣使朝貢。輿駕所過，皆親對高年……靈丘南有山，高四百余丈。乃詔群官仰射山峰，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余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注：《魏書》卷5《高宗文成帝》。）。

引文中，文成帝先從中山下達鄴之后才到信都，從信都之后直接寫到的地名已是靈丘，亦即文成帝應是從信都到中山，再至靈丘。須注意的是，文成帝到達信都后，有劉宋的使節前來通聘。由于史文疏略，我們不能確認文成帝就是在信都接待宋使，不過，宋使來聘之事置于返回靈丘之前，意味著文成帝是在未到靈丘之前已經接待了宋使，那么宋使走的路線，較有可能是從碻磝到信都后，再順著文成帝從信都前往中山的方向前進。

盡管上述“從碻磝經信都、博陵直抵中山”的路線具有可能性，然若無直接證據，筆者也未敢遽斷此即南北交使的路線。畢竟，從黃河北上，這兩條路均有可能。北魏太武帝時，宋與夏聯盟攻魏，崔浩分析劉宋行軍的路徑時即說：

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沖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致討，不得徐行（注：《魏書》卷35《崔浩》。）。

崔浩認為宋軍若從黃河分兩道北上，一往東向冀州，一往西沖到鄴，則魏帝就應該親自征討，不容遲疑。其中冀州州治即前述的信都，可見從江南北上，這兩條路線都是相當重要的。最后再舉一個例子，《魏書·陸叡》載：

叡，字思弼?！|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叡婚，自東徐還，經于鄴，見李彪，甚敬悅之，仍與俱趨京師，以為館客，資給衣馬僮使，待之甚厚。（注：《魏書》卷40《陸叡》。）

北魏平原王陸叡從平城前往東徐州迎娶崔鑒的女兒，北返途中，經過鄴城，與李彪相見后一同回到平城。東徐州治所在下邳（今江蘇睢寧縣西北），位于彭城東南的泗水沿岸，亦即陸叡是從泗水北上至黃河岸后西行才到鄴，走的是太行山東麓路。

總之，從平城到黃河岸，由于直接證據較為缺乏，無法確切地說哪一條才是南北朝的交使路線，故本文對此段路程采取兩案并呈的方式。簡示如下：

平城—莎泉—靈丘—（廣昌）—倒馬關—中山—真定—高邑—鄴—滑臺—（黃河）—碻磝

平城—莎泉—靈丘—（廣昌）—倒馬關—中山—博陵（魯口）—信都—碻磝

不過，在主觀上，個人認為從濟州碻磝直接北上到信都、博陵，再經中山往平城的路線，由于較為便直，作為南北交使路線的可能性應該更高。

二建康到黃河岸

考察完從平城到黃河岸的路線后，若再將從建康到黃河岸的路線弄清楚，則南北通使的路線大致上便連接起來了。從建康到黃河岸，由于有較多資料明確地標示出使節行經的地點，連結這些點后，使節路線已經隱然浮現。為了敘述的方便，在此先將這段由點拼湊而成的線連結如下：

建康—瑯邪城—（渡瓜步江）—廣陵—淮陰（北兗州）—宿豫—武州（下邳）—徐州（彭城）—薛城—兗城（瑕丘）—無鹽—東阿—碻磝（濟州）……滑臺—鄴城

上述路線所根據的史料，時間方面，除了無鹽（467年）與瑯邪城（492年）兩例是發生在北魏平城時代外，其余都是東魏、北齊以后南北的通使記錄。如前所述，從平城到黃河岸的使節路線并不是很確定，若依筆者的推測，南朝使節是從太行山東道經靈丘入平城，那么，在渡過黃河之后，若非直接北上信都，則應先沿黃河到滑臺，再從滑臺北上鄴城。東魏、北齊時，由于定都于鄴，當時使節往來所行經的正是上面揭示的這條路線。下面即依序展開論述。

建康為南朝的首都，它是這條路線的起點，也是終點?，樞俺窃诎紫?，位于今江蘇南京市的西北，幕府山的南麓（注：《宋元方志叢刊·景定建康志》卷20《城闕志一·古城郭·瑯邪城》，（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626-1頁。另參見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白下城”條，（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29頁。）。北魏李彪曾六次出使南齊，與齊主蕭賾有深厚的交誼，492年，李彪最后一次出使返程時，蕭賾“親至瑯邪城，登山臨水，命群臣賦詩以送別”（注：《魏書》卷62《李彪》。）?，樞俺堑谋狈綖殚L江，長江北岸有瓜步山（今江蘇六合縣東番瓜埠山）。梁庾信于545年出使東魏時作有《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4《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詩》，（臺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第2387-2388頁。），其詩題即提供了使節越渡瓜步江的線索。江水從建康東流至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廣陵南方有瓜洲，瓜步江即指瓜洲附近的長江江段（注：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瓜洲”、“瓜步山”、“瓜步江”等條，第313-314頁。）。梁、陳之際的陰鏗作有《廣陵岸送北使詩》（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1《廣陵岸送北使詩》，第2451頁。），說明南朝詩人在渡過瓜步江之后，廣陵是一個聚散的地點。

從廣陵開始，路線即往北折，使節大抵沿著中瀆水（即邗溝，今里運河）行進。據《水經注》載，中瀆水“自廣陵北出武廣湖東，陸陽湖西”，至淮陰縣北時從白馬湖流出，注入淮河（注：見《水經注疏》卷30《淮水》，第2553頁。另參見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中瀆水”、“邗溝”條，第152、209頁。）。北魏與南齊的國界以淮河為界，淮陰在淮河南岸，為南齊北兗州治所，乃魏使進入齊境的首站?！赌鲜贰し夺丁份d：

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注：《南史》卷60《范岫》。）

“界首”即邊界之意。南北朝時，聘使往來有境上迎勞的禮儀，因此南齊特派范岫至邊境迎接北魏使節。從廣陵到淮陰，地跨江、淮兩流域，路途遙遠，雖無直接證據，但仍可推測，中瀆水沿岸的高郵當也是使節必經的一站。

北魏使節由北進入南齊的淮陰，回程時是否也走原路回去？據《魏書》載，540年，東魏崔長謙出使梁朝，返國途中“卒于宿豫”（注：《魏書》卷69《崔休·崔長謙》。）。宿豫在今江蘇宿遷市東南，為舊黃河東北岸古城（注：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宿豫縣”、“宿豫郡”條，第1071頁。），從淮陰往西北方前進即可到達宿豫。結合范岫迎使淮陰與崔長謙返途卒于宿豫，時代雖一在北魏，一在東魏，但往返的路線應該仍是一樣的。

從淮陰渡淮，沿泗水往西北方前進，經宿豫后不久即到達武州。據庾信《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詩》（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周詩》卷4《反命河朔始入武州詩》，第2388頁。），得知他從東魏返梁時到過武州。武州為梁時所置，治在下邳（今江蘇睢寧縣西北）（注：《隋書》卷31《地理志》：“下邳郡下邳，梁曰歸政，置武州。”另參魏嵩山主編《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下邳縣”、“下邳郡”條，第35頁。）。詩題“反命河朔始入武州”一語在政治與外交方面，有值得一提之處。北魏與南齊的國界以淮河為界，但北魏末年，因爾朱榮之亂與東、西魏分裂，梁武帝趁機收復了部分的淮北之地，因此，東魏與梁的國界此時往北推至武州與徐州之間，徐州屬東魏，武州屬梁。庾信因完成使命，剛從東魏“始入”梁境，有感而發才賦此詩。《北齊書·崔肇師》載：

東魏武定中，崔肇師兼中正員郎，送梁使徐州。還，敕修起居注。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梁副使。（注：《北齊書》卷23《崔肇師》。）

東魏元象至武定年間（538-545年），崔肇師曾多次接待梁使，庾信在545年七月聘東魏時，應也接受過他的接待，因為同年十月，崔肇師即擔任尉瑾的副使前往梁朝報聘（注：《魏書》卷12《孝靜帝紀》：（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11《廣知》及卷12《語資》，（臺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3年。）。結合庾信的例子與此條資料，可更加確定，東魏派人護送梁使到達境上徐州即返回，庾信則是從徐州離境，而從武州入梁境。

徐州的治所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市），彭城為當時兵家必爭之地，466年，宋失彭城之后，淮北與青、冀諸地也陸續陷入北魏手中?！段簳の驹份d：

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注：《魏書》卷50《尉元》。）

引文本是北魏大將尉元上表陳伐宋之策的片段，所說之賊乃指宋軍而言。由此可見，從宿豫經下邳到達彭城，確是當時人所認為由南到彭城的路線。明確提及使節到達彭城的史例，除了上述的崔肇師，尚有兩條，一說徐州，一說彭城，巧的是，兩例還具有“血緣”的關系?！侗笔贰ご蕖ご拶牎份d：

附圖字長儒，……天平中，授徐州刺史……（魏）收聘梁(539)，過徐州，備刺史鹵簿迎之?！淤?。……大寧元年(561)，除衛尉少卿。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行過彭城，讀道旁碑文未畢而絕倒，從者遙見，以為中惡。此碑乃贍父徐州時所立，故哀感焉。（注：《北史》卷24《崔夌·崔贍》。）

東魏時，魏收聘梁經過徐州，崔以刺史的陣仗來迎接他。事隔近廿年，崔的兒子擔任北齊的使節聘陳而經過彭城，在路旁看到父親崔任徐州刺史時所立的碑，因感人事已非，哀傷而病倒。由此二例可知，自東魏到北齊，從鄴城出發的使節往南到建康時都會經過徐州的彭城。

據陳朝陳昭的《聘齊經孟嘗君墓詩》（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陳詩》卷6《聘齊經孟嘗君墓詩》，第2541頁。）所提供的線索，過了彭城，南朝使節似未沿著泗水北上，而是采行陸路。陳昭于566年出使北齊，其詩有“薛城觀舊跡”之句，據《魏書·地形志》載，孟嘗君冢位于徐州的薛縣（今山東滕縣南）（注：《魏書》卷106《地形志中·徐州》。），可知陳昭經過的“薛城”正是徐州的薛縣。不過，陳昭之例能否作為通例，用來證明使節不沿泗水行進，恐須采取保留的態度。因為另一條資料顯示，薛縣之北，泅水沿岸的兗城（瑕丘）也是當時使節必經之地，而從彭城到兗州，似乎以泗水的水路較為便捷?！段簳ぎ吜x遠》載：

天平已后，蕭衍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后州將以義儁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注：《魏書》卷61《畢義遠》。）

由上可見，梁使經過兗城應該不止一次。既然有泅水水路可由彭城通達兗城，那么，通過薛縣的陸路恐怕并非必然的道路，故在此擬將兩條路線并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