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危機導致的政治經濟問題論文

時間:2022-10-14 11: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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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危機導致的政治經濟問題論文

摘要貿易量的迅猛增長和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并存是當前中關貿易關系中最為突出的特點。在“貿易摩擦”中做文章既不能扭轉中關貿易逆差,也不會對改善美國國內的就業狀況有多大幫助,而且從根本上不利于美國整體經濟效率和社會福利的提高。單純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中關貿易摩擦存在諸多困惑,必須考慮美國的利益集團壓力、政府自身政治需要及對華整體戰略等因素,才能對日益加劇的中關貿易摩擦給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貿易摩擦,經濟學困惑,利益集團,和平崛起

近年來,在中美雙邊貿易量和貿易增長速度不斷增大的同時,美國掀起的對華貿易摩擦也在不斷升級,貿易量的迅猛增長和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并存成為當前中美貿易關系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存在著極強的互補性,且這種互補性隨著美國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變得更為明顯,因此雙方貿易量和貿易增長速度的不斷增大勢在必然。那么,美國不斷掀起對華貿易摩擦又該作何解釋呢?美方所持的一個重要理由認為,由于進口了大量的廉價的中國產品而使兩國出現了巨額貿易逆差,正是“中國制造”使美國許多產業陷于蕭條并奪走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人的飯碗,由此采取必要措施改變上述狀況也勢在必然。事實真是如此嗎?在“貿易摩擦”中做文章真能扭轉美中貿易逆差?“貿易摩擦”真能挽救美國的蕭條產業并改善工人的就業狀況?美國政府不會不知道自由貿易能最大程度地提高社會總福利,也不會不知道美中貿易逆差根源于兩國經濟結構的巨大差異因而在一個較長時期難以改變,更不會不知道大量廉價中國產品的進口不僅提高了美國居民的整體福利,且對其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既然如此,如何解釋美國掀起“對華貿易摩擦”的動因呢?本文認為單純從經濟學角度解釋中美貿易摩擦存在諸多困惑,必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綜合考慮美國的利益集團壓力、政府自身政治需要及對華整體戰略等因素,才能對日益加劇的中美貿易摩擦給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解釋。

一、當前中美貿易發展的突出特點

20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實現了向新經濟的成功轉型,經濟經歷了一個快速增長的時期,同期中國經濟也獲得了持續高速增長,經濟增長率在世界各國中“一枝獨秀”。與此相適應,中美貿易關系也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貿易量增長迅速,雙方貿易相互依存度大幅提高。進入21世紀;中美兩國貿易量持續了90年代的發展勢頭,但兩國間的貿易摩擦卻呈不斷加劇之勢,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以來,美國掀起的“對華貿易摩擦”風潮更是一輪接著一輪。貿易量的迅猛增長和貿易摩擦的不斷加劇并存成為當前中美貿易關系發展中一個最為突出的特點。

在剛剛過去的10年里,中美貿易取得了飛速發展。中美進出口總額從1993年的276.6億美元增為2003年的1263.3億美元,10年里共增長了約457%,年均增長率45.7%。其中中國對美國出口額從1993年的169.7億美元增為2003年的924.7億美元,共增長了約545%,年均增長率54.5%,中國從美國進口額從1993年的106.9億美元增為2003年的338.6億美元,共增長了約317%,年均增長率為31.7%(見表1)。如此高的增長速度在以往的中美貿易中是沒有過的。隨著中美貿易規模的擴大,兩國相互的貿易依存度大幅提高,雙方已互相成為對方最為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目前,美國是中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中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對中國來說,美國市場對中國商品的巨大吸納力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對美國而言,中國是美國增長速度最快的出口市場之一,美國正從中美貿易中獲取重大利益。2004年中美貿易持續了高速增長的勢頭,1--8月份累計進出口總額已達到1070.4億美元。

2.貿易摩擦不斷加劇

70年代末期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大體上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9-1989年,摩擦主要集中在最為個別商品貿易領域,表現為美國限制中國個別產品,其中主要是紡織品對美出口,摩擦數量較少;第二階段是1990—1997年,摩擦主要服從于當時的政治需要,摩擦領域集中在中國的人權狀況與中國獲得美國最惠國待遇等問題上;第三階段是1998-2001年,摩擦主要基于中國為加入WTO而與美國談判中產生的諸多爭議,集中表現為美國要求中國盡可能多的開放國內市場;第四階段是2001中國加入WTO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

相對于前三個階段,2001中國加入WTO以來,中美貿易摩擦呈現出不斷加劇之勢,其主要特點如下:一是摩擦數量不斷增加。僅從反傾銷數量來看,據統計,在中國加入WTO以來的不到兩年的時間里(2001年11月——2003年6月),美國對華反傾銷的數量在以年均7.2件的速度增加,而1979—1989年和1990--2000年的年均數量只有1.8件和6.1件。二是摩擦手段升級,反傾銷、技術性貿易壁壘和特保措施逐漸成為美國對華限制進口采取的主要手段。隨著傳統貿易保護手段作用的下降,上述手段特別是反傾銷被美國政府使用得越來越頻繁。僅2003年年末,我國就有三種主要出口產品遭遇到美國反傾銷的危險。2003年10月,美國家具制造協會要求對我國出口到美國的家具征收158%以上的反傾銷稅;11月21日,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對我國出口的可鍛鑄鐵管件做出了征收反傾銷的裁決;11月24日,美國又宣布了對我國出口彩電征收27.94%的反傾銷率的初裁結果。此外,美國還對我國啟動了特保措施,在2003年月18日以紡織品對美國出口激增對其國內產業沖擊為由,對我國出口到美國的三種紡織品:針織品、胸衣和睡衣實行進口配額限制。三是摩擦領域不斷擴大,宏觀經濟摩擦成為新的焦點。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不僅涉及美國采取措施限制我國出口產品問題,還包括美國要求我國增加其產品進口并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問題,而且已經擴展到諸多影響我國整個貿易與投資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穩定的問題。2003年以來美國政府步步緊逼,要求人民幣升值就是一個最為明顯的例子。一系列跡象表明,伴隨著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出口的不斷擴大,我國可能要不得不在未來較長時期里面對持續不斷的中美貿易摩擦。

二、美國掀起對華貿易摩擦的經濟學困惑

中美兩國經濟結構存在極強的互補性,且這種互補性隨著美國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和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而備加突出,雙方貿易量的猛增勢在必然。但美國為何又掀起一輪又一輪的中美貿易爭端呢?問題的原因從表面上似乎可以主要歸結為中美存在著巨額貿易逆差。在美方看來,兩國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主要是由于美國大量進口中國制造的廉價商品,正是“中國制造”造成了美國許多產業的蕭條,并奪走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工人的飯碗,因此有必要采取諸如限制中國產品的出口、迫使中國開放更多的國內市場并實現人民幣匯率的浮動等措施,以改善中美貿易逆差,增加國內就業,促進經濟復蘇和增長。

然而就經濟學意義上分析,美國政府以改善貿易逆差、增加國內就業等為由掀起對華貿易摩擦存在以下幾方面的理論困惑:

首先,美國為改善貿易逆差而限制中國產品出口的做法從整體上不利于美國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和經濟福利的改善。經濟學理論早已證明,自由貿易有助于改善資源配置,增進社會福利。通過進口本國比較劣勢產品,出口本國比較優勢產品,每個國家都會從自由貿易中提高本國的經濟效率并改善本國的整體經濟福利。實際上,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外大量廉價產品的進口不僅抑制了美國經濟的過熱和物價的上漲,大大提高了美國消費者的實際福利水平,并且推進了美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信息技術產業的發展,有利于美國整體經濟效率的提高。由于美國的優勢產品主要是技術知識密集型產品,而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則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限制這些產品的進口的實際效果是在保護美國的比較劣勢產業,客觀上會阻礙美國產業結構的進一步優化,抑制美國經濟效率的提高。同時,限制進口措施必然會提高進口產品的價格并使進口產品的數量減少,從而降低消費者的剩余而使美國整體經濟福利受到損害。

其次,美國掀起對華貿易摩擦對改善美國國內的失業狀況并不會有多大幫助。由于中美兩國產業結構上存在著極大的差異性,中國無可比擬的勞動力優勢決定了中國對美出口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些產品在美國國內生產的數量已經很少甚至許多已不再生產。從實際來說,中國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對美國的產業沖擊和工人失業影響并不非如美國政府所說的那么嚴重,換句話說,美國國內失業狀況惡化主要源于國內結構調整和周期性等因素,與中美貿易逆差有聯系但聯系不大。因此,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征收反傾銷稅或增加配額對改善其國內的就業狀況并不會有多大幫助。表2顯示,2002年中美貿易逆差最大的5類產品中除機械電器外(實際上,盡管有113.77億美元出口到中國,但就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機械電器,美國國內幾乎已不再生產,典型產品如一般電視機),其他四類產品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量已少得可憐。以家具玩具為例,中國向美國出口了接近80億美元,而美國向中國出口還不到1億美元。在這一類商品上之所以出現如此大的貿易差額,其主要原因在于中美兩國的產業結構的差別。由于出現最大差額的產品主要是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美國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如加征一定量的反傾銷稅)不會從根本上削弱中國此類產品的競爭力,而重重加稅的結果雖然可能會把中國產品擠出美國市場,但也只會從另一成本更高的國家進口而不會轉為美國國內自己生產。美國這樣做的后果對挽救其蕭條產業和改善其就業狀況并不會有多大幫助,卻不可避免地產生貿易轉移效應,使美國消費者在購買此類產品時平白增加了負擔并提高了美國的物價水平。因此說,美國掀起貿易摩擦的行為本身并不會對解決美國的就業問題有多大幫助。

其三,美國掀起貿易摩擦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中美貿易逆差的產生除了雙方統計口徑不同之外,主要源于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美國對中國高技術出口存在較為嚴格的限制。迄今為止,美國政府仍有上百項針對中國的涉及核反應堆、衛星技術等高技術產品的出口禁令。中國的載人衛星已經發射成功,但美國至今甚至連最一般的衛星技術都不許向中國出口。在美國本身具有明顯優勢的技術含量較高的機械電器類商品中,美國政府的自縛手腳使其大大減少了本可以對中國出口的數量,使其在這一本來極具優勢的項目下竟也出現了66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二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資源配置的必然結果。中美貿易逆差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東亞地區經濟體的產業轉移所致,而這又是經濟全球化的必然結果。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以及中國巨大的勞動力優勢和市場潛力促使東亞地區經濟體加快了對中國的產業轉移。為充分利用中國勞動力資源價格低廉的優勢,東亞地區經濟體的企業加速將其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這種產業轉移的結果,一方面是這些企業大規模進口生產所需的中間產品,使中國對東亞地區經濟體形成了巨額的貿易逆差,如中國大陸對臺灣地區和韓國均有數百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令一方面是在中國大陸組裝后的大量產品仍輸往這些企業的傳統市場,主要是歐美市場,導致中國對歐美市場出現了較大的貿易順差。最為重要的是,中國和美國處在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在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和低技術產品的生產上,中國對美國具有不可替代的比較優勢,這種優勢隨著美國新興產業的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而進一步強化,同時又不斷促使美國公司向中國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中的勞動密集環節,從而更加強化了中國在此類產品生產上的優勢。從這種意義上說,中美貿易逆差本質上是一個經濟全球化下世界范圍的結構性問題,是一種較長時期內不可改變的趨勢,美國掀起對華貿易摩擦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三、中美貿易摩擦的政治經濟學答案

上述分析表明,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美國政府要掀起一輪又一輪的對華貿易摩擦比較

困難。既然美國政府掀起對華貿易摩擦從根本上有損于其經濟效率的提高和整體經濟福利的改善,也不會對改善其國內的就業狀況有多大幫助,甚至并不能扭轉較長時期內中美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趨勢,那么該如何理解美國政府表現出來的這一看似非理性的行為,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美國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掀起對華貿易摩擦呢?以筆者所見,主要有下面一些因素。

1.利益集團的壓力

從理論上說,大量進口外國產品會使本國的消費者受益并增進社會的整體福利,但卻不可避免地會對某些產業和某些集團造成不利影響。盡管大量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在美國國內已不再直接生產,但仍有少數美國國內產業與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存在直接或間接的競爭。這些產業在美國產業結構的急劇變動中本就已處于弱勢,在具有強大競爭優勢的進口產品競爭下,其弱勢更為明顯。因此這些產業的利益集團必然會對政府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對與其競爭的進口產品采取限制措施。盡管從理論上說,一國消費者從自由貿易中所獲利益遠遠大于受損的少數集團的損失,這似乎使用貿易所得補償受損者所失比限制貿易更為合理,且受益的消費者的人數要遠遠大于受損群體的人數,如果按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這似乎使受益者必定比受損者對政府政策更具影。向力。但貿易政治經濟學理論表明,與受益者相比,貿易受損者常常是一個更知情、更團結也更有組織的集團,他們的呼聲更高,對政府的壓力強度更大,政府政策也必然會更多的反映這些利益集團的要求。美國政府不可能不知道自由貿易要優于保護貿易,但是在某些認為因進口中國廉價產品而受損的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下,也會為體現所謂的社會“公平”而掀起對華貿易摩擦,盡管這實際上只是保護了美國早已沒有優勢的產業和少數的弱勢群體而從整體上有損于美國的經濟福利和經濟效率。公務員之家

2.美國政府自身政治需要

在很多情況下,政府出于自身政治上的某些特殊考慮,也會主動掀起貿易摩擦。美國政府挑起對華貿易摩擦有以下自身方面的考慮:其一,轉移公眾視線的需要。2001年以來,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短短幾年中,美國流失掉了至少幾百萬個工作崗位,失業夢魘一直困擾著美國民眾。為此,政府的國內經濟政策必然成為國內民眾指責的首選。為轉移公眾因經濟低迷、失業加劇而對政府政策不力的強烈不滿,美國政府需要“替罪羊”來化解民眾日益高漲的不滿情緒。由于中國已成為美國最大的貿易逆差來源地,這使其成為再“合適不過”的美國政府推卸責任的政治需要的犧牲品。其二,政客們爭取選票的需要。中美貿易摩擦具有較強的周期性,這表明美國政治局勢的變動常常也是引發兩國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為贏得四年一次的競選的勝利,美國政客們必須重視某些利益集團的選票,為此需要考慮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順應某些利益集團的要求。美國政府聲稱要為謀求美國利益服務,而美國利益則主要體現為許許多多不同集團的利益,選票政治原則決定了美國政府的政策選擇必然會在盡量平衡不同集團利益的基礎上,更多的照顧到那些要求更強烈、對政府施加壓力更大或對政府游說更多的集團的利益,這樣才會為其贏得更多選票。所以在對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加劇的動因分析中,必須考慮美國國內經濟發展現狀和美國的選票政治問題,這是近幾年美國不斷掀起對華貿易摩擦的重要背景和誘因。

3.美國對華“遏制”戰略因素的影響

美國近幾年不斷掀起對華貿易摩擦,一個更為深層次的因素,是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的迅速崛起對美國這個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帶來的沖擊已經引起美國的嚴重不安。貿易摩擦只不過是美國政府企圖阻止中國進一步崛起的“遏制”戰略的措施之一。在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全球產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加速向中國大規模轉移,眾多跨國公司紛紛在中國建立制造業基地使中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工廠”。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全球資源的重新配置雖然有利于整個世界社會福利的提高,但對試圖維持單極世界的美國卻帶來了不小的壓力。因此,實際上即便不受美國大選綜合癥的影響,中美貿易關系的發展也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站在一個現有秩序的利益既得者和維護者的超級大國面對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這一角度考慮,我們不難得出答案。盡管我們一再表明中國的崛起不會對現行國際體制提出挑戰,中國的崛起有利于全球化的持續發展和世界的共同繁榮,但中國的迅速崛起仍不可避免會遭遇各種阻撓和挑戰,特別是美國的阻撓和挑戰。近些年來,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速度顯而易見。2002年,中國的GDP總量為1.25萬億美元,不足全球份額的4%,按當年匯率計算,只是美國的1/8和日本的1/4,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額中,中國的貢獻率卻達到了17.5%而僅次于美國。據世界銀行的統計,在1980--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增長的貢獻率年均為14%,僅次于美國的20.7%。世界上其他主要國家特別是美國對中國的迅速崛起乃至趕超不會無動于衷。即使中國的迅速崛起不會挑戰現行國際體制,并確實給各國帶來發展機遇和實現世界的共贏,仍然有一個絕對收益和相對收益的問題。一般來說,雖然國家關心絕對收益,但由于對收益分布的敏感性,國家更關心相對收益。因此,盡管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也會拉動美國經濟增長而使美國獲得絕對收益,但追求相對收益的動機卻往往會促使美國采取意在破壞或者阻止中國經濟加速崛起的措施。2003年以來,美國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其目的表面上看為了緩解中美貿易失衡,但實際上人民幣匯率調整并不能真正解決中美貿易逆差,美國此舉真實的目的是想通過迫使人民幣匯率調整來阻止或延緩中國經濟的加速崛起。從這一深層次因素考慮,當前的中美貿易摩擦不是偶然的,不僅僅是戰術性的,而是必然的和戰略性的。既然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未來中國經濟會更快崛起,更多從相對收益原則考慮的美國政府必然會采取一系列措施來試圖“遏制”中國經濟的快速崛起,中美貿易摩擦會逐漸成為兩國貿易關系中的常態。

四、幾點政策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針對美國政府不斷掀起的對華貿易摩擦,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1.加強與在華美資企業的溝通與協商,發揮其對美國政府的游說功能

既然允許中國產品出口美國會使美國國內一些企業利益受到影響,那么限制中國產品出口也不可避免地損害眾多在中國國內以美國為主要出口市場的美資企業的利益。換句話說,中美貿易摩擦不僅涉及美國國內消費者和與中國進口產品競爭的美國國內企業間的利益沖突,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國對華投資企業與國內企業間的利益沖突。機電產品、紡織類產品和高技術產品是我國對美國的主要出口產品,也是當前中美貿易摩擦中最主要的三類產品。而在這三類產品的出口中,大部分又是以美資為首的三資企業出口為主。據統計,2003年對美出口的高新技術產品的77.6%、機電產品的66.6%和輕紡產品的49.6%是由三資企業生產的。可見,對中國大舉投資的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跨國公司是中美自由貿易的受益者。美國在“對華貿易摩擦”中大做文章,限制我國產品出口,在損害我國企業和工人利益的同時,也必然會損害大量在華美資企業的利益。為此,我國政府應積極利用在華美資企業的作用,與其加強溝通和協商,充分發揮它們的游說功能,使其加強對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壓力,為中美經貿關系的穩定發展做出貢獻。

2.從我國和平崛起的戰略出發,慎重而靈活地應對中美貿易摩擦

中美貿易摩擦不僅僅反映了中美短期的貿易沖突,更反映了我國在當今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變化及因此產生的與其他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矛盾,這是我國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會面對的,任何一個崛起的大國都無法回避。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還很長,我們必須從和平崛起的戰略出發,慎重處理與主要貿易伙伴特別是與美國的貿易關系,為我國經濟崛起贏得一個長期的和平國際環境。為此,有必要將中美貿易摩擦放在我國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下通盤考慮,從長遠著眼來解決現實問題,應避免成為眾矢之的,避免被列強特別是美國視為現有國際秩序的挑戰者。為此,在應對中美貿易摩擦時要保持靈活性,必要時可加大從美國的進口并對一些短期性、局部性的問題適當做出讓步,這樣既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中美貿易逆差的加速拉大,也可利用美國的限制措施來提高我國出口產品的結構,提升并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但對一些帶有長遠性、深層次的問題,比如人民幣匯率升值問題,要以我為主,綜合考慮我國的經濟發展實際和經濟承受能力,在可控的條件下,穩步推進我國的市場化改革進程。

3.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努力維護我國自身利益

慎重而靈活地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并不意味著要屈從于美國的壓力而放棄自身的利益。在盡量緩和中美貿易摩擦的大原則下,我們要堅持“有理、有利、有節”的方針,努力維護自身利益?!坝欣怼币笪覀円粩嘟∪袌鼋洕w制,努力維護好對美出口的良好秩序,按照世貿組織的原則行事,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占“理”;“有利”要求我們根據中美貿易摩擦中的不同問題,在適當調整貿易逆差的情況下,積極應對各種貿易糾紛,堅決抵制美國提出的涉及我國根本利益和長遠發展的不合理要求,爭取我國的利益;“有節”則要求我們要做到有進有退,既要積極應對中美貿易糾紛,又要加強同美國政府的不斷協商,在維護我國長遠利益的前提下,妥善處理好與美國的貿易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