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保護主義與國際經濟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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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邊貿易體制最早起源于17世紀后期的英國，二戰結束后，美英兩國政府提出建立《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作為一種由美國霸權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從根本上說，是為市場經濟國家設計的一整套國際經貿制度和原則，反映的是“最強大成員的意志和利益”。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的興起、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的深入，使得國際經濟秩序開始出現重構的趨勢。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提升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結構變遷的轉折點和催化劑，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秩序建構的渠道是多樣化的，其中既包括參與對傳統國際機制的改革，也包括以創設合作模式為代表的中國引導合作的新嘗試。同時，中國應該從更加長遠和機制化的角度提供公共產品以應對種種挑戰。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多邊貿易體制；國際經濟秩序；國際公共產品；新興經濟體

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的興起、貿易摩擦的加劇以及“逆全球化”趨勢的深入，致使國際經濟秩序開始出現重構的趨勢。報告也指出“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不斷貢獻中國智慧和力量。”[1]愈來愈多的中國方案從為世界所知到為世界所用，向世界展現了一個社會主義大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抱負和擔當[2]。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占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已超過發達經濟體，在上述背景下，如何使全球治理體系更好地反映國際經濟力量對比新格局，是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必然要求[3]。本文首先對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態勢及其對國際經濟秩序的作用進行剖析，而后提出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建設的新思路。

一、貿易保護主義的發展態勢

列寧指出：“交換的發展，大生產的發展，這是幾百年來全世界范圍內的基本趨勢。當交換和大生產發展到一定階段，大約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交換就造成了經濟關系的國際化和資本的國際化，自由競爭開始由壟斷取而代之?！盵4]壟斷資產階級把一切活動都簡化為迫求資本的增殖。驅動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的動力不是創造歷史的高尚動機”[5]，而是追逐財富的貪婪欲望。

然而，資本家為了獲得利潤就必須相互競爭，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鐵律，競爭的目的在于爭奪市場，手段就是消滅競爭對手。競爭首先是對地方市場和民族市場的爭奪，繼而是對國際市場和全球市場的爭奪，使對市場的國內競爭轉化為國際競爭[6]。因此，貿易保護主義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弗里德里?！だ钏固刂赋觯皣H貿易政策從自由貿易到保護貿易的轉換，取決于對國家富強的作用，自由貿易有時有利，有時有害，采用何種政策是隨著時期的不同而變化的。”[7]多邊貿易體制最早起源于17世紀后期的英國，英國建立了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用武力維持和平的世界經濟秩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擁有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影響力，其GDP總值達到1300多億美元，黃金儲備達到20多億美元，占世界總儲備的六成；對外貿易額占世界總額的三成多[8]。在強大的政治與經濟實力的支撐之下，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通過了《國際貨幣基金協定》，并在美國的倡議下各國政府就“減少國際貿易障礙和促進互利的國際商業關系”的方法與途徑達成協議。

1945年12月，美英兩國政府提出發動建立“國際貿易組織”（ITO）的詳細建議。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23個國家的代表參加了在哈瓦那召開的聯合國貿易與就業會議，通過了ITO憲章，為使談判的結果盡早付諸實施，ITO憲章中涉及的關稅與貿易條款被摘出，命名為《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9]。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構筑以GATT為代表的國際貿易體制以確保國際貿易的暢通，防止20世紀30年代的悲劇重演，是二次大戰結束后西方國家努力的目標[10]。GATT從根本上說，是為當時所謂的市場經濟制度國家設計的一整套以最惠國待遇為基礎的多邊國際貿易體系。它作為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的三大支柱之一，在調節國際經貿關系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11]。作為一種由美國霸權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多邊國際貿易體系的成立、運作或者嬗變均帶有“結構性權力”色彩，是一個反映霸權國意圖的規則或規制秩序系統。羅伯特·基歐漢(RobertO．Keohane)將其定義為“規定行為體的角色，約束有關活動并塑造預期的一整套持久并相互聯系的規則”[12]。國際經濟規則反映的是“最強大成員的意志和利益”，因此，GATT自成立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美國烙印。WTO前總干事雷納托·魯杰羅(RenatoRuggiero)認為，“多邊貿易制度在過去幾十年中一直就在美國結構性權力的領導之下”。正所謂“霸權就是國際體系中的結構性權力，即國際規則的主導權和制定權”[13]，作為美國霸權提供的全球性公共產品，GATT規則的發展變化反映了不同時期美國的國家利益，這些利益反過來又幫助維護了美國的統治地位。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資本主義市場的狹隘性，使得發達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發生貿易摩擦，國際貿易進入了一個嚴重摩擦的時期。1971年美國出現了多年以來的首次貿易逆差。同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停止外國中央銀行以美元兌換黃金并對進口貨物征收10%的進口附加稅。同年年底，美元貶值。

與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有關的是相關國家的保護貿易政策有所抬頭。1973年10月，石油輸出國組織將石油價格提高3倍，接著發生了戰后最嚴重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14]。20世紀80年代以后，貿易保護主義開始從美國抬頭并波及至其他發達國家。例如，隨著日本經濟實力的恢復與增強，20世紀50年代之后，美日之間貿易摩擦頻發，出于對霸權國美國的政治懾服，日本受到了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結構性制約。美日貿易關系中美國對日施壓的演變與日本受壓的反應，即“外壓—反應”模式，是透視美日關系“霸權穩定”特質的重要媒介，體現了美國霸權能力與意愿的起落以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日本“免費搭便車者和支持者—破壞者或挑戰者—支持者”的三階段演變路徑[15]。此后，隨著美國貿易逆差不斷增加、其他國家崛起并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經濟霸權地位形成挑戰，美國開始采取措施限制與其他國家的自由貿易，但是為了維護其自由貿易領導者的地位，美國采取了許多不同的貿易保護措施。這說明，作為理性的國際主體，每個國家在國際貿易中都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是既采取貿易保護，又主張貿易自由。采取何種政策的關鍵在于符合本國的利益、統治者的利益[16]。許多理論和實證研究表明，要求實行保護性關稅的壓力，最主要的來源是那些強有力的特殊利益集團[17]。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利益團體的興起和游說，增添了美國貿易政策形成中的政治色彩，貿易政策從以往的支持自由貿易向貿易保護轉變[18]。1978年美國議會改革后，權力的分散化更是為利益集團推行保護主義政策提供了條件[19]。在上述背景下，美國通過在貿易結構體系內的自由裁量權，陸續提出了一些表面合理但實質是貿易保護新手法的政策理念以適應其國家利益保護的新需求，這在關貿總協定以及作為其繼任者的WTO體制內均有大量體現。例如，把非關稅保護的規則納入到上述多邊體制之中，成為可以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的政策工具。同時，隨著國內外政治與經濟形勢的發展與演變，當多邊規則與美國的利益需求之間發生沖突的時候，美國試圖繞開WTO規則而使用國內法來處理與美國有關的國際貿易和投資事務[20]。例如，美國國會在《1984年貿易與關稅法》中對301條款進行了修訂，還通過了《1988年綜合貿易與竟爭法》，該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作了專門規定，對301條款作了最重大的修改，由此產生了301條款的兩個衍生條款超級301和特別301。

以《1988年綜合貿易與竟爭法》為標志，美國的貿易政策實現了從自由貿易政策向保護主義政策的轉變[21]。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先后于2017年1月23日宣布退出TPP；3月31日，要求調查美國巨額貿易逆差的成因；4月24日，宣布對來自加拿大的軟木進口征收20%的關稅；8月16日，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重啟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談判。此外，特朗普還頻頻向中國發出威脅，并于8月18日開始對中國的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和自主創新進行“301”調查[22]。美國《2018總統貿易政策議程》更是強調了“公平貿易”政策，著力打擊“不公平貿易行為”。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貿易措施，使全球貿易關系一時劍拔弩張[23]。查爾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早就從理論上論證了國際公共產品被霸權國家“私物化”的必然性。霸權幾乎必然存在滿足“私利”的問題，責任的承擔也存在邊際付出遞減的可能性；滿足自身“私利”的實質是運用霸權國的公共產品壟斷權來爭取對自己更為有利的結果。蘇珊·斯特蘭奇（SusanStranger）認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公共產品“私物化”與推卸責任的趨勢日益明顯，這使得它不能再像布雷頓森林體系鼎盛時期那樣提供一個穩定的多邊自由貿易體制。

不可否認，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系和以關貿總協定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系為世界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但與此同時，美國也最大化利用自己所建立的國際自由貿易制度，將國際公共物品的提供變成自身獲取國際戰略利益的工具[24]。在有的學者看來，美國通過三種方式達成國際經濟合作，分別是暗合（coincidence）、脅迫（coercion）和相互調整（co-adjustment）[25]。美國的做法通常是通過威脅訴諸貿易報復達到其政策目的。而在全球范圍內，貿易保護主義與全球經濟增長呈現出一定的相關性。當全球經濟增長較快時，貿易保護整體處于低發期，反之則相反。全球金融危機后，根據全球貿易預警（GlobalTradeAlert，GTA）2012年的報告，2009年以來，20國集團國家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所占比例呈現上升趨勢。2009年，20國集團國家實施的保護主義措施占全球的比例為60%，2011年上升至75%，到2012年上半年這一比例已超過80%，可見20國集團國家成為了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的主要實施者[26]。

二、貿易保護主義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

當前貿易保護主義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3個方面：

1．國際分工模式的轉變是貿易保護主義產生的源頭。國際貿易的基礎是國際分工，正如馬克思所說：“分工是構成一切商品生產的一般基礎?！盵27]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分工的區位構成發生了非常明顯的變化，盡管發達國家仍然在分工體系中占有主導地位，但發展中國家已進入到國際分工體系中的較深階段，進口方面所占比重甚至超過發達國家[28]。因此，拉爾夫·戈莫里（RalphE.Uomory）和威廉·鮑莫爾（WilliamJ.Baumol）從生產力變化的角度解釋了貿易摩擦的成因，即當一國生產力水平非常落后時，其工業化貿易伙伴國將從它生產力發展所帶來的生產率普遍提高中受益；但當落后國生產力進步超過某一狀態時，會降低他國的整體福利，導致貿易國之間的利益重新分配，從而引發沖突和貿易保護政策[29]。由此導致了世界經濟中的一個奇怪現象：發展中國家走向自由貿易，發達國家卻走向貿易保護，發達國家之間的激烈競爭，反彈回來使發展中國家深受其害[30]。

2．“逆全球化”進一步推高了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是指與經濟全球化相背、國際合作和相互依賴逐漸消減的全球性發展趨勢[31]。從數據上看，經濟全球化逆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經濟全球化可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1990~2001年，全球人均GDP年均增速2.7%；第二個階段是2002~2008年，全球人均GDP增速8.8%；第三個階段是2009~2015年，全球人均GDP增速下降到1.1%。全球需求萎縮和增長低迷導致全球存量市場資源進一步收縮[32]。從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及制度內涵看，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快速發展是前一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內容，當前世界經濟形勢之變所體現出的“全球化”逆轉，可以從貿易利益分配等角度進行觀察。例如，美國全球化的批評者認為：“當美國公司在低工資國家建立像在美國一樣具有先進生產力的工廠時，美國工人就失去了競爭力”[33]。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之后，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有明顯抬頭并呈愈演愈烈之勢[34]。例如，在坎昆會議上，反全球化人士打出了“不要WTO”的標語，這說明WTO的合法性出現了危機[35]。近年來，美國一改多年秉持的自由貿易主張，要求進行所謂的“公平貿易”，試圖將國際經貿規則的調整引到對自身更加有利的方向[36]。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彭博新聞社（BloombergNews）采訪時警告稱：“如果貿易談判不順利，我就會退出WTO”[37]。他還說，建立該機構的協議是“史上最糟糕的貿易協定”[38]。

3．新興經濟體的崛起使世界經濟力量格局發生變化，它們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并產生了對國際經濟秩序進行改革的意愿。新興經濟體，是指某一國家或地區經濟蓬勃發展，成為新興的經濟實體。目前對新興經濟體并沒有一個準確的定義。高盛對新興經濟體寄予了厚望，認為新興經濟體強大的內需足以完全抵消美國國內消費需求的大幅下降，并預計占全球GDP16%的“金磚四國”將幫助全球經濟維持3%至4%的增速[39]。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在廈門峰會上簽署了一系列金磚國家合作協議，其中與貿易便利化合作關系最密切的當屬《金磚國家電子商務合作倡議》。數據顯示，金磚國家跨境電商的發展平均增速己達35%左右，其中，發展最快的中國和俄羅斯更是達到80%的增長水平[40]。2018年，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次會晤約翰內斯堡宣言指出：“我們高度評價建立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我們將啟動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的全面運作”[41]。在當前國際形勢下，WTO是國際經濟秩序治理最重要的“穩定器”，對促進全球資源自由流動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但美國帶頭反對這一多邊機制，美國對WTO改革提出了“顛覆性”的方案[42]。美國提出以“美國優先”原則改造多邊貿易體系，主張單邊主義，力圖在WTO體系中實現“對等貿易”，要求各國應與美國實施相同的關稅水平，并揚言不合其意便選擇“退群”[43]。WTO副總干事沃爾夫發出“缺乏改革將導致（多邊）貿易體制的大倒退”的警告[44]。他認為，十多年來，多哈回合久拖不決，發達經濟體成員數千億美元的農業補貼沒有一絲一毫的削減，電子商務等新興業態在全球市場上風生水起，WTO卻未能提供任何國際規范，已顯示出WTO作為一個多邊貿易規則談判場所的無能為力。更嚴重的是，面對史無前例的貿易摩擦，WTO未能阻止也無法解決；面對今天甚囂塵上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狂潮，WTO難以進行有效的制約[45]。例如，2018年7月6日，美國宣布對第一批清單上818個類別、價值34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加征25%的進口關稅[46]。更有甚者，美日歐開始打造貿易聯盟。2018年9月，美國與歐盟、日本舉行貿易部長級會議，三方在共同聲明中表示：“過于寬泛的發展分類，加上自我認定的發展狀況，抑制了世貿組織談判新的貿易協議的能力”。美國駐世貿組織大使丹尼斯·謝伊（DennisShea）稱采取“中間道路”已經不可行，美日歐需要談判新版的貿易協議。這意味著，一旦它們之間達成自貿協定，將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到時候WTO無論改不改革，對于美國來說都無關緊要了[47]。因此，中美貿易摩擦和美日歐貿易摩擦有著許多根本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美日歐貿易摩擦講到底是同盟國之間在經濟領域里的利益分配沖突和利益格局調整，即使涉及政治與軍事，也因為共同的安全需要和共同的價值觀，而能夠使問題得到盡快解決；中美之間既不存在政治軍事同盟，也不具有共同的價值觀，而且經貿摩擦的激烈程度比之日美間的摩擦則有過之而無不及[48]。

三、國際經濟秩序變革的中國

參與2008年以來，世界經濟經歷深刻調整，貿易民族主義、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沖擊多邊貿易體制。世界經濟與政治進入大調整時期，傳統國際經濟秩序面臨重構。另一方面，隨著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到來，世界各國都將迎來一場深刻的系統性變革。由于創新的發展速度和傳播速度較之歷次工業革命時期都要快，導致第四次工業革命引發的變革規模更大、影響范圍更廣[49]。例如，數字貿易等新貿易形態對國際經濟規則的權威性和有效性提出新挑戰。主要大國、國際組織和國際論壇相繼提出應對上述問題的方案和議程，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已經成為影響世界經濟走向和大國博弈的重要議題。新興經濟體目前在世界產業分布、價值鏈投資等重要領域的占比顯著提升，新興經濟體的總體經濟實力是其具備影響力的保障。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提升已經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結構變遷的轉折點和催化劑[50]。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秩序建構的渠道是多樣化的，這其中既包括參與對傳統國際機制的改革，也有以創設金磚合作模式和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方式為代表的中國引導合作的新嘗試。

1．積極參與傳統國際機制的改革。金德爾伯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所以愈演愈烈，其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英國霸權的衰落導致其缺乏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而美國在當時則缺乏擔當世界領導者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為了汲取歷史教訓，二戰結束后，在美國主導下，相繼建立了世界銀行（WorldBank）、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GATT（WTO的前身），其宗旨就是維護國際貨幣關系穩定以及促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發展。由此可見，不論是IMF還是WTO，無疑都屬于國際公共產品的范疇[51]。不可否認，美國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問題上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霸權國供給模式也存在公共產品“私物化”的問題，“私物化”意指霸權國家為了自己的一國之利，把原本應該服務于整個國際社會的全球公共產品轉變為本國從國際社會獲取利益的工具[52]。按照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的說法，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和預期的效應奠基于各方的利益認同和政策協調，只有這樣，國際體系才能順利運轉[53]（P339）。歷史上，美國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的熱情常常與其促進民主價值觀的渴望緊密聯系在一起。經過70余年的發展，世界經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傳統的國際公共產品已不能完全適應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風云變幻。例如，原有的以WTO、IMF為代表的傳統國際經濟運行模式已經不能滿足當今世界經濟發展趨勢的內在要求。特別是在防范各種金融風險、減少貿易障礙、減少多國協調的交易成本或達成關于優先議程的共識等問題上，提供有針對性、小型化的國際公共產品可能更加符合國際社會的需求。中國正在從經貿領域的公共產品入手，向國際社會提供富有中國特色的區域性制度安排[54]。

2．創設新型全球治理方式。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和發達經濟體總體實力的相對下降，世界經濟格局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2011年，按照購買力平價測算，新興經濟體占全球GDP的份額由2008年的48%進一步升至51.87%，首次超越發達經濟體。所有這些，都對曾在美歐主導下建立并主要反映了發達國家政治經濟利益和全球治理理念的國際經濟組織規則提出了嚴峻的挑戰[55]。西方學者一度將金磚國家批評為“不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認為它們享受了西方主導的全球規范和國際規則的好處，但卻不愿承擔相應的國際責任。事實并非如此，如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中國、巴西、印度、南非逐漸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導者和發展議程的設置者[56]，主席將金磚國家定位為“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領頭羊”。主席指出：“我們要共同把金磚國家和二十國集團這兩個重要平臺建設好、維護好、發展好，推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盵57]金磚國家作為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典范，要在西方國家創設的國際機制中為發展中國家爭取權益[58]。2017年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在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時指出：“金磚國家要合力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提供更多先進理念和公共產品”[59]。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設立的目的，就是“為金磚國家以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可持續發展項目籌措資金”[60]。通過這個平臺，金磚國家可以對全球基礎設施融資、發展援助、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產生更大影響。同時，中國可以在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中獲得主導權，并借助這一平臺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力提高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61]。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擬將建立的上合組織開發銀行，是對傳統國際金融結構以及世界銀行（WB）功能的有益補充，可彌補相關機構的缺陷，同時突破對新興經濟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限制[62]。3．“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為世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重要平臺。當今世界格局正在發生復雜而深刻的變化，自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世界經濟增長乏力，區域經濟一體化和貿易協定“碎片化”趨勢同步增強，各國面臨的發展問題依然嚴峻。中國通過主導“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公共產品的提供[63]，可加快彌補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短板，解決發展資金不足問題，引導其積極參與到多邊貿易建設中，提高貿易能力，實現世界經濟整體的持續健康發展[64]。英國學派的伊恩·克拉克（IanClark）認為，一個大國只有承擔國際責任才能夠獲得國際社會對其地位的認可。如何體現國際責任？供給公共產品是最主要的方式[65]。我們在高度評價IMF、WTO等國際組織作為經濟全球化載體作用的同時，也要看到公共產品的巨大缺口和“私物化”傾向已日益阻礙全球經濟的發展。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等人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指出，國際公共產品包括四大綜合體系：有效的國際援助體系、穩定的國際金融體系、可靠的國際安全體系和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53]（P90）。吉爾平從這一角度論證了：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當承擔起保障國際社會安全穩定，維護世界經濟繁榮，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角色[66]。特朗普上臺后，當美國主導的多邊體制和多邊談判受阻時，美國迅速轉向了貿易保護主義。在這一背景之下，如果沒有大國愿意承擔領導責任，世界經濟與安全秩序將會面臨重大危機。中國在2013年9月和10月先后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重大倡議，到目前為止，已獲得頗為豐厚的成果?！耙粠б宦贰睒嬒雽嵸|上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公共產品。在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之路上，中國倡導設立了亞投行和絲路基金，合作建立了金磚國家銀行，設立了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和南南合作援助基金，組建了聯合國第一支常備維和警隊。這些行動與組織機構的建立表明中國正以實際行動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向世界提供越來越多的優質公共產品，也證明了不斷推進的“一帶一路”已經成為我國迄今向世界提供的最重要、最成功的公共產品[67]。

四、結論

進入21世紀以來，“貿易保護主義”的狹隘應用已經對國際經濟秩序造成了混亂和破壞。特別是近年來西方大國日益顯露的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傾向，正在動搖以聯合國和WTO等機構為基礎的多邊體系，危及全球化的既有成果[68]。同時，全球化趨勢所涉及的領域逐步向更加促進全球人員、資本、技術流動的方向發展，從而不斷超出WTO、IMF、WB等傳統機制所創設的貿易自由化以及關稅減讓和非關稅壁壘的消除等傳統范圍。不同的國家集團為了實現不同利益訴求[69]，必然會采取貿易保護主義的手段。這實際上是部分國家基于自身利益訴求而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內心態失衡的反映[70]。在上述背景下，各個國家提升自身實力，建構結構性權力的力量是爭奪規則制定主導權的途徑之一，尤其對大的經濟體更是如此。

2015年，中國倡導創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正式成立，標志著全球迎來了首個發展中國家倡議設立的多邊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不僅為亞洲經濟發展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也為國際分工體系中全球金融治理提供了新動力[71]。另外，從創新公共產品提供的視角看，中國發起和籌建的一系列重大倡議和AIIB，其實質就是希望以創新公共產品提供機制的方式維護與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2017年10月，中共報告更是強調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耙粠б宦贰背h的主要目的是促進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區域合作[72]。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中的大國，已經開始由過去國際經濟規則的追隨者向國際經濟規則的變革者轉變，在國際分工規則制定中的結構性權力持續提升。中國不僅有能力而且有更強烈的意愿參與和主導國際性、區域間以及區域性貿易、投資、金融類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51]，為新興經濟體以及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經濟秩序的變革貢獻力量。

作者:黃河 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