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的關系
時間:2022-12-08 09:1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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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新發展格局下實現貿易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雙向互動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本文基于1-0年我國貿易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數據,就兩者之間的聯動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發現:我國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關系存在,兩者的耦合關系由最開始的良性互動向高水平互動發展,轉向時點為7年,耦合協調度由失調狀態向初級耦合協調并進一步朝高度耦合協調演進,時點分別為20年和7年;進一步地,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互為因果關系,且兩者之間的聯動效應表現為,產業結構升級對貿易結構優化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反過來,貿易結構優化會倒逼(反哺)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已經形成緊密的長期均衡關系。
關鍵詞:新發展格局;貿易結構;產業結構;聯動效應;耦合關系
文獻綜述及評述
產業結構和貿易結構作為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重要衡量指標,一直以來都是各方關注的焦點。左勇華、劉斌斌()基于我國東中西不同地區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之間的差異性,分析了貿易結構對地區產業結構高級化與升級的影響。該研究認為,我國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性對貿易結構的影響較大,擴大初級品出口有利于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工業制成品結構優化會同時加速東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對第一產業的發展會產生阻礙作用。陳福中、樊亞賓、孫東升()以20國集團為例,分析了工業產業結構演進與貿易結構變化之間的關系。該研究認為,二十國集團成員之間工業產業結構演進與出口貿易結構之間存在一定的關系,商品貿易結構對工業產業結構演進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同時,貿易逆差較大的國家貿易結構對工業產業結構演進的影響作用更大,需要通過長期效應的調整,更好地推動工業產業結構演進和貿易結構的合理轉型。李韻()從農業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變化的角度,考察了農業貿易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的互動關系,從市場供需平衡、資本和技術投入、農產品質量提升等角度,提出了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提檔升級的建議。孫麗()以中日兩國貿易發展為例,從中國和日本貿易結構演化趨勢特征角度進行了分析。該研究發現,中日貿易已經逐步實現了從產業間垂直分工型貿易到垂直分工型產業內貿易轉變,正在實現由垂直分工型產業內貿易為主向水平分工型產業內貿易為主的方向鞏固發展。董展眉()從我國產業結構演進及產業結構不合理性兩個角度進行了考察。該研究認為,生產性服務貿易通過技術外溢、貿易互補、規模效應和人力資本積累影響產業結構優化。趙振波、岳瑋()利用我國17-6年的經驗數據,分析了進出口貿易、產業結構與消費結構之間的關系。該研究顯示,進出口貿易規模擴大與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進出口貿易提升會促進產業結構優化,而產業結構優化又會促進居民消費升級,居民消費升級又會推動進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三者之間存在密切關系。胡璇(0)基于流通產業結構調整與貿易競爭力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該研究認為,流通產業結構優化有利于促進我國貿易競爭力的提升,且流通產業對貿易競爭力提升的外部優化效應要強于內部優化效應,最后提出了在優化我國流通產業結構的基礎上,也要根據不同地區的發展現狀實現內外部結構優化的平衡。王云勝、曾建麗(1)以河北省為例,在分析了河北省對外貿易結構現狀的基礎上,進一步從商品結構、區域結構等視角考察了外貿結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該研究表明,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區域結構對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具有明顯的影響作用,但影響強度存在差異性。相比較而言,初級產品出口對產業結構升級會產生負面影響,并不會對產業結構升級起到積極作用,而加工貿易出口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則不顯著,對亞洲的出口以及從其他洲的進口會對產業結構升級產生促進作用。上述研究闡明了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存在密切的影響關系,一些研究還探明了兩者之間的具體影響效應。但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協同發展對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顯得更為重要,而鮮有研究針對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的協同發展關系(聯動關系)進行客觀地分析,缺少對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究竟是誰影響誰以及兩者之間是否確實存在互為因果關系的研究。探明這些問題,對于更好地制定貿易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政策,促進兩者協同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價值。因此,本文的創新點主要是基于現有研究的基礎上,針對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兩者之間的協同發展(聯動)效應進行客觀測度,并進一步探明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與具體聯動效應,為政府制定客觀的政策措施提供經驗參考。
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效應檢驗的實證模型設定
本文關于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效應檢驗的實證模型設定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協同發展耦合度測算;第二部分是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因果關系檢驗;第三部分是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協整關系模型估計(探明具體的聯動效應)。
(一)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協同耦合度測算模型
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基礎耦合度可表示為:其中,c就是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基礎耦合度,c的取值范圍為[0,1],數值越大,表示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協調性越好。為進一步測算出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耦合協調度,構建模型(2):根據公式(2)即可測算得到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耦合協調度,結合表1中的判別標準,可計算出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關系(耦合協調)處于什么狀態。
(二)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因果關系檢驗模型
建立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模型如式(3)和式(4)所示:其中,Tradet表示貿易結構優化變量,Industriat表示產業結構升級變量,Tradet-1和Industrialt-1分別表示貿易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滯后一期,Controlt表示控制變量。根據模型(3)和模型(4),檢驗a1、b1是否為零的原假設,若拒絕a1=0,則表明產業結構升級是引起貿易結構優化的Grange原因;若拒絕b1=0,則表明貿易結構優化是引起產業結構升級的Grange原因。
(三)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協整關系模型
在上述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關系(耦合協調)測算與因果關系檢驗基礎上,進一步建立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具體協整關系模型,如式(5)和式(6)所示:式(5)和式(6)的變量與模型(3)和(4)一致。
(四)變量說明及數據來源
貿易結構優化變量(Tradet):采用我國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衡量,服務貿易是一國貿易發展的方向,能夠體現一國貿易結構的優化程度,因此,本文采用服務貿易占對外貿易的比重衡量貿易結構優化情況。產業結構升級變量(Industriat):產業結構主要是指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分布情況,一般而言,發達經濟體都是從工業國向服務業大國邁進,而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方向也是從以工業為主逐漸向服務業為主轉型。因此,本文采用第三產業占比衡量我國產業結構優化情況??刂谱兞浚–ontrolt):影響貿易結構優化的控制變量采用經濟發展水平(Economict)、對外開放度(Opent)、金融發展水平(Financialt)和技術創新水平(Technologyt);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控制變量采用經濟發展水平(Economict)、金融發展水平(Financialt)、人口受教育程度(Educationt)和技術創新水平(Tecnologyt)。經濟發展水平采用GDP衡量、對外開放水平采用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衡量,金融發展水平采用銀行存貸款余額占GDP比重衡量,人口受教育程度采用大專及以上人群占比衡量,技術創新水平采用專利數增長率衡量。服務貿易數據、第三產業占比、經濟發展水平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測算對外開放水平的進出口貿易數據來自于海關總署數據庫,測算金融發展水平的銀行存貸款余額來自于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據庫,大專及以上人群占比情況來自于歷年的教育統計年鑒,專利數來自于知識產權局統計數據庫。上述變量中的規模變量進行取對數處理。
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效應實證估計及結果分析
考察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樣本期為1-0年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在對模型進行檢驗前,均對所有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表明變量均為一階單整變量,符合協整模型檢驗和因果關系檢驗。
(一)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關系(協同耦合)測算及結果分析
根據模型(1)和模型(2)測算得到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聯動關系(協同耦合)測算結果如表2所示。表2的估計結果顯示,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在7年以前處于良性互動狀態,但從耦合協調度來看,在20年之前,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還處于失調狀態。事實上,20-20年間,我國出現了較為龐大的雙順差現象,但從我國雙順差的對外貿易品類和方式來看,主要是以貨物出口為主,甚至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以后的幾年內(7年以前),我國出口仍然以貨物出口為主,服務貿易占比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與此同時,我國產業結構也一直處于優化升級過程,自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開展了超常規的基建投資,大量投資進入工業為主導的第二產業,導致后來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政府由此提出了“經濟進入新常態”的判斷,并采取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手段來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直至7年以后,我國產業結構得到明顯改善。相應地,在20-6年間(7年前),我國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聯動關系開始變得越來越緊密,但仍然沒有達到較好的協調程度,仍然處于初級耦合協調階段。直到進入7年以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成效逐步顯現,而與之相伴的是,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得到不斷優化,貨物貿易順差有所減小,服務貿易進出口快速發展,最終使得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聯動關系進一步加強,協同發展更趨于一致,兩者在0年基本已經處于高度耦合協調階段(聯動關系相當緊密)。
(二)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因果關系檢驗及結果分析
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聯動關系越來越緊密,但兩者之間是否存在互為因果關系,進一步可以采用模型(3)和模型(4)的Grange因果檢驗方法,就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進一步檢驗,得到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表3的結果顯示,貿易結構優化是引起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Grange原因,反過來,產業結構升級又是引起我國貿易結構優化的Grange原因,兩者互為因果關系。這其實也可以從模型(1)和模型(2)兩者之間的聯動關系得到初步印證,兩者之間的影響關系越來越密切,出現趨同現象。
(三)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長期協整關系估計(聯動效應)
本文進一步就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具體聯動效應進行協整估計,得到兩者之間的長期協整關系如式(7)和式(8)所示:式(7)的估計結果顯示,產業結構升級對貿易結構優化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影響強度為0.12,這表明產業結構升級代表第三產業的發展,而第三產業主要是以服務業為代表,包括生產性服務業和生活性服務業,這些服務業的發展不僅可以滿足國內對服務業的需求,而且也帶動了我國對外服務貿易的發展;從式(8)的模型估計結果來看,貿易結構優化同樣會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帶來驅動作用。這主要表現為,以貿易方式、貿易品類為代表的貿易結構優化不斷倒逼我國制造業升級,向服務業轉型,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通過服務貿易的進出口來優化我國的貿易結構,倒逼我國產業轉型升級。相比較而言,貿易結構優化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倒逼(反哺)機制要明顯強于產業結構升級對貿易結構優化的正向推動作用(主要表現為兩者估計系數大小的差距)。這一點也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我國產業結構升級更多地是基于我國產業發展的內部治理,更多地滿足于國內對產業發展的需求,而貿易結構代表全球(國外)對我國產業發展的倒逼驅動。從當前來看,我國已經屬于全球最大的進出口貿易國,也是創意產品和服務的最大單一出口國和進口國,出口量已經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隨著全球整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各國對更高品質、更多品類的服務貿易越來越重視,倒逼我國進行產業結構調整,以更好地適應全球貿易需求的變化。在此背景下,貿易結構優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反哺作用反而顯得更強。此外,經濟發展水平、對外開放度、金融發展水平和技術創新對貿易結構優化具有顯著的正向賦能作用,同樣,除了經濟發展水平和金融發展水平對產業結構升級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以外,人口受教育程度與技術創新水平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作用異常顯著,技術創新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促進作用強度最大,超過了貿易結構優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賦能作用。這一點也比較容易理解,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更需要技術創新,唯有技術創新,才能推動我國產業實現從低級向高級演進,比如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等技術的應用和賦能,使得我國產業結構得到了質的飛躍。
啟示
通過上述研究,得到以下研究啟示:第一,要高度重視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聯動關系,政府需要通過不斷優化貿易結構,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實現兩者之間的高度協同發展,形成良性互動的循環,促進我國經濟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第二,要特別重視貿易結構優化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反哺作用,調整我國不同門類、不同類別的產業發展,提升我國產業發展質量,通過需求側改革來倒逼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第三,第三產業的發展是產業結構升級的關鍵所在,要加快服務貿易出口,不斷優化我國貿易結構,推動服務業發展由粗放型、外延型向集約型、內涵型轉變,提升服務業競爭力,使得服務貿易的出口增長能夠帶動我國勞動生產率和資本使用率的提高,帶動金融、保險、計算機等新興服務業的發展,最終倒逼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第四,加大對技術創新的投入力度,技術創新既是我國外貿服務業發展的重要手段,更是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抓手,政府應該制定相關政策,提高技術創新對貿易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尤其要重視對區塊鏈、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研發投入,加大科技對貿易和產業發展的賦能作用,實現貿易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步伐的加快,使得貿易結構優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聯動效應發揮的更為強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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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段聯合 單位:荊楚理工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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