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經濟論文：新經濟期農民的情緒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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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曉菊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農民將注意力集中在田間勞動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對蘇維埃政權態度友好。各地富農雖然敵視蘇維埃政權，但多數情況下并不公開表露。在邊疆地區，尤其是伊斯蘭居民較集中的地區，富農和神職人員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農民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關系并不穩固。由于稅賦沉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擴大及對農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農民對黨和政府的態度有出現逆轉的跡象。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蘇聯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居民的消極情緒迅速做出反應，主要措施是修正農村稅收政策，減輕農民稅收負擔。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部頒布法令，實行統一農業稅。統一農業稅是每年根據農戶的耕地數量和收成情況向農戶征收的單一稅賦，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稅種。該法令規定，凡從事農業生產的居民均須納稅，統一農業稅以實物、貨幣或兩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糧食生產僅能滿足當地消費的北方和東西伯利亞等地區，統一農業稅以貨幣形式征收。次年6月，蘇聯政府頒布法令，因繳納統一農業稅而致貧的農民可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日益尖銳的城鄉關系問題使國家最高領導層焦慮不安。1923年沃羅涅什省瓦盧伊斯科縣的價格關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區的價格剪刀差情況：1俄磅③糖兌換35普特④黑麥、1.5俄磅鯡魚——1普特黑麥、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麥、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麥。不合理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使農民蒙受巨大損失，1923年農民損失約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業品價格的過度上漲和因糧食豐收而造成的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下跌，1923年10月蘇聯爆發了劇烈的工業品銷售危機。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緊急措施，將工業品價格下調23.3%。但實際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始終是新經濟政策時期難以克服的嚴重問題。1923年秋，蘇聯相當多的省份經濟狀況不佳，加之已開始征收統一農業稅，農民的經濟狀況有些惡化。許多省份上年收獲的糧食已無剩余，許多農民的生活每況愈下。這種情況出現在31個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亞的阿爾泰省和遠東的4個省份。這些省份的農民因害怕歉收而賣掉牲畜，以儲備糧食。西伯利亞與遠東的貧困農民希望遷移到其他地區居住。北德維納省和沃洛格達省的農民也向外遷移。維亞特卡省的農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亞。由于工農業產品價格失衡，農民的經濟狀況難以改善，中農和貧農進一步貧困化，富農加緊對他們的奴役。到1923年年底，大多數省份的農民懷有不滿情緒，捷列克省、阿穆爾河沿岸省和外貝加爾省的個別鄉村甚至發生起義，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動也有卷土重來之勢。城鄉脫節對農民的社會情緒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農民們在黨外群眾會議上抱怨說：城市生活恢復到一戰前水平是以農村的嚴重貧困為代價的；蘇維埃政權更關心城市，對農村只是一味地征稅，等等。農民的政治訴求明顯增強，建立“農會”的意識日益強烈。1924年5～6月，廣大貧農因瀕臨破產而騷動不安。薩拉托夫省的貧農說，“除了貧窮之外，蘇維埃政權什么都不會給”。西北省份的貧農說，“蘇維埃政權對殷實農民來說是好的”①。在土地規劃過程中，農民們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受富農分子的宣傳鼓動，農民們對地方當局進行抵抗，甚至毆打警察。奧廖爾省的農民說，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沒什么兩樣，只不過是贖買土地變成了高額稅收。在新糧收獲前，沒有存糧的貧農只能向富農借糧食和飼料，往往要受富農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將全部土地交給鄰村的居民耕種，條件是對半分成。另外，歉收的威脅引發一股狂熱的宗教情緒，各地農民紛紛邀請牧師做祈禱。許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層組織和鄉執委會對此類活動進行了干預，不允許舉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頓河州等）。神職人員利用農村的情緒，以“神靈顯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結隊的朝拜者?？扑固亓_馬省出現大規模朝拜活動，因為人們傳說“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般地治愈殘疾者②。1924年秋，在俄羅斯許多產糧區出現歉收的情況下，因過多征稅、不合理的價格政策而誘發的不滿情緒進一步升溫。農村地區到處在傳言，列寧的逝世導致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和摩擦，這成為政治騷動的強力催化劑。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秘密報告指出，農民中間的激進情緒在全面、迅猛地增長，各地農民普遍表現出在各級政府中選派代表的政治意識。在當時進行的蘇維埃選舉中，農民們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選”、“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蘇維埃的農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與工人平等的選舉權”等要求。農村居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歧視性政策無比憤慨。與此同時，“宗教熱”幾乎遍及農村的每一個角落，這在糧食歉收的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神職人員充分利用這種情緒和歉收的形勢，組織大型宗教游行，加強反蘇維埃的宣傳鼓動。特別是在烏克蘭，宗教運動廣泛展開，教派和東正教團體越來越多。宗教界的宣傳鼓動往往充滿政治色彩，如反對共產黨員，反對（烏克蘭）貧農委員會，反對猶太人等。農村的社會情緒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農村”的著名口號，號召國家機關及一般單位和個人更多地關注農村和農民的需求，并著手在農村實行一系列相應措施。農民們對“面向農村”的口號產生濃厚興趣，盡管他們對其真正含義有著不同的理解。“重建蘇維?！保ě哀丕讧缨荮支擐讧支悃唰缨支洄唰樱┏蔀檗r業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強黨外農民在地方蘇維埃機關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地方蘇維埃的權限。但是，在“面向農村”框架內對農民的讓步并沒有觸動蘇維埃機關的形成機制。顯然，對于理順城鄉關系、緩和農民情緒來說，“面向農村”的口號實際上無濟于事。僅僅過了一年，“面向農村”的路線就不再實行。1925年1月，蘇聯中央情報機構向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及組織部提交了《關于農民與工人階級之間對立的表現》的報告，其中指出：最近幾個月一些省委和農民寄來的材料都強調，農村居民對工人和共產黨懷有敵意。農民們說，城市居民擁有良好的物質條件，拿著高工資，每天工作8小時，享受社會保險、醫療、學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資源。農民們特別氣憤地表示，許多領導干部拿著豐厚的薪水。他們認為，“城市資源的所有外部表現（汽車、劇院、城里人的貴重衣服）均為共產黨員所享用，并以此為根據，明確地談論黨的官僚腐敗、黨從誠實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群體變成了靠農民養活的最高特權階層”③。20世紀20年代中期，農民各階層的不滿情緒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要求減少稅收、降低工業品價格等），而且表現在政治方面（要求改變國家的農業政策、創建農會、建立農民黨、取消選舉權的限制、社會革命黨等其他黨派的活動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黨員會議上指出，蘇維埃政權面臨著失去同盟者的危險，農民可能轉變成蘇維埃制度的積極反對者，可能導致“蘇維埃政權的徹底失敗”①。

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各地農民對政府的價格政策更是怨聲載道。沃羅涅什省的農民說：“從前買1件襯衫只需1普特糧食，如今卻要4～5普特，買1雙長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糧食?！雹谕心舅箍藚^的一位中農說：“蘇維埃政權搞投機活動：1副手套就要4普特糧食，沙皇時代1副手套只賣25戈比?！雹坜r產品價格過低無疑給蘇聯的糧食收購帶來巨大隱患。1927年夏，糧食收購再次出現危機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蘇聯歷史上有名的“糧食罷工”運動終于爆發。農民們決定把糧食先存放起來，待糧價上漲時賣出。下伏爾加邊區巴拉紹夫地區新波克羅夫斯克村的一名富農擁有2000普特糧食（僅交給糧食收購站50普特），做糧食投機生意。他在農民中間說：“只有傻瓜才把糧食白白地交給國家，你們這些男子漢，要把糧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場上出售，那樣會更好……”這句話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普遍心態。一些富農和富裕農民散布有關政府將采取非常措施、饑荒和戰爭不可避免等言論，號召農民們把糧食藏起來④。“糧食罷工”運動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蘇聯一些大城市出現了食品脫銷斷檔的情況。政府部門緊急采取憑票證供應食品的辦法。1928年許多地區啟用糧食供應卡；1929年2月14日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對糧食實行憑票供應；1928～1929年度，對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實行了憑票供應。斯大林將糧食收購危機僅僅歸咎于富農的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等行為及小農經濟的先天弱點。1928年年初，斯大林親臨西伯利亞產糧區進行農業考察。其間，他建議以“非常措施”解決糧食收購危機，也就是運用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07條，將拒不繳納余糧的富農繩之以法，強行奪走農民手中的糧食。4月6日至11日，聯共（布）召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主要議題之一是糧食收購問題。6月1日至5日召開全蘇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也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此時，蘇聯的行政命令體制已基本確立，并被不斷地加以運用。在實行“非常措施”的過程中，各地出現了許多過火行為，這一方面嚴厲打擊了富農階層，另一方面也嚴重侵犯了廣大中農的利益。農民們紛紛抱怨說，“新經濟政策正在被廢除”，“余糧收集制正在恢復”⑤，等等。強制性糧食收購標志著新經濟政策已接近尾聲。1929年1月，糧食收購行動基本結束。從這時起，蘇聯對有存糧的農民展開清洗。這一行動只是取得了短時間的效果。農民交了糧食，但他們的自我保障來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隨之減少。糧食定量卡的實行意味著農民們難以從城里購買糧食。同年春，廣大農村地區的貧困居民忍受著饑餓的煎熬?！凹Z食困境”籠罩著列寧格勒州、中央地區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烏克蘭南部一些地區和遠東的許多地區。食品中使用糧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搗成粉的三葉草根和干的樺樹皮、麩子、油粕、燕麥、野豌豆。無數人患上胃病，身體開始腫脹。餓死人現象時有發生，斑疹傷寒四處蔓延。農村的社會形勢異常緊張。貧農和貧困化的中農對蘇維埃政權所偏愛的城市工人充滿怨憤。中農和貧農對那些靠糧食危機發財、到處收購牲畜、簽訂奴役性借糧契約的殷實農民頗為不滿。農民們聚集在區執委會那里，要求分給他們糧食、準許自由買賣、允許派人到糧食多的地方采購糧食。痛打基層蘇維埃機關公職人員和糧食分配委員會委員、火燒糧倉、盜竊糧食的事件屢見不鮮⑥。早在1927年，大多數農民已將工農聯盟的口號看成“虛偽的、欺騙性的宣傳”。此前，農民主要對職員表示不滿，如他們說“職員不穿帶補丁的褲子”、“應取消所有職員的薪水”等等。后來，不少農民開始對工人也表示不滿，說“他們得到的很多”、“他們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時活兒”等等①。農民認為，工人的勞動強度較小，受教育機會較多，農民與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已蛻化為特權階層，農民則是二等公民②。農民寫給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蘇維埃機關及報紙雜志社的信件表明，農民認為政府的農村政策不公正。他們說：“政權是我們的，權力是你們的?！薄白寚野盐覀兊耐恋啬米撸覀兿窆蛡蚬と四菢庸ぷ?小時，只要供我們吃穿，不給工資都行?！雹坜r民們的上述看法不難理解。新經濟政策時期，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及社會保險、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職員，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被排除在外。當時，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兒童機構和其他服務設施極其匱乏。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蘇聯政府在農村地區經常舉辦“清潔周”、“洗澡周”等活動。再者，廣大農民的經濟負擔較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雖明顯減輕，他們多方面利益卻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蘇聯在宣布實行工農聯盟的路線之后，沒有真正地擴大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如消除蘇維埃機關選舉中的權利不平等現象等。20世紀20年代末，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時出現的口號——“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痹谵r村再度流行。農村民眾對政府強制征收糧食、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以及對當地共產黨員、貧農委員會和民警機關的專橫、酗酒和受賄行為甚為不滿，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特別是在一些不保護群眾利益的地方，農民的對抗情緒十分強烈。中央工業區、商品性農業省份、西伯利亞成為政治不穩定的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