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秩序和社會管理沖突與融合
時間:2022-03-27 02: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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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我國農村社會管理問題研究的若干認識
目前國內對農村社會管理的研究頗多,一些學者通過梳理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管理機制認為,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所發生的轉型,改變了傳統農村社會管理機制實踐的基礎,促使農村社會管理處于不斷變遷之中。中國農村社會的管理機制可分為四個階段:①傳統社會的管理機制,這是一種單向度的社會整合,在由士紳進行管理的農村社會,完成社會管理的整合機制是禮俗,而不是科層體制中的法律與法規;②20世紀初至1949年前的管理機制,這個時期政治整合突起與社會整合削弱;③1949至1978年的管理機制,這個時期是單向度的國家政治整合;④改革開放以來的管理機制,政治整合的松綁與社會整合的重啟[2]。很多學者認為,在傳統的中國,農村社會管理是依托儒家道德文化及地方村規民約實現農村社會的有效整合,近代以來隨著社會變遷,傳統農村社會管理機制發展變化。如孫立平認為,在傳統中國國家政權并未下沉到鄉土社會之中,農村社會的管理是由士紳階層來完成的。而這種社會管理僅僅是地方層次上的社會整合,它依托民間自生的、非政治性的手段實現著社區內的整合,以維持社區內的基本秩序[3]。賀雪峰認為,在傳統中國,農民通過對村落的認同實現農村的穩定,但是這些合作與認同阻止了國家與農民的聯系,站在國家的角度看,中國農民是一個個宗族村落為沙粒的一盤散沙。以來,啟蒙話語和現代法律精神,對傳統中國社會秩序的維系機制以幾乎徹底的摧毀。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理念深入農民內心,農村社會逐漸地由一個熟人社會轉變為半熟人社會,傳統的價值觀被金錢誘惑力所打碎,地方性的傳統和文化,被一個擴展的市場導向和消費導向的大文化所取代。非正式制度缺乏了生長空間,傳統鄉村秩序被打破[4]。夏周青認為,傳統中國農村是與國家政權相疏離的社會自治共同體,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的全面深度介入,傳統的家族組織被瓦解,農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活被納入全國政治生活之中,弱化了農村內部的橫向聯系和認同感。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逐漸成為國家規劃性制度變遷的產物,現行農村管理體制,既承擔著村民自治的功能,也承擔了部分國家行政的功能。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農村社區實現了多功能的整合和集聚,仍然帶有傳統社會的痕跡,正面臨著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5]。對于當前農村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鐘漲寶認為,基層政府是農村社會管理的絕對主體。明顯已經“行政化”的村民委員會并未充分扮演村莊社會管理者的角色,農村社會管理主體的單一,造成農村社會管理不及。在轉型期鄉村社會內各個體與組織的分化加劇,農村社會的分化使得農村社會管理機制亟待更新,當前農村的社會管理體制仍為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強政府—弱社會”的靜態社會管理體制,農村社會需求的變化與農村社會管理陳舊理念之間存在沖突,農村社會風險的增加考驗著農村社會管理機制的危機應對[6]。在此狀況下,亟需改革和創新農村社會管理。關于創新農村社會管理的路徑,一些學者認為,要推動農村社會管理主體的多元化,革除城鄉二元體制,確保城鄉統籌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加強農村法治建設;建立與我國農村實際相吻合的道德規范體系和整合機制[7]。以上學者從歷史的角度,理清了農村社會管理機制變遷的脈絡,提出創新農村社會管理體制,構建現代農村管理體系是農村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我們不難看出,農村社會的變遷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對于傳統農村鄉村秩序與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之間的關系,以往的文獻涉及的很少,這正是本文需要探討的內容。
2轉型中的傳統鄉村秩序
社會生活的秩序化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內在需求。社會秩序指的是人類社會中社會關系與社會行為的制度化與規范化;是人們從生產生活中創造出來的,用以指導和協調人們的行為、相互關系、維系共同生活的行為方式與準則。從靜態角度講,社會秩序是指社會系統的內在結構與模式,體現著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和協調性;從動態角度講,社會秩序是指社會系統運行過程中的表現形式,體現著社會運行的規則性與連續性[8]。維系社會秩序的一類為正式制度,一類為非正式的制度。在本文中,傳統鄉村秩序指的是長期以來在農村社會形成的,以非正式的制度為基礎的,基于傳統血緣、地緣文化的傳統鄉村規范。從內容上看,傳統鄉村秩序包括傳統的習俗及地方性的鄉村法規及傳統的倫理道德文化。在傳統農村社會,中央權力很難有效延伸至鄉村,以自治為特點的農村地緣和血緣組織,宗族組織逐步成為維持農村基層社會秩序的決定性力量,以相對自主的地方性規范形成了中國傳統社會的內生村莊秩序[9]。傳統農業社會是建立在農業生產基礎上的熟人社會,體現了農業文化環境下人與人之間遵循的互動規則以及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的風范[10]。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鄉村社會加快了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轉型,鄉村社會也由原來的“熟人社會”發展到今天的“半熟人社會”,在這種城鄉流動的背景下,現代文化不斷沖擊著變遷中的農村村莊,在這種情況下,傳統鄉村社會秩序遭遇怎樣的現代轉型呢?
2.1傳統親緣關系與現代社會關系并存
認識中國鄉村社會秩序的性質和狀況,不能以單純的“經濟”或“政治”來衡量,必須以鄉村“社會關系”為核心[11]。費孝通認為,傳統社會的社會秩序是“差序格局”,“是以‘己’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遠?!薄笆且桓饺寺撓邓鶚嫵傻木W絡”,“這網絡的每一個結都附著一種道德要素?!倍鞣缴鐣恰皥F體格局”[12]。在鄉村社會邁向現代化的轉型過程中,很多現代性因素沖擊著鄉村社會,改變著鄉村社會的結構。有的學者認為,親緣網絡作為傳統社會中一套適應性的文化制度,與自給自足的經濟結構和物質生產水平相適應。中國農民對于這種傳統親緣關系有一種“本體性”需求。在傳統的鄉村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傳統先賦關系的衰頹在中國社會將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傳統親緣關系,作為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傳統和象征體系,在整個社會范圍內不斷復制和放大[13]。有的學者通過調查發現,改革開放以后,農村中原有的鄉土社會的差序格局并沒有消失,它的內涵發生了某些重大的變化,“姻親”進入差序格局,源于血緣和姻緣的親緣關系影響幾乎無所不在,差序格局已被深深打上“利益”的印記。可以用“差序格局的理性化”來表示[14]。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城鄉壁壘的被打破,大量農村人口外出務工,農民的生產方式不再以農業為主,傳統農民的交往對象不斷擴大,不再局限于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朋友、同學、同事也成為農民的人際關系之一。尤其是農村社會中的年輕人,外出務工經歷擴大了他們的眼界,對人際交往有一種強烈渴望,在外出務工的同事中不斷發展出情感密切的“朋友”關系,在人際交往中加強與同學的交往,通過一起“同學聚會”、“拜把兄弟”、“日常生活的互相幫助”、“結婚隨禮”等日常交往活動,不斷強化彼此之間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交往密切程度不亞于傳統的家族關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傳統的血緣關系還要密切。這種行為交往既是一種情感的需要,也是一種利益的互惠。處于轉型中的農村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遷也帶來了社會關系的變化,農民的交往方式不再局限于血緣與地緣關系,源于情感與利益的需求,在原有“差序格局”的基礎上社會交往的范圍在擴大,出現了傳統親緣關系與現代社會關系并存。在某種程度上講,農村居民的社會關系具有現代社會的某些因素或特征,但是與西方社會的“團體格局”仍然是相差甚遠。
2.2傳統禮俗與理性行動的并存
傳統鄉村社會是一個共同體,農民有著共同的價值觀念、相同的生產方式、相同的生活經驗,大家是“同質”的,彼此差異性很小,鄉村社會的生活完全靠經驗就可以應付,在這樣的生活中,農村居民逐漸形成了一套以適應共同體生活的鄉規民約,由于大家彼此熟悉,使鄉村生活充滿了人情味,同時鄉村共同體對人們的日常生活起著一種規范作用,大家彼此對鄉規民約也非常認同,傳統道德、習俗、共同的生活,將村落的人緊密聯系在一起。在這樣的生活實踐中,農村居民用習慣和經驗就可以處理日常生活的事務,祖祖輩輩都是沿著共同的軌跡生活,生活不需要理性算計。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改變了鄉村生活的軌跡,鄉村的悄然變遷,改變了鄉民熟悉的生活路徑,打破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簡單而又重復的小農生產方式,工業化、市場化的因素不斷進入鄉村生活,尤其改革開放后,隨著城鄉流動的加快,大批的農民外出務工,城市生活的經歷不僅改變了他們生活方式,也改變著他們的價值觀念,“共同體”式的農村異質性不斷增強,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疏離;另一方面務工群體也給家鄉了帶回了現代性的因素,加快了鄉村現代化的進程。現代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理性化,理性就是在確定目標和行動時,為了更快的實現目標和提高效率,對實現目標所需的手段或工具進行了選擇。傳統社會的行為更多的是靠傳統和經驗,現代社會更多的是靠理性分析。隨著市場經濟的介入及城鄉流動的加速,傳統的農村逐步原子化與個體利益理性化,面對生活中不斷出現的新問題、新現象,農村居民在傳統經驗中無法需找答案,更無經驗可循,在這種情況下,農村居民不得不成為進行理性算計的行動者。在這種情況下,農村的禮俗不斷的受到侵蝕,農民在行為選擇時,根據自己的實踐場景結合傳統禮俗與理性算計進行行為的選擇。
3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在農村社會的“嵌入性”特征分析
早在19世紀,隨著外族的入侵,封閉的中國社會開始被卷入了現代化的社會變遷中,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中國開始了獨立自主建設現代化的道路。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中國邁入了快速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是一種具有“趕超型”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場變遷中政府起一種主導作用,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變遷是對外來工業化國家刺激的反應,因此在發展中,“城鄉二元結構”長期存在,發達的現代化城市與相對落后的、傳統的農村并存。幾千年來中國農村社會形成了自己的內生秩序,隨著現代化因素及市場經濟的邁進,農村的傳統鄉村秩序在悄然發生變化。這種基于傳統的血緣、地緣,基于傳統的倫理文化與道德意識仍是農村秩序的內核,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失。波蘭尼與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概念,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可以借用“嵌入性”來啟發我們對農村社會管理體系的思考,來說明現代管理體系與中國農村社會的關系。為了推進中國農村的現代化進程,以及實現農村社會的有序發展,我國政府一直在探尋有效的農村社會管理模式,改革開放后,以“村委會”與“鄉政府”為核心的、以“自治”為特點社會管理體制,并沒有發揮有效作用,近年日益凸顯目前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缺乏對農村社會的有效整合。在中央提出“完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以后,“構建農村現代化的農村社會管理體系”成為促進農村發展的當務之急。隨著社會轉型,為了有效推動農村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農村社會應建立現代化的社會管理體系。現代管理體系作為現代化的標志并不是農村傳統秩序所內生的一種制度體系,而是為應對中國農村社會的變遷政府所建構的一種制度設置。目前中國農村社會的“鄉政村治”的管理體制之所以作用有限,并不是制度本身的問題,而是這種制度的運行空間與原有的鄉村秩序存在某種不一致,最終導致農民的參與程度不高,并沒有達到應有的“自治”。構建現代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目前以“村委會”、“鄉政府”為管理核心的基本框架不會發生變化。但是無論如何創新農村社會管理,構建現代的農村社會管理體制,這種制度設置作為適應現代化社會的一種管理制度,并不是獨立運行的,其與中國農村經濟、文化及鄉村秩序有不可分割的聯系,是深深嵌入于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之中的。這種“嵌入”有一種物理學上的把某物體“嵌入”令一物體的涵義,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對波蘭尼和格蘭諾維特的“嵌入性”概念的延伸。在某種意義上講,要實現農村社會的有效管理,發揮農民的社會管理主體的作用,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的構建必須考慮到農村社會的現有鄉村秩序,必須與農村社會的現有經濟、文化、秩序等有很好的契合作用。
4傳統鄉村秩序與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的沖突與融合
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作為政府推動農村現代化的制度建構,深深“嵌入”于中國農村社會的鄉村秩序之中的,找到傳統鄉村秩序與現代社會管理體系的沖突與相互通融之處,是推動中國農村社會管理創新的可行策略?!靶袆优c秩序”一直是社會學研究的經典話題,滕尼斯認為,現代社會是建立在目的和利益基礎上的聯合體,人與人之間沒有自然的、牢固的聯系,是通過“慣例和自然法聯合起來的集合,他們的意志和領域在無數的結合中處于相互關系之中”[15]。現代社會中“契約”與“法律”是人們聯系的紐帶,而傳統鄉村秩序的基礎是一種基于血緣與地緣上的、以傳統的禮俗為規范的內生社會秩序,這種社會秩序是以共同的信仰與集體精神為基礎的?,F代社會管理體系對人的理性及現代性、知識結構等有一定的要求。西方現代社會一直被認為是“個人本位”的社會,這種以個人本位的社會是如何聯接在一起的?這其中起作用的就是對“科學”“、理性”的信仰,以及對“公平、正義”的不懈追求,這種對信仰對社會來說也起一定的團結作用。西方現代社會的教育體系也把人塑造成適應現代社會需求的現代性個體,社會大眾具有現代性。而傳統鄉村秩序的依靠的也是一種對集體的信仰,這種信仰把人們的行為束縛在傳統的“鄉規民約”的禮俗范圍內,使得社會秩序成為可能。中國農村現代社會管理體系需要的是人的“科學理性”,由于中國農村社會仍處于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過程中,人們在很多方面仍具有傳統性,適應現代化需求的現代教育普及程度并不高,大多數農村居民的文化程度在初中學歷,大多數居民并不具有現代性思維及價值觀,一部分居民在行動時具有一定的理性,但是這種理性只是一種對利益取舍的理性。在鄉村傳統文化的熏染下,做事邏輯仍然具有傳統社會的特點。即使在中國城市,雖然人們的生活條件已經現代化了,但是在思維模式、價值觀念、行為邏輯等等方面仍具有傳統農業社會的特點。從多種角度看,傳統鄉村秩序與現代社會管理體系對社會個體行為制約上,是存在一些對立與沖突的,傳統鄉村秩序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是建立在共同生活體驗基礎上的,依賴的是熟人間人情與感情的聯系,而現代社會管理體系是一種正式的制度,基礎是現代社會的“契約”“、理性”。傳統鄉村秩序中人分親近、疏遠,依關系的親疏制定不同的規則,而現代社會管理體系中是不分遠近親疏的,大家要一視同仁。在傳統鄉村秩序里,個人的權利與自由是隱去的,存在的只是對集體的認同與信仰,在現代社會管理體系中要求的是個體意識與權利意識的覺醒,及對義務的承擔,對規范無條件的遵守。傳統鄉村秩序與現代社會管理體系之間既有沖突也有融合之處。首先在目標上,現代社會管理體系關注的是整個鄉村社會的和諧發展,這與傳統鄉村秩序中的促進社會整合兩者是契合的。其次,隨著農村社會的轉型,農村問題的大量涌現,單靠某個人或某個部門很難實現農村社會的有效管理,這就需要社會管理的多元化主體,使每一個農村居民都成為鄉村社會管理的主體,傳統鄉村秩序里農民對社區的強烈認同恰恰可以成為每一個社區居民參與鄉村社會管理的強大動力。最后,傳統鄉村秩序作為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對鄉村社會秩序的維持主要是通過文化、習俗、道德等非正式的約束力量,對農村社會居民的行為控制主要是一種潛移默化的過程。這種非制度的規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這種非正式的控制對于農村社會起著一種秩序維持與控制的功能?,F代社會管理體系作為一種正式的控制力量,主要是通過國家權力通過強制等外在力量對農村居民的行為進行控制,因此從這個角度上講,現代社會管理體系要借助傳統鄉村秩序對農村社會的維系功能,潛移默化的對農村居民的行為進行規范控制,這樣才能實現對農村社會的有效管理。
5結論與思考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介入,中國農村社會加快了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現代性因素不斷進入農村社會,原有的鄉村秩序被沁入新的要素,但是由于文化的滯后效應,傳統的血緣、地緣關系為基礎的、傳統鄉規民約為規范的鄉村秩序在農村社會仍然發揮重要作用,建立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既是農村現代化轉型的需要,也是實現農村穩定發展的現實策略。制度的建構必須以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為依據,作為“嵌入”的現代農村社會管理體系,既要考慮到農村社會的原有的鄉村秩序,又要考慮農村居民的現代性程度,在這種基礎上,才能設計出與農村秩序相契合的制度體系,推動農村社會的現代化變遷。
作者:張紅霞張學東方冠群工作單位:石家莊學院政法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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