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收入份額分歧與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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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論之焦點：勞動收入份額是穩定的嗎？

“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后不久，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在1959年一篇關于收入分配的文章中否定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假說。擅長于經驗統計的庫茲涅茨選取1938年和戰后兩個時期，把一些國家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劃分為不同的組別。不論是1938年粗略的劃分還是戰后更為細致的劃分，統計數據均顯示：“具有較高人均收入的國家中雇員報酬占總收入的份額較高，而在欠發達國家中（雇員報酬的份額）則較低”。[4]同樣的方法用于分析美國各州的收入分配情況，即把美國各州按照人均收入的高低劃分組別并對1919-1955年這段時期中的部分年份進行考察，也得出上述相同的結論，就是那些具有較高人均收入的州往往雇員報酬的份額也較高，反之亦然。由此，庫茲涅茨認為“個人收入中雇員報酬的份額與人均收入正相關”。[4]13在庫茲涅茨的研究中，人均收入被用來表示經濟發展水平。因此，庫茲涅茨的結論可以被理解為勞動份額的變動與經濟發展水平正相關，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勞動報酬的份額將呈上升趨勢。庫茲涅茨用截面數據考察勞動報酬份額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試圖以此推斷出勞動報酬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如果說這種做法得出的勞動份額不穩定性的假說是通過間接的途徑，那么后來更多的學者采取了直接的辦法，即直接考察不同國家勞動份額的時間序列。Young（2004）研究了美國1959-2000年的勞動份額的波動，發現勞動份額的變動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Buchele和Christiansen（2007）基于美國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統計數據，指出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的趨勢。Ruiz（2005）通過對美國和西班牙的經驗檢驗證明勞動份額的穩定性是不存在的。來自歐洲的數據進一步強化了這一觀點。Giammarioli等人（2002）以20世紀60至90年代歐盟11個主要國家為樣本，分行業計算它們各自的勞動份額以及總的勞動份額，再進行平均化以表示歐盟勞動份額的平均水平。結果顯示，歐盟經濟體的勞動份額由20世紀60年代的70%下降到90年代的64%。因此，“過去四十年中主要歐盟國家勞動份額的演進表明的首要一點就是，由標準增長理論所預言的穩定性似乎是不存在的”。[5]類似地，歐盟前15個成員國1970-2004的數據也表明“在過去的30年中許多歐洲國家的勞動份額都下降了”。[6]而Guscina（2006）運用OECD18個國家的數據向我們描繪了勞動份額波動的情形，“在經歷了20世紀60、70年代穩步上升之后，工業化國家中勞動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在近幾十年中是下降的”，[7]這種波動并非具有周期性的特征。Kr覿mer（2008）指出，“勞動份額的變動在不同國家具有不同的特點。美國（的情況）與增長的程式化事實最為接近，具有（與其他國家相比）相對穩定的勞動份額。在英國勞動份額經歷了相當大的短期波動，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下降顯著。在歐洲大陸總的情況是在過去的20、30年中（勞動份額）出現明顯下降的趨勢。德國和法國的勞動份額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達到高峰，而其他國家如奧地利和荷蘭高峰出現于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一些國家中，（勞動份額的）下降是相對溫和的（如法國），而另一些國家（的勞動份額）則表現出穩步的甚至是強烈的下降（如奧地利）”。[8]Morel（2005）指出加拿大的勞動份額在1998-2004下降了三個百分點，勞動份額的波動具有明顯的反周期特征。Takeuchi（2005）以日本為例也對勞動份額穩定性假說提出質疑。他分析了日本勞動份額的波動情況，認為勞動份額的波動是“有助于解釋各種宏觀經濟活動和微觀層面上廠商獲利能力的重要基礎”。[9]無論以橫截面數據還是以時間序列為視角，上述對不同國家的經驗研究表明不同國家中勞動收入所占份額并不具有穩定性，“卡爾多程式化事實”的可信度大打折扣。在大量經驗證據表明勞動份額不穩定的同時，另一些學者另辟蹊徑卻得出了相反的結論。Gollin（2002）認為勞動份額計算方法上存在著缺陷，致使計算結果顯示勞動份額不穩定?！巴ǔ趧臃蓊~的‘簡化的’計算———即用雇員報酬占GDP比例———這是個明顯的并且重要的錯誤（因為）它沒有計算個體經營和其他經營者的勞動收入。勞動力的數據表明這個錯誤在貧困國家尤為突出，這些國家的小企業和個體經濟中勞動力比例較大?！盵10]Gollin通過對數據和計算方法的修正重新計算了勞動份額，結果表明勞動份額在不同國家和不同時期中都是基本穩定的。Zuleta和Young（2007）通過構建兩部門的“具有引致創新的非均衡增長模型”說明“雖然各個行業的勞動份額彼此獨立地波動，但總的勞動份額卻呈水平趨勢”。[11]Young（2006）把穩定定義為均衡，并指出相對于單個行業中勞動份額變動的非均衡特征而言，總的勞動份額變動具有均衡的特質。從這個意義上說，總的勞動份額就是穩定的。勞動份額是穩定的嗎？自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以后，人們關于穩定性問題的爭論就沒有停止過，尤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無論是總的勞動份額還是行業的勞動份額均表現出波動特征。究竟是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是虛假的？還是后人的觀測不夠長期？最近的研究又有了新的進展。Xie（2011）運用1950-2004年123個國家的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與人均真實GDP之間呈三次方的倒N字型關系”，[12]即在工業化（由農業向工業轉型）階段，勞動份額是下降的；在后工業化（由工業向服務業轉型）階段，勞動份額上升；在金融化（金融和房地產部門興起）階段，勞動份額又轉而下降。而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表明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僅僅是這些變化中的一部分。Xie的發現對穩定性的研究有了新的啟示。穩定性問題關注的是勞動份額的長期變動趨勢，但無論怎樣，其實質是關于其演進路徑的研究。

爭論之實質：勞動份額是如何演進的？

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所呈現出的變動是怎樣的？是隨機的擺動還是具有內在規律？對與穩定性相關的勞動份額長期趨勢的關注最終引導人們轉向了勞動份額演進的研究。然而，基于不同的視角，學者們發現了勞動份額演進的不同特征，并據此得出了差異化的演進路徑。（一）遞減特征勞動份額隨時間而表現出遞減變動是大部分學者對于近幾十年來美國和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共識。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特征的演進路徑。盡管學者們對此有普遍的認同，他們給出的解釋卻大相徑庭。首先，基于技術進步的視角。這是目前比較流行的一種說法。工業化過程中由于勞動要素變得愈發昂貴而催生了資本擴張型（或勞動節約型）技術進步，生產中資本要素廣泛取代勞動要素，當資本對勞動的替代彈性大于1時，勞動的相對份額便趨于下降。其次，全球化的影響。盡管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的流動性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幅度并不相同。與勞動相比，資本具有更大的流動性，并據此擁有更強的談判力量。因此，全球化會弱化勞動的相對份額。第三，產業結構的調整。若把經濟分解成不同的行業，那么各行業內勞動份額及該行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將是影響總勞動份額的兩大因素。假設某個行業內的勞動份額上升，但該行業在總產出中的比重下降，那么它們對總勞動份額的影響將會因相互抵消而減弱。在工業化過程中，在行業內部勞動份額不變的前提下，由產業升級所帶來的對總的勞動份額的沖擊將使其趨于下降。第四，制度的因素。制度的因素涵蓋較為廣泛，一般理解為調整成本、談判力量、工會及雇主聯盟等。當經濟和技術上的因素不能完全解釋勞動份額下降的演進路徑時，社會和制度的因素即被考慮進來。工會談判力量的削弱及其影響力的下降也被認為是導致勞動份額遞減的部分原因。（二）反周期特征在大多數學者認為勞動份額具有下降的演進趨勢的同時，另一部分學者認為這僅僅是短期的現象，從長期來看，勞動份額的演進路徑并不具有單調性，而是具有反周期的特征。Young（2004）通過建立包含偏向型技術進步的RBC模型，表明由于有利于勞動的偏向型技術進步會使產出下降，而不利于勞動的偏向性技術進步會使產出上升。因此，勞動份額往往具有反周期的特征。而“Gomme和Greenwood（1995）以及Boldrin和Horvath（1995）在解釋反周期的勞動份額時引入了以勞動合同形式存在的收入損失保險。其機理在于，由于保險的存在，勞動份額會在衰退的時期更高而在擴張的時期更低?！盵13]此外，勞動市場自身的特征在解釋勞動份額演進路徑時也受到了特別的關注。Kessing（2001）和Giammarioli等人（2002）的研究強調勞動市場上調整成本的作用。由于雇主在經濟擴張（或衰退）時雇傭（或解雇）員工時會承擔調整成本，這使得雇主在經濟繁榮（或衰退）期更不情愿對所使用的勞動進行調整，故工資的波動不及產出波動劇烈，于是造成勞動報酬的份額在經濟繁榮時下降，在經濟衰退時上升的反周期特征。在經驗研究方面，Morel（2005）用加拿大1976-2001年勞動收入份額的數據證明了其反周期性。（三）U型特征還有一小部分學者根據庫茲涅茨表示個人收入分配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倒U曲線”，提出勞動收入份額隨經濟發展的U型演進路徑。李稻葵等（2009）在這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基于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建立勞動力轉移模型，以此說明“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力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是有摩擦的，摩擦力大于資本的運動所面臨的阻力，因而勞動力轉移速度低于資本轉移速度。這一結果一定是勞動力獲得的回報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低于其邊際產出，而資本恰恰相反。所以勞動收入份額在經濟發展初期一定是下降的?！盵14]待到勞動力轉移完畢，情況則出現逆轉，勞動收入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因此，勞動收入份額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U型曲線的關系。進一步地，基于跨國間的數據分析，李稻葵等提出U型曲線的轉折點將出現在人均6000美元（2000年的購買力平價）。勞動份額演進的U型特征還體現在勞動份額與FDI之間的關系上。Decreuse和Maarek（2008）的研究證明FDI通過技術租金效應和工資競爭效應兩個途徑對勞動份額產生影響。在金融開放的早期，技術租金效應占主導，國外廠商憑借技術優勢壓低勞動份額；而在金融開放的后期，工資競爭效應趨于主導，國外廠商之間的相互競爭會抬高勞動份額?？傮w上看，伴隨著金融的不斷開放，勞動份額與FDI之間呈現U型曲線的關系。（四）倒N字型特征關于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的演進路徑研究的最新進展來自Xie（2011）。Xie沿著經濟轉型的思路，把經濟發展中結構的轉型由Kuznets所區分的兩次———從農業向工業的轉型和從工業向服務業的轉型擴展到三次，即延伸到由服務業向金融和房地產業的轉型。經濟發展由初級到高級會依次經歷這三個階段，不同階段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使得勞動份額呈現不同的特征，尤其是發生結構轉型的時期，勞動份額的演進趨勢會隨之變化，最終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三次方的倒N字型演進路徑。Xie使用123個國家1950-2004的綜合面板數據驗證了他的結論，這一結論由于考察時期之長、考察范圍之廣，具有很強的一般性，不僅涵蓋了基于二元經濟的勞動份額的U型演進路徑，而且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顯示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也只是其中的一個特例而已。

對爭論的剖析

勞動收入的份額在長期中具有穩定性，20世紀前半期人們對這一論斷深信不疑，尤其是其作為卡爾多程式化事實被提出以后，更是成為研究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前提和基礎。然而，戰后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份額的波動使人們不得不重新關注和研究這一問題，并掀起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部分學者通過調整統計口徑和測度勞動份額的方法得出勞動份額穩定的結論。與此相反，大部分的研究表明勞動份額并不穩定，并從不同的視角找出了不同的波動特征和規律。分析發現，所使用數據的時空特征、所考察時期的長短差異以及所關注因素的不同側重是引致爭論的深層原因。它們反映了不同研究方法在統計數據運用和分析范式選擇上的巨大差異。（一）時間與空間在探索勞動份額的變動趨勢和演進路徑過程中，基于空間（如跨國）的橫截面數據和基于時間（如按年份）的時序數據是通常被采用的兩種數據來源。基于空間的橫截面數據往往較為充足，易于獲得，但由此得出的勞動份額的演進路徑只是對其長期變動趨勢的近似和模擬。而根據時間序列得出的勞動份額演進規律雖然是其長期趨勢的真實描述，但數據較為缺乏，難于獲得。庫茲涅茨就曾經感嘆，由于反映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長期數據極為缺乏，所以要想得到分配份額隨時間變動的長期趨勢是非常困難的。在具體的研究中，兩種不同的數據來源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判斷影響重大?？柖喑淌交聦嵑蛶炱澞牡难芯烤褪堑湫偷睦??？柖嗤ㄟ^對美國的時間序列數據考察得出勞動份額在長期中是穩定的，并將其作為“程式化事實”。而庫茲涅茨選取的是跨國（或州）的橫截面數據，得出的結論是勞動份額并不穩定，與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兩者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判斷依賴于所用數據的時空特征。Gollin（2002）也曾指出，運用時間序列（time-series）數據得出的勞動份額一般是穩定的，而運用跨部門（cross-section）數據得出的勞動份額則不穩定，“通常的計算表明按照國際間跨國數據計算的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從0.05到0.8不等”。[10]458（二）短期與長期勞動份額穩定性以及動態演進趨勢的爭論還取決于所考察時期的長短。爭論所涉及的文獻中所考察的時期從十幾年到幾十年不等。重要的是，如果將它們區分為短期和長期，我們會發現考察時期的長短對勞動份額演進規律的判斷具有直接的影響。在短期，勞動份額變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生產上的技術關系，新古典增長理論中的要素替代和技術進步成為勞動份額的重要影響因素。當然，勞動市場的特征也對勞動份額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而在長期，除了生產上的技術關系以外，新的因素如經濟的轉型、結構的調整、制度的變遷、全球化的影響等等都會產生效力，對勞動份額演進趨勢的研究有了多元化的視角。長期中，由于勞動份額影響的因素增多，作用機制復雜，對勞動份額演進趨勢的研究空間也更為廣闊。同時，勞動份額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呈現出新的演進趨勢和特征，導致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的判斷出現差異化，這是引起爭論的又一原因。最近，在Arpaia等（2009）的研究中又演化出了“中期”的概念，其特征介于短期和長期之間。隨著時期劃分的不斷細化，對于勞動份額動態的考察將更為具體，這會令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穩定性及演進路徑的判斷更為精細，但同時由此而引發的爭論也將更為激烈。（三）技術與制度在關于勞動份額演進的研究中，學者們提出了勞動份額的諸多影響因素，Giovannoni（2010）把不同理論和模型中影響功能性分配的主要因素做了大致的總結，如表1所示。不同的學術派別在不同的范式下研究自然具有差別化的視角，他們所強調和關注的影響因素自然互不相同，這也是對勞動份額演進路徑的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的重要原因。有兩類值得特別的關注，一類體現新古典生產技術關系的視角，“強調‘技術關系’在經濟變量決定中的最終作用”。[16]相對生產率、資本-勞動替代、偏向型技術進步等因素都屬于這一類；而另一類反映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關于歷史、制度等社會關系的視角，如資本積累、投資率、談判力量等。兩種不同類型的研究視角在剖析和探索勞動份額變動的原因和規律時存在明顯差異。前者把勞動收入在總產出中比重的變動與生產技術相聯系，抽象掉社會、歷史、習俗等一切生產體系之外的因素，局部地觀察由于生產過程中因要素替代而產生的要素收入變動及其與總產出之間的相對變化趨勢。與之相對，后者則把視野從生產過程中的技術關系轉向更為宏觀的社會關系，挖掘資本主義經濟中制度的、社會的、歷史的變化特征，以此解釋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動規律。這兩者是在研究勞動收入份額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中使用最多，也最為突出的兩個分析視角。它們反映了新古典和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及后凱恩斯理論在研究范式上的巨大差異，“涉及到經濟學的知識基礎和基本方法論問題”。[17]由此，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及其演進趨勢的爭論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不同分析范式的矛盾和沖突。

由卡爾多程式化事實所提出的勞動份額的穩定性一直被奉為經濟學中的信條，然而戰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勞動收入份額的波動使人們重新關注和思考這一問題，進而引發了關于勞動份額穩定性的大爭論。爭論以勞動份額是否穩定為起點，進一步深入到勞動份額的動態趨勢和演進路徑。基于不同的分析視角，學者們對于勞動份額演變趨勢和路徑給出了不同的判斷和闡釋，其多樣化和差異性令人驚訝。通過對爭論的進一步剖析，我們發現所使用數據的時空特征、所考察時期的長短差異以及所關注因素的不同側重是在這一問題上產生分歧的根本原因。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行業的細分，勞動收入的形式日趨多樣，對于勞動收入的統計變得更加復雜，統計方法和統計口徑在判斷勞動收入份額變動趨勢的過程中顯得至關重要。此外，就勞動收入份額變動趨勢的影響因素而言，爭論中始終交織著兩種理論視角，即表明生產的技術關系視角和表明制度的社會關系視角，這集中體現了新古典與古典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及后凱恩斯主義研究范式的對立與沖突。

本文作者：曹靜工作單位：南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