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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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的提出

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是人力資本投資理論的重要內容。因此,人力資本理論的開創者們在創立人力資本理論時就已經初步探討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雖不系統深入,但仍富有啟發意義。他們主要從三個方面對教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進行了分析。

首先,指出了教育是一項具有風險性的投資。被西方經濟學家譽為“人力資本之父”的西奧多·W.舒爾茨在1961年《高等教育的成就》一文中,指出了由于個人在評價其先天稟賦時所面對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教育投資的風險本質,他說:“在高等教育領域中的每項投資,不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是超前的、長期的、對未來承擔義務的,因此都被某種風險和不確定性所困擾?！倍鴮θ肆Y本理論作出杰出貢獻的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加里·S.貝克爾(1975)也在其《人力資本》一書中指出:“以上的討論正好說明了,高等教育上的投資經受著相當大的風險,而且很明顯這種投資是相當不易改變的?！笔鏍柎倪€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一樣都具有收益不確定即存在風險的特點:“教育投資的這些收益的確難以確定,但是這種不確定性也并非是它所獨有的特點,因為其它方面的投資之收益也很容易具有不確定性?！?/p>

其次,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來源。1964年,舒爾茨在《教育的經濟價值》一書中討論教育費用時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三個來源:對自身才能的不確定、就業的不確定和資本市場的不確定。他說:“學生一般只曉得自己在上學,而不知自己的學習才能如何,學生對知識技能的投資能在四十年或更長的一段時期為他們服務,這筆動產的價值就一個人整個一生來說還是未定之數;他們很難知道在不久的將來是否會有就業機會,也就是說,很難肯定當他們一完成學校教育即有職業和收入……即使學生確信他們具有必要的才能,相信將來收入可以保證他們在更多的學校進行投資,他們又會發現,把資金貸給學生的資本市場很不完善。特別在貸金既包括學費又包括學生放棄的收入情況下,這種資本市場就更顯得糟糕?！?/p>

貝克爾也指出:“人力資本的實際收益圍繞著預期收益變動,這是因為某些因素的不確定性。壽命的長短總是不確定的,這是決定收益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也不能確定他們的能力,特別是對進行了大量投資的年輕人來說更是如此。此外,一個年齡與能力既定的人的收益也是不確定的,因為還有許多無法預料的事情?！必惪藸栠€指出,信息的缺乏是導致存在教育投資風險的重要原因,他說:“增加了預期高等教育收益的困難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這種收入要在非常長的時期內才能收回來。較長的報酬支付期增加了風險,它與收益之間的低聯系一起降低了投資時得到的信息的價值?！薄暗玫揭还P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要很長時間,這就減少了可獲得的知識,因為在能得到收益的條件下才要求獲得知識,而且投資與收益之間的平均時期越長,所能得到的這種知識就越少?！?/p>

此外,還指出了在風險下人力資本投資的收益。加里·S.貝克爾(1976)批評了當時流行的把教育投資當作安全資產的觀點[見Glick&Miller(1956),Morgan&David],指出:“從教育中所獲得的收益應該與具有同樣大的風險和不可轉移特征的投資中所獲得的收益相當。”

他們并沒有完整系統地論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只是作為經濟學家,他們的敏銳直覺使他們意識到了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風險問題。因此,其缺陷是明顯的:其一,對影響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諸因素缺乏具體化、數量化分析,內容顯得較為單薄;其二,雖然已經指出了風險影響人力資本投資,但對其影響人力資本投資的內在機理的認識卻顯得不夠;其三,這時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是在收益完全可以預測的假設下發展起來的,并沒有建立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人力資本投資模型。

二、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起,有關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的關于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論文,大大拓展了前人的研究。他們通過把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不確定性予以內生化,從而使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從簡單的感性認識階段發展到了理性認識階段,同時也克服了前人研究的一些缺陷。這一時期,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作出貢獻的主要有賴武海瑞和韋斯、斯諾、羅納德·瓦閏和約瑟夫·威廉姆斯(A.Snow、RonaldS.Warren、JosephP.Williams)等。他們主要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起源、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和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賴武海瑞和韋斯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的開創性貢獻

1974年,賴武海瑞和韋斯(D.Levhari&Y.Weiss)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一文。在這篇文章中,賴武海瑞和韋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建立了一個把風險內生化的兩時期人力資本投資模型,在其中討論了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影響。

賴武海瑞和韋斯假設只有兩個時期:當前和未來。個人計劃包括人力資本與物質資本的投資規模決策。我們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是時間消費型的(比如,教育),而且0<λ<1是第一期花在人力資本投資上的時間比例;第一期花費在工作上的時間比例是1-λ。效用僅僅依賴于當前和未來的消費;因此,在下一階段(未來)的人力資本投資完全說是外生的。

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通過這個兩時期模型,他們得出了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高于物質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從而證明了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更大的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研究還指出,在存在風險下最優時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的期望邊際收益率一定相等。

此外,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還考察了初始財富增加、市場利率上升、風險增加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在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和遞增風險的假設下,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的研究表明,初始財富的增加會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當個體在投資期間是一個凈借貸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人力資本投資的下降;當他是一個凈儲蓄者時,利率的上升會導致正好相反的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其結果是不確定的;而當風險從零上升到一個正的水平時,人力資本投資將會減少。

而對于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賴武海瑞和韋斯(1974)在其開創性的文章中指出:“為了分散他的人力資本,個體必須獲得通用性教育,并且放棄專業化的好處?！?/p>

2.威廉姆斯、斯諾等人對賴武海瑞—韋斯模型的進一步發展

威廉姆斯(1978)考察了在風險人力資本投資與可出售的資產投資之間的聯系,指出他們都具有風險收益的特點。他也發現不確定性增加會導致教育投資的減少。威廉姆斯(1979)的另一項研究表明:在一個人力資本形成的連續時間模型中,不確定性會導致同樣的結果。在這篇文章中,威廉姆斯(1979)考察了當一個人面對幾種影響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的來源時,勞動、閑暇和教育投資在生命周期中的最優時間分配問題。然而按照其他的研究,比如,考德(1986)指出,不確定性對教育需求的影響不可能明確地予以確定,而是依賴其在收入函數中引入的方式。威廉姆斯(1978、1979)還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1990年斯諾和瓦閏發表了《不確定下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勞動供給》。在文章中,他們通過把勞動供給作為一個選擇變量從而擴展了賴武海瑞-韋斯(1974)模型。他們指出,不確定性會使人們增加相對于未來的現階段的勞動供給。他們的研究還表明,如果這種投資是一種次要的活動,且個體表現出遞減的絕對風險厭惡偏好,那么,作為對收益風險增大的反應,人力資本投資會下降。然而,如果投資是正常的,那么,風險增大的影響是不確定的。在一定的假設下,斯諾、瓦閏和賴武海瑞、韋斯的分析得出了相似的結論。比如,不確定性增加對教育投資具有消極的影響。

約瑟夫·阿爾托內(JosephG.Altonji,1991)、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VincentHogan&JanWalker,2001)研究了不確定下的教育選擇問題。約瑟夫·阿爾托內(1991)建立了一個簡單的兩時期模型,考察了能力、教育偏好、高校課程、家庭背景等對教育投資決策及收益的影響。在把教育作為一種選擇和個體一旦離開學校就無法返回的假設下,韋森特·豪根和吉恩·沃克(2001)應用選擇理論的技術研究了教育收益不確定時的教育決策問題,指出風險的增大將導致個體推遲離開學校,即個體將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

3.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的最新進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亞歷山大·瑞勒斯(AlexandraRillaers,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在這個模型中,人力資本積累通過一個在物質資本中規模收益不變的技術解釋了內生增長。亞歷山大·瑞勒斯在個體水平上把不確定性納入到人力資本積累函數中:個體決定教育努力的水平但并不知道它的事后收益。假設每個個體在人力資本形成中擁有不同的利用教育努力的能力。而且這種能力事前無法觀察到,將在個體決定他的教育努力后反映出來。結果,同樣的教育水平并不一定會提供給每個個體以同樣的人力資本水平。

亞歷山大·瑞勒斯研究后也發現,不確定性對個人教育努力和經濟增長具有消極影響。然而,在一般均衡框架內,亞歷山大·瑞勒斯的研究進一步推進了斯諾和瓦閏(1990)的研究,指出一個面對嚴重不確定性而又無法予以保險的個體會減少其在教育上的投資。起初,經濟會把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物質資本積累而使人力資本變得相對稀缺。這種開始的消極反映部分會由價格和資源稀缺的影響所彌補。一方面,工資上升利率下降,從而提供給個體在下一階段以更多地投資于人力資本的激勵;另一方面,物質資本積累將創造新的來源來提高儲蓄,降低利率。結果會使得人力資本投資增加,直至回復到原來的水平。但是,當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時,教育投資又會趨于下降。

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還從政府的角度提出了減少不確定性的政策建議:首先,幫助個人準確評價自己的能力,從而減少不確定性;其次,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如失業保障或基本收入保障;最后,通過提供補助金或獎學金來減少個人教育的成本以吸引個人投資于教育從而刺激經濟增長。

肯尼斯·扎德(1997)指出,人力資本投資不像資產組合投資。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經常是個性化的,而且人力資本是一種不具有流動性的資產。金融投資與人力資本投資的一個主要區別是:作為對新情況和不斷變化的目標的反應,一個人可以改變金融投資,而教育和培訓一旦進行則很難改變。而且還由于,第一,人力資本投資的總體風險與投資的規模不成比例,而且個人無法使其人力資本投資多樣化。例如,一個人不能部分投資于中學教育,部分投資于高等教育。第二,人力資本投資常常帶來個性化的不變的風險。所以,肯尼斯·扎德指出,我們不能應用來自金融方面的最簡單的論述,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把非線性假設、勞動供給、風險金融資產等納入到模型之中,闡述了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夏崴埂ぴ?1997)也指出,應該利用資產組合投資來分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

戴恩·安德博格、弗瑞錐克·安德森(DanAnderberg,FredrikAndersson,2000)研究了人力資本投資對收入風險的反作用。按照傳統的觀點(如明塞爾,1974),教育似乎是與上升的收入波動相聯系的。然而,他們指出,得出收入波動的結論似乎是與所考察的時間單位相關的,因為一個人的收入可能會隨時間而變化。

他們研究證明,教育可以幫助一個人避免低收入或低報酬的工作。有許多證據支持教育在幫助人們避免低收入落入陷阱中起著關鍵作用。比如,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很少會失業,因此,教育可以降低失業風險;此外,教育還可以幫助人們降低職業傷害風險。

三、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文獻的評論

西方學者研究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總體思路是:以期望效用理論為基礎、求人力資本投資主體風險與給定偏好的約束下預期收益最大化。

具體來說,在研究方法上首先是建立了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Levhari和Weiss(1974)等),即人力資本投資供求均衡,到20世紀90年代逐漸建立起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等),人力資本投資與物質資本投資供求均衡。

在一個局部均衡的分析框架內,賴武海瑞和韋斯(Levhari&Weiss,1974)在假設存在一項無風險的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投資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確定。而威廉姆斯(1978)則考察了具有一種風險資產與人力資本資產時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而在一般均衡的框架內,肯尼斯·扎德(1997)運用資產組合理論建立了一個人力資本資產價格模型(HCAPM)來說明了當具有兩種風險金融資產與人力資本時最優人力資本投資水平的決定;亞歷山大·瑞勒斯(1998)在前人工作(Michel,1993;delaCroix,1996)的基礎上,提出一個交疊世代模型用以說明不確定性在個人教育投資決策和長期經濟增長模式中的作用。

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初步建立了一個理論分析框架。但在肯定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研究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西方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中一個很大的局限是:它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論基礎之上的,即分析是以個體預期收益最大化為目的,而現實中的個體投資決策考慮的主要不是預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之間的差距,這就是涉及到行為經濟學的理論,但我們在西方現有的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研究中尚未看到有行為經濟學的影子;而且雖然西方在闡述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原因時提到了信息不完全,但是分析的還遠遠不夠;此外,與對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相比,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研究仍較薄弱,還缺乏動態分析。

為推進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的研究,我們應該借鑒物質資本投資風險理論特別是金融投資風險理論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成果。因為目前金融投資風險的研究已趨于成熟,形成了一套較為完善的研究理論、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還應積極引入新的經濟學分析工具如行為經濟學、信息經濟學、契約理論;在研究內容上要繼續深化和擴展,加強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生成機制的研究,以此來推進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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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力資本投資風險是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決策時所必須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舒爾茨、貝克爾都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的風險性,而賴武海瑞、威廉姆斯等人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了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的起源、風險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及如何化解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等問題。他們對人力資本投資風險問題的研究幾乎都是建立在期望效用理論基礎之上的,而現實中的個體投資決策考慮的主要不是預期收益的大小而是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之間的差距。

關鍵詞:人力資本;投資風險理論;西方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