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體時代安全文化建設

導語：新媒體時代安全文化建設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微媒體”是新媒體時代的重要呈現方式。“微”既對應規模也對應狀態，微博、微信、微電影、微視頻等新媒體形式共同構建的“微文化”形態，對城市化趨勢下快節奏的生活狀態，表現出極高的適應性和支持度，通過“碎片化”式的時間利用模式，反而成為人們耗時最多的應用;本文以“微信”為例展開新媒體時代高校安全文化建設的探索。

關鍵詞:新媒體;高校安全;安全文化;微信

一、新媒體時代的“微媒體”文化表征剖析

微媒體“綁架”用戶的重要利器是移動互聯網及終端互動技術，這一組合也造成文化傳播更加“碎片化”，人們在生產生活的間隙，可隨時隨地從微信平臺上獲取資訊，或是幾秒鐘的小視頻，或是一百多字可配圖的文本，在內容分散的同時又做到了短小精悍，提升了知識實用性;但同時，微媒體消解了文化固有的深邃性、廣博性，不斷追逐“短平快”的傳播方式，必然造成文化傳播的局限，將大眾傳媒引入“娛樂至死”的角落。當然，泛娛樂化氛圍席卷微傳媒領域，其可怕之處并不在于娛樂本身，而是娛樂情緒“泛化”之后造成公眾對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領域喪失嚴肅思考和理智判斷的能力［1］，結合社會現狀，諸如快手、抖音等“微媒體”的代表應用，“感官性娛樂”永遠排在用戶服務的第一位，人們逐漸喪失了長卷閱讀動力和知識探索精神，將大量時間消耗在無限制的娛樂欲望追求上，由此造成了新媒體時代的新現象:媒介越發達、溝通越順暢，人反而越孤獨，這是一種不合常理的文化表征［2］。這一悖論在“微媒體”領域表現的更為嚴重———引用我國學者王穎吉在針對“媒介的暗面”的闡釋———新媒介的層出不窮，讓人在社會行為范疇下陷入繁忙與喧鬧，但在社會心理層面卻呈現出無聊與孤獨;新媒介被賦予越來越多的“后喻文化”責任，原本存在于人們內心的、未知的、遙遙無期的“可能落后于時代”的認知，在微媒體傳播環境中變得觸手可及，每天人們都會發現大量自己毫不了解的知識，由此越來越依賴微媒體平臺的推薦與關聯，進入“自我需求”膨脹和“自主獲取”匱乏的惡性循環。概括地說，新媒體時代的“微媒體”文化表征具有三個特點:一是主客體之間具有強烈的從屬性，作為文化客體的用戶群，在文化傳播中匱乏自主性，受到供應主體(微平臺)的影響較大;二是文化傳播過程中文化價值不斷消解，文化內涵低俗膚淺，閱讀理解難度降低，互聯網語境下的新生詞匯生產頻率、規模提升，進一步導致傳統文化意象消失;三是微媒體呈現出越發明顯的“媒介霸權”特色，看似公平的傳播機制下，資本、權力、商業文化的融入，潛移默化地干擾著文化受眾的自我意識獨立性，整個網絡文化環境中充滿了同質性的表演與戲劇性的看客。

二、基于微信平臺建設高校安全文化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一)基于微信平臺建設高校安全文化的必要性。微信是微媒體的重要代表。根據CNNIC第4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微信(朋友圈)在移動終端社交媒體中使用率位居第一、達到87.3%，截至2018年第一季度，微信用戶數量突破10億，個人平均每日使用時常高達90分鐘，在移動互聯網總市場的比重約為25%。無論認可與否，微信都已經成為當今中國人社會活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它在社交、支付、娛樂、學習、生活等諸多方面提供了便利，儼然成為一種新媒體時代的“標配”。安全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傳統高校安全文化建設過程中，學校與學生之間往往是分割狀態，學校出臺一系列的安全文件、講座，或者在校園環境中張貼標語、提出口號，往往被視為一種形式主義表現，且對傳統文化語境的依賴，沖淡了高校學生對安全文化主動了解的意愿。微信作為一種“微媒體”，其實現文化交流的基本機制，在于用戶主動了解與參與，而并非強加意愿;在高校學生人人有微信的狀態下，微信平臺建設高校安全文化的必要性得以凸顯。一方面，微信能夠豐富高校安全文化建設的內容，如“公眾號”形式下，學生可以自由發表觀點、看法，推薦安全案例、措施，甚至于提出尖銳的批評和改良建議。另一方面，微信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平臺，其本身也蘊含著豐富的安全文化資源，方便于高校安全文化建設部門的借鑒和使用。(二)基于微信平臺建設高校安全文化的可行性。微信足以支撐起高校安全文化建設的平臺與框架。從功能角度分析可行性，微信支持文字、圖像、視頻、HTML5富媒體等多種傳播形式，提供即時通訊、平臺推送、圈際傳播等多種溝通方式。以“公眾號”為例，微信提供了“服務號”、“訂閱號”、“小程序”三種類型，滿足了不同主體對用戶規?；芾淼男枨?。在更為廣域性的新媒體傳播技術層面，二維碼入口、語音辨別、網頁授權、電子支付等，微信繁密、多樣、實用的功能體系，進一步提升了其在高校安全文化建設中的應用可行性。1．更符合高校學生互聯網使用習慣，擴展網絡交往的深度。高校學生在接受新鮮事物方面能力較強，加上校園環境中人員眾多、流動性較大、設備資源局限，智能手機的便攜性更為符合利用互聯網的習慣。同時，從使用頻度上說，微信的“朋友圈”功能位居首位，以“好友關系”為基礎實現了交流的真實性，形成名副其實的“圈子文化”。加上手機號、名片、二維碼等好友關系建立的“門檻”，很好地規避了傳統互聯網的“匿名性”，有利于實現網絡交往的深度延伸。2．更符合高校學生的傳播速度需求，實現一體多元的互動。整體上，我國社會互聯網基礎建設不斷完善，4G覆蓋、免費WIFI普及的背景下，微信能夠很好地滿足高校學生對溝通速度的需求，以收發文件為例，不再需要到機房或回宿舍才能做到，智能手機完全可以做到收發瀏覽，這種突破硬件限制的便利條件，形成了“一臺手機、多元應用”的普遍性。3．更符合高校學生對互動交流心理，增強安全文化的效果。新媒體技術賦予更大的話語權，去中心、去精英、去權威的意識形態出現，導致“從上至下”的文化傳播模式徹底崩潰，尤其對于個性較強的高校學生而言，從心理上抵觸各種“強制性文化”輸出，更青睞于資源、自發、自由的傳播機制。“安全文化”的建設關系到高校師生的切身利益，借助微信這一互動性強的媒體平臺，能夠很好地規避官方傳播(安全手冊、安全講座等)的單一傳輸弊端，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基于微信平臺的高校安全文化建設方案

(一)建立高校安全文化微信平臺體系。微信為“微辦公”提供了便捷條件，成為師生日常學習、生活中的重要工具，但這種使用模式往往較為分散，例如以“班級”為基礎構建的微信圈子，主要用來教學、考試、作業、解惑等信息，高校安全文化建設難以滲透。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高校安全文化建設過程中，學校部門容易忽視微信平臺的教育、踐行價值，仍然主要以文件、講座、報告等形式為主，存在明顯的形式主義特征，難以在學生間中發揮警示作用。另一方面，高校師生自發建設的微信紐帶，沒有形成持續、有效的管理能力，僅僅是一個“傳聲筒”，成員之間不會主動分享“安全文化”主題的內容，本質上，這是一種資源和機會浪費。要建立高校安全文化微信平臺體系，必須讓受眾意識到安全問題的重要性，努力從媒介層面去塑造符合文化意圖傳播的形式，挖掘、融合微信所具備的全新優勢，在傳播狀態方面打造媒介領域的“馬太效應”［3］，達到高校安全文化影響力、凝聚力不斷增強的效果。在平臺體系設計上，包括“行政模式”和“生態模式”兩種類型。1．行政模式。將“安全文化”的相關內容，統籌到高校整體微信平臺構建上，與教學、校務、后勤、文化等內容保持平行，這樣有利于高校資源的合理配置(如圖1)。圖1行政模式2．生態模式。將“安全文化”視為一個獨立項目，“破壞”現有的高校組織模式，圍繞著高校安全文化建設項目，提供完善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具體情況可根據高校組織中部門設置的情況展開，如“保衛部”為基礎，配備電腦設備、技術人員、編輯人員等，建立“高校安全文化建設公眾號”，定期推送與高校安全文化相關的素材，并配合多部門、多機構開展工作，以發生在大學生身邊的安全警示案例，引起大學生的警覺和反思(如圖2)。圖2生態模式(二)加強高校安全文化微信話題策劃?！皧蕵分了馈钡幕ヂ摼W文化氛圍下，吸引大學生的新媒體資源很多，尤其自媒體的迅速發展所導致的閱讀碎片化、去中心、隨意性等特征，在微信平臺上呈現出無規律、無秩序的混亂感［4］。高校安全文化微信作為一個主旨清晰明確、功能定位穩定的平臺，必須要做好信息篩選和加工處理，堅決規避隨意“復制+粘貼”的運營現象，一方面，在安全文化內容傳遞上，應該采取當代大學生喜聞樂見的互聯網語言敘述模式，另一方面，在整體的教育價值上，則要不斷向權威性、專業性層面靠攏。通過微信話題策劃的方式，拋出新穎的觀點、新生的案例、新奇的構思，吸引高校大學生參與進來，貢獻自己的智慧，以這種“接地氣”的互動方式，無意中也促進大學生在安全文化方面的踐行。例如，山東管理學院安全教育平臺的運行，采取了典型的“生態模式”，任何部門、個人均可以投稿，從自身關注的角度拋出話題，為安全文化建設貢獻力量(如圖3)。(三)引導高校安全文化微信輿論走向?；ヂ摼W技術催生的新媒體文化環境并非“法外之地”。微信所代表的“微媒體”由于具有強烈的便捷性，一定程度上也加劇了網絡言論的隨意性，用戶“不假思索”或“情緒使然”的發言、轉發，都可能造成謠言泛濫、侵害隱私等現象，尤其近年來，“微媒體”在推動社會反腐倡廉文化建設中發揮了一定作用，造成對微媒體文化輿論價值的過分夸大，微信傳播過程中欺詐、謠言、暴力、色情等違法現象呈現增加趨勢［5］。高校空間的特殊性，很容易造成一個事態向不良輿論方向發展，如果忽視輿論走向的引導，一個片面性的信息，都可能被成倍放大，引發不必要的恐慌，破壞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因此，高校微信平臺應充當輿論引導的主體，充分發揮事實澄清、真相剖析的功能。同時，作為一個安全信息集散地，高校安全文化建設微信平臺一方面要密切關注信息動向，發現潛在風險和輿論危機，做好預防化解準備。另一方面，在出現安全問題之后，要第一時間應對方案，避免群體性惡性事件發生。(四)提升高校學生微信媒介辨別能力。2016年發生的“徐玉玉事件”警示當代大學生，在當今這樣一個信息泛濫的新媒體時代，必須擁有過濾和分析咨詢的基本能力，才能避免自身受到傷害。相對于公安部門的監管，提高自身的防御能力才更為重要。微信已經成為高校生活中的重要工具，與家人通信、師生之間的交流、日常的支付等，這些環節都有可能成為惡性侵害的“空子”，由此，高校安全文化建設過程中，應該充分發揮微信平臺的教育功能，特別是對于那些剛剛或即將走進高校校園的學生，引導其關注公眾號，“應時應景”推送相關的安全教育內容，將安全意識貫徹與整個大學生涯，并將這種文化素養延續到畢業之后的生活、工作領域。

四、結語

高校作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環境，安全問題時刻不可掉以輕心，相對于事后彌補，更應該加強事前預防。微信作為高校師生日常必備的新媒體工具，對高校安全文化建設提供了便利應用條件，節約了成本、簡化了流程，以此構筑的高校安全文化平臺體系，既符合互聯網文化時代傳播特征，也符合新媒體用戶習慣，具有很強的實用性。

參考文獻:

［1］尼爾•波茨曼．娛樂至死［M］．廣西桂林出版社，2011(6)．

［2］王青，王浩．微時代的文化表征與文化安全［J］．文藝評論，2016(2):46-49．

［3］余秀才．微信傳播的馬太效應、木桶效應與涓滴效應［J］．編輯之友，2015(12):51-54．

［4］李陽．微信傳播機制背后的人際交往模式變革解析［J］．江漢論壇，2014(5):141-144．

［5］余秀才，童石石．微信的發展現狀與傳播問題［J］．新聞與寫作，2015(9):31-35．

作者:馬玉清 李琳 單位:1.安徽工商職業學院 2.上海理工大學光電信息與計算機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