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營績效公共交通經營模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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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為比較國有和民營兩種經營模式公共交通系統的運營績效，選擇了浙江省55個樣本城市，以車輛、能耗與從業人員為投入指標，而以運營里程、客運量為產出指標，采用投入導向的數據包絡分析(DEA)計算樣本城市公共交通系統的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以運營績效為因變量的Tobit回歸顯示，經營模式對運營績效的影響顯著于人口和GDP，這一影響主要來自規模效率而非技術效率。結果表明，推進民營化改革或提升國有公共交通系統的規模效率，是改善公共交通運營績效的重要途徑。

【關鍵詞】公路運輸;公共交通;數據包絡分析;績效評價

1、前言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我國社會資本參與城市公用事業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提高，公共交通領域形成了國有和民營兩大“陣營”共存的局面。由于地方公共交通供給體制與機制的形成有著復雜多樣的社會、經濟背景與歷史淵源，實踐中對“國有好還是民營好”一直存在爭議。類似地，公共交通民營化取得長足進步的發達國家，從運營績效角度進行公共交通運營模式比較的結論也不一致。一方面，西班牙、挪威和美國的實證研究表明，國有和民營公共交通績效的差異并不明顯，而且VicentePina與LourdesTorres(2001)認為民營與國有的績效差異不受外部因素影響，FinnJor-gensen、PalAndreasPedersen和RolfVolden(1997)提出不應為提升生產效率而進行私有化改革，SuzanneLeland和OlgaSmirnova(2009)認為經營模式的績效差異不明顯的根源在于壟斷經營導致缺少競爭和交易成本增加;另一方面，瑞士、法國的實例分析發現，民營公共交通的績效明顯高于國有;更多研究認為，民營公共交通的績效比國有高，是受規制環境、市場結構及所在城市社會與經濟條件等因素影響。顯然，不同經營模式下公共交通運營績效比較研究未形成一致結論，有必要從運營績效構成及其影響因素角度進行探索。而且，國內公共交通經營模式與運營績效實證研究較少?；诖耍疚囊哉憬槔?，嘗試運用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EnvelopmentAnalysis)方法，從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角度分析公共交通運營績效影響因素，比較兩種經營模式下運營績效的差異，旨在為公共交通產業政策調整提供依據。

2、數據描述

2．1樣本選擇。樣本選自2015年《浙江省城市公共交通年度綜合報表》，該報表共包含浙江省67個縣及縣以上城市的公共交通行業統計數據。為進一步明確經營模式對運營績效的影響，剔除了國有和民營混合經營的11城市及數據不完整的1個城市，保留了55個城市作為本文數據包絡分析的決策單元，其中國有或國有控股的城市38個、私營或個體經營的城市17個。2．2變量選取。公共交通系統主要投入要素為車輛、人員和燃料，通常選擇公交車輛標臺數、從業人員數和能源消耗量三個投入指標，其中從業人員包括駕駛員、乘務員和其他相關工作人員。由于公交車輛消耗燃油、天然氣、電等不同燃料，這里統一折算為標準煤。同時，運輸產品的無形性使其產出的度量復雜且具有爭議性，車輛行駛里程(車公里)、客運周轉量(人公里)、客運量(人次)、營業收入等在不同情況下均會被用作產出指標使用。不過，由于客運周轉量(人公里)作為產出指標容易導致公交企業為獲取補貼而產生無效行駛里程，同時考慮各地票價差異會對公共交通運營收入產生影響，因而借鑒Karlaftis的做法選擇運營里程和客運量作為產出指標。具體投入和產出指標如表2－1所示。

3、結果分析與討論

3．1績效評價結果。從系統規模、技術條件和運營管理兩個層面考慮，進一步將公共交通經營績效分為技術效率、規模效率和綜合效率。公共交通系統技術效率是管理和技術水平等因素影響下的績效指標，規模效率是車輛、人員規模等因素影響下的績效指標，綜合效率是給定產出下給予最小投入時的績效指標，等于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乘積。根據這一細分和上述指標與方法，可計算出浙江省55個城市公共交通系統運營績效，樣本城市績效值總體分布如表3－1所示。表3－1由上、下兩部分構成，分別給出不同運營績效指標的統計值及各區間的城市數量。在表3－1上半部分，綜合效率最大值為1、最小值為0．254、平均值0．752，表明浙江省公共交通行業整體運營績效并不理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24．8%);而且，技術效率(平均值0．883)比規模效率(平均值0．858)略高，也都有一定改善余地。從表3－1下半部分可以看出，綜合效率為有效(效率值1)的城市有12個、占總體的21．82%，綜合效率值小于0．6的城市有14個，表明浙江省公共交通系統的運營績效呈兩極分化;相比較而言，技術效率有效的城市26個、占總數的47．27%，表明浙江省公共交通全行業技術裝備及管理水平較好;規模效率有效的城市12個、占總體的21．82%，但規模效率值位于0．900－1．000的城市有28個、占總體的50．91%，表明浙江省公共交通系統的規模效率進一步提升潛力較大。3．2經營模式比較。由于不同城市公共交通績效值差距較大，有必要進行影響因素分析。通常，影響公共交通經營績效的既有城市人口、經濟規模等，也有經營模式、產業政策等因素。考慮經濟發展水平、出行需求、經營模式等影響因素，兼顧統計數據獲取的可能性選擇了GDP指標表示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表示出行需求量以及國有和民營兩種經營模式，用來分析公共交通運營績效的影響因素。由于運營績效值為0～1，且影響因素既有連續變量又有離散變量，故采用Tobit回歸分析影響因素的顯著性，這樣有效處理因變量非負時變量間的非線性關系，克服OLS回歸帶來的偏差。將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作為因變量，利用Stata14軟件進行Tobit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2所示。總體來看，三個模型擬合度均較好，綜合效率與GDP的正相關不顯著、與人口顯著負相關、與經營模式顯著正相關，表明人口數量越大、綜合效率越低，并且民營公共交通系統的綜合效率比國營的好;技術效率與GDP和經營模式的正相關不顯著、與人口的負相關也不顯著，表明技術效率更多受系統內部的技術與管理因素影響，GDP、人口與經營模式等外部因素的影響不大;與綜合效率類似，規模效率與GDP的正相關不顯著、與人口的負相關不顯著、與經營模式顯著正相關，表明民營的規模效率比國營的更好。因此說，經營模式對綜合效率的影響，主要來自于經營模式對規模效率的影響而非對技術效率的影響。以上結果表明，經營模式對公共交通系統經營績效、特別是規模效率有顯著影響，經營模式對技術效率的影響不顯著，技術效率受經營模式影響較小、受技術與管理水平影響較大。民營公共交通系統的規模效率高于國有，國有與民營的最大、最小值基本相同，說明兩種各自都存在一定的問題，但是民營城市規模效率在0．900以上的城市占比(76．47%)明顯比國有城市(39．47%)高得多，說明民營經營模式的規模效率更好。采用民營經營模式，有利于通過提升公共交通系統規模效率來改善運營績效。

4、結論

從實證角度出發比較了公共交通系統國有與民營兩種經營模式下的運營績效，采用車輛行駛里程和客運量為產出指標的數據包絡分析，發現民營公共交通系統實現更高的規模效率，這一結論對于政府制訂和調整經營模式相關的公共交通產業政策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是，公共交通行業統計數據不完整，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影響因素的選擇和結論的科學性，以浙江省為例的研究結論也難免存在地域性不足。不過，隨著行業管理信息公開、數據共享及統計工作不斷完善，公共交通經營模式研究有必要考慮到服務質量或乘客滿意度等因素。而且，隨著公共交通服務質量第三方測評逐漸被各地方政府所接受，可通過將第三方測評結果、經營違章大數據等作為量化指標來實現，有利于通過實證方式對國有經營模式所具有的服務質量優勢進行驗證。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國有與民營兩種經營模式有一定互補性，地方政府應謹慎推行“國進民退”，應基于不同的管制目標與地方實際情況，分類選擇合適的公共交通經營模式，制定相應的公交戰略。

作者:王伯卿 單位:長安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