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業論文范文10篇

內容摘要：我國制造業的快速發展，推動了社會經濟階段性的高增長，并顯現出重工業化的發展趨勢。本文基于經濟發展中重工業化趨勢的視角，就重工業化趨勢的成因及可能導致的后果進行分析，并由此提出規避風險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重工業化差距硬化差距強化對策

我國制造業發展與重工業化趨勢

（一）我國制造業的發展

社會分工與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導致經濟的結構化，社會經濟必須選擇或確立自己階段性的重點。一旦這種結構形成，經濟發展將確立發展的中心，并形成發展階段上可依賴的路徑，而對路徑的依賴將直到條件完備時，結構被調整或者是被強制。

我國制造業的發展，演繹了上述的規律性。就我國制造業自身的發展來看，仍然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制造業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2004年制造業增加值達到了45778億元，比上年增加34%。2006年我國工業完成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3.1%，而當前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中，近3/4來自重制造業。產業體系中制造業的地位被凸顯出來，成為推動我國長時期內經濟快速增長的支撐點和產業發展的中心，“中國制造”也蜚聲海外。

論文關鍵詞：利益剛性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

論文摘要：針對現有文獻在解釋現階段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團理論。從城市集團的利益剛性角度解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速度不斷加快。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進程仍然嚴重滯后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明確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一、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有解釋及其不足

1.1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論不容置疑。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確實是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歷史原因：但必須看到，改革開放后，國家開始調整產業發展戰略的偏差。擴大對輕工業的投資比重，輕工業發展步伐加快。從理論上說，輕工業的較快發展能夠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吸納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入非農產業但現實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的現狀仍然沒有改變、因此。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偏差無力解釋改革開放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仍然滯后的原因。

12城鄉分隔的戶籍制度論現有的戶籍制度論對于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滯后問題的解釋具有相當的合理性。但這種解釋還只是停留在表層。并沒有深入說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戶籍制度能夠如此頑固地堅持著。以至于持續制約著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

【摘要】隨著我國工業領域的飛速發展，機械自動化技術不僅關系著工業生產的效率及質量，對于工業生產的總體發展也具有重要影響。論文將機械自動化技術在工業生產中的運用作為主要研究內容，分別從機械自動化技術的工業生產中的運用及發展趨勢進行詳細的研究與探討。提出幾點參考性建議，為今后工業生產整體發展提供積極的推動作用。

【關鍵詞】機械自動化技術；工業生產；運用

1引言

由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的不斷提升，機械自動化技術也得到了良好的推廣與應用，并利用其自身優勢推動著我國生產力的進步以及經濟實力的提升。同時，機械自動化技術在工業生產中的應用還在保障工業生產質量與效率的前提下，解放了我國的生產力，推動了國家實力的提升。

2機械自動化技術概述

機械自動化技術即是指在機械制造的工業生產中，利用自動化的生產技術進行實際工業生產，以促進工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降低工業物資的生產周期，從而提高工業生產質量的一種技術。機械自動化技術的實際使用中能帶來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需要加強對機械自動化技術的開發與應用。

[論文關鍵詞]“一五”期間；；工業化；城市化；資源型城市

[論文摘要]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工業化進程，也對“一五”期間中國資源型城市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些影響主要包括：工業化思想及其實施推動著資源型城市的演進、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決定著資源型城市的演進路徑、工業化體制的思想規定著資源型城市演進的模式。這些影響在推動資源型城市發展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資源型城市的發展。

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明確指出：“從現在起，開始了由鄉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轉移到了城市”，要求全黨“一步一步地學會管理城市”，并將“恢復和發展城市中的生產事業”作為中心任務，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而服務的”。1949年10月，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中財委計劃局下設基建處，主管全國的基本建設和城市建設。新中國成立后，首先從整個工業最薄弱環節人手，重點恢復和發展國計民生急需的礦山、鋼鐵、動力、機器制造等行業，以促進城市發展，使因資源開發而興起和發展的資源型城市由此成為最重要的城市類型。據統計，1952年重點建設的前三類工業城市中，具有明顯資源性特征的資源型城市約為1/3，1954年的比例約為1/3強，代表性資源型城市有包頭、蘭州、太原、大同、鞍山、撫順、富拉爾基、本溪、鶴崗、唐山等?？梢哉f，“一五”期間，在中國極端困難的條件下，資源型城市的發展為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它也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現代化道路上跨出的重大一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締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響了“一五”期間中國工業化進程，同時也對中國資源型城市大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一、的工業化思想及其實施推動著

資源型城市的演進

民主革命時期，就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他指出，工業是“最有發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變化的力量”，是“決定軍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這一切東西的”。在《論聯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國工業化的目標：“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毙轮袊闪⒅酰毟F落后的社會面貌、國內反對勢力的顛覆活動危及到新生政權的鞏固與發展，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同我們處于對峙狀態。在這種背景下，不發展現代工業、不進行工業化建設是不可能的，嚴峻的形勢迫切要求建立強大的軍事工業以增強國防力量，曾形象地說：“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痹诘葒翌I導人的探索中，1953年擬訂了過渡時期總路線，把“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作為重要內容。1954年9月，在一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總路線”被寫入總綱，“工業化”的任務以憲法的形式確定下來。

【論文摘要】朝鮮以1998年修改憲法為開端，開始了推進經濟改革的進程，歷經了改組經濟管理機構、國企重組、“實利社會主義”誕生、部分引入商品流通市場結構等過程。2006年開始，朝鮮面臨緊縮經濟威脅、國家財政不足等問題，開始強調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則與強化經濟統一管理，從朝鮮現有經濟政策及國力來看，僅僅依靠國內的技術和原材料來實現2012年開始建設“強盛大國”這一目標還有很大難度，而且朝鮮半島南北關系的發展趨勢和國際社會的態度也對朝鮮的經濟改革產生很大影響。

一、朝鮮推進經濟改革進程(1998-2005年)

1．1998年修改憲法與改組經濟管理機構

朝鮮經濟改革的開始源自制定大幅改組經濟管理系統的制度性措施之時，亦即以修改憲法為開端。1998年修改憲法的要點在于，通過廢除國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員會制度對國家機構進行重大重組，在經濟體系采取內閣制的同時強化中央的管理，在經濟和外交的各種規定中反映過去六年來的成果。

2．國營企業的重組與經濟計劃制訂方法的改變

1998年修改憲法后，朝鮮的經濟改革首先從國營企業重組、經濟計劃制訂方法的改變開始發生變化，這些直接導致了后來的企業管理方法的變化、價格及工資的調正。國營企業重組從1999年初持續至2001年，中川雅彥(2005年)分析認為，這種企業重組是讓有能力的企業通過調整發展為重點企業。據樸在勛(2005年)分析，此次企業重組的目標是生產的專業化，通過對各種企業生產的專門化改造、創立部門之間或產品之間的專業生產企業，使朝鮮式企業聯合按照上述原則進行合理化改造，實現企業的重新定位。關于經濟計劃制訂方法的改變，樸在勛(2o05年)認為，雖然繼續沿襲了過去那種三階段式的制訂經濟計劃的過程，但簡化了制定程序，同時將電力、煤炭、汽車等戰略意義指標以外的計劃制訂的權限下放地方。在以往重視量化指標的基礎上，開始轉向重視質的指標和貨幣的指標。

論文關鍵詞：工業結構，服務業發展，新興產業，重化工業

論文摘要：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在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隨著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條件越來越復雜，二、三產業之間的界限將被打破，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與金融服務業、技術研發業、教育培訓業、咨詢業、物流業之間將形成相互促進、融合發展的局面。

中國工業已經進入必須依靠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發展的階段。盡管“十一五”時期中國工業結構的調整取得了明顯進展，但制約和影響工業結構轉型升級的問題仍然突出。

工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將緩慢上升或基本穩定，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的程度將有所提高

受國際金融危機和我國經濟周期性調整的影響，“十一五”以來，我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結構地位有所下降?！笆晃濉鼻八哪辏I占GDP的比重除2006年有所提高之外，其余年份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2009年，工業占GDP的比重為39．7%，比“十五”末的2005年下降了2．1個百分點，而同期第三產業的比重提高了2．9個百分點，表明這一時期工業增速低于服務業增速。盡管如此，我國目前仍處于錢納里發展階段劃分標準的工業化中期階段，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國家的發展經驗看，處于這個階段的經濟體通常把工業增長作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服務業的增速持續高于工業增速的可能性不大，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工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不會改變。通過國際比較也可以發現，我國人均制造業增加值尚未達到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工業還具有很大的發展潛力，隨著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影響的逐漸消退，工業將回歸快速增長的軌道。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看，在工業化進行到一定階段，隨著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業生產所需要的條件越來越復雜，二、三產業之間的界限將被打破，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與金融服務業、技術研發業、教育培訓業、咨詢業、物流業之間將形成相互促進、融合發展的局面。隨著我國工業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各項政策措施的落實，我國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時機已經成熟，工業和服務業融合發展程度的提高將成為“十二五”時期我國產業結構調整的一大特點。

一、朝鮮推進經濟改革進程(1998-2005年)

1.1998年修改憲法與改組經濟管理機構

朝鮮經濟改革的開始源自制定大幅改組經濟管理系統的制度性措施之時，亦即以修改憲法為開端。1998年修改憲法的要點在于，通過廢除國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員會制度對國家機構進行重大重組，在經濟體系采取內閣制的同時強化中央的管理，在經濟和外交的各種規定中反映過去六年來的成果。

2.國營企業的重組與經濟計劃制訂方法的改變

1998年修改憲法后，朝鮮的經濟改革首先從國營企業重組、經濟計劃制訂方法的改變開始發生變化，這些直接導致了后來的企業管理方法的變化、價格及工資的調正。國營企業重組從1999年初持續至2001年，中川雅彥(2005年)分析認為，這種企業重組是讓有能力的企業通過調整發展為重點企業。據樸在勛(2005年)分析，此次企業重組的目標是生產的專業化，通過對各種企業生產的專門化改造、創立部門之間或產品之間的專業生產企業，使朝鮮式企業聯合按照上述原則進行合理化改造，實現企業的重新定位。關于經濟計劃制訂方法的改變，樸在勛(2o05年)認為，雖然繼續沿襲了過去那種三階段式的制訂經濟計劃的過程，但簡化了制定程序，同時將電力、煤炭、汽車等戰略意義指標以外的計劃制訂的權限下放地方。在以往重視量化指標的基礎上，開始轉向重視質的指標和貨幣的指標。

3.經濟改革的深化與“實利社會主義”的誕生

一、《新經濟》的創辦和基本情況

《新經濟》所關注和討論的“經濟”問題，不但包括工業、農業、交通、金融，其他與建國有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都得到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經濟建設固是重要，其它有關大計的內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檢討，亦一律歡迎。實行各種方針的方法，都需要詳細的商討，許多新意見新材料都應該評介質證。因此我們憑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為同志們交換意見的媒介，甚盼熱心建國的朋友，忠言建論，隨時見賜，共策進行”［1］。《新經濟》初創時，“論文”主要登載投稿人的文章，“書評”介紹和評介國內經濟、政治、文化著作，“現代經濟檔”是登載戰時的經濟法規及各機關的重要經濟報告，“編輯后記”是編者對刊發論文的簡單介紹和評價。從第1卷第6期開始，《新經濟》內容稍作了調整，因戰時的經濟法規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載，如選擇其中一二進行登載又難免造成掛一漏萬，故取消了“現代經濟檔”，集中發表投稿者的文章和書評?！缎陆洕纷詣摽詠恚玫礁鹘缛耸康亩喾疥P注，從“編輯后記”中可知，由于投稿者眾多，刊物編者多次因排版時間問題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下，大后方知識分子并未放棄對國家前途和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的關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此外，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也參與到國家各項事務的討論中，其中比較積極的經濟機關有經濟部、交通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資源委員會、四聯總處、中央信托局、中國銀行總行、農本局、農業管理局、農林部墾務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職的湯鶴逸，國防最高委員會任職的沈宗濂，廣西教育廳長邱昌渭，衛生署的王爾樂、劉行驥，外交部的袁道豐、楊云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吳紱征，都先后在《新經濟》上發表文章［2－4］。《新經濟》編者在《新經濟的使命》中說:“我們此刻不但須從政權和軍權統一之中去追求國力，我們更須進一步的謀經濟的統一。以往經濟的割據也是國力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舉凡一切貨幣的、稅收的、交通的、資源的把持，我們應火速的調整”［1］。正是基于這一使命，《新經濟》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為戰時及戰后國家的經濟建設、內政外交事宜建言獻策。

二、《新經濟》與“經濟戰”、“經濟建國”

《新經濟》半月刊是關注國家經濟建設、討論經濟事務的刊物，討論的經濟問題上至國家經濟大政方針，下到百姓柴米油鹽，面面俱到。學者們通過對戰時國家經濟現狀和面臨問題的剖析，指出抗日戰爭亦是“經濟戰”，提出“經濟建國”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經濟》，表達“經濟是誘發戰爭最重要的原因，經濟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基礎，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最有力的因素”的觀點，他通過分析古今內外戰爭爆發的原因，指出“經濟既為誘導戰爭最重大的原因，經濟也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基礎”，具體到中日戰爭，他分析道，我們的經濟發達程度不及敵人，敵人是工業國家，我們還是農業國家，因之，我們軍隊的裝備也不如敵人;然而現在敵人的軍隊，已經被我們打的精疲力竭了，喪失再戰的勇氣，不過敵人現在要‘開發華北’，‘振興中華’，劫略華南，以消化它的戰果，我們要徹底打擊敵人，使其對華侵略戰爭根本的失敗，今后唯一要加強對敵經濟作戰，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都有這種責任;須使人人都能盡對敵經濟作戰的責任”。他強調“加強對敵經濟作戰，這是決定中日戰爭最大的關鍵”。其后李樹青、廬郁文、徐日坤也紛紛就“經濟戰”一題發表看法。李樹青［6］在《經濟封鎖與經濟作戰》一文中分析了都市與內地經濟現狀，提出了經濟作戰的對策，認為“我們亟應認清各戰區與后方物資的供需實況，然后切實的訂下經濟封鎖與經濟作戰的策略?！覀兊哪康模辉谠O法使敵人的經濟力量逐漸減損，我們的日益增強。一切合乎這個原則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廬郁文［7］、徐日琨［8］分別就游擊區的經濟戰、浙西的敵我特產經濟戰等進行了探討，表達了對國內特定區域經濟作戰的思考。學者們對戰時國內經濟的討論引起多方關注，“經濟建國”的思想得到認同，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對“經濟建國”思想的重要性、經濟建設的原則和要旨的理解。畢敏［9］在《經濟建設要旨》一文中認為，“經濟建設為建國的基本工作，經濟建設需向新的方向發展、經濟建設宜注重國防”;宋則行［10］對經濟建設的遠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認為“今后經濟建設的理想是計劃經濟制度的樹立，它是一副遠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標、有計劃、有步驟、盡全力去推進國營事業，以期逐漸造成其在全經濟領域內的支配作用，這是接近遠景的階梯”，并提出了經濟建設遠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問題，即“在這過程中，我們最須注意的是:怎樣使全國生產資源在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間有一個合理的分配，和怎樣使外來的經濟實力不致成為國營事業擴展的擾亂因素，而反為擴展的重大助力”，給戰時和未來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建議。另有不少學者從經濟與各方的關系、經濟政策和方針措施以及與經濟相關的工業政策、外資政策、水電政策等發表見解。吳景超［11］分別就經濟建設與中國資源、人才訓練的關系作，列舉了44種與國家經濟關系密切的資源，并將它們區分為“不能自足資源”與“可以自足資源”做了說明，認為我國將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資源方面并不存在問題。吳景超［12］還分析了我國農業和工業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類職業所需求的人才類型，提醒政府加強對各行業人才的訓練。再如，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會1944年12月29日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提出了中國實業開發的原則性問題，對此，學者們就經建原則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并就第一期經建原則的工業政策、外資政策、經濟體制、水電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見。［13－17］《新經濟》針對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還設立專欄或專號進行研究和探討，如學者們關注的“利用外資問題”、“國際經濟合作問題”、“經濟地理問題”、“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工業建設問題”、“戰后建都問題”、“經濟統制問題”、“戰后經濟制度問題”、“土壤、機構及市區問題”、“區域經濟問題”、“森林問題”、“工業化問題”、“糧食問題”、“交通問題”等設有專欄，出版了“農業特輯”、“貨幣金融特輯”、“金融專號”、“經濟建設原則專號”、“物價專號”。在各類針對經濟建設問題的文章中，學者們或深入剖析出現某類問題的原因所在，或開門見山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有的文章是調查報告，有的是詳細的數據統計推論，有的是對現行經濟制度、經濟機構的評論。內容涵蓋經濟領域各個方面，希望政府當局能重視戰時社會的經濟問題，并采取措施扶持其發展，以經濟為后盾支持戰爭的勝利，并為戰后的國家經濟建設奠基?！敖洕▏钡囊庾R可以說是《新經濟》中得到反復強調的觀念，也是大后方知識分子以自己的專業學識貢獻于民族自救戰爭的重要體現。

三、《新經濟》與戰時經濟政策建言

《新經濟》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識分子對戰時國家經濟領域建言獻策的言論陣地，他們關心的問題既有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方針、經濟政策，也有中觀層面的工業、農業、商業等各經濟領域的具體建設措施，更有大量微觀經濟活動、經濟現象的調查和統計，還有與經濟相關的交通建設、人才訓練、勞工素質等的觀察分析。戰時的政府財政、稅收、貨幣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學者關注的重點，李卓敏［18］認為戰時國家預算對戰后經濟的影響極大，不在戰時平衡國家預算，則“不僅作戰期中我們的經濟問題將愈趨嚴重，戰后經濟建設也將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過增加稅收平衡預算的方法，玄伯［19］專門針對平衡收支的方法進行詮釋。張純明［20］在《三十年度預算的展望》一文中，對戰時國內的開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預算的意見，特別提出“我們希望政府能切實的節約。在提倡簡約建國的時候，政府要先為國民梳理一個節約的好榜樣”，主張政府通過裁撤不需要的機關等措施來力行節約。對戰時國家稅收政策、保護關稅措施，崔敬伯［21］認為政府應采取強制手段征收直接稅，抑制戰時個別企業和個人的奢靡，他說:“吾人常見長袖善舞一擲萬金之輩，其消費能力，至足驚人。違背抗戰之國策，助長物價之暴漲，流弊何堪設想。于此再不以課稅之方式，節制其消費，并轉移一部分購買力于國家，則前方無量之犧牲，適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當非社會正義之所許?！备咂绞澹?2］亦就開源與增稅的關系做出說明，李銳［23］對“統一征課行政”發表了精辟的見解。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關系，朱伯康［24］和宋則行［25］撰文認為，中國經濟太落后于人，為了保障民族的獨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工業化及現代化，實為刻不容緩的工作，政府應在特殊時期采取保護國內經濟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國的經濟生態，戰時的中國市場是一種萎靡、消極的氛圍，各種經濟問題伴隨著戰爭的進行愈發突出。戰爭帶來的高物價，是最為明顯的后果，因而對戰時物價高漲及其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成為《新經濟》討論的熱點。趙晚屏［26，27］描述了戰時物價高漲的情形，田地、農作物種植、農民收入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并從戰爭造成人們的危機心理，加劇物價上漲的角度，闡述了“我們與其說物價是物資和貨幣的關系之表示，不如說物價是持有物資和貨幣的兩個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決定的一種統一的條件，心理的變異顯然比物資和貨幣的變異程度更大”。就當時一般認識而言，這是一種頗為新穎的思考。隨之而來的是針對戰時物價問題的討論，孫拯［28］在《建設與物價》一文中說:“物價問題影響國民的生計，抗戰的效能，力謀解決，勢所當然”。楊蔚和伍啟元也對物價問題進行探討，楊蔚［29］在《吾國最近之物價問題》一文中首先總結了“學者對于最近物價問題的見解與批評”，繼而探究了物價問題的表現，最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認為政府管制價格是當前最好的辦法。伍啟元［30］分析了當前物價問題的性質，認為“當前物價問題包括物價加速率猛漲、價格失衡、生產失衡、分配不平均、戰費負擔違反正義和社會解組等嚴重問題”，只有解決了以上問題，物價問題才能得以解決。這些觀點，不僅僅看到了物價高漲的問題，還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對如何穩定當前物價，大多數學者認為平衡和穩定物價的主要手段是實行“物價管制”。由于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對于高物價水平帶來的貨幣問題，學者們也非常關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見解。莊智煥［31］認為，“我國現在要穩定物價，避免危機，則統一全國人民對幣值之觀念，實為首要工作”，“茍使人民對關金券確切信仰，則人民對幣值之觀念即可統一，而促成物價高漲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時，政府對法幣之發行，應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銀行利率，使人民樂于儲蓄，而不重囤貨居奇或囤貨備用，則促成物價高漲之經濟因素，亦可減少”。另有學者對“如何穩定法幣信用”、“法幣回籠的條件”等相關的應對貨幣問題的方法展開討論［32］。戰時國內的高物價水平導致外匯漲價等匯率問題，采取何種內外匯政策，很多學者做了調查研究，彭學沛［33］對于當時社會上因法幣匯價大跌導致的誤解，做了澄清，他認為:“第一，雖然中國尚處于戰時狀態、法幣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幣在戰后會跌到不值錢的地步;第二，我國外匯平定基金雖日漸減少，但是并不一定說明法幣價格會跌的沒有底止;第三，我國幣值跌落，日本能維持的久，并非意味著中日戰爭日勝中敗”。這種分析澄清了對外匯漲價的誤解，穩定了部分人因幣值大跌導致的恐慌心理。宋則行［34］在《戰后吾國對外匯率厘定標準的商榷》一文中，站在還處在抗戰相持階段的1943年，就有預見性地提出了引導人們思考戰后我國外匯政策的問題。戰時國內的金融事業受到打擊，學者們通過主張“金融動員”，對金融政策、金融機構的管理等發表見解，不少人引用美國、德國、英國等國的金融理論，以為國人參考［35］;在金融機構的管理上，楊蔭溥［36］認為應加強對銀行的管理，李卓敏［18］認為加強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經濟措施中，學者們普遍認為國家處于非正常狀態，日本的軍事、經濟侵略已經使得市場失去了自動調節的功能，政府需對戰時經濟采取“管制(統制)措施”，從而使得“經濟統制”的討論有了更豐富的表現和更直接的現實支持，有的學者從戰時的現狀談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認為“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經濟上的首要問題是怎樣以最小的耗費，聚集最大量的經濟利源，以供應作戰時的必須消耗”［37］，有的學者分別就物資管制、外銷物資統制、糧價統制等分別說明［38］。戰時的交通運輸對于經濟的影響，是很多學者關注的重點，《新經濟》專門對此出了一期交通專號。張嘉璈［39］在《抗戰以來之交通設施》一文中，從鐵路、公路、航政、電政、郵政各方面討論了交通與戰時軍事的關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問題，在《論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陳“運輸機關之事權過于分散，力量無法集中，效能無法增進，補救之道，應將全國公路運輸機關，部分軍用民用，一律由軍事機關統一管理，以應戰時需要”。另有不少學者從戰時我國的驛運事業狀況，如何增進公路、鐵路、水路的運輸效率等方面發表看法，給當時的交通運輸業提供大量的參考。對于戰時國家工業建設和區域工業現狀，經濟學家方顯廷［41］在《抗戰期間中國工業之沒落及其復興途徑》一文中，分析了戰爭導致工業區域的淪陷，復興工業應從發展國防工業、統制工業建設、兼重大小工業、發展內地工業、利用民族資本、聯系農工生產、統一工業行政等方面進行。方顯廷［42］還指出，戰時加強西南經濟建設和工業化，對于抗戰十分必要，“自軍興以來，我國最高當局，采取以空間戰勝時間之抗戰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躍而為全國軍事政治經濟及交通之重心，開發西南各運動，遂為朝野上下所矚目?！迸硇磐?3］也發表了西南經濟建設的意見?？箲鹌趦?，東部和沿海省區經濟受到重創，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區列強勢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學者充分考慮和西南各省物產豐富、地勢優越等優勢，建議大力發展西南各省的經濟，以作為全面抗戰的經濟支柱。高叔康對四川經濟現狀和未來的思考，郭恒對云南省經濟問題的研究，正是對重點發展西南省區經濟重要性的闡釋。不少學者就當時工業的現狀和存在的弊端，如工業材料供應管理問題、技工的管理問題、民營工業組織動向、工廠聯合會的運作等，發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雖戰時工業受到了極度的損害，但是學者們堅信抗戰必勝，對戰后國家“工業化”、工業建設區位等問題提前作了建言獻策。殼士［45］就戰后工業政策建議，“經濟建設為戰后唯一重要的任務。經濟事業中頭緒甚繁，又以工業建設為其中最有關系的工作”，并制定戰后工業建設綱領。有關戰后工業區位問題的討論，陳振漢［46］指出，戰時輕工業和重工業區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處，區位不當會造運費劇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戰后工業區位分布不得不考慮區位問題。任美鍔［47］分別就“實業計劃中的工業區位思想、戰后中國工業的區位以及鋼鐵工業的位置問題”發表意見。關于戰時國家重工業的建設，錢昌照［48，49］認為在利用外資、礦產勘探、工業管理等方面存在諸多的慘痛教訓，需要當局去反思;還針對我國重工業的現狀，思考未來的發展，提出重工業建設需要考慮“人”和“物(資源)”的條件，負責重工業建設的資源委員會應充分發揮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使命，協助國家走向獨立富強，重工業建設還不能缺少“公、誠、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興重工業。在重工業建設中，礦產資源的利用尤為重要，李樹青［50］倡導“保存我們的天然富源”;學者們針對國內的礦產資源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研究，如對西南煤田、寧屬資源、甘青礦產、陜甘礦產的調研［51］。吳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對國內重要煤、鐵、金、銅礦山，如龍煙鐵礦、湖北象鼻山鐵礦、本溪湖煤礦、鳳凰山鐵礦的調研，為更加清晰的了解戰時的礦產資源狀況提供了大量的參考，提醒政府對礦產資源的保護、重視和利用。輕工業建設同樣關系著國計民生，后方學者們發表大量針對戰時制革工業、棉紡織業、制鹽業、制茶業、蔗糖業、紫膠業、植桐業和制酒業的文章，倡導加強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建設［55－58］。在農業經濟領域，學者們對戰時國家農業政策和農業經濟相關理論、制度進行解析，吳景超［59］和董時進［60］對農業政策的討論，都主張農業不僅僅要滿足自己自足，還需要擴大生產、農產品輸出，農業管理需要加強農業合作事業。農業管理和農業機構的運作，關系著農業建設的重要方面，學者們主張健全農業管理機構、管制制度，完善農田土地金融機構的設立，提高農本局、農業合作社等組織的作用［61］。有的學者主張對全國土地利用進行調查，指出“土地是農業的基礎，一國農業進步與否，必須視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為斷。土地利用是世界經濟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中國尤為立國的基礎問題”，并針對“中國土地利用的詳細情形，我們至今還沒有確切的智識”，主張繪制“土地利用圖”，以明了全國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學者對我國西部土地耕作情形進行關注，對紅土區、黃土區、棕鈣土區、黑鈣土區、紫色土區的土質進行詳細分析，給各土區的農業產生提供借鑒［63］。另有學者從“土壤保存”問題進行闡述，主張保護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農業資源，學者們對土地資源的研究、倡導利用和保護，為了解戰時土地狀況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提醒了政府對土地的保護和利用。對于戰時我國森林資源的狀況，有學者對日寇掠奪我國森林資源進行清算，對日寇侵占我國東三省、臺灣省、朝鮮、庫頁島及我國內地森林的面積、樹種資源進行統計，并希望收復失地之后各區應設置經營管理機構，合理整理利用［65］;學者們對土地、農產、森林資源的統計，給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鑒參考，同時，也為后來學者對戰時資源的研究提供史料價值。

論文關鍵詞：低碳經濟；區域經濟；路徑選擇

論文摘要：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大力發展低碳經濟將是我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面對全球氣候變暖和能源短缺等問題，發展低碳經濟成為世界各國應對危機的重要戰略選擇。文章從構建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的本質要求出發，相應地找出我國區域低碳經濟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進而探尋區域低碳經濟發展的路徑與對策，從而為相關的宏觀管理決策提供參考與借鑒。

低碳經濟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為基礎的經濟發展模式，它的實質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潔能源結構問題，核心是能源技術創新、制度創新和人類生存發展觀念的根本性轉變。低碳經濟是全球生態、經濟、政治利益的整合，已上升到國家和區域發展戰略的高度。目前，我國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是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促進中部地區崛起、鼓勵東部地區率先發展。同時，節能減排在區域經濟發展與轉型中越來越受到重視，經濟開發要以保護自然生態為前提，區域發展要以環境的可容量為基礎。因此，根據區域實際，探索具有區域特色的低碳經濟發展路徑，對于推動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構建區域低碳經濟模式的本質要求

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各個國家都提出了自己的減排目標，在節能減排過程中，區域行動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資源稟賦、能源利用水平及能源結構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各區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也顯示出不同的區域特點，基于區域層面來探索低碳經濟發展路徑至關重要。

我國正處在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的關鍵時期，受我國能源短缺和環境污染的制約，發展低碳經濟必須結合區域情況，改變經濟增長結構，減少經濟增長對能源消耗的依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促進區域經濟持續高效發展。低碳經濟的發展依賴于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的調整、低碳技術創新的支撐以及相關政策法規的扶持。

一、鄉村工業發展的奇跡

當今中國的鄉村工業是由無數的鄉鎮、村組、農民聯戶或農戶個體所興辦的鄉村企業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體制下的社隊企業，隨著體制的解體和家庭經營體制的確立，社隊企業相應更名為鄉鎮企業。盡管經過20幾年的演變，鄉鎮企業中已經很少有真正屬于鄉鎮一級政府所有的企業，其中90%以上實為農村分布在村組以下的個體工商業戶或私營企業，但人們還是將其約定俗成稱之為“鄉鎮企業”，其實稱之為“鄉村企業”更為貼切。中國的鄉村工業在20世紀80年代的迅猛發展是東亞經濟發展中的一個獨特現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國工業化特殊的發展模式。發展本論文由供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告訴我們：農業在經濟中的份額逐漸被工業替代，社會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工業為主，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對于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工業化這一歷史過程需要有大多數國民的參與。然而回溯歷史，從20世紀50-80年代，傳統的工業化戰略及其內生的城鄉二元體制，衍生出城鄉戶籍壁壘制度、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卻將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隔離在工業化進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將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資源有計劃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業體系，并由此促進了大中城市的繁榮和發展。而另一方面，農業發展不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為被動為城市工業提供農業剩余的部門，由此造成了農村經濟發展的遲緩和農業的衰退，導致城鄉差距日益擴大。這種制度安排雖然促進了中國工業體系和城市現代經濟部門的形成，促進了國家綜合國力在總體上的提升，但卻造成了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失衡和剛性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構成了中國持續工業化和現代化的瓶頸。令世人包括農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鄉村工業在近二十幾年的迅猛崛起，徹底改變了中國工業化的歷史進程和發展模式，使中國農民找到了一條參與工業化的現實途徑，這一以成千上萬農民為主體所做出的自發的制度改變，被人們譽為繼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壯舉。

第一，從數量增長方面看，鄉村工業已經成為農村和整個國民經濟增長以及國家稅收增長的主要力量。統計資料表明，從1978—1997年這段時間里，鄉村企業的數量從150萬戶增加到2020萬戶。鄉村企業創造的產值在整個農村總產值中的比重則上升的更為迅速，1978年鄉村企業創造的產值僅占農村總產值的24%，到了1997年，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鄉村企業產值只占國內工業部門總產值的9%，大約20年后，1997年這一比重達到58%。鄉村企業的總產值從1000億元上升到10000億元人民幣僅用了7年時間，而全國社會總產值從1000億元上升到10000億元人民幣卻經歷了31年時間。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產業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量為7090.9億元，其中鄉村企業提供的增量為2134.4億元，其貢獻率為30.1%，而1990—1994年，這兩個指標分別為22051.1億元和11864.4億元，鄉村企業的貢獻率則提高到53.8%。從增長的貢獻率及變動的態勢中可以看出，鄉村工業以驚人的增長速度不僅成為農業社會總產值的主要組成部分并具有份額繼續提高的態勢，而且越來越成為中國經濟整體持續增長的一個主要推動力量。鄉村工業發展的貢獻還表現在它已經成為國家稅收增量的主要來源。1985—1990年，國家稅收凈增773.2億元，其中鄉村企業凈增166.9億元，占全國稅收凈增的21.6%；1990—1994年，國家稅收凈增2042.1億元，其中鄉村企業凈增803.59億元，占全國稅收凈增的39.4%。事實上，鄉村企業的貢獻不僅體現在上繳給國家的直接稅收上，它還是中國制度外非規范性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具典型調查表明，各種籌資、攤派、收費、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財政收入，約1／3--2／3來自于鄉村企業。需要指出的是，鄉村企業的稅收增長提供和國有企業不同，它是在必須按市價購買生產要素，并且得不到國家虧損補貼和低息貸款前提下的凈增長。進入21世紀以后，鄉村工業依然是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到2005年底，全國鄉村企業的增加值突破46000億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長11.5%。目前，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近30%，工業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來自鄉村工業。

第二，從結構改善方面看，鄉村工業發展為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和結構轉換做出了重大貢獻。20世紀50年代，在前蘇聯令世界矚目的工業化成就誘導下，中國開始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工業化模式力圖在經濟高度封閉條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內部積累的方式趕超世界先進國家，盡快建立一個以重工業為依托、門類齊全的現代工業體系。因此，中國工業化一經起步就有向重工業傾斜的趨勢。從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間基本建設投資的部門構成看，基本建設總投資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業建設，而用于輕工業的不足6%，由此導致了輕工業產品的嚴重不足。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的農業大國，優先發展資本密集型的重工業顯然是與其資源稟賦條件不相符的，從而違背了產業選擇的比較優勢。為此，在改革之初，中國面臨的歷史性任務就是扭轉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畸形產業結構，盡快彌補輕工業的斷層，盡快將滯留在農業的大量剩余勞動力釋放出來并予以吸收。然而，許多國際國內的經驗證明，產業成長存在著不可逆規律，當重工業一旦超過了輕工業就很難有回歸趨勢。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產業格局系統之外，形成新的發展主體，以承擔消除結構缺陷的任務。令人驚奇的是，以輕工業為主體的鄉村工業異軍突起，天然地成為這一任務的主要承擔者。據統計，在1980—1988年期間，全國輕工業產品市場供給能力增加的份額中，鄉村工業的貢獻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費品產量中，鄉村工業提供的電風扇供給量占全國的45.5%，絲織品占68.7%，呢絨占52.1%。同時，勞動密集型的鄉村企業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就業，全國農村在鄉村企業中就業的勞動力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30%左右，占農村富余勞動力的50%左右。2000年以來，鄉村企業就業人數年平均增加272.8萬人，到2005年底，鄉村企業職工總數達1.42億人。鄉村工業的發展使中國產業結構更符合自身的資源稟賦優勢，為矯正產業結構扭曲和調整農村就業結構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從社會發展方面看，鄉村工業發展對提高城鄉居民生活質量，促進農村和諧社會的實現具有不可估量的

積極意義。鄉村工業的發展不僅使輕工業產品市場實現了從賣方市場向買方市場的轉變，增加了城鎮居民的實際收入，而且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鄉村企業就業，也增加了農民的工資性貨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