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主導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主導，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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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體性原則，即從國有經濟的整體出發，搞好搞活國有經濟。

對國有經濟實施戰略性調整與改組的目標，就是要收縮戰線、集中精力、保證重點，從整體上搞好搞活國有經濟，而不是要搞活每一個國有企業。實踐證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活每一個國有企業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國有經濟調整與改組途徑的選擇。政策措施的制定與實施，都要體現整體性原則。要以市場和產業政策為導向，立足存量資產的調整，把優化國有資產分布結構。企業組織結構同優化投資結構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國有經濟必需進入的領域，依托新的體制和機制，以更大力度發展國有經濟，在國有經濟不必進入的領域，堅決地退出來。加大改革力度，推動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促進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的建立和整體素質的提高。

二、主導性原則，即有利于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

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不是不要國有經濟，而是要去其枝葉，壯其主干；不是削減國有資本的絕對量，而是把有限的國有資本集中到那些急需發展的領域，集中到那些關系到國家戰略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業，以更好地發揮國有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及其特定功能。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對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產業的控制和發展；對競爭性產業中非國有經濟力量的控制和引導；對整個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創造良好物質環境所產生的帶動作用。此外，國有經濟還承擔著一些體現制度特征和國家利益的特定功能，這包括：保證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貫徹實施；在那些關系國家競爭力的高風險領域進行投資，提高國家的國際競爭能力；促進地區經濟的協調發展和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等。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應有利于上述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發揮和特定功能的實現。

三、規?；瓌t，即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的規模水平。

國有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的實力，是一國經濟實力的體現和象征。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就是要在放開放活國有小企業的同時，收縮戰線，扶持重點，培育出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有大企業和企業集團，改善國家對國有經濟的管理，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因而在實施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過程中，要堅持規?；瓌t，要有利于國有經濟規模水平的提高。

四、流動性原則，即有利于促進國有經濟存量資產的流動和重組。

資本的生命在于運動。但是，由于國有經濟存量資產在歸屬方面的部門化、地區化和管理方面的實物化，致使國有資產難變現、難流動、難重組。國有經濟不能隨市場態勢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調整，國有資產存量難以通過流動和重組得到優化，這既影響國有經濟的效益，也影響國有經濟功能的發揮。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成功與否的關鍵，就在于其資產能否順利地流動。因此，對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必須遵循流動性原則，要有利于打破條塊分割，實現國有資產的價值化管理，促進國有資產存量能夠隨市場態勢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而不斷流動和重組。

五、創新原則，即有利于建立一個促進國有經濟調整的新機制。

國有經濟布局不合理，是多方面矛盾長期積累的結果，對其進行調整，不能僅著眼于改變現有的不合理狀態，而應在這一過程中，用市場經濟的辦法建立一個促進國有經濟不斷調整和優化的新機制。通過新機制的建立，推動企業的優勝劣汰，使優勢企業能夠迅速擴張，劣勢企業能夠及時被兼并和破產；通過新機制的建立，使國有經濟能夠及時進入必需進入的領域，及時退出不必進入的領域。因此，對存量國有資產的調整，必須遵循創新的原則，著眼于新機制的建立，使增量國有資產的進入，不是對不合理的存量布局進一步強化，而是一開始就依托新的機制，具有自我調整和優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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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有經濟及國有經濟控制力概念

普遍認為現代政府在經濟管理方面具有這些職能：維持經濟穩定和增長、實現物價平穩和充分就業、推進收入公平分配。為了實現這些經濟職能，政府被賦予一些控制經濟的權力和實施這些權力的條件。控制在這里的含義是完全技術性的。它是指給定社會和經濟結構，政府根據其效用函數，確定政策目標，即經濟系統要達到的狀態變量。通過改變控制變量的值來改變經濟系統的狀態，從而實現其政策目標。因而，控制力就是指政府通過改變控制變量來改變狀態變量，從而達到政策目標時的時滯和實際逼近程度。當政府采用一些政策使某些目標很快很好的實現時，可以將之定義為控制力大，反之則小。

研究國有經濟控制力問題，必須從國有經濟的概念談起。一般認為，國有經濟是指資產歸國家所有的經濟成分，按目前的統計分類，應當包括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和其他企業中的國有成份。

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概念，首先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提出來的。報告指出：“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經濟發展起主導作用”、“國有經濟起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控制力上”。據此認為，“國有經濟控制力”是指國有經濟以多種方式參與國民經濟中方向性的、具有產業主導地位的行業和領域，通過控制支柱產業和高技術產業中的骨干企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進行引導的調節能力，通過控制國防、戰略性物資生產部門、高科技領域等部門，保障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通過控制社會公共部門，保證社會穩定的保障能力的總和，著重體現為國有經濟控制的企業和事業單位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程度，具體體現在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調節能力和保障能力。

二、影響國有經濟控制力的主要問題

我國國有經濟與其他國家的國有經濟相比，具有自己獨特的一面。作為經濟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要為維護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和政權穩定服務，這就決定了我國國有經濟在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分布范圍和比重要高于其他國家。

1、國有經濟布局合理性問題。國有經濟布局合理與否，決定國有資本能否在市場經濟中充分發揮作用。目前，我國國有經濟的分布特點是“點多、面廣、線長”，尤其是國有資本仍大量分散于自身并不具備明顯優勢的一般競爭行業和中小型企業，使有限的國有資本不能被有效集中使用，嚴重削弱國有經濟的素質和競爭力。同時，行業中的“過度擁擠”，不利于國有資本配置效率的提高，并最終影響國有經濟控制力的發揮。除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及支柱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中的骨干企業外，國有資本還廣泛分布于一些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競爭比較激烈的加工工業和一般業。據統計，我國608個工業小類中，國有企業涉足604類占99.3％，大中型國有企業涉足533類占87.7％。就是一些競爭性的加工工業和一般競爭行業，國有經濟的比重仍然偏高，如批發和零售貿易、餐飲業3個門類中，國有企業所占比重均超過50％；冶金工業國有化程度超過60％，汽車工業國有化程度超過70％。

2、國有控制企業的經營績效問題。國有控制企業是國有經濟的主體，擔負著許多的社會功能，這就決定了它不可能像其他經濟類型企業那樣把經濟效益放在首位。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國國有經濟廣泛存在于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在一般競爭性行業中有大量的國有控制企業存在。在這些行業，國有控制企業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參與競爭，它們在行業內的地位和控制力與其經營績效密切相關。即使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國有控制企業的運營也要講求一定的經濟效益，如果國有控制企業因經營無方導致長期巨額虧損或者政策性虧損超出了它產生的社會效益，再談控制力也就失去意義。國有企業經濟效率相對較低，整體素質差，競爭力弱。2002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凈資產占全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凈資產的比例為66.8％，但其銷售收入和利潤總額所占比例僅分別為43.7％和45.5％，凈資產收益率只有6.63％，遠低于其他所有制企業；總資產貢獻率為8.71％，不僅遠低于集體企業和外資企業，而且低于規模以上企業平均水平0.7個百分點。國有企業比重大、利潤高的六個行業(石油、煙草、鋼鐵、交通設備、電子和通訊、發電)，除煙草外，非國有企業總資產貢獻率都顯著高于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平均高近2個百分點。

3、國家控制經濟的手段和方式變化。國家對經濟實行控制的手段和方式可以是多種多樣的，通過發揮國有經濟的作用對國民經濟進行直接控制只是其中的一種。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運用法律（法規）手段等間接方式來調控經濟將會被越來越多地采用。這樣，對國有經濟控制力的要求將會相應降低。因此，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對國有經濟的發展及其控制力的變化有著很大的影響。

三、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的有效途徑

國有經濟通過結構調整，進一步加強重點領域，是提高國有資產整體質量，保持國有經濟適度的控制力，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必然選擇。

一是積極穩妥地加快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保持必要的數量和比重。改善和提高國有經濟控制力，需要保持必要數量的國有經濟。沒有一定的數量和比重，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的支撐、引導和帶動作用就無從談起。國有經濟這種必要的數量和比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總量中保持必要的規模和比重；二是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今后相當一個時期國有經濟應繼續處于支配地位；三是在不同地區國有經濟所占比重有所差別，但應保持一定的規模。為此，一要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機制。二要充分發揮國有大企業在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中的作用，加快培育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主業突出、核心能力強、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集團，支持具備條件的國有大型企業通過重組上市等多種途徑，加快發展主業，增強競爭力，擴大影響力和帶動力。三要建立健全國有企業優勝劣汰機制，加大國家對國有企業政策性關閉破產的支持力度，通過市場機制淘汰效率低、失去競爭力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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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國有企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控制著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命脈。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今天，國有企業要適應國家發展和市場競爭的需要，就要不斷進行戰略性的經濟調整和改革，以促進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提高。加強國內國企經濟的調整需要從國有企業的布局和企業的組織結構兩個方面進行合理的規范和改革，以促進國有企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 國有企業 經濟調整 目標 內容 探究

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在我國的國有經濟中，國家對關系到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領域和重要行業都進行了較為嚴格的控制，如國防性和公益性的行業。而對一些一般的營利性競爭行業，國家則采用較為松弛的管理和控制，甚至不參與企業管理。因此，國內國企進行的經濟調整也要根據國家對不同國有經濟的要求和控制程度，以更好地適應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需要，為國有企業自身競爭力的提高提供保障。

一、加強國有企業的合理布局

我國國有經濟的分布范圍較為廣泛，涉及到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要加強國家對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整，就需要從不同的行業和領域對國有企業進行合理的布局。

1、國家要對關乎整個社會穩定和安全的行業領域采用獨資和壟斷的方式，以確保國家和社會的安定。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是一個國家進行國內一切改革和發展的基礎。因此，國家要加強對一些重要國有經濟領域的控制，如國防軍事工業、航空航天業、金融業和廣播新聞影視業等重要的領域和一些較為特殊的農業領域，這些行業領域都是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條件，需要國家實行絕對的壟斷和控制。

2、在國有經濟的范圍中，對于一些對國家和社會影響較大的行業領域，國家要進行一定程度的掌控和投資。如國有經濟中的鐵路運輸、航空、城市電力、通訊和石油開采等國家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領域，國家不能進行完全的壟斷支配，而是要運用我國的法律和國家的行政手段對其進行部分的干涉和管理。

3、國家要加大對重點國有企業的投資和支持力度，對于國民經濟發展中的一些支柱性產業要充分發揮技術和人力等各方面的支持作用。國家可對國有經濟中的一些大型企業加大資金和技術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提高對大型企業集團的支持數量，促進國家經濟實力和企業競爭能力的提高。

4、高新技術產業是當今世界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產業，對促進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有積極地推動作用。高新技術產業包括的范圍較為廣泛，主要有海洋工程和新能源、新材料的開發和運用等，是社會和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因此，國家要以長遠的眼光來看待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為社會和國家帶來的巨大利益，不斷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投資力度。

5、國家要加大對國有大企業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等各個方面的支持和投資力度，增加大企業的數量，而對國有小企業則讓其自由競爭和發展。如在電子、機械化工等大型產業的發展中，國家適當地加大投入可以使企業擴大規模，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為整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帶去更多的資源和服務。而對于家具、食品和紡織等制造產業和領域，國家要適當地減少對其的控制和參與，讓企業在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中進行自由競爭，以優勝劣汰的方式實現市場資源的合理配置。

6、保持國有企業各自的特色，促進自身優勢的發揮。我國國有企業合理布局的目標是鼓勵不同地區充分發揮自己的區域資源優勢，促進各地區特色經濟的發展，以實現整個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由于歷史和地理位置的原因，我國各地區的政治經濟發展并不平衡。在東部的沿海地區，因為地理位置的優勢，開放程度高，與外界的交流較為密切。在這些區域，國家可加大對新興技術產業的投資，鼓勵和支持該地區國有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研發。

同時，在我國的中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國家可注重對其進行礦產、能源資源的開發，加強對這些地區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的完善和建設，充分發揮中部地區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優勢，促進中部地區區域特色經濟的發展。對于西部地區，國家要實行政策上的傾斜和支持，促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以東部地區的先富帶動西部地區的發展，縮小地域貧富差距，促進各地區的協調共同發展。

二、積極構建合理的國有企業組織結構

構建合理的國有企業組織結構就是指在經濟體系的改革和發展中，要保證大小企業的合理比例，保持中小企業占大成分的比例。在國有經濟調整中，國家要不斷增加國有大企業的經濟規模，促進大規模企業數量的增加，同時還要保持中小企業的數量，提高它們的市場競爭力。我國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整要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狀況和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作出適時地調整，積極促進國有企業合理組織結構的構建，從而實現我國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

調整和優化國有企業的布局和組織結構，是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促進國企經濟調整的重要方式和手段。隨著世界經濟文化交流的加強和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促進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是增強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的基本保障，也是推動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舉措。國有企業作為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其發展狀況直接關系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方向和企業市場競爭力的強弱。因此，在進行國有企業的經濟調整過程中，國家要根據企業的自身特點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對涉及不同行業領域的國有經濟要采取不同的掌控政策，以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促進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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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導論

新制度代替舊制度需要經歷一個時間段，這就是諾斯等人所稱的制度變遷的時滯（戴維斯和諾斯，1971）。中國金融制度變遷作為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轉型的一部分，其與經濟體制其他組成部分相比的超長時滯，已經影響到了經濟轉型的整體績效。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的理論和實證研究， 戈德史密斯（1969）和麥金農(1973)等人采用實證方法，證明了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存在緊密聯系。肖（1973）從分析金融中介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角度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金融深化”的概念。King和Levine（1993a,b,c）分析了80個國家1960-1989年的經濟數據。他們發現在經濟和金融之間存在的高度相關性。同時發現證據證明金融發展水平是未來經濟增長潛力的重要指示器。Levine(1997)從金融體系降低交易費用的角度，論證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國內學者談儒勇（2000）、武劍（2000）、韓廷春（2002）、周立（2003）等也從實證角度驗證了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密切關系。

盡管中國與西方國家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密切關系方面存在一致性，但是中國的金融制度卻與與西方國家以產權保護為核心的市場化金融制度有很大不同?！岸亟Y構”下的國家金融控制，和金融資源配置的所有制歧視，至今仍然是中國正式金融制度的兩大基本特征（張杰 1998）。中國金融制度的所有制歧視，其程度遠遠超過了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和消費品交換領域的正式制度，不僅限制了非國有部門的發展，影響了整體經濟績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非正式金融規模的擴大（Allen,Qian和Qian，2000）。脫離了國家監管的非正式金融活動，盡管為民營經濟提供了一定的金融支持，但其完全自由的市場化運作，也增加了國家金融體系的風險（鐘偉、巴曙松等，2004）。

張杰（1998）、林波(2000)在諾斯（1981）的國家理論基礎上，進一步擴展了中國金融制度變遷中的國家模型與效用函數，他們都將能否實現國家效用最大化作為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決定性因素。但是在轉軌時期，即得利益集團與新生力量之間對市場規則制定權的競爭，已經影響到了國家的決策（比如近期國家對某些過熱行業違規民營企業的查處，以及新的鼓勵民間投資的政策措施出臺，某種程度上表現出國家決策正在受到利益集團的影響）。國家不得不調整自己的決策行為，使之能更好地協調各利益集團之間的關系。因此，在現有國家理論的基礎上加入利益集團理論，能夠更好地解釋中國金融制度的變遷進程，以及為加速中國金融制度的變遷提出對策。

二、中國經濟民營化與金融制度變遷的滯后性

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的快速增長成為中國經濟近年來最大的亮點。但是，由于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滯后性，使得非國有經濟獲得的金融支持與其對國民經濟的貢獻極不協調。由此派生出了非正式金融體系的發展和正式金融體系中的金融資源浪費問題。中國人民銀行贛州市中心支行課題組（2001）已經使用贛州地區的經驗性數據，分析了金融制度變遷的滯后性給非國有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們將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進一步采用全國的數據對此進行全面分析。

（一）中國經濟民營化與正式金融體系的所有制歧視

1.中國經濟的民營化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不斷放寬非國有經濟可進入領域，鼓勵非國有經濟特別是民營經濟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數字，2003年我國非國有經濟工業增加值達到21637億元，占全部工業增加值比重的52.7%。如果加上第一、第三產業中的非國有經濟增加值，則非國有經濟比重將超過國有經濟，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推動力量。圖一列出了1985-2002年間，非國有經濟在我國工業部門中的地位和比重。

正是由于非國有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國經濟“民營化”的說法（陳雨露等，2004）。我們認為，盡管從結構上看，國有經濟仍然掌握著國民經濟的核心部門，不過從國有與非國有經濟的比重來看，現在提出中國經濟具有民營化趨勢并不為過。今年1-7月，全國共完成固定資產投資27116億元，其中非國有部門完成投資11406億元，占42.1%。實際上，非國有部門強勁的投資增長，已經保持了很長一段時間。圖二展示了1985-2002年非國有經濟投資增長情況。

圖二描述了1985年以來非國有經濟投資總量及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變化情況。自1993年前后起，非國有經濟開始迅速增長，并在2002年達到了總投資的56.6%，超過了國有部門，成為我國投資增長的第一推動力量。

2．中國的金融抑制和所有制歧視

長期以來，中國金融體系承擔著某種財政功能，特別是對國有經濟的財政補貼功能（張杰，1998；周立、胡鞍鋼，2001）。這一點，在改革后所以尤顯重要，主要原因在于國家為了保證改革過程中的體制內穩定，而不得不對國有部門提供持續的補貼（張軍，1997）。因此，國家直接控制下的金融體系，將金融資源的絕大部分配置給了國有部門。盡管國有部門的產出效率和產出總量，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重要性都在不斷下降。

正式金融體系對于國有經濟部門的偏向，構成了中國式的金融抑制。但與赫爾曼等人（1996）提出的金融抑制目標完全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直接干預，是為了實現社會穩定，而不是培育國民經濟的支柱性產業。加之政府、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由于問題而引發的大量X低效率，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大量的資源浪費。根據周業安（1999）的估算，1992-1997年間，由于金融抑制而形成的貸款損失高達12512.66億元，總資金漏損達25795.83億元。兩項之和相當于2003年我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的22.6%。

圖三描繪了以國有工業為代表的國有經濟總量增長趨勢，及同時期國有經濟所獲得的信貸資金支持。從圖中可以看到，1995年以前，國有經濟在充足的信貸資金支持下，保持了穩定增長趨勢。但從1995年后，國有經濟的增長幅度開始放緩，而與此同時國有部門所獲得的信貸資金總量卻沒有同步放緩，而是繼續迅速增長。由此反映出我國金融體系中存在的資源非市場化配置和國有部門資金使用效率低的問題。

國家對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是以對非國有經濟的所有制歧視為代價完成的。金融體系對非國有經濟的歧視表現為限制非國有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進入信貸市場，限制非國有企業進入證券市場融資，以保證金融資源對國有部門的集中供給。非國有部門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及其所獲得的信貸資金支持的比較，可以很清楚地說明這一點。據統計，金融機構對非國有部門貸款占全部貸款的比例在1993年達到21%的高點以后，即一路下滑，到2002年這一比例已經降到13.3%的歷史低點（圖四）。

將圖一、二、三綜合比較，不難看出我國非國有部門的經濟貢獻及其所獲金融支持之間的巨大差異。而且直至目前，金融體系對于非國有部門的歧視，仍然沒有根本性改變。

（二）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滯后與非正式金融安排

1．中國金融制度的滯后性

中國金融體系從原來的人民銀行單獨行使全國金融職能，發展到現在的以人民銀行為中央銀行，以國有商業銀行為主體，政策性銀行與商業性銀行相分離的多元化銀行體系和初具規模的證券市場體系，經歷了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而且自始至終，國家始終保持著對金融體系的控制。

最初，國家主要通過對人民銀行來控制全國的金融資源；1983年前后，經濟的強勁增長和金融資源規模的迅速擴大，使得國家僅通過人民銀行已經不能十分有效地控制全國的金融資源，于是陸續成立或恢復了工、農、中、建四家國有銀行，這四家銀行分別代表國家負責不同領域金融資源的籌集、管理和分配，資源的最終支配者仍然是國家；1994年，國家成立了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家政策性銀行，并提出國有專業銀行要向商業銀行轉化。但這里面的一個隱含的前提是，國有銀行的商業化不能妨礙國家對金融資源的直接控制，顯然國有銀行的商業化目標與國家對金融體系的功能定位存在本質沖突，而這實際上也成為國有銀行商業化進程緩慢的一個主要原因。時至今日，掌握著全國70%金融資源的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仍然在進行之中，盡管國家已經制定了國有銀行股權多元化方案和具體的改革時間表，但是如果國家不肯放棄對金融資源的直接控制，改革的效果如何仍難以預料。

從證券市場發展進程來看，中國證券市場自建立之初的目標就非常明確：為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籌集資金。實際上是國家從單純追求對國有經濟的貨幣性支持轉向尋求貨幣性金融支持和證券性支持并存，以緩解國有銀行過度集中的金融風險（張杰1998）。因此，證券市場與銀行體系的功能幾乎完全一樣，即為國有經濟提供金融支持。從圖三可以發現，近10年來，國有經濟所獲得的信貸支持呈快速增長趨勢，這一趨勢至今仍然沒有減弱。而且國家對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顯然與國有經濟的效率無關?？傮w上看，我國金融體制改革落后于其他經濟領域的改革，金融市場的市場化程度，也低于其他要素和消費品市場。其核心表現就是前文所述的金融資源配置與國民經濟部門貢獻的非對稱性，也就是金融體系的所有制歧視；以及由此派生的利率的非市場化決定。

2．中國非正式金融安排

非市場的組織形式常常隨著市場的缺失而出現（Arrow,1963）。在缺乏正式金融體系支持的情況下，中國非國有經濟若要實現高速經濟增長，就必須借助于非正式金融安排。非正式金融安排通常是指在正式金融體系之外發生的，不受監管機關監管的金融交易。實際上，多年來我國各類型經濟部門投資的主要部分都來自于內部積累和非正式金融安排（表一）。

從表一可以發現，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最主要的資金來源是企業自籌和其他資金。貸款在企業融資中的比例基本維持在20%左右的水平。顯然，即便對于高利潤行業而言，企業在短時間內靠自我積累湊足60-70%的投資資金，也是比較困難的。而且那樣會大大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因此企業必須通過自我積累和銀行信貸以外的渠道，籌措投資資金。更直接的數據來自于2002年中國第五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根據調查的結果，中國私營企業的啟動資金中有18.75%來自民間借貸，即非正式的金融安排。農業和商業積累資金占38.41，銀行貸款僅占13.85%。

史晉川等（1997）證明，民間金融比國有金融制度更適合于體制外產出增長的金融需要。Allen、Qian和Qian（2002）也利用官方統計數據發現并分析了中國非正式金融體系的存在，他們認為這種基于個人信任的非正式金融安排應該與正式金融體系一道得到發展。Montiel （1993）對一些欠發達國家的研究發現，在這些國家中非正規金融大約占其金融市場總量的33%到75%。在一些國家中，非正規金融已超越商業銀行而處于主導地位。非正規金融的規模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一個國家金融抑制的程度，隨著金融抑制的減弱和消失，非正規金融的規模也會逐步縮小。杜朝運（2001）分析了中國農村的非正式金融安排，他認為非正規金融只能是過渡性的制度安排，必然要被對應于基礎制度的正規金融所取代。

非正規金融游離于正式金融體制之外，不受監管機關限制管理，完全依靠個人信譽維系。這種近乎原始的金融活動注定要被現代化的正式金融體系所代替。

至于對應于非國有經濟部門的非正式金融安排，實際上是中國金融制度變遷滯后性的另一方面表現，它的規模也會隨著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加速而縮小。

三、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利益集團理論解釋

（一） 對于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已有解釋

中國經濟改革始于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政府控制著改革的總體方向和進程。原因是政府擁有相對于其他利益集團的絕對政治權力優勢和資源配置權利優勢（楊瑞龍，1993，1998；張宇燕 何帆，1997；）。因此有人認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當然也包括金融制度的改革）取決于政府及其核心領導者的偏好及效用最大化（胡汝銀，1992）。金融制度變遷方面，張杰（1998）在金融制度變遷國家決定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以諾斯的國家理論為基礎的國家效用函數，其核心內容體現了國家追求金融資源支配權的偏好及相對應的約束。林波（2000）進一步擴展了國家效用函數，增加了金融安全和金融資源使用效率等新的內生變量。

對于中國經濟和金融改革由國家主導的觀點，很早就有人提出異議。周其仁

（1994）、楊小凱（1998）、張軍（1999）、光（1999）、周業安（2000）均依循哈耶克的自生自發秩序理論傳統，將中國改革進程解釋為政府對于制定外生規則的逐步退出，和內生規則對于外生規則的決定性地位逐步確立。杜恂誠（2000，2002）從經濟史的角度，運用新制度經濟學方法比較了我國近代史上市場自發的金融制度變遷和政府主導下金融制度變遷兩種路徑，從而展示了自由金融市場在制度變遷方面的優勢。段銀弟（2003）運用制度經濟學原理，對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路徑和方向進行了描述。當然，基于我們前面已經提到的中國金融制度變遷的滯后特征，目前中國金融制度的變遷仍然是政府在起決定性作用。但是顯然政府已經不是金融制度變遷方向和進程的唯一力量。

陸磊（2000）的研究證明，目前我國金融體系中少數國有機構壟斷金融市場的格局，成為形成獨立利益集團的必要條件。利益集團掌握著足以影響政府決策的資源，并以此尋求自身利益。失去制約和監督的利益集團活動，會對金融市場和消費者利益造成負面影響。

（二） 中國金融制度變遷滯后性的利益集團因素

1．中國金融制度結構的耐久性

在張杰（1998）提出的國家直接控制金融資源支持國有經濟增長的要求已

逐步放松的情況下，金融制度體系卻并沒有及時響應和發生積極轉變，非國有部門融資困難的狀況沒有根本性改變。金融制度變遷仍明顯滯后于與其相聯接的投融資制度、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遷。根據諾斯（1990）、青木（2000）等人的觀點，整體性制度安排能夠經受住環境的變化，而表現出耐久性，最重要的原因是制度按照維持現狀的方式根據參與人的政治權力和技能賦值，使現行制度下的即得利益者能夠擁有維持現狀的資源和能力。此外，制度化和參與人能力發展的反饋機制也進一步強化了制度的耐久性。中國漸進改革中形成的即得利益集團，具有阻礙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動機和能力，而這無疑大大減緩中國的改革進程（Sachs 胡永泰 楊小凱，2003）。

2．中國的“政治銀行家”集團與“政治企業家”集團

根據奧爾森（1965）和斯蒂格勒（1971）的研究，產業監管制度主要是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而不是為公眾服務的。如果利益集團的規模足夠小，那么集團就有充分的激勵去影響政策制定者，以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監管制度。正如陸磊（2000）的研究所發現的，中國金融市場由少數金融機構壟斷，這些機構完全可以組成獨立的利益集團，并采取行動影響政策制定者，使其制定的制度更有利于該集團。

中國的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的多重目標，以及其所存在的嚴重的委托―問題，使其領導者具有“政治銀行家”（羅金生，2002）和“政治企業家”特質。

二者的效用函數具有很大相似性，既追求貨幣收益（與銀行和企業效益掛鉤的個人收入）也追求非貨幣收益（權力、政治支持、社會聲譽等等）。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銀行家所承擔的主要任務是保證對國有經濟的金融支持，國家對銀行自身效益指標要求相對弱化。因此按照上級指令分配金融資源，成為政治銀行家的核心任務，任務完成情況決定了其非貨幣收益的多少。而在金融資源分配過程中的個人非正規貨幣收益，也決定了政治銀行家的貨幣收益總量。在青木（2000）的分析框架下，由舊體制長期培養出來的政治銀行家，已經習慣于舊金融制度下國有銀行的角色定位和個人利益分配結構，其個人知識和技能的發展，也與這種定位和利益分配結構相適應。政治銀行家成為舊制度的堅定捍衛者。當政治銀行家群體目標一致，掌握了足以影響政策制定者決策的資源，并且規模足夠小的時候，就有可能形成政治銀行家集團，共同行動以阻礙金融制度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變遷。

作為國有企業領導者的政治企業家，已經習慣了現行金融制度下金融機構對國有企業長期的無效率金融資源供給。金融制度任何市場化變遷，都會改變有利于國有企業的金融資源配置格局。因此政治企業家也有充分動機形成一致行動，影響政治決策。只不過由于政治企業家群體規模較大，難以控制廣泛的“搭便車”現象，因此政治企業家不易形成有效率的利益集團。不過，隨著國有企業數量的逐步減少和大型國有企業集團管理權限的集中，這一群體也開始具備了形成利益集團的必要條件。

政治銀行家集團和政治企業家集團目標一致，利益趨同，具備形成一致行動的基本條件。而且這兩大集團擁有足夠的資源和政治影響力，以繼續保持現有的金融制度框架。而以非國有企業為代表的新興利益集團，其經濟和政治實力，都無法與政治銀行家集團和政治企業家集團相抗衡。因此，在新金融制度的制定過程中，往往會對既得利益集團體現出一定的傾向性。這就是我們所揭示的中國金融制度變遷滯后性的利益集團因素。

四、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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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經濟在湖北的國民經濟中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過去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九省通衢的區位條件和得天獨厚的資源賦存，使湖北成為國家投資的重點地區之一。湖北國有經濟的發展圍繞國家重點項目的布點展開，在人均GDP水平較低的基礎上，較早進入了重工業階段。國家長期高強度、大規模的投資，奠定了湖北國有經濟發展的堅實基礎，也使湖北成為了工農業大省。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湖北國有經濟進入到調整和拓展的新階段，特別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結構性矛盾取代總量不足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后，湖北省加大了結構調整力度，產業結構轉換速度明顯加快，企業組織結構和產品結構也得到了一定改善，科技進步在經濟增長中貢獻逐步提高。但面對實際，著眼未來，推進湖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發展，促進結構優化升級，全面增強湖北國有經濟的整體競爭力，需要對現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有深入的認識。

二、對湖北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的分析

（1）國有經濟布局逐步優化，但整體素質不高

經過多年努力，湖北省國有經濟正在步入一個新的階段：①大型國有企業改革和重組亟待突破，全省85戶國有大中型企業，已有80戶進行了公司制改造；②中小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局面已經形成，2003年全省85%的國有中小企業已經改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占18.17%，國有資產已基本上從縣市國有工業中退出；③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取得進展，部分國有資本退出競爭性領域，并向支柱產業、高科技產業轉移，使產業結構逐步得到優化。

但是，國有經濟戰線過長，整體素質不高：①行業遍及各個門類。省屬企業國有資產遍布各個門類，其中，工業企業占48.6%、建筑企業占9.62%、商貿企業占5.9%、交通運輸業占21.7%、文化產業占5.3%、賓館酒店業占1.9%、其它企業占13.1%。②國有工業比重過高。同全國及沿海省市相比，湖北省國有工業總體規模占工業的比重明顯偏高。2002年，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完成的現價工業總產值占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的60.4%，而全國平均40.8%，浙江為13.6%，廣東為19.3%，江蘇為22.8%，福建為26.2%，湖北省國有工業比重明顯高于上述省市。③國有工業戰線過長，重點不突出。湖北省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有1997戶，涉及到39個工業大類，300多個中類和1000多個小類，總資產達到5832億元。無論從產業分布、地區分布或企業規模看，湖北省的國有工業都存在戰線過長、數量太多、力量分散等問題，覆蓋幾乎所有工業和不同規模的工業企業。④國有工業產業結構仍處于低度水準。國有工業產業整體素質不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國有工業中，有接近一半的企業分布在進入門檻相對較低的13個大類企業中，如食品加工業、食品制造業、飲料制造業、紡織業、服裝及其他纖維制造品制造業、皮革、毛皮、羽絨及其制品業等，這些企業的共同特點是技術含量不高，對國民經濟的影響程度有限，市場競爭比較激烈，由于體制問題，社會負擔以及歷史包袱過重等問題，這些行業中相當部分的國有企業經營效果都不理想。其次是國有工業中技術密集型產業的比重過低，不能對工業結構的集中化起有效的主導和帶動作用。

（2）國有企業組織規模不斷優化，但規模不經濟仍突出

經過近年實施改制改造，兼并重組等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組織規模不斷優化。全省255戶省屬企業中，總資產超過5億元的有14戶，超過50億元的有5戶，超過100億元的有2戶。國有企業規模不經濟的問題有較大程度改善，但問題仍然突出。

①大企業發展不足。大企業多原本是湖北省工業經濟的一大特色，但改革開放后，大企業數量在全國排名明顯下滑。2002年，國家公布的100家特大型企業中，湖北僅有東汽和武鋼兩家入圍。2002年，湖北平均每個大型企業創造的現價工業總產值只有5.73億元，分別只及江蘇和廣東的80.6%和82.9%。

②大多數行業集中度低。汽車工業除東汽、神龍外，其余整車企業生產能力均不足萬輛。鋼鐵工業除武鋼、冶鋼、鄂鋼具備一定規模外，其他15家地方企業平均產量不到5萬噸，且產品品種嚴重趨同。水泥工業除華新、葛洲壩、光化在30萬噸以上外，其他大部分在10萬噸左右?；使I除湖北化肥廠、宜化、大峪口、黃麥嶺、雙環集團外，其他50多家企業均未達到最低經濟規模。

③企業之間的社會化分工、專業化協作水平不高，大企業難以發揮規模優勢，中小型企業向“專、精、特、新”方向發展不夠。

④規模效益差。由于國有企業分布于過多的產業與行業，盤子雖然大，但單個企業資本卻較小，無法實現規模經濟。在一些規模經濟要求高的行業，企業規模小而分散，多數企業沒有達到合理的規模經濟。以汽車制造業為例，該行業有126家國有企業，只有東汽、神龍等兩家企業產值超過40億元，就是這兩家企業的年產量與國內同行業相比也相差甚遠。如果按汽車行業規模經濟產量來衡量，差距更是巨大。世界公認的汽車生產最小合理規模為年產15萬輛，而湖北省所有汽車生產企業總加起來的年產量也僅有18.1萬輛。此外一些規模經濟效益不明顯的國有中小型企業，不少企業缺乏特色，專業化協作程序低，未能開放搞活，競爭力弱。

⑤國有企業帶動力不夠。國有工業在一些主要行業中，缺少頂尖企業，大企業的規模也不夠大，特別是缺少特大型、在國內外具有較大影響、對行業具有很大牽動作用的企業。作為全省排頭兵的大企業同其他省相比，差距較大。如武鋼銷售收入只及寶鋼的67.9%，鞍鋼的81.4%；東汽只及上海大眾的45.1%、一汽的50.4%；武煙只有紅塔集團的11.6%。

（3）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明顯好轉

近年國有企業經過縱深改革，國有企業運行質量和經濟效益明顯好轉。繼近兩年經濟效益創歷史新高后，國有企業經濟又有新的突破。2004年第一季度，全省國有及控股企業實現銷售收入、利潤分別為649.53億元、55.15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1.86%、25%。

三、湖北國有經濟布局與結構調整的思路

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應主要圍繞兩方面來展開：一是積極穩妥地加快推進國有經濟結構調整，著力提高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經濟特別是國有控制企業的競爭力；二是加快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建設，建立和完善“管人、管事、管資產”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具體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提高國有經濟的影響力和控制力。國有經濟要根據行業性質和特點、國有企業的規模和競爭力，選擇性地控制戰略行業、主導重要行業、參與基礎行業、退出一般行業。

國有經濟應該壟斷或高度控制的戰略行業。一是關系國家安全的行業，包括關系國防安全的行業，如武器彈藥制造、航天航空工業、核工業等行業；關系政治安全的行業，主要有教育、文化藝術業、廣播電影電視業、郵政通訊業等；關系經濟安全的行業，如金融業、保險業等。二是提供重要公益的行業。這些行業有一定的營利能力，但其公益性的性質要求其不能以營利為目標，要求國有經濟在其中發揮主導作用。如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公共設施服務業（市內交通、園林綠化、環境衛生、風景名勝區管理等）、社會福利保障業、綜合技術服務業（氣象、地震預報、測繪環境保護等）、地質勘查、水利管理等。三是具有自然壟斷性的行業。主要有各類運輸（鐵路、公路、管道、河道）干線、機場、港口、電網、自來水、煤氣、電力等行業。這些行業一般具有較高的自然壟斷性，進入壁壘高，需要的投資一般較大，但收益也較穩定。這些行業與人民生活和社會生產緊密相關，公益性色彩也較強，提供的產品和服務可選擇性小，價格又容易被控制。因此，這些應主要由國有經濟壟斷或控股經營，以維護社會安定，保障人民利益。四是珍稀自然資源采掘業。如貴重稀有金屬和非金屬以及具有放射性和劇毒等的礦產資源開采業。這些行業或因資源稀缺但對經濟和科技發展有重要影響，或對人民生命和自然環境極具危險性，應主要由國有經濟控制經營。五是重要戰略物資或特殊物資行業。如糧食、化肥、煙草、鹽業等。這些行業與人民生活和生命健康關系密切，同時也是國家重要的稅收來源，應主要由國有經濟控制經營。

國有經濟應保持一定控制力的重要行業。一是重要的資源性產業。除應由國家高度控制的自然資源外，其他重要的自然資源如煤炭、石油天然氣、鐵、有色金屬等礦產的開采，森林養護與采伐等行業。二是高新技術產業。微電子、通訊設備制造、儀器儀表、生物醫藥、核能利用、新材料等具有國際先進技術水平、應用前景廣闊、對國民經濟發展具有較大影響的產業，在今后一段時期內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仍需國家通過扶持相關行業有影響的大型國有企事業單位的形式來實施。

國有經濟可以參與的基礎產業。主要包括制造業中對資金和技術要求較高的重加工業，如裝備工業、黑色和有色金屬冶煉、汽車及其配件制造業、化學工業、石油加工、醫藥工業、造紙工業、大型批發零售貿易業、大型房地產業等。由于國家已對這些行業投入了大量資金，行業的排頭兵基本上都是國有控制企業，在今后一段時期內，在這些行業保持國有經濟一定的控制力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可以根據其競爭能力，或進或退。如果國有企業具有較強的競爭勢力，且效益好，則應該繼續發展，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如果既有的國有企業缺乏競爭力，則應該盡快退出。國有經濟要逐步退出，國有資本逐步從絕對控股向相對控股轉化。

國有經濟應加快退出的一般性行業。進入壁壘較低，規模優勢不明顯的一般競爭性行業，制造業中的紡織服裝業、皮革產品制造業、食品加工與制造業、文化體育用品制造業、家具制造業、印刷業、橡膠制品及塑料制品制造業、日用化學品制造業、中低檔建材制造業、金屬產品制造業、農業機械、日用電器制造業、小家電及其他加工工業，服務業中的商品零售業、除國家專賣之外的批發業、倉儲及配送業、餐飲業、公路運輸業、賓館、旅行社、文化娛樂業、律師及會計師事務所等專業服務、中介及信息咨詢服務業等，國有經濟應盡快退出。

第二，構建國有資本有進有退、能進能退、有序流動的體制和機制。增強國有資產的流動性是實現國有資產有效進退、有序流動的前提條件。建立科學合理的國有資產評價體系和價值管理體系，建立和完善產權市場，降低國有資產進退的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提高透明度。建立以經濟效益為主，政策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相結合的國有資本投資和營運的標準和業績考核體系，為國有經濟的進退提供客觀標準。建立科學的產業政策體系和國民經濟運行評價體系，為國有經濟的進退提供決策依據，發揮國有資產的宏觀調控功能。

第三，積極穩妥推進國資國企改革，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構建和完善以公有制為基礎，國資、民資、外資共融共進的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多樣化的基礎上，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形成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和經營機制。建立健全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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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結構調整；經濟增長；勞動就業

經濟增長是和結構轉變相聯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變、工業化、人口與就業結構的轉變及城市化等內容，它意味著在需求結構和貿易結構變動的驅使下，勞動、資本等要素不斷向高生產率、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和區域流動。本文從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的城鄉及區域結構等三個維度，分析我國經濟20多年來的結構調整，這種變革與調整已經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擴張、經濟效率的提高、運行機制的改變和愈來愈典型市場經濟的特征。在這一進程中，就業增加也是在結構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的。

一、所有制結構變動與非國有經濟高速發展

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伴隨，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一）國民產出的所有制結構

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7年，我國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其中，非公有經濟實現18096億元，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為24．2％，而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占75．8％。這是根據新標準計算的，即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舊有口徑計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約在32．9％，公有經濟的比重大約為67．1％。很明顯，在國民產出中，公有經濟的比重還比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競爭性強、對非國有經濟的禁入較松的第三產業，公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快（見表1）。

由于GDP的所有制結構在統計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以工業生產的所有制結構為例，來分析近20年來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見表2）。

1．國有工業份額不斷下降1978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77．6％，1990年為54．6％，1999年為28．5％。20世紀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體工業份額有所上升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依托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的公有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公有經濟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并且為進一步的產權改革鋪平了道路。

3．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增長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從無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這一類型經濟占有的份額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遞增2．5個百分點。

（二）資本投入的所有制結構

從資本金和資產角度分析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我們以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為例（見表3）。199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實收資本占全國的比重為61．5％，集體經濟比重為8．5％，兩者之和為70％，占有全部工業資本金的2／3。而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資本金比重分別為7．6％、15．4％和12．4％，這三類經濟的資本金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的比重為35％。從資產結構來看，199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本金結構基本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比重分別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重被放大了。這說明了兩點：（1）盡管我國經濟日趨多元化，但公有經濟仍然占有主導地位；（2）與產出相比較，公有經濟占用的資產達77．8％，但提供的產值（1999年國有工業21．4％，集體工業18．3％，合計39．7％）相對較少，說明公有經濟的要素生產率較非公有企業要低。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私營企業，一方面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同時集體企業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轉制為私營企業和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統計表明，至1999年底，我國登記的私營企業近150．1萬家，私營企業投資者322．4萬人，擁有注冊資本近萬億元人民幣，聘用員工2021．5萬人。

（三）從業人員員的所有制結構

由于我國目前的官方統計資料中尚無按所有制結構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資產總值等統計數據，但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數據。考慮到我國的鄉村勞動者中既有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有純農業生產人員，還有大量兼業者。這里我們將農戶經濟作單獨處理，既不列入集體經濟，也不列入個體私營經濟。從表4的數據，可大致看出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

1．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低速增長，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1978—1999年，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到1998年的8572萬人，增長15．0％，年均增長0．7％。而同期除農戶經濟外的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由4875萬人增加到24504萬人，增長了403％，年均增長19．2％。

2．集體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高速增長全部集體經濟從業人員由1978年的4875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4416萬人，增長了近2倍，年均增長9．3％。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則由2827萬人增長到12704萬人，增長了3．5倍，年均增長高達16．7％，由于大批集體企業改制，鄉鎮集體企業的從業人員從1998年開始下降。

3．私營個體經濟從無到有，并呈現較快的增長速度特別是90年代以來，由于政策環境的改善，為私營經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環境，1990—1999年，城鄉個體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由2285萬人，增加到8263萬人，增長了2．62倍，年均增長29．1％。

4．混合經濟的從業人員快速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外商投資經濟、港澳臺投資經濟和股份制經濟的飛速發展，從業人員不斷增加，從業人員由1990年的154萬人增加到1999年的1825萬人，增長了10．9倍，年均增長120．6％。

5．農戶經濟的從業人員緩慢增長90年代中期后呈絕對下降趨勢，1978—1985年，年均增長1．16％；1985—1990年，年均增長0．7％；1990—1995年，年均增長0．07％，1995—1999年，從業人員絕對數開始下降，4年間共減少263萬人。

從就業增加量來看，也反映了這一趨勢。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尤其是90年代以來，非公有經濟單位已經成為吸收勞動就業的主要部門。國家統計局的初步測算，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比上年增加260萬人。其中，城鎮單位職工11613萬人，比上年減少518萬人。在城鎮單位職工中，在崗職工人數11259萬人，比上年減少515萬人。可見，在城鎮從業人員中，市場化就業人員有9661萬人，只占45％。若加上下崗職工，2000年城鎮計劃就業的職工人數比上年減少了1033萬人，國有部門已不是增加就業的主渠道。

從上述的產出結構、資產結構、就業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多樣化，各種混合制經濟正不斷壯大。這一變革的經濟成果，一是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產出的增長有了多元化主體的推動，競爭更為激烈。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就業結構的失衡

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一國經濟發展的結果、也是前提。1978年以來，我國的一、二、三產業的比例關系發生了很大變化，但仍有一些不盡合理之處。

（一）三次產業的產出結構變動

從三次產業所提供的GDP角度來看，產業結構正趨合理，但工業的比重過高。一、二、三產業的產出比從1978年的28．1：48．2：23．7，變化為1999年的17．7：49．3：33．0。第一產業的產出份額持續下降，21年間下降了10．4個百分點，平均每兩年下降0．5個百分點；第三產業的產出持續份額上升，21年間上升了9．3個百分點，而第二產業的份額基本沒有變化。但期間有一個現象需要注意，那就是從1981年—1991年，第二產業份額有過一段快速下降的時期，到1991年達到41．6％的最低份額，后來又重新回升。因此可以說，80年代的增長是三次產業平穩增長的結果，而在90年代的經濟增長是由二、三產業的發展來支撐的，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經濟的發展一直是支撐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導產業。并由此造成兩大結果：（1）我國已進入工業化的中后期，機電、化工、冶金、紡織、輕工、家電等主要制造行業，從產量、技術到質量都已趨于成熟，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已達到極限，以往依賴工業的增長來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格局會發生變化；（2）相對于其它產業，工業的發展是超前的，因此也就造成了工業企業的過度競爭和工業產品的供給過剩。從國民產出增長的貢獻份額來看，工業和建筑業雖然有所下降，但仍然是主體，這說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尚未結束，但已進入中后期。

（二）三次產業的就業結構變動

相對于產業結構的變動而言，就業結構的調整較慢，大量勞動力滯留在農業而引發的低收入和低消費，成為制約工業與服務業進一步發展的結構性因素。從1978年到1999年，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從70．5：17．3：12．2變化到50．1：23．0：26．9，第一產業下降了20．4％，年均下降1％；第二產業上升了5．7％，年均上升0．25％；第三產業上升了14．7％，年均上升0．7％。由于農業人口基數大，盡管22年間有2億多農民轉移出來，農業從業人員在整個90年代減少了近3000萬，但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仍然是最低的。過去的21年，第三產業成為吸收就業的主要部門，從業人員增加了近1．5億。1999年，一、二、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0．35、2．14、1．23，同年，一、二、三產業的人均創造的GDP分別為4190元、23535元和13975元，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分別只相當于工業和服務業的約1／6和1／3。如果在以后的10年中，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提高到平均水平（比較勞動生產率為1），就意味著現有農業從業人員中的2／3，即23576萬人需要從農業中轉移出來，而且這還是一個靜態的數字。但與此同時，也就意味著可以再增加38000億元的國民產出及相應的消費及投資需求。可見，我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既任重道遠，又極具潛力。

有了三次產業在GDP和從業人員方面的比例結構數據，就可以進行比較勞動生產率的分析。表5表明，20多年來，三次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差異在縮小，1978年，第二和第三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分別為第一產業的7倍和5倍，到1999年已下降到6倍和3倍。這說明三次產業的勞動力配置正趨于合理。在90年代，農業產出的增長緩慢使農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由80年代的上升轉為下降，而第三產業由于從業人員的不斷增加，其比較勞動生產率也在持續下降。

由于第三產業是90年代以來就業增加的主要部門，我們來分析其內部結構。表6表明，從1978年到1999年，增長較快的有交通通信、商貿餐飲、金融保險、社會服務等行業。由于各單位有正規在編職工和非正規職工的區別，大量的臨時工被納入其它行業，因此各行業就業人數的增長能代表其就業吸納能力。

（三）就業的城鄉結構變動快于人口的城鄉分布變動

由于戶籍制度、經濟發展路徑等因素的限制，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非常緩慢。改革開放前的1952—1978年的26年間，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2．5％上升到17．9％，年均上升0．02％；改革開放后的1978—1999年的21年間，城鎮人口的比重從17．9％上升到30．9％，年均上升0．6％，有所加快。但至1999年，農村人口比重仍高出農業產出占整體的比重52個百分點。城市化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現狀，不僅嚴重影響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進一步升級，嚴重制約第三產業的發展，而且加重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扭曲，更進一步造成產出與最終消費需求之間的失衡。

篇7

“十一五”期間，國有企業改革和結構調整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實現國有企業更快更好地發展，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統領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全局，優化布局結構，創新體制機制，推進技術進步，不斷提高國有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

――國有經濟布局結構有待進一步調整優化。“十一五”規劃明確提出，要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增強國有經濟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完善國有資本有進有退、合理流動的機制，發展具有較強競爭力的大公司大集團。這就要求國有企業要繼續以市場為導向，通過重組合并和自身結構優化，大力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效益。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國有經濟戰線過長、布局分散、退出通道不暢等結構性矛盾會更加突出，大力推進國有經濟布局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仍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

――國有企業的機制體制還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過2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國有企業已經基本成為獨立的市場競爭主體。但仍有許多國有企業在體制和機制上還不能完全適應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如法人治理結構不完善、內部機制不活、市場應變能力不強等問題，都亟待在深化改革中繼續加以解決。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崛起和外資的全面進入，圍繞資源、市場、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競爭更加激烈，國有企業面臨的市場競爭態勢更加嚴峻，只有加快改革才能適應市場競爭的要求。

――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和社會負擔還沒有完全解決。解除國有企業的歷史包袱和社會負擔，既是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深化改革的必要條件。只要國有企業還背著這些包袱和負擔，就不可能成為完全的市場主體，就不可能平等地參與市場競爭，而且，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國有企業的重組改制上市、內部機制的轉換等項改革，都與解決其社會及歷史負擔有關。這方面的改革進行得越徹底，其他各項改革越有條件推進。解決國有企業的社會和歷史負擔，不僅僅涉及到改革成本的支付來源，還要求政府職能轉變、社區管理等方面的改革同步推進，因此，這是一項綜合性強難度大的系統工程。

篇8

【正文】

經濟增長是和結構轉變相聯系的，它包括所有制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轉變、工業化、人口與就業結構的轉變及城市化等內容，它意味著在需求結構和貿易結構變動的驅使下，勞動、資本等要素不斷向高生產率、有比較優勢的部門和區域流動。本文從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和人口的城鄉及區域結構等三個角度，分析我國經濟20多年來的結構調整，這種變革與調整已經帶來了經濟總量的擴張、經濟效率的提高、運行機制的改變和愈來愈典型市場經濟的特征。在這一進程中，就業增加也是在結構改善和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礎上實現的。

一、所有制結構變動與非國有經濟高速發展

我國經濟的發展與所有制結構的調整相伴隨，原來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一個以混合所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輪廓已經顯現在我們面前。

（一）國民產出的所有制結構

從國民經濟總體角度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測算，1997年，我國實現的國內生產總值為74772億元，其中，非公有經濟實現18096億元，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為24．2％，而公有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占75．8％。這是根據新標準計算的，即公有制經濟中包含了混合經濟中的公有成分。如果按照舊有口徑計算，那么非公有成分大約在32．9％，公有經濟的比重大約為67．1％。很明顯，在國民產出中，公有經濟的比重還比較高，但在商品流通等競爭性強、對非國有經濟的禁入較松的第三產業，公有經濟的比重下降較快。（數據來源：許憲春 《國內生產總值數據為什么會定期發生變動》科技部發展司《科技統計報告》1998年第20期。）

由于GDP的所有制結構在統計上有一定的難度，我們以工業生產的所有制結構為例，來分析近20年來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的變化。

1．國有工業份額不斷下降

1978年國有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的比重為77．6％，1990年為54．6％，1999年為28．5％。20世紀80年代（以下均指20世紀）平均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而90年代平均每年下降3個百分點，下降速度有所加快。

2．集體工業份額有所上升

由1978年的22．2％上升到1990年的35．6％和1999年的38．5％，平均每年上升0．8個百分點。集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依托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導致的公有經濟地位相對下降，同時也使公有經濟的內部結構和運行機制發生了變化，并且為進一步的產權改革鋪平了道路。

3．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快速增長

包括個體私營經濟、外資和港澳臺經濟、以股份制為主的混合經濟從無到有，尤其是90年代后，這一類型經濟占有的份額明顯上升，從1990年的9．8％上升到1999年的33％，年均遞增2．5個百分點。

（數據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第58頁）

（二）資本投入的所有制結構

從資本金和資產角度分析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我們以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為例。1999年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經濟實收資本占全國的比重為61．5％，集體經濟比重為8．5％，兩者之和為70％，占有全部工業資本金的2／3。而股份制經濟、外商投資經濟和港澳臺投資經濟的資本金比重分別為7．6％、15．4％和12．4％，這三類經濟的資本金占全部獨立核算工業的比重為35％。從資產結構來看，1999年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本金結構基本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經濟的資產比重分別為68．8％和9．0％。由于加上了混合經濟中的國有控股部分，公有制經濟的資產比重被放大了。這說明了兩點：（1）盡管我國經濟日趨多元化，但公有經濟仍然占有主導地位；（2）與產出相比較，公有經濟占用的資產達77．8％，但提供的產值（1999年國有工業21．4％，集體工業18．3％，合計39．7％）相對較少，說明公有經濟的要素生產率較非公有企業要低。

最近幾年，我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是私營企業，一方面是新建企業不斷增加，同時集體企業改制后有一大部分轉制為私營企業和私有的有限責任公司。統計表明，至1999年底，我國登記的私營企業近150．1萬家，私營企業投資者322．4萬人，擁有注冊資本近萬億元人民幣，聘用員工2021．5萬人。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 《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國際比較》）

（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

由于我國目前的官方統計資料中尚無按所有制結構分類的國民生產總值和資產總值等統計數據，但有從業人員的所有制結構數據。考慮到我國的鄉村勞動者中既有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有純農業生產人員，還有大量兼業者。這里我們將農戶經濟作單獨處理，既不列入集體經濟，也不列入個體私營經濟。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業結構變化的基本特征如下：國有經濟從業人員低速增長，非國有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集體經濟從業人員增長較快，其中鄉鎮企業從業人員高速增長；私營個體經濟從無到有，并呈現較快的增長速度；

混合經濟的從業人員快速增長；農戶經濟的從業人員緩慢增長。

（數據來源：倪紅日 《關于我國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研究》）

從上述的產出結構、資產結構、就業結構分析可以看出，我國經濟在所有制改革上已取得了重大成就，非國有經濟的比重明顯上升，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也在多樣化，各種混合制經濟正不斷壯大。這一變革的經濟成果，一是中國經濟的生產效率、組織效率和配置效率得以提高；二是產出的增長有了多元化主體的推動，競爭更為激烈。

二、產業結構變動與就業結構的失衡

篇9

【關鍵詞】國有企業；分類管理；統一監管；資本化

30多年的國有企業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體制機制上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為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面臨著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競爭市場的變化，國有企業的進一步改革不僅是必須的，而且非常緊迫。要從國有企業改革頂層設計出發，宏觀改革和微觀改革兼顧，市場機制和行政指導結合，立足國內面向國際，促進國有企業向關系戰略領域和國計民生領域集中，壯大國有企業國際競爭實力。

一、國有企業改革出現的新情況

1.國有資產管理機制有待完善

根據現行《國資法》，國務院和各級地方政府通過授權非國資委部門的方式，可以承擔國有資本出資人代表的職能。同時，在非金融國有資產領域外，國有資產也已基本建立了以國務院國資委、省市國資委為主要出資人，財政部門、審計和紀檢部門相結合的管理機制。但是在經過近幾年發展，出現了一些有礙管理機制發揮作用的情況：一是部分國有企業仍處于行政壟斷行業，政企不分，同時行駛出資人、行業管理者和經營管理企業的角色；二是對國有企業仍采用行政級別管理，市場化機制不足；三是國資委體系對國有資產管理覆蓋不完整，除了國有金融資產外，國資委體系一直未能完成對全國國有資產的管理，特別是近年來成立的城投平臺、中央及各地職能部門歸屬的國有資產，脫離了國資委管理體系，成為新的政企不分平臺。

2.國有經濟布局有待進一步市場化

國有企業改革的初衷是解決經營困境，提高經營效益，方向是壯大國有經濟力量，確立國有經濟在國家經濟中的戰略性地位。通過多輪國有企業改革，目前國有經濟已經在我國經濟戰略領域、重要基礎設施及支柱產業占有重要地位，從中小企業層面逐步退出，戰線大大收縮，布局結構得到優化，但是國有經濟布局存在著行業仍過于寬泛，占據了社會經濟資源，進入已高度市場化競爭行業，擠占民營企業發展空間；同時，在涉及安全、戰略性、基礎性、壟斷性和公益性領域，國有經濟實力不足，控制力和影響力不夠突出，社會責任未能體現。如何進一步優化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布局，如何提高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如何提升國有經濟對社會的公益貢獻，都是擺在國有企業改革的另一個難題。

3.國有企業競爭力需更突出

經過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經營權和所有權分離等措施，國有企業在競爭中發展壯大，在部分領域已成為行業領導企業。2012年，國有企業上榜《財富》世界500強已經增至54家。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國有企業的實際競爭力，與國內民營企業相比，國有企業具有較為雄厚的資本，較高的信用和融資能力，以及聚集了高學歷人才，具有很強的競爭實力。但是國有企業代表的是國家競爭能力，名列世界500強的這些國有企業主要都是中石化、中石油等壟斷型國有企業，以及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等金融企業，從利潤率指標及人均產值看，比世界500強平均水平要低一大截。說明目前國有企業的競爭力主要體現在大，而不在強，在參與國際競爭中，無論是在管理水平、經營能力、技術創新等各個方面，都存在著較大差距。

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系統化建議

結合上述分析國有企業改革的現狀問題，國有企業改革已經不再只是對企業的改革，而是上升到國有資產、國有經濟競爭力的問題。下面筆者將從國有企業定位、實施分類監管為基礎，以最終提升國有資產的競爭力、影響力和控制力為目標，從監管、布局、機制等方面提出深化改革的建議。

（一）重新定位國有企業，實施國有資產分類管理

1.劃分公益性和競爭性國有企業

隨著前幾輪國有企業改革積累的經驗，下一步要將國有企業進行重新定位，不再將國有企業簡單視為市場經濟自負盈虧的主體，也不簡單視為國有經濟體制的專屬企業，而是劃分為公益性國有企業和競爭性國有企業。其中公益性國有企業在中央企業主要是石化、電網、通信、航空等資源性或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性企業，在地方省市則主要是供水、供氣、公共交通等公共服務企業。其他企業全歸屬于競爭性國有企業，按市場經濟規律，注重國有資產資本化，推進公眾公司改革，以國有資本帶動企業和產業發展。

2.實施分類精細化監管

以國有企業分類為基礎，實施分類監管，可以進一步提高國企管理水平的需要，并據此建立更為科學、更為符合企業實際的考核、獎勵以及分配制度。針對不同類型的國企，可以采取不同的公司治理結構。參照芬蘭、瑞典等西歐國家，對公益性國有企業和競爭性國有企業，分別主要考核成本和考核利潤；參考馬來西亞，由不同機構分別管理公益性企業和競爭性企業，前者采取政策性控制，后者以營利性為管理目的。

在我國，公益性國有企業可按企業所在行業特點，實施一企一法進行精細化管理；對于競爭性行業，則以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控制范圍及盈利能力為管理重點，不再干預企業決策及內部事務，簡政放權。

（二）支持國家經濟戰略，調整國有企業布局

對內，在我國強調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的大背景下，國有企業的發展要以支持優化產業結構，實現產業升級轉型為重心，積極服務于國家調整、優化經濟結構的戰略導向。對外，我國要繼續融入世界經濟，爭取在國際經濟秩序和國際資源定價中爭奪話語權，國有企業要承擔我國企業國際化的重任，不斷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圍繞“做強做優世界一流”的目標，深化改革。

在未來國有企業布局調整上，重點往關系國家安全的戰略性領域、國民經濟命脈、國家重要基礎設施、城鄉公益性基礎設施、重要自然戰略資源、部分特殊支柱行業和重點高新技術行業傾斜。其他領域全部開放給民間資本按市場經濟規律自由發展，并且適當限制國有企業向競爭性領域過度發展，防止部分國有企業借助已有雄厚資本阻礙市場競爭。為此，需要對國有企業進行梳理，合并企業主業，促使向未來重點行業布局發展，制止向非主業領域發展。

（三）繼續國有企業改革，提升國有經濟實力

1.分類實施國有企業改革

不同類別的國有企業，將實施不同的改革路徑。公益性國企兼顧社會服務和企業發展雙重目標，企業的社會效益高于經濟效益，必要時需要承受政策性虧損，在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中發揮著重要的保障作用，尤其是在外部經濟環境發生劇烈波動或發生突發性事件時。因此公益性國有企業要建立有針對性的出資人管理制度，實施穩定的內部用人、薪酬和人事任命制度改革；在行業監管上，要對產品價格、服務標準、成本控制、行業限制等實施管理，防止出現損壞公共利益的情況，可以學習香港地鐵公司管理模式；在與政府關系上，要給予規范的政策安排，甚至通過立法確定企業與政府的關系、政策性補貼等。

競爭性國企對提升國家的產業競爭力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規模經濟要求很高的資金、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改革的重點是依托資本市場，通過整體上市等手段，進行公眾公司改革。這類企業的運行和管理機制全部市場化，完全作為獨立市場競爭主體，獨立承擔經濟法律責任和市場競爭優勝劣汰。政府僅作為市場秩序維護者和出資人參與對企業的管理，與其他所有制企業并無差別。

2.科學改制國有企業

按照“產權清晰、權責分明、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要求，對有國有企業實施公司化改制，建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依據分類的國有企業定位，建立和完善公司治理架構、重大責任追究機制，深化內部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國有產權交易監控平臺，強化國有資本預算制度和監督機制。對于競爭性的國有大企業，以建設新型國際化公司為目標，實施股權多元化改革，通過整體上市、投資基金、開放股權合作等形式，積極推動國有資產資本化，完全按照資本市場的要求和規則運作，促使國有資產就徹底資本化，與社會資本緊密結合，共同提升國有企業的國際化水平，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企業。

三、結語

總而言之，在適應新經濟形勢，優化產業結構方面，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續深化，并提升至國有資產系統整合的高度，加快國有資產資本化，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推動優勢國有企業發展壯大。按照分類管理和集中統一監管的思路，充分調動國有資產，精細化管理和培育國有企業力量，更好履行國有資產的公益性、戰略性、先導性作用，共同創造國有經濟更加美好的明天。

參考文獻：

[1]郭躍進.誠信貶值：中國企業面臨的嚴峻挑戰[J].經濟管理，2009（4）.

篇10

一、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戰后，廣大發展中國家為了振興民族經濟，推動本國工業化，掀起了兩次國有化。第一次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它是緊隨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而出現的，主要矛頭對著殖民企業和殖民地的經濟管理企業，包括海關、銀行、稅務機構，以及原殖民者擁有的足以壟斷或操縱國計民生的大企業。這次國有化實際上是民族解放運動在經濟領域的繼續。第二次在20世紀70年代，這是在中東產油國收回石油資源的斗爭取得勝利的鼓舞下，發展中國家掀起了收回自然資源的潮流。在這一潮流中，一些國家把實際操縱本國經濟關鍵部門的外資企業收歸國有，并使一些礦山資源和農漁業資源回到本國手中。

除了通過國有化沒收、征收、贖買外資企業，使之變為國有企業外，更主要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由政府投資興建了一大批重點企業和重要基礎設施，并逐漸使其成為國有經濟的骨干力量。

在拉美一些獨立比較早、工業化起步也比較早的發展中國家，戰前國有經濟就有了一定基礎。戰后，這些國家再度大力推行國有化政策，使國家資本的范圍和規模進一步擴大。例如，在戰后不到10年的時間內，阿根廷工業部門的國有企業就從466家猛增到1478家。國內資本很快就在交通運輸、金融、戰略物資和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占據主導地位。到了20世紀70年代，阿根廷國有企業的營業額占全國營業總額的比重，鋼鐵工業為37％，造船業為45％，石油化工業為82％，電力、煤氣、電話為95％。（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巴西在獨立以后也大力發展國家資本，特別是把國有經濟的經營重點主要放在投資大、建設時間長、收益慢而私人無力經營的重工業和農業部門，以及公用事業、交通運輸業。據巴西《視野》雜志公布的調查材料，1984年巴西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國有企業為81家，其總資產占200家大企業全部資產的74.2％，其純收入占200家大企業全部純收入的56.3％。

在亞洲的發展中國家中，印度、韓國的國有經濟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作用是很突出的。早在印度獨立之初，印度國家計劃委員會就提出了一個全國性的經濟計劃。該計劃認為，在工業化進程中，應強調自力更生和實行以國有經濟占主導地位的混合經濟，國家應當擁有和控制所有關鍵工業、基礎設施和其他公用事業，同時也適當扶植私營經濟的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印度政府已壟斷了鐵路、航空運輸、港口設施、郵電、軍工、保險、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部門，并在鋼鐵、有色金屬、基礎化工、機床、重型機械銀行等部門居于主導地位。國有資本在全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從60年代初的10.9％，增加到80年代中期的20％以上?！耙晃濉庇媱澠陂g，印度工業年均增長率為5.6％，“二五”計劃期間為7.1％，“三五”期間為10.2％。（注：肖海泉等.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1988：61）如此遞增的工業增長速度，與國有經濟部門的不斷發展壯大是分不開的。

國有經濟在韓國工業化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關鍵作用。在韓國，通常把由政府投資創辦并由政府委派官員管理的企業稱作公營企業。1960年以前，韓國的公營企業主要局限于公用事業方面：如鹽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人參、煙等實行專賣的高價值消費品以及銀行業。20世紀60年代初，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公營企業不僅數量上增加得很快，而且上述經營界限逐漸消失。政府開始在它認為合適的任何地區建立公營企業，只要它認為這些企業對拉動韓國經濟增長和擴大韓國出口能力來說是必要的并且不適合私營企業來經營。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時，韓國只有52家公營企業，但到70年代中期，公營企業的數目增加到116家，在總投資中的比重也增加到33.7％。（注：［韓］宋丙洛.韓國經濟的崛起.商務印書館.1994：128）這些企業主要集中于鋼鐵、石油、化工、汽車、造船、航運等領域。

戰后，許多非洲國家獨立并從殖民主義者手中奪回經濟自后，開始按照自己的愿望和各國的具體情況，限制外國壟斷資本的非法活動，對受國外資本控制的部門和企業有步驟地實行國有化，其中阿爾及利亞、埃及等國家做得尤為突出。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初就將某些外資企業收歸國有，20世紀60年代中期布邁丁上臺后，加快了國有化進程，多次將外資企業收歸國有。與此同時，還創辦了不少國有企業。到1974年底，在工業生產中，國有企業已控制了水電的96％、采礦的93％、碳化氫的78％，加工制造業的69％（其中冶金、機械工業82.7％，建材工業87.4％，化工57.9％，食品工業75.6％，木材和造紙工業64.3％，紡織工業34.1％，皮革制品32.4％）。（注：談世中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與國際經濟新秩序.經濟科學出版社.1987：34）

埃及從1953年起，開始對原有較大的工業企業、商業企業、銀行、運輸企業和進出口貿易實行國有化；1956年對蘇伊士運河公司實行國有化；同年10月對英、法資產實行凍結；1961年對棉花出口公司全部實行國有化，對私人資本和外國資本實行限制政策；1962年政府已控制了95％的工業、全部銀行和保險業以及重要的礦業、貿易運輸和公用事業。不過，在許多非洲國家主要通過對外資實行國有化的辦法來建立和發展本國國有經濟的情況下，也有一些國家如科特迪瓦為避免中斷同西方國家特別是同原宗主國法國的聯系，失去銷售市場和資金來源，沒有對外資實行國有化，而是通過政府投資的辦法來發展國有經濟。政府投資主要集中于和國計民生緊密相關的部門和企業，以及發展國民經濟必需的基礎設施部門，如交通運輸、港口、碼頭、電力、水利、公用設施等，國有企業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同時，政府還通過掌握多數大中型企業的一部分股份，引導這些企業圍繞著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進行投資和生產。

二、國有經濟所發揮的作用

從戰后半個多世紀的實踐看，各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發展，對于促進這些國家的工業化以及振興、發展它們的民族經濟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發展中國家國有經濟的產生和發展適應了發展中國家維護國家、爭取經濟獨立的愿望。發展中國家獨立之時，外國壟斷資本盡管有所削弱，但仍控制著其經濟命脈，嚴重阻礙發展中國家民族經濟的發展。而發展中國家無論是落后的封建地主經濟和分散的小農經濟，還是軟弱的私人民族資本，都不是外國壟斷資本的對手。如果還是按照早期市場經濟的原則，聽任它們去和外國壟斷資本開展自由競爭，無異于開門揖盜，自招禍患。因此，必須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剝奪外國資本的特權，收回被外國公司控制的國民經濟重要部門和重點企業，同時大力扶植和發展國有企業，才能為爭取經濟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創造良好的前提條件。

其次，發展國有經濟有利于奠定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和建立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戰前，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低下，社會基礎設施落后，經濟結構極不合理。因此，要發展民族經濟就需要利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進行資本積累，把數量有限且分散在個人手中的資金集中起來，由國家按照經濟發展戰略的要求，有重點、有規劃地進行國家投資。特別是交通運輸、電力、電訊、公用事業等基礎設施及關鍵性的經濟部門，耗資大，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力量單薄的私人資本無力也無興趣問津，但這些部門又是經濟發展特別是工業化所必須的，只有依靠國家的力量，由政府投資興辦，才能逐步建立起來，從而為工業化奠定物質技術基礎。例如，拉美國家幾乎所有的鐵路、郵電、水運、航空都由國家經營；90％以上的電力企業由國家投資建設和經營。可見，國有經濟成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經濟自立和經濟起飛的基礎。

第三，國有經濟的發展為整個社會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帶動了其他經濟成分的發展。由于國有經濟的建立提供了交通運輸、通訊、動力等基礎設施，增強了原材料等基礎工業，填補了國內一些關鍵性經濟部門，特別是建立了那些耗資多、收益慢但為其他部門的發展所不可缺少的工程項目，從而大大改善了整個國家的供給結構和供給能力，排除了其他經濟成分在工業化過程中所遇到的“瓶頸”，改善了整個國家的投資環境和條件，為私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可靠保障和有力支持；另一方面，國家投資也創造了大量的社會需求，擴大了國內市場，刺激了私人資本的擴大再生產，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四，國有企業是推動發展中國家技術進步的主力軍。技術進步是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生存的活力之源，也是促進民族工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發展，擺脫對工業發達國家先進技術的依賴，使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工業得以蓬勃發展的根本力量之所在。從戰后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來看，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方面往往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國有企業一般擁有比較充裕的資金、比較廣泛的與政府部門及科研單位的聯系，便于組織、協調各方面力量，開展大型、重點科研項目的攻關活動。許多新技術的發明、新產品的開發，往往是由國有企業作為先導，取得突破后，再向全社會推廣。所以，發展中國家的國有企業在推動技術進步，優化和提升產業結構方面往往扮演著生力軍的作用。

第五，國有經濟在促進區域經濟平衡發展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一些發展中的大國，區域差異往往很大。由于落后地區投資環境差，投資風險大，私人資本大多不愿前往。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通過有計劃、有重點地在落后地區投資創辦國有企業的辦法，來促進這些地區的工業發展，以達到改善工業布局，使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目的。如巴西政府為了開發落后地區，除了采取財政、稅收政策，給落后地區以財力支持外，還根據落后地區的資源狀況及原工業基礎，有計劃地投資建立新的工業基地。如1974～1979年的第二個全國發展計劃規定在東北部投資近1000億克魯塞羅，建立石油化工中心、化肥中心、五金機械和電器機械聯合企業，還加強了傳統工業的紡織、成衣、皮革、制鞋等企業，使東北部的工業迅速發展起來，被稱為“東北部的圣保羅”。（注：程極明.大國經濟發展比較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161）

第六，國有經濟的發展有助于克服市場機制的缺陷，維護社會經濟的正常運行。戰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這種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主要是依靠市場機制發揮調節作用。不過，市場機制雖然具有合理配置資源、自發調節供求以及激勵競爭的功效，但如果完全聽憑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即使這種市場機制已相當完善，也無法達到發展中國家所選擇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因為，在市場自發過程中所實現的儲蓄率和投資率往往偏低，不能保證整個經濟發展達到社會所希望的速度；市場機制主要依賴于價格、利率、匯率等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但經濟杠桿的調節作用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只反映私人利益、私人成本，而難以全面反映社會的利益；市場機制在強調效率的同時往往忽視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這在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會造成收入分配的更大不均等，另一方面又會導致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嚴重畸形化。正是由于市場機制存在著上述缺陷和不足，客觀上要求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必要的干預和調控。但是，要對經濟進行干預和調控，國家就必須掌握一定的經濟實力，并能對一些關鍵性的重大經濟活動作出直接的決策。顯然，要作到這一點，必須在一定領域中建立和發展一定規模的國有經濟。

三、國有經濟的主要弊端

國有經濟的建立和發展，雖然在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實踐證明，國有經濟也有許多局限性。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發展和市場體系的不斷完善，國有經濟的弊端日益明顯，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高度壟斷，限制市場競爭

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通過國有經濟實現對整個經濟生活的干預，國家資本往往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或重要的經濟部門。因而，國有經濟具有高度的壟斷性。這種壟斷性在反對外國壟斷資本、維護國家經濟的斗爭中，以及在保障社會經濟的穩定運行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這種壟斷性也產生了許多負作用：第一，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只有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才能作到優勝劣汰，才能促進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從而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墒牵捎趪薪洕膲艛?，限制了私人企業和國營企業之間的自由競爭。盡管國家主觀上企圖推動私人資本發展，實際上卻限制了私人資本的發展。第二，在社會經濟的運行中，國家最重要的職能是宏觀調控職能，即制定市場游戲規則，調節社會總供求，引導投資方向，調整產業結構等等?？墒牵瑖倚姓C關直接掌管生產資料，壟斷許多關鍵行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必然引起國家宏觀管理職能的畸變，使其不能很好地去履行其應該履行的職能。

2.產權不清，腐敗之風盛行

國有資產的產權歸屬，雖然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憲法上被宣布為全體國民所有，可是，這一原則卻無法在經濟運行過程的各個環節加以貫徹。這是因為，盡管具有公民身份的社會成員在名義上都是社會財產的所有者，但在實際上，由于全民財產不可分割和在傳統體制下不可交易、轉讓的屬性，使得任何一個社會成員都不可能擁有一份可以明確辨認、并通過支配或出賣等方式實現的所有權。所以，在一些國家嚴重的場合，名為“全體國民所有”的資產，實際上變成“誰都不所有”的資產，成為越來越疏遠人民群眾、甚至成為凌駕于人民群眾監督之上的一種物質力量。原來意義上的產權以及它所反映的經濟關系在這里已經非常淡化了，這就是經濟學上常講到的“產權虛置”現象。由于產權虛置，再加上發展中國家資產階級民主和法制不健全，因而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國有企業中、營私舞弊之風盛行也就不足為怪了。

3.政企不分，企業經營目標重疊

國家作為政權機構和經濟社會組織，是由一系列具有不同性格的、有多元的政治經濟目標的組織所構成的復合體。作為全體國民的資產的所有權代表，國家負有管理全部國有資產的職能；作為政權機構，國家負有組織整個社會生活的職能；而作為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國家又具有控制和調節全社會經濟運轉的職能。此外，國家作為全民族利益的代表還負有國防、外交等方面的職能。在實行國家所有制的情況下，由于政企不分，國家作為一個政治經濟實體所具有的上述多項功能必然通過各種不同渠道和多個組織機構去控制、影響國有企業的經營活動以實現上述功能，從而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經營目標。例如，國家的勞動就業部門可能把增加就業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一個重要任務，因而在產業的配置上，更傾向于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財政部門則把上繳盡可能多的稅收作為國有企業的主要任務；而負責社會福利和協調地區經濟發展的部門則可能把穩定物價、收入再分配和援助落后地區看作是國有企業的主要功能。此外，還有些發展中國家從政治角度考慮其他一些政治目標，如擺脫外國制約以實現經濟獨立和趕超戰略等。

由于政企不分所造成的上述企業經營目標的重疊，勢必嚴重影響到國有企業的正常經營活動，使其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力不從心，無所適從。

4.管理混亂，企業經營效益低下

許多發展中國家對國家資本控股的企業采取國有國營的制度。在這種管理制度下，各級經濟管理組織之間，以及各級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之間沒有明確、具體的責、權、利的界定，對他們缺乏經濟、行政、法律等方面的硬約束，領導者作出錯誤的經濟決策或管理失職而給經濟帶來損失，都可以不負任何責任，照舊做領導工作，甚至還能擔任更高一級的領導職務；而工作做出了很大成績，經濟取得了很大效益，也缺乏必要的經濟利益方面的獎勵。另一方面，許多發展中國家在實行國有化以及創辦和經營國有企業的過程中，缺乏具備一定素質的經濟領導者和管理者。被委派去管理國有企業的官員，或者根本不懂經濟工作，不懂經濟發展規律，缺乏必要的經濟管理知識和生產技能，或者官僚思想嚴重，辦事作風浮夸，不深入實際，不調查研究，動輒就輕率地作出某種決策?？上攵@種決策很少有不失誤的。所以，國有企業管理不善，虧損嚴重，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十分普遍的現象，并成為其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例如，1979年，印度的145個國營企業中，有1／3是虧損的。土耳其公共企業在1977～1979年期間平均凈虧損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9％，經過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才使1981年的利潤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0.1％。墨西哥國營企業（國家石油公司除外）1970年所獲利潤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0.3％，1980年的凈虧損為國內生產總值的1.2％。塞內加爾的國營企業在70年代中期尚有贏利，但在1977～1978年出現了赤字，1979～1980年虧損企業達42家（1980年共有國營企業68家）。坦桑尼亞412個國營企業中，贏利者僅9個。據世界銀行測算，如果發展中國家國營企業的收益提高5％，成本降低5％，由此產生的財富，在土耳其相當于其國內生產總值的2％或年稅收的10％；在坦桑尼亞約等于國內生產總值的1.5％，或全部衛生經費；在馬里等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2％，或2／3的教育經費。（注：世界銀行.1983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3：75）

四、對國有經濟的整頓和改造

面對國有經濟的嚴峻形勢，自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一些發展中國家著手對國有企業進行整頓和私有化改造。智利首開發展中國家私有化之先河。1973皮諾切特就任總統后，根本改變了阿連德政府的國有化政策，將國有企業有計劃地出售給私人。1974～1980年間，智利出售了130家企業，價值超過5億美元。到80年代末，除大銅礦外，智利其他國有企業已基本上實現私有化。這些政策的實施，調動了私人經濟的積極性，使企業的經營狀況有了明顯的改善，勞動生產率得到顯著提高。在智利的帶領和影響下，其他拉美國家也先后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70年代后期，阿根廷政府在《阿根廷經濟復興與發展規劃》中提出，要把部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作為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屬于基礎設施、基礎工業等重要部門的某些國有企業，如國家煤氣公司、國家電力公司、郵政、電訊等實行“私有化”，即部分私有化，而將屬于非關鍵部門的國有企業全部轉讓給私人經營。

如果說，在20世紀70年代，實行私有化的還限于智利、阿根廷等少數拉美國家的話，那么，到了80年代，許多發展中國家由于國有企業的經營虧損狀況進一步加重，國家財政收支進一步惡化，國有企業的改造問題不得不尖銳地被擺上政府的議事日程。這一時期，一些發展中國家外債負擔沉重，也成為促使這些國家推行私有化政策的主要因素。因為外債中的相當部分是國有企業所欠的，有的國有企業欠外債達幾十億美元之多。將這些企業出售給外國公司，不僅可連債務一起擺脫掉，而且出售企業的收入還可用作政府的其他開支。另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也起到了誘導和促進的作用。特別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對各國經濟調整方案的建議中，提出1981～1987年期間直接貸款的1／4和政策性貸款的1／10用于扶持和促進有競爭力和效率高的私營部門的發展，對私有化表現出明顯的鼓勵傾向。

正是在上述因素的促使下，20世紀80年代中期出現了一股席卷整個發展中世界的私有化浪潮。1981～1989年間，巴西政府宣布，通過拍賣和合并等方式對84家中小國營企業實行私有化。1991年付諸實施的全國非國有化計劃，又將鋼鐵、石化、電力、銀行及鐵路等65家企業列入私有化名單，其中包括巴西最大的鋼鐵企業——國家鋼鐵公司。這些企業的拍賣收入達170億美元之多，明顯改善了國家財政收支狀況。（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1）阿根廷在私有化取得初步成果的基礎上，于1991年進一步宣布國營企業全盤私有化，其中包括兩個電視臺的私有化，并批準出售電話公司、國際航空公司、國家石油公司的某些部分。

在亞洲，除東亞地區的私有化取得較大進展外，原先仿效蘇聯模式，國有經濟規模較大、發展較快的南亞各國的私有化也進展很快。1991年，印度拉奧政府上臺后，相繼推出減少公營壟斷企業、提高私營企業資本的最高限額、提高合資企業中外資股份比例等措施。巴基斯坦的謝里夫于1990年執政后，制定了一系列鼓勵私營企業發展的措施，將100家國有工業企業列入私有化計劃，這些企業涉及化工、工程、汽車制造和食品飲料等。斯里蘭卡也于20世紀90年代以來先后完成了對國有電信公司、石油公司、輪胎及橡膠公司、公共汽車公司的股份制改造。1992年政府用于國有企業結構調整、股份制改造的資金為7.5億盧比，而出售國有企業股份的收入則達32億盧比，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注：盧韋等.走向21世紀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82）

在非洲，原先相當一部分推行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大力提倡國有化運動的國家如埃及、阿爾及利亞、加納、坦桑尼亞等，也紛紛加入非國有化和促進私營經濟發展的行列。坦桑尼亞、剛果于20世紀80年代初全面整頓和改造國有企業，將其關、停、并、轉，逐漸減少補貼，實行自負盈虧。扎伊爾在保持國家對能源、交通、水電等關鍵性企業的控制權的同時，將其他國營工商企業轉為公私合營或完全私營。多哥從1983年開始實行私有化計劃，截至1987年底，已出售5家國有企業，并出售另外2家企業的大部股份，此外政府還關閉了11家國有企業。

20世紀80年代起席卷發展中國家的這股“非國有化”浪潮，是國有經濟自身發展規律的必然結果，事實也證明，許多國家實施的非國有化措施確實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有些發展中國家在整頓、改造國有企業時走極端，把“私有化”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一些本該由政府經營的關鍵性的部門被私有化了，甚至一些不該讓外資控制的企業也被出售給了外國公司。如上所述，國有企業的確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正是這些局限性，妨礙了其經營效率的提高。但是，決定一個企業效率高低的因素很多，不僅僅在于其公有還是私有。私營企業由于管理不善而效率低下，最終導致破產的事例屢見不鮮；而國有企業由于制度合理，管理科學，從而成為經營典范的也并非一家。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列昂惕夫指出，不可能所有部門都由私人經營，有些部門改為私營只會降低效率。例如，臺灣早年發展鋼鐵工業，原希望民間企業家來辦鋼鐵廠，但沒有人愿意辦或有能力辦。后來，不得不由政府來辦，建立了臺灣人至今還引以為驕傲的“中國鋼鐵公司”。因此，在整頓和改造國有經濟成分時，出路不只是私有化，更重要的是理順產權關系，改革治理結構，提高管理水平。從各國的經驗來看，凡投資巨大、回收期長、有一定風險，且關系到國計民生的一些壟斷性部門如供電、供水、電訊、鐵路等以及鋼鐵、石油化工等基礎工業部門，宜由國家投資興辦，以支撐、引導和帶動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并在實現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中發揮重要作用；至于一般競爭性行業和領域，國有經濟應適當退出，為私營經濟的發展開拓空間。同時，應重視改革和完善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如：建立專門的國有資產管理部門，變多頭分散行使所有權為集中統一行使所有權；建立國有企業自我調節、自我約束的機制，如通過國有民營以及承包制、租賃制等形式，將經營者的物質利益與國有資產的增值聯系起來；建立公平和效率相統一的收入分配機制，等等。事實證明，發展中國家只要通過努力，將上述幾方面關系處理好了，就可以提高國有經濟的效率，使其在工業化過程中發揮應有作用。

當前，我國正按照十五屆四中全會的精神，對國有經濟進行戰略性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盡管實行計劃經濟，然而，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國有經濟的發展方面有著大致相同的經歷，也面臨著許多相似的問題，比如，國有經濟分布過寬、布局不合理，以及國有企業整體素質不高等等。因此，認真學習、借鑒其他發展中國家整頓、改造國有經濟的經驗，對于搞好我國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促進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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