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概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流動人口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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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人口；住房；新常態；文獻綜述

基金項目：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我國租賃性保障房對勞動者失業持續期的影響研究”（編號：2014BS027）；重慶市教委人文社科項目：“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流動人口住房問題與重慶公租房制度創新研究”（編號：15SKG098）；重慶工商大學科研啟動項目：“我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與公租房的就業影響研究”（編號：1655002）

中圖分類號：F293.3；C924.24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6年10月9日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什么中國可以近幾十年保持持續穩定而快速的經濟增長？很多學者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增長中，“人口紅利”的影響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然而，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從2012年出現第一次負增長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已經連續四年呈現明顯下降的趨勢，這意味著，我國的人口紅利正在趨于消失。面對人口紅利消失和老齡化問題嚴重的困局，要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促進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從農村向城市的轉移。在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快速推進過程中，大量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從小城鎮轉移到大城市，然而，這些轉移勞動力長期以來無法享受到與城市和城鎮居民相同的住房福利，住房問題始終是制約流動人口真正融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之一。據國家衛生計生委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4）》的統計數據，截至2013年末，中國流動人口的總量達到了2.45億，超過全國總人口的六分之一。黨的十報告指出：“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實現城鎮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梢姡h的十將流動人口問題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安居”才能“樂業”，大量流動人口來到城市最先要考慮的問題就是住房問題，解決流動人口住房問題對于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轉型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西方移民住房理論研究現狀

由于“流動人口”的一詞與我國特殊的戶籍制度密切相關，西方國家并沒有與我國的流動人口概念一一對應的稱謂，而最接近的是“移民”的概念。移民概念的外延比流動人口要大一些，因為移民概念包含了所有的遷移人口，而流動人口概念僅指戶籍未經變化的臨時性移民，不包括戶籍已經發生變動的遷移人口，因此流動人口可以視為移民的一部分。國外對移民住房問題的研究起步較早，研究領域非常廣泛，這里我們僅從與我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更為接近的貧民窟問題、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間理論、人口遷移理論等方面對國外研究進行簡單梳理。

（一）貧民窟問題。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對城市貧民窟問題的研究一直是西方學者關注的熱點問題。有不少學者研究了貧民窟產生的原因，他們認為，當農村遷移人口剛進入城市時，他們自身往往缺乏相應的學習培訓和勞動技能，很難迅速獲得理想的工作和穩定的收入，而這些遷移人口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往往不能被城市居民所接受，很容易遭到歧視，也很難融入城市社區，因此只能以貧民窟的形式居住和生活。有學者研究指出，貧民窟通常是勞動力人口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首個居住地，選擇以貧民窟的形式居住是遷移人口的理。可見，貧民窟的存在是具有一定積極意義的，它為新移民提供了一個調整和適應的場所，貧民窟擴張是欠發達國家或地區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

（二）城市空間和人口遷移理論。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從城市社會空間和人口遷移角度分析移民住房問題的研究逐漸發展起來，已形成了相當成熟的理論體系，主要代表性理論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

1、入侵演替理論。入侵演替理論最早是由Burgess提出的一個用“入侵、演替和主導”來描述外來人口遷移過程的理論。這一理論認為，外來人口最初進入城市時，出于找工作方便的考慮，會選擇居住在城市中心商業區。隨著外來人口的不斷增加，造成城市中心住房緊缺、房租上升，這促使城市中心商業區的人向外城區遷移。在這一過程中，低收入者逐漸向較高級的居住區入侵，而原來居住在較高級住宅區的人不斷向外城區遷移，進入更高級的住宅區。這樣的過程不斷推進，遷移便會如波浪一樣由內向外層傳播，而最終最高級的住宅區位于城市的邊緣。入侵演替理論為農村人口向快速擴張的城市的遷移過程提供了一種較為合理的解釋框架。

2、住房過濾理論。住房過濾理論是由Hoyt提出的描述住房在不同收入人口間流動的理論。這一理論指出，住房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發生磨損，高收入者需要購買新建的高級住宅來維持自己的效用水平不變，高收入者在遷居以后，其原來的住宅被中等收入者占用，而中等收入者原來的住宅會流動到低收者手中，在這一過程中，住房會向低收入者不斷過濾，而人口會向高級住宅區不斷過濾。過濾理論為住房供給和人口遷移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分析角度。

3、家庭生命周期理論。家庭生命周期理論源于Rossi的研究，這一理論將一個人成長過程與人口遷移聯系起來，以家庭生命周期的變化來解釋一個人一生的遷居過程。家庭生命周期理論解釋了一個人一生中可能發生的五次遷居，包括出生成長、離開家庭、結婚、生孩子以及年老。這一理論認為，生命周期的循環會促使家庭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形成不同的住房需求，而一個家庭遷居的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家庭住房的調整來滿足這種需求。

4、互補理論。互補理論由Alonso最先提出，主要從經濟限制方面解釋人口的遷居行為?；パa理論認為，在做出遷居決策時，低收入者由于收入的限制，對居住空間的選擇范圍相對狹窄，因此只能選擇緊靠城市中心的區域居住，住房面積小，市中心區人口密度高；高收入者在做出遷居決策時，居住空間選擇的范圍較大，可以選擇在遠離城市中心的郊區居住，住房面積較大，而郊區的人口密度較低。互補理論為分析不同收入的家庭在城市的遷居行為提供了經濟學方面的解釋。

三、國內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研究現狀

（一）流動人口住房現狀研究。目前，國內關于流動人口住房現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農民工住房現狀方面，甚至有不少研究將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等同于農民工住房問題。在農民工住房現狀研究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吳維平和王漢生對北京和上海兩個城市流動人口的住房形式和居住條件進行了研究，他們的研究表明，由于戶籍制度和城市福利之間的聯系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變，這兩個城市的流動人口基本上被排斥于主流住房分配體制之外，而租房成為流動人口最主要的住房選擇；同時，流動人口的住房條件明顯低于當地居民。張子珩對中國流動人口住房狀況的研究發現：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受住房供給條件和需求能力的限制，他們比起城市戶籍人口在住房的可獲得性、住房條件和居住的社區環境等方面都有明顯的差距。盡管大多數研究都認為與當地居民相比，流動人口的住房狀況更差，但是蔣耒文等的研究卻發現：在城鎮地區流動和遷移的人口的住房狀況并不比當地居民差；甚至在一些住房設施方面，流動遷移人口的狀況還要好于當地居民。他們的研究還發現，與當地居民相比，流動人口擁有較低的貧民窟發生率；城鎮流動人口享有比城鎮當地居民更好的住房設施，而農業戶流動人口居住在貧民窟的比例也低于當地農業戶居民。

（二）流動人口住房供給與需求研究。車士義等從住房需求和供給的角度，對北京市流動人口的住房供求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供需結構在低水平上實現了基本匹配；租房者與承租者的住房信息渠道比較原始，而政府在流動人口住房供給方面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王瑞對武漢市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研究發現：流動人口受到收入水平和心理因素的制約，他們對住宅商品房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同時，他們還發現，地方政府政策的排外、房地產市場定位的邊緣化和流動人口不以定居城市為目的的居住方式是造成流動人口主要以私房租賃市場解決住房問題的主要原因。

（三）流動人口住房選擇影響因素研究。侯慧麗和李春華以居委會和村委會社區這兩種不同的社區結構為觀察角度，對流動人口住房選擇行為進行了研究，他們發現：具有自雇傭、工作不穩定、家庭戶流動等特征的流動人口更有可能選擇在村委會社區居住；在不同社區中影響流動人口住房選擇的因素是不同的，在居委會社區，收入對流動人口住房選擇影響更為明顯，而在村委會社區，流動方式和住房用途對流動人口的住房選擇影響更為突出。何莼和楊菊華的研究將影響流動人口住房選擇的因素分為個體、制度和用人單位要素三個方面：在個體層面，流動人口的住房選擇主要受到其消費模式、社會心理和觀念、職業、經濟能力等個人因素的影響；在制度性要素方面，現行的住房保障體系主要關注的是當地市民的住房需求，對流動人口并不適用或并不完善是造成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重要原因；在用人單位方面，大量雇傭農民工的單位繳納公積金的積極性不高也制約了流動人口住房狀況的改善。

（四）流動人口住房的空間結構。林李月等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對中國流動人口住房狀況的空間格局研究發現：流動人口的住房自有率、租住房率與住房質量指數表現為南北差異，住房不受干擾指數和住房面積指數均呈現出東西差異，而住房費用指數則呈現出以內蒙古、陜西、湖北和安徽為低值中心，以北京為高值中心的特征。這種空間分布規律是因為各項住房指標“高-高”和“低-低”空間集聚所導致。同時，他們還發現，西部省份雖然擁有較高的住房自有率，卻無法擁有舒適的居住環境和寬敞的居住空間，從而成為條件中等偏下和較差住房的集聚區；相對應的東部省份租房率較高，但住房設施配套較為完善，使得以山東、遼寧和天津等為代表的不少東部省份躋身于住房條件綜合狀況較好的區域，即便是個別位于中等偏下區的東部省份，其住房質量也明顯優于全國平均水平；位于長江流域的省份則不僅有較高的住房自有率，而且居住空間和居住環境也相對較好，因此成為住房條件較好區域的集聚區。

四、述評及展望

通過對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現有國內外研究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國外研究主要以移民住房理論為視角進行了豐富的理論和經驗探索，與我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最為接近的研究主要涉及貧民窟問題、移民住房的城市空間理論、人口遷移理論等多個方面，而這些方面的研究也為學者對中國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上的借鑒。而國內學者從居住現狀、市場供求、影響因素、空間結構等諸多方面對流動人口住房問題進行了廣泛的探索，得出了較有價值的研究結論。然而，現有研究至少有兩方面可以進一步深入。

第一，關于流動人口住房現狀研究方面。目前，關于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的研究大多數將注意力集中在農民工住房問題上，不少研究甚至將流動人口問題等同于農民工問題；然而，流動人口中是存在明顯的異質性的，從農村流動到城市的鄉-城流動人口和從一個城市流動到另一個城市的城-城流動人口在職業、收入、住房支付能力等方面的不同，必然導致其住房選擇行為是不同的，被大多數研究忽略的城-城流動人口的住房問題同樣值得更多的關注：首先，地區發展的不平衡性驅動大量小城市和西部城市的城鎮戶籍居民流入到大城市或東部城市，其比例約占全部流動人口的15%～30%，這部分人口的絕對數量相當龐大；其次，有研究發現，雖然流動人口的整體收入較低，但是城-城流動人口的收入水平實際上并不低，甚至高于本地居民，這意味著，流動人口中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而這種社會分層是否會影響不同流動人口的住房選擇行為同樣是值得關注的。

第二，在流動人口住房選擇的影響因素方面。現有的大多數研究將流動人口較差的居住條件和居住質量歸因于制度性因素，例如現有的戶籍制度、住房保障制度和其他社會保障制度問題，或者是用人單位的公積金制度等。但是僅有很少的研究意識到，導致流動人口居住條件和質量較差的原因不完全取決于制度因素，甚至其主要原因可能并不是制度性因素，而更多取決于流動人口循環流動的特性和流動人口的過客心理?？梢姡瑢τ诹鲃尤丝谧龀鲎》窟x擇時的心理因素的關注也需要進一步深入。

主要參考文獻：

[1]PONTES A.Rationality in the Slum：an Essay on Interpretive Sociology[J].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1972.14.3.

[2]BURGESS E W.The Growth of the City：An Introduction to a Research Project [J].City，2007.18.

[3]HOYT H.The Structure and the Grouch of Residential Neighborhood in American Cities[J].Development，1939.19.3.

[4]ROSSI P H.Why Families Move.Sage Publication，1980.

[5]吳維平，王漢生.寄居大都市：京滬兩地流動人口住房現狀分析[J].社會學研究，2002.3.

[6]張子珩.中國流動人口居住問題研究[J].人口學刊，2005.2.

[7]蔣耒文，龐麗華，張志明.中國城鎮流動人口的住房狀況研究[J].人口研究，2015.4.

[8]車士義，田洪波，尹志鋒等.流動勞動力的住房供給與需求分析[J].城市發展研究，2009.11.

[9]王瑞.中國城市流動人口住房問題研究――以武漢市為例[J].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研究生學報，2007.2.

[10]侯慧麗，李春華.梯度城市化：不同社區類型下的流動人口居住模式和住房狀況[J].人口研究，2013.2.

篇2

流動方式

個體勞動力變家庭化遷移

調查顯示，超六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動人口與全部核心家庭成員在流入地共同居住。

這些80后的年輕人，選擇的流動方式正由生存型向發展型轉變：進入城市不僅是為了掙錢，對未來發展有更多新期待；流動方式由個體勞動力流動向家庭化遷移轉變；流動形態由“鐘擺式”向在城市穩定生活、穩定工作轉變。超過六成的80后流動人口，最近3年沒換過工作。

《報告》分析，家庭化遷移使流動人口在流入地更容易產生歸屬感，有利于增強其幸福感。《報告》建議，政府部門制定流動人口相關的政策要適應家庭化流動趨勢，滿足流動人口家庭而非個人的需求。

工資收入

4月平均收入3287.8元

國家衛生計生委調查顯示，今年4月就業流動人口的平均工資收入為3287.8元，比去年同期增長4.9%。流動人口主要就業于私營部門或從事個體經營，就業集中在制造業等五大行業。

制造業一直是吸納流動人口就業最主要的行業，但近兩年流動人口在制造業從業比例連續下降。2013年最新調查數據顯示，制造業從業人員比例為33.3%，較2011年下降4.1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就業比例出現上升趨勢，2013年在批發零售和住宿餐飲行業就業的比例分別為20.1%和11.3%，比2011年分別上升2個百分點和1.4個百分點。

婚育狀況

已婚育齡婦女1/4“流動”

流動人口一直是衛生和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的弱勢人群。國家衛生計生委推算，2012年流動已婚育齡婦女約6307萬人，占全國已婚育齡婦女的近1/4。流動人口家庭上一年出生的孩子數量約占全國同期出生數量的1/3，已孕婦女選擇在現居住地分娩的比例已接近70%。

王謙說，在孕產期保健、兒童健康管理、預防接種等方面，流動孕產婦和兒童是衛生計生部門應關注的重點人群。同時，新生代流動人口婚前同居、婚前懷孕、生殖健康問題比較突出，這些對流動人口衛生計生服務管理是挑戰。

焦點

流動人口不是“超生大軍”

近年來，曾有大城市為控制人口增長，對流動人口的升學、就業、購房等，出臺諸多限制政策。還有人認為，現在各地計劃生育政策只限制本地城市戶籍居民，流動人口可以隨意“超生”，缺乏監管；而且，多生的孩子，還要占用城市的各種公共資源。昨天，國家衛生計生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明確表示，流動人口家庭的生育率與總人口平均生育率相差無幾，他們不是所謂的“超生大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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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cognition， intention and behavior of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o as to provide basis for promoting mor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Methods 3 project sites were chosen from North， Middle and South of Jiangsu. A total of 600 floating people were asked to complete a questionnaire and 18 family planning cadres were in-depth interviewed. Result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ended to be younger （under 30 years of age accounted for 70.7%） and had higher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became stable employer. They tend to be long-term residents with improved economic conditions. The awareness and demand of the knowledge of pre-pregnancy health was increased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owever， knowledge acquisition was based on non-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uch as television， internet， etc. There were 51.8% people known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is free， but only 46.7% participated. Conclusion To grasp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enhance the specificity and accuracy of the publicity of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to the urban society and to enjoy the equal public services； to promote couples of child-bearing age to act together and integrate resource allocation， can promote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pregnancy health examination actively.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Pre-pregnancy health； Knowledge； Desire； Behavior

當前國家計劃生育工作已從過去控制人口增長轉到提高出生人口素質，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目標任務上來[1]。提高人口出生素質，優生優育是關鍵；實現優生優育，流動人口是重點和難點。到2014年末我國流動人口已達2.53億人。由于流動人口是相對邊緣化的弱勢群體，生殖健康和出生缺陷問題突出[2-4]，需要有針對性增強流動人口對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政策的知曉率和參與度，有效將預防出生缺陷關口前移[5]。本研究對江蘇省部分城市流動人口孕前優生健康知識認知程度、態度意愿以及行為情況進行調查研究，為推動孕前優生健康檢查項目惠及更多流動人口，實現有效覆蓋提供參考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2015年1～6月在蘇南、蘇中、蘇北三地，各選取流動人口集中聚居較多的鎮江、如皋、漣水市（縣）作為調查點。需方：調查對象具備要素包括流動人口；已婚人群；男18～45歲，女18～40歲；男女各半。每個調查點以隨機抽樣方式各抽取200名，共600名。供方：抽取各項目點縣或鄉（鎮）6名計生服務部門專業工作人員，共18人。

1.2 方法

采用定量與定性調查相結合的方式。通過自填問卷方式對600名流動人口進行調查資料收集。根據研究目的在查閱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6-7]，設計調查問卷和訪談提綱，并經過預調查和專家對問卷內容和結構效度的評價，總體專家內容效度（CVI）大于80%。問卷包括人口學特征，對優生優育知識認知、態度行為、服務利用情況等內容。由研究者對調查員統一培訓，確保調查的科學可靠性。調查回收問卷600份，與發放數相一致。

2 結果

2.1 江蘇流動人口人群特征變化趨勢

2.1.1 年齡分布 調查對象平均年齡為27.6歲，30歲以下424人，占70.7%，30～45歲176人，占29.3%。提示江蘇流動人口年齡結構正呈現年輕化趨勢，90后逐漸成為江蘇流動人口的主流。從全國總體上來講，流動人口的平均年齡雖然呈“不斷上升”的跡象[8]，但由于江蘇是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當前流入仍以年輕人群為主，年輕化趨勢仍會延續相當一段時期。90后年齡層正處在邁向婚姻和生育旺盛的高峰年齡段，隨著社會發展、技術進步，這些年輕人在思維觀念、知識技能和利益需求方面不同于以往年輕人[9]。

2.1.2 文化程度分布 調查顯示，調查對象文化程度依次為初中[35.2%（211/600）]、高中[29.5%（177/600）]、大專[19.2%（115/600）]、大學[10.2%（61/600）]、小學[4.8%（29/600）]、研究生[1.2%（7/600）]。大專及以上學歷占流動人口的30.5%（183/600），高于《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5）》的全國大專及以上學歷流動人口占12.1%（2014年）的水平[10]。文化程度增高趨勢與流動人口年輕化趨勢同步，這與以往調查認為流動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的狀況和觀念不完全一致[2，10]。這種趨勢為提高流動人口優生優育意愿和內在需求提供了有效動能和空間。但流動人口不同來源地的地區間，這種年齡與文化程度的關系還是有差別的。統計也顯示，高中及以下學歷者仍占了流動人口近七成，與以往研究相一致[11]，需要將視野和關注更多投入到那些能力不足的邊緣、弱勢人群身上。

2.1.3 職業分布 調查對象在居住地從事職業依次為工人[46.5%（279/600）]、打零工[16.8%（101/600）]、公司職員[16.7%（100/600）]、個體經營[7.8%（47/600）]、農民[3.2%（19/600）]、其他[4.7%（28/600）]等。從事工人、公司職員較為穩定職業的合計占63.2%（379/600），明顯高于打零工、個體經營、農民等短期、不穩定的職業群體，顯示發達地區流動人口以工廠、公司職員為主成為穩定職業者正逐漸形成主流。

2.1.4 居住時間 調查對象在流入地居住5年以上（21.0%）及2～5年（32.3%）的有53.3%（320/600），居住低于1年的只有24.0%（144/600），其余居住1～

2.1.5 經濟狀況 調查對象月收入3000元以上（50.0%）和月收入2000～3000元（33.7%）者占流動人口的83.7%（502/600），高于2014年底江蘇省調整的最低工資數（一類地區1630元）水平，顯示流動人口的經濟狀況在經濟發達地區有所改善和增長。

2.2 流動人口優生優育知識狀況及來源途徑

2.2.1 流動人口對優生優育、孕前健康檢查的概念知曉度和需求 隨著流動人口特征、代際結構的變遷和教育學歷提高，多數流動人口能基本認知了解“孕前健康”的概念及含義，對“孕前健康保健”的知曉率較高，同時經濟條件的改善，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對優生優育、預防出生缺陷有著較大意愿和需求。調查中，能正確回答“生育健康寶寶，預防出生缺陷”從“孕前（懷孕前6個月）開始”的有75.3%；認為“懷孕前很有必要”做健康保健準備的達87.5%。見表1。訪談的專業人士也反映，80后、90后的優生優育意識和需求比70后強。

2.2.2 流動人口對優生優育和孕前健康知識掌握知曉程度 調查統計，在兩道優生優育基礎知識多選題回答上，多數人回答不全，能全部回答“導致出生缺陷的因素有哪些”的只有24.3%，全部答對“懷孕前在自我保健上應該做哪些準備”的有32.2%（表1）。受訪的計生專業人員也認為，流動人口對優生優育知識掌握得一般化，知道一些淺顯的優生優育知識。

2.2.3 流動人口優生優育知識來源 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優生優育知識來源的主要途徑以電視廣播（16.5%）、網絡（16.4%）、報刊雜志圖書（14.2%）、廣告或宣傳欄（12.9%）等非人際傳播為主（大眾傳播），其次才是鄉鎮計生服務人員（12.4%）、親戚朋友（10.2%）、醫生護士（8.4%）、培訓講座群體活動（6.4%）、熱線電話（2.7%）等人際傳播（小眾傳播）。優生優育知識更多來源于非正式渠道，這與生育的私密性特點有關。在非正式渠道傳播中，現代通訊傳媒技術，尤其是以網絡、手機等為標志代表的非人際傳播（大眾傳播）對當代人的影響日益密切重要，這是與以往以人際傳播為主不同的一個顯著特點。

2.3 流動人口參加孕前優生健康檢查的行為態度情況

2.3.1 流動人口參加優生優育宣傳教育咨詢，了解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免費政策情況 調查顯示，調查對象中計劃懷孕前參加過優生優育宣傳教育咨詢的有47.2%，沒有參加過的有52.8%。進一步調查顯示，在對孕前健康檢查實行免費政策的知曉上，知道孕前健康咨詢檢查是免費的只有51.8%，不知道的有48.2%。表明流動人口參加孕前健康教育的普及率、對免費政策的知曉率仍有待提高。見表2。

2.3.2 流動人口參加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參檢率情況 調查顯示，流動人口參加過“孕前健康檢查”的有46.7%，沒有參加的有53.3%（表2），流動人口“孕前健康檢查”的參檢率相對偏低。這一結果與其他同期研究結論一致[12]。

2.3.3 育齡夫婦（男女）雙方對孕前健康咨詢檢查的意愿需求 育齡夫婦（男女）雙方對孕前健康咨詢檢查的意愿需求都很高，但男方在實際行為重視程度上有待加強。影響生育結局的因素不僅來自女性，男性孕前的生育健康因素也不容忽視[13]。在回答計劃懷孕前，男方應做什么時，認為男方需要“掌握優生優育知識”的只有53.7%（322/600）。進一步調查顯示，參加過優生優育宣教咨詢的，夫婦一起去的有84.4%（239/283）；女方去、男方不去為15.2%（43/283）；男方去、女方不去的只有0.4%（1/283），表明男方對孕前保健方面的重視配合程度有待加強。見表2。

3 討論

3.1 調查掌握流動人口時代變化趨勢、地域特征，提高孕前健康宣傳教育和服務利用的精準性

國家推動孕前免費健康檢查政策項目實施已有5年多[14-15]，江蘇省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目標人群覆蓋率達90%[16]。流動人口對孕前健康檢查免費政策知曉度和參檢率不理想，成為制約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全覆蓋目標實現的關鍵性“短板”因素。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城市的人口學特征變化人群對優生優育、出生缺陷預知識的需求較過去發生變化[17]。及時跟進調查研究具有時代特點和地域特點的流動人口特征分布規律及其影響因素，實施針對性的分類管理，是有效提升流動人口主動參與免費孕前優生健康檢查的重要途徑。

3.2 加強融合，促進流動人口和諧穩定融入城鎮社會

流動人口居留穩定性日趨增強，居住長期化傾向愈加明顯，為流動人口有機融入當地社會、為其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提供了有力的社會基礎[18]。要因勢利導，在推動流動人口融入融合上做好文章，增強流動人口的歸屬感，有效提升流動人口參與孕前健康檢查的內需動力和主動性。

3.3 推動育齡夫婦共同行動、共同參與

孕前保健的本質目標是一種全人群策略，是針對所有育齡夫婦的公共衛生項目[19]。目前在推動流動人口參與孕前保健上，更多的是集中在對育齡婦女身上，對男方的作用重視不夠，也未能從育齡夫婦雙方及家庭的角度加以探討，單一性較大[20]。有必要重視男方，尤其是家庭在孕前保健中的因素作用，推動育齡夫婦共同行動、共同參與，有效提升孕前健康檢查的覆蓋率。

3.4 強化整體綜合意識，合理整合資源配置

在生殖健康中將優生優育、計劃生育包融進去，在優生優育中將生殖健康、優生優育拓展延伸進來，形成整體綜合和“全科醫生”功能，建立起以生殖健康為中心的生殖健康、優生優育、計劃生育等方面的綜合服務模式，確保服務的完整有效，提高服務的覆蓋面。

篇4

一、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的特征

（一）遷入常住流動人口規模和市內人戶分離常住人口流動規模都很大

北京市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常住地和戶口登記地屬于北京市不同鄉鎮街道的345.4萬人。常住地在北京，戶口在北京市以外的704.4萬人，相當于我國東部平原地區一個小城市的人口規模。兩者之和占北京市常住人口53.5%。

（二）遷入常住流動人口集中在少數幾個省份

2010年北京外來人口704.萬人，排前7位為：河北、河南、山東、安徽、黑龍江、湖北、四川。7個省份合計占比65.7%，由河北省遷入的常住流動人口最多，所占比重高達22.1%。遷入北京常住流動人數最多的7個省份全部是人力資源大省，同時也是勞動力輸出大省。7省總人數占全國人口數44.4%。另外，比較7個省份，遷入北京的常住流動人口以北方人（秦嶺淮河以北）為主。

（三）遷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動人口男性多于女性

33個省級行政單位中遷入北京的常住流動人口數女性多于男性的只有東三省和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西藏自治區5個省級行政單位。其他28個省級行政單位遷入北京的常住流動人口數男性多于女性。33個省級行政單位遷入北京的常住流動人口中男性總人數比女性多出60.8萬人。根據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北京市性別比為106.75，男性總人口與女性總人口之差為64.0萬人。

（四）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

截止到2010年統計數據，北京市內人戶分離人口流動345.4萬人。20―59歲常住流動人口254.2萬人，占比73.6%。遷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動人口704.4萬人。20―59歲遷入常住流動人口586.6萬人，占比83.3%。資料顯示，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20―59勞動人口多達840.8萬人，占北京市總常住流動人口80.1%。如此大規模的勞動人口流動，不僅為北京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提供了重要動力，還改善了整個北京市的人口年齡結構。根據北京市老齡辦的《北京市2010年老年人口信息和老齡事業發展狀況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北京市市戶籍人口1257.8萬，其中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35萬，占總人口的18.7%；按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撫養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和014歲少兒人口計算，本市總撫養系數為38.8%。其中，老年撫養系數為26%。

（五）人口的遷移原因不同

北京市內人戶分離常住流動人口遷移原因分布比較均勻，占比最高的是拆遷搬家，達30.2%，除拆遷搬家外的遷移原因不突出。遷入北京市的常住流動人口以務工經商為主，占比73.9%，其他原因分布較均勻?？梢姡本┦谐鞘薪ㄔO造成了大量市內人口遷移，經濟原因是常住人口遷入北京的主要原因。

二、政策啟示

（一）參照人口結構制定北京市文化建設思路

人是文化的創造者和消費者，因此文化建設思路應以人為本。北京市常住流動人口規模龐大，來源廣泛，作為一個國際化超級城市，北京市的文化應該兼容并蓄，鼓勵創新，滿足市民的多元文化消費需求。

（二）北京市應繼續執行優先引進高技術、高學歷緊缺人才戶籍政策

鑒于北京市內人戶分離常住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高于遷入常住流動人口，北京市目前優先引進高技術、高學歷緊缺人才的戶籍政策是科學合理的，應該繼續執行。同時，在產業政策方面，應繼續將降低第二產業比重作為緩解北京市人口、交通等城市治理壓力的有效手段。將北京定位為政治、文化、創新中心，高技術高學歷創新型人才是主力。

篇5

[關鍵詞]就業質量；人口低生育率；產能過剩；土地城鎮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業質量概念界定

就業質量可以理解為就業過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并取得報酬或收入的具體狀況的優劣程度，其不僅包含著諸如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等內在因素，也包含著就業環境、社會保護和勞動關系等外在條件。從現有的就業質量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出發，就業質量可定義為包括工作滿意度、經濟回報、非經濟回報、技能和培訓、職業發展機會、工作內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內的狹義就業質量和包括性別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會對話、非歧視、勞動力市場中介等在內的廣義就業質量。

綜合而言，就業質量是一個多維度高復合的層次性概念，宏觀層面，反映了現有就業指導與保障環境牽引勞動者理性擇業創業的助推力度；中觀層面，刻畫了組織將員工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納入企業戰略規劃的程度與水平；微觀層面，除工作滿意度，更深層次地體現在勞動者就業過程中人力資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程度。

2就業質量提升過程中的關鍵約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發勞動力議價能力增強的負面效應

21世紀以來，總和生育率的持續走低表明我國人口在進入低速增長階段的同時也將邁向超低生育水平狀態，計劃生育政策的松動性調整在最近一段時期內難以產生有效的扭轉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勞動力議價能力增強的負面效應圖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下降，劉易斯拐點出現即勞動人口供給由無限性向有限性轉變。勞動力的規模性短缺變相提升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議價能力的提升本來可以增加就業群體的收入水平，提升整體就業質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總撫養比的上升則引發了議價能力增強中的負面效應，見上圖。

長期人口低速增長的態勢在使得少子化與老齡化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現象的同時也在加劇著家庭的經濟負擔。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態格局造成老年撫養比不斷攀升，勞動適齡人口的經濟壓力提升；另外，計劃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現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輕老”效應使得平均少兒撫養成本居高不下。人口總撫養比強勁上升趨勢使得勞動人口對工資性收入有著更高的要求，這不僅內在迫使他們提升議價能力，而且對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強烈需求也會使得他們在擇業時出現過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視技能適合性的傾向，從而影響就業質量水平。

22產業結構調整與產能過剩化解下的技術性失業窘境

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是以質量和效益為衡量標準和價值取向，同時明確市場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與推動作用。因此，用技術和創新驅動代替投資驅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一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發展資源和空間的有限性，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也意味著過剩產能的化解和落后產業的淘汰。

產能過剩通常發生在依靠政府主導投資發展的中西部國有企業，而投資驅動在經濟發展驅動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僅意味著新常態下過剩產能的增加，同時也暗示著落后產業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業員工將成為就業群體冗員而遭受淘汰。產能過剩行業中的潛在冗余員工普遍存在著教育水平低下的現象，他們本身的人資水平難以適應產業升級中的行業崗位要求，大面積的技術性失業窘境不可避免，這勢必影響我國整體就業質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鎮化引起的就業容量泡沫與高質量就業的沖突

一般而言，與產業發展相對稱的城鎮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圍農村”式發展，其不僅可以有效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增強發展續航能力，而且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維護社會的穩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將城鎮化作為政績提升中的實現抓手，大量農地轉做非農用途，土地城鎮化被動快速發展。

土地城鎮化作為一種經濟擴張形式，在短期內固然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解決社會就業難題，但由于其背離產業發展規律，因而難以實現就業容量的長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鎮化雖然拓寬了“就業蓄水池”，但是其過度依賴政府投資與政策的畸形發展方式使得區域內流入的（下轉P73）

陳溢依：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數據分析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數據分析

陳溢依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國內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到2015年流動人口數量占到全國人口總量的20%。選舉實踐中，流動人口的選舉權被“架空”，實際參與率很低。文章通過多元回歸數據分析對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現狀進行原因分析。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流動人口這個巨大的群體不應該成為“視角盲區”，在保證他們充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政治選舉權利的保障同樣重要。

[關鍵詞]流動人口；選舉權；回歸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過多元回歸數據處理，分析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在流動人口仍然持續增長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實現流動人口選舉權的突破口。

1數據收集

2015年2～3月，筆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蘇、云南、重慶六地對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踐情況進行小規模的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收集了15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07份。筆者的數據分析從個人層面對流動人口參選率低的原因進行回歸分析，以流動人口參與選舉的次數為解釋變量，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時間、是否知道選舉權、是否接到戶籍地的選舉通知、是否接到現居地的選舉通知等為因變量。

2數據處理

（1）對于年齡因素，我們認為年齡對選舉次數的影響與本次調查想要獲得的結果無關，因此我們通過將選舉次數除以年齡與18的差（18歲以上才有選舉權），來得出每年參加選舉的次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從而剔除年齡對選舉次數的影響。

（2）對于一些答案為“是”或“否”的問題，我們通過設置指示變量的方式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其中“否”賦值為0，“是”賦值為1。

（3）對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對數具有更好地性質，我們將取自然對數后的收入放入回歸模型中。

（4）我們使用逐步剔除法，運用STATA軟件，剔除掉不顯著的解釋變量，并最終得到了下所示的回歸結果，其中l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對數，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選舉權”的指示變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間是否獲得原居住地選舉通知”的指示變量。

3數據模型解釋

（1）本模型的R-squared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釋變量對選舉次數的解釋能力為28%。且模型的整體顯著，說明我們的模型能夠較好地解釋選舉次數的影響因素。

（2）各解釋變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釋變量對選舉次數的影響都是顯著的。具體來說，知道自己有選舉權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選舉權的人每年平均多參加019次選舉；在外務工期間收到家中選舉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參加選舉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參加選舉次數平均減少011次。

（3）回歸分析過程中，我們不斷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時間對選舉次數的影響。這說明對待選舉活動的態度積極與否和受教育程度相關性不大，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會比農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高的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對于回歸得到的結果，是否知道選舉權與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對選舉次數的影響與事前的估計是一致的；而收入對選舉次數的影響出乎了我們的意料，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動人口更期望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較高的流動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現狀。

（4）選舉成本和利益之間的失衡。根據成本―收益分析理論，作為“經濟人”的流動選民是否參與選舉，取決于參選的成本和預期收益之間的大小比較。如果參選的預期收益大于參與成本，他們就會選擇參加選舉，反之，則傾向于放棄。

由于長期離開戶籍地，戶籍地的政策和流動人口的利益嚴重分離，回鄉參選卻要承擔路費、誤工費等各種成本。石賢平（2008）調查，問及“未能參加戶籍地選舉活動的主要原因”時，567%的流動人口回答是“回戶籍地參加選舉費用太高”和“沒有時間”。回鄉參選的流動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補貼和獎勵才回去的，問及“參加戶籍地選舉活動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補貼和獎勵才去的”。821%的流動人口離開戶籍地是因為“到城市打工或經商”，在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衡量過程中，大多數流動人口會選擇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選舉機構而言，流動人口的流動性使組織選舉的成本不斷增加。選民登記之后很多流動人口不來參加選舉，導致選舉資源大量浪費。

（5）流動人口的思想觀念因素。零點調查公司持續3年對京滬等地外來人口的調查顯示，45%的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感覺受到歧視。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還叫“暫住”，工作了很久還被叫“流動”，很難讓他們產生歸屬感。

流動性決定了流動人口習慣考慮短期利益，很難著眼于選舉的長期效益，他們意識不到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對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解決自己的社會保障、就業工資、子女教育等問題的重要性。多數流動人口認為選出的代表并不會替自己說話，“覺得選了也白選”“選誰都一樣”。見下表。

在人口大規模流動的階段，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流動人口不該成為“視角盲區”。在保證他們充分享受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要保證他們能夠有暢通的渠道參加社會政治生活。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對流動人口選舉權利的實踐研究也應該保持一個連續的狀態。流動人口選舉權得到真正實現的過程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石賢平試論我國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現[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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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編號：1008-7168（2017）03-0003-05

健康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要求，完善與創新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務，提供安全有效、方便價廉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1]，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題中之意。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化的不斷推進，我國流動人口不斷攀升。2016年末，大陸總人口13.83億，其中流動人口2.45億[2]。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五大發展理念”，堅持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并將建設“健康中國”上升為國家戰略，政府相關發展政策也圍繞這一目標而調整[3]。全民健康是建設健康中國的根本目的，共建共享是建設健康中國的基本路徑[4]。流動人口除了要解決吃穿等基本生活問題，其對健康的要求與對公共衛生服務的期待越來越高。但一些公共服務項目“存在覆蓋盲區，尚未有效惠及全部流動人口和困難群體”[5]，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利用總體水平較低[6]，尤其是發達地區的流動人口健康已成為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7]。近年來由于流動人口造成的社會公共衛生安全事件時有發生，如麻疹、手足口病、結核病、艾滋病等傳染病疫情多由流動人口引發，嚴重威脅人們的健康。由于流動人口的體檢、隨訪、建檔等工作不到位，也嚴重影響一個地區慢性病的管理和控制水平。流動人口中的許多孕產婦得不到全面的產前咨詢和體檢篩查，使婦嬰健康難以得到保障。如何從“共享發展”理念出發推進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是我國小康社會的重要標志。

一、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的內涵與內容

20世紀80年代中期，西方進入“新公共衛生時代”[8]（pp.16-28） ，為公眾提供公共衛生服務。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公共衛生是一個社會性和政策性的概念，致力于提高所有人的健康[9]。公共衛生服務是為了改善、保護和促進全體人民健康，由政府出資、各級衛生部門和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提供的衛生產品和衛生服務[10]。作為公共產品的公共衛生體現的是社會效益，因此要求由政府來提供。但由于公共衛生服務涵蓋的內容廣泛，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只能首先保障最基本的公共衛生服務，即由疾病預防控制機構、城市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等基本醫療衛生機構向全體居民提供的、公益性的公共衛生的干預措施，主要起到疾病預防控制作用[11]。

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是指保證每個居民無論其性別、年齡、種族、居住地、職業、收入，都能平等地獲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12]。尤其是流動人口這一群體①，包括其父母、子女等特殊人群，更需要平等地得到國家提供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城鄉居民同等地獲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將有助于縮小城鄉居民的差距，更加充分體現共享發展的理念。

2009年，中央提出“促進城鄉居民逐步享有均等化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醫改目標[13]； 2011年出臺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規范將居住半年以上的戶籍及非戶籍居民，0～6歲兒童、孕產婦、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等人群列為重點，具體包括預防接種、0～6歲兒童的健康管理、孕產婦的健康管理、城鄉居民的健康檔案管理、老年人的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的健康管理、高血壓患者的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健康教育、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報告和處理，以及衛生監督、協管服務規范總計11類服務項目[14]，但實際操作中并未覆蓋流動人口； 2013年專門出臺政策明確提出要大力推進流動人口衛生和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15]； 2014年衛計委等五部門進一步指出要求，各地在流動人口中全面落實11類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特別是優先落實好流動人口的兒童預防接種、孕產婦和兒童保健、傳染病防控、計劃生育、健康檔案、健康教育6類基本公共服務，到2020年建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計生服務均等化的運行機制[16]，并做好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衛生計生服務均等化工作[4]。

由于國家高度重視，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覆蓋面不斷擴大。2015年，我國0～6歲流動人口子女《兒童保健手冊》建冊率為91.8%，流動人口子女的免費接種比例達到98.4%[4]。一些省市如天津等地在計劃免疫和傳染病控制工作中，將流動人口作為重點服務人群，采取一系列措施，對流動兒童開展社區主動搜索、定期開展疫苗查漏補種、深入流動人口聚集地開展防病知識宣傳等。但就整體而言，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工作并未真正有效地開展。

二、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推進中存在的問題

（一）政府投入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費用不足，服務水平低，服務項目不均。雖然一些地方政府

公共衛生服務投入不斷增長，但隨著流動人口數量不斷增加，現有投入仍不能滿足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需要。如某市鄉鎮政府對基本公共衛生全年投入73.57萬元，而實際用于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支出為76.72萬元，差額部分需靠臨床收入補充。相對于流動人口公共衛生需求，由于政府總體投入不足，使得衛生服務機構只能用有限的經費，優先完成戶籍人口的衛生服務，直接影響了流動人口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提供，一些政策難以得到真正落實。其根本原因是以常住人口為基數核定與安排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籌資的政策安排，致使籌資“兩頭落空”，直接影響了服務供給的均等化水平[17]。盡管地方政府免?M向城鄉居民提供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但是流動人口的公共衛生服務并沒有完全納入系統進行規范化管理。與常住人口相比，流動人口的服務落實普遍較差，服務水平較低，項目實施也相差很大。有地方明確規定，對戶籍農村婦女兒童實行免費孕產婦產前篩查和產檢項目及兒童髖關節、白內障、先心病篩查；但對流動人口進行的相應服務項目實行收費。流動人口流入到經濟發達地區，難與當地戶籍人口一樣均等地享有服務項目。一般而言，經濟發達地區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要高于全國標準，人均費用也高于全國標準，而流動人口往往不能在當地享受多出的服務項目。

（二）政府管理部門間缺少有效的協調聯動機制。我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具體管理部門多達二十余個，且缺少有效的協調配合機制。這主要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由于財政部門資金撥付不到位，致使服務機構提供了服務卻拿不到錢，或已提供服務的擔心拿不到錢；由于對基層醫療衛生投入不到位，某些醫療機構出現拿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買設備、搞基建等現象，影響了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的提供；由于財政、衛生、計生、公安、人社等部門沒有建立部門間的協調聯動機制，流動人口信息采集也沒有納入政府信息化建設體系，信息資源難以共享互通，不能為流動人口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提供信息支撐。

（三）流動性強給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實施帶來一定難度。流動人口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流動無序，這給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管理帶來難度。流動人口為流入地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對該地區疾病預防控制和公共衛生服務提供帶來前所未有的壓力和挑戰。由于流動人口流動性強，成為疾病傳染源的幾率較高，無形中增加了治療、控制成本。當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難以找到服務的對象，更不清楚服務對象的基本情況。常常是剛為某一流動人口建立管理健康檔案，又不知其去向，影響了項目的完成率，也直接影響了考核結果和服務經費撥付。因此，一些服務機構便將流動人口排除在外，致使流動人口陷入戶籍地與流入地兩不管境地。加之，各級政府在流動人口屬地化管理過程中，由于人員、資金等因素所限，使得流動人口的信息采集、健康管理存在一定難度，很難做到與常住人口管理一盤棋。

（四）流動人口對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認識不足，存在抵觸情緒。流動人口離開戶籍地的目的是打工?錢，因此不少人不愿接受居住地公共衛生服務管理，從內心抵觸或拒絕接受公共衛生服務。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幾方面。一是經濟狀況較差導致流動人口對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敬而遠之。流動人口將主要時間和精力用于忙生計，無暇到服務機構接受服務。不少人認為，自己身體好，接受服務管理耽誤時間，影響賺錢，而且擔心查出病來沒錢治。如此導致不能及時發現疾病隱患，直至小病拖成大病后回原籍診治，貽誤了最佳治療時機。二是文化素質較低導致流動人口對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必要性缺乏足夠認識。流動人口一般從事的是較低級、簡單繁重的體力勞動，文化程度相對較低，不了解、不理解為什么要開展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對國家相關政策和自身權益不清楚。如在某地磚廠打工的四川涼山彝族等流動人口，其子女多數沒有計劃免疫接種史，沒有接受過體檢，甚至有些孩子就在低矮窯廠宿舍出生。工作人員主動上門服務，并反復講解國家政策，但多數人稱其祖祖輩輩都是如此，拒絕接受服務。后經當地干部出面干預，甚至找到企業經營者，以不接受服務就將其辭退為條件，才使他們勉強讓孩子接受疫苗接種，而其他服務項目如婦女體檢等項目仍難完成。三是心理自卑導致流動人口不愿主動接受服務。流動人口一般交往范圍有限，信息閉塞，特別是一些人在流入地自卑心理嚴重，因此主動領取免費的健康手冊或參加免費的講座培訓比例很小，很少主動參加公共健康知識講座、健康咨詢等健康教育活動，認為這些活動只是針對當地常住居民的，自己是外地人，無權享受。

（五）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隊伍不健全，考核機制欠科學。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機構在專業技術人才引進、培養和使用方面均面臨巨大困難；現有隊伍不穩定，工作人員積極性不高、規范性不強，而且具有發展潛質的專業人員流動性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現有人員僅服務常住人口已顯力所不及，擴展到流動人口就更加困難。此外，由于不少地方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不夠重視，目前我國尚未形成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落實情況的考核系統，考核方法還限于不定期督導、每季度直報等粗線條的項目監測和評估，缺乏明確的考核標準。

三、創新模式，多措并舉，推進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均等化

（一）進一步加大政府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總體投入，確保經費落實到位。一是加大政府對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財政投入，包括基本建設、大型儀器設備的投入以及衛生服務隊伍的投入。二是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投入與落實保障機制，根據績效考核的結果，通過預撥加結算方式，足額、及時撥付服務專項經費。三是增加對人口流入地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助金額，填補流動人口籌資政策的空白[18]。四是加強資金使用的監管工作，確保各項經費落實到位，保障流動人口能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

（二）完善管理模式，健全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管理機制。一是探索多元化的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管理模式，根據流動人口自身特點、流出地與流入地不同地域特征，創新不同的管理模式，使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能在不同管理模式下得到落實。二是建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齊抓共管和資源共享的聯動管理機制。

各級政府以及衛計、工商、婦聯、公安等相關部門，要進一步明確各自職責，及時溝通，加強協調與配合，使流動人口一進流入地便被納入系統管理。三是建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管理考核獎懲機制。以流動人口的居住地或落腳點為切入點，突出社區醫療衛生機構在流動人口服務提供與管理中的基礎性地位。四是完善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各項管理制度，科學、合理設定工作任務目標，落實不同主體的責任分工，量化各項考核指標，層層分解任務，賞罰分明。五是改革公共衛生服務隊伍的薪酬分配機制，建立符合流動人口特點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薪酬的增長機制，同時通過完善崗位津貼制度等激勵與約束機制，激發服務人員的工作主動性，將考核結果與各相關部門的工作經費、干部任免、職稱晉升、職務晉級等掛鉤。此外，創新基層自治模式，成立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企業自治聯合會，進一步推動落實流動人口計劃生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三）建立全民公共衛生服務信息化管理系統，為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提供基礎保障。加快流動人口信息化建設，完善信息報告制度，研發以公安為核心、各相關部門共享的全國統一的公民信息管理系統，憑借掃描《暫住證》可以進入相應的管理系統，從而準確地掌握流動人口的真實數據。通過各部門流動人口的信息聯網共享，確保流動人口的登記管理體系中能夠納入所有的管理對象，特別是要以婦女和兒童為重點。建立戶籍地和現居住地人口信息互聯協作與信息共享制度，實現異地查詢、跟蹤監測。掌握流動人口在原籍或其他流入地所接受的管理和服務情況，及時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進行有效地順延和對接，實行流出地與流入地協同管理。

（四）加強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均等化宣傳，提升流動人口自我權益維護意識與主動參與意識。一是加大宣傳力度，通過廣播、電視、報刊等媒體，讓流動人口了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具體內容，提高其認識和理解，轉變其傳統的生育觀和健康觀，主動參與和配合；提高流動人口自我保護意識，正當維權；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通過向轄區內包括流動人口在內的所有居民公示其自身能夠免費享受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與內容，動員流動人口積極參與。二是根據流動人口特點，在流動人口的集散地，或在流動人口辦理證照時，充分利用宣傳欄、專題講座、宣傳單、電臺、電視臺、APP等多種媒介，向流動人口進行有關計劃生育、衛生保健、慢性病等方面知識的宣傳和咨詢。三是積極營造關心、尊重流動人口的服務環境。轉變對流動人口衛生服務觀念，消除歧視心理，平等公正對待流動人口。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要變被動服務為主動服務，主動將流動人口納入服務范圍。四是暢通信息，加強監督。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項政務公開制度，公開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工作制度、項目內容、辦事程序、崗位責任等。公示流動人口關心的免費服務政策，方便群眾了解信息、進行監督。通過公布維權電話、投訴信箱等，暢通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訴求渠道。五是加強監督檢查，對搭車收費以及侵害流動人口權益的違法行為嚴厲查處，切實維護流動人口享受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合法權益不受侵犯。

（五）強化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才隊伍建設。一是要提高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隊伍素質，為推進流動人口與戶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提供基礎性人才保障。培養能有效提供基本公共?l生服務的實用型人才；加強針對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技能的專項培訓，提高其為流動人口服務的相關能力與水平，特別要注重提升工作者的溝通與說服能力，使其提供的服務更契合流動人口的需求。二是要完善基本公共衛生服務人員的職業培訓、資格考評、職稱晉升等機制，出臺符合實際的職稱評定等特殊政策。三是建立健全城鄉社區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基礎網絡，切實提高流動人口享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水平，使流動人口也能平等、充分地享有國家的福利與社會發展的成果。

篇7

關鍵詞：流動人口；城市發展；影響；建議；

一、流動人口的概念。

流動人口是基于我國戶籍制度而產生的新名詞，它與人口遷移不同，是指離開戶籍原住地而不變更戶籍的異地居住成年育齡人員。

二、流動人口的特征。

當前，我國流動人口主要具有以下五個特征：

（一）流動人口主要是以年輕人為主。據統計，2009年中國流動人口已達到2.11億，平均年齡約為27.3歲，以年輕人為主。

（二）大多數的流動人口的文化層次較低。在流動人口中通常只有一小部分是城市引進的高級人才，他們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或專業的技術能力，而大部分流動人口文化層次較低。

（三）大多數流動人口在流動過程中并不攜帶家屬及子女。他們在城市所賺的錢并不能使他們完全融入城市生活，無法承擔城市高昂的房價及生活費用，因此，只有將子女和父母留在農村讀書和生活。

（四）大多數流動人口從事技術含量較低的工作，收入較低。他們通常從事著城市人口不愿意從事的辛苦或骯臟的工作，填補城市勞動力市場空缺，但與城市人口相比他們通常收入較低。

（五）大多數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條件較差。外來人口由于收入較低，只能寄居在城市角落，他們通常居住在集體宿舍、廉租房和城市貧民窟等。

三、流動人口對我國城市發展的影響。

（一）經濟方面。

1、積極影響。

1.1流動人口給城市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降低了生產成本，促進就業市場的良性競爭。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市發展快于農村，城鄉差距越來越大。我國目前的流動人口仍然是以農村人口居多，他們通常文化程度較低。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充斥著城市勞動力市場，使得一些行業勞動力飽和乃至過剩，從而大大降低了生產成本，使產品競爭力增強。例如，在我國各大城市均有大量的建筑工人，他們絕大多數是來自周邊地區的農民，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來到城市打工，他們從事城市人口所不愿從事的辛苦工作，彌補了城市勞動市場的需求，促進了就業市場的良性競爭。

1.2流動人口促進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我國龐大的流動人口基數促進了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例如，流動人口空間的轉移必然帶動交通、餐飲業的發展。交通、餐飲等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服務崗位。流動人口進入城市生活，刺激了商品的生產和消費。部分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以后，由于各種原因也開始從事第三產業的勞動，因此帶動了第三產業的迅速發展。

1.3流動人口促進先進的生產技術的傳遞，加快資金流動，促進農村地區發展。例如，部分流動人口在城市省吃儉用，積累財富，然而他們又無法真正立足于城市，所以他們將在城市打工所賺的錢寄回家鄉，在農村老家建造房屋、投資辦廠，使得城市先進的生產技術向農村傳播，促進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

2、消極方面。

2.1流動人口寄居在城市必然會對城市的經濟秩序造成一定的影響，增加城市管理的難度。一些流動人口為了在城市立足無照經營，生產假冒偽劣產品，擾亂了市場經濟秩序的正常運行。流動人口通常居住較為分散，流動速度快，對社會治安存在一定隱患，較難管理。

2.2我國流動人口流向目的地和流動時間較為集中。我國人口主要流向東部沿海城市，造成了我國東西部人口的巨大差異。流動時間主要集中在各大節日期間，給城市交通帶來了巨大的壓力。例如，近年來春運期間，各大城市飛機場、火車站、汽車站都聚集了大量外來人口。春節回家難、“一票難求”在各大城市已成為普遍現象。流向目的地和流動時間的集中性給城市的人力物力資源的帶來了多重浪費。

（二）文化方面。

1、積極方面。

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后，農村文化與城市文化發生碰撞，相互交流融合，使得城市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長期呆在城市的農村人口，必然受到城市文化的影響，他們季節性返回農村，又把城市文化帶入農村，促進了城市的先進文化對農村的擴散和傳播。

2、消極方面。

多數流動人口在城市中處于城市弱勢群體，他們通常只注重經濟追求而忽視自身文化需求。他們在城市賺取少量的錢財，較大的生活壓力使其長期忽視自身文化素質的培養與提高。例如，由于我國戶籍制度的限定，他們離開了戶籍所在地，自身的權益無法得到保障。流動人口的子女在城市就學難的問題難以解決，不僅不利于其自身發展，而且還擾亂整個城市的健康發展。

四、促進我國流動人口有序發展的建議。

（一）加強勞動力市場管理與建設，促進人口合理、有序流動。

由于農村信息的缺乏，農村人口選擇打工的城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多數農民選擇打工城市的之前，沒有采取任何方法去了解各地城市勞動力的供需情況，他們通常會跟隨親戚朋友或者隨大流選擇某些城市，結果流動人口大量涌入某些城市，導致這些城市勞動力過剩。比如，我國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線城市每年都涌入大量的流動人口，勞動力過剩導致很多人就業困難，或者因為從事某一職業的勞動力過多，致使該行業平均工資水平下降。涌入城市的外來人口過多，使他們中部分人口找不到工作，大量無業人員的存在也給城市的穩定、健康發展帶來了負面影響。因此，必須加強勞動力市場管理與建設，積極引導農村人口正確的選擇打工城市，促進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動。

（二）由政府主導，加強管理和引導，對流動人口進行職業培訓和繼續教育。

我國目前大部分流動人口文化程度不高，整體素質較差。隨著經濟的發展，企業需要大量高素質、高技能的人才，而流動人口的綜合素質較低，不能滿足市場對人才的需求。因此，為滿足勞動力市場需求，必須對流動人口進行職業培訓和繼續教育，提高外來務工人員的整體素質和勞動技能。由政府主導，帶動企業積極參與。

（三）改革戶籍制度，制定針對流動人口的優惠政策，為流動人口在城市生活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

我國現階段的戶籍制度已經適應不了發展的需要，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的人口的合理流動。流動人口進入城市以后被稱為外來人口，由于離開了戶籍所在地，他們自身的權益無法得到保護，當前的戶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們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外來人口在城市艱苦的工作，貢獻自己的力量，但他們在工資待遇、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等方面與本地人差距很大。這種不平等，給流動人口立足城市生活帶來了巨大壓力，因此必須進行相應的改革，為外來人口創造良好的社會條件，給外來人口與當地人平等的待遇。

（四）制定反映中國特色的人口流動的政策法律。

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關于人口流動的法律，沒有一個統一的準則就會引起法律的沖突，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針對我國人口大國的現狀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特點，制定一部關于人口流動的法律法規是十分必要的。

五、結束語

流動人口在我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將是一個長期現象。流動人口對城市的發展具有雙重作用，要使流動人口促進城市的發展需要勞動市場的積極引導，加強城市管理，改革戶籍制度，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等，保障流動人口的權益，使其為城市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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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道格·桑德斯著，《落腳城市》，上海譯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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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8年起，資興市先后出臺一系列綱領性文件，創造性定義流動人口概念，將離開戶籍地鄉鎮30天以上，以工作、生活、生育為目的，在縣內異地居住或有固定職業的人群，納入流動人口計生服務管理范疇。量化目標任務，細化操作環節，強化責任措施，構建了“黨政統籌、部門協同、鄉村為主、多方互動”新機制，解決了以往縣內跨鄉流動人口計生服務管理“無規則可依”“無辦法管理”問題。

一、創新信息體系

一是建立“以房控人?五個一”工作制度。即制作1個區劃責任平面圖，完善1套居住人口樓棟示意圖，填寫1張育齡對象信息卡，簽訂1份房屋租賃計生管理合同，辦理1份育齡對象移交手續，做到街不漏巷、巷不漏棟、棟不漏戶、戶不漏人、人不漏項。二是建立分類采集制度?？茖W劃分流動人口基礎、流向、定位、變動四類信息。另根據信息應用的輕重緩急程度，分為一般信息、重要信息和緊急信息，由鄉村定期集中采集收集、核對、匯總轄區內流動人口信息。三是建立逐級核報制度。統一報表樣式及內容，統一上報時間及操作，利用QQ群、“實時通”和“村直報”系統，對一般信息1個月內、重要信息2天內、緊急信息8小時內報告鄉鎮計生辦，做到“人來登記、人走移交”。四是建立移交管理制度。流出地與流入地簽訂《互動協議書》和《移交花名冊》后，將對象信息及服務管理移交流入地。

二、創新管理隊伍

建立城鎮協管員、企業計生專干、組級信息員、樓棟長管理網絡。樓棟長由所屬社區因地制宜選聘，定崗定人，定責定酬，實行績效考評制。其他人員均按各自管轄范圍內的人口規模給予100～300元/月補助。

三、創新投入機制

市財政每年將縣內跨鄉流動人口計生經費列入年初預算，作為調控鄉鎮專項經費。戶籍地鄉鎮按以下規定給付現居住地服務經費：自覺落實查環查孕每人每季支付經費30元、上環每例150元、人流每例400元、結扎每例600元、引產每例800元。另由市財政按人流100元/例、結扎150元/例、引產200元/例標準給予現居住地獎勵。同時，市財政配套補助現居住地鄉鎮縣內跨鄉流動人口計生工作經費2元/人?月。

四、創新責任體系

一是實行政策外生育“流動軌跡倒查”制度。凡妊娠期間在流入地居住1個月以上且妊娠在14周以上的，追究流入地責任，有多個流入地的，追究多個地方責任。二是實行風險責任金制度。市直計生綜治部門、鄉鎮、企業每年向市政府分別交納5000元、15000元、5000元風險責任金。對年內未出現違法生育或未被“一票否決”、“黃牌警示”的，風險責任金返回責任單位，作為計生工作人員獎金，否則轉為違約金。三是實行統計責任認定制度。凡在現居住地居住3個月以上且3個月內未通報戶籍地的，由現居住地承擔統計上報責任；在現居住地購（建）房有固定住所且年內在固定住所累計生活6個月以上，或從業生活三年以上的出生上報統計由現居住地負責。

五、創新服務平臺

一是打造便捷服務平臺。以服務企業及員工為宗旨，以宣傳和服務進小區、進工廠、進礦山為手段，聘請臨床經驗豐富的醫生，定時定點為小區和企業育齡對象免費開展生殖健康檢查、治療等服務，把政府的關懷送到每個外來務工人員身邊。二是打造親情服務平臺。將計生服務向企業、住宅小區、商貿市場等薄弱部位滲透，由單純的避孕節育服務拓展到便民維權、生殖保健、技能培訓、就業與再就業等領域。全方位開展市民化、親情化服務，通過發放宣傳資料和慰問金，幫助他們解決生產生活等問題，使流動人口工作更安心，生活更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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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來人口；犯罪；社會失范

［中圖分類號］C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2426（2008）11－0060－03

近年來，隨著浙江省玉環縣Y鄉X村經濟的快速發展，加速催生了龐大的外來人口群體。該群體在為當地經濟作出巨大貢獻的同時，也帶來了眾多社會問題。當地在享受著流動人口廉價勞動力帶來的飛速繁榮的同時，也被外來人口的犯罪率所深深困擾。這些外來人口是城市里來自異鄉的新人，在當地生活的體驗中，有一小部分人不斷地積累著不滿和被相對剝奪的感覺，并逐漸形成一種強烈的情緒和失范行為取向，直至犯罪。

一、X村外來人口的現狀

目前，學界與實務部門對什么是外來人口，尚無一致的界定。本文所稱的外來人口是指離開戶籍所在地區域來玉環Y鄉X村從事各種活動的非玉環籍人員。

X村轄11個村民小組，共534戶1535人，全村共有大小企業87家，主要生產銅球閥，年工農業總產值約6．28億元，村集體經濟收入約176萬元，人均收入約1．4萬元。三產服務業近200家，擁有5000多平方米的Y鄉中心菜市場，大小超市20多個。由于經濟較為發達，全村吸引了3700多名外來流動人員來本村務工，主要分布在全村各大小企業，是本地村民的2倍多。外來人員的涌入，在給本村經濟帶來快速增長的同時，也給當地社會治安帶來嚴重隱患，X村每年要花10萬元左右用于綜治工作。由于X村是Y鄉的中心村，除了Y鄉政府辦事機構建在該村外，Y鄉中學、中心小學、信用社、郵電所、衛生院、電管站、土管所、水廠等各種行政、事業職能機構也都建在該村，X村成為Y鄉外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

1．數量大、增速快。Y鄉外來人員平均年增幅達15．5％，且呈逐年增加的態勢。隨著Y鄉經濟社會的發展，外來流動人口還會激增。至2007年底，初步估算，全鄉約有外來人口1．4萬人。而Y鄉全鄉也只有1．8萬人口，與外來人口的比例將近1∶1，在X村務工的外來人口更是超過全村，是全村人口的兩倍?？梢姅盗看螅鏊倏焓荵鄉流動人口的主要特點。

2．來源相對集中。從人員來源看，主要來自于省外的河南、安徽、湖北、貴州、江西、四川、重慶等省份，其中湖北籍占48％，河南籍占17％，安徽籍占10％，四川籍占10％。湖北籍的均集中于蘄春縣檀林、大同兩鎮，有7000多人。

3．從事職業具有確定性。來Y鄉務工的外來人員工作都比較確定，主要是在全鄉各大小企業從事閥門、五金等產業化集中用工。

4．文化素質普遍較低。從文化結構看，外來流動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占90％以上，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例不到10％，多數人員只能從事體力型職業。

5．從居住條件和滯留時間看，具有簡陋性和不確定性。外來流動人口大多居住在環境比較差、衛生設施缺乏的工地工棚、簡易民房及一些臨時房中；從滯留時間看，時間在一年以下的占50％以上，一年以上至二年的占20％左右，二年以上的占25％左右。

二、X村外來人口犯罪特征

外來人口對當地區域的消極影響中，最嚴重者莫過于增加犯罪，外來人口的增長是導致犯罪更快增長的基本原因。分析X村的外來人口犯罪，主要呈現以下的特征：

1．流竄性犯罪明顯。Y鄉及X村區域的特殊性，使之成為流竄犯罪的常發地。由于流動作案與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發現和查出的風險要小得多，為逃避公安司法機關的打擊，追逐更多的利益，外來人口不斷地變換地區作案。據統計，交通沿線發生的外來人口犯罪案件比遠離交通沿線的地區要多一二倍，甚至幾倍。X村坐落于漩門灣東側，76號省道從其西側經過，新建的76號省道復線又橫穿該區域，通向鄰市溫嶺市。交通線路的擴展，現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為外來人口流竄作案提供了便利條件。此外，Y鄉北接楚門鎮，南通珠港鎮，這兩大集鎮均設立派出所以維護治安，并先后組建了隊伍規模較大的巡特警大隊、中隊日夜巡邏，對流竄作案的外來人口造成較大震懾，而Y鄉警力較為薄弱，單設警務區，配備警員4個，警力只夠維護日常的治安工作，使兩大集鎮的外來人員轉而選擇Y鄉作為作案地點，該區域成為流竄作案的緩沖區。

2．侵財型犯罪突出。外來人口大多是出于務工賺錢致富的目的而涌入經濟較為發達的城市的，因而在外來人口的犯罪活動中，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犯罪更為突出。2007年Y鄉發生各類刑事案件136件，其中盜竊案件就有100多件。

3．犯罪目標的確定性。一般來說，外來人口的流動屬性決定了其犯罪目標的隨機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無定所的人往往抱著碰運氣的心理，游蕩于街頭巷尾尋找犯罪目標，捕捉犯罪時機，而且作案的目標相當隨意。既可能是見財起心，也可能是見色起心。X村由于銅球閥產業是支柱產業，全村大大小小有八九十家企業。因此各廠區的銅產品、銅原料成為外來人口較為明確的犯罪目標。他們經過踩點，往往在中午或半夜時分進行偷盜，或假裝以工廠工人的身份混入車間，伺機行竊。

4．團伙化特點突出。由于大量的外來人口來自農村，其流動多以血緣、地緣、親緣關系為紐帶，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緣”關系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動中，會很自然拉幫結派形成松散或緊密的團伙關系。從X村一些被盜企業的監控錄像可以看出，針對企業銅產品的偷盜行動大都是團伙作案，都是開著車前來作案，涉案金額多達數十萬元。

三、失范：X村外來人口犯罪的原因探析

“社會失范”一詞最早是由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提出來的，后由美國社會學家默頓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一般認為，社會失范是指舊的社會規范被破壞或被普遍否定，逐漸失去對社會成員的約束力；新的社會規范尚未形成或未被普遍接受，不具有對社會成員的有效約束力，使得社會成員處于混亂的、相互沖突的社會規范中，并缺乏明確一致的社會規范約束的一種社會狀態。我國正處在社會轉型期，由于打破了傳統社會原有的狀態，而新的、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社會規范尚未完全建立，或雖然建立但不具備制約人們社會行為的能力，因而在社會生活中出現一系列的“真空”狀態。正是這種“真空”狀態，導致大量的犯罪行為發生。筆者認為，X村外來人口的犯罪原因可以用社會失范理論加以分析。

1．相對剝奪感的形成。相對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這一概念是由美國社會學家斯托弗等人在《美國士兵》（1949）一書中首先提出的。所謂相對剝奪感是指個體將自己的地位與其他類別地位的人做了對比之后所產生的一種情緒體驗。也就是說，當個人把自己的情況與那些被他認為在其參考群體中占優勢的人相比時，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在中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外來人口從鄉村的“熟人社會”進入城市的“匿名性社會”，普遍面臨著巨大的心理落差，承受著來自城市的被剝奪感。主要體現在：城鄉經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近年來城市生活水平相對提高較快，面對社會財富分配多元，收入差距較大的現實，外來人口出現心理失衡，羨慕他人出手闊綽盡情享受生活；外來人口離開農村到城里打工，工頭老板經常無故克扣民工的打工費，甚至根本不予兌現，他們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由于盲目流動，外來人口就業形勢嚴峻，再加上一些用工單位和個人，不講誠信拖欠其工資，而外來人口合法權益保障機制和相應救濟手段還很不完善。在這種城市生活的體驗中，外來人口原有的熟人關系網絡與熟人信任的作用力和作用范圍表現出弱化的趨勢，他們中的有些人因此不斷地積累著不滿和被相對剝奪的感覺，并逐漸形成一種強烈的情緒和失范行為取向，產生一系列越軌行為，甚至犯罪。

2．城市邊緣人的出現。在社會流動過程中，由于人們本身角色的變化和社會生活內容的改變，其文化背景也必然發生變化。我國目前正在涌向城市的農村流動人口，由于其自身的性質和特點，自然而然形成了“打工層”，他們離開了農村，卻又不能立即融入城市，而成為一批“邊緣人”，與城市之間的心理對峙日益嚴峻。社會學者李強說：“這個群體被城市排斥在邊緣位置上，沒有機會進入主體社會，他們往往在邊緣的、違規的亞文化群體中生活，對主體文化是完全不認同的。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從事著‘灰色’職業，輕微違法違規行為普遍存在?！痹谶@種城市生活的體驗中，帶給他們最直觀的感覺就是“城市中遍布陌生人”，原先在鄉土秩序中歷經生活磨煉建立起來的“熟人社會”一下子消失了，原先在鄉土秩序中自然適用的交往規則也一下子被了，外來人口群體陷入了茫然失措的尷尬境地。這些現象導致他們無法與“城里人”并肩作戰，他們中的一些行為往往與城市的各種規范格格不入。其作為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也只能以城市邊緣人的角色出現在城市之中，而這種社會失范行為便為犯罪現象的產生留下了空間。

3．社會轉型造成的“管理真空”。中國市場化改革起步較晚，市場規則還不健全。在新舊體制交替的過渡階段，由于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一系列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由于新舊體制的摩擦，難免出現管理真空。特別是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的發展，外來人口大批量涌入城市，他們脫離了原來所隸屬的農村社會規范體系，傳統的農村社會行為約束機制被解除；在進入城市社會后，由于種種原因，城市對外來人口的監控、管理出現漏洞，新的、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對外來人口的約束機制并沒有相應的及時形成或建立，或雖然建立但不具備管理外來人口社會行為的能力，這造成了對外來人口管理工作的相對真空。我國城市對外來人口的管理基本上沿襲了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管理思路，采取的仍然是以公安部門為主、以條為主、自上而下的防范型管理模式。迄今為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外來人口管理制度和管理機制尚未建立?，F行城市社會對外來人口的管理辦法充其量也僅是過渡時期的權宜之計，問題甚多。這使外來人口猶如懸在一種管理真空中，原地政府管得著但卻鞭長莫及，當地政府管得了又管不著，從而帶來社會危機。這些社會缺陷的客觀存在，勢必會導致社會失范行為的產生，并且這些失范行為無法在短時期內及時補救、消除，便為外來人口的犯罪提供了條件。

四、構建外來人口犯罪預防機制

不可否認，這幾年來Y鄉在外來流動人口管理工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隨著流動人口不斷增加，流動人口停留時間的延長，流動人口中大量深層次的問題正在日益顯露出來。一旦他們的正當權益受到侵犯，又找不到解決問題的合法途徑，就往往會用不合法的方式為自己討公道，由此釀成治安事件甚至犯罪。為了化解這種社會失范，實現外來人口社會化主體與對象之間的和諧，筆者提出以下措施以構建外來人口犯罪的預防機制。

1．公平、公正地對待外來人口。外來人口犯罪形成的原因很復雜，但觀念偏見以及由此造成的政策歧視等是當前導致外來人口犯罪現象日益嚴重的原因之一。為彌補這一城鄉之間的裂痕，減輕他們的“剝奪感”以及作為“城市邊緣人”的這一現實，創造平等公正的客觀環境，是預防外來人口犯罪現象產生的措施之一。第一，改革二元戶籍制度。長久以來，中國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城鄉差別，特別是城鄉二元戶籍制使得城市居民在社會保障、福利制度、勞動就業制度、教育制度、住房制度等等一系列權利和利益上享有“優先權”，而外來人口則根本無法享有。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就更能切身體會到在城市生活的這種不公平、不公正待遇，也給他們的心理帶來了巨大沖擊。因此，解決二元戶籍制度能從一定程度上減緩因為“剝奪感”的形成和作為“城市邊緣人”的原因而導致的犯罪現象的產生。第二，提高外來人口的素質。外來人口文化教育水平總體不高，是流動人口難以融入城市，引發社會問題，影響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流動人口管理工作中，應注意加強流動人口的法制觀念、道德品質教育，還要注意解決“外來人口二代”問題，加強對外來民工子女的正面引導與教育，使其健康成長。外來人口的素質提升了，才能使他們真正地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城里人”也才可能以公平、公正的眼光對待他們。第三，保護外來人口的合法權益。目前，X村的外來人口日益增多，雖然當地村民對外來人口的態度已經不像以前那么排斥，但普遍覺得外來人口大量涌入，造成對社會文明、衛生治安等多方面的影響。這是發展到一定階段必須付出的代價。我們不能因為這些壞的影響而否定外來人口對X村帶來的貢獻。應認識到外來人口也是中國公民，理應享有平等的公民權利，其合法利益理應受到法律保護。特別是對于外來人口由于經濟困窘而進行偷、搶等犯罪的問題，我們應切實從保障其合法權益入手，杜絕拖欠農民工工資等現象，規范職業介紹機構，使其充分發揮積極作用，避免欺詐等侵犯農民工合法權利等事件的發生。只有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才能有效預防犯罪的發生。

2．健全外來人口管理機制。強化外來人口管理機關的權威性，完善各項管理制度。第一，建立、完善農民工利益表達機制和激勵機制。在各級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組成中，按適當比例吸收農民工中的優秀分子。農民在一個城市務工到一定年限后，應享有與當地居民一樣的選舉權，有權參與當地公共事務的管理。應組織外來人口共同參加企業民主管理，充分發揮工會在農民工維權中的重要作用。政府有關部門在開展審批新建企業章程、登記注冊、日常檢查、勞動保障監察、稅收等工作時，應督促企業依法組建工會、支持工會正常工作。應加大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力度，把農民工作為法律援助的重點對象。政府應進一步加大對法律援助工作的投入，建立農民工法律援助專項資金，用于為農民工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開展法律咨詢活動、普法教育等開支。第二，健全完善管理網絡。建立鄉、村兩級立體的、多層次的管理網絡。目前Y鄉在鄉政府建立流動人口管理領導小組負責全鄉的外來流動人口教育管理工作，將綜治辦、警務區、市容、計生、村鎮等有關部門人員納入流動人口管理工作辦公室，并成立了鄉綜治工作中心，實行長期聯合辦公，在村級建立綜治工作站，建立外來流動人口管理服務站，取得了較好效果。這是一項較好的制度創新，應進一步探索并完善其工作機制。真正形成政府帶動、各方參與、條塊結合、齊抓共管，層層有人抓，級級有人管的組織網絡。不斷改進管理辦法，構建自我管理組織。重視外來流動人口自身的組織建設，形成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體系。如針對外來流動人口老鄉觀念重、彼此易溝通的特點，挑選其中有威信、素質好、有組織能力的人員擔任協管員、協教員；針對流動人口中有一定數量黨團員的實際，建立外來流動人口黨支部、團支部；針對外來流動人口青壯年多的現狀，成立外來流動人口民兵連和計劃生育協會等群眾團體等。通過以上這些方式，能使外來人口更好地融入當地生活，應該能成為預防外來人口犯罪率攀升的措施之一。

3．加大外來人口管理的整治力度。在外來人口管理過程中，經常組織力量對外來流動人口聚集地進行不間斷的清查整治，提高預防、發現、控制、打擊犯罪的能力。要經常性進行“滾動式”的循環清查整治。切實做到出租戶登記村不漏戶、戶不漏人，保持查一塊清一塊，整一片建一片，發展一方鞏固一方，不斷向常住人口、暫住人口、難點地段循環滾動。通過不間斷的“滾動式”清理整治，增強管理效果。首先是使流動人口遵紀守法的意識得到增強。實踐經驗得出，只要經常開展一些“滾動式”的循環清查整治，必然使房屋出租戶和流動人口能夠主動登記辦證，如X村所在的Y鄉警務區過去很少有人主動辦證，進行“滾動式”清查整治后，增強了他們的法律意識。截至2007年10月份，就有100多人主動來登記辦證，提高了登記辦證率和信息采集率，也減少了工作人員的工作量。其次是使流動人口自我防范意識得到增強。最大程度地減少過去那種一把小掛鎖、一扇破單門、物品隨地扔、外出敞開門的現象，減少了犯罪分子下手的漏隙，有效地防止被盜案件的發生。第三是使治安狀況得到明顯好轉，有效遏制流動人口發案上升勢頭，使人民群眾安全感得到增強。第四是使社會風氣得到明顯改善。減少出租與承租之間、常住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流動人口與流動人口之間的矛盾糾紛，形成和睦相處、鄰里守望的風氣。第五是使打防能力得到明顯提高。經常進行不間斷“滾動式”清理整治，提高發現線索，爭取破案主動權。如Y鄉警務區得到了房屋出租戶主和流動人口主動向公安機關提供各類違法犯罪線索10條，查處治安案件6起11人，偵破刑事案件兩起。考慮到X村的特殊區域位置及其經濟快速增長的現實，可以適當增加警力，以加大對流動人口犯罪的打擊力度，如在X村所在的Y鄉設立派出所等。

X村外來人口的犯罪現象折射出目前中國的一個重大社會問題，它是一個涉及面廣、社會性強，但政府和理論界研究十分不夠的一個實際問題。在本文中，筆者用社會失范理論來解釋這一犯罪現象產生的原因，但并沒有說明為什么更多的外來人口沒有選擇犯罪。本文中，筆者也就外來人口犯罪現象提出了構建預防體系的理論，但這僅是一家之詞，更多的還需要決策者們真正對外來人口生存狀況加以關注，這不僅僅是外來人口自身的問題，更重要的是事關整個社會穩定發展的問題，因此，非常值得進一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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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于對區政協委員第XX號提案的答復(大眾健康網)] XXX委員：

十分感謝您對XXX計劃生育工作的支持。您在區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上提出的第XXX號提案，經研究，現答復如下：

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流動人口和城鎮失業不斷增加，對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提出出了新的挑戰，正如您提案中指出的那樣，一些地方違法生育開始出反彈的趨勢，個別住宅小區甚至成為超生、躲生的“避風港”。區計劃生育局深刻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為解決這一問題，近年來從強化基層基礎工作、健全計生網絡入手，不斷加大對流動人口和城市特殊人群的計劃生育管理力度，努力提高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水平。重點采取了以下幾個方面的措施：[關于對區政協委員第XX號提案的答復(大眾健康網)]

一、加強隊伍建設，健全計生網絡。XXX是市委、市政府所在地，目前城區有縣級以上單位XXX個，城區科級以上獨立單位867個，城市常住人口共有XXX萬人，其中已婚育齡婦女XXX人，流動人口及特殊人群近X萬人，非在職已婚育齡婦女XXX人，管理與服務的任務比其他縣市都要多。這么龐大的一個人口基數，而一個社區從事計劃生育的專職人員只有XX名，管理服務的難度可想而知。為此，區計劃生育局積極建議，并經區委、區政府研究決定，在XXX年上半年，將城區XXX個社區劃分為XXX個責任小區，按照“區級聘用、辦事處管

理、社區使用”的原則，選聘了XXX名城市計劃生育專管員，來加大城區計劃生育的管理與服務。這一新制度運作以來，界定了每名城市計劃生育專管員的職責范圍，明確了目標任務，落實了計劃生育管理責任，目前，效果良好。XX年X月，XXX市專門在我區召開現場會，推廣我區的成功做法。

二、不間斷對住宅小區進行全面清理，最大限度堵塞違法生育漏洞。當前城市住宅小區的概念發生了根本變化，不僅包括開發商開發出售的商業住宅小區，還包括傳統意義上的家屬院。由于社會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有的原家屬院已全部房改出售給了干部職工，有的干部職工已將住房出售轉讓給了他人，有的單位家屬院中也租住了大量的無業人員、失業人員和流動人口。根據這種情況，每年年初，區計生局、四個辦事處和XXX個社區分別組織XXX余人，集中對城區所有住宅小區進行拉網式清查清理。一是搞清了城區住宅小區的個數，現有各類住宅小區XXX個；二是落實小區與社區的隸屬關系；三是搞清了各小區共入住的戶數（XXX戶）；四是搞清了各小區的總人口數（XXX人）和育齡婦女數（XXX人）；五是分別在各小區的物業管理部門建立了檔案；六是對清查出的計劃外出生及節育措施未落實的對象依法進行了處理。

三、堅持“責任區管理、多重管理、合同管理和集中清理”的工作方式，以制度落實責任。流動人口和特殊人群之所以難以實施有效管理服務，就在于這些人成份復雜、來去自由、居住分散、活動頻繁，被管理人群是流動的，而房主、業主是固定的，而通過房主、業主這

個中間載體，加之強有力的宣傳教育，就可以實施有效的管理服務。“責任區管理”就是把城區劃分了267個責任小區，各個責任區都明確了一名對本小區情況熟悉、責任心強的計生專管員為責任人，并掛牌顯示，責任區的計劃生育出了問題由專管員負責。流動人口生命力就是流動性，而責任人是固定的，不管流動人口流動到哪里，都有責任人盯上管理。“多重管理”就是流動人口居住的地域要管理并承擔責任，流動人口經營地點或服務場所所處的地域也要管理并承擔責任。“合同管理”包括房主（業主）和流動人口要填寫《出租房屋暫住登記表》、《流動人口就業登記表》；房主（業主）、流動人口及特殊人群與人口計生部門簽訂《出租房屋流動人口計生委托管理協議》《流動人口就業委托管理協議》；社區要和房主簽合同，要和業主簽合同，要和專管員簽合同，同時辦事處還要和社區居委簽合同，哪個環節出了問題，都要落實對有關責任人的處罰。“集中清理”就是每年進行若干次大規模、拉網式清理，逐片、逐院、逐樓、逐層、逐戶、逐人進行清理，做到了片不漏院、院不漏樓、樓不漏層、層不漏戶、戶不漏人、人不漏項、項不漏查。[關于對區政協委員第XX號提案的答復(大眾健康網)]

四、加大對違法生育戶的處罰力度，特別是加大對黨員干部和社會公眾人物違法生育的治理力度，全面體現基本國策的權威。對違法生育戶的處罰，主要分為經濟處罰和行政處罰。在經濟處罰上，主要政策依據是《XX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規定的標準，并根據違法生育的情節和危害程度對違法生育戶征收社會撫養費。行政處罰主要

依據是XXX年XXX市委、市政府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計劃生育工作的通知》（XX發[XXX]XX號文件），在職干部、職工計劃外生育子女的，除按規定征收社會撫養費外，要分別給予黨紀、政紀處分。

同時，正如您提案所述，城區計劃生育管理，特別是住宅小區管理也存在很多問題，有的小區超生還較為嚴重。究其原因，除工作不到位外，物業公司管理計劃生育工作的機制不理順也是重要原因，也是確實需要解決的。[關于對區政協委員第XX號提案的答復(大眾健康網)]

關于您提出的幾點建議，我們將認真制定措施，切實抓好貫徹落實。一是進一步加大城區流動人口及特殊人群清理清查的力度，重點清查一些住宅小區的死角；二是進一步明確城區計生專管員的職責，規范管理和服務；三是加大社會撫養費征收力度，凡是有超生現象的一律及時足額交納社會撫養費；四是抓好育齡婦女管理，確保查體制度落實；五是繼續堅持有獎舉報制度，加強社會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