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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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人民幣匯率制度；多元線性回歸

中圖分類號：F4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08-0003-04

一、我國通貨膨脹的現狀

金融危機來臨時,歐洲和美國都采取了量化寬松的政策。根據當時的形勢，中國政府宣布了“四萬億”投資計劃，這些政策非常迅速地把經濟從衰退中拉了出來。大量流動性注入市場后，隨之而來的是對通貨膨脹的擔憂。隨著經濟的開放程度越來越高，一國可能成為國際通貨膨脹的受體，也可能將本國的通貨膨脹釋放到國外[1]。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米爾頓?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隨時隨地是一種貨幣現象，如果貨幣的增長速度超過能夠買到的商品和勞務的增長速度，就會發生通貨膨脹[2]。數據顯示，隨著“四萬億”投資計劃的推行，2009年1月―2011年6月，我國廣義貨幣供應量（M2）平均增速為19.17%，見圖1。

圖1 2009年1月―2011年6月廣義貨幣供應量（M2）變化

數據來源：作者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查閱時間：2011/7/19）提供的數據編制

表4 2005年―2011年3月我國外匯儲備單位： 億美元

數據來源：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查閱時間：2011/7/19）提供的數據編制

表5 2007年底―2011年5月中國人民銀行資產

數據來源：根據中國人民銀行（pbc.省略/，查閱時間：2011/7/19）提供的數據編制

（二）國家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國內流動性過剩

受到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全球經濟陷入深度衰退，我國為了保持經濟繼續快速增長和促進就業，推出了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受到貨幣乘數的影響，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將會使貨幣供給量增加大約12萬億[3]。數據顯示，2009年1月―2011年6月，M2的平均增速為22.1%，信貸平均增速為17%。貨幣的大量發行勢必會對通貨膨脹造成巨大壓力。

（三）國際商品市場能源價格不斷上漲，帶來輸入性通貨膨脹

近幾年國際市場上原油、鐵礦石等為代表的大宗商品價格屢創新高，成倍上漲。2001年12月―2011年1月，能源價格指數上漲3．5倍多，原油現貨價格上漲3．9倍。一方面，我國對能源的進口依存度較高，國際能源價格的上漲會很快輸入到國內，而原材料的大幅上漲會通過生產鏈和消費鏈傳到下游產品，使價格上升；另一方面，市場流動性泛濫，但是由于缺乏投資渠道，人們為了彌補貨幣的機會成本和獲得超額利潤，大肆炒作部分商品，使得原材料的價格進一步上漲，加劇通貨膨脹。

（四）糧食價格上漲

人口的不斷增長和可用耕地的有限性導致糧食供給和需求的關系更加緊張，而全球糧食庫存的不斷減少直接導致了糧食價格的上升。同時，發達國家為了應對能源價格的上漲，大量消耗玉米加工而成的乙醇燃料，這也大大增加了對糧食的需求，糧食價格的上漲還會通過生產鏈和消費鏈傳導到蛋類和肉類，從而推動食品價格的全面上漲。

（五）勞動力成本上升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勞動力也出現了結構性的緊缺，長三角和珠三角許多民營企業出現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用工荒的”的出現增加了務工人員的談判議價能力。在糧食價格的上漲的背景下，很多外來務工人員重新回流到農村從事農業生產，使得勞動供給減少，這都對勞動力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統計數據顯示，城鎮居民人均收入2009年相比2008增長8.83%，農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長8.25%，勞動力成本的進一步上升會對通脹造成更大的壓力。

（六）全球流動性過剩

隨著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刺激計劃出臺，國際市場上流動性泛濫，為了刺激投資，促使經濟復蘇，很多國家幾乎保持著“零利率”，而中國還保持著2%―3%的利率，同時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并沒有改變。這些都促使國際資本涌入中國享受較高利率和匯率升值的雙重收益，但卻增大了本國通脹的風險。

四、我國通貨膨脹的計量分析

（一）數據定義和處理

本文對以下指標進行分析：CPI（與上年同期進行比較，CPI）、豬肉價格指數（與上年同期進行比較，CPI-PORK）、廣義貨幣供應量（M2）、紐約商品市場的原油價格（oil）、我國歷月貿易順差（TS）、上證綜指的收盤點數（shmarket）、我國城鎮居民收入（wage）、鄭州商品期貨交易市場強麥合約價格（wheat）、社會固定資產投資（I）、匯率（E）。以上數據除了CPI和豬肉價格指數是從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上獲取，其他的都是從萬得（Wind）數據庫中獲得。為了保證有足夠長的時間序列，采用了從2009年1月―2011年6月的月度數據，其中，城鎮居民收入只有季度數據，所以，對該數據進行平均后放入每個季度的三個月中。城鎮居民收入和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都是累計數據，所以要對數據進行差分，期貨市場的月度數據是用每周的收盤價進行平均來代替的。

（二）計量結果和分析

表6 Eviews回歸的結果

從表6中可以看出，DW統計量為1.96，接近于2，可以認為變量不存在自相關。F值非常顯著，所有變量總體可以解釋CPI的變化?；貧w方程的擬合度達到0.9694，說明回歸方程擬合的較好，整個回歸模型的設定誤差較小。從結果看，豬肉價格、貿易順差、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匯率回歸結果比較顯著，可以認為這四個因素是導致近期通貨膨脹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說，以豬肉價格為代表的農產品價格、長期的貿易順差而帶來的外匯占款增加、人民幣的升值和固定資產投資增加是導致本輪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由此看來，本輪通貨膨脹更可能是輸入型和需求拉動型。雖然外匯占款也會導致貨幣的投放增加，但是我們發現廣義貨幣供應量（M2）對CPI的影響并不顯著，所以可以認為流動性至少不是本輪通貨膨脹中最主要的原因。

我們通過歷史數據對這一結果進行檢驗，2004年1月―2006年12月，廣義貨幣供應量平均增長16.76%，但是CPI只同比平均增長2.39%，而2011年1月至6月，廣義貨幣供應量15.97%，CPI同比平均增長5.4%，這說明廣義貨幣供應量與CPI并不存在一一對應的增長關系。

這個結果給我們的啟發是：如果中央銀行一味采取調高準備金和提高利率的方法，可能不僅不能對降低通貨膨脹產生顯著影響，反而會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因為本國利率的提高會吸引國外資本流入，這會增加對本幣的需求，會使匯率進一步上升，而且流入的國外資本中的一部分會增加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這些都會對通貨膨脹產生進一步的壓力。

五、我國通貨膨脹的對策和建議

由前面的計量結果可以發現，貿易順差對通貨膨脹有顯著影響，而貿易順差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外匯占款實現的，雖然現在我國已經將強制結匯制改為自愿結匯制，但是由于人民幣一直處于升值的上升通道中，進出口企業獲得的外匯還是更愿意賣給銀行，以避免外幣匯率下降帶來的損失。外匯占款的壓力增加了被動的基礎貨幣投放，削弱了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降低了通過控制貨幣供給控制通貨膨脹的能力。

（一）進一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增強貨幣政策自主性

為了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中國人民銀行于2005年放棄盯住單一美元的匯率制度，轉而采取“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

筆者認為，在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過程中，在宏觀層面上，應該增加匯率制度的彈性和靈活性；在微觀層面上，應該讓更多的個人和機構參與到外匯交易市場中，減少中央銀行干預匯率的次數。一方面，在彈性匯率制度下，匯率不再呈現升值或者貶值的趨勢，投資者因此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因而能夠有效抑制投機資本的單向流動，減少資本與金融項目的順差，減少被動基礎貨幣投放，減輕國內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應該讓更多的個人和機構參與到外匯交易市場中。1996年，我國已經實現了外匯經常項目的可兌換，成為IMF的第八條款國。當前，我認為我國應該逐步放開居民和非居民資本與金融項目的可兌換，鼓勵個人對外進行投資。除了銀行間拆借市場外，應該建立可以讓個人投資者參與的外匯市場，交易主體的增加，可以增加匯率的彈性和靈活性，減少央行干預匯率的頻率，增強央行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二）在本輪通貨膨脹中，提高存款準備金不是一個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

在本輪通貨膨脹中，央行頻頻使用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由計量分析可以看到，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對通貨膨脹有顯著影響，加息可以抑制投資過熱，減輕通貨膨脹壓力。而提高存款準備金主要通過減少商業銀行信貸的供給量影響廣義貨幣供應量，而且我們已經看到，廣義貨幣供應量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并不顯著，但是提高存款準備金會加劇資源在行業和空間上的錯配，引起貸款的結構性失衡。一方面，商業銀行有限的貸款會投向投資回報快、利潤率高的行業，而像農業和養殖業，這兩個行業的利潤率本身較低，而申請貸款的往往是農民，申請的貸款資金流比較小，過多的小額貸款會增加商業銀行的管理成本，同時商業銀行出于控制貸款風險的考慮，往往不會批準農民的貸款申請，而這些行業的生產不足，將直接對物價水平產生巨大影響；另一方面，東部地區的對外貿易占到全國的90%以上，相對于中部和西部地區， 東部受信貸減少的影響會比較小，而中西部地區正處于高速發展期，信貸規模的減小會降低經濟增長率，拉大與東部地區的差異。

參考文獻：

[1] 赫爾穆特?弗里希.通貨膨脹理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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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匯率；利率

中圖分類號：F810.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08)41-0142-02

我國在走出了1997年至2001年的通貨緊縮后，經濟出現了從局部過熱到全面過熱的演繹。2007年后物價上升很快，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同期上漲4.8％。進入2008年第一季度CPI更是比上年同期上漲8％，PPI達到8％，大有趕超CPI之勢。這表明我國已進入了一個全面的通貨膨脹周期，需要在經濟調控中作為首要問題加以解決。

一、通貨膨脹的經濟學含義

通貨膨脹(Inflation)一般指因紙幣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中的實際需要的貨幣量而引起的紙幣貶值、全面上漲現象。其實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

紙幣流通規律表明，紙幣發行量不能超過它象征的代表的金銀貨幣量，一旦超過了這個量，紙幣就要貶值，物價就要上漲，從而出現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只有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才會出現，在金銀貨幣流通的條件下不會出現此種現象。因為金銀貨幣本身具有價值，作為儲藏手段的職能，可以自發地調節流通中的貨幣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貨幣量相適應。而在紙幣流通的條件下，因為紙幣本身不具有價值，它只是代表金銀貨幣的符號，不能作為儲藏手段。因此，紙幣的發行量如果超過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就會貶值。

對通貨膨脹的測度一般以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批發物價指數（Wholesale Price Index）、GDP平減指數（GDP Deflator）來定。

二、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成因

對于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一般理論認為是貨幣發行過多、需求過度、成本推動及生產結構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但通常情況下，通貨膨脹都是由諸多原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這里重點談三個方面的原因：

1.貨幣供給增長過快

持續的貿易順差，迫使中央銀行投放大量基礎貨幣，是我國目前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由于特殊的結售匯制度，近年來我國廣義貨幣M2一直保持著較高的增速。2003年至2006年我國M2年增長率平均高出GDP增長率5.4％。從貨幣流通速度來看，按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舍爾的著名貨幣數量論，提高貨幣流通速度，實際上也增大了貨幣供應量。如果以M2/GDP的比例來衡量貨幣流通速度的話，2007年我國貨幣流通速度為163.4％，而2002年到2005年平均高達180％以上，明顯處于過高的水平。

2.成本輸入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外貿依存度也越來越高。其中對大宗資源性商品的依存度已經達到了一個相當高的水平，預計2008年原油對外依存度達47％，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將達57％。以鐵礦石為例，2005年我國鋼鐵企業被迫接受日本與澳大利亞訂立的基準價格承受鐵礦石價格上漲71.5％的壓力。2008年在2007年價格的基礎上，又不得不接受65％的漲幅。從2006年以來國外大宗商品期貨價格不斷攀升，在這種情況下上游產品價格上漲通過價格傳導機制傳導到下游產品，從而引發了成本推動型的輸入型的通貨膨脹。此外，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升了企業的成本。

3.美元的持續貶值

按照貨幣主義者的看法，通貨膨脹是一種純貨幣現象。美國自IT泡沫破滅后，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從2001年到2003年6月美國聯邦基金利率從6.5％連續下調到1％，致使在以后幾年間美元流動性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2007年9月18日美國為挽救次貸危機，不顧潛在的通貨膨脹威脅，又連續降息4次，致使美元短期內大幅貶值。美國的國內信貸與GDP的比率從1999年的84％上升到2006年的98％。

三、治理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政策取向

既然本文前面論述可知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由多種成因共同作用的結果，所以在治理上就不能只用一種治理手段，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R.A.Mundell）提出的“政策配合說”，當經濟處在順差和通脹區域時，應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但鑒于國內經濟的復雜性，對有些政策手段也應有取舍：

(1)增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適當加快人民幣升值速度，減少通脹國際傳導壓力。長期來看，一個國家經濟高速增長，其實際匯率必然升值，這是一個必然規律。此規律已通過2006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斷創新高得以佐證。實際匯率升值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是名義匯率升值，另一種是通過通貨膨脹的形式實現。

(2)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貨膨脹的一把雙刃劍。貨幣主義認為通貨膨脹無論何時何地都是一個貨幣現象，強調貨幣政策目標的單一性，所以治理通貨膨脹應提高利率。在這種理論指導下，2007年已連續提高7次利率，利率達4.14％，往后還要不要再提高利率，國內學界正在熱議。

(3)價格管制。由于我國正在大力進行市場化改革，按理說這種有悖于市場化精神的做法不應提倡，但考慮到我國目前所面臨的通貨膨脹的輸入型特征，實行價格管制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等到時機成熟，再放開價格。

(4)我國政府應聯合世界對美國施加壓力，從而改變美國對美元貶值聽之任之的態度。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美國一直對我國的經濟政策指手畫腳，特別是1997年到2002年我國通貨緊縮期間，美國一直認為中國向世界輸出通貨緊縮。近年來又一直不斷地對人民幣匯率施壓，要求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而本文認為當前世界面臨的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是美元的大幅貶值，是美國到了為世界負責任的時候了。美國應采取切實措施，扭轉美元持續貶值的趨勢，使美元從弱勢貨幣變為強勢貨幣，從而從根本上消除全球通脹的根源。

作者單位:西安郵電學院繼續教育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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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巴西；惡性通脹；治理；啟示

20世紀80－90年代，巴西曾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為了應對高通脹，巴西貨幣當局用了20年時間，并兩次更換流通貨幣，才使經濟進入了平穩發展。從經濟發展的歷史角度，總結巴西治理通脹的經驗，探討巴西政府的經驗教訓，無疑對中國政府治理通貨膨脹具有借鑒作用。

關于上述時期巴西迅速從溫和通脹轉化為惡性通脹的原因，Cardoso認為是國際收支危機和克魯扎多的大規模貶值，而克魯扎多的失敗則是因為巴西政府采取的極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并缺少財政緊縮政策配合。高通脹不僅影響了消費者，也對企業經營和投資決策產生了影響，Ter－Minassian指出，由于通脹帶來高利率，在1980－1990年代初期，使得巴西企業經理在債務融資時格外謹慎，從而使得1990年代的巴西企業比其他國家企業融資杠桿比例更低。

不同學者對巴西中央銀行在治理通脹過程中所采取政策的效果判斷也存在差異，Donlbusch指出，1985－1986年巴西提出的以工資一價格聯動管制、匯率固定制、財政修正以及大幅度擴張名義貨幣量為核心的穩定計劃，在經濟和政治中取得了成功。Roger(2009)以巴西等南美洲國家為例指出，盡管大多數國家的通貨膨脹范圍經常缺失，但存在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通貨膨脹的治理效果和經濟增長明顯優于缺少這個目標制的國家。I.Jacome指出，中央銀行注入額外的貨幣進入金融體系通常會導致貨幣政策出軌，加劇宏觀經濟和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

一、巴西：經濟增長與通貨膨脹交織的50年

巴西經濟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其經濟曾以兩次“巴西奇跡”引起全球關注，也曾以惡性通脹成為全球典型，經過50年發展，巴西已經逐步成長為全球經濟重要力量。20世紀5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了進口替代戰略，通過制定和實施《發展綱要》，重點發展了包括能源、運輸、糧食、基礎工業和教育等5個領域內的30個重點項目，推動巴西經濟出現了戰后第一輪高速發展。1957－1961年，巴西農業產值年均增長5.8％，工業產值年均增長10.7％，通訊與運輸增長8.7％，GDP平均增長8.3％。更重要的是，由于產業鏈擴張，巴西經濟結構也得到明顯優化，改變了單一的農產品生產國地位，工業發展開始起步，尤其是汽車工業開始初步得到發展。

巴西經濟雖然出現了高速增長，但是也出現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在《發展綱要》實施的5年時間內，巴西的通貨膨脹率分別為7％、24.1％、39.4％、30.6％、47.7％。迅速發展的通貨膨脹不僅嚴重影響了經濟正常運行，而且引起了政局動蕩。此后巴西歷屆政府上臺后首先面對的問題是治理通貨膨脹。

由于巴西政府和民間儲蓄不足，而實施《發展綱要》需要大量資金投入，資金的主要來源就依賴于財政赤字和對外負債。在政府的主導下，巴西貨幣發行量高速增長，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4.7％，1959年巴西流通領域的貨幣量比1956年增長1倍以上，由此導致經濟中出現嚴重流動性過剩，通貨膨脹率也逐年攀升。1964年巴西推行了金融改革，一方面加強金融體系建設，以擴大經濟建設資金的來源，提高金融體系的效率；另一方面將通貨膨脹指數化，根據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確定產品價格、工人資，以緩解通貨膨脹對經濟的不利影響。

通貨膨脹指數化是一把雙刃劍，雖然短期內它緩解了通貨膨脹對經濟的不利沖擊，但通貨膨脹卻以預期的形式長期存在于經濟中，由此導致了通脹陰影在巴西經濟中揮之不去。通貨膨脹指數化預期使巴西資本形成更為困難，企業和居民過度消費，儲蓄意愿下降。由于居民和企業儲蓄率下降，資本形成機制遭到破壞，降低了巴西經濟發展的后勁，因此，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經濟發展出現滯脹，一方面高通貨膨脹現象繼續延續(1962－1967年，巴西通貨膨脹率分別為81.3％、92％、34.5％、38.2％以及24.9％)；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出現下滑勢頭，同期GDP增長率僅為1.5％、2.9％、2.7％、5.1％以及4.8％。

由于經濟滯脹，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放棄了既有的經濟發展戰略，由“進口替代型”轉向“出口主導型”，以提高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由于巴西資源豐富，以國際市場為導向的發展戰略的優勢很快顯現出來，1968－1974年巴西經濟出現了第二輪高速增長，GDP年均增長率超過10％，工業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2％，農業增長率為5.9％。同時，困擾巴西政府和人民的通貨膨脹逐步得到控制，通貨膨脹率逐年下降，1968－1973年巴西通貨膨脹率分別為25.5％、20.1％、19.3％、19.5％、15.7％以及15.5％。

1974年初，巴西政府通過了《第二個全國發展規劃》，大力引進外資，并擴大國家信貸規模，以圖加速經濟發展。這兩種手段均直接增加經濟體系中的流動性供給，導致通貨膨脹抬頭，到20世紀70年代末，巴西通貨膨脹重現20世紀60年代快速上升勢頭，1978年和1979年巴西平均通脹率為44.2％，對20世紀80年代巴西經濟產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巴西經濟開始出現滑坡，1980－1989年，巴西GDP有5年出現負增長，10年內年增長率僅為2.2％，遠低于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但通貨膨脹率卻逐漸失去控制，1980－1985年，巴西年均通貨膨脹率為343％，1986年以后，巴西通貨膨脹形勢迅速惡化，甚至還出現4位數的通貨膨脹率(見上圖)。

二、巴西惡性通脹產生根源及治理

巴西出現惡性通脹的主要原因如下：

1、政府財政開支龐大。一方面巴西政府為公務員提供相對優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巴西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加大了政府投資，由此導致巴西的財政赤字高達GNP的8％－12％。在缺少其他資金支持的前提下，巴西政府被迫依靠發行貨幣來彌補財政赤字，因此巨額財政開支是造成巴西惡性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2、貨幣發行量過多。為了拉動經濟發展，巴西政府大量發行信貸，推動企業投資，而巨額財政赤字也有賴于發行貨幣來支持，因此巴西的貨幣發行保持高速增長。這兩個原因均表明，巴西惡性通脹源于貨幣嚴重超量發行。如下表所示，巴西惡性通脹與其貨幣發行增長速度幾乎完全相對應，這印證了弗里德曼的那句話：“通貨膨脹問題本質上是貨幣現象”。

由于巴西惡性通脹源于流動性嚴重過剩，治理惡性通脹的關鍵便是消除過多的貨幣供給。1986年，巴西開始不斷推出改革措施，前后總計推出6個反通貨

膨脹政策，其中較成功的有克魯扎多計劃和雷亞爾計劃，克魯扎多計劃主要包括：廢除原有貨幣，以克魯扎多代替克魯賽羅，新舊貨幣的幣值之比為1:1000；繼續采用固定匯率制度，確定新貨幣兌美元的匯率為1美元=13.84克魯扎多；凍結物價水平，凍結期限為1年；凍結工資水平；取消浮動利率的國庫券，發行固定利率的國庫券；取消指數制，改變工資和物價基于預期通貨膨脹率調整的指數制；建立失業保險制度。這一計劃基本涵括了經濟生活的主要方面，有效消除了市場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實施以后通貨膨脹率迅速下降。但是1986年年末及以后，巴西通貨膨脹速度進一步加快，標志克魯扎多計劃的失敗。1993年12月，巴西又制定了《雷亞爾計劃》，該計劃包括：壓縮財政開支以削減財政赤字；出臺貨幣價值參照指數，以此作為工資和產品價格變動的基礎；廢除克魯扎多，發行新貨幣雷亞爾，新舊貨幣幣值之比為1:2750，同時實施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独讈啝栍媱潯吩诎臀魅〉昧孙@著效果，自1995年開始，巴西通貨膨脹率顯著回落，1996年巴西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兩位數，此后繼續下降，到2007年第3季度進一步降低至4.01％，這標志巴西的反通脹政策目標基本實現。

三、對中國的啟示

同為發展中國家，巴西和中國政府都有加快發展經濟的需要。巴西政府為了加快經濟發展，不顧貨幣發行紀律，濫發貨幣，導致經濟體系的流動性嚴重過剩，使經濟體系連續數十年出現惡性通貨膨脹。最終巴西政府經過兩次發行新貨幣，連續實施治理通貨膨脹的各種措施，才最終解決這一嚴重問題。當前，中國面臨的通脹形勢遠比巴西復雜。從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看，美、日在次貸危機和地震危機沖擊影響下，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通脹輸出殃及眾多國家；從國內經濟形勢來看，中國政府為應對危機，貨幣政策也過于寬松，信貸投放、政府投資規模一再膨脹，成為中國當前通脹勢頭抬升的重要影響因素；從國際貨幣體系來看，次貸危機后世界儲備貨幣美元的信譽已經遭到極大損害，歐元區經濟問題不斷，短期內歐元仍然難撼美元國際地位，而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國際市場對人民幣需求不斷抬升，加上中國政府的外匯集中管理政策，使得國際投機資金押寶人民幣升值，熱錢進出不僅規模增加，頻率也在加快，由此導致外匯占款數額不斷攀升。這些因素均表明中國治理當前通貨膨脹的難度不可低估。但是，巴西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通脹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嚴明貨幣發行紀律

巴西經濟體系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是貨幣發行過多，當經濟體系無法吸收過多的流動性時，通貨膨脹現象就不可避免。在通貨膨脹治理方面，巴西采取的通貨膨脹讓政策取得了較好效果，Knight認為，清晰的通貨膨脹目標至少具有三個突出優點：提高政策透明度，使公眾更好的理解中央銀行的政策目標；前瞻l生通貨膨脹目標使政策制定者在平滑沖擊時，貨幣政策不會過度反應；通貨膨脹目標制還會促使中央銀行負責，提高其政策的可信度。同時，要求政府采取可持續的財政政策，首先要禁止中央銀行自動為財政赤字融資。

對于中國而言，要治理通貨膨脹就必須控制貨幣發行量。歷史上中國曾經由于貨幣供給過多而引起了明顯的通貨膨脹。當前因國內外多種因素引起的流動性過剩仍然是中國通貨膨脹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央銀行必須嚴格控制社會信用投放總量，要限額發行現鈔，同時綜合采用數量和價格工具，強化公開市場操作工具的政策效果，建議央行以GDP增長速度為基礎，適當考慮通脹因素和貨幣流通速度，綜合決定廣義貨幣供給M2的增長速度。按照當前經濟發展態勢，筆者認為M2增長率以15％左右為宜。

(二)科學調節財政資金收支

巨額財政赤字及由此導致的貨幣發行過多是巴西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是財政赤字不是中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2l世紀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持續快速增長通道，稅收高速增長彌補了不斷擴大的財政支出，財政赤字規模十分有限。但是隨著財政收入激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財政儲蓄也快速增長并沉淀于金融體系，成為信貸擴張的重要基數。、

此外，各級政府為了拉動經濟增長，以財政資金和銀行融入資金大規模直接投資，也成為需求拉動型通脹的重要推動力。為此，建議我國政府把握經濟周期的繁榮階段，加速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特別是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并綜合考慮企業生產經營環境的變化，科學調節中小型企業稅負，以提高企業活力和經濟運行質量，減少金融體系沉淀的財政資金，間接降低社會信貸擴張基礎。

(三)稅收和匯率等多種政策搭配使用

巴西在治理惡性通貨膨脹時，綜合采用了價格管制措施、匯率政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連續多次改革才實現了穩定物價的政策目標。當前中國經濟體系的流動性過剩已經逐漸導致通貨膨脹率日漸上升，必須多管齊下，采取有效措施預防通貨膨脹繼續上升危及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適當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是當前中國政府的重要選擇之一。自從中國第二次匯改以來，人民幣對外匯率重新進入單邊升值通道，這種傾向使得大量境外資金流入中國，短期內不僅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在當前的匯率政策下也迫使央行投放本幣穩定匯率，央行固然可定期在公開市場發行票據沖銷外匯占款，但其不斷擴大的規模和不斷提升的沖銷成本也將使央行在長期中操作空間越來越小，最終影響到經濟體系的貨幣存量，因此建議央行提升人民幣對各種貨幣的匯率彈性，改變單邊升值預期，遏制境外資金流入。

篇4

關鍵詞：通貨膨脹;產生原因;措施

對于通貨膨脹的定義，經濟學界未能給出完全一致的解釋。一般來說是指在信用貨幣制度下，由于貨幣供應量超過流通中對貨幣的客觀需要量，而引起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的現象。這里我們要注意的一點是，物價水平是全面而持續的上漲，而并非是個例短暫的現象就能稱之為通貨膨脹。一般物價水平是指所有商品和勞務交易價格總額的加權平均數，也稱為價格指數。而衡量通貨膨脹率的價格指數一般有三種：消費物價指數、批發物價指數和國民生產總值平減指數。但是由于三項指數在計量時會產生差異，每項指數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各國所采用的標準也會不同。為了更全面的反映通貨膨脹的程度，一些國家采取三項指數并用的形式，我國在此基礎上還增加編制了居民生活費用指數、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指數、農村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等。

一、我國通貨膨脹成因分析

西方國家經濟學者對通貨膨脹的成因理論形成了三種具有代表性的論調，分別為需求拉上說、成本推動說和結構失調說。而我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歷了多次通貨膨脹，其形成因素也不斷演變，由單一到多樣，由簡單到復雜。但致使我國通貨膨脹形成的最根本原因還是社會需求的膨脹。在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引起社會需求膨脹的原因不同。在建國初期，由內戰拉動需求膨脹。在經濟建設期，由投資拉動需求膨脹。在經濟體制改革后，引起社會需求膨脹的因素就更加復雜了。將各個階段的因素總結起來，我國通貨膨脹的產生原因大致可分為投資膨脹、消費膨脹、成本推動和結構失調。

投資膨脹不僅僅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也同時映射出我國投資機制的不健全。許多單位、個人隨著投資浪潮盲目進行投資，未考慮成本效益以及風險的大小，使投資變相成為一味的資金供給。政府財政和銀行等金融機構對于投資往往持支持的態度，政府財政赤字、銀行加大貸款額度，所以使得貨幣的供給量過多，造成通貨膨脹。消費膨脹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后，工資增長幅度遠遠超過勞動生產率增長幅度，個人消費欲望強烈，加之集體消費也不斷增長，通貨膨脹由此產生。成本推動是指供給方面成本的提高而引起的一般價格水平持續和顯著的上漲。經濟體制改革以來，一方面工資薪酬等人工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原材料價格的增長，促使供給方成本的上漲。并且需求膨脹與成本推動之間又會產生相互刺激的作用。結構失調在我國主要表現在社會供給與社會需求的不對稱發展。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需求日益增多，而社會供給受限于生產技術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滿足社會需求。各類產業之間不均衡的發展，也導致供需不均衡。

二、治理我國通貨膨脹的措施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歷了多次較大的通貨膨脹。首次通貨膨脹開始于1983年，于1985年達到最高峰。1988～1989年由于多年投資膨脹、消費膨脹和結構失調等問題的積累，我國再度進入通貨膨脹時期。1993年開始，我國進入第3個通貨膨脹時期。緊接著從2003年下半年開始，連續3年的物價持續上漲、貨幣貶值。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了不小的影響。于2010開始，我國又進入新的通貨膨脹時期。據研究，一些專家認為2014年我國也將面臨通貨膨脹壓力。

縱觀我國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歷次通貨膨脹，其中既有經濟體制改革的因素，也有市場機制內部的原因，還摻雜著國外輸入等?？梢钥吹轿覈ㄘ浥蛎浺l因素比較復雜。結合我國的國情可知，僅僅通過利率與貨幣手段不能達到抑制通貨膨脹的目的。那么，鑒于我國的實際情況，應當采取下列措施。第一，財政金融緊縮政策。通貨膨脹通常是與貨幣的過量供應、需求的過分膨脹相聯系，所以采取緊縮的財政政策抑制需求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財政部門削減支出、減少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另一方面增加單位和個人的稅收負擔，以抑制社會總需求的膨脹。在運用財政政策的同時，也要采取相應的貨幣政策，縮小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貸款規模和中央銀行的貨幣發行量。貨幣政策通常有三種慣用手段，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再貼現率和運用公開市場業務。第二，管制工資和物價水平，但是這種手法一般是用于緊急情況。第三，以新的幣制代替舊的幣制。由于在舊的幣制下產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混亂局面，所以干脆就建立起一種新的幣制。但僅僅改革幣制是不夠的，仍需配套采取相應的穩定措施。第四，加強對國民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會出現不定期的投資熱潮，一旦投資膨脹，相應的各種原材料價格便會瘋長。所以應當調整我國的投資機制，防止過度投資。第五，續完善市場定價機制。我國仍存在部分行業、企業的壟斷現象，其掌握著行業的定價權，會給其下游各企業產生價格上的壓力。所以，應當進一步開放市場，完善市場定價機制。

三、結束語

篇5

關鍵詞： 人民幣匯率 通貨膨脹 匯改 貨幣政策

中圖分類號：F822.5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8-020-04

一、引言

2007年以來，我國國內物價水平不斷上漲，以物價指數的上升速度衡量的通貨膨脹率出現近年來的最高水平，在金融危機時期出現短暫的下行態勢后仍在高價位上持續攀升，其內外部誘因應作多角度多層次的綜合剖析。而2005年7月,我國推進的人民幣匯率彈性化改革，使人民幣匯率在匯改后的通脹高企時期扮演著與利率、準備金率等相同的平抑通貨膨脹的貨幣政策工具的角色。

既有國外文獻在匯率變動與通貨膨脹之間關系的研究上，主要通過“匯率的物價傳導效應”（Menon，1995），如匯率變化最終可以顯著傳遞到國內價格變化（Choudhri and Hakura，2006）。但在經驗研究上，匯率變動對國內價格水平的傳導效果也表現出較大的差異，如Leith（1991）認為，匯率波動將國際市場價格完全地傳遞到了博茨瓦納的國內價格，Kim（1998）基于回歸模型的實證研究表明，美元匯率與美國價格指數之間在長期內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性。McCarthy（1999）通過回歸模型對1976―1998年主要工業化國家匯率對物價指數的傳遞效應進行研究，結果表明，大多數工業化國家匯率對消費者價格的傳遞效應是適中的。

國內研究在人民幣匯率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傳遞效應的研究上還存在著諸多的爭論。一種觀點認為二者之間沒有直接的關系，例如貝多廣和朱曉莉（2007）的研究認為，人民幣升值對通貨膨脹存在潛在影響，但人民幣對外升值會導致國內資產價格的膨脹，而不是體現在傳統意義的CPI上漲。這與Li和He（2007）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即人民幣升值會促成流動性過剩，進而推高資產價格，但并未顯著影響通脹率變化。而另一種觀點認為匯率的波動與通貨膨脹之間具有替代關系，即認為匯率的持續升值可以降低國內通貨膨脹率，或者說人民幣升值可以抑制國內的通貨膨脹，并提出應加快人民幣升值的建議，如“應以較穩定的人民幣匯率作為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工具”（唐東波，2008）；“人民幣加速升值是對抗中國通貨膨脹“最有效”的方式”（哈繼明，2007）；“人民幣大幅快速升值是解決中國通貨膨脹的‘唯一’出路，否則中國必須接受高通貨膨脹”（Liang和Qiao，2007）。

由此可知，對于人民幣匯率與國內通貨膨脹的關系存在著諸多爭論，若“人民幣升值能夠抑制國內通貨膨脹”，那么在 2005 年匯改以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也應具有較匯改前更強的統計上的顯著性。但從新匯制運行60多個月的宏觀數據來看，盡管人民幣持續升值，雙向浮動特征明顯，匯率彈性顯著增強，但通脹壓力依然如影隨形，揮之不去，國內的通脹水平居高不下。為解開這一謎題，本文擬從匯改前后兩個階段的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走勢之間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檢驗與分析，系統地研究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動態關系，并從這一角度度量新匯制對我國貨幣政策績效的改善效應。

二、匯率變動傳遞效應的模型構建

Takatoshi Ito，Yuri N.Sasaki & Kiyotaka Sato（2005）認為，匯率波動對價格的理論傳導路徑主要通過外匯儲備和貨幣供給渠道。匯率波動通過影響國內外資產的相對價格,刺激跨國投資和熱錢的流動, 從而影響外匯儲備, 在央行貨幣沖銷不完全的情況下, 貨幣供給將隨之發生變化, 這種變化將最終傳導到國內價格中去。據此，本文構建人民幣匯率―外匯儲備―貨幣供應量―通貨膨脹之間的宏觀傳導模型如下：

其中，LER為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LFR為外匯儲備，LM2為廣義貨幣供應量，LCPI為通貨膨脹率，各變量均為月度數據（由于分時段進行驗證, 要求樣本比較大, 所以采用月度數據），時間跨度為2000年1月-2010年12月。將整個樣本區間分為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前時期（2000年1月-2005年8月）與匯率制度改革后的時期（2005年9月-2010年12月）兩個階段。外匯儲備數據來源于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廣義貨幣與通貨膨脹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來源于國際金融統計(IFS)，是一種加權匯率, 權數為各國與我國的貿易額占我國總貿易額的比重,并經過了指數化處理(以2000年1月為基期100),采用間接標價法標價,指數上升表示人民幣升值。為消除季節影響因子，各變量均用 X-12做季節調整。

如果當期的LCPI與當期的LER、LFR、LM2、LCPI以及前期的LCPI均為一階單整序列，且它們的線性組合為平穩序列，那么我們可以求出誤差修正序列，并建立誤差修正模型如下：

三、實證結果及分析

檢驗各變量的平穩性是進行協整檢驗以及建立模型的前提。本文采用ADF單位根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詳見表1、表2。

在檢驗時,依據赤池信息準則(AIC) 的最小化原則選擇趨勢項,以及確定常數項是否存在,確定最優滯后變量的階數,即設定單位根檢驗的基本類型 (c,t,q)。通過檢驗,從表1可以看出,LCPI,LER,LFR,LM2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設,為非平穩變量。其次,分別對它們取一階差分,結果確良LCPI、LER、LM2、LFR在1%顯著性水平下均拒絕原假設,為平穩變量,即所有變量均為一階單整,I(1)。

（一）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長期關系效應研究

由于VECM模型構建的前提是協整序列，所以應先進行協整檢驗，在獲取協整信息的基礎上構建VEC。 由于各變量都為一階差分平穩序列,本文采用 Johansen 極大似然估計法進行協整檢驗以判斷LER、LM2、LER與LCPI之間是否存在一種長期穩定的關系。根據AIC和SC準則，確定了匯改前與匯改后的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均為5，即VAR（5），經穩健性檢驗模型是平穩的。在此基礎上進行協整檢驗，經數據生成檢驗得到系統沒有線型趨勢, 協整方程有截距項沒有趨勢項。

由表3可知，匯改前的跡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檢驗表明以上變量存在1個協整關系。即LER、LM2、LNEER與LCPI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

協整方程：LCPI=0.590709LER+0.282277LFR+0.497007LM2

（2.3912）（-3.1573） （3.6774）

從上式可以看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與通貨膨脹膨脹呈正向關系，即人民幣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對通貨膨脹率有一點的驅動效應，外匯儲備與廣義貨幣供應量變動與通貨膨脹率的變動呈正相關關系。

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 (VECM) 為:

D(LCPI) =- 0.1860* ECMt-1- 0.0926*D(LCPI(-2)) + 0.08887*D(LCPI(-4)) + 0.1046*D(LER(-2)) + 0.1204*D(LER(-4))+ 0.0689*D(LFR(-2)) + 0.0216*D(LFR(-4)) - 0.1208*D(LM2(-1)) - 0.04107*D(LM2(-3)) + 0.0042

模型穩健性良好，對模型中不顯著的差分項進行了剔除，所有解釋變量的差分項的系數反映各變量的短期波動對被解釋變量的短期變化的影響。誤差修正項的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為負值，說明通貨膨脹在短期內具有向長期均衡水平調整的動態調節機制。從該系數(-0.1860)來看，系數的絕對值比較小，說明通貨膨脹與匯率之間的均衡關系在偏離長期均衡狀態時，模型對其調整到均衡狀態的調整力度較小，即當短期波動偏離長期的均衡時，將以0.1860的調整力度拉回到均衡狀態,這說明CPI是趨于自我穩定。

匯改后的跡檢驗量以及最大特征根檢驗量表明LER、LM2、LER與LCPI四變量之間存在2個協整關系。

協整方程為：

LCPI=2.6373*LER+0.2603*LFR+ 04988*LM2+13.8326

（6.2912） （4.6952） （2.8329）

協整方程顯示，與匯改前相同，長期內，人民幣匯率波動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呈現正向關系，外匯儲備與廣義貨幣供應量與通貨膨脹之間呈正向變動。

相應的誤差修正模型 (VECM) 為:

LCPI= - 0.0718* ECMt-1+ 0.0575*LCPI(-1) - 0.1173*LCPI(-3)- 0.2185*LCPI(-4)+ 0.2554*LER(-1)+ 0.0471*LER(-2) - 0.0911*LER(-3)- 0.0163*LFR(-3)- 0.0751*LFR(-4)+ 0.0245*LM2(-2)+ 0.0925*LM2(-3)+ 0.1199*LM2(-4)+ 0.0003

誤差修正項通過了1%顯著水平的檢驗, 說明長期均衡對短期波動的影響顯著。從估計系數來看,名義有效匯率對通貨膨脹的影響較為顯著。模型的短期調整系數達到- 0.0718,各變量向均衡方向的調整速度較慢。同時，方程顯示，人民幣匯率變動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均存在著長期的均衡關系，但匯改前的人民幣匯率波動對通貨膨脹的負向影響要比匯改后小，二者之間短期波動的引致關系在匯改后的時期較為密切。

（二）人民幣匯率對通貨膨脹率的短期傳導效應

為進一步觀察人民幣匯率波動在短期內對通貨膨脹造成的動態影響過程，本文運用廣義脈沖響應函數法分析匯率變動在短期對通貨膨脹產生動態影響的路徑以及程度。這種脈沖分析方法不依賴變量在模型系統中的排序，因而結果更為穩健。分析結果如圖1與圖2。

圖1顯示，匯改前，在整個分析期內，短期內匯率的波動對通貨膨脹率形成持續逆向沖擊，沖擊效應在第3期上升至零后開始快速衰退，逆向效應增大。由圖2可知，匯改后，匯率波動在前3期對通貨膨脹形成正向沖擊，但從第3期開始快速衰退，之后保持長度約為9個月的負向效應，衰退的速度與幅度均要大于匯改前。由此可見，在短期內，匯改后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更為敏感，且逆向影響強度更大。

由匯改前后兩個時期的分析結果來看，無論在匯改前還是在匯改后的時期，人民幣匯率波動短期內對通貨膨脹形成的逆向沖擊占主導地位，因此，從短期來看，匯率對通脹預期的沖擊符合利率平價理論，即本幣升值將導致國內名義利率水平上升和國內通貨緊縮，從而抑制通貨膨脹。

接下來以累積脈沖響應函數來量化人民幣匯率對通貨膨脹率的傳遞效果。用匯率沖擊發生T個月后通貨膨脹的累加變動率除以T個月后人民幣匯率的累加變動率，得到匯率對通貨膨脹的傳遞效應，見表4。

其中，是匯率沖擊發生j個月后的通脹變動率，是相應的匯率變動率。

由表4可知,匯率沖擊發生后，匯率變動初期對通脹的影響并不明顯,但隨著匯率波動對通脹逐漸產生逆向效應。匯改后的名義有效匯率的通脹傳遞效應在總體上要比匯改前的傳遞效應更強,且在不同的滯后期較匯改前的傳遞效應都要強。

四、結論與啟示

本文通過構建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率傳導理論模型，對匯改前后兩個階段的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動態關系進行實證研究，并得到了許多重要的實證結論。

1.研究表明，在長期內，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著長期的正向協整均衡關系。但在短期內，無論在匯改前還是在匯改后，人民幣匯率對通貨膨脹率有一定的逆向沖擊，這種逆向沖擊在匯改后的程度表現得更強。

2.從我國的實踐經驗與數據來看，短期內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的效果并未達到預期狀態，究其原因，筆者認為人民幣升值在某種程度上僅僅有助于緩解部分外來輸入型通脹壓力，而對于來自內部原因造成的通貨膨脹的作用不大。由于近年來國內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從根本上驅動了本輪通貨膨脹，因此，匯改后人民幣持續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并未有多大的效果。另一方面，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的不完全性導致匯率對通貨膨脹率的影響度相對較弱，意味著人民幣升值對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抑制作用有限。

3.從長期看，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的正向均衡關系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會驅動通貨膨脹率，這與匯改后的實踐經驗相符。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后，人民幣升值期間我國的物價指數也一路走高。究其原因有兩個方面，第一，匯改后的人民幣匯率波動較為頻繁，并隨著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完善與改革，人民幣匯率逐漸從低波動向高波動轉變，當人民幣升值幅度較大時，升值的沖擊顯示出明顯增強的持續性，體現出了升值預期的作用和人民幣加速升值的趨勢對通貨膨脹率的驅動作用。第二，我國持續多年的巨額貿易順差，加上人民幣的單一方向升值使得熱錢及套利資金流入，中央銀行在進行被動對沖的同時，貨幣供應量增長率持續上升，導致持續不斷大量流動性推高了國內的相關物價水平。因此，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物價上漲的持續推動效應遠大于人民幣升值對國內物價的緊縮效應 。

4.從上述研究結論可知，新匯制對我國貨幣政策績效的改善效應有限，主要是貨幣政策受制于缺乏彈性的匯率政策，盡管現階段人民幣匯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與利率、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相同的角色，但人民幣升值抑制通脹的思路在通貨膨脹高企時期是不可取的，匯改后的實踐印證了這一點。這一結果暗示，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轉軌時期，匯率制度作為貨幣政策工具對貨幣政策的效果有限。從現有的匯率政策而言，應增強匯率彈性，進一步放寬現有匯率波動幅度，在現有波動區間內加大各幣種幣值兌換的市場化程度，從而消除人民幣升值預期，弱化人民幣升值對通脹的驅動效應。

基金項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規劃基金項目“新時期中國財政貨幣匯率政策績效評價與政策搭配研究:兼政策搭配管理當前通脹預期研究”(10YJA79000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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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Choudhri, D. and Hakura 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o Domestic Prices: Does the Inflationary Environm Matte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6, 25,614-639.

3.Leith, J. C., 1991, “The Exchange Rate and the Price Level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Botswan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13）, No.2, 309―315.

4.Kim, Ki-Ho., 1998, “US Inflation and the Dollar Exchange Rate: A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pplied Economics, Vol.（30）, 613―619.

5.McCarthy, J., 1999, “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s and Import Price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Some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BIS Working Paper, No.79.

6.貝多廣,朱曉莉.試析人民幣對外貶值和對內升值并存[J].經濟研究,2007(9):32-48.

7. Li, S. and He J. Excess Liquidity Control Requires Multi-pronged Approach. China Economist, 2007, 1, 19-29.

8.唐東波.人民幣匯率與通貨膨脹率的動態關系研究[J]，經濟科學，2008，（4）.

9.哈繼銘.貨幣緊縮和人民幣升值是對抗通脹最有效的方式[N].上海證券報,2007-12-7（8）.

作者簡介：

篇6

如此創紀錄的貨幣發行規模和速度，引發許多關于通貨膨脹的擔心，尤其是，“已經形成”新一輪“通脹預期”的觀點也越來越強烈。

筆者認為，為了能更準確地判斷經濟形勢，把握政策走勢和應對的策略，有必要對“通脹的擔心”和“已經形成”通脹預期的觀點作更嚴格的區別和更深入的研究。

筆者認為，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這一輪通脹，帶來任何學術殿堂都做不到的教育成果：社會不同群體都認識到通脹是一個貨幣現象，通貨膨脹與較大、較快的貨幣發行增長有關。另一個社會成果是，認識到通脹預期與真實通脹形成的關系。通脹預期會轉變成真實通脹，防止通脹要從防止通脹心理預期著手。

到目前為止，貨幣發行的空前增長，讓人們產生了對通脹的擔心，只能說是大家對通脹形成原因的一種啟示性的推理，是一種知識性的認識。擔心空前的貨幣發行可能會引發“將來”的通脹，這個推理順理成章。但這種對未來的分析和判斷與通脹預期的形成，特別是“近期”就要發生“通脹的預期”，或者通脹的心理預期的形成，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煜涱A期與對通脹貨幣現象的理解、分析和判斷，可能誤導、誤判真正的通脹風險與通脹趨勢性的討論和認識

通脹預期或者通脹心理預期的形成，嚴格說來，不僅僅是存在對“不確定期限的未來”通脹的擔心和判斷，而是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已經切實影響了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正常行為。

強烈的通脹預期會使消費者認為價格還將不斷上漲，于是開始搶購一些并非必需的商品，人為造成需求的上升；生產商認為價格會不斷上漲，便改變正常的銷售行為，刻意囤積商品，以期隨著價格上漲，將來用更高的價格出售，謀取更高收益，人為造成供給不足。需求的上升和供給不足，結果是推動價格進一步上升。價格上漲要求工資上漲，工資上漲對貨幣需求乃至貨幣供給上升，經濟運行中的貨幣在更高水平上均衡，如此循環，通脹預期就變成了真實通脹。

但是，當前中國經濟運行中的消費行為是審慎的，并無為了避免減少價格上漲而去搶購的現象；生產商還在去庫存化，消化存貨，而非囤積商品待價而沽?？梢?，當前中國經濟沒有形成所謂“通脹預期”。

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是判斷通脹預期的主要指標。目前債券市場上十年國債利率態勢穩定，說明最市場化的信號并未顯示任何通脹預期的跡象。

大量經濟學實證研究顯示，貨幣發行增加與通貨膨脹發生，一般有兩到三年的滯后期。2001年，美國為了盡早擺脫IT泡沫破滅帶來的經濟衰退而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把1％的低利率保持了兩年之久。到了2004年，全球大宗產品價格開始大幅上漲，房地產市場資產價格開始膨脹，全球出現流動性過剩。時間間隔是三年之久。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爆發全球通脹，全球70個國家通脹達到兩位數。此時距2004年開始的全球流動性過剩，也是三年之久。

2004年中國遭遇全球的流動性大規模流入，人民幣受到升值的壓力，外匯儲備積累大幅增長，結匯造成國內流動性過剩，在2007年下半年開始形成這一輪通脹，2008年上半年通脹達到最高水平。通脹的醞釀，剛好也是3年。

應該注意到，大規模貨幣發行一般是應對經濟危機或者經濟衰退的政策行為。在經濟沒有被有效激活之前，貨幣發行遭遇不同程度的“流動性陷阱”，不可能發揮立竿見影的影響。真正通脹預期形成應該是在經濟不僅開始復蘇，而且有效需求被激活，貨幣隨經濟活動開始較快循環，產生數倍的乘數效應和創造貨幣能力，推動經濟較快的增長，帶動價格水平加快上漲的時候。所以，沒有任何通貨膨脹是與貨幣發行如影隨形的。

篇7

關鍵詞： 通貨膨脹；貨幣供應量；因果關系

1、引言

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之間存在長期影響關系，擴張或收縮貨幣供應量將增加或降低價格水平。然而，國家持續采取降低資本市場流動性和保持低利率的政策措施，貨幣政策的擴張作用，并沒有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發生。長期保持名義利率處于低位的政策，不僅對投資需求的刺激效果甚微，同時導致了消費品價格的持續上漲。無論理論分析還是實證檢驗，通貨膨脹和貨幣供應量增長的短期和長期聯系，必須要和現實的經濟環境結合起來。通過這種方式，經濟的均衡水平直接影響貨幣供應量的增長與通貨膨脹率的關聯性。貨幣供應量的增長速度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影響關系受到總需求和總供給變動的影響。本文以貨幣數量論為理論基礎，考察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在中國的增長速度的相互關系，使用1998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相關數據，對我國通貨膨脹率與貨幣供給增長率進行實證檢驗，通過單位根檢驗，協整分析與因果關系檢驗的方法來研究我國通貨膨脹率與貨幣供給增長率兩者之間的因果關系。

2、通貨膨脹率與貨幣供給增長率相互關系的理論研究

2.1貨幣供應量的層次劃分

中央銀行出于宏觀監測和宏觀調控的需要，根據貨幣流動性高低的差別，需要將貨幣供應量分為不同的層次。我國現行貨幣統計制度將貨幣供應量劃分為三個層次：M0 ：流通中的現金，指單位庫存現金和居民手持現金之和，其中“單位”指銀行體系以外的企業、機關、團隊、部隊、學校等單位；M1：亦稱狹義貨幣供應量，指M0 加上單位在銀行的可開支票進行支付的活期存款；M2 ：也稱廣義貨幣供應量，指M1 加上單位在銀行的定期存款和城鄉居民個人在銀行的各項儲蓄存款以及證券公司的客戶保證金；M3 ：指的在M2的基礎上再加上金融債券、商業票據和大額可轉讓存單等。其中，M0 、M1 、M2 、M3 的流動性依次降低?，F實情況中，由于M1 與M3 具體數據難以得到，按照通用做法，本文使用M2 的增長率gm來計算貨幣供給增長率。

2.2通貨膨脹理論研究

2.2.1凱恩斯提出的通貨膨脹成因理論

早在1936年，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J.M.Keynes）就提出了通貨膨脹的成因理論，其核心觀點為：貨幣供給量越高就會導致利率越來越低，而利率的下降將造成經濟體投資需求的增加，進而導致總需求增加，而在整個社會實現充分就業后供給將會變得無彈性，這就導致了通貨膨脹的產生。

2.2.2貨幣數量論的貨幣中性理論

貨幣數量理論認為，通貨膨脹是由貨幣供給的快速增加導致的。貨幣數量論者認為貨幣是中性的，資產價格水平由一國發行的貨幣量決定，資產的價格隨著貨幣數量的增加而上漲。20世紀初，在此基礎上，費雪與馬歇爾對貨幣數量論進行了進一步的發展和完善。

3、通貨膨脹率與貨幣供給增長率的實證分析

在經濟學理論中，說到通貨膨脹的時候，貨幣供應量的變化是個繞不開的話題，經濟學理論一直在研究通貨膨脹變動與貨幣供應量之間的關系。在這里，為了便于研究，我們用廣義貨幣M2 的增長率來表示貨幣供給增長率，用gm表示，使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的增長率來表示通貨膨脹率的變化，用gp表示。本文采用1998年至2013年16年來每年第一季度數據來研究兩者之間的關系。

表1中國通貨膨脹率與貨幣供給增長率 單位：%

3.1單位根檢驗

我們利用Eview軟件分別對兩個時間序列進行ADF檢驗，在這個檢驗過程中，應在確保模型正確設定的情況下確定最優滯k后項，并且結合使用赤池信息準則（AIC）。

首先做貨幣供給增長率平穩性的檢驗。通過檢驗我們可知，包括截距、時間趨勢項與一階滯后項的模型是適當的模型，檢驗結果得適當檢驗模型為

對于隨機干擾項，我們通過LM來檢驗它的一階自相關性，可知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性，因此我們選擇設定的該模型是正確的。從gmt-1的參數值看， t統計量的ADF檢驗在顯著性水平小于10%的情況下，接受H1，拒絕原假設H0，，說明時間序列是I（0），即它是平穩序列。

然后我們對通貨膨脹率平穩性進行檢驗。通過檢驗我們可知，包括截距、時間趨勢項與一階滯后項的模型是適當的模型，檢驗結果得適當檢驗模型為

對于隨機干擾項，我們通過LM來檢驗它的一階自相關性，可知不存在一階自相關性，因此我們選擇設定的該模型是正確的。gmt-1從的參數值看， t統計量的ADF檢驗在顯著性水平小于1%的情況下，接受Ht，拒絕原假設H0，說明時間序列是I（0），即它也是平穩序列。

3.2協整分析

考慮時間趨勢，對于1998年至2013年的時間序列，由于貨幣供給增長率gm與通貨膨脹率gp都是I（0），由此我們可以進行協整分析。具體步驟如下：

首先，建立貨幣供給增長率gm與通貨膨脹率gp的回歸模型，并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下：

據此，可得到殘差項

現在我們得出了gp和gm的回歸方程，但是我們還無法知道被解釋變量gp和gm解釋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到底是不是存在，這樣的回歸可能會是一個偽回歸。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進行協整檢驗。

第二步，檢驗的單整性。如果為穩定序列，則認為變量，為（1，1）階協整；如果殘差項為一階單整，則認為變量，為（2，1）階協整。我們可以通過DF檢驗或ADF檢驗來檢驗的單整性。因為協整回歸中已經包括截距項，所以在檢驗模型中可以不再用截距項。如使用模型：

如果在檢驗時，拒絕了零假設，就可以說明X與Y是協整的。

從檢驗結果得適當檢驗模型為

3.3因果關系檢驗

通過協整檢驗結果，我們可知貨幣供給增長率gm與gp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長期的均衡關系，但這種均衡關系存不存在因果關系，以及因果關系具體是什么情況還要做進一步的檢驗和驗證。

以上檢驗結果顯示，貨幣供給增長率gm與gp通貨膨脹率的因果關系隨著滯后階數的變化而變化。當滯后期數較低時，處于1和2的時候，在5%的顯著水平下的檢驗結果都接受了原假設，顯示貨幣供給增長率gm與gp通貨膨脹率兩者沒有因果關系。當滯后期數較高時，處于3和4的時候，在5%的顯著水平下的檢驗結果都拒絕了原假設，顯示貨幣供給增長率gm與gp通貨膨脹率兩者存在因果關系。也就是說貨幣供給增長率是通貨膨脹率的格蘭杰原因，同時通貨膨脹率也是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格蘭杰原因。

4、治理通貨膨脹的對策建議

通過實證研究，在了解通貨膨脹形成的各項因素后，結合我國現階段具體國情，對治理通貨膨脹提出一些對策建議：

第一，改善計算方法。一個國家的計算方法對一個國家的影響非常重大，不但影響著一個國家財富的分配，并且對一國消費者支出預算與投資者的投資決策十分重要，是國家政府決策和央行出臺貨幣政策的重要依據。我國先現階段計算中，仍未將房價納入計算體系，而房價的變化對老百姓生活的影響十分明顯。因此，我國應當改善計算方法，考慮在的計算中加入商品房的合理權重，更是經濟形勢的發展，合理調整個商品的所占比重，使之真正適合中國經濟的發展，真實反映物價變動水平。

第二，降低輸入型通貨膨脹風險。隨著經濟全球的程度及我國對外開放程度越來越高，大宗商品價格變化導致的通貨膨脹多我國的影響越來越大。而大宗商品往往對一國經濟的發展至關重要，石油、礦產類大宗商品對經濟的影響面非常大，這些商品的價格波動容易對國家經濟發展帶來比較大的破壞，并會影響其他商品的價格跟隨變動。這些大宗商品的變化容易對我國形成輸入型通貨膨脹。所以，我們需要做出一些努力來降低國際大宗商品價格變化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一是通過加強戰略資源的國家儲備，平衡短期快速波動對國內的影響。二是提高我國的全球競爭力，提高我國對大宗商品的議價能力，獲取定價權。

第三，促進產業結構的改進，改善經濟發展模式。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一直保持著很高的增長速度，國民生產總值得以較快速度的增加，迄今為止已變成世界第二經濟體。然而，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很多的問題也開始展現出來，包括環境的破壞，能源使用效率一直較低，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等等。單一的強調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不適合我的現階段的國情，不利于經濟的健康平穩發展，沒有可持續性，同時也付出了高通脹的代價。所以，我們應當改善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產業結構的轉型。把以前依靠高能耗、低效率、勞動密集型的發展方式向技術密集型，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方式轉變。從根本上杜絕由成本推動拉高物價水平情況的發生，實現經濟長時間的可持續發展。通過政府合理的調節，通過拉動和擴大內部需求，降低通貨膨脹水平，實現財富的平均分配，解決國內現存的民生問題，達到國家經濟長期平穩可持續發展的目的。

5、結論

本文分析樣本為中國1998年至2013年期間的數據，運用因果分析進行了實證研究。在文章中，我們首先做了平穩性分析，結果表明，在這段時間內，貨幣供給量變化與通貨膨脹率呈平穩序列。協整分析結果，我國從1998年到2013年16年的數據顯示貨幣供給量變化與通貨膨脹率從長期來看存在均衡關系； 因果關系分析得出，我國這16年間的數據反映出貨幣供給量變化與通貨膨脹率相互之間有著一定的反饋性。也就是說，貨幣量的變化是通貨膨脹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同時通貨膨脹的變化也是貨幣量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實證檢驗表明，在1998至2013年期間，貨幣變化量屬于通脹的一個具有強解釋性的外生變量，同時通貨膨脹也是貨幣量變化的強解釋性的外生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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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通貨膨脹；脈沖響應；貨幣供應量；勞動力成本

中圖分類號：F8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2-00-02

一、引言

在政府強大的經濟刺激政策推動下，2009年中國經濟增長成功實現“V”型反轉，“保八”目標實現。但是，在經濟上升的周期中，通貨膨脹風險上升。我國居民消費物價指數(CPI)自2009年11月同比漲幅由負轉正后，便一路上揚，到2010年5月CPI首次突破警戒線――3%，此后，漲勢并未減緩，物價水平屢創新高，2011年6月CPI比上年同期上漲達6.4%，遠遠超過了通貨膨脹警戒線。通貨膨脹問題的日趨嚴峻，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對于我國這一輪通貨膨脹的原因，學界已經做了大量分析。在諸多的討論中，貨幣供給過多是主流觀點，他們認為，貨幣的超發是這輪通脹的根本原因。但是，自2009年6月份以來，我國貨幣供應量的增長持續低于歷史水平，價格水平卻不降反升甚至出現了飆升。那么此輪通脹的根本原因真的是貨幣超發嗎？因此，本文將通過構造VAR模型，對我國前一輪通貨膨脹的原因進行深入分析與探討。

二、計量經濟模型分析

本文將選擇向量自回歸VAR模型來進行實證研究，通過分析脈沖響應函數研究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

1.變量選取與數據處理

本文采用的模型包含的變量為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上證綜合指數SZ和金融機構貸款余額Loan四個。其中CPI為衡量通貨膨脹水平的指標。上證綜合指數SZ綜合反映中國資產市場的指標，隨著中國股市的發展和居民理財觀念的加強，股市已經是企業與個人財產中重要配置部分，貨幣政策的資產市場效應日趨明顯。金融機構貸款余額是我國貨幣政策重要影響變量。

本文采用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的數據。廣義貨幣供應量和金融機構貸款余額等數據來自人民銀行網站，居民消費價格指數來自國家統計局網站，上證綜合指數數據根據股票軟件月度數據獲得。

應用時間序列方法來建模前需要先對相關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檢驗單位根的存在性，以決定是通過差分還是退勢的方式來獲取平穩的時序列進行回歸分析或建模。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

ADF檢驗結果

從檢驗結果來看，各變量原序列不平穩，其一階差分序列平穩，因此在模型中我們將采用差分后的變量序列。

2.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

VAR(p)模型的一般形式為：

Yt = a+ A1Yt-1 + A2Yt-2 + … + AiYt-k + ut, ut ~ IID (0, Ω)

VAR模型滯后期數比較敏感，不同的滯后期數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筆者經過多次試驗，根據AIC準則(AIC值最小)，最后取滯后期數為2。

在建立VAR模型之后，則進行基于VAR模型的脈沖響應分析，本文給出脈沖響應圖。

貨幣供應量M2的脈沖響應顯示，對金融機構Loan的一個沖擊，M2將會產生明顯的正向響應，這說明金融機構的貸款量對我國貨幣供應的總量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也能解釋金融危機后寬松的銀行放貸政策引發的貨幣供應激增現象。上證綜指SZ對M2的脈沖響應顯示，股票市場對M2的一個沖擊反應很迅速，到第二個月達到頂峰值，之后逐漸地下降，到第六個月開始穩定下來。這表明，央行向市場大量投放貨幣增加流動性的政策會引發資金流入股票市場，刺激股票市場指數的攀升，這很好地解釋了上證指數在四萬億刺激政策后的止跌回升與政府退市后的再次回落。從CPI對上證綜指的脈沖響應能發現，股指上揚對CPI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不過這種影響有一定限度。不難看出，資產市場在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中作用趨于明顯，寬松性貨幣政策引發M2的增加，進而刺激資產價格的上漲，資產價格的上漲又進一步促進了產品市場物價的上漲。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CPI對貨幣供應量M2的脈沖響應，與預期一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會隨著貨幣供應量的增加而上漲，但是上漲的幅度卻是十分有限，這說明在模型所研究的時間段內，貨幣供應量并不是通貨膨脹持續上揚現狀的理想解釋變量。多發的貨幣去了哪里？經濟社會中貨幣供給量最終會被三個部分所吸納：經濟增長、通貨膨脹脹和經濟貨幣化。所謂經濟貨幣化指市場化體制改革所形成的經濟活動中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易份額逐步增大的過程，它可以用廣義貨幣M2占GNP(或GDP)的比值(M2/GNP或M2/GDP)來表示，經濟貨幣化比率的差別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來說，貨幣化比率與一國的經濟發達程度呈現明顯的正相關關系。隨著金融改革進一步深化，股票等金融資產交易規模急劇增大，土地交易日益頻繁，資本市場和土地市場資金吸納能力增強，我國經濟貨幣化迅速。因此增發的貨幣很大一部分被通貨膨脹以外的另兩個因素所吸納。

此次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什么？經典的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成本推動是通貨膨脹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從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我國的通貨膨脹成本推動跡象明顯。主要表現在食品價格上漲，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勞動力成本上漲三個方面。我國的CPI是依據目前居民家庭消費項目構成，按食品、煙酒及用品、衣著、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及個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娛樂教育文化服務、居住等類物品和服務價格加權平均計算的。從這分類指數來看，食品類占比最大，達到30%左右。因此食品類價格指數的變動對CPI指數影響十分突出。作為最終消費品，肉禽糧食價格等食品價格的迅猛上漲直接帶動了CPI的上漲，而這些商品的物價上漲又通過產業鏈渠道傳導到下游的食品加工業、餐飲等行業，對物價的整體上漲產生了很大壓力。從國際環境來看，為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最快、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復蘇，各國政府紛紛推出強力救助政策，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在市場投入大量貨幣，帶來了全球流動性泛濫，美元出現貶值，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在我國經濟已經具有高度的外向性的情況下，對各種外部影響的敏感性越來越強，外部的物價上漲促使我國企業的能源、資源類商品進口成本攀升，這使得我國面臨很大的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從勞動力成本角度來看，伴隨著我國出生率的持續下降，人口結構逐步趨于老齡化，中國的人口紅利正在逐步消失，勞動力的實際工資以及收入工資在2007年左右一直保持著較快速度的上漲。勞動力投入作為商品生產的主要投入要素之一，勞動力成本的快速增加對我國通貨膨脹造成了很大壓力。

為了驗證我們的想法，我們將工資收入W變量引入前述模型，由于工資報酬數據目前統計局僅提供季度數據，所以我們將前面模型中涉及的變量全部采用季度數據進行估計，考慮到數據和奇異矩陣的限制，該處滯后期為1。

CPI的脈沖響應顯示，對工資報酬W的一個沖擊，CPI將會產生正向響應，并且這種反應也具有一定的力度，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采用季度數據，數據量過少，結論的可靠性存在疑問。但是無論如何，CPI對工資報酬W的脈沖響應圖的確在一定程度上證實了工資上漲對通貨膨脹的刺激作用。

此外，從另外一個角度也能得出此次通貨膨脹主要不是貨幣超發造成而是由成本推動引發。自通貨膨脹形勢嚴峻以來，我國政府將穩定物價作為首要的宏觀調控任務，接連出臺了一系列調控物價的措施。存款準備金率從2010年1月央行首次上調以來，到2011年6月已上調了12次，從2010年年初的15.50%調到現在的25.50%歷史高位。基準利率從2010年至今也上調了5次。同時央行也加大了貸款調控措施，使新增貸款量持續18個月同比兩位數負增長。但從調控效果上看，CPI依然維持在高位，并且還在上升。

三、結論

本文運用實證方法研究了我國前一輪通貨膨脹的類型和原因。文章通過構建向量自回歸VAR模型，并分析其中各變量的脈沖響應函數得到前一輪我國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貨幣的過度供給，而是成本上漲，屬于成本推動性的通貨膨脹。具體來說食品價格上漲，特別是肉禽類糧食價格快速上升直接推動CPI高漲，國際大宗商品以及資源類資源價格上揚引發企業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成為此輪通貨膨脹的又一個推手，此外勞動力成本的快速增加也是通脹的重要原因。為了驗證作者的想法，本文對成本推動型通脹中最經典的工資推進型通脹進行了實證研究，將職工工資報酬變量納入到向量自回歸模型中，通過進一步分析找出了工資上漲對通貨膨脹的刺激作用。最后從我國政府物價調控的效果入手再一次說明該輪通脹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進，而非貨幣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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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治理通貨膨脹的效應如何,是宏觀經濟學的熱點問題之一｡弗里德曼認為,通貨膨脹只是一個貨幣現象,有研究證實價格變動與貨幣供應密切相關,片面地認為只有貨幣政策有效｡羅伯特•狄夫納,湯馬斯•斯達克與赫伯特•泰勒(1996)實證研究和估計了貨幣政策如何影響通貨膨脹和收入增長的長期關系｡但是貨幣主義通貨膨脹決定理論存在局限性(龔六堂,2002),財政支出與通貨膨脹存在聯系,財政政策治理通貨膨脹也是有效的｡

經濟學家們一般都認為,赤字財政政策是通貨膨脹特別是高通貨膨脹和惡性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通過創造過度總需求,不斷發生的財政赤字導致了通貨膨脹,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認為,央行不將赤字貨幣化的條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發通貨膨脹｡米勒(1983)的實證研究發現,財政政策實行與通貨膨脹之間存在弱聯系｡

但在實際運用中,更多的結論是關于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同時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達雷特(1985)發現貨幣供給和赤字都顯著影響通貨膨脹,但財政政策中赤字與通貨膨脹的關系比貨幣供給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發現一些證據證實赤字與通貨膨脹和貨幣供給存在聯系｡SadanandaPrusty協整分析的結果表明,1960—1961年與1990—1991年期間印度各州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影響價格水平｡多年來由于缺乏資金和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實行赤字財政的政策｡由此導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給的增長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長幅度,從而導致通貨膨脹｡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開始控制財政赤字,同時實行較為寬松的貨幣政策,使得通貨膨脹有了明顯好轉,1993—2000年均通貨膨脹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貨膨脹率為4.32%,成為一個亮點｡通過研究印度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因素之間的協整關系,建立誤差修正模型(ECM),檢驗1994年到2004年印度財政貨幣政策應對通貨膨脹的有效性,同時進一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具體分析通貨膨脹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具體因子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為具有相同國情的中國實施恰當的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治理通貨膨脹問題提供借鑒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杰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協整(co-integration)理論發現,把兩個或兩個以上非平穩的時間序列進行特殊組合后可能呈現出平穩性｡大多數經濟總量的時間序列是非平穩的,協整理論是處理非平穩時間序列間協整關系的有效方法｡

格蘭杰在協整概念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格蘭杰協整定理,解決協整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的關系問題｡這個定理證明了協整概念與誤差修正模型之間存在的必然聯系,協整關系的一種必然的等價表達形式就是誤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穩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穩變量可以建立誤差修正模型,那么該變量之間必然存在著協整關系｡格蘭杰因果檢驗則是直接對兩個變量的因果關系做出判斷的重要方法｡

財政政策包括財政收入政策和財政支出政策,選取財政赤字(FD)分析財政政策效應｡貨幣政策通過貨幣供應量的三個層次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為貨幣政策的代表衡量貨幣政策效應｡通貨膨脹水平使用批發物價指數(WPI)來衡量｡

三､數據與實證結果

1.樣本數據的選取

選取印度物價消費指數(WPI)､流通中現金(M0)､狹義貨幣(M1)､廣義貨幣(M2)､更廣義貨幣(M3)､財政赤字(FD)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變換數列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時間序列,樣本期間從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個樣本｡數據來源于印度儲備銀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單位根檢驗

進行協整檢驗和Granger因果檢驗要求時間序列具有相同的單整階數,首先對這些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根據檢驗結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選擇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均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數項和都含有常數項和時間趨勢項的模型中為I(1)｡總體而言,6個變量均含有單根,必須差分之后才能平穩｡因此,所列的6個變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穩的｡如果繼續對這6個序列的1階差分進行單位根檢驗,可以發現這6個變量都是差分平穩的｡

3.協整檢驗､協整分析與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

通過單位根檢驗得知指數序列都是I(1)過程,可以對指數序列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選擇4階滯后就能很好地滿足檢驗要求,同時建立了ECM模型｡

軌跡檢定(tracetest)中,在R=0時,軌跡統計量123.9478､大于5%顯著水平,拒絕5%水平下虛無假設｡而后在R≤1的情況下,軌跡統計量小于5%顯著水平,所以在軌跡檢定下變量之間存在1個共整合向量｡

接下來得到標準化協整系數的協整關系估計: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協整關系檢驗說明在5個變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關系,這意味著它們之間存在長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趨勢｡M1､M2序列和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序列有相同的變動趨勢｡LNCPI與M2成正方向變動,協整系數較大;而LNCPI和M1協整系數比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變動的協整系數較大｡

為了進一步分析各變量間的相互作用,使用誤差修正模型檢驗變量之間長期均衡關系對各自短期波動的影響｡將方程(1)代入誤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為,*表示在5%的水平下顯著,()表示標準誤,[]表示t-統計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們發現,首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調整與變量之間的長期均衡統計上的關系顯著((2)方程中協整誤差et的系數顯著),表明受長期均衡關系的影響較強;其次,在短期調整當中,居民消費價格指數變量對財政赤字的作用顯著,這是財政政策短期有效的體現,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對于各個層次貨幣供應量的變化影響微弱,這說明貨幣政策短期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4.因果關系檢驗

我們檢驗變量之間的格蘭杰影響關系(Granger,1969)｡選擇影響關系最為顯著的滯后階數得到附表的估計結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絕原假設,結果顯示財政赤字FD對CPI產生顯著作用,對CPI存在顯著格蘭杰影響;其次,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CPI沒有顯著的格蘭杰影響,也驗證了協整分析中協整關系不顯著,說明貨幣供應量不是物價的主要決定因素,這說明貨幣政策作用對于抑制通貨膨脹作用微弱｡

四､結論分析

以上對印度通貨膨脹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進行了分析,由實證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印度財政赤字與物價水平長期呈正相關的關系,短期對物價水平的影響顯著,印度控制赤字財政政策對治理通貨膨脹有效,表明印度財政政策的效應較強｡印度的政策執行者認為,通貨膨脹率控制在5%左右,財政赤字對經濟發展就會有利｡印度政府從增收和節支兩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財政赤字控制通貨膨脹｡第一,簡化稅制､調整稅率､擴大稅基,增加財政收人;第二,改變財政赤字彌補方式,控制印度儲備銀行的信貸發行;第三,加強國債管理,減少補貼支出,征稅籌集的資金用于政府經常性支出,債務資金則主要用于生產性投資,促進生產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第四,減少政府開支,合理調整支出結構,重點發展公共財政;第五,抑制貨幣供給總量的增長｡印度儲備銀行通過采取反通貨膨脹措施,降低實際貨幣供給增長速度,上調現金儲備率(GRR)實施公開市場業務銷售政府證券｡

第二,各個層次的貨幣供應量對物價水平短期影響程度較小,作用不顯著｡但長期存在均衡關系｡長期M1､M2､M3和物價水平通向變動,符合經濟學假設｡

第三,綜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財政政策短期與長期控制物價水平的效應大于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短期調節物價水平的作用不明顯｡由于印度的通貨膨脹的原因在于長期的赤字財政,治理通貨膨脹總量調節運用的是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只成為輔工具,通過貨幣供應量總量調整的作用并不明顯,貨幣供應量中介的宏觀調控能力較弱｡印度主要運用選擇性信貸控制,傳統的貨幣政策三大調控工具的作用不明顯｡

五､對我國的啟示

由于我國1998年至2004年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型的貨幣政策,對經濟增長起了巨大作用,盡管目前通貨膨脹率較低,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大量赤字,財政政策應當轉型,淡出宏觀調控,主要用于供給結構性調整,總量調整以貨幣政策為主｡

第一,謹慎運用赤字財政,轉向中性偏緊的財政政策｡赤字財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導致財政風險,加大通貨膨脹的壓力｡財政政策必須考慮削減赤字規模,轉向對經濟結構調整,淡出總量調整,轉向公共性財政｡財政政策對經濟結構的調整作用就大于貨幣政策｡貨幣總量調控只能調節需求總量而不能調節供給總量,更不能調節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降低國債發行規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縮減隱性債務,調整支出結構,優化財政支出結構,防止局部性通貨膨脹｡

篇10

關鍵詞：制度干預；經濟轉型；結構性價格上漲

中圖分類號：F014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4）02011708

一、引言及文獻綜述

自從Streeten[1]和Baumol[2]提出結構性通貨膨脹的概念后，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日臻發展并迅速成為通貨膨脹理論體系的重要分支。按照傳統視角，結構性通貨膨脹是指由于經濟結構方面的因素，即使在總供給與總需求處于均衡狀態，因經濟體系的部門不協調而引致的通貨膨脹。部門發展的不協調，尤其是部門之間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是傳統結構性通貨膨脹強調的癥結所在，而部門間物價漲落幅度的差異則是結構性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

從實踐上看，價格波動的部門差異或多或少存在，短暫劇烈的價格差異在現代通貨膨脹史上也屢次出現。但在2003年以后出現了持續地具有特定表現形式的結構性物價上漲，在工業品價格相對平穩的背景下農產品價格多次出現大幅上漲的現象，工農產品價格的二元分化一躍成為通貨膨脹的重要表現形式。中國的情況尤為明顯，農產品相對工業品價格月度波動幅度最高為17%，遠遠高于發達經濟體，也高于包括印度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3]。中國及世界范圍內出現的工農產品價格結構性波動，為檢驗和發展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提供了重要的現實資料。按照傳統的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的見解，工農產品價格的結構性差異源于兩部門勞動生產率的差距。這種提法固然具有一定的解釋力，但似乎不具有絕對性，因為我們并沒有證據，而且也難以接受中國的工農業生產率的差距會比印度以及其他發展中的農業大國更為嚴重。

實際上，價格體系的背后不僅僅是簡單的經濟關系，還和相應社會分工體系下較具剛性的制度安排息息相關[4]。Coorey等[5]和Barlow[6]的研究對認識這一現象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在對比俄羅斯、波蘭等幾個轉軌經濟體和市場經濟國家的通貨膨脹演進趨勢后，Coorey等[5]發現面臨價格自由化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轉軌經濟體，不僅總量出現通貨膨脹，而且價格波動的結構性差異都比市場經濟國家更為明顯。但在經歷了價格放開、貿易自由化以及財政和金融領域的“休克療法”等陣痛后，制度改革使得這些經濟體進入新千年后的通貨膨脹動態軌跡變得更為平緩[6]。對比俄國、東歐轉型經濟體，由于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分散試驗、價格雙軌制的漸進發展為特點，具有轉軌經濟的獨特特征，受Coorey等[5]和Barlow[6]的研究啟發，中國明顯的結構性價格上漲可能與國內的制度有關。

中國正在經歷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轉軌時期獨特的制度安排，形成了由非完全市場決定的價格形成機制，尤其是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制度扭曲，在中國式通貨膨脹的形成和維持中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為推進低價工業化戰略，改革初期農產品價格被壓低以對工業進行補貼，之后隨著改革的深入，農產品價格雖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農產品價格決定的制度束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工業領域，特別是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礎設施和基礎產業上，國有企業依托政府行政權力長期占據壟斷地位，不僅享有要素使用方面的優惠待遇，而且依托壟斷地位控制市場價格。轉軌過程中由于制度因素形成的工農產品價格扭曲，可能在中國的工農產品價格結構性上漲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現有研究大多忽視了這一層面，而主要拘泥于經濟結構的視角來探討價格結構性上漲。吳軍和田娟[7]、張曉慧等[8]沿襲國外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分析框架，分別基于“部門瓶頸模型”和“兩部門悖論”假說分析了結構性通貨膨脹的形成與演化機制。李斌[9]以貨幣市場為根源，描述了一個貨幣市場與非貨幣市場“雙失衡”并存，兩者對偶變化演化出價格結構性上漲的通貨膨脹形成機理。萬光彩等[10]基于投資“潮涌現象”、兩大部門生產率和工資非均衡增長等三個宏觀經濟典型化事實，理論上構建了一個結構性物價水平決定模型。李曉西[11]基于中國經濟轉軌的基本背景，較早地嘗試從制度角度對中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進行解析。李曉西認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結構矛盾，尤其是國有企業的資金陷阱和向非國有企業的攀比是形成中國結構性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但實際上，隨著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態勢的深刻變化，預算軟約束正向硬約束轉變，國有與非國有部門的界限過去解釋通貨膨脹的體制性、結構性因素已經淡化。袁江[3]在強制性技術變遷假說基礎上，首次通過引入中間產品轉換系數刻畫工農兩部門的相對價格，間接地反映了國家控制力對價格的影響，在兩部門工資均等化條件下建立了中國的結構性通貨膨脹模型。并以 2001年1月—2008年5月月度宏觀數據采用時間序列處理技術進行了實證檢驗，證實了依靠制度保障的國家干預會加劇價格水平分化和總體通貨膨脹的嚴重程度。與袁江[3]不同，本文將基于轉軌經濟條件下工農產品價格與均衡價格背離的制度背景，直接建立制度約束下工農產品價格扭曲的基本假設。參照Chang， Kaltani和Loayza[17]建立兩部門均衡工資決定關系，借鑒袁江[3]的分析思路構建轉軌背景下中國價格結構性上漲的理論框架。并采用省際季度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利用GMM方法來重點檢驗制度因素造成的價格扭曲對價格結構性上漲的形成作用。本文的實證結果發現，制度約束下的價格扭曲是形成中國價格結構性上漲的重要因素。轉軌過程中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壓低以及部分工業品超越均衡價格的制度干預，不僅不會壓制農產品價格和拉升工業品價格從而緩和兩部門價格分化，反而會刺激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和工業品的市場供給，從而帶來更為明顯的結構性價格上漲格局。

二、理論框架

六、結論和政策建議

參照Chang等[13]建立兩部門均衡工資關系，以制度約束下工農產品價格存在扭曲為基本假設，在商品市場均衡條件下構建轉軌背景下制度因素影響中國工農產品價格結構性上漲的理論框架。并采用中國的省級季度面板數據，構建動態面板計量模型，采用GMM方法進行實證檢驗。理論框架揭示，制度約束下的工農產品價格扭曲是形成價格結構性上漲的重要因素。轉軌過程中政府對農產品價格的壓低以及部分工業品超越均衡價格的制度干預，不僅不會壓制農產品價格、拉升工業品價格而緩和兩部門價格分化，反而會刺激農產品的巨大需求和工業品的市場供給，從而帶來更為明顯的結構性價格上漲格局?；谥袊鴶祿膶嵶C檢驗結果也表明，轉軌背景下工農產品價格的制度性扭曲在中國的價格結構性上漲形成中具有重要影響。另外，實證研究也表明，傳統結構性通貨膨脹理論所強調的工農生產率差異影響正在衰減。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中，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轉移所帶來的工農兩部門產品生產能力變化，將是形成工農產品價格二元分化的重要因素。

中國價格突出的結構性波動差異在主要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是很少見的，在主流的經濟學框架中也難以得到有效解釋。價格結構性波動以及由此衍生的結構性通貨膨脹，形成了中國式通貨膨脹的獨特表現。本文理論和實證分析的結論，對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首先，農產品價格扭曲對形成中國結構性價格上漲的作用依然存在，這表明雖然中國的農業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已初顯成效，但繼續扶持農業發展、推進農產品流通體制和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依然必要。

其次，以要素價格扭曲、行政性壟斷等形式存在的工業品價格制度扭曲是形成中國價格二元分化、結構性通貨膨脹的重要誘因。因此，政府要加大對工業領域尤其是國有工業企業體制改革的力度。對資源類國有企業要逐步調節行政壟斷、建立更為合理的產品分配機制和市場化的價格決定體系。對市場扭曲程度高的國有工業企業，要加快推進以政府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向以市場為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轉變，消除政府在主導資源配置過程中的各種非市場行為。

最后，由于城鄉勞動力轉移已取代傳統的結構性因素成為驅動價格結構性上漲的經濟因素，因此，在城市化和工業化引起的勞動力轉移趨勢不可逆轉的情況下，下一步的政策方向應該是繼續引導農業技術進步彌合工農生產率差異，以促進工農部門生產率收斂來對沖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引起的供給能力變化，平抑農業部門價格上漲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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