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走向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全球經濟走向，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中國勞動力成本上漲成為全球話題

金融危機以來,“民工荒”和“漲薪潮”輪番沖擊中國勞動力市場,這導致人們開始擔憂中國經濟發展的“人口紅利”是否還將長期存在,引發國內關于中國的“劉易斯轉折點”是否已經到來的激烈爭論,

英國《經濟學家》雜志在今年最近幾個月內,連續對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問題進行了深度討論。其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已經成為不爭事實,這勢必對中國經濟前景,乃至全球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我國勞動力價格上漲問題已經上升成為了一個全球性的經濟話題,它不僅僅關系到國內未來經濟的大勢,而且將通過我國和各國的經濟聯系影響全球經濟的走向。

可能在短期內催化全球經濟平穩復蘇

勞動力成本上升的本質是勞動報酬與資本報酬之間比例的上升。從宏觀經濟學理論出發,居民收入增加的將直接導致消費需求的擴張;同時,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的經濟規律,工資持續上漲過程的初期,收入增加對消費增長的促進作用將十分明顯。在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也必然導致國際市場中總體消費需求的相應增長。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認為,在短期中,收入與消費是相關的,即消費和收入的關系能在短期內體現出來。由此,勞動力成本上升的短期效應是直接刺激國內消費的增長。

全球經濟復蘇最大的“公敵”是世界范圍內的有效需求不足,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消費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而隨著發達國家“去杠桿化”過程和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影響,這些國家的消費率很有可能還要進一步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市場國家眾望所歸成為了全球消費市場的“有效增量”。根據相關統計,2009年,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0%左右,而最終消費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51%。與此,同時,相關研究表明,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月收入提高1%,將帶動居民消費支出提高將近0.73個百分點?？梢?在我國,“漲薪”對于居民消費的拉動力是十分顯著的,未來勞動力價格持續上升的趨勢將極大刺激國內的居民消費。由此,我國勞動力工資的上漲將釋放國內壓抑已久的消費需求,并在短期內對“后危機時代”世界經濟的全面復蘇產生積極的作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就短期效應來看,勞動力價格上漲將使國民分配格局較之前更加傾向于勞動,能夠直接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從而促進我國國內消費需求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激增,并由此成為全球經濟平穩復蘇的“催化劑”。

可能在中期內推高全球通貨膨脹水平

通貨膨脹的類型很多,其中工資成本推動的通貨膨脹是其中的一個重要類型。供給推動的通貨膨脹理論認為,工資的增加往往是從個別部門開始的,但由于各部門之間工資的攀比行為,個別部門工資的增加往往會導致整個社會的工資水平上升,從而引起普遍的通貨膨脹;而這種通貨膨脹一旦開始,還會形成工資上升和物價上漲之間的“螺旋式”上行過程,由此導致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與此同時,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否能夠轉化為大范圍、持續的物價上漲,出現通貨膨脹,將取決于生產企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即取決于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與勞動生產率提高速度之間的比較與博弈。而從開放經濟條件下的宏觀經濟理論出發,一般可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提高較快,工資增長速度較快,引致不可貿易部門的工資迅速上漲,并由此引發國內通貨膨脹水平的上揚。如果該國出口在世界貿易中的占比很大,通貨膨脹將逐步通過外貿渠道輸出到國際市場,在一段時間內影響全球通貨膨脹的整體水平。因此,從這個理論邏輯上來看,就中期效應而言,勞動力成本上升將可能使我國經濟出現成本推動型的通貨膨脹,并通過對外出口商品的“路徑”推高全球通貨膨脹水平。

由于我國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特征和勞動力市場價格扭曲等因素的綜合影響,國內勞動生產率的上升不但沒有帶來實質性的工資上漲,反而造成了出口產品價格的下降和對外貿易條件的惡化。這違背了斯托珀?薩繆爾森定理的推論,即國際貿易會提高該國豐富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降低稀缺要素所有者的實際收入。事實上,物美價廉的“中國制造”商品滾滾涌入全球市場,有效地拉低了全球的通脹水平,并幫助英國實現了上世紀90年代“經濟增長+持久低通貨膨脹”的理想組合。然而,隨著我國貿易部門勞動生產率的顯著提升,“巴拉薩一薩繆爾森”效應開始發揮作用,貿易部門工資上漲很快。由此將帶動非貿易部門工資的快速上漲。從韓國和日本的經驗來看,國內勞動力價格的上漲將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推高國內通脹水平,并抬高出口商品的價格指數。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出口額占世界出口總額的10%左右,所以相對于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韓國而言,我國“向外傳導”通貨膨脹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將對我國構成中期通貨膨脹壓力,并將通過國際貿易途徑使內部壓力“外部化”,從而推高全球范圍內的通貨膨脹水平。

可能在長期內促進全球經濟“再平衡”

篇2

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首席經濟學家,對全球經濟有著精辟的深刻分析,獲得了國際上各界廣泛普遍的承認贊賞,是“世界經濟論壇 ”的特邀評委成員。

全球化依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重大的經濟課題之一,同時它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課題。但在對全球化的理解上,人們一直存在一個誤區,就是把全球化理解成美國化的過程,全球化實際是比美國化有一個更豐富內涵的過程。

美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它處在提出和制定全球經濟活動規章制度的領先地位,但歐洲和日本也出現了一些有非常重要影響力的企業,這些比較成功的企業和經濟體系逐漸地走向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

在過去十年到十五年的過程中,不斷有更多的公司逐漸走向全球,逐漸成為有非常重要影響的力量的企業,像韓國的三星,20年前還是競爭力比較落后的企業,但是現在三星已經非常強大了。最近,我們能夠看到,印度、巴西以及中國的企業在全球也越來越成功。

但在走向全球化的過程中,這些企業也會遇到各種問題。比如中國企業非常依賴外國的專業技術知識和技能,中國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對外國專業知識高度依賴的基礎之上,中國和日本甚至韓國相比,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在技術創新上沒有取得多大的進展,在創立世界級企業方面,也沒有多大的建樹。

另外,中國的企業,在過去基本是用儲蓄進行海外抄底的,而這些企業的儲蓄,其實是沒有經過分配的盈余。中國存在太多的企業儲蓄,而這些儲蓄是巨大的財富浪費,應該對這些儲蓄進行征稅。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把這個盈余花掉的最常見的方式之一就是進行海外投資,但是要想成功地收購海外企業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既使在西方國家間的并購、收購交易成功率其實也不是很高。而在在跨境、跨國家的交易中其實是更加困難的,因為這些進行海外收購操作的人員、這些經理們,對當地的文化以及法規的環境了解不是那么夠。

篇3

美元持續復蘇，新興經濟體顯著減速

潘達維表示：“2015年又進入美元走強的新的一年。此前，美元已經實現9%的升值，未來有更大的升值空間?！?/p>

有數據顯示，隨著美國經濟持續復蘇，而歐洲和日本經濟增速放緩甚至陷入停滯狀態，2014年以來，美元對盧布、墨西哥元、日元、歐元等多種貨幣大幅升值。

鑒于美國各項經濟指標都顯示美國經濟正在強勁復蘇，為控制通貨膨脹，使得經濟處于良好發展狀態，美聯儲多次暗示可能會提前加息。2014年12月，美聯儲公布了退出策略的新藍圖，概述了從寬松政策向更為正常的貨幣政策調整過程中計劃采取的舉措。在美聯儲的計劃中，預計將在開始升息后結束或逐步結束對到期回籠資金進行再投資，具體操作將視當時的經濟狀況而定。

簡世勛說：“目前，美國經濟處于相當強勁的復蘇時期，這從全球經濟的角度來說是好消息。但與此同時，其他經濟體表現則不佳?！焙喪绖渍J為這一情況在2015年將延續，他進一步分析道：“過去幾年，特別是2008～2009年已經有一些數據表明全球化的進程出現了一些停滯乃至逆轉，這表現在跨境資金流動的減少、企業的業務風險避險情緒越來越強烈等方面，受勞動力成本在內的諸多因素影響，加上亞洲經濟前景不及3～4年前，投資水平下降，出現轉向其他地區轉移的跡象。”

2014年，國際油價暴跌將近50%，給全球各國經濟帶來了不小影響。在美國，油價的下跌給中低收入消費者家庭帶來利好，使他們的能源支出比例降低，消費者信心得到明顯改善。但油價下跌也使得該國繁榮發展中的能源行業面臨考驗，導致能源企業裁員并削減成本。俄羅斯則隨著中俄關系升溫加大對中國的石油出口，與歐佩克爭奪中國市場。有外媒認為油價下跌對中國經濟和外交關系有促進作用，但也有分析稱，中國的生產者物價指數、除食品之外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在很大程度上和油價聯動，油價暴跌很有可能引起通貨緊縮。

“油價以及其他大宗商品價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興經濟體的顯著減速?！焙喪绖追治?，“油價為什么下降？有人認為是供應方的問題，并且是邊際的原油生產不會控制在沙特手中所以造成油價減少;還有人認為全球經濟疲軟使得油價下跌;我們目前看到的是原油價格和其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實際上是由下跌之前相當長時間內全球經濟的通縮趨勢帶來的，比如說在2013年以及2014年油價開始下跌前幾個月當中一直存在通縮的趨勢。”

對于油價下跌對全球經濟的影響，簡世勛持保留態度，他說：“大部分人認為原油價格的下跌對于全球經濟是有好處的，比如說某種意義上相當于某種形式的減稅。但油價下跌恰恰反映了來自于新興市場需求的減少和歐元區需求的疲軟，因此油價下降所得會與出口上的損失相抵消。”他以德國為例：油價下跌使德國的消費者的油費支出減少了，但與此同時，德國的出口形勢卻變得不容樂觀。

警惕美元極度走強

對于美元走強的趨勢，潘達維認為，受到美國經濟強勁增長及通脹率保持正數等因素的支撐，美元匯率在2015年有望進一步上漲。他分析：“美元走強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溫和升值9%～10%，這是正向的、積極的美元走強，不會帶來太大問題，是有益的;但在另一種情形下，如果美元極度走強，將帶來負面的、破壞性的影響，推動全球經濟走向失衡，屆時所有國家都必須重新審視現行政策?！?/p>

潘達維列舉了可能導致美元極度走強的三種情況：“一是日元急劇貶值;二是像希臘這樣的歐盟國家離開歐元區;三是新興市場國家出問題。而美元極度走強的結果是將導致這三種情況進一步惡化?！?/p>

業內有分析師進一步列舉了美元極度走強對全球經濟可能帶來的五方面影響：歐洲實施量化寬松政策（QE）預期減弱、中國實施刺激措施速度加快、引發全球并購熱潮、出現1～2次革命以及減弱對比特幣等替代貨幣的興趣。

簡世勛表示：“一旦出現美元極度走強的情況，全球需要有一個協調對應的措施。而且出現這樣的情況，為了抵消美元極度走強所帶來的后果，美國必須執行更加寬松的政策，比如說美聯儲不應該加息，美國財政政策也必須更加寬松。”

篇4

最后發言的人往往壓力很大。我同意剛才大家說的，從進程來看，確實感到G20這樣一個機制是在不斷地走向深入和拓展。G20峰會從2008年走到今天，我個人認為大概可以分為三個小的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直接應對危機，挽救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第二個階段主要是解決與危機相伴發生的全球需求低迷、產能過剩問題;第三個階段就是關注今年我們遇到的議題――結構性改革和長期增長問題。為了把這個問題分析清楚，可能要從一個比較大的時間跨度來探討。

我認為，我們今天討論的G20問題還是屬于全球經濟治理改革上的問題，一個大的背景就是我們如何來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其實，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一直經濟危機不斷，但能夠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相類比的危機事件就是1929?1933年的大蕭條。從危機的后果或者是危機發生以后人類面臨的命運來看，這兩場危機確實有很大的不同。 2014年11月15至16日，G20峰會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圖為峰會期間懷抱考拉的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和美國總統奧巴馬。

1929年?1933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使世界經濟陷入了大蕭條;2008年的這次危機，從它的烈度和擴散范圍來說與大蕭條不相上下甚至更猛烈，但造成的損失和后果確實沒有大蕭條嚴重。究其原因，肯定是跟戰后建立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有關――實際上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的三個支柱，即關貿總協定（GATT）以及后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但從戰后經濟恢復到2008年這次危機爆發，這中間有一個很大的進展，就是以計算機與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的影響。長周期理論認為，在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存在著長度達數十年的周期性波動，驅動經濟長周期波動的主要動力是重大的技術革命及其引致的大規模資本投資活動，重大的技術革命的興起和擴散會引起經濟的大繁榮，而技術革命的停滯和衰竭則會引起經濟的大蕭條，從而形成經濟的長周期波動。現在有許多的研究認為，這兩次大的危機都是世界經濟長周期變動的反映，是世界經濟長周期走入下行通道的自然結果。但是走向這個自然的結果后，我們會面臨什么問題呢？給人的感覺可能是：盡管危機的主要原因有金融體系方面的、有需求方面的，但更重要的其實是經濟結構的重大變化。從更深層次和長周期的視角來看，這兩次全球性的危機實際上是全球經濟結構深刻調整的歷史結果。

也就是說，現在支撐全球經濟長周期向上繁榮的因素出現了一個“阻斷”。長期增長動力的阻斷因素出現后，又沒有新的動力支持，全球經濟就進入了長周期的下行期。這就是長周期的影響，長周期下行往往會使人類面臨重大的經濟危機，這就需要全球應對。與此同時，在信息技術革命的引領、推動下，全球化又得到了飛速的發展，這使得危機向全球傳播的速度非?？臁U散的范圍非常大，以至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這樣的全球危機需要大家來共同應對。除了金融市場和金融體系陷入極度困境之外，金融危機還使全球經濟陷入低迷，需求不足，產能過剩，于是就推出各種高強度的金融救助措施，還有超常規的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盡量刺激總需求，希望這樣能把經濟拉出困境。盡管如此，全球經濟復蘇依然艱辛乏力、一波三折，而且與此同時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實施高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所帶來的，是一個超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環境，而從長期來看超低利率和負利率將對經濟產生非常嚴重的不利影響！同時，財政刺激的實施又帶來了政府債務的高漲，引發了人們對政府債務可持續性和政府債務風險的擔憂。

力度空前的貨幣、財政政策的效果之所以不盡如人意，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政策主要是需求管理政策，解決不了供給側和結構性的問題。實際上，全球經濟除了面臨需求不足、產能過剩之外，金融危機的另一個后果是全要素生產率的萎靡和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簡而言之，從長周期角度來看，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陷入停滯，其背后有著非常深刻的結構性原因，而需求管理政策是無法解決經濟的長期結構性問題的。

因此，當全球經濟走入長周期下行通道時，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找到新的增長動力，現在全球都在尋找新的動力。根據這次成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的討論，還是要繼續實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支持。但會議也提出這并不能解決根本，要解決長期的問題，還得是結構性改革。結構性改革實際就是供給側改革，按我們國內的說法，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為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長期結構性問題。

中國今年作為東道主來承辦G20會議，面臨的環境跟以往G20會議時不完全一樣?，F在的環境是：危機風險存在、需求不振問題存在、結構性問題逐漸爆發，即短期問題和長期問題交織、需求問題和供給問題交織、周期性問題與結構性問題并存，這使得組織這樣一個會議的難度加大，也變得復雜。

由此來看，作為東道主，中國對G20會議的貢獻就在于，將G20這樣一個機制的注意力從先前的著力應對危機、協調采取政策擴張需求，逐漸引導到了關注解決危機背后的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上來了。不光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當然，中國經濟新常態是指經濟增長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是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過程;現在全球經濟都處于“新常態”，按照IMF總裁拉加德的說法就是“新平庸”，即弱復蘇、慢增長、低就業、高風險并存。實際上，這背后所體現的就是短期和長期、供給和需求、周期性和結構性問題交織在一塊兒的復雜局面?，F在G20在全球治理中發揮作用，就是要應對全球經濟這樣一個“新平庸”的狀態，或者說是全球經濟如何走出長周期下行通道的問題。而且，當前各國經濟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在分化，在高度全球化條件下，政策是具有很強的外溢性的，如果不進行有關政策協調，結果就有可能是以鄰為壑。越是在這樣局面復雜的時候，越發顯示出G20這樣一個機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總之，在當前復雜困難的經濟形勢下，世界各國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危機后復蘇步伐各異，經濟政策高度分化。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推動結構性改革就更為艱難。特別是結構性改革往往要求對國內經濟進行深刻而痛苦的調整，甚至需要經歷劇烈的陣痛，而且結構性改革往往還會伴隨國內利益格局的調整。此外，復雜的經濟結構問題總是與復雜的政治結構、社會結構問題交織在一起，因此，盡管結構性改革對于實現經濟的長期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現實中實行起來往往困難重重。而國際社會要在國內結構性改革問題上達成共識就更加困難。因此，G20峰會在結構性改革問題上最終能夠取得什么樣的成果或進展，還有待觀察。不過我個人認為，G20機制要能夠保持生機和活力，就必須與時俱進，在當前的形勢下，無論G20峰會最終的成果如何，為使世界經濟早日擺脫停滯困境，結構性改革問題是難以回避的。

最后再談一下我對G20機制的一點理解。按官方的說法，G20是經濟合作的一個論壇，在這種情況下，針對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措施的實施，主要還得靠現有的國際經濟機構，比如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國際清算銀行（BIS）、金融穩定理事會（FSB）等。不過我們發現，G20國家基本上都是這些組織的重要成員，而只有這些主要的成員達成共識后，上述主要的國際經濟機構來推動全球經濟治理的改革，才能夠收到成效。我總體感覺這有點像貿易談判――總是一些有影響力的小集團先談出一個成果，再帶動其他成員一起談，這樣才能提高效率。在G20這樣一個平臺上，先形成全球經濟治理改革的主張，接著再把這些主張引入或“嫁接”到有關國際經濟組織中，這樣做有利于提高執行力。

篇5

一、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基本觀點

吉爾平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先便對他的學術觀點進行了解釋，他稱其既不是自由主義者，也不是者，更不會是民族主義者，吉爾平明確的表示自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其所發表的學術觀點全部都是以國家發展為中心的，包括《全球政治經濟學》中對國際經濟的闡釋。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既有經濟學、政治學的觀點，又包括歷史學、國家關系、國際經濟等理論，可謂集大成者，不僅是后世，就連同行對吉爾平此書的評價也是極高的，譽其為“里程碑式的研究”。

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一書中，吉爾平對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涉及多個方面，主要觀點有如下六個方面：

一是既強調國際社會的無序性，也承認國際合作的必要性。無序意味著不存在高一級的政治權威，各個國家均可以在被迫使的情況下走向合作，任何一個國家，只要發生了危險便可以向國際社會請求援助，但這種無序性并不意味著國際政治的特點便會因此確立，相反當各個國家在同一利益的驅使下走向合作的時候，各種國家機構便會創建起來。

二是既??調國家利益始終是國家追求的目標，也承認精神道義和價值觀念不可或缺?，F實主義一直視國家利益為國家追求的目標，將國家利益視為國家在國際關系中活動的主要依據和目的。需要指出的是，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利益是國家的核心利益，但并不否認道德和價值對于一個國家的重要意義，其只是反對以道德追求來約束一個國家的命運與發展。

三是既強調國家安全永遠是國家最關心的問題，也強調經濟安全的重要性。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在何種情況下，國家的安全問題都應當是擺在第一位的，且軍事安全和政治獨立也理應擺在國家目標和利益序列的首位。

二、吉爾平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的基本解讀

吉爾平是在2001年用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解讀的，那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國際的多種力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吉爾平結合各種變化，運用了一種全新的研究視角，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全面的剖析，核心觀點主要包括三點：

首先，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的仍是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不管是對于國內事務來說，還是針對國際事務而言，民族國家都是最為主要的行為體，而關于影響民族國家地位的力量，吉爾平也在此書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1）跨國公司與民族國家。對于二者的關系，吉爾平的立場一直較為堅定，其雖然承認跨國公司的重要性，但卻并不認為跨國公司具有脫離民族國家成為獨立行為體的能力，這主要是因為跨國公司與本國經濟的聯系過于密切，其稍有差異便會使得各國的制度結構、經濟政策、社會關注重點發生偏移；（2）經濟區域主義與民族國家。吉爾平認為雖然經濟區域主義能夠增強國家的經濟與政治實力，但“經濟區域主義特別是歐洲政治一體化的加強標志著一場脫離以國家為中心的世界運動以及后國家時期國際秩序開始”的這一說法，吉爾平卻并不同意，其并不支持以經濟區域主義代替國際體系，經濟區域主義只能是擴大本國追求的一種有效手段。

其次，全球經濟具有高度一體化和明顯脆弱化的特點。吉爾平認為，自從冷戰發生以后，經濟全球化的現象便越來越嚴重，其不僅帶動了國家經濟事務的發展，而且還帶動了國際政治事務的發展，這股全球化的力量使得世界各國的經濟緊密系相連，許多國家都相繼了以新自由主義為核心的經濟政策，以市場為導向的全球經濟也越來越明朗，國際競爭一日強過一日，以規模經濟和技術創新為核心的不完全競爭也逐漸登上國際舞臺，世界經濟的參與者日益增多，非國家行為體的重要性更是大幅度提升，但這種力量卻對全球經濟造成了較大的威脅，使得全球經濟明顯脆弱化，主要原因有四點：（1）冷戰結束后，美國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合作隨之結束，政治紐帶被削弱，國家經濟越發脆弱；（2）不穩定因素重新出現，比如貿易保護、經濟區域、反貿易自由化等；（3）缺少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管理規則；（4）全球經濟趨向高度一體化，資金流動擴大，衍生品增多，金融危機反復出現。

最后，全球經濟管理必須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吉爾平在此書中對新自由制度主義、新中世紀主義、跨政府主義進行了評價，吉爾平認為雖然此三種主義對全球經濟管理皆有所幫助，但這三種主義卻并不適應國家管理需求。吉爾平覺得當一個國家過于以自我為中心，那么其想要獲取一定的支配地位是絕不可能的，這既不符合國家發展，也不符合人們希望。對于廣大民眾而言，一個國家想要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不僅要重視自身利益，更要重視世界利益，只有如此，國家政治經濟新秩序才能更加穩定，更加人道。因此，在吉爾平看來，重視與強大領導、經濟大國的合作，方能建立一個自由的新秩序。

三、對吉爾平“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評價

吉爾平在本書中對“國家中心”現實主義全球經濟新秩序觀點的分析雖然較為全面和嚴謹，但仍然存在著些許問題，具體總結為如下三點：

其一，作者的理論與觀點。在《全球政治經濟學》中，作者將最新的經濟理論與傳統的定性分析法相結合對全球經濟新秩序進行了評價，以“國家中心”現實主義為視角對新經濟理論進行了肯定，并表示霸權穩定、國際機制、新古典理論等均可以繼續使用，這不僅體現了作者與時俱進的務實態度，而且還體現了作者嚴謹治學的作風。

其二，作者既忽視了全球性問題，又忽視了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在作者的觀點中，“國家中心”、“霸權穩定”、“自由秩序”的位置同等重要，其雖然沒有直接否定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但書中卻對國際經濟組織的作用只字未提，吉爾平始終認為以國家為中心才是建立穩定的全球經濟秩序的基礎。其實，吉爾平的想法并沒有錯，經濟強國對于經濟秩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目前，國際經濟組織已經形成了一股重大的力量，如若忽視，將會與美國傳統產生一定的矛盾。作者在書中過于強調國家權力的增加，而對社會福利的增加卻很少提及，經濟不平等、政治不平衡、貧窮、環境惡化等問題雖然有所提及，但作者卻并未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反全球化”的熱潮并未散去，作者未能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反而只是將這一切都歸過于國家政策的不健全。

篇6

對外貿易的高速發展，令很多學者和部分決策者將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歸類為“出口驅動型”，其中的主要依據就是中國的出口依存度過高，中國對外資的依賴過重。因而，在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認知就是要推動從“出口驅動”向“內需驅動”的轉變，“內需優先”成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首要任務。筆者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繼續走向深入，中國與全球經濟互相交織的背景下，上述認知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它割裂了中國經濟增長與對外開放的有機聯系和相互促進作用，會破壞國人對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信心。在新的歷史時期，對外開放需繼續走向深入，但必須有新的思路，來配合和完善中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型和升級。

第一，隨著人均GDP和人均消費能力的提升，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將越來越體現在土地資源(包括附著于土地上面的水資源、自然植被等)和石油、鐵礦石等原材料等方面的供應約束，以及空氣、排放等方面的環境約束，中國現有的資源稟賦已遠遠無法承受13億人口進入小康社會的需求。在環境壓力不斷增加的前提下，中國擴大內需的資源供應從哪里來?難道是繼續榨干我們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只能從擴大對外開放，也就是擴大進口中來。近期國務院《關于加強進口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的指導意見》，可以看作是這方面政策調整的一個初步舉措，但僅有這個措施是遠遠不夠的。

第二，1978年以來30多年的開放措施，更多含有“獎出限入”的重商主義色彩，擴大出口、吸引外資成為各級政府對外開放的主要工作。在中國的外匯儲備超過3萬億美元，對貨幣政策獨立性產生干擾的時候，有效改變根深蒂固的重商主義思維，從更廣義的經濟、社會發展和可持續的環境保護等高度來認知擴大進口的重要性，應該是未來中國擴大對外開放的主要方面。要理順妨礙進口的各個環節，消除中間的壟斷利潤，讓我們的企業可以更便利地使用國外供應的石油、鐵礦石、木材，以至于機器設備和零部件，讓我們的居民可以更低成本地享受全球提供的農產品和消費品，這樣將大大增加中國居民的福利水平。而進口商品也將給進入工業化中后期的中國企業提供更多的競爭壓力和動力。

第三，“走出去”已經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重要內容。但前一階段“走出去”過于強調資金的“走出去”，政府支持的是國有企業的“走出去”，民營企業的“走出去”基本處于自生自滅狀態。下一階段更需要關注的是人員的“走出去”。只有人員“走出去”，能夠在國外生存和發展下去，資金的“走出去”才會有意義，才具有可持續性。因此，中國應該在旅游、教育、商務、投資、移民等各個方面給本國人員合法走出去“開綠燈”，中國駐外使館的主要工作應該轉型為領事保護和相關的服務工作，幫助走出去的國人融入當地社會，促進東道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另一方面，在國人走出去的同時，還要鼓勵、規范越來越多外國人士進入中國學習、工作和定居的現象。

篇7

各國退出策略的時機選擇

首先,主要經濟體的量化寬松計劃還遠沒有完成。2008年9月前后,以美聯儲為首的各國央行都采取了某種形式的量化寬松措施。此后至今,這些經濟體的狹義貨幣供應量M1大都保持了強勁增長。目前,美國、歐元區、英國、日本四大經濟體(G4)的M1增速達到12%,其中美國接近20%,歐元區約為8%,日本M1增速也進入了正區間。而另一方面,G20中的主要經濟體的量化寬松計劃還遠遠沒有完成。美聯儲資產收購計劃的總額為1.75萬億美元,目前大約完成了一半左右,英格蘭銀行的收購計劃還有18%左右未完成。

其次,由于經濟復蘇和通脹的變化使得政策進退維谷。向后退,復蘇格局難持續。近期發達經濟體經濟也繼新興市場國家之后出現經濟好轉的跡象,在連續四個季度的嚴重經濟收縮之后,正在恢復性增長,OECD和IMF也明確宣布,進一步上調對明年世界經濟的增長預期。然而目前的全球經濟正處于敏感而脆弱的關鍵時期,從目前的情況看,發達國家的經濟自主性增長乏力,主要經濟體國家的企業生產和個人消費支出短時間內很難有效恢復,特別是美國、歐盟、日本失業率連創十幾年來的新高,這將使得私人需求的復蘇持續低迷,因此發達經濟體很可能會在2010年回歸低增長,這意味著“雙底衰退”的風險。

向前進,通脹壓力再成攔路虎。全球大規模干預政策正在為貨幣貶值和通脹積聚風險。在金融危機中美聯儲扮演了最后貸款人的身份。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出于規避風險的考慮,大量美元資金從美國金融機構和一般性債券與金融產品中轉出,轉為存放在美聯儲和投資于美國國債,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規模急劇膨脹。危機爆發至今,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總規模由2007年6月的8993億美元上升到目前的21217億美元,不到兩年時間增長了1.36倍。

同樣重要的是,美聯儲在擴張其資產負債表時,對資產質量的要求已大大放松,只要需要,它可以通過購入和持有“有毒資產”的方式向特定機構和市場注人資金。美聯儲資產質量的下降,將對未來美聯儲收回流動性的能力產生很大的影響。一旦美國經濟有所恢復,美聯儲需要通過出售資產的方式收回流動性,但是,很可能美聯儲持有的“有毒資產”不得不以折價的方式出售,其與購入價之差即為市場純增加的基礎貨幣。近來,隨著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的迅速膨脹,美國的基礎貨幣投放量也呈現出快速增長的勢頭,至5月底,基礎貨幣投放量已經從9月份9050億美元上升為1.7萬億美元。特別是隨著近期美國一系列先行指數的筑底反彈,人們對美國經濟預期趨于樂觀,基礎貨幣、貨幣乘數以及貨幣流通速度均在短期內放大,那么未來的通貨膨脹就很難避免。財政赤字貨幣化注定導致通貨膨脹而是全球的物質財富再次由于美元貨幣虛增而稀釋,再次埋下危機埋的隱患。

如何既能呵護當前來之不易的復蘇基礎,又不至于政策滯后延誤退出時機使通脹局面難以挽回,這將是各國決策者面臨的最嚴峻考驗。

各國退出的機制與工具選擇

由于本次危機的嚴重性,在這次危機政策操作中,流動性工具的品種之多、數量之大、使用頻率之高以及交易對手之廣,各國在貨幣政策操作史上是史無前例的。特別是美聯儲更是設置了各種流動性工具,甚至不惜使用財政赤字貨幣化的手段靠制造流動性對抗通縮。

伯南克信誓旦旦的表示,美聯儲有能力回收流動性,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從日前伯南克提出的未來寬松政策退出機制的五大手段來看,包括提高超額準備金利率、進行逆回購協議、在公開市場出售持有國債和證券、財政部發行短期票據回籠資金再存入美聯儲、將部分超額準備金轉換成定期存款再存入美聯儲等,都面臨著實施的約束:

1.退出工具難以實現

的確,如果超額準備金利率不存在,那么即使美聯儲提高聯邦基金利率,能夠鎖定范圍也僅僅是法定準備金這部分(存款基數擴大,法定準備金同比例擴大),銀行不會有動力在其資產負債表上保持較高的超額準備金余額――因為這部分準備金沒有任何回報,但與此同時,銀行還需要為對應額度的存款支付存款利息。所以,銀行更愿意減少超額準備金的頭寸,并積極進行放貸,以此來獲得存貸款利率之間的利差收入。而如果超額準備金可以獲得利息收入,情況則完全不一樣了,當銀行積極放貸獲得的收益小于超額準備金利息收益時,銀行不會去放貸。這也就意味著,美聯儲可以通過為超額準備金支付利息,令更多的流動性沉淀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上,而非進入貨幣流動環節。

美聯儲提到的另外方式:為銀行提供定期存款業務,實際上也是為超額準備金支付利息演變。在操作流程上,僅僅需要保證這種定期存款不會如大額定期存單一樣,在貨幣市場上流通即可。這種操作方式可以協助美聯儲更好地規劃流動性收回的節奏和期限。

不過支付利息方式有其致命的缺陷,那就是,美聯儲需要為此付出高昂的資金成本,如果按照7500億美元的超額準備金額度估算,其利率水平每上升1個百分點,總的利息支付就會增加75億美元。在財政赤字節節攀升的今天,動用財力真是捉襟見肘。

2.貨幣政策被財政赤字綁架

伴隨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去杠桿化”具體表現為家庭負債向國家負債的回歸,全球各國政府的債務規模已經激增。IMF日前公布最新一期報告顯示,全球各大發達國家日益增加的公共債務,可能削弱振興經濟計劃的效益,妨礙復蘇。目前,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以及20國集團中的澳洲和韓國,正面對債務居高不下的問題。預計美國本財年的財政赤字將達創紀錄的1.84萬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3%,預而到2014年美國債務負擔率(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將由目前的70%快速升至99.5%;英國2009年財政赤字將達到1910億英磅,有可能在明年陷入史上最嚴重的債務危機,而其他歐盟成員國2009年財政赤字將超過GDP的3%,其中德國今年赤字可能會達GDP的4.4%,2010年達到6%;日本出臺的四項經濟刺激計劃,總支出規模達75萬億日元,已占到GDP的5%左右,致使時隔7年再次陷入財政赤字,各國政府的債務風險日益嚴重。如果為消減債務負擔,必須繼續為財政赤字進行融資,這使得貨幣政策的退出被債務負擔所綁架。

各國退出策略中的協調與博弈

各國能否在退出策略中實現有效協調則是決定全球退出策略能否成功的關鍵。不過在全球經濟沒有找到新的增長引擎之前,各國出于保護自身經濟復蘇基礎、穩定經濟增長預期的考慮,財政貨幣政策必定服從于“維護穩定,保護增長”的主基調,沒有哪個國家愿意最先實施退出策略。由于政府實施的救市計劃具有較高的溢出效果,如果政策退出在時間或節奏上的不一致,就難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他國家的經濟復蘇,增加額外的退出成本;如果一國選擇率先退出,而他國仍將維持或加大刺激力度,那么該國的退出計劃則很難獲得成效。因此,除了退出的時機和機制的選擇外,更為關鍵的是需要全球多邊的協同合作和政策的協調一致,相互協調的退出策略則能夠保證公共財政的穩定性和持續性,能夠更好地防范各國間的政策博弈及由此產生的被扭曲化的連鎖反應。

未來全球經濟也面臨著如何向市場理性回歸和政府理性回歸的過程。從經濟周期的規律而言,經濟周期性復蘇需要經歷3個階段:首先是政策刺激階段。其次是庫存周期逆轉階段,庫存周期逆轉促使企業加大清理庫存商品力度,從而可能夸大了經濟復蘇初期的復蘇活力。最后是內生恢復性階段。找到新的增長引擎,帶動企業自主投資、生產支出、收入增長、消費支出,全球經濟才能真正走向復蘇,啟動新一輪經濟增長。

篇8

目前，美國經濟正走向“中期調整”，而世界其他大多數地區由于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不夠強勁，預計也將面對同樣的局勢。我們預測，2007年美國經濟增長率為2.4％（今年是3.3％），全球增長率為3.2％（今年是3.9％）。

不過，全球經濟中存在著許多良性的趨勢，這保證了減速不會變成一個大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低通貨膨脹。在世界大多數地區，通貨膨脹仍然很溫和，而且能源價格也大幅下降，這將有助于降低未來幾個月的核心通脹率。

更根本的因素則是，各國中央銀行在過去20年里已經變得更加謹慎；日趨激烈的全球競爭和國內競爭，以及許多國家（尤其是亞洲地區）的產能過剩，也壓低了通脹水平。在發達國家，除了少數例外（英國和近期的美國），持續的產能過剩已經抑制了價格的上漲。隨著經濟增長趨緩，這些國家的過剩產出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雖然貨幣政策已經變得更緊，利率水平還是比較低的。隨著經濟放緩，通脹回落，各國央行面對的壓力將逐步消失，一些央行可能在明年降低利率。美聯儲可能會讓聯邦基金利率在目前5.25％的水平上繼續保持一段時間，并在2007年減息三次。歐洲央行可能在未來數月內再次提高隔夜利率，但他們也已經逐漸有了暫緩緊縮政策的壓力。同樣，由于日本經濟沒有完全走出通縮陰影，日本銀行提高短期利率尚需時日。

許多國家的財政政策仍然相對寬松。即使考慮了經濟的周期性因素，許多工業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的預算也還是處在赤字水平。新興市場的情形更復雜一些，因為最近商品價格的上升使得出口國家的政府收入頗豐，但這些收入的很大一部分都被花掉了。

現在，有關全球不平衡導致匯率震蕩的擔憂已經很小了。美國經常賬戶赤字創下了新紀錄，但美元表現仍相當穩定。過去20年里，美元硬著陸的警告聲不絕于耳，但這種情形并沒有發生。這主要是因為，沒有人能從全球最主要的儲備貨幣的劇烈震蕩中獲益。因此，美元的大幅下滑可能已經被中央銀行的干預抑制了。

更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分析師現在都認為，所謂的“全球不平衡”局面的可持續性，事實上可以比設想的更強。他們指出，美國經濟的一些流量指標（比如個人儲蓄率、預算和經常賬戶赤字）所描繪的圖景，比存量指標（如國家的債務存量或家庭的凈財富）所反映的更令人擔憂；如果用后一種指標的話，美國經濟看上去就會好得多，事實上，它處于G7國家的平均水平。

概括地說，2007年全球經濟很可能會實現軟著陸，出現嚴重低迷的可能性很低。至少在未來一年內，全球經濟環境仍然會較好。

當然，全球經濟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風險，這主要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美國衰退。美國衰退的可能性已經取代石油價格，成為短期內威脅全球經濟的最重要因素。我們的模型表明，如果美國明年增長率降到0.6％，世界增長率就會是2.2％。這雖然算不上真正的衰退，但確實令人不安。

――石油價格。各種潛在的政治沖突和閑置生產能力的降低，可能使油價攀得更高。不過，目前的價格水平遠不足以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沖擊，而市場也已經學會了如何適應高油價。油價上升導致通脹持續加速的風險也很低――除非石油日產量突然減少300萬至500萬桶，甚至更多。

――通貨膨脹和利率。由于一些央行還有加息的余地（例如日本銀行和歐洲央行），因此金融市場對未來幾個月的貨幣緊縮還是有些擔心。但我們認為，緊縮不可能很嚴重。因為各主要央行之間并不存在政策的同步性，也沒有一個共同的全球通脹背景，使得各國央行要統一采取行動。

――房地產。過高的房價總有一天會調整，而且通常發生在貨幣緊縮之后。但不能認為，沒有大的貨幣緊縮，房價就不會有大的調整。事實上，在美國許多房價被高估的地區，房價已經開始下降。

――貿易保護主義。世貿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受阻，對全球貿易自由化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最近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新加坡的峰會也沒能帶來多少改觀。但這不意味著貿易自由化的終結。在目前條件下，嚴重的貿易敵視不大可能發生，而漸進式的地區性的貿易自由化預計將繼續發展。

篇9

當今世界與往日有巨大差別，我們所處的是全球化、更加多樣化的世界。全球化催生了一批新興經濟體，所幸中國亦是其中之一。世界有更多的選擇，不會因為一個或少數幾個經濟體的危機招致全球性災難。

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民族獨立運動風起云涌，所求乃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關貿總協定增加了第四部分《貿易與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差別優惠待遇，其目的是擴大世界需求總量，促進貿易發展。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力推制定《經濟權利義務》、《跨國公司行動守則》等一系列行動，但由于目標太高，利益分野太過鮮明，忽視了互利共贏，收效甚微。然而有些目標不期在今日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逐步得以實現。全球化所催生的一批新興經濟體，為全球經濟增添了無窮的活力，世界經濟形成越來越多的共性及相互依存關系。期間中國實現了自身的飛躍，同時為世界經濟的穩定繁榮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融入多邊貿易體系，承擔應盡義務，享受平等權利。多邊貿易制度是中國與全球各經濟體尋求互利共贏和捍衛經濟權益的極佳平臺。但這些大環境仍然解決不了人們現實的疑問。

面臨當前主要大市場下行的惡劣環境，中國還要繼續融入世界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實際上，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對世界經濟將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會有更多的揮灑空間，也更有利于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

篇10

當今世界與往日有巨大差別，我們所處的是全球化、更加多樣化的世界。全球化催生了一批新興經濟體，所幸中國亦是其中之一。世界有更多的選擇，不會因為一個或少數幾個經濟體的危機招致全球性災難。

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民族獨立運動起云涌，所求乃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濟新秩序。關貿總協議增加了第四部分《貿易與發展》，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差別優惠待遇，其目的是擴大世界需求總量，促進貿易發展。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力推制定《經濟權利義務》、《跨國公司行動守則》等一系列行動，但由于目標太高，利益分野太過鮮明，忽視了互利共贏，收效甚微。然而有些目標不期在今日世界經濟全球化過程中，逐步得以實現。全球化所催生的一批新興經濟體，為全球經濟增添了無窮的活力，世界經濟形成越來越多的共性及相互依存關系。期間中國實現了自身的飛躍，同時為世界經濟的穩定繁榮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融入多邊貿易體系，承擔應盡義務，享受平等權利。多邊貿易制度是中國與全球各經濟體尋求互利共贏和捍衛經濟權益的極佳平臺。但這些大環境仍然解決不了人們現實的疑問。

面臨當前主要大市場下行的惡劣環境，中國還要繼續融入世界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實際上，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對世界經濟將起到穩定器的作用。對中國而言，在一個開放的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會有更多的揮灑空間，也更有利于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