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并購范文10篇

1引言

海外并購風險表現為海外并購的不確定性,是指在整個操作過程中,實際得到的收益相對于預期的收益之間的差別。海外并購中蘊涵著各種風險,分類方法也多種多樣。按照并購的實施過程予以分類,具體可分為并購策劃階段風險、實施階段風險、整合階段風險。

1.1策劃階段的風險

包括決策失誤的風險、法律風險和市場制度風險。

并購主體是否能夠選擇合適的并購目標,對并購目標是否有足夠的駕馭能力,都關系到海外并購能否取得成功。

1.2實施階段的風險

自21世紀以來，我國企業并購情況也在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步增加，在國外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我國不少中資型企業已經按耐不住，想要通過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機會，以一個比較低的價格收購國外一些知名品牌的企業及其專業技術，并以此來提高自身在國內的地位。雖然我國海外并購發展迅速，但因為我國大部分企業缺少相關經驗，而面臨著諸多困難，如文化、政治及法律等方面的沖突。所以只有通過科學的方法，掌握機會降低風險，才能從海外并購這股新潮中給自身企業帶來利益。

一、戰略風險

在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過程中，企業需要選取正確的并購方式。其并購方式可以分為以下兩類，一是“戰略性風險”，通過選取與自身企業發展及產業相似的海外品牌進行收購，以此來擴大自身企業在全球經濟市場上的發展空間。二是“投機性并購”，投資性并購與戰略性并購不同，投機性并購是一種準備不充足的并購方式，其存在的市場風險比較大。因為海外并購導致的美國并購處于退步的期間，我國企業應要做好全面的準備，通過科學的戰略，提高海外并購的效率，不能只是沒有目的的擴張市場。并從海外業績降低企業中吸取經驗，在做好充足準備的情況下去進行海外并購。從大部分海外企業業績下降來看，其一部分的是有金融危機的外在影響，還有一部分是由于企業內部的原因。所以，打破傳統的單靠資金并購的方式，確立科學的并購戰略，是海外并購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

二、財務風險

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引發的一系列問題，從而導致我國大部分進出口企業出現經濟危機，同時也給企業及銀行間的資金流動產生了一定影響。為了減少不利影響，許多海外國家對其計量標準進行了相關修改，以此減少海外并購帶來的風險。因此，我國企業在海外收購的時候，也需要考慮自身企業的資金情況，在確定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海外并購，以避免得不償失的情況出現。同時，企業還要擁有充足的人才資源，以確保收購后有能力管理并購的公司。

三、信息不對稱風險

1海外并購的融資風險分析

企業海外并購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并購的融資風險主要是指能否按時、足額地籌集到資金，保證并購順利進行。如何利用企業內部和外部的資金渠道在短期內籌集到所需的資金是關系到并購活動是否成功的關鍵。企業通常可采用的融資渠道有：向銀行借款、發行債券、股票和認股權證。

一般而言，企業海外并購融資風險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1)并購企業的資金結構。(2)企業負債經營過度，財務籌資風險惡化。(3)匯率波動風險。(4)國際稅收風險。第五，目標企業所在國的政治風險。在一個政治不穩定的國家，并購一家企業的融資風險要比在政治穩定的國家高得多。銀行等金融機構要求的利率和風險回報相對要高得多，他們也害怕自己的投資無法收回。

而影響并購企業的融資財務風險的因素主要可以概括為外部和內部兩個方面。從外部來看，(1)是市場環境因素。資本市場是企業并購中迅速獲得大量資金的重要外部平臺，融資方式的多樣化以及融資成本的降低都有賴于資本市場的發展與成熟。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企業融資方式有限，企業融資大多以銀行貸款為主，融資成本不容易通過多種融資槊道降低。而且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不成熟，投資銀行等中介機構沒有充分發揮作用，導致融資程序比較復雜。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融資的成本與風險。(2)是政策因素。在海外并購活動中，政府扮演了重要角色，對海外并購給與政策或資金上的支持。我國政府積極參與海外并購融資政策的改革，在政府的支持下，銀行貸款成為我國企業海外并購融資的重要來源，因此，政府貸款利率政策將直接影響企業融資成本的高低。

從內部來看，首先是融資能力。融資能力包括內源融資、外源融資兩方面。內源融資能力主要取決于該企業可以獲得的自有資金水平及有關的稅收折舊政策等，一般內源融資資金成本較低。但受企業自身盈利水平的限制，而且過多的運用內源融資，往往會給企業帶來較大的流動性風險。外源融資能力主要指債務融資和權益融資等融資方式，取決于外部融資渠道的多寡、企業的獲利能力、資本結構及市場對企業的態度等。其次是融資結構。包括企業資本中債務資本與股權資本結構。債務資本中包括短期債務與長期債務結構等，企業融資結構是否合理。是影響融資風險的一個主要因素。當并購后的實際效果達不到預期時，實際經營利潤率小于負債利息率時，就可能產生利息支付風險和按期還本風險。在以股權資本為主的融資結構中，對外發行新股意味著將企業的部分控制權轉移給了新股東，如果普通股發行過多，原股東可能喪失控制權，并購企業反而面臨被收購的危險，而且當并購后的實際效果達不到預期時，會使股東利益受損。

2海外并購的融資風險控制

摘要：“十三五”以來，我國在生態環境保護方面加大了力度，在環保政策推動下，近年來中國環保行業得到大力發展。環保企業出于掌握先進技術、擴大業務范圍等目的開展海外并購。因此，本文以PEST模型為基礎分析了中國環保產業，探討了中國環保企業實施海外并購的可能性。

關鍵詞：環保企業；海外并購；PEST分析

一、我國環保行業發展現狀

近年來，經濟全球化已然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走向。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及中國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企業也踴躍實施“走出去”戰略，實行“海淘”開展國際經營活動。海外并購，也因此成為了中國企業實施國際戰略的主要目標和手段。2013年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中國的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帶來了更多的機遇。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保持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十三年的持續增長，年均增幅高達33.6%，中國大陸企業海外并購交易數量增長40%，金額增長21%，創下歷史新高。另一方面，“十三五”期間，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體制機制逐步健全，創新發展和綠色發展深入實施，環保行業面臨重要戰略機遇。特別是黨的“”報告中重點強調了綠色發展，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因此，在各項環保政策的推動下，我國環保行業發展迅速。在實施海外并購方面，環保行業作為中國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也表現出強大勢頭。其中，2015年國禎環保以4437.08萬挪威克朗（約合人民幣3472.9萬元）協議并購挪威GoodtechEnvironmentAS公司；先河環保以4292萬元并購美國SunsetLaboratory公司。同年，發生的具有影響力的海外并購案有首創股份以1.13億元收購新加坡ECO工業公司，擴展了海外業務，助力公司廢物處理業務進一步發展。由此，近年我國海外并購的件數不斷增加，數額不斷刷新。然則，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也蘊含著風險，諸如并購兩方的經營觀念不同、兩國監管法律相悖、員工的工資待遇、環保等問題的存在，并購失敗的案例也司空見慣。本文通過PEST工具分析中國環保行業現狀，以對環保企業海外并購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我國環保行業的PEST分析

（一）政治環境。中國環保部于2016年10月27日執行的《全國生態保護“十三五”規劃綱要》和《全國生態文明建設目標體系》，積極提升了環保建設的重要性。通過組織開展的中國首屆生態文明獎的評選活動，建立了生態保護獎勵機制，從而生態文明示范建設帶動效應明顯、生態功能保護基礎進一步夯實、自然保護區綜合監管得到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決策和促進機制得到進一步改善。（二）經濟環境?，F階段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即從以往如何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改變落后社會生產，轉化為如何通過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來實現發展的均衡性與充分性問題；這意味著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部分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背景下發生了變化。目前，我國環保產業在國民民濟中的比重中，從GDP和地方財政支出兩方面來看，仍然處于較低的水平。但是，隨著國家環境保護政策的出臺，國家更加重視環境保護。從“十二五”初期的3100億元到末期的5000億元，因此可以看出隨著國家環保力度的加強以及公民環保意識的提升，環保行業將大有可為。（三）社會文化環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從根本上說是一個發展問題。發展的概念是否科學和正確，直接決定了發展的成敗。為此，“十三五”規劃草案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新的發展理念。當前，中國大量興起共享單車，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出行方式，國家對能源車的補貼政策等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污染的排放。同時，伴隨著素質教育的普及和深化，人們的環境保護意識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中國生態總體向著好的方向前進。（四）技術環境。國家更重視環保專利保護。2017年，環境保護部組織了近30個環境學術交流，舉辦了“2017年環境科技創新應用示范項目”、“國家環保工程技術中心創新成果展”等多項技術推介活動。2018年“中關村環保創新加速器”建立，旨在采用新模式與新機制，打造節能環保專業技術產業孵化創新體系平臺。國家對技術的重視和支持推進環保行業的技術創新與研發。

一、引言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不斷推進，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希望通過并購沿線國家的企業來獲取海外資源，拓展海外市場。而中國特有的歷史文化背景和社會環境產生了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行為，其中包括了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政治關聯。建立了政治關聯的企業在跨國并購的過程中容易被認為受政府控制，從而引起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抵制和誤解，最終降低了并購績效[1]。但由于我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目標主要為發達國家的戰略性資源和創造性資產[2]，因此有必要探討并購目標為發達國家企業或新興國家企業的并購績效是否存在顯著差異。本文的貢獻在于：第一，進一步細分我國企業海外并購目標，為政治關聯對企業海外并購績效的影響提供更準確的證據。已有文獻主要研究了我國企業并購發達地區企業的并購績效，但其研究結果不能很好地解釋與其存在顯著差異的新興國家的企業。本文將我國企業的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目標置于同一框架，以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為例，探討我國企業并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的并購績效，進一步完善并購理論體系。第二，為我國政治關聯企業提高海外并購績效提供參考。本文的重點是探討我國政治關聯企業并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企業是否能取得財富效應，為我國的政治關聯企業是否應借此契機投資海外市場提供理論參考。

二、文獻綜述

基于我國特殊的制度環境，政府會通過經濟、法律和行政等手段進行宏觀調控，影響資源配置。民營企業家可以利用政治資源來獲取政府的特殊待遇[3]。當前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企業家與政府的密切聯系可以幫助企業減輕市場和制度失靈的消極影響，提升企業的業績與價值[4]。政治關聯可以幫助企業減輕融資約束[5]，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和更長的貸款期限[6]，更有利于獲取公開債務投資[7]。企業家的政治背景還有利于企業享受稅收優惠[8]、尋求產權保護[3]和弱化行政監管[9]等。相反，也有研究表明，政治關聯并沒有提高我國企業的經營業績，沒有政治關聯的企業的經營業績優于有政治關聯的企業[10]。袁建國等[11]進一步考察了政治關聯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發現政治關聯會降低市場競爭、助長過度投資，從而導致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下降，不利于企業的長遠發展。我國歷史上長達30多年的計劃經濟體制孕育了我國企業獨特的政治基因，直至現在這只“隱形的手”依然影響著處于市場經濟體制下企業的并購行為[12]。許多學者針對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績效進行了研究，但尚未得出一致的結論。一方面，有學者認為具有政治關聯的企業在實施國際化戰略時更容易提升公司績效[13]。企業可以利用政治關聯來保護產權免受政府的損害，從而提高并購績效[14]。政治關聯還可以降低民營企業的融資成本和打破行業進入壁壘，有助于股東獲取財富效應[15]。另一方面，也有學者認為企業在母國所建立的政治關聯會導致其跨國并購績效的降低[1]。企業在進入海外市場時會存在合法性缺失和信息不對稱現象，這種外來者劣勢導致了企業難以取得正的并購績效[16]，并且，企業利用政治關聯獲取了融資便利往往使得企業在海外并購時存在盲目性，由此對并購績效產生了不利的影響[17]。目前，大部分關于企業跨國并購績效的研究主要從母國與東道國的制度差異、文化差異等出發[16]，雖然有少部分學者關注主并企業在母國建立政治關聯對跨國并購的影響，但其主要采用了股票市場指標來研究其短期并購績效[17]。因此，本文從東道國利益相關者的視角出發，考慮他們對中國企業構建政治關聯的看法，從而深入考察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以此來彌補現有研究的缺陷，為政治關聯企業海外并購提供參考。

三、案例分析

（一）研究設計。根據已有的研究結果，發現目前衡量企業政治關聯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按企業高管曾擔任的行政級別的高低來衡量政治關聯程度的高低。張洪剛[18]將企業實際控制人的政府職務分為省部級、地廳級、縣處級、科局級、科級以下以及無行政職務六個級別，賦予其相應的分值來衡量其政治關聯指數。二是以企業高管中具有政治背景的比例來代表政治關聯的強度[13]。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法，借鑒張洪剛的分類標準將企業高管分為曾在政府任職和無政府任職經歷兩種。企業的高管曾在政府任職即表示該企業存在政治關聯。目前，使用事件研究法或會計研究法來衡量企業的并購績效得到了大多數學者的認可。事件研究法適用于研究短期并購績效，通過觀察并購事件前后企業股票價格的變動情況來計算超額收益率，以此來判斷并購事件是否給企業帶來財富效應。會計研究法通過分析關鍵財務指標來評價公司的經營績效，以考察并購事件對企業的長期影響。本文以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我國企業政治關聯的看法為切入點，致力于研究政治關聯對企業跨國并購的影響。而東道國利益相關者對我國企業政治關聯的了解是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因此本文借鑒張新[19]的研究成果，選取每股收益（EPS）、凈資產收益率（ROE）和主營業務利潤率（Margin）這3個指標來衡量企業的長期并購績效。本文立足于“一帶一路”倡議背景，研究我國企業在國內建立的政治關聯是否會影響企業的海外并購績效。為更清晰了解企業政治關聯與海外并購績效之間的關系，在分析已建立了政治關聯的新都化工的海外并購績效后，引入不存在政治關聯的旗濱集團海外并購事件作為對比案例。選擇該案例主要基于以下原因：第一，新都化工與旗濱集團所并購的標的企業均為馬來西亞企業，且并購時間均為2015年，這兩個并購事件的背景相同，可減少宏觀因素的干擾，更具有可比性；第二，并購目的均為橫向并購，旨在開拓海外市場，提高企業競爭力；第三，并購方式均為并購后增資，并控股標的企業。本文通過對比存在政治關聯企業和不存在政治關聯企業海外并購的績效，分析政治關聯是否對企業海外并購績效產生影響。（二）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1.企業概況。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新都化工”）成立于1995年，2011年在深交所上市，2016年更名為成都云圖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經過多年的發展，新都化工形成了以復合肥業務為核心、延伸和拓展調味品業務、開發中小城市電商業務的產業格局，是中國西部規模最大、銷量最大的復合肥制造商之一。目前，新都化工有超過100家分子公司，其中包括6家海外子公司。新都化工董事長牟嘉云，曾擔任四川省化工研究所供銷科長、四川省科委技術交流中心項目部副主任，2000年至今任新都化工董事長。從其任職經歷可以發現，牟嘉云曾在政府部門任職，因此新都化工存在政治關聯。嘉施利（馬來西亞）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馬來西亞嘉施利”），主要經營各類化肥、肥料進出口貿易銷售業務以及各類農副產品進出口與銷售業務。馬來西亞是棕櫚油出口大國，肥料大多依靠進口，投資馬來西亞嘉施利有利于新都化工進入馬來西亞廣闊的肥料市場，快速擴展銷售渠道。新都化工還成立了全資子公司越南嘉施利以及收購了泰國嘉施利，并以此為落腳點開發東南亞市場，進一步提高知名度和海外市場占有率。2.并購過程。并購前，馬來西亞嘉施利的股東為三個自然人：陳宏偉、SoonYiHui和YongKetLeong。新都化工于2015年8月25日與馬來西亞嘉施利股東簽訂了《股權轉讓及增資協議》，協議規定新都化工收購陳宏偉持有的60%股權，并向馬來西亞嘉施利增資449997令吉（約合人民幣701590.32元）。此次股權轉讓及增資完成后，新都化工將成為馬來西亞嘉施利的控股股東，持有其90%的股權。2015年8月27日，新都化工董事會審議通過了此次議案。如表1。3.并購績效分析本文采用會計研究法，選取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這三個指標來評價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的長期績效。以并購前一年2014年為基準，觀察并購當年、并購后一年、并購后兩年財務指標的變動情況，對這一并購事件的績效進行分析。如表2。由圖1可以看出，并購當年即2015年，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呈上漲趨勢，凈資產收益率上漲幅度高達54%，但每股收益卻下降了32%。導致兩者變化方向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新都化工在2015年8月因非公開發行股票和資本公積轉增股本而增加了股本總數。而凈資產收益率不受股權稀釋的影響，能更準確地考察企業整體的盈利能力，主營業務利潤率則能夠反映企業主營業務的獲利能力和企業的發展潛力。為了消除股本增加的影響，以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來衡量新都化工2015年度績效更為科學。由此，本文認為新都化工在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當年獲得了正的并購績效。新都化工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的時間為2015年8月，而本文主要研究跨國并購的長期績效，因此需要對并購事件發生后更長時間的財務指標的變化進行分析，才能進行更合理的判斷。從圖1可以發現，從并購當年開始，直至并購后兩年，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收益率均呈大幅下降趨勢，且遠遠低于并購發生前的數值。這表明新都化工此次并購馬來西亞嘉施利沒有實現財富效應，取得了負的并購績效。（三）旗濱集團并購馬來西亞旗濱。公司旗濱集團成立于1988年，于2011年在上交所上市。經過多年的積累，旗濱集團已經發展成為一家以生產、銷售平板玻璃以及節能工程玻璃為主的大型現代化企業，擁有亞洲最大規模的浮云玻璃生產線。旗濱集團擴展海外市場、優化國際銷售網絡、布局海外生產基地，在對東盟自貿區成員國進行調研后，認為馬來西亞在多個方面存在優勢，符合其海外擴張戰略的推進。因此，旗濱集團在圖3兩次并購事件前后財務指標走勢對比圖2015年1月6日與馬來西亞旗濱公司的股東簽署了《股權轉讓表》，并向其增資約70萬元人民幣。1月13日，馬來西亞旗濱公司辦理了股權轉讓、增資變更登記手續。根據旗濱集團披露的2015年度報告，俞其兵在2011年8月至2016年4月任其董事長。通過查詢俞其兵任職經歷可以發現，俞其兵一直在民營企業任職，并未擔任過政府職務，因此，旗濱集團在并購馬來西亞旗濱公司時并不存在政治關聯。如表3。由圖2可以看出，旗濱集團在并購當年的各項財務指標出現了大幅下降，這可能是由于2015年經濟下行、房地產市場不景氣以及產能過剩的影響，導致玻璃價格下跌，經營壓力加大。查閱其披露的2015年年報可知，2015年旗濱集團營業總收入較2014年略有提升，但由于玻璃價格下跌導致的存貨跌價損失巨大，凈利潤與2014年相比反而下降了。從并購后一年即2016年開始，旗濱集團的各項財務指標急劇上升，2017年每股收益、凈資產收益率和主營業務利潤率分別是并購前的159.4%、281.3%和252.9%。這表明旗濱集團并購馬來西亞旗濱公司取得了正的并購績效，增加了股東財富。（四）兩次海外并購事件績效對比分析。由圖3可以看出，總的來說，新都化工并購后的各項財務指標是下降的，此次海外并購并沒有獲取正的財富效應；而旗濱集團的各項財務指標是上升的，此次海外并購給旗濱集團帶來正的財富效應，增加了股東的財富。在國內經濟大背景相同、標的企業所處地區相同且并購方式和并購目的都一致的情況下，本文認為形成并購績效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可能是標的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對主并企業是否在母國建立了政治關聯存在不同的態度。旗濱集團在國內不存在政治關聯，因此標的企業的利益相關者會認為其進行海外并購是遵循市場規律和競爭原則的結果。但在國內的政治關聯可能使新都化工被打上了“政治烙印”，馬來西亞國內的利益相關者可能會認為此次并購受到了中國政府出于政治利益的驅動，是中國政府意志的體現，尤其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我國政府給予企業“走出去”的政策支持更有可能被誤解成政府干預的表現，從而導致了他們對此次交易的警惕和抵制。在遭受這種外來者劣勢情況下，新都化工在并購后的經營和整合過程會遇到較多的困難和較大的阻力，從而無法實現并購的協同效應。另外，新都化工不僅并購了馬來西亞嘉施利，還成立越南嘉施利和收購了泰國嘉施莉，目的在于開拓東南亞市場，加速公司的海外戰略布局。但新都化工的資金、文化和人才儲備可能無法滿足此戰略的需求，最終無法達到預期的目標，導致了并購績效的下降。

前言

據2005年底商務部的報告顯示，境外并購類投資占同期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54.7％，跨國并購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方式。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了一份《向世界舞臺邁進：中國企業的對外并購》的報告，認為：“中國目前處于對外并購的第四次熱潮，今后幾年對外并購將繼續發展并日益活躍。”我國企業現已進入一個大規模的海外并購時期，但結果卻不甚理想。上汽控股的韓國雙龍汽車公司的員工持續罷工，讓“中國老板”傷透腦筋；TCL兼并法國湯姆遜以后，贏利下降，市值縮水，與阿爾卡特的合作持續一年以后也宣告結束；聯想吞下IBM個人電腦以后，在歐洲的銷量下降，排名下滑。在這種情況下，尋求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失敗的原因就顯得異常重要，本文從知識轉移的角度分析了原因，并提出了解決措施。

知識是企業存在的重要理由。在企業的整個資源體系中，知識被認為是最有價值的戰略性資源，由于知識存在的模糊性及強大的組織路經依賴，知識是競爭對手短期無法復制與模仿的，這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深層根源。企業的發展就是知識創新、復制與轉移的過程。隨著企業的發展，走向全球化是必然的發展趨勢。隨著我國企業實力的壯大，我國企業也開始大規模走向世界，但由于其特殊性，我國企業的國際化主要是采用并購這一方式。

在實踐中，一些大型的壟斷行業的企業并購案中，政治及國家安全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我們在此不作討論，為了便于討論，本文中所討論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主要是指面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的并購行為，而這種并購行為的行業局限于國內已有充分競爭，有望在世界占重要地位的家電、IT等競爭性行業。

1知識的分類

按照獲取的方式及被轉移的難易程度，知識可以分為顯形知識和隱性知識。顯形知識從文獻、圖表、文件、統計資料等渠道獲得，可以編碼，易于傳播。隱性知識多存在于個人和組織的經驗中，也涉及個人的價值觀、背景和組織的建構、文化中，通常無法以編碼化的方式存在，它的傳遞只能依靠個人的交流與溝通，因此獲取困難，轉移的難度也很大。

［摘要］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大力實施，金融機構也加快了海外并購的步伐。海外并購雖然是一項高風險的投資活動，同時也為金融機構開拓國際市場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文章主要分析金融機構進行海外并購的現狀、動因，探究金融機構進行海外并購過程中存在的風險，進而為金融機構更好地開展海外并購業務提出合理化的風險防控對策。

［關鍵詞］金融機構;海外并購;風險控制

1引言

隨著中國政府“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國內企業海外并購發展迅速，跨國并購逐漸成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FDI)的主要形式(宋秀珍等，2013)。［1］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高，為我國金融機構的海外并購業務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然而，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高，對外投資在全球外國直接投資中的影響力不斷擴大，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頻頻出現(葉育甫，2011)［2］。2019年歐盟反壟斷直指金融業，對金融機構海外并購提高了難度。因此，金融機構應抓住機遇，直面挑戰，加快國際化步伐。本文首先對金融機構海外并購的現狀進行分析;其次，探究金融機構海外并購的動因;再次，對金融機構海外并購過程中的風險進行歸納總結;最后，根據存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風險防控對策。

2金融機構海外并購的現狀

據《2017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并購領域廣泛，境外融資規模創造了歷史新高。2017年境外融資861.5億美元，規模比2016年高出七成，占并購總額的72%。其中，金融機構對外投資存量規模已經超過千億美元。然而，自2003年中國年度對外直接投資統計數據以來，2017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首次出現負增長，中資金融行業同比交易數量下降45.1%，披露金額下降49.8%，金融行業的跨境并購呈現萎縮趨勢。

1引言

海外并購風險表現為海外并購的不確定性,是指在整個操作過程中,實際得到的收益相對于預期的收益之間的差別。海外并購中蘊涵著各種風險,分類方法也多種多樣。按照并購的實施過程予以分類,具體可分為并購策劃階段風險、實施階段風險、整合階段風險。

1.1策劃階段的風險

包括決策失誤的風險、法律風險和市場制度風險。

并購主體是否能夠選擇合適的并購目標,對并購目標是否有足夠的駕馭能力,都關系到海外并購能否取得成功。

1.2實施階段的風險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海外投資的戰略意義；我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戰略協調缺失問題；我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戰略協調缺失原因；結語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國企業在海外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更是高潮不斷、通過具有宏觀影響力和國家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對外投資、通過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擴大對外投資兩個輪子、中國有實力的企業也應利用跨國公司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經營中忽視國家戰略、并購投資中惡性競價、市場經濟中,企業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國家對國企的海外投資缺乏控制力度、國有資產流失、所有制缺位、企業資本實力的增強,擺脫了對國家財政的依賴、政府對海外直接投資缺乏統一的宏觀管理和規劃布局等，具體請詳見。

我國企業海外投資始于1979年,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不斷推進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演進,尤其在最近兩年,我國企業在海外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更是高潮不斷。當前,無論從開拓市場空間、優化產業結構、獲取經濟資源、爭取技術來源,還是突破貿易保護壁壘、培育中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等方面來考慮,“走出去”都是一種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對外開放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重要標志。在這一點上,國家的“走出去”戰略與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資的戰略意義

1.在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國家必須考慮,通過具有宏觀影響力和國家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對外投資,提高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在國際資源分配中爭取一個更加有利的形勢并改善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關系。

2.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對外貿易依存度超過70%的情況下,國家必須考慮通過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擴大對外投資兩個輪子,主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資源配置。在保持制造業優勢的同時,向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邁進,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無論從中國為全球制造產品,還是自身工業化、現代化的需要,都必須考慮如何通過對外投資主動地從全球獲取資金、技術、市場、戰略資源。

摘要：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不小的震撼，但是給中國提供了機會，中國企業的海外直接投資特別是跨國并購的增長勢頭依然高漲，這離不開中國的政策支持。最近的宏觀經濟走勢，以及國內外的相關法律環境和投資環境都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中國的“走出去”發展戰略正在發生著不斷的變化，尤其是最近愈演愈烈的中美貿易戰，更是對中國的海外并購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因素。

關鍵詞：新經濟形勢；“走出去”；海外并購

一、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現狀

自2000年我國確立實施“走出去”戰略，堅持“走出去，引進來”戰略并舉、相互促進的政策后，我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呈現快速增長勢頭。2016年中國企業實現了海外并購的大幅增長，不管是從并購數量來看，還是從并購金額來看，都是實現了大幅度的增長。據相關統計，2016年的并購數量成交了438筆，同比增長21%，并購金額實現2158億美元，同比增長148%。由此看來，2016年的中國企業海外并購處于跨越式增長的時期。而到了2017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則是越發理性，投資也逐步回歸理性，出于目前“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與2016年相比，不管是并購數量還是并購金額，都雙雙出現了下滑。根據晨哨數據研究部的數據統計，2017年中國企業海外數量為376筆，并購金額實現約為1465億美元。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則是出現了大幅下降的情況。據統計，2018年上半年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金額累計為220億美元，較2017年同期的567億美元和2016年上半年的1187億美元大幅下降。

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分析

從不同階段來看，次貸危機發生到2012年的這段時期，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主要是以收購自然資源為主，從區域來看，發生在亞太地區的海外并購的占比一直處于較高的水平。從并購標的來看，石油、天然氣是最大的并購標的，這些并購涉及涵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相關企業。從2013年開始，迎來了新的階段，每個階段主要的并購行業各有不同，側重點都不一樣。在該階段，對于發達國家的并購目標，主要是集中在TMT（科技、媒體和電信）、化工、消費品和零售等行業企業，而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主要是集中在公共事業和新能源領域。進入2018年，出于戰略性目的的考慮，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并購時，核心目的是要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擴大技術優勢和增強市場地位，同時將長遠目標設定在全球化布局和市場擴張，以此將自己的產品和技術向其他國家輸出，實現全球化戰略的目標。從目前的情況來看，現階段中國企業海外并購最大的區域目標主要集中在歐美地區，這是出于盡快獲得品牌和技術效應的目的。截至2018年上半年，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出現了大幅下降的情況，出現這個結果的原因是眾多因素疊加累計的影響。具體來看，自從美國政府新總統上臺以來，“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中美貿易摩擦矛盾持續升級，人民幣也在經歷著貶值，一是使得海外并購的成本不斷增加；二是中國企業出于對國際形勢的判斷，對于海外市場發展的擔憂；三是來自海外國家自身的影響，很多發達國家出于對中國的防備，在眾多領域對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設置了障礙，阻礙中國企業對其國家內的企業實施跨國并購；四是中國政府對于跨境并購的監管也是越來越嚴格，這也增加了中國企業在實施海外并購時的難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