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貿易范文10篇

【內容提要】

大體說來，唐代海外貿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對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的管理兩個方面。以下依據有關史料，分別予以探討。（一）朝貢貿易的管理唐政府不僅與其周邊諸少數族政權之間存有朝貢貿易，與海外諸國之間也存有朝貢貿易，同樣在政權關系的政治色彩的光環下，進行著實際上的物與物的商品交換。史料表明，在朝貢使的禮儀接待和貢物的回贈酬答方面，唐政府對海外諸國也實行著與對周邊諸蕃相同的制度和規定?！缎绿茣肪?21下《西域傳》贊語稱唐對朝貢使“有報贈、冊吊、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1]就對朝貢物品的酬答而言，唐政府也有著一套較為細致的制度，其詳見前文民族貿易的管理部分，茲不贅述。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在朝

論文分類

國際經濟國際貿易行業經濟新經濟學中國經濟國債研究發展戰略稅收理論稅務研討財政稅收財政政策財稅法規財政研究金融研究證券金融證券投資債務市場地方戰略銀行管理公司研究經濟學理論保險學西方經濟經濟貿易保險信托計量經濟財務分析期貨市場

大體說來，唐代海外貿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對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的管理兩個方面。以下依據有關史料，分別予以探討。

（一）朝貢貿易的管理

古代中國對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是學術界長期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但許多學者主要關心的是明清時期的情況，專就宋代白銀流向進行研究者不多，且看法分歧①。而《宋史》和《宋會要輯稿》在記載宋代市舶貿易時，白銀都僅僅列名于宋人博買舶貨的物資②。似乎宋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動，始終以輸出為主。筆者在李埏先生指導下，以《宋代白銀貨幣"研究》為題撰寫博士論文時，曾檢到一些對外貿易中白銀流動的史料，深感對白銀的流向有分期考證的必要。但由于這一問題已超出了貨幣化問題所能涵蓋的范圍，故論文中亦未能涉及。本文擬在搜集整理宋代有關史料的基礎上，按時間順序分期梳理、考證宋代海外貿易中的白銀流向，以期對深化宋代外貿史、古代白銀流動史的研究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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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國外較早研究這一問題的當數日本學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時代金銀之研究》(1944年中國聯合準備銀行中譯本)中，第8章以唐宋時期為中心，集中對白銀的輸出與輸出進行了探討。近年日本學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漢譯本《白銀資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論及。國內的研究分別來自貨幣史和外貿史兩個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蕭清《中國古代貨幣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國際貿易與銀的輸出入》(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漢昇《明中葉后中日間的絲銀貿易》（《史語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冊），陳高華《宋元時期的海外貿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陳高華、吳泰、郭松義《海上絲綢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關履權《宋代廣州的海外貿易》(1994年10月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黃純燕《宋代海外貿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見《宋史》，卷186《食貨》下八(中華書局1977年11月版)；《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北平圖書館影印稿本，中華書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豐以前的白銀輸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開國，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繼位，已經走過了一個世紀的歷程。在歷時一百多年的時間中，宋朝的海外貿易獲得了較大發展，對外貿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銀就廣泛地出現在各種貿易方式之中。

【內容提要】

偏見和愚信總是人們所固有的，尤其當他們不斷地接受那些被認定為真理的所謂真相時，這種病癥顯得尤為突出。畢竟，在盲目的崇信和執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對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學的說法，這種追求將導致情緒的劇烈浮動，并造成憑空的猜測和無端的幻覺，從而引導我們滑向謬論的深淵。有一點必須明確——我不認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個絕對，甚至在我們本身也無法對宇宙的性質做出確切的答復時，我們又有什么資格論斷一種妄想的絕對呢？如果我們斷言一種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寧愿承認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認歷史的絕對存在，拒絕承認歷史的絕對性，一種事物的產生不過是無數事物運動的結果。我非常悲傷地看到，人類慣于以他們的愚昧和無知斷言他們所膩想的事實，盡管我承認這確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這種狀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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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濟國際貿易行業經濟新經濟學中國經濟國債研究發展戰略稅收理論稅務研討財政稅收財政政策財稅法規財政研究金融研究證券金融證券投資債務市場地方戰略銀行管理公司研究經濟學理論保險學西方經濟經濟貿易保險信托計量經濟財務分析期貨市場

偏見和愚信總是人們所固有的，尤其當他們不斷地接受那些被認定為真理的所謂真相時，這種病癥顯得尤為突出。畢竟，在盲目的崇信和執著的渴求中包含的，是對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按照精神分析學的說法，這種追求將導致情緒的劇烈浮動，并造成憑空的猜測和無端的幻覺，從而引導我們滑向謬論的深淵。有一點必須明確——我不認為世界上存在任何除宇宙以外的另一個絕對，甚至在我們本身也無法對宇宙的性質做出確切的答復時，我們又有什么資格論斷一種妄想的絕對呢？如果我們斷言一種事物是所有事物的根源，那么我寧愿承認矛盾是一切的根源。我承認歷史的絕對存在，拒絕承認歷史的絕對性，一種事物的產生不過是無數事物運動的結果。我非常悲傷地看到，人類慣于以他們的愚昧和無知斷言他們所膩想的事實，盡管我承認這確是矛盾的衍生物，然而我所存在的這種狀態不也是如此？事實是，我們存在于自我的悲哀中無法解脫，于是誑念像野草一樣從石縫中鉆出來，并主導世界。

如果不幸讀到這段批判性宣言的人認為我的言論中隱匿著一種不可救藥狂傲，我得向您坦承這點，并且我深以為榮。但是，當我面對我所斷定的巨大謬論時，我不得不嚴厲如斯，因為它們看起來是如此地強大，使得于我必須回之以更為兇猛的攻擊。問題在于，有什么事實足以論證明代的中國人和他們的帝國政府莫明拒絕巨大而可觀的海外利益？并且這種解釋的理由是諸如：“儒家思想重農仰商的結果”這樣的論述。我不想論及這種思想的起源，這脫離了本篇所要論述的范圍，但我絕不相信有人會在1000%的貿易利潤面前止步，就像意大利并不憐憫斯拉夫人的鮮血而用他們的自由換取穆斯林的財富一般。

【內容提要】以地理大發現為開端的世界近代史是西歐資本主義強權通過海洋向全球擴張的時代，是其高揚海權、以炮艦為后盾推行重商主義、殖民主義的時代。這股洶涌的世界大潮摧毀了亞、非、美洲的許多古文明，擁有悠久而輝煌歷史的華夏文明也從16世紀起，與西歐資本主義的勃興形成鮮明對照地走上了下坡路，逐漸落后于西方并最終被其打敗，從鴉片戰爭起忍受了長達百年的歷史屈辱。本文通過檢討明及清前期封建王朝的海外貿易政策，分析其保守主義的實質。作者認為，這一時期封建王朝所實行的與世界發展大勢相悖的海外政策，導致了近代中國的落伍。

公元15世紀末到16世紀初歐洲海洋探險家的地理大發現標志著長達數百年之久的西方資本主義全球擴張和殖民掠奪的世界歷史新時代的開始。新航路的發現及隨之而來的西方人對亞洲、非洲、美洲的殖民掠奪不僅深刻影響了西歐的社會和經濟發展，促進了那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迅速成長，而且極大地改變了世界，重繪了世界政治地圖。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這些昔日處在歐洲文明圈邊緣地帶的國家，隨著新航路的發現和海權擴張而登上世界歷史舞臺，先后成為顯赫一時、影響遍及全球的世界強權。1588年擊敗西班牙無敵艦隊、17世紀又逐漸排擠荷蘭而取得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國，更是通過海洋，依靠全球性的財富掠奪和商品市場，迅速發展了國內的資本主義并首先完成了工業革命，成為世界工廠，建立起稱雄地球二百余年之久的“日不落”帝國。

新航路發現后西方資本主義以勃勃生機向全球擴張，按照自己的需求和面貌改造世界，成為世界近代史的主流，其勢洶洶，不可阻擋。在這股洶涌大潮的沖擊下，許多亞、非、美洲的古文明衰落了，甚至消失了。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當然不可能置身事外。事實是：巍然屹立于東亞數千年、世界歷史上最悠久、最輝煌的古文明之一的華夏文明，正是從16世紀起，即從明王朝的中后期起，與西歐資本主義的蓬勃興起形成鮮明對照地走上了下坡路。當然，此后的幾百年里，中國仍在發展，經濟、政治、文化都有可觀的成就，甚至還出現過明中后期國內工商業超過兩宋的繁榮和資本主義在某些手工業部門的萌芽，出現過清前期空前統一、強大的“康、雍、乾盛世”，但是，放到世界歷史的坐標下觀察，中國在這一時期各方面都逐漸落伍是無庸諱言的。到了18世紀后期工業革命在英國興起，貌似強大的天朝大國實際已被無可挽回地遠遠甩在了后面，終于在19世紀40年代被西方資本主義用大炮轟破國門，從此開始了長達百年的屈辱歷史。

為什么一個直到世界大航海開始仍然絲毫不落后于他人，并且就幅員、人口和綜合國力說仍然毫無疑問是世界最強大國家的東方大國會走下坡路并最終被打??？對這個問題，筆者的意見是：盡管導致中國在近代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們可以從經濟、政治、軍事、思想文化、科學技術、內部矛盾、對外關系等各方面進行分析和闡釋，但是，這一時期中國封建統治集團昧于世界大勢，從維護自身統治利益出發而對海外貿易及交往采取的限制、某些時期甚至是禁絕的保守主義政策，如果不是最關鍵的，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這種短視的、愚蠢的政策，使中國喪失了在世界上繼續保持大國領先地位并與西方爭雄的歷史機遇，而這種機遇，在大航海開始以后的一個很長時間里，一直是存在著的。

本文是闡述筆者上述觀點的開篇，主要檢討明及清前期海外貿易政策的發展演變，指出其保守主義的實質。關于這一時期海外貿易政策的形成原因及其歷史后果，另外撰文分析。

一、明代的海外貿易政策

摘要明末清初，商品經濟較為發達的華東地區擁有全國80％以上的主要商品和商品流通量以及商業資本。然而國內市場的不充分，促使華東市場的這種優勢產生的擴張力只有向海外發展。這種擴張力與正在形成的世界海洋經濟市場的拉力發生互動作用，促成了十分活躍的海外貿易，拉開了中國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

關鍵詞明末清初華東市場海外貿易走私貿易

國內市場，無論是初級的墟集市場還是高一級的城市市場、區域市場，在明清時期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擴大與發展。更具意義的突破區域范圍的全國性市場，由于因交通的便利而發展起來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的成熟和商品經濟生產的拓展，也在明中葉形成。［①］在全國性市場及其網絡中，由于多元社會經濟結構導致地區發展的不平衡，［②］以運河為南北交通干線的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的市場發育較為成熟，網絡較為密集，從而成為中國國內市場的重心?，F在要討論的問題是：華東市場的優先發育成熟不僅是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16世紀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力量已經多次叩開了中國市場的大門，海外貨幣資本首先對華東市場產生了魅力，日益成熟和壯大的國內商人隊伍及其資本，已不滿足于國內市場由于發展不平衡而出現的不充分的流通能力，開始向海外延伸，參與以海外貿易為主體的海洋社會經濟活動。華東市場與海外貿易的這種互動力也是華東市場成熟的營養劑。這是明末清初商業發展有別于前代的一個顯著特征，也是近代中外貿易的序幕。

一、華東市場的構成及其對外貿易的擴張力

市場的構成，主要是商品的流通量和流通內容。流通量的大小取決于市場的交通輻射情況和商埠碼頭的大??；流通內容則指集散商品的種類。明末清初，華東地區不僅擁有貫穿南北的大運河——長江——贛江——北江黃金水道，這條水道串連了以北京為樞紐通向全國各地的8條干線要道中的3條：北京分別至南京浙江福建、至江西廣東、至山東；［③］而且擁有全國2／3的大中型工商城市［④］和大量傳統與新興的手工業商業小城鎮。［⑤］明清兩代人口密度前4名的省份在華東，明末華東6省人口6900萬，為全國15省12000萬人口的58％（1578年）。［⑥］清中期統計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00人以上的府州全國有29個，華東占24個（1820年）。［⑦］便利的交通、發展起來的工商城鎮和眾多的人口為市場的構成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質條件。

從商品生產與流通關系看，市場可分三類：

大體說來，唐代海外貿易的管理，主要包括唐政府對朝貢貿易和市舶貿易的管理兩個方面。以下依據有關史料，分別予以探討。

（一）朝貢貿易的管理

唐政府不僅與其周邊諸少數族政權之間存有朝貢貿易，與海外諸國之間也存有朝貢貿易，同樣在政權關系的政治色彩的光環下，進行著實際上的物與物的商品交換。史料表明，在朝貢使的禮儀接待和貢物的回贈酬答方面，唐政府對海外諸國也實行著與對周邊諸蕃相同的制度和規定?！缎绿茣肪?21下《西域傳》贊語稱唐對朝貢使“有報贈、冊吊、程糧、傳驛之費，東至高麗，南至真臘，西至波斯、吐蕃、堅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謂之‘八蕃’，其外謂之‘絕域’，視地遠近而給費”。[1]就對朝貢物品的酬答而言，唐政府也有著一套較為細致的制度，其詳見前文民族貿易的管理部分，茲不贅述。

不過，有所不同的是，在朝貢使團入京覲見人數的控制上，唐政府對海外諸國使團的限制，要比對周邊諸蕃使團的限制嚴格得多?！缎绿茣肪?8《百官志三·鴻臚寺》載云：“海外諸蕃朝賀進貢使有下從，留其半于境；由海路朝者，廣州擇首領一人、左右二人入朝?！币幎ㄓ申懧范鴣淼暮Ｍ庵T國朝貢使團，入境時邊地政府部門要將其使團人數的一半留于邊境安置，只準許另一半人員隨同使者入京覲見；對由海路經廣州入境的，則只準許使者及隨從二人入京覲見，對海外諸國朝貢使團的入京人數有著明文限制。而周邊諸蕃朝貢使團雖有時因過于寵大要由邊地政府部門留其一部分人員于邊境外，對其使團入京覲見人數，唐政府并無制度上的明確規定。對海外諸國朝貢使團入京人數的嚴格控制，反映的應是唐政府對國家安全更為謹慎的考慮。

唐政府對非經廣州而由其他沿?？诎度刖车耐鈬暿箞F的管理，可由《空海入唐求法記》尋得一些端倪。記文載空海隨同日本國朝貢使團，于德宗貞元二十年（804）八月十日到達福州長溪縣赤岸鎮?？冢爱敃r日本使船，率由揚子江向蘇、揚。閩疆僻左，罕睹外人，州吏閉船待命?？蘸Ｄ舜笫股细Ｖ萦^察使書……刺史閻濟美閱之感動，因開船存問，給資糧，借屋十三煙，并奏長安取進止，全船感激流涕。數十日敕令至，大使給七珍鞍。十一月三日，一行二十三人，溯閩江向長安，空海與焉。余人及來船則回航明州，以待大使之歸”。入京使團于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達長安以東的長樂驛，二十三日，宦官趙忠將飛龍家細馬二十三匹來迎，兼持酒脯宣慰，由春明門進城，入住宣陽坊官宅，二十四日，國書、貢物附監使劉昂獻上，皇帝嘉納。[2]可見，日本國朝貢使團到達福州之地后，福州地方政府一方面招待使團，一方面上報朝廷請示如何處理。等皇帝敕令到達后，州府乃準敕允許使團中的二十三人入京覲見，其余人等及所乘船舶回航明州以等待入京使團的返回。入京使團到達京師長安附近時，由宦官趙忠負責一番接待，進行慰勞，然后進入京城，被安置在官宅中居住。次日國書及貢物由宦官專人進獻,德宗皇帝嘉納。雖然入京使團的人數不止三人，但是由此仍可看出，政府在朝貢使團的入京管理上，一是行事十分謹慎嚴肅，二是也有著明確的人數限制。從宦官趙忠率二十三匹飛龍細馬迎接使團，可以推定二十三人的使團入京規模是早由德宗所頒“敕令”規定了的?？偠灾?，作為唐政府與海外諸國溝通政治關系的輔助手段，朝貢貿易有其特殊意義。這類貿易不與國內百姓接觸，完全由唐政府一手操辦，實為官方貿易。

（二）市舶貿易的管理

一

清末民初這段時間，江南地區的紡織品在市場流通量上并沒有出現大的萎縮，就蘇州地區而言，主要是得益于絲織品出口的大幅增長。根據民國初年的統計，1918年，蘇州絲織業年產紗緞為107040匹，外銷77930匹，占總產量的72.8％，年產值2414250元，外銷1184550元，占總產值的49.02％，共有絲織工人16779人，其中生產外銷產品的9949人，占工人總數的59.29％（注：王翔：《對外貿易與中國絲綢業的近代化》，《安徽師大學報》1992年第2期。）。海外市場的不斷開拓一度成為刺激近代蘇州地區絲織業不斷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紗緞為數千年之實業，各國未通商以前，遍銷全國，雖因豐欠，營業年有盛衰，然平均計之，頻年造貨與銷貨之比較，尚足相抵，機工即無輟業之虞，原料亦無造匱之慮，自海禁洞開，各國互市以來，雖有船舶來品之輸入，內地紗緞銷場，不無漸減。然絲織品之運銷出口者，亦足相抵，其時各國稅率，尚屬平等，中外通商，名實相符?！匀?、俄兩國，于光宣年間，先后加稅至五六倍至十余倍不等，紗緞之銷路遂絕"（注："湯一鶚關于蘇州絲綢原料生產，銷售和出口等情況的調查報告"，1919年2月5日，轉引自《蘇州絲綢檔案匯編》，第1385-1386頁，蘇州市檔案館編，江蘇古籍出版社1995年，下同。）。

19世紀中期的太平天國運動曾給江南經濟以沉重打擊，江南絲織品業幾遭滅頂之災，直到19世紀80年代初，江南絲織業織機總數不過3萬余臺，不及戰前盛時之半數（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92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幾乎所有桑樹均已根除或被毀，從事絲業的居民，大多數星散。絲業的普遍衰落就是這幾年騷亂的結果"（注：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1949），第二卷，第68頁，三聯書店，1957年版。）。太平天國運動及日后的社會動亂，導致了社會購買力的下降，這對以國內王公貴族富商大豪為主要消費對象的絲織品市場而言，無疑是一沉重的打擊，這一時期的海外貿易刺激了蘇州絲織業的恢復發展。1853年，太平軍進入江南后，南京城鄉約5萬臺織機停產，江浙一帶所產生絲得以大量擠進外貿市場。同時，由于意、法等歐洲國家生絲減產，"從1853年下半年起，中國生絲出口猛增，到1858-1859年度，僅上海一個口岸出口的數量即擴大到85970包，較上海開埠初期1844-1845年度的6433包增加了12.4倍"（注：《上海對外貿易》（上），第62頁，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11月。）。海外貿易的發展，使得蘇州地區絲織業的恢復速度高于同時期的南京等地，到同光年間，為蘇州地區紗緞業的全盛時代。"營業總額年達六百余萬元，紗貨遠銷俄國、高麗（朝鮮）、緬甸、印度等處，官方特設織造府于蘇州，從事辦差"（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

太平天國革命也使蘇州地區著名的絲綢中心盛澤鎮異軍突起，盛澤鎮是江南著名的絲織品集散地，"盛澤紡綢昔蜚聲于世，在前清乾隆嘉慶年間，營業即已發達，各省客商來該地辦貨者極多。在全盛時代，出品不但行銷國內各埠，且銷行南洋各屬，甚至推廣至于歐洲"（注：《中國實業志·江蘇省·第八編工業》，實業部國際貿易局，1933年2月初版，下同。）。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距京杭大運河5公里，非水陸要沖，在太平天國運動中損失輕微，并成為眾多富商大賈的避難地，據《吳江文史資料》記載：清咸豐十年，太平軍與清軍數度鏖戰，尤其是清軍在攻陷城鎮后的大肆劫掠，江南地區普遭荼毒，南北交通受阻，蘇州及浙江的杭州、湖州、雙林、濮院等傳統絲綢城鎮受到重創。浙江嘉興府的濮院鎮，"機廢業，織工失業"（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87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同。）；王江涇"當兵道，被兵后十九瓦礫……涇之士商同時避亂遷盛（澤）者無慮數百家"；"湖州逃難來者，盡至盛澤，人眾比平時數倍"（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來盛澤避難者多為絲綢富商，其中王江涇以綢商居多，雙林鎮以絲商占優，太平軍占領后有"商民茍安"的記載，并劃歸浙江秀水縣管轄。據《盛川稗乘》記載，太平軍在盛澤設局抽厘，兩年零一個月獲銀數十萬，盛澤綢市呈現"千家一簇萬間樓，估客如云采買綢，分寸黃金分寸土，行人不斷市捎頭"（注：《吳江文史資料》，第十輯，第58-59頁。）。這一切為蘇州及至江南地區絲織業的繼續發展保存了實力，即便在中國絲綢被排擠出西歐市場之時，盛澤的狹幅輕綢仍在南洋地區擁有廣大的市場，并帶動了江南絲織品的出口量，使之維持在一個相對穩定發展的水平上（注：徐新吾主編：《近代江南絲織工業史》第110頁。）。

二

關鍵詞：對外貿易，貿易政策，產業布局，國際市場

摘要：我國政府適時調整了發展戰略，堅持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相結合，以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實現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為目標，最終確保了對外貿易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笆濉睍r期，鞏固和提高我國現有優勢，加快構建我國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新優勢，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將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一、過去5年我國對外貿易回顧

“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目標及戰略部署是：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著力提高對外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出口，鼓勵進口先進技術設備和國內短缺資源；繼續發展加工貿易，著重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增強國內配套能力，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傮w看來，我國“十一五”期間的對外貿易主要表現為五大發展特征：

特征一：貿易規模持續擴大，貿易大國地位確立

2008年9月以來，受金融危機、世界經濟下滑等不利因素影響，我國進出口大幅下降，首次出現了14%的負增長。但從“十一五”整體情況看，我國進出口貿易規模仍保持了持續、快速擴張態勢。2005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為14221.2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的7.3%。2%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為29727.6億美元。依此計算，我國“十一五”末對外貿易總額為“十五”末的2倍以上，年均增長15%，高于同期世界貿易年均增幅10.8個百分點。

關鍵詞：對外貿易，貿易政策，產業布局，國際市場

摘要：我國政府適時調整了發展戰略，堅持擴大內需與穩定外需相結合，以轉變對外貿易發展方式、實現對外貿易轉型升級為目標，最終確保了對外貿易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笆濉睍r期，鞏固和提高我國現有優勢，加快構建我國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的新優勢，實現由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邁進將對我國對外貿易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

一、過去5年我國對外貿易回顧

“十一五”期間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目標及戰略部署是：加快轉變對外貿易增長方式，優化進出口商品結構，著力提高對外貿易的質量和效益；擴大具有自主知識產權、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出口，鼓勵進口先進技術設備和國內短缺資源；繼續發展加工貿易，著重提高產業層次和加工深度，增強國內配套能力，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傮w看來，我國“十一五”期間的對外貿易主要表現為五大發展特征：

特征一：貿易規模持續擴大，貿易大國地位確立

2008年9月以來，受金融危機、世界經濟下滑等不利因素影響，我國進出口大幅下降，首次出現了14%的負增長。但從“十一五”整體情況看，我國進出口貿易規模仍保持了持續、快速擴張態勢。2005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為14221.2億美元，占全球貿易的7.3%。2%年，我國進出口總額為29727.6億美元。依此計算，我國“十一五”末對外貿易總額為“十五”末的2倍以上，年均增長15%，高于同期世界貿易年均增幅10.8個百分點。

加入WTO和世界經濟一體化,給我國外經貿事業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與之相伴隨的卻是,中國出口企業日益陷入海外應收賬款“黑洞”。相關統計資料顯示,中國出口企業的海外應收賬款累計至少超過1000億美元,相當于中國2004年總出口額的五分之一,而且這種海外呆壞賬正在以每年150億美元的速度增加。外貿企業的很多利潤被壞賬所吞噬,許多外貿企業不堪重負,甚至破產倒閉,有的即使能夠維持經營,在經營中也常常進退維谷,阻礙了企業的正常發展。另一種極端情況就是部分外貿企業由于懼怕壞賬風險采取非常謹慎的信用政策,甚至宣稱對非信用證業務一律不做,結果限制了業務的發展。

在與各國經貿往來中我國外貿企業并未充分重視客戶信用風險的管理,在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債務拖欠和應收賬款問題已成為外貿企業發展的瓶頸。

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特征

下面筆者結合美國鄧白氏公司中國代表對我國外貿企業大量逾期應收賬款問題的調查報告數據,對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特征進行結構分析,從更深層次上理解我國外貿企業客戶信用風險的現狀。

從來源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來源以海外華人公司為主。從我國國際貿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性質看,我國的外貿信用風險主要是由海外華人客戶帶來的。筆者認為這些為數不多的海外華人,包括港、澳、臺地區的華人以及少數原籍中國大陸后來移居海外的華人具有與中國同族同種和語言相通的優勢,他們對中國的國內經濟環境比較熟悉,了解到我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過程中,各方面的管理仍不完善,存在著各種法律、管理漏洞,外貿企業內部的信用風險防范意識和信用風險管理能力薄弱。同時他們又抓住我國部分外貿企業領導存在著的一定急功近利和或多或少的崇洋媚外的心態,使得部分海外華人進口商可以肆意拖欠我國外貿企業貨款,或詐騙屢屢得手,詐騙成功率要高于一般外國進口商。

從起因結構看,我國對外貿易客戶信用風險的直接起因以惡意欺詐為主。具體結構為:有意欺詐的拖欠款占60%;產品質量、數量或交貨期有爭議的占25%;屬于我方外貿企業交易嚴重失當及管理失誤的占15%;交易人員私下默契臺底交易占2.5%;其他性質占2.5%。我國對外貿易的過半貨款拖欠是由客戶的惡意欺詐引起,而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諸如產品質量或貨期等貿易糾紛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