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范文10篇

摘要：翻譯活動是伴隨語言產生而產生的，經過幾千年的發展，譯者的角色也在不停地變化，經歷了諸如“征服者”、“畫家”、“奴仆”、“解放者”、“叛逆者”等角色。筆者從語言學范式、結構主義范式和后結構主義范式三個角度分別探討了中國翻譯中的主體性問題，認為在譯者主體性被夸大的今天，仍存在一些限制主體性的主客觀因素。

關鍵詞：譯者；主體性；能動性；角色

在中西方翻譯史上，翻譯家們研究更多的是翻譯方法、原則、技巧等，雖然沒有出現過對譯者的系統研究，但翻譯家、理論家們都不同程度地談到對譯者的理解。譯者作為能動的個體，在翻譯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主觀性、能動性。這種能動性包括了譯者的選擇創造性和制約性兩個方面，這對翻譯有著重要的影響。

一、翻譯中譯者的角色

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是唯一的翻譯主體，譯者的作用也就相當重要。在漫長的翻譯歷史長河中，譯者的角色卻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翻譯理論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在很多情況下，人們都用一些形象比喻來說明譯者的作用。

在羅馬帝國時代，翻譯的目的是使外來文化歸順并融入目的語文化，從而豐富目的語的審美情趣，因此采取掠奪式的翻譯，是否準確傳達原作的語言內涵和語義內涵，不是譯者的首要考慮。到了公元4世紀，在翻譯活動的早期，翻譯家圣哲羅姆(SaintJerome)宣稱，譯者應該將原作的思想視為自己的囚犯，利用征服者的特權將其移植到自己的語言中。這種征服者形象的出現與當時的社會文化環境是密不可分的。在古羅馬時代，各國之間為了統治權征戰不斷，軍事上侵略一方對被侵略一方所造成的不公平待遇也影響了文學與翻譯，造成了翻譯中的不平等現象。

隨著世界交流的不斷擴大和深入，翻譯作為人類交流的橋梁顯得更加重要，已然成為文化產業中一個重要的行業。從20世紀下半葉起，隨著語言學的發展，翻譯研究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尤其是在70年代的“語用學轉向”和90年代的“文化轉向”的研究開始以來，學者們著力于對語言層面背后能起到積極作用的一些因素進行研究，其中關于譯者主體性的研究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們打破對譯者地位的傳統狹隘認識，大力倡導以譯者為中心的翻譯觀。米歇爾•克羅尼恩(MCronin)于2003年首次在其專著《翻譯與全球化》中明確提出“翻譯生態學”的概念，［1］從一個全新的視角闡釋了譯者主體性的相關理論。至此，自然學科中的生態學概念被應用于翻譯學研究中，形成了一股新的翻譯學研究熱潮。生態翻譯學認為，翻譯是一種以譯者為中心的主觀能動性活動，翻譯活動的順利進行及整個生態系統的良性循環都與譯者密切相關，“以達爾文生物進化論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學說為指導，探討‘翻譯生態環境’中譯者適應與翻譯行為的相互關系及基本規律?！保?］

一、后殖民語境下的譯者主體

性譯者主體性是指譯者在受到邊緣主體或外部環境及自身視域的影響制約下，為滿足譯入語文化需要在翻譯活動中表現出的一種主觀能動性，它具有自主性、能動性、目的性、創造性等特點。［3］在傳統譯論中，譯者的角色定位一直很卑微，在春秋時代，譯者被稱為“舌人”;在西方譯論中曾被稱為“仆人”?！吧嗳恕焙汀捌腿恕敝覍嵱谠Z作者或作品并真誠地為目的語讀者服務，因此，在進行語言文化轉譯過程中，譯者始終處在為他者服務的從屬角色。韋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中提出譯者要隱去自己的個性，淡化譯者在介入原語和闡述目的語中的痕跡，使譯文透明。當今社會，譯者的地位還是不高，翻譯一部作品比創作一部作品的稿酬要低，在綜藝節目中口譯者的表現常被刪除。這種對譯者作用的忽視無疑是翻譯理論研究上的一個漏洞，全然忽略了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發揮的主觀能動性以及對翻譯作品的巨大影響。

翻譯活動涉及兩種或多種文化之間的交流，不能脫離社會現實而真空地進行平等交流，它始終受到社會、歷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制約和影響，而深入其中的譯者更是如此。斯皮瓦克在她的論文《翻譯的政治》中就提出:“一切翻譯都不只是語言文字上的轉換，而是充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文化批判意義?！保?］當今世界各種文化之間的分界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變得模糊起來，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權力關系和文化霸權侵略顯得更為隱蔽。作為一種具有強烈革命性和解構性的文化批評理論，后殖民翻譯理論認為翻譯是“殖民文化的產物，是帝國主義強權政治及文化帝國主義思想觀念對外進行霸權擴張的工具，是強勢文化和弱勢文化在權力差異語境中不平等對話的產物”，［5］它注重對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消解，立志要緩解處于強勢地位的西方文化長期以來對東方文化的主宰與話語權力壓迫。那么，作為翻譯活動主導者的譯者在消解強權政治和文化霸權中所發揮的作用便不可小視。胡庚申教授將這種翻譯活動和過程概括為“翻譯生態環境”，具體指原文、源語和譯語所構成的世界，即語言、交際、文化、社會以及作者、讀者、委托者等互聯互動的整體;同時包含了源語、原文和譯語系統，是譯者和譯文生存狀態的總體環境，它既是制約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又是譯者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的前提和依據?？偠灾?，翻譯生態環境是影響譯者最佳適應和優化選擇的多種因素的集合。［6］

由此可見，在后殖民語境下，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霸權和強權政治的不平等交流，它倡導譯者主體性能在翻譯規范的指導下得到充分的發揮，鼓勵譯者從弘揚本土文化的角度出發，在翻譯過程中自覺抵制異族文化的強勢遷徙，使社會規范和主體意識以互動的形式不斷影響和改變翻譯作品的軌跡，同時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力保各文化群落之間的平等交流，時刻關注“‘語種生態’，保持不同語種之間的翻譯的健康平衡，從而維持翻譯生態系統的整體平衡”。［7］

二、生態翻譯學理論性研究現狀

摘要：一定程度上，文學翻譯工作者不可能完美地處理好兩種文學的對應，兩種差異下的語句轉換尤其顯得難以處理。從幾方面簡單分析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的過程中，所要考慮的一些“合作原則”，以及在英漢互譯下，如何運用“補償的藝術’’來取得原語與譯語的最大對等。

關鍵詞：文學翻譯合作原則對等

一、譯者如何遵循翻譯中的“合作原則”

提到“合作原則”，很多人會想到Grice的“合作原則”(CooperativePrinciple／COnversationalmaxims)，他在“合作原則”里提出了四項“準則”以供語言使用者參考，其中包括：(1)相關原則(MaximofRelevance)；(2)適量原則(MaximofQuantity)；(3)質真原則(MaximofQuality)；(4)方式原則(MaximofManner)。需要指出的是，譯者在這里所要遵守的“合作原則”與語用學里的“合作原則”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不應認為兩者可以相互替換，互通有無。第一是翻譯中的“相關原則”大致上是指原文中沒有提到的譯文盡可能不提；原文的“文風時尚”盡量與譯文保持一致。泰特勒在他的《論翻譯的原則>)(EssayonthePrinciplesofTranslation)里提出，譯文的風格與筆調應與原文相同(thestyleandmannerofwrittingshouldbeofthesamecharactersasthatoftheorigina1)，換句話說，也就是譯文要與原文達到最大程度的“關聯性”。第二是翻譯中的“適量原則”大致上是指，譯文不過分詮釋原文所要傳達的信息，要適可而止，不要隨意發揮。這里面存在著過量和不足兩方面問題。比如辜鴻銘在翻譯《論語》時，遇到了這么一句話，相信大家都熟悉，“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他又是如何翻譯的呢?辜氏譯文如下：“Itisindeedapleasuretoacquireknowl—edgeand，asyougoonacquiring，toputintopracticewhatyouhaveacquired．Agreaterpleasurestillitiswhenfriendsofcongenialmindscomefromafartoseekyoubecauseofyourattainments．”他的譯文本后人指為過度意譯，隨意添加字詞，比如“asyougoonacquiring”還有“greater”、“congenialminds”、“becauseofyourattainments”等等。很顯然，譯文中加入了很多已經在譯文文本中暗含的語言形象，如已出現了動詞“acquire”，就沒必要在下文出現“attainments”之類的重復語義的詞匯了?；蛟S有人會說，辜氏這樣做的目的無非想使譯文更符合歐美人的閱讀習慣?？墒侨绱说淖g文最終只能被當作偏譯對待。有時，翻譯的“適量原則”也會遭遇信息量不足的情況。比如在《圣經》中《路加福音》(TheGospelac—cordingtoLuke)這一章出現了“Samaritan”這個詞，它的本意是“撒瑪利亞人”的意思，把它放在一個句子中，并嘗試翻譯的時候，就會發現一個問題：thispoormanbegged，“yougoodSamaritan，havepityonme！”如果直譯過來，就成了，“你這好撒瑪利亞人，就可憐可憐我吧！”看到這里，或許那些對圣經不是很了解到人該提出疑問了，為什是撒瑪利亞人呢?根據基督教的解釋，撒瑪利亞人樂善好施，總是救人于危難之中。例外一種流傳的說法是撒瑪利亞的婦人為基督打水喝，從而受到了基督的指教，信奉了基督。但是我們翻譯的時候，不可能把這個詞背后隱含的如此復雜的情節都展示出來，所以不如譯為“你這樂善好施的人兒，就發發慈悲吧！”這樣就避免了歧義，補償了語義。相關與適量兩個原則實際上是檢驗譯者翻譯鑒賞能力的初級評判標準，那么翻譯的高級評判標準又在哪里呢?

二、翻譯“合作原則”的高級評判標準

(一)質真與方式

摘要：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國際貿易對各國來說變得不再遙遠。并且，在國際商務活動中，商務英語的作用越來越突出。由于商務英語翻譯具有專業性、適用性等特點，所以作為交流的使者，譯者需要擁有良好的素養來面對全球化帶來的競爭與挑戰。

關鍵詞：譯者素養；商務翻譯

在貿易全球化和一帶一路的影響下，各國之間的貿易往來和商務活動逐漸增多，商品和服務逐漸全球化。因此，商務英語翻譯在貿易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商務英語不同于普通英語，它是英語與商務知識以及商務交際的結合體，是為實現商業目的而使用的一種語言變體，更是具有社會功能的一種語言。有著獨特的語言特征和文體風格，涉及金融，投資，貿易等多個領域。并且隨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發展，商務英語翻譯的發展空間也越來越大，而作為商務英語翻譯的譯者，其素養對商務英語翻譯起著關鍵的作用,因此譯者需要不斷提升自己的素養。

1譯者和譯者素養

1.1譯者

從字面上來說譯者就是把一種源語翻譯成另外一種語言的人。在商務英語翻譯中，譯者是商務交易信息的傳達者，從而幫助買賣雙方完成商務交易。在古代，譯者被稱為“舌人”“應聲蟲”“傳話筒”。在西方的古希臘時期，譯者被稱為“先知”“演說家”“競爭者”“征服者”，帶有一定的宗教神學色彩。在21世紀，譯者被認為是協調者，因為需要在兩種不同的語言乃至文化之間進行協商和調節。譯者不僅擔任著傳遞貿易信息的任務，更挑著傳播商業文化乃至中國文化的重擔。因此，商務譯者在商務活動和跨文化交際中有著重要的地位。

摘要：譯者研究是翻譯研究中的主要議題之一，從生態翻譯學視角來看，譯者在翻譯生態環境中具有“統籌協調”的作用，通過履行“譯者責任”來完成“境、本、人”關聯互動，實現翻譯生態環境的平衡與和諧。在翻譯過程中，譯者主要通過對原文進行“三維”轉換來履行譯者責任，即語言維、文化維和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為此，以莫言獲獎小說《蛙》的英譯來例證譯者在三維轉換中的主體創造性，以論證生態翻譯學對文學作品翻譯的指導作用。

關鍵詞：生態翻譯學；譯者責任；“三維”轉換；《蛙》

一、譯者責任的變化

對譯者的研究已經成為當今翻譯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筆者通過查閱相關文獻得出，譯者的地位大致經歷了三個不同階段，即從從屬者到參與者再到翻譯活動的主體。第一階段以嚴復的“信達雅”為代表，將翻譯行為定義為兩種不同語言層面的轉換，即原文與譯文之間的轉換，這種二元對立的觀點確立的是原語文化的主體地位，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處于從屬地位，翻譯行為忠實于原文和作者，衡量譯文質量的標準以是否更好地傳達原作者的意圖來體現。這與西方翻譯理論中的“譯者隱形論”觀點相似，認為理想的譯文應該不留譯者的痕跡，而忠實地再現原作的精神內涵和風格韻味，使譯文讀者能體會到與原作讀者相同的文學情趣［1］。這種形而上的翻譯理論脫離了實際翻譯生態，忽略了原語文化和譯入語文化的不同，在具體翻譯實踐中是不可行的。第二階段隨著翻譯界的不斷呼吁和翻譯學理論研究的發展，譯者在翻譯活動中的地位開始被關注，其創造性和價值逐漸獲得認可，翻譯成為一種“原文—譯者—譯文”的三元關系流程。近代翻譯研究者認為，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處于中心地位，既是原文的接收者，又是譯文的創作者，譯者既要充分理解原文和原作者的意圖，又要在對原語文化和譯語文化進行理解的基礎上進行創作，處于“上情下達”的核心位置。翻譯的“好”與“壞”，全靠譯者的“思考”和“感覺”［2］。在這一階段，譯者的地位得以提升，但忽略了對翻譯過程產生影響的其他因素，對翻譯行為的理解比較單一。第三階段以生態翻譯學為代表，譯者在翻譯行為中的中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得以確立。翻譯行為也不再是簡單的語言或文化層面的轉換，而是譯者努力適應翻譯生態環境，并進行適應性選擇，產出譯文，使譯文在譯語生態中生存下去的適應選擇活動［3］。生態翻譯學研究的是譯者與翻譯生態環境的關系，認為譯者是翻譯過程中一切“矛盾”的總和，只有譯者才能具體負責統籌協調“翻譯環境”“翻譯文本”和“翻譯群落”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從而通過譯者責任來體現“境、本、人”的關聯互動，實現翻譯生態的平衡與和諧。生態翻譯學的基礎理論是翻譯適應選擇論，“適應”指譯者對翻譯生態環境的適應，“選擇”指譯者以翻譯生態環境的“身份”對譯文進行選擇。生態翻譯學認為，譯者要在遵循多維度適應與適應性選擇原則的基礎上，相對集中地進行三維轉換，即語言維、文化維、交際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本文擬從生態翻譯學視角探討譯者責任，以莫言獲諾獎小說《蛙》英譯本為例，分析譯者在三維轉換中的成功做法，以印證適應選擇論的可操作性。

二、譯者對莫言獲諾獎小說《蛙》英譯本的三維轉換

（一）語言維的適應性選擇轉換

1．引言

對于文學翻譯而言，傳統翻譯研究的重點多放在譯文與原文的“忠實”程度上，而譯者的偽譯（apocry－pha）、創譯（imitation）、偽作（plagiarism）卻受到多方詰難。如今譯者作為翻譯主體被重新發現和重視為我們考察翻譯實踐活動開辟了新的視角和途徑?！皠撛煨耘涯妗彼枷氲奶岢M一步凸顯了譯者在文學翻譯實踐中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主觀能動性一直被視為譯者主體性的重要構成要素。如何全面認識和看待譯者的主體性在翻譯實踐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翻譯文學作品時，譯者的詩學觀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制約譯者在翻譯實踐中的主觀能動性？或者說譯者的詩學觀與其翻譯實踐有著怎樣的互動關系？本文試圖從譯者詩學觀與翻譯實踐的互動角度重新審視“創造性叛逆”背后的深層原因，弄清譯者主體性的深刻內涵，揭示文學翻譯活動中主觀能動性和語言客觀制約性的辯證統一。

2．譯者的詩學觀

“詩學觀”就是對詩或其他文學作品的一般原則的認識、了解、觀點或看法。在安德烈•勒菲弗爾看來，“詩學觀由兩部分組成：其一是指全部文學手段、類別、主題、典型形象、場景以及象征；其二是指文學在整個社會系統中的地位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2004：26）?？梢钥闯隼辗聘栒f的是詩學觀的微觀和宏觀層面。微觀層面體現在具體的文學表現形式上，而宏觀層面則體現在人們對文學與社會系統的思考和定位中。他對詩學觀的界定突現了詩學觀作者簡介：馬納克，湖南師范大學英語部講師、湖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翻譯學。的層次性，也表明詩學觀對譯者影響的層次性。在文學翻譯實踐中，一方面作為主體的譯者總是對各類文學作品持有這樣或那樣的觀點，對具體的文學表達手段也有個人的偏好和擅長，這些都會有意或無意地滲透到其文學翻譯實踐中去；另一方面在對文學作品的品評和鑒賞過程中，異質的文學表達手段、全新的文學思想以及雙語轉換過程中的內在矛盾沖突無疑也會影響和改造譯者的詩學觀。有人認為，“文學翻譯與創作無異”（郭沫若），“文學翻譯等于創作”（許淵沖），“必須把文學翻譯工作提高到藝術創作的水平”（茅盾）。無論怎樣，文學翻譯總包含著某種程度的“創作”，從而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色彩，即譯者的詩學觀特征。因此，如果我們能夠縷析譯者的詩學觀與其翻譯實踐的互動關系，那么在評價和欣賞翻譯作品的過程中就能更好地理解文學作品譯本以及譯者在完成其詩學追求過程中采取了什么樣的翻譯策略，遵循了什么樣的文藝價值取向，以便體現主觀能動性與詩學觀的彼此制約并不斷互動的辯證關系。嚴復在《天演論》譯例言的第三段中說：“《易》曰：‘修辭立誠’，子曰：‘辭達而已’。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三者乃文章正軌，亦即為譯事楷模。故信達而外，求其爾雅”（1984：136）。其實“信、達、雅”都是中國古代“文章正軌”，也就是人們在創作或品評一篇文學作品時的基本原則和標準。嚴復正是用長期以來士大夫所接受的文學標準來闡釋翻譯的原則和標準，并貫徹實施在自己的翻譯實踐中。無論后來研究者怎樣進行批評、闡釋、補充、修正，“信達雅”這一“楷?！痹谥袊F代文學翻譯史上的確產生了重要影響。以嚴復為例，雖然他翻譯的主要是政治、哲理內容的文章，但他1897年發表譯作《天演論》后，“連汝倫那樣的封建士大夫，讀了以后也欣賞其文辭之美和議論之精”（陳?？?992：118）。晚清翻譯高潮期的許多名家的文學翻譯實踐就最集中、最全面地體現了譯者的詩學觀對其文學翻譯實踐的制約，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對文學翻譯思想內容的影響。

3．詩學觀對文學翻譯思想內容的制約

雖然我國古代文學觀念中的文學范疇不斷發展變化，但對這一長期的封建意識形態的整體，我們可以清晰地辯明其主導思想，即“文學的高度政治化、倫理道德化，與維護封建統治相結合，成了我國文學觀念的一個主導思想”（錢中文1989：61）。文學的價值、功能在我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展示了其無窮的社會功用和強大的影響力，雖然不可和政治與倫理道德相提并論，但就其影響而言，卻是深入文人骨髓的。如果追根溯源的話，《尚書•堯典》中就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論，神人心和”（霍松林2002：1）。“志”隨著儒家思想正統地位的確立，往往被歷代文人解釋為合乎禮教規范的思想，“詩學觀”也就在這樣的基礎上不斷發展。到近現代，一方面這一主導思想還在延續，繼續對文人墨客產生重要影響；另一方面，由于國際、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形勢與西方發生著激烈的碰撞與對抗，甚至融合與嬗變，人們的文學觀念隨之也產生了一系列的變化。透過晚清的文學翻譯實踐我們就可清楚地看到這一點?！靶胚_雅”本為中國傳統文論，卻被借鑒過來品評翻譯作品，而文學翻譯這一極需藝術創造力的活動，無疑深深地刻上了中國傳統詩學觀的烙印。林紓就是這一時期的杰出代表。盡管研究者有這樣或那樣的評說，但他仍是我國近現代文學翻譯的開山鼻祖。表面看來完全是巧合使不懂外文的林紓走上了文學翻譯之路，而且產量頗豐，但這偶然之中卻有著必然性。他翻譯的第一部西洋小說《巴黎茶花女遺事》雖不是第一部中國翻譯小說，可是該小說帶來的影響可以說是中國近代翻譯小說的濫觴?！?897年其妻劉瓊姿病逝。對夫人的死，林紓十分悲哀，終日牢愁寡歡”（陳玉剛1989：66）。而此時，林的好友王壽昌與其談巴黎小說。王詳細地向林介紹了故事，林紓十分感動，多次與王壽昌相擁而泣。可見這篇小說是多么切合他的心境，又怎樣貼切地表達了他對自己結發妻子的深深思念。選擇這樣的小說作為自己的翻譯題材再適合不過了。《巴黎茶話女遺事》問世后，嚴復感慨“可憐一卷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譯作受到多方好評。如果說與人合譯大仲馬的《巴黎茶花女遺事》是為排譴喪妻悲痛偶或為之而解心中郁悶的話，那么他的《黑奴吁天錄》就是刻意而為的必然產物?！坝嗯c魏君同譯是書，非巧于敘悲以博閱者無端之眼淚，特為奴之勢逼吾種，不能不為大眾一號”（林紓1997：44）。他從更高的角度抒發自己對“國家百姓人民之利”的關切，想通過翻譯，喚醒國民振興民族，展現其極高的文人責任感，表達其“志”所在。梁啟超無疑是近代想通過翻譯實踐來表達自己思想抱負的另一位杰出代表?！笆?，梁啟超馬上把對國家的改造轉換為對國民的改造；把對制度文化的改造，轉換為對精神文化的改造”（賴力行2003：271）。在中國文化界，他最早提出小說的社會效果問題，并且首倡翻譯外國小說。他說：“今宜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親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癖，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梁啟超1997：28）。其欲借“群書”之力改造人們精神的見解可見一斑。他重新界定小說在中國當時文化系統中的社會地位，使之服務于自己的詩學追求。他選擇了小說這一在當時中國文壇地位低下、卻也最能為平民百姓所接受的文類作為其宣傳載體。正是在這樣的文學主導思想指導下，梁特別強調政治小說的社會和教育功能，并且親自翻譯了政治小說《經國美談》和《佳人奇遇》，表達其政治觀點。因此，在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期，譯者會以一種“暴力”或非常規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或理想主張，譯者的主體性得到充分彰顯，從而產生了一種獨特的翻譯現象。在晚清這樣一個“仰視”西學的時期，在翻譯實踐和認識上強烈地要求“信”的元素的進入，與原有的文學形式或意識形態產生劇烈撞擊，從而達到譯者的目的，實現譯者的理想訴求，可謂假翻譯之名，言譯者之志。

摘要：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不僅是國家歷史文化的瑰寶，而且是見證了數千年歷史變遷的重要證據之一。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強，外宣英譯及相關研究已經受到廣泛關注，但非遺文化英譯仍有待強化。本文將以雷州石狗文化為例，分析湛江非遺文化外宣存在的問題，分析譯者語言服務意識和翻譯倫理的關系，探究譯者語言服務意識的培養，以求更好地傳播非遺文化的精粹。

關鍵詞：雷州石狗；翻譯；宣傳；國內外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久經歲月的洗禮，有著重要的非物質文化價值。雷州石狗因精湛的雕刻技術，雄厚的文化底蘊，被國人所知曉。雷州石狗是湛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對它的保護與宣傳也是永不止步的。作為譯者，應該在尊重當地民族文化的前提下，向國際宣傳與傳播非遺文化，以增強民族文化認同感，更好地弘揚民族文化。

1雷州石狗文化概況

1.1雷州石狗文化

雷州石狗是古代中國民間信仰之一，是雷州人民世代繁衍生息遺留下來的寶貴文化，更是一種獨特的民間藝術。雷州石狗有“南方兵馬俑”之稱，是雷州半島上的一朵文化奇葩，它的造型百態千姿、神采各異、惟妙惟肖，且有漫長的歷史、豐富的內涵、獨特的地方民俗文化風采，不僅如此，雷州石狗還有珍貴的歷史文化價值、藝術創作價值、宗教信仰價值等。追溯其歷史，雷州半島位于祖國大陸的最南端,屬古揚州之地，歷史上有“揚越之南”“駱越”之稱。古代的駱越族即為后來的俚、獠、獞、猺、黎等族的祖先，駱越族有一只以狗為圖騰的部落，秦漢時期被稱作“槃瓠蠻”，交趾、合浦、儋耳是其聚居之地。他們自稱為狗的后人，有崇拜狗的習俗。據資料記載，雷州石狗于2004年4月被批準為“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項目”之一；2008年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論文摘要：傳統翻譯理論認為，著者、譯者和讀者之間呈不平等關系，譯者處于“一仆事二主”的尷尬地位。根據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翻譯應該是主體間的交往與對話，因而譯者與著者和讀者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在翻譯中應尊重譯者的主體性和不同的譯本，從而促進交往的達成。

論文關鍵詞：交往行為理論；翻譯；譯者；平等；主體性

一、戴著鐐銬的譯者

綜觀西方的思想史，可以發現心物分離的二元對立是西方哲學的主要特點。“西方人的精神世界里，始終蘊含著強烈的二元對立色彩，比如理性與非理性、理性與信仰等諸多命題?！薄@種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滲透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各個方面，如宗教、哲學、文學等領域。在翻譯界，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同樣成為主宰。

譯者與著者之間的關系是主客對立的關系，譯者永遠在著者的陰影下工作。以傳統的“信、達、雅”“忠實”“通順”等翻譯標準為例，就是要求譯者成為隱身人，成為機械的語言工作者，完全以著者為核心，以全面而忠實地傳達著者的語言與風格為目的。

這樣的標準集中于對外在規則的探討與確立，語言成了一種純粹反映客觀世界和表達思想的鏡像，譯者則成為失去主體的機械的模仿者。這種理性傳統使得譯者片面追求“語言表達的確定性、唯一性和精確性”，希望通過設立普遍標準而使翻譯規范化。這樣的主客對立的研究范式使得譯者處于從屬地位，也使得翻譯走向單純的技巧探索。

［摘要］在認知語言學理論基礎上，對國貿實務與商務英語課程所要求的學生翻譯能力和方法進行探討研究，論述了商務英語翻譯涉及的理論基礎為認知語言學，并對翻譯實例進行分析比較，指出商務英語翻譯的核心就是找出源語所指，客觀正確地表達語言符號的實際意義。

［關鍵詞］國貿實務；商務英語；翻譯；認知；語言

一、引言

隨著國際商務的縱深發展，國貿實務與商務英語課程集綜合性與實踐性于一身，對學生的翻譯實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認知語言學認為，翻譯活動主要是譯者在理解源語的基礎上用目標語客觀正確地表達的過程。可以說，找出源語所指是翻譯的前提和必要條件。商務英語的特點要求譯者增強表達的精確度，避免錯譯、誤譯、漏譯。有些譯者不能準確把握源語所指，隨意翻譯，引起譯文讀者的不解和疑惑。商務英語翻譯不僅涉及貿易、經濟等學科，還包含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因此，該研究是典型的交叉學科研究。具體來說，商務英語翻譯過程中譯者借助認知語言學的理論和方法，關注商務語言的認知表征和信息加工過程，對比英漢兩種語言的異同，將商務語言置于認知框架中，揭示商務語境下商務語言構建的心理機制與語言加工過程。成功的商務英語翻譯體現了譯者的綜合素質，其中包含譯者對目標語的判斷和選擇，以及譯者對英漢語言表達習慣和文化差異的熟悉程度。

二、商務英語的語言特點

商務英語是在商務場景中所使用的英語，因其詞匯豐富、專業術語多等特點而有別于普通英語。從事商務英語翻譯的人員首先應具備豐富的商務專業知識，還要了解商務英語詞匯、句法方面的特點。其詞匯特點主要是專業術語多。商務英語詞匯所涉及的范圍很廣，主要包含國貿、金融等多個領域。一般來說，商務英語詞匯的所指都有其特定的含義。

摘要：基于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翻譯研究雖然突破了以往翻譯研究中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缺陷，如其“場域”概念界限模糊，“慣習”概念具有“決定論”傾向，“場域-資本-慣習”分析框架無法解釋非譯者行為產生的結果等。如僅借鑒社會實踐理論來研究翻譯現象，會導致譯者行為研究出現片面性。將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與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相結合的社會翻譯學新視角，能使中觀“翻譯網絡”與宏觀“翻譯場域”相互補充，以“譯者能動性”彌補“譯者慣習”之“決定論”局限，使翻譯研究采用行動者與過程相結合的研究模式，從而為譯者行為研究提供更科學、更系統的理論視角。

關鍵詞：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拉圖爾；行動者網絡理論；社會翻譯學；譯者行為

一研究背景

社會翻譯學，又稱翻譯社會學，是指借用社會學的各種理論與方法來研究翻譯與社會間互動關系的一門學科，是翻譯學的子學科。社會翻譯學的概念最早是由詹姆斯•霍姆斯（JamesHolmes）提出來的，并在皮埃爾•布迪厄（PierreBourdieu）的社會實踐理論（TheoryofSocialPractice）、布魯諾•拉圖爾（BrunoLatour）和邁克爾•卡龍（MichelCallon）的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Theory）以及尼克拉斯•盧曼（NiklasLuhmann）的社會系統理論（TheoryofSocialSystems）等社會學理論基礎上，逐漸構建起來的理論體系，主要有三個分支，即“行動者社會學”（sociologyofagents）、“翻譯過程社會學”（sociologyoftranslationprocess）和“文化產品社會學”（sociologyoftheculturalproduct）。國內外譯界學者對社會翻譯學的基礎理論、研究方法、研究視角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遺憾的是，大部分學者僅借鑒一個社會學理論（如社會實踐理論）對翻譯進行研究，從而導致譯者行為研究的片面性。如采用“場域-資本-慣習”分析框架在分析譯者行為時，可能將不屬于譯者的行為結果作為評價譯者的參數，從而導致研究出現偏差。也有學者嘗試將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相結合來研究翻譯現象，如2005年，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的伊蓮娜•布澤林（HélèneBuzelin）就已經提出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是翻譯研究中的“意外盟友”（unexpectedallies），指出行動者網絡理論能彌補社會實踐理論的不足，并闡述了行動者網絡理論與社會實踐理論相結合的合理性。其后，國內外相關學者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證實了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相結合，可以為翻譯研究提供一個更全面與客觀的視角。但在結合這兩個理論進行的翻譯研究中，研究者或僅提出拉圖爾和布迪厄結合的合理性，或僅借用兩者的關鍵概念如“場域”“網絡”“慣習”等來分析翻譯現象，而鮮少有人深入剖析兩者異同，也未見有人建構相關理論框架?；诖耍疚膰L試將關注中觀層面的行動者網絡理論與關注宏觀和微觀層面的社會實踐理論相結合，尋求兩者在翻譯研究中的契合點，以拓展社會翻譯學視角，同時構建這一新視角下的譯者翻譯行為研究框架，以期為更科學系統地研究譯者行為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二基于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的社會翻

譯學之局限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頗受譯學界歡迎，其“場域”（field）、“慣習”（habitus）、“資本”（capital）等核心概念經常被用以闡釋翻譯活動中的社會本質。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拋棄了近年來占據理論討論中心舞臺的另外兩個二元對立，一個是結構與能動作用（structureandagency）的對立，另一個則是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對立”[1]3。布迪厄將結構內化到個體之中，社會結構與認知結構彼此關聯并相互強化。其核心概念“慣習”是社會結構在身體層面的體現，其理論將對客觀結構的分析擴展到了對主觀性情的分析[1]13-14。在具體的翻譯研究中，場域用以解釋慣習形成的社會歷史背景，資本用以分析譯者在場域中所處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慣習用以解釋譯者行為的主客觀合理性。譯者擁有資本的多少決定譯者在場域中地位的高低，進而決定其在翻譯活動中自身慣習發揮作用的程度大小，在場域中形成的譯者的慣習則主導著譯者的翻譯行為。布迪厄使用場域概念來界定塑造行為的各種因素，因此，對于研究影響行動者決策與行為的社會歷史因素，場域這一概念具有重要的價值。以往的翻譯理論尤其是多元系統理論很少考慮翻譯活動的個體因素，其呈現一種“去個體化”（depersonalized）的特征[2]。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則可以克服這一“去個體化”的缺陷，如通過分析翻譯場域中行動者的地位和作用，將翻譯中的行動者這一在多元系統理論中缺乏的元素納入分析中來[3]203；通過考察譯者的人生軌跡與譯者個體的心智結構，即譯者慣習[4-5]，突破多元系統理論重語境而輕認知的局限?；谏鐣嵺`理論的翻譯研究雖然克服了以往翻譯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局限，但其自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基于社會實踐理論的翻譯研究更關注譯者在社會以及在翻譯這一行業中的地位與作用，卻很少涉及實際的翻譯過程以及翻譯過程中的參與者[3]214，以致本身也帶有一定的“決定論”（deterministic）傾向，譯者“永遠被困在社會建構的自我當中”[5]261。其局限性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場域”概念界限模糊，令人難以把握和界定，給具體問題的分析帶來了一定的困擾。布迪厄并未給各種場域劃定清晰的邊界，他聲稱“文學或藝術場的主要爭奪焦點之一就是對場域的邊界的界定”[6]174。因此，學者們在借用這一概念時通常不知道如何劃定每個場域的界限。比如說教育場域，除了學校教育之外，公司的培訓、社區的公眾教育、媒體節目上的知識學習等，這些能否歸為教育場域之中？翻譯活動是在文學場域還是在翻譯場域內進行？翻譯場域是否存在？如果翻譯場域真的存在，它真的能夠包含翻譯活動中所參與行動者的關系空間嗎？這些問題，在基于布迪厄的社會實踐理論社會翻譯學中無法找到確切的答案。其二，“慣習”概念具有“決定論”傾向。布迪厄的“慣習”概念過于強調集體性對行為結果的決定性。正如他自己承認的，結構永久化的傾向已經被植入其社會化行為模式中，習性傾向于再生產那些與生產習性條件相一致的行為[6]95；社會行動者的“心智是根據認知結構構建的，而認知結構正是來自于這個世界的結構”[1]222。由此可見，在布迪厄看來，社會結構決定行動者慣習，慣習又決定實踐的行為方式，這就最終又落入了他自己所批判的“決定論”的俗套。于翻譯而言，也就是又回到了翻譯規范決定譯者行為的原點，這樣，譯者個人的心智結果所作出的選擇就被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其三，“場域-資本-慣習”分析框架無法有效闡釋非譯者行為產生的結果。這一分析框架不能包含實際翻譯過程中每位行動者具體所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如譯者是否與他人合譯，最后的譯作是否由編輯修改定稿等，這些過程無法用“場域-資本-慣習”分析框架來解釋。上述布迪厄社會實踐理論在翻譯研究方面的局限，主要源于其對中觀層面的忽視。譯作生產場不僅包含宏觀層面的翻譯行業中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空間，更包含中觀層面的翻譯過程中行動者之間的關系空間，而其場域無法涵蓋后者，才導致翻譯場域無法被清晰界定?！皯T習”概念被認為具有決定性，也恰恰因為其關注了宏觀層面的社會結構和微觀層面的個體心智結構，卻未關注實際場景這一中觀層面上慣習是如何對行為發生作用的。正是由于對翻譯過程這一中觀層面的忽視，“場域-資本-慣習”無法解釋非譯者行為產生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