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邊緣處執著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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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義”作為一大研究課題被提出只是進入到20世紀才有的事情。女性的歷史與整個人類的發展歷史同樣漫長，但“女性的發現”卻遠遠滯后于“女性的發明”(女性本無所謂“發明”，在此只是作為女性文明產生的注解)。這其間固然有著歷史發展的“必然”，即男權社會順應著自母系氏族社會以來生產力的大發展，但也無法排除女性話語在相當漫長的歷史發展時期被男權話語有意地挪用改寫，甚至于使之產生變異———從而在客觀上成為了男性話語的得力幫兇。而進入到20世紀直至今日，雖然“女性主義”爭取平等自由的浪潮歷經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遠只是鼓舞人心的烏托邦想象，無論女性主義者在理論界的孤身奮戰，還是女性同胞們現實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爭，道路的曲折始終是不言而喻的慘淡事實。至于學術研究層面的尷尬與邊緣境地，更是非身在其中的女性學人所能理解與體會的。孫桂榮老師的著作《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9月)將此概括為三點:第一，女性文學批評最重要的理論依據———女性主義———往往成為被疏忽、排斥，甚至堅決反對的對象。第二，女性文學批評介入批評對象的具體批評標準、批評方法、批評策略也會時常成為詬病的對象。第三，在具體批評實踐中，尤其面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女性寫作熱潮，以社會的、道德的、階級的、人文關懷的視角相號召，針對商業語境、消費文化的諸多可能，質疑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政治立場的“被‘利用與改寫’性”，宣稱其批評方式的無力與無效，一度成了一種極具文壇感召力的批評樣式［1］(P290－292)。

筆者作為也曾認真地寫過幾篇女性文學研究論文的求學者，對孫老師的這種概括是懷有深深的共鳴和同感的?！霸趭A縫中求生存”似乎是女性文學研究和批評某種與生俱來的宿命。在中國當代文學領域，女性文學的研究和批評只能在邊緣處發展，幾乎是一個不言而喻的文化事實。當筆者為了考研輾轉各種關系去專程拜訪某位學界權威時，得到的答復是一般情況下只招男生，即使招到了較為優秀的女生，也不鼓勵她去做什么女性文學研究。即使是在女性主義大行其事的女性學界，正如孫老師所言，同社會學實踐領域相比，對女性文學的研究與批評也只能作為一種支流而存在:理論著述上女性文學的研究與批評成果始終不如社會學、政治學方面，在中國女性文學界有一定影響的著述，如《女性的崛起》(王政著，當代中國出版社1995年版)《婦女:最漫長的革命》(李銀河主編，三聯書店1997年版)《社會性別研究選譯》(王政、杜芳琴主編，三聯書店1998年版)等，都和文學沒有直接關系，鮑曉蘭主編的《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譯介》(三聯書店1995年)涉及到歷史、文化、人類學、醫學等的方方面面，集中介紹文學的只有一篇。相形之下，女性主義文學批評方面影響較大的只有《女權主義文學理論》(瑪麗•伊格爾頓編，湖南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張京媛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等有限的幾種。而學術效果上，運用社會性別理論進行的社會學研究也似乎取得了更為遠見卓識的成效，如李銀河的系列成果有助于在法律上消除對同性戀的歧視，并直接促成了《婚姻法》的修改［1］(P293)。女性文學的研究與批評，既是當代文學與婦女學疊印在一起的“交叉”學科，也是外圍于當代文學與婦女學中心與主流的“邊緣”學科。如果說，與現實的人事糾葛、紛爭緊緊纏繞在一起的當代文學研究，永遠都需要與眼光、勇氣、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著、悲壯等品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話，當代女性文學研究所需要的恐怕還不止這些，還有在“命中注定”的邊緣境地掙扎的隱忍與篤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耐性與固執，甚至那種不拋棄不放棄的一意孤行之態。《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便是一部如此寫作姿態的產物:作者一方面十分清醒地認識到了這個專業的邊緣與疲憊，另一方面又深深為這一專業的理論思維與批評方法著迷，并以“消費時代”、“中國女性主義”、“文學”幾個核心關鍵詞建構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比如孫桂榮老師書中關于“后女性主義”的論述，這是國內第一個提出這一研究命題的，它將西方化的、精英化的、理論化的女性主義在中國消費時代的文學藝術中出現的話語挪用、改寫及被重新編碼的現象，概括為中國消費時代的“后女性主義”，其特點之一是“含混”和“曖昧”，話語來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義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發現消費文化對之挪用、改寫和重新編碼的蛛絲馬跡;特點之二是“本土”性和“原創”性，它絕非西方當下后學語境中的“后女性主義”，而是中國現世精神與消費文化，以及傳統性別倫理某種程度上“合謀”的產物。消費時代的女性或者文學進入到新世紀之后，時時刻刻都面臨著被邊緣化之后的雙向度選擇，人性之中形而上的精神領域與形而下的物質領域在“欲望”這一關鍵詞的取舍上發生了尖銳的沖突。

在筆者看來，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所面臨的一個古老話題仍然是對于自我身份的定位與認同問題，只不過在“消費時代”和“后現代主義”的雙重時風逼迫之下，這一關乎女性自我啟蒙的身份問題不再像以前那樣界限清晰、涇渭分明而已。對此，孫老師在本書的第七章“社會主義•賢妻良母主義•消費主義:當代文學的女性話語流變”、第九章“性別魅力的彰顯與女性‘主體’地位的確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頁’:性別圍城之外的話語缺失”之中又結合消費時代的具體文學文本，圍繞“后女性主義”這一理論話語進行了精辟而詳盡的作品闡釋。

海外學者顏海平在《中國現代女性作家與中國革命(1905～1948)》一書致謝詞中曾深有感觸地說道，“女性主義學術不只是某種概念的操練或知識的炫耀，更是一種跨越多重邊界的日常實踐和實踐中的人生歷練與人性堅守，在我們當下的環境中，這些邊界包括種族化的學科分類設置和性別化的學術等級制度，他們總是阻礙著我們在具體的生命境遇中去實踐我們的理念;而我們因此必須堅持在日常實踐中的變革”①。

女性學者的感受真是“英雄所見略同”?；叵肫鸫蠖W年的當代文學史課堂上孫桂榮老師對當代女性書寫的深入沉潛與細細玩味，讓筆者有茅塞頓開之感。所以，拿到孫老師的這部《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與文學》之后禁不住如饑似渴地捧讀起來，越讀越對這本不算太厚的“大書”做由衷的贊意與敬意。古語有云，“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而后輩小子如筆者見到孫老師為人后，對其書更是有了一番徹骨的了解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