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熱點問題探索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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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年，我國經濟學界對國際經濟理論和實際問題繼續進行研究與探索，取得了一些新的進展。主要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人民幣國際化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投資問題，國際貿易壁壘問題等。

關鍵詞：國際金融危機；主權債務危機；人民幣國際化；國際貿易壁壘

2010年，世界經濟在遭受金融危機重創后開始出現緩慢復蘇跡象，步人后危機時期。在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一系列新變化。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還在繼續擴散與深化，世界經濟增長乏力，世界貿易萎縮，并由此導致主權債務危機、國際貿易壁壘等一系列問題的出現。另一方面，中國首先擺脫了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恢復快速增長勢頭，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量，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引發了人們對人民幣國際化與人民幣匯率問題的關注。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固然對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影響很大，但同時也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國內經濟學界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論和實際意義的觀點。

一、國際金融危機的原因

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制度層面的原因研究方面，韋建樺指出，國際金融危機雖然呈現出與以往危機不同的特點，但從根本上說，此次危機并未超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的判斷。在社會化生產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一方面是生產和商品供給有無限增長的趨勢，另一方面是廣大勞動者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增長緩慢甚至停滯。有關資料顯示，近三十年來，美國企業高管與普通員工的工資差距從40：1擴大到357：1；美國普通勞動者的家庭收入沒有明顯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卻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財富增加了7倍。如果說資本主義內在矛盾是形成危機的深層次原因，那么金融資本的貪婪和逐利性則是引發危機的直接原因。從表面上看，危機似乎不是生產過剩的危機，而事實上是銀行家為了幫助資本家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并分割超額利潤，設計出能夠超現實買賣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結果造成大規模的負債消費。這實質上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川丁冰指出，國際金融危機是隨著新自由主義的興起和泛濫而一步一步發展的結果。其實質是由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發展所必然產生的生產過剩，而且是跨國移動生產過剩。隨著美國金融產品泡沫的破滅，原已存在的生產過剩危機必然暴露出來。因為金融衍生品是可以相對獨立運動的虛擬產品，它會使由生產社會化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矛盾所導致的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在金融泡沫的面紗掩蓋下被深深地隱藏起來，還表現出經濟繁榮的假象。這次金融危機就是金融泡沫破滅的結果，金融泡沫破滅，生產過剩的真相就顯露出來。12周新城指出，每一次危機的具體形式各不相同，但根源卻是一樣的，即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矛盾的產物。大多數西方學者決不會對危機從本質上進行科學的研究，他們可以對監管不力、過度投機、金融衍生品過多甚至華爾街的貪婪進行譴責，但不會批判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新自由主義確實是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它使危機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義不是危機的根源，拋棄新自由主義不能解決危機問題。白暴力等認為，本次危機的實質是實體經濟中的社會生產過剩；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消費需求不足約束下的消費支出過度；而危機的根源是“資本雇傭勞動”制度。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必然導致社會供求的根本對立，從而導致社會生產相對過?；蛴行枨蟛蛔?。

在既從制度方面又從經濟運行體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陳雨露等指出，雖然經濟因素確實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諸如政治、制度和監管等非經濟因素同樣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陳雨露還認為，簡單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傳遞和金融穩定，而過于復雜的金融創新則可能在投資者間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導致投資者的風險識別狀態發生系統性改變，最終誘發金融危機。劉詩白認為，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周期性危機的新形式。金融壟斷資本主推的經濟過度金融化與虛擬化，特別是“有毒的”衍生金融產品的引進，使美國金融結構畸形化和金融體系風險增大，并導致這場空前嚴重的金融危機的爆發。而過度金融化的深層次原因則在于制度性的生產能力過剩?！薄瘲罾^國認為，導致危機的直接變量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增長速度跟不上資本積累的速度——消費需求降低——利潤率下降——投資劇降——經濟危機。

在經濟周期、收入分配等問題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認為，本次危機是資本主義發達階段虛擬經濟周期運動的內生產物，深層原因在于強勢美元格局形成過度消費和虛擬資本膨脹間相互加強的循環，導致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過度偏離。楊文進認為，美國經濟危機是其新長波運行到頂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現的一次調整。美國經濟危機最終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則是因為各主要國家間的經濟周期出現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們之間相互疊加共振的結果。昌忠澤認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根源于美國經濟中軟預算約束現象的普遍存在。美國金融危機的生成和傳導機制可以描述為：軟預算約束→道德風險→金融創新激勵→金融創新過度→信貸膨脹→大量呆壞賬→加劇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價下跌時的風險集聚→金融危機。趙奉軍等認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響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國內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發達國家收入不平等導致宏觀經濟的金融化和消費者的債務積累。在積極參與全球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壓制了國內需求。這些國家或主動或被動地積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從而間接地為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債務融資。這種局面本質上是一種無法持續的全球化。伴隨著美國等發達國家房地產泡沫的破滅，美國次貸危機傳導到全世界，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二、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

薛小峰等認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缺乏強勁動力。美國和歐洲處于國際金融危機后的緩慢復蘇階段，但其復蘇到危機前的快速發展軌道可能性較小。在國際貿易環境方面，發達經濟體增長放緩將極大壓縮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空間。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低碳經濟可能成為發達經濟體的新型貿易壁壘。王建認為，今后的國際經濟環境將更加復雜，可能會陷入長期蕭條、通貨膨脹與世界貿易萎縮的交織局面。由于美國的龐大的“有毒”資產沒有得到處理，且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危機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世界經濟在未來3年有極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長期走不出蕭條陰影。在經濟蕭條下，各國政府不敢輕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會長期化，而由于貨幣供給過多則遲早會導致嚴重通脹。另外，由于美國的金融機構負債能力長期難以恢復，美國的進口將長期難以振興。在歐洲，歐盟各國為控制債務增長必須大幅度壓縮財政赤字，結果會導致進口顯著萎縮，世界貿易也會在未來陷入長期萎縮。李杰豪等認為，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特別是國際金融體系，與世界經濟發展形勢不相適應，并且無力應對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對此，國際社會共同要求改革金融體系，建立新的經濟秩序。這是今后國際經濟環境將會發生的一個重大變化。陳鳳英認為，國際金融危機將促進國際格局發生重大變化，新興經濟體成為全球化的重要驅動力；新興大國經濟群體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是引發世界經濟增長態勢、國際力量格局變遷、國際經濟關系調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構形成的關鍵因素尸甄炳禧認為，后危機時期國際經濟環境的主要變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場”，在經濟治理上再次占上風，但美國市場經濟模式難以發生實質性變化。

衛興華等認為，此次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帶來一些變數。一是在經濟思想上，新自由主義的思想與改革方案將走向式微，經濟穩定和收入公平分配會得到更多的重視。二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聯系會受到進一步重視，世界各國將更加注重政府對經濟的調節，金融監管將進一步加強。三是某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經濟的運行和原有生產形式將發生變革。四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面臨出口需求萎縮的局面。畢吉耀等認為，當前國際經濟環境出現的變化將是：世界經濟將逐步走出衰退，但復蘇歷程不會一帆風順；世界經濟增長模式面臨調整，全球經濟失衡將有所緩解；經濟全球化將繼續深入發展，產業調整轉移將出現新變化；國際貿易投資將再趨活躍，但會受到保護主義的干擾；氣候變化和能源資源問題更加突出，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制約進一步增大；新興經濟體的地位進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結構發生深刻變化；國際貨幣體系孕育新變化，但美元主導地位難以改變。

三、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和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問題

(一)國際貨幣體系改革

有學者探討了現有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并指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張蘭認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最根本屬性在于無約束的純信用本位貨幣特質，當前全球經濟失衡問題正是在這種信用貨幣本位下的儲備國道德風險作用的集中表現。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將通過貨幣競爭朝著多元化方向發展，來克服無約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認為，金融危機后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能有兩種方向：一是各國通力合作創造出超主權的國際貨幣。二是歐元和人民幣不斷崛起，與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準貨幣的新國際貨幣體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是本位貨幣的選擇，一個公平而有效的國際貨幣體系應擺脫對單一主權貨幣的過度依賴。由所有參與國共同管理，擴大特別提款權的發行規模和使用范圍，是現實條件下能被各國接受的可行方案。

另有學者針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方向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探討。袁志剛等認為，長期來看，美元衰弱的趨勢不可阻擋，但目前美元還是最重要的全球儲備貨幣。短期內美元的堅挺對全世界來說是重要的，貿然采取“激進式”的改革方式只能導致國際貨幣體系更加混亂。熊愛宗等認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有利于其穩定性的提高，但這依賴于國際貨幣地位的對稱性。歐元相比美元實力仍有差距。同時，二者還沒有展開實質意義上的競爭，這制約了多元化國際貨幣結構對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效應的發揮。李曉等認為，處于美元霸權影響下的東亞地區在儲備貨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和貿易結構調整方面面臨許多困難，使其短期內難以放棄對美元體制的依附和支持。因此，現階段東亞地區尚不具備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能力。未來突破困境的可行路徑是，通過加強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漸進地改革國際貨幣體系，進而削弱美元霸權。在此過程中，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至關重要。張向軍認為，構建一個穩定的超主權貨幣體系需要建立超主權機構。歐元的實踐表明，超主權機構優于缺乏強制執行力的外部紀律約束。歐元區的困境同時表明，世界范圍內的單一貨幣聯盟只能作為改革的長期目標，短期目標應定位于解決美元主導體系下的缺陷，同時強化美國參與改革的意愿，中期可通過發展區域貨幣聯盟強化各國之間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程度，為建立全球單一貨幣聯盟創造條件。

(二)主權債務危機的原因

劉元春等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根源在于：一是作為主權分離的共同貨幣區，歐元區缺乏應對國際性大危機的統一政策協調工具。二是歐元區并不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條件，經濟的整合不僅沒有產生內生性的趨同，反而出現兩極化的離心趨勢。李稻葵等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在本質上是局部的主權債務的信用危機，而并非發達國家的全面的主權債務危機。陳藝云等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在一定程度上是次貸危機的延續與深化，而國際投機者的推波助瀾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重要推動因素。此外，經濟結構失衡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內在原因，歐元區的政策與制度安排是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制度性根源。陳玉梅等認為，主權債務危機爆發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政府支出的過度擴張。政府運用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刺激有效需求解決經濟危機時，政府擔保和直接支出的負擔會相應加重。當政府的財力或承受力無法支撐時，主權債務危機就發生了。徐明棋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屬于南歐國家寅吃卯糧所導致的財政危機，但由于歐元區在制度和運行機制上存在缺陷，使債務危機演變成歐元的信任危機。

(三)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

賀力平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會產生一系列影響：將對歐元作為地區統一貨幣的可持續性提出挑戰；可能促使歐元區外延性發展進程節奏放緩；給歐洲經濟復蘇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將使歐元對美元的匯率繼續走低。鄭聯盛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將使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加劇，資本流動更加撲朔迷離。一方面，債務問題將影響市場預期進而加大市場波動幅度，股票市場的波動性將擴大，主要貨幣的匯率波動將加大，大宗商品和原油價格將更加不確定。另一方面，國際資本流動將更加紊亂。國際資本頻繁在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之間來回流動，加劇了全球市場的波動，新興市場受到的影響將更大。劉惠萍認為，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將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一方面，主權債務危機的爆發可能使歐元區政府為尋找經濟增長點而實施更為強硬的貿易保護政策，這就會對中國的對歐出口造成很大影響。另一方面，歐元匯率的走低將

影響到中國外匯儲備的調整。

(四)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的教訓和啟示

賀力平認為，任何經歷了長期經濟高速增長的國家都需要將政策重點轉向金融風險的防范上，轉向結構調整和累積問題的解決上；缺少統一財政紀律的區域貨幣區的運行具有內生風險，而援助體制則可能伴隨顯著的道德風險。陳玉梅認為，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具有以下啟示作用：第一，控制和監管流動性過剩問題以防止資產泡沫。第二，控制政府財政赤字規模，減少內外債務負擔。第三，加強對金融市場的監管。第四，發生危機時要救助得當。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應將防范主權債務危機視為一個長期問題，提高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的靈活性與應變性。

四、人民幣國際化問題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有利條件和存在的風險

劉考場等認為，我國經濟和對外貿易規模、充分的外匯儲備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充分的物質條件；人民幣穩定的匯率為其國際化提供了較好的市場環境；我國技術導向轉型、企業“走出去”戰略和海外投資需求對實施人民幣國際化提出了時代要求。李萍等認為，中國政府所采取的許多措施有利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已經與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簽署了一定數額和一定期限的雙邊本幣互換；加快了人民幣在跨境貿易結算中的試點工作；人民幣匯率市場化加速，同時允許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簡化境內機構投資者境外直接投資外匯管理制度等。

宗良等認為，現階段人民幣國際化面臨以下難題：跨境貿易結算還需進一步完善制度安排；在資本輸出中人民幣使用不足；資本市場還沒有被充分利用。李萍等認為，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很漫長且充滿困難。第一，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宏觀重視較多，微觀機制尤其是私人部門參與機制重視比較少。第二，中國資本市場尚未成熟且未完全開放，人民幣尚缺乏投資渠道，還未形成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第三，監管機構在資本流動管理上的經驗和能力也未充分，限制了中國在短期內全面開放資本項目和人民幣完全自由兌換的可能性。張云等認為，當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必由之路，是國際收支的金融項目放開，尤其是人民幣債券市場必須是放開的，而債券市場的活躍及其對外開放將使中國經濟面臨巨大的風險。

(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策略

陳衛東等認為，外匯儲備增加不是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充分條件，只有進一步提升中國經濟實力、加快國際金融中心的建設才能加快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高海紅認為，人民幣實現國際化，可在早期階段鼓勵跨境貿易和金融交易以人民幣計價；在中長期階段，人民幣的區域范圍使用應日益覆蓋中國的鄰國或者更多的區域。王榿倫等認為，借鑒美元、歐元、日元三大貨幣國際化發展規律，結合人民幣自身特點，在地域擴張上，應采取由周邊向全球推進的戰略選擇，遵循“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的“三步走”戰略；在貨幣職能上，遵循“人民幣結算貨幣→人民幣投資貨幣→人民幣儲備貨幣”的“三步走”戰略。

五、人民幣匯率問題

(一)人民幣是否應升值

秦朵等認為，以往關于人民幣失衡的研究結論雖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大多高估了人民幣失衡的幅度。盡管人民幣對美元和歐元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但從實際有效匯率看，目前人民幣并不存在低估。因此，人民幣升值絕非糾正全球貿易失衡的可行手段。胡玫等認為，要求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出于政治訴求，而非經濟層面的考慮。人民幣匯率不是造成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同時，人民幣升值也不是解決美國就業問題的“金鑰匙”。即使人民幣被低估，一次性升值也缺乏現實可操作性。不同貨幣間的匯率是多方面因素決定的，僅從購買力平價看匯率，沒有考慮到兩國的原材料價格、人力成本、民眾收入水平和消費習慣，實際并不嚴謹。梁艷芬認為，人民幣是否升值一方面取決于外部條件，另一方面取決于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基本做法和規律，屈服于外界壓力而升值是不可能的。但從短期來說，采取一些措施，也可適當緩解人民幣升值壓力。

(二)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有的學者認為人民幣升值將會對中國經濟產生不利影響。周宇認為，短期而言，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有限，但從長期看，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接近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人民幣升值的負面影響將會顯露出來，這些負面影響將會過早中斷中國經濟崛起的進程。李繼峰等認為，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對GDP影響不大，但對出口貿易影響顯著，進而影響到出口導向型行業中的就業需求；不同的升值方式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不同，階梯性升值調整優于一次性升值。張慶君認為，在長期內，人民幣匯率升值對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將產生一定影響，但由于匯率的不完全傳遞性及我國長期以來形成的出口商品結構特征和優勢，使這種傳遞和影響有一定的局限性。短期內，人民幣實際匯率及其波動性的動態變化對出口商品結構變化產生了較顯著的影響。王孝成認為，長期而言，人民幣實際匯率貶值將促進中國就業，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則會抑制就業。在短期內，人民幣匯率調整對就業影響存在一定的滯后性，甚至會出現與長期關系相反的現象。

有的學者分析了人民幣升值對中國的積極影響。黃海洲認為，人民幣適度升值對中國本身有利，可增加貨幣政策靈活性，發展金融市場，擴大內需，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有利于處理通脹與匯率兩者之間的平衡。胡玫等認為，人民幣升值會帶來如下好處：第一，如果人民幣能夠一次升值到位，將有利于降低因熱錢流人所催生的資產泡沫所帶來的風險。第二，人民幣升值將減少出口、增加進口，有利于中國削減貿易順差，調整外部失衡。第三，人民幣升值雖然會對出口企業產生影響，但這將有利于促進資源的重新配置，并使我國產業結構得以升級。

(三)人民幣匯率改革

梁艷芬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首先應盡量減少對宏觀經濟短期內的負面沖擊；其次要借鑒歷史的教訓和現實的經驗，盡量避免匯率升值后的不利影響。從技術層面，對于目前在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上存在的缺陷，如波動區間窄、缺乏彈性等進行匯率改革是可行的。丁志杰等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核心是去美元化，擺脫人民幣匯率對美元的依賴。有必要轉向對稱地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即借用一籃子貨幣保持匯率的基本穩定并實現匯率向均衡水平的調整，最終走向真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張斌認為，人民幣兌美元雙邊匯率應一次性升值10％，一次性升值后的人民幣匯率保持年波動率上下3％的自由浮動區間。他認為，這種折中方案最能兼顧長短期利益，一方面有利于遏制人民幣升值預期和投資資本沖擊；另一方面能使匯率調整造成的對宏觀經濟的沖擊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

六、外商直接投資與中國對外投資問題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發展的影響

劉渝琳等認為，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人

能抑制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還能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的內生陸變量。CD)傅元海等認為，FDI的大量流人不僅推動了東道國經濟增長，而且通過技術溢出影響了經濟增長方式。FDI的技術轉移與擴散效應、競爭效應、聯系效應是FDI溢出效應最主要的幾種途徑。在FDI的不同技術溢出條件下，本地企業采取不同的技術進步路徑對本地企業不同層面技術的進步產生不同的影響，進而對經濟增長方式產生不同的影響。李艷麗認為，FDI對整體國內投資產生子擠出效應，對東、中、西部地區分別產生了微弱的擠出效應、顯著的擠入效應及嚴重的擠出效應；以北美洲為資金來源的FDI對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最為顯著，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僅次之，而來自其他地區的FDI對國內資本的擠出效應不大。

(二)我國優化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建議

劉志雄認為，在保持用于產品生產的資本一定的條件下，將引進的外資更多地運用于國內基礎設施的積累，有利于產出的進一步增加。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可更大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劉慶琳等認為，專利保護狀況不僅是吸引外資流人的重要法律保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是提高外商直接投資規模、質量和效益的重要手段。聶名華認為，完善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管理應從以下幾方面努力：一是合理引導外資的地區流向，逐步優化外資的區域結構。二是合理調整外商投資產業政策，推動我國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充分發揮外資的技術溢出效應，增強本國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四是合理調整外資的優惠政策，加大對外資企業的監管力度。五是防止外商投資中的壟斷傾向，對污染環境的現象強化監管。

(三)中國對外投資面臨的機遇

劉主光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使中國對外投資面臨重要機遇：西方國家在部分行業降低投資進入的壁壘；人民幣升值加速，降低了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的成本，增強了并購的能力；中國政府加大了對企業進行海外并購的支持力度。李一文認為，全球金融危機給中國海外投資帶來了難得機遇：國際金融危機使海外許多股市大幅縮水；我國充裕的外匯儲備為企業的海外投資提供了基礎條件；國際市場的資金需求旺盛；國際社會合作需求提供了中國對外投資的有利政治環境；對外投資是中國企業規避匯率風險的一個選擇。

(四)中國對外投資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李一文認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以下幾方面挑戰：缺乏具有跨國經營能力的人才；“中國威脅論”所造成的政治障礙；跨國投資的潛在風險；風險駕馭能力受到更大挑戰。張琦認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風險主要包括政治風險、管理風險和財務風險等方面。政治風險包括西方國家的政府干預、民族主義風險、東道國政策變動風險、恐怖主義風險、地緣政治風險等；而管理風險則包括企業效率風險、跨文化風險等。白遠認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領域出現了新的風險：一是利益格局變化帶來的風險。國家、企業和個人為獲取經濟利益的較量也是風險產生的根源。二是主要經濟體金融不穩定與經濟發展逆轉帶來的風險。三是金融開放帶來的系統性風險。四是針對主權財富基金掀起的“金融保護主義”風險。五是對“中國美元”的抵制與擔憂。

(五)中國對外投資應采取的對策

李一文認為，中國對外投資可從以下幾方面采取措施：利用一些國家放松外來投資限制的契機，重點投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優化政策環境，進一步簡化審批程序，完善服務和監管體系；謹慎實施“海外抄底”；借鑒國際經驗，建立完善的海外投資促進和保護機制。潘益興認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應根據不同經營結構，采用多樣化的組織方式；要積極應對國際形勢，合理調整產業布局；要發揮多種區位優勢，擴大海外投資覆蓋范圍。白遠認為，企業對外投資首先要與國內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相結合。其次，中國企業在進入東道國的方式上可采取更為策略的做法，不要急于求成。再次，作為政府推行“走出去”政策的主要執行者，國有企業會更多地面對行政命令式的以及為了政績而對外投資的選擇，對由此所導致的后果和風險應有充分的考慮。最后，對外直接投資是一個長期的投資過程，這要求企業要注重長期與東道國各界打交道。

七、國際貿易壁壘問題

(一)后金融危機時期的貿易保護主義與貿易壁壘

程大為認為，后危機時期貿易保護措施的新特點有：保護領域拓展到環境保護、勞動力雇傭、投資政策等多方面；發起者從以企業為主拓展到政府與其他主體共同參與；“針鋒相對”類直接對抗性案件增多；“貿易偏轉”類保護性措施增多；以產業發展為著眼點的保護性措施增多。門”何茵等認為，在WTO框架下，傳統的關稅和非關稅貿易保護措施的運用日益困難。危機來臨之時，特殊情況下才能使用的貿易救濟措施易被濫用，以致成為一種相對較為隱蔽的新型貿易保護主義手段。王粵等認為，后危機時期，針對我國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也迅速增加。在我國當前遭遇的技術性貿易壁壘中，“綠色”貿易壁壘占很大比重?！熬G色”貿易壁壘主要體現在：綠色技術標準、綠色環境標志、綠色標準制度、綠色衛生檢疫制度和綠色補貼等。全球金融危機催生了新型“綠色”貿易壁壘，“碳關稅”即為其中一種。陸燕認為，后危機時期，從貿易保護實踐看，發達國家更青睞于采取出口補貼和相應支持措施，對部分制造業和服務業提供救助，如美國、歐盟恢復提供奶制品出口補貼；而發展中國家采取的措施種類較多，包括出口補貼和相應支持措施、提高進口關稅、實施進口禁令、實施非關稅措施等。

(二)我國對外貿易發展戰略

程大為認為，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既需要建立長效對應機制，也需要快速反應機制。長效對應機制適用于貿易保護主義的持續博弈；快速反應機制則要針鋒相對地限制貿易保護主義的蔓延，產生警示、威脅的效果。而在快速反應機制中，針對貿易保護主義的“反制”應該居于重要地位。馬光明認為，當前中國在貿易順差增長趨勢、順差調節效果、產出和出口的世界地位、貨幣升值趨勢、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趨勢等方面，與20世紀80年代的日本具有較高相似性，貨幣環境和經濟基本面則更為優越，存在通過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應對貿易保護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是我國短期和中期內應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有效途徑。薛榮久等認為，中國應從目前的自由貿易政策轉向協調管理型的自由貿易政策，把被動的自由貿易政策轉變成主動的自由貿易政策，把WTO主導的自由貿易政策引向有序化，促進世界貿易的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