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鄧小平改革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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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同是改革者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相比，鄧小平不僅權力基礎深厚、威望高，也更有改革智慧。他慎重處理歷史問題、以漸進方式推進經濟改革、尋求變革中的穩定秩序、掌控黨內分歧和社會思潮、運籌有利的戰略環境，既有力推進了中國改革進程，又穩穩掌控著改革進程。

【關鍵詞】鄧小平；改革開放；智慧；穩定

談到改革，人們往往會把鄧小平的改革和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相對照，顯然這是兩種不同的改革思路，有截然不同的結局。不得不認可這么一個事實：戈爾巴喬夫改革最后失敗了，鄧小平改革把中國帶上一條發展的道路，一條新的道路。其中機緣巧合，有很多復雜的因素，包括兩國改革的起始條件不盡相同等，但重要的一個因素是最高決策者的威望和智慧。對這一點，戈爾巴喬夫也承認。據外交部部長李肇星說，他有一次在飛機上偶遇戈爾巴喬夫，曾問過“蘇聯改革為什么失??？為什么那么大的蘇聯在短短幾年內就解體了？”戈爾巴喬夫猶豫了片刻后回答：“在各國領導人當中，我最敬佩的是鄧小平先生。而我們那里沒有個鄧小平。”①如果硬要把戈爾巴喬夫與鄧小平放在一起比較，我認為有兩大不同。一個是政治經驗、資歷權威和權力基礎，戈爾巴喬夫同鄧小平沒法比。這是歷史形成的，是沒有辦法的事。戈爾巴喬夫上臺時民意呼聲很高，但民意如流水，因時而變，沒有幾年戈爾巴喬夫就失去了政治明星的色彩，人們轉而追逐更加激進的葉利欽。二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策略有重大失誤。古往今來改革者很多，但改革成功者很少。改革對最高決策者的智慧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要求改革者有能力破除各種阻力，推進改革進程；另一方面，又要求改革者有能力掌控改革進程，不至于使改革這艘巨輪傾覆?；剡^頭來看鄧小平改革，我認為至少有五個方面值得總結。

一、慎重處理歷史問題

鄧小平啟動改革的時候，面臨這樣一種形勢：一方面必須大規模進行撥亂反正，使中國從“”的陰影中走出來，從過去的階級斗爭、繼續革命的軌道轉到現代化的軌道上來，使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革命黨轉到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的軌道上來；另一方面，在這個大轉折過程中，不至于發生大的動蕩?；蛘哒f，既要糾正的晚年錯誤，同時又不能夠損害黨的權威。我認為這與1956年赫魯曉夫所面臨的狀況有相似的地方。相比較而言，鄧小平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比赫魯曉夫的智慧高一層。從1978年起，開始了一個撥亂反正的歷史性進程。在思想領域，開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討論，實質上是一次擺脫“”理論和個人崇拜束縛的思想解放運動。在政治領域，進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調整各方面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幾十年來歷次政治運動中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在很大程度上彌補回來，重新凝聚了人心，并且為改革準備了干部和群眾基礎。中國的改革開始正是以這種觀念上和政治上的變革為前導的。在這一過程中，怎樣處理對歷史問題的評價，對的評價，是一個很敏感的問題。鄧小平清楚，“”遲早要有一個結論，但他起初認為條件還不成熟，不要匆忙作結論。后來他看到，把歷史問題放一放，集中力量搞建設的想法不太現實，無論是結束對歷史是非和恩怨的糾纏，還是為改革開放提供理論依據，都沒法繞過歷史問題的評價，而且國際上也有種種猜測，擔心中國的政策出現反復。一個時期，“”結束前27年歷史的評價問題成為人們關心的焦點。歷史評價的核心是對和思想的評價。1979年10月間，鄧小平改變了想法，決定起草一份歷史問題的決議。鄧小平十分警惕“非毛化”的說法，也絕不搞所謂“非毛化”。鄧小平講過，.“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①1956年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錯誤，這是蘇聯發展必須要走的一步，但是赫魯曉夫在處理這個問題上比較粗糙，沒有經過黨內的廣泛醞釀、討論，就以個人秘密報告的形式在黨代會上講出來，而且很快報告就泄露出去，等于是在大家沒有事先準備的情況下，扔下一個炸彈，引起蘇聯國內以及包括東歐國家在內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大震蕩。這個教訓鄧小平、陳云等人始終記著，他們力圖避免這種結果，在評價問題上，采取了很謹慎的態度。不是草率從事，而是經過兩年多的時間起草、討論、修改，其中包括四千人高級干部的討論，才做出一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一個起草和討論過程，也是在黨內達成共識的過程。鄧小平為起草歷史決議定了三條原則，“最核心的一條”是確立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思想。②決議采取的方式是把思想和“晚年錯誤”區分開。在這個前提下，徹底否定發動“”的理論和實踐，同時肯定一生“功績遠遠大于過失”。明確思想“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但對思想作出新的詮釋，突出地強調它的“實事求是”的特性，強調要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黨的理論。這樣一個處理方式在當時是引起質疑的，有些人認為邏輯上說不通。但是對鄧小平來講，他認為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他的目的主要有三個：第一，通過繼續肯定和思想，維護黨的正面形象，避免像蘇共二十大后所引起的劇烈政治動蕩；第二，對思想做出新的闡釋，為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鋪平道路，提供意識形態上的合法性；第三，通過這一決議，大體上使人們在歷史問題上的爭論基本結束，可以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對《決議》的評價，從開始到現在都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認為對的錯誤批判不夠，有人認為對的否定過了頭。以今天的觀點看，決議對歷史的總結，特別是對“”的總結是不夠的，僅僅從政治上徹底否定“”，還不足以真正汲取“”的深刻教訓。然而，所謂“歷史決議”實質上是一個政治決議，它要尋求當時黨內外“最大公約數”，考慮政治的可接受性。不能否定《決議》在當時的歷史作用，所謂歷史作用就是“歷史之錨”，把歷史固定下來，然后在此基礎上向前走。如果當時不做出這一決議，不把歷史問題敲定，可以想象，多方力量還會不斷為歷史問題而纏斗。從歷史實際進程看，從中蘇對比看，我們可以體會到鄧小平的政治智慧。

二、以漸進方式推進經濟改革

一般把蘇聯改革稱為激進改革，把中國改革稱為漸進改革，或者說蘇聯是“休克療法”中國是“摸著石頭過河”。某種意義上講，“摸著石頭過河”在當時也是唯一可能的選擇，因為剛開始改革，從領導人到經濟學家，都認為體制有問題，要改，但沒有一個人說得清楚怎么改，目標是什么，誰也不可能提出一個完整的改革路線圖或者行動方案，所以當時只能夠采取逐步試驗的方法，走一步看一步。反過來講，假如1978年就提出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黨內肯定通不過，而且可能連起步都很難。我們一般稱鄧小平為改革的總設計師，事實上，鄧小平并沒有提出改革的總體藍圖，但是有一個很清晰的發展藍圖，就是分三步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這個目標是很確定的，而且堅定不移。正是這樣的目標為各種改革試驗開辟了廣闊空間。確立了這樣的目標，也就確立了一個標準，只要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什么方式都可以嘗試，國外的各種經驗都可以拿來借鑒。鄧小平的思想是開放式的，對于經濟改革，他是很放手的，只提出一些原則要求。至于具體怎么改，是“摸著石頭過河”，鼓勵大家“大膽地試，大膽地闖”，及時總結經驗，對的堅持，錯的改正。所謂漸進式改革，就是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不搞“休克療法”，一攬子解決，而是采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走一步看一步。所有改革都具有實驗性質，不是按照事先畫好的路線圖，而是問題導向的，逐步地解決改革中間遇到的問題。通過總結局部試驗的經驗形成政策，然后在更多的地方推廣。在計劃經濟的主體不能大動的情況下，率先在農村、鄉鎮企業、城鄉個體私人經濟和對外開放等“體制外”取得意想不到的突破，在計劃體制之外發展出很大一塊市場主體和市場環境。在宏觀政策上，采取了價格雙軌制等一系列雙軌制的過渡性的制度安排。當然，“摸著石頭過河”，通過局部試驗逐步推廣，也會造成新舊體制大量的摩擦和矛盾，事實上也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價格雙軌制帶來“官倒”大量的尋租空間。但是，除了這條路還有其他的路可走嗎？一夜之間把價格都放開？不可能。漸進式改革盡管不是一個理想的改革模式，但它是一個可行的改革模式，可以分散風險，降低阻力，同時給執政黨、干部隊伍和普通民眾一個學習和適應的過程。社會主義國家市場化改革面臨多重約束和阻力。改革必然會引起權力的重新分配和利益的重新調整，有人受益必然有人受損，所謂“帕累托改進”的情況是很少見的。既得利益不見得只是特權利益，還包括部門利益、地區利益、單位利益和個人利益。改革進程不可避免地引起新舊體制的摩擦和沖突，極易引發經濟紊亂和波動，甚至引發政治和社會動蕩。還有一個是意識形態的約束。從計劃經濟轉到市場經濟軌道，意識形態上的、觀念上的障礙根深蒂固。20世紀80年代的分歧大部分不是利益之爭，而是觀念之爭、意識形態之爭。不要以為觀念之爭比利益之爭好解決，在某種意義上，利益之爭可以通過利益交換來解決，而觀念之爭面臨一個信仰問題，一個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必然會引起一系列的分歧，事實上也是爭論不斷。鄧小平的方針是鼓勵探索，尊重實踐，因勢利導，用事實說話，關鍵時刻果斷拍板。真正促使干部隊伍逐漸轉變觀念，很大程度上是依賴于改革本身的不斷發展和取得的成就。改革過程是一個不斷學習、不斷做適應性調整的過程，也是一個順勢而為的過程，“勢”到了就可以成功，“勢”不到，即使有前衛的想法也不能成功。例如股份制，20世紀80年代就有人提出，但當時只做了局部試點，不可能全面推行。到20世紀90年代，因為整個結構已經發生很大變化，所有制結構已經是公私對半，平分天下，在這種情況下，公有制如果不做改動，在市場競爭中就會衰落下去，因此就必須促使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推行股份制、公司制改制。

三、尋求變革中的穩定秩序

對比戈爾巴喬夫改革和鄧小平改革，人們一般認為，戈爾巴喬夫改革是先政治后經濟，用政治的辦法來解決經濟改革解決不了的問題；而鄧小平是先經濟后政治，用經濟的辦法來解決政治問題。當然也不是絕對。鄧小平說：“我們提出改革時，就包括政治體制改革?！雹汆囆∑街辽賰纱翁岢稣误w制改革，一次是1980年，鄧小平作《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的報告；一次是1986年，反復強調應該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還組織了大量的討論，包括成立中央五人小組研究方案。這兩次都是圍繞經濟體制改革來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命題。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政治發展或政治改革方面建樹至少有三點。首先，他把中國共產黨從一個革命黨轉到掌握全國政權的執政黨，從繼續革命、階級斗爭和政治運動的軌道轉到經濟建設和現代化發展的道路，這雖然不是一個制度性變革，但是帶有轉折性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所有的發展和變化都源于此，如果沒有路線轉變，一切都免談。其次，從運動治國和政策治國轉向依法治國，實質就是要由人治轉向法治。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基本是沒有法律的狀況，靠政策來治理國家，靠人治，不斷發動運動，靠運動治國，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一方面有所改變，在立法問題上有很大進展。當然，要建立一個現代的法治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再次，逐步推行退休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這些改革都基于兩個考慮，一是如何避免“”的歷史重演，保持國家的長治久安，一心一意搞建設。二是如何掃除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障礙，核心的考慮就是提高效率，加快發展。實際上戈爾巴喬夫起初也是從經濟改革開始，但是因為遇到強大阻力，改不動，最后轉向政治改革。戈爾巴喬夫認為，阻力來自于官僚體系，需要先把官僚體系擺平，也就是通過政治改革把阻力消除。戈爾巴喬夫不是依靠黨的各級系統消除黨內阻力，而是在內外壓力下把權力基地由黨內轉向總統機構，結果把事情都搞亂了，導致權力基礎瓦解和權威喪失。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失敗，經濟形勢迅速惡化，也使得他的改革失去民眾的廣泛支持。早在1989年9月，鄧小平已經估計到東歐劇變后蘇聯肯定要亂。他說：“現在的問題不是蘇聯旗幟倒不倒，蘇聯肯定要亂?！雹谂c戈爾巴喬夫不同，鄧小平有一個基本思想，他認為中國一切問題的解決，都必須依賴于經濟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他在南方談話中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成果，‘六•四’這個關我們闖不過，闖不過就亂，亂就打內戰，‘’就是內戰。為什么‘六•四’以后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③而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有秩序地推進，“沒有黨的統一領導，就沒有效率。不統一，一事無成?！雹芤虼?，如何維護變革中的秩序和權威，是他始終警惕的問題。

四、管控黨內分歧和社會思潮

所有改革者都面臨來自“左”或右、保守或激進兩股力量的牽扯、博弈，真正成功的改革者只能夠兩面作戰。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就是兩手，一手反“左”，一手反右，一會兒強調反“左”，一會兒強調反右。有人說逢雙反“左”、逢單反右。這種現象到底正常還是不正常？我認為至少是不可避免的，反“左”就是要推進改革，反右就是要維持穩定。關鍵不在于反“左”還是反右，而在于能不能夠敏銳把握住主要的危險傾向，到底“左”是主要的，還是右是主要的？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都認為“左”是主要危險，多數情況下是以反“左”為主，但是并沒放松對右的傾向的警惕。鄧小平鼓勵思想解放。20世紀80年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如果沒有一場思想解放運動，改革是無法啟動的。20世紀80年代還是一個有充分學術自由的年代，大量的外部思想引入，學術繁榮，很多學科比如政治學、社會學發展起來。那個年代有意識形態斗爭，但沒有重復走上過去的政治運動道路。總的來說，鄧小平是要維護一個相對自由的討論空間。特別是經濟改革的各種試驗和理論探索，是受到特殊保護和鼓勵的，這是鄧小平很重要的策略。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在三次意識形態爭論中有人想把爭論延伸到經濟領域，一次是1983年清理精神污染，一次是1987年的反自由化，一次是1989以后，每次都有人想把反自由化引入經濟領域，但都被鄧小平制止。特別是最后一次，鄧小平親自出面，解決經濟領域姓“社”姓“資”的爭論。當然，鄧小平為自由劃出了底線，底線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問題就是黨的領導，不能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中共十三大把鄧小平的思想概括為“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最能反映鄧小平的思想，實際上鄧小平后來對這一概括也是相當滿意的。1989年5月31日，六四風波尚未平息，鄧小平就向中央領導同志打招呼說，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①6月9日，他又在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說：“黨的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我們沒有錯?！雹谀懿荒苁垢母锏拇缶直３址€定，核心問題是管控住黨內的分歧。戈爾巴喬夫就是因為左和右兩股力量把他擠到墻角，動彈不得。其中有一部分因素是不可選擇的，就是領導人的威望，以及他的權力基礎，這是學不來的，是幾十年形成的。蘇聯改革不能成功，或許與他們領袖集團的成份有關，老一代領導人既老化又思想僵化，幾年時間死了三位總書記。戈爾巴喬夫似乎帶來一股新風，上臺時獲得很高人氣，象一位政治明星。其實他的權力基礎是很弱的，沒過幾年他表面上的支持力量就紛紛離他而去。反觀鄧小平，在黨內有著很高權威和深厚基礎，這是歷史形成的。當然，鄧小平也有處理黨內矛盾的技巧和藝術。在策略上，鄧小平是有妥協的，重大問題上他要謀求在中共高層達成某種共識，一時達不到共識，他采取的辦法就是“不爭論”，等待實踐來說服。比如農村的包產到戶以及雇工，開始爭論很大，而對這些問題的處理實際上就是讓實踐來教育大家。在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分歧很大，但沒有引發像蘇聯那樣黨內分裂的狀況。當然，20世紀80年代老一代政治家之間確實有分歧，但是他們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在改革問題上也有基本共識，這根源于對“”的反思。從擺脫“”陰影這一點上說，高層特別是“”后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是改革派，隨著改革的深化，在如何改、.目標在哪里的問題上，逐步產生了分歧，但不能夸大這種分歧。他們在基本政治理念上是一致的，比如鞏固執政黨的地位、維護社會穩定、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維護穩定，基礎是經濟穩定，陳云的作用不可忽視。

五、運籌有利的戰略環境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啟動改革時，遇到了一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當時，從遏制蘇聯擴張的共同戰略利益出發，美國和西歐國家也都希望中國成為世界穩定的力量，不僅不害怕而且樂見中國強大，愿意支持中國往現代化努力。同時，在經濟上，工業化國家出現了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趨勢，過剩資本急于找出路，迫切地想和中國做生意。正是美蘇戰略對峙和經濟全球化這兩大國際因素，使中國獲得了一個前所未有的以開放促發展的機遇。當然，能否抓住“戰略機遇期”，還得看戰略謀劃。人們或許沒有注意到，“”結束以后，中國啟動改革開放與調整國際戰略，這兩件事在時間上不是同步的。1978年謀劃對外開放時，非但沒有立即放棄反而利用了的“一條線”戰略構想。鄧小平很清楚，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都只能從美、日等國和歐洲引進，對外開放主要是對這些國家開放。這種考慮也制約著改善中蘇關系的節奏，即在不損害中美關系大局的前提下逐步推動中蘇關系的正?；Ｖ挥械搅?0世紀80年代中期，對外戰略調整才逐漸成形。首先是對世界大勢做出了新的判斷，提出相當長時期內世界大戰打不起來，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正是在這個基本戰略判斷下，進行了百萬大裁軍，以集中國力發展經濟。這次調整的重點是推動中蘇關系正?；?，消除了安全上的主要威脅；同時對外政策去意識形態化，打破了與東南亞國家關系的僵局；推行不結盟政策和全方位外交，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和國際經濟組織，為中國贏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間。20世紀80年代的外交布局是整個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外政策的中心目標轉到為國內現代化建設爭取一個有利的外部環境。中國的改革之所以走得這么遠，就在于它是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展開的。如果說國內經濟改革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路線圖，那么有一點從一開始就很明確，這就是對外開放主要是對美、日等發達國家和歐洲開放，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包括資金、技術、市場和管理經驗）來發展自己。并且以對外開放來促進國內改革，在引進外資的同時引進了新的市場經濟的規則和制度，以試辦經濟特區為內地改革探路。從引進技術、利用外資、中外合資到興辦經濟特區，在堅持對外開放問題上，鄧小平堅定不移。即便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國家集體制裁中國的嚴峻形勢下也毫不退讓，要求全黨保持定力。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告誡說：“現在國際上擔心我們會收，我們就要做幾件事情，表明我們改革開放的政策不變，而且要進一步地改革開放?！雹僬窃谒挠H自敦促下，啟動了海南洋浦開發和上海浦東開發，成為90年代中國擴大開放的標識。不只是資本技術方面的對外開放，還包括思想的對外開放。他說：“社會主義要贏得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雹谕獠恳蛩氐囊雽χ袊母母锖桶l展發生了巨大的影響力，如果說20世紀50年代初東西方冷戰格局下的封閉環境，是中國加速選擇蘇聯計劃經濟模式的根源之一，那么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的開放環境，則成為推動中國一步一步趨向市場化改革的重要因素。

作者:蕭冬連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