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傳媒報道管理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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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是局促的歷史舞臺。一方面，歷史的畫卷在傳媒這一載體上展開（并日益經常地采取“實況轉播”的形態），因此，傳媒為我們提供了特定的歷史敘事（historicalnarrative），成為我們認知歷史的工具之一。[1]另一方面，歷史并不能在傳媒上無拘無束地公演。通常，鑲嵌在一定政治、經濟體制和發展環境中的傳媒不經意地限定了歷史事件的腳本，成為某類主體建構（包括敘述）歷史的積極合作者。畢竟，傳媒有自身運作的邏輯，它部分基于傳媒技術的潛力和特征，更重要的是有它動態的部分，即基于特定政經歷史條件的動力、規范及其演繹。[2]由于這兩方面的原因，我們可以分析歷史事件的傳媒再現（mediarepresentation）及其建構過程，從中窺視出傳媒在建構歷史過程中的框選，以及這種框選與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政經邏輯的契合。

20世紀步入結束之際，重構中華民族──包括歷史和人文──的敘事，成為我國傳媒的重臺戲。這其中有對我國進一步改革并發展的沉思和憂慮，也有關于我國如何面對全球化趨勢的斷想和警告，還有因為我國國力日強的振奮和豪邁。[3]國內外的學者們紛紛關注到了我國民族主義情緒的日益高漲和民族主義話語的日漸強勢。當一些國內學者寄情民族主義，論述它作為我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意識形態資源之必然和必要時，一些國外學者卻對他們所謂的中國“侵略型民族主義”或“敏感仇外的民族主義”表示擔憂和恐慌。[4]這些都表明，民族主義成為20世紀末我國最有影響而且引人注目的話語體系。

1997年的香港回歸就是凸顯我國民族主義話語的一個“熱點時刻”（hotmoment），即集中我國文化或社會內省自身的意義以及體現內部各種張力的歷史事件或現象。[5]因此，我在本文以“回歸”作為案例，分析我國傳媒報道中的歷史敘事以及生產這一媒介再現的過程。我的目的在于展示我國傳媒在報道回歸時建構了一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其中文本及其建構的過程都體現出一定的秩序，也就是結構性的關聯，并在此基礎上對當代我國民族主義話語在文化產品中的走紅作出一個解釋。雖然“香港回歸”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已經過去了三年，在生活節奏如此迅捷的今天，它已經成為相當遙遠的歷史，但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試圖體驗傳媒對歷史的建構，尋找傳媒再現的“香港回歸”對于我們集體記憶的密集滲透，從而感性地理解傳媒作為歷史的舞臺如何地局促以及為什么這么局促。[6]

“祖國大家庭”的歡慶

歷史學家會告訴我們，“香港回歸”是個浩瀚的歷史工程，其中牽涉到了我國內政與外交，政治與經濟，社會與文化等各個方面。不僅如此，它還是20世紀末整個人類所經歷的重大事件。也正因為如此，“香港回歸”在90年代后期成為我國的一個重大文化現象，是一個符號，一個意義濃縮的“新聞聚像”（newsicon）。不同的人，處于意識形態場域的不同點，采用這一“新聞聚像”構筑各自關于世界秩序、歷史、未來和個人身份認同的話語。[7]從我國傳媒的香港回歸敘事中，我們可以提煉出當代我國民族主義話語的基本特征。

我國的傳媒是我國人民歡慶“回歸”的舞臺，是各地（包括全國和世界各地）歡慶活動得以跨時空同步的組織者。傳媒的“回歸”敘事采納了歷史的慶典這一基調。在這一敘事當中，收回香港，我國人民得以“百年夢圓”，“一洗百年恥辱”。因此，這是“中華民族永載史冊的盛事”，贏得了普天下“炎黃子孫”的自豪和歡慶。“香港回歸”也因為傳媒而成為一個文化節日。在傳媒上，中華民族（在此我們暫置其豐富復雜的內涵）的所有成員參演了各種文化儀式，其中包括具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儀式。[8]作為文化節日，歡慶香港回歸成為一個儀式表演的情境，起到了更新并強化民族凝聚的紐帶，展現統一民族的實體存在的作用。

傳媒的“回歸”敘事具有時空的秩序。起到構筑時間秩序的是我國政治話語中特有的歷史腳本。這個歷史腳本由這么兩段因果關聯的鏈結組成：（1）落后──挨打──丟失香港──民族恥辱；（2）民族復興的雄心──尋求真理──中國共產黨──國家的獨立自主──改革──國力強大──民族振興──香港回歸。歷史在這里絕不是隨意排序的事件系列，而是一組組因果關系的鏈條。在這一歷史腳本中，中國共產黨是拯救民族的英雄，西方列強是欺負中華民族的反派，而1949年以前的中國統治者，尤其是直接負責的清朝統治者，扮演的是令中華民族蒙羞的角色。這一切令得這一歷史腳本帶上了“愛國救亡”以及民族一體等于政治統一這樣的邏輯。[9]對于這一歷史腳本，《人民日報》1997年6月30日社論作了定稿式概述：

明天，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76周年紀念日，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一洗百年恥辱的大喜日子?！愀刍貧w祖國，是100多年來無數志士仁人為之奮斗、為之犧牲、卻又壯志未酬的夙愿，只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百年夢想才一步一步變成現實。……歷史以無可辯駁的事實昭告世人，沒有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有社會主義新中國，也不可能有香港的順利回歸?！袊伯a黨是統一祖國、振興中華的核心力量。

歷史的脈絡還由1997年往前追溯。為慶“回歸”，《人民日報》組織撰寫了四組八篇“迎接香港回歸特稿”。這組特稿順著時間的延續，由“血脈永相連──香港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開篇，直到“明天會更好”結束，以此連接秦漢、1997和“明天”。[10]在《人民日報》和中央電視臺對“黃帝陵前香港回歸紀念碑奠基”的報道中，在頻繁重復的“炎黃子孫”這樣的象征表述中，不僅歷史，而且作為這個歷史的主體，中華民族，都被賦予了五千年“一脈相承”和“延綿不斷”的實體特征。中國共產黨所繼承和代表的正是這中華民族五千年的延綿發展。因此，歷史是塑造民族實體的基本途徑，歷史的敘述也是對民族實體的話語建構。[11]

除了五千年未曾間斷的時間脈絡，回歸的喜慶還成就了空間的延綿。這首先表現在中央傳媒的空間覆蓋：以北京為中心，輻射到全國并且全世界各地。[12]中央電視臺在它的“72小時直播”中運用天安門廣場上的倒計時牌在視覺上塑造了這種空間的輻射。譬如，在7月1日午夜播出的“百年夢圓時”，記者激越地抒情道，“倒計時牌已經成為人們心中永遠的豐碑”，“這（回歸）是中華民族的盛大節日，這是百年歷史的重大慶典！”“朋友們，讓我們一起來讀秒，10，9，8，……0，香港回歸嘍！”在這一刻，電視屏幕上出現了矗立于天安門廣場的巨大屏幕，上面正在顯示6月30日的午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在香港的會展中心冉冉升起，聲道上傳達出是國歌的演奏聲、天安門廣場上禮炮的轟鳴聲和10萬民眾歡騰之聲。緊接著，電視畫面從天安門廣場的這一景象剪接到了一個又一個來自不同城市但是完全雷同的歡慶景象，即“香港回歸嘍！”的歡呼聲和沸騰的人群。通過這種鏡頭組合，舉國歡慶顯示出空間的延續和時間的同步。

在“回歸”的敘事中，家成為民族的基本詮釋框架：香港回到了“祖國的大家庭”，家族的成員，也即“炎黃子孫”，因此歡欣鼓舞。在這里，共同的始祖確定了民族成員之間的血緣關系和“骨肉”親情。中華民族的多元──在媒介上不僅表現為男女老少和居住地的區別，而且還表現在“兄弟民族”的服飾、語言和風俗的區別──被同質化為“一體”，編織成統一的民族單元。[13]民族的歡慶雖然首先是公共活動──其表現是在公共場所展開的并且是通過國家（state）組織、規范的活動，同時也是家族活動。因此，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的基本設施之一──為家族甚至是核心家庭的活動提供了表演的場所。通過電視屏幕，我們看到父母推著嬰兒車漫步在裝飾了五彩燈光的街頭，渡過這“比過年還高興”的盛大節日；我們也看到林則徐的后裔，聚集在林家祠堂，舉行“迎回歸慰英靈家祭典禮”。但是，林家的典禮同樣由“家”與“國”共享。在祭典上，林家最有地位的我國前駐聯合國代表凌青宣讀了“祭文”，年輕一輩的代表則朗讀了“愛國決心書”。家與國在此渾然一體，通過電視屏幕，這種“家”“國”一體被網聯到了億萬家庭。[14]

這里，民族的歷史也就是個人的生活體驗。體現這種敘事結構，林氏后裔凌青成為傳媒的熱點人物，他的“國恥家仇今盡雪”的詩句分別為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所引用。[15]更為突出的是，傳媒訪問一些經過特別篩選的普通人，由他們敘述在殖民統治下生活的恥辱以及爭取香港回歸的艱難歷程等，并賦予他們“歷史見證人”的權威。這當中有《人民日報》反復出現的欄目，名為“百歲老人話滄桑”；還有中央電視臺的特別節目《中英談判歷史見證人》等。中央電視臺在其72小時直播中穿插的大量音樂電視片，更賦予這種個體化的敘事以生動的形象，祖國被直稱為“親娘”，150年的割離被私情化為“離別相思”，回歸的歡慶被渲染成“照耀歷史”的“真心”和“穿越時空”的“愛戀”。[16]

雖然血緣的基礎令得家庭成員之間有了“骨肉親情”，但也造成了自然的角色劃分，其中最基本的劃分基礎是生理特征，如性別和出生先后。然而，這種自然劃分的社會化賦予了角色之間權威與服從、核心與邊緣的關系。民族主義的“回歸”敘事運用了“家”的隱喻，但反其道而行之，將共同始祖這一血緣意念揉進政治權威等級之中，將社會建構的角色劃分自然化。在這里，黨和國家領導人代表民族的“大家庭”，匆匆趕往香港，親領主權，又匆匆返往北京，統領以北京為中心的舉國歡慶，不啻是民族大家庭的“家長”；漢族成為“中華民族的主體”，是民族大家庭的“長子”，其它成員則是“兄弟民族”。這樣構筑的民族大家庭在傳媒上通過各種象征的安排而再現。譬如，6月23日，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報道，“首都各民族人士在北京舉行迎香港回歸座談會”，通過這種場合，各主要民族有代表露了面，這種露面不僅有群體的代表性，也有地域分布的涵蓋完整性。體現這一空間覆蓋的要求，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都報道了東南西北各地的歡慶活動，還報道了“各國華人”慶回歸的活動。通過這些報道，中央的媒介不斷地強化“舉國”和“五洲同慶”以及“四海歸一”這樣的空間框架。這樣的敘事結構，用薩伊德（EdwardSaid）的概念來說，成功地“本質化”（essentialize）了中華民族，也就是說，將民族作為歷史與文化的建構這一點排擠出人們的視野。[17]

[page_break]黨－國主導的利益調適

“回歸”敘事中為什么會有這種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義話語？為什么不同的傳媒實體會有非常一致的敘事結構和話語形態？英國學者格爾納（ErnestGellner）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族主義是“有閑禿筆和輕信的讀者們共同澆灌的果實”，是“特定社會條件的必然產物”。[18]據此，為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必須考察“回歸”敘事的建構過程，從中看到傳媒作為歷史的舞臺如何局促。

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從來就是國家主導的工程，在我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國度更是如此。在我國歷史上，“中華民族”（Chinesenation）與中華帝國（empire）或國家（state）并不總是同步形成。如果說作為“國”的中華在歷史上朝代更替，分分合合，但以“合”或“大一統”為總的趨勢的話，作為“民族”的中華卻總漂移在各種因素的不確定組合之中。這些因素包括文化實踐和習俗、種族（race）或部族（ethnicity）、居住地區、國籍等，但這其中任何一個因素都不構成定義中華民族的充分必要條件。直到近代，孫中山先生在推翻滿清帝制的斗爭中還經歷了“反滿”到“五族共合”的變化。正因為如此，有些西方學者稱中國是“無民族之國”（nationlessstate）或是個正在尋找“民族”的“帝國”（empire-state）。[19]

西方學者的這種概括當然不中聽，但他們卻道出了一個理論困境：當用源自西方，尤其是歐洲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這一框架考察中國時，我們會發現，首先，在中國，這兩者之間的勾聯并不象以歐洲中心為取向的學者們所想象的那么密切；其次，中國歷史上國家（state）在構造“民族”敘事和話語中起著重要作用。[20]因此，有學者聲稱，中國的民族主義有著強烈的“國家主義”（statism）的傾向。1910年共和之后，這種“國家主義”敘事甚至取得了“霸權”的地位。[21]反映這種“國家主義”話語傾向的近、現代表現是，“亡國”與“滅種”不可分離，民族的復興也就在于“救國”，民族主義進入當代官方話語則演變成了“愛國主義”。這些分析不失為有歷史現實主義的描述。

不可否認，“回歸”的民族主義敘事是在黨－國（Party-state）主導下建構的。[22]但是，這種“黨－國主導”又是在我國媒介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的歷史條件下展開的，因此，比之于改革前的“命令型”體制及其運作，“回歸”敘事以及更廣泛意義上的民族主義的話語建構具有了一些嶄新的特征。

首先，“黨－國主導”的“回歸”敘事之建筑融匯了黨－國的命令機制和市場運作的資源調配。早在1997年4月，就召集了80家黨報的總編開會，確定要在這一年為香港回歸和黨的15大的召開創造“良好輿論氛圍”。一個月后，與當時的廣電部又召開了全國省級電臺、電視臺臺長研討班，落實同樣的精神。[23]為了做好香港回歸的宣傳工作，和國務院港澳辦還發出了回歸宣傳的工作指導，確定全國16家媒介可以選派記者赴港報道回歸慶典，統一宣傳口徑，甚至包括一些政策性詞匯的正確使用。正如新聞界權威專業刊物之一《中國記者》在1997年第6期的“每月評論”中指出的，由600多人組成的報道“隊伍”主要來自“中央新聞機關”；在報道上，他們“不允許有西方記者的隨意性”。

為落實中央對回歸的宣傳要求，我國三大傳媒，《人民日報》，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都做了嚴密的組織安排。譬如，《人民日報》組成了27人的“赴港報道團”，由副主編張虎生帶隊。開拔前，報社為他們舉辦了為期兩個月的培訓，學習鄧小平“一國兩制”的論述和香港《基本法》。該報社還從4月中旬起就開始策劃重點稿件的題目和寫作方法，在報道團赴港之前，這些稿件的編輯、審定工作就已經完成。中央電視臺組織工作更加復雜。早在1996年，它就建立了以臺長楊偉光為首的“香港回歸報道領導小組”，1997年3月建立了“香港回歸報道辦公室”。它派出了由289人組成的報道隊伍，期間，臺長楊偉光親臨現場，落實回歸報道的組織。新華社派出了89名記者，與駐港的25名記者一起，組成“香港回歸前線報道團”，由一名副社長領隊。據該社副總編徐學江稱，該社在5月下旬就對全社采編人員進行了集中培訓，年初，該社就成立了回歸報道領導小組。[24]

不僅如此，國務院港澳辦、人大、政協等國家機構積極配合這三大傳媒，在報道隊伍抵港之前，就安排了一些重要人物，如特首董建華以及人大、政協的香港代表和委員接受訪問，建立了國家機構支持的“新聞網”（newsnet）。在與筆者的分別訪談中，《人民日報》駐港記者站的一位負責人和中央電視臺赴港報道團的一位負責人不約而同地提到，他們訪問董建華等主要新聞人物沒有任何困難，訪問時間和場合早在他們赴港之前就安排好了，這是他們作為國家和黨的核心傳媒的獨特優勢。[25]

黨－國在建構“回歸”敘事上的主導還表現在對慶?；顒拥慕M織，這不僅包括一些官方的活動，如7月1日在首都體育場舉辦的“首都各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大會”，7月2日晚由文化部、廣電部和解放軍總政治部聯合舉辦的文藝晚會，還包括6月30日晚天安門廣場的慶?；顒樱约案鞯氐臍g慶活動。這些活動動員了廣泛的群眾參與，既成為媒介報道的題材，又構成媒介所再現的歡慶回歸的歷史。誠如美國社會學家沃泰德（DavidAltheide）和斯諾（RobertSnow）所說，媒介的邏輯不僅規范了媒介再現，還規范了被媒介所再現的歷史事件。[26]

市場的資源調配也是回歸報道的重要一環。我們無法獲知我國傳媒通過回歸報道而得到的廣告和贊助收入，僅能從一些蛛絲馬跡中略見一斑。譬如，中央電視臺6月30日午夜回歸大典之后播出了22條廣告，其中包括了國內一些知名的品牌。由于相當多的這些廣告使用了香港維多利亞港灣夜景作為背景，使用了成龍這樣的香港影星，運用了“中國制造”這樣的訴求，我們推斷，它們相當有可能是專為回歸這一時刻制作的，為的是充分利用回歸增加其國產品牌的賣點。《人民日報》也不示弱，它的回歸專版有4平方厘米的“倒計時”小框，上載“中國政府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倒計時，距1997年7月1日xx天”。有趣的是，這“倒計時”內有“香港金利來集團有限公司協辦”的字樣。從這些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看到市場資源在回歸報道中的參與。至于上?！段膮R報》在1997年7月1日出絲綢紀念版，更是明顯的經營手段。

其次，“黨－國主導”的過程還牽涉到各利益集團的利益調適（interestsconcertation），引進了黨－國和利益集團之間的某種契合。市場資源的調動和民族自豪感的澎湃說明，香港回歸也是商機，尤其對傳媒以及那些依賴傳媒而獲取有利市場占位的商家來說是如此。對于這一點，《人民日報》副總編張虎生頗有感觸。在香港報道回歸期間，他看到香港各報利用回歸這個契機開展經營，直道有“借鑒作用”，希望能夠出版與回歸有關的畫冊及書籍。[27]

事實上，商品化（commodify）香港早已是傳媒業操作的大項目，譬如，據中央電視臺6月18日報道，“大型畫冊《香港》”出版發行；6月23日，該臺又報道，“畫冊《香港的歷史與發展》發行”。至于在這前后出版的書籍更是難計其數。[28]從中央電視臺72小時直播中穿插的大量以香港回歸為主題的音樂電視片來看，“回歸”的音像產品也是大量的。這些文化產品的市場效益如何尚待考察，但是，它們的數量之大和品種之多，所卷入的生產者之廣泛，充分表明上世紀90年代我國文化生產行業商品化香港的規模。

商品化香港是那些靠市場競爭存活的文化生產者們將香港回歸這一歷史和政治事件轉換為商業契機的表現，是他們從這一歷史和政治事件中獲取經濟利益的行為。在這個過程當中，各種利益自然會有沖突，包括市場上的利益競爭，更主要的是黨－國在意識形態建構上的需要和生產者們獲取經濟實利的需求之間的矛盾，以及與這兩個方面即重疊又相區別的中央與地方傳媒、一般媒體與專業或行業媒體之間的利益分配。

從我們所接觸到的各種涉及香港回歸的文化產品來看，上一節所述的民族主義敘事框架遠遠超出了官方傳媒。在各種看似商業炒作的產品中，盡管有個別的意識形態模糊與矛盾之處（如《告別港英》一書中論述回歸后香港只能有“鳥籠中的政黨政治”），但是，基調都是民族的自豪，收回香港的喜慶，以及大陸與香港的“骨肉深情”?？梢哉f，這些文化產品所再現也是官方傳媒“回歸”敘事中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只不過有了更清晰的商品包裝。

這些文化產品是對官方傳媒的補充和豐富，體現出所謂“正式”和“非正式”，或“國家”和“社會”民族主義之間的相互汲取、充實和一脈相承。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在于后者更增添些民間的個人經歷和感懷，具有淡化“回歸”敘事中國家主義的（statist）話語口音的特點。[29]

有了這樣多層次的、受官方主導程度不同的話語和敘事，香港回歸融進了上個世紀90年代民族主義話語的大浪潮中，成為其中的一個聚光的亮點。它的建構同時也留下了我國的民族主義話語社區（communityofdiscourse）內部互動的各種痕跡。在這種互動當中，通過意識形態和強有力的國家組織，黨和政府成為建構“回歸”敘事的編導，市場則通過生產者個人及組織的牟利動機和創造力為這一建構提供了動力、物質資源和消費場所。就香港回歸這一特殊歷史情境和建構“回歸”敘事來說，黨－國與市場的力量形成了一種看似和諧的聯姻。

但是，實際上，這種聯姻充滿了內在的矛盾。首先，由于中央只批準了16家傳媒正式派記者赴港采訪回歸活動，香港回歸對于同樣在市場上競爭的傳媒就不同樣具有商機，或具有不同程度的商機。中央的這種規定實際上是運用了政府的權力，為這16家傳媒創造了某種程度上的市場壟斷，至少是對一個重大新聞事件的報道權的壟斷。這也就意味著傳媒獲取聲譽、廣告收入等的機會不均等，而在傳媒都需要競爭于市場的今天，這種獲取競爭資源的機會不均等，也就意味著傳媒無法在同一水平線上展開市場上的競爭。我國傳媒體制的條條塊塊結構（如中央與各級地方的傳媒之分，行業/專業報刊與非行業/專業報刊之分等），一方面為不同的傳媒通過行政手段劃分出了市場上的獨占領地（marketniche），另一方面也令在回歸報道上的這種行政安排具有制度上的合法化。以行政框架劃分傳媒市場，以行政手段左右傳媒在市場上的競爭，這本身就向體制內注射了結構性矛盾。

其次，這種矛盾逼迫那些沒有入圍的傳媒采取“創業型新聞采寫”（enterprisingjournalism）和“陽奉陰違”的方式來與受保護的傳媒競爭，[30]同時也逼迫黨政管理部門對此采取默許的態度。譬如，廣東電視臺，作為距香港最近的大臺，沒能成為中央批準的16家入港報道的新聞單位之一，但是，按照原廣電部的要求，它又必須“完整地”轉播中央一臺的節目。為了應付，他們，用廣東臺一位負責人的話說，“放棄”了屬于他們的一個頻道，決心在回歸期間，要為自己經營的“珠江”和“嶺南”兩個頻道生產出自己的報道。他們通過本臺下屬公司在香港的辦事處獲得入港的旅游簽證，派人提早進入香港；又利用語言上的優勢，游走市井街頭，報道那些中央傳媒顧不上或由于語言、環境不熟而抓不到的新聞。[31]《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采取了類似的措施。用《羊城晚報》赴港記者杜星的話來說，他們因為沒有統一的采訪證，打不成“正規戰”，于是就打“游擊戰”；進不了舉行慶典的會展中心，就跑街頭、公園、醫院等。上海電臺則主辦自己的36小時直播，期間隨時切轉中央電視臺的直播，以迅速報道最新活動。[32]在6月20日－7月初這段期間，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

節目時間延長，深圳電視臺只轉播前30分鐘，其余砍掉，換上自己的節目。[33]這些都是各傳媒在市場機會不均等情況下采取的“非常規”競爭手段，而中央對于這類行為的容忍，則反映出黨－國在建構統一“回歸”敘事的需要和平衡各傳媒集團利益之間的妥協，為的是達到某種集團利益的調適。

[page_break]文化生產中的“國家法團主義”秩序

以上的分析說明，“香港回歸”這一敘事具有“國家主義”的特征，其表現在于本質化中華民族，等同民族與國家，突出國家政治權威代表中華民族的合理性。這種民族主義的話語，正如蕭功秦所敏銳觀察到的，在我國當代起著政治合法化的巨大作用。以上分析還表明，黨和國家的權威，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統治的權威，在建構這一敘事的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

但是，這一建構絕不僅僅是單向的自上而下的灌輸，而是有著文化生產者的廣泛和積極的參與。他們的參與一方面是受市場利益的驅使，一方面也源自真誠的民族情感。在建構這一民族主義敘事的過程中，國家和市場力量的聯姻，構成了我國當代文化生產的一個頗具理論意義的景觀。“香港回歸”這一歷史事件就在這樣構成的傳媒舞臺上排演得有聲有色。

比較各家傳媒對香港回歸的報道，比較官方傳媒和“民間”文化“商品”所再現的香港以及香港回歸，我們也能夠感受到一些不同，只是相對于“同”，這些“不同”實在是太微小了。如果說官方的敘事為“香港回歸”以及其它涉及民族與國家的事件提供了基本框架的話，其它更靠近市場的文化商品則為這一框架提供了豐富的感性、個體和日常生活的內容。

就這一點說，似乎區分“國家”和“社會”的民族主義是有意義的。這不僅從理論上來說是如此，而且從現實方面來說也是如此。譬如說，在舉國抗議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的暴行過程中，民眾的同仇敵愾的民族主義情緒必須經過黨和國家，利用傳媒和組織渠道，加以引導和約束。這一實例說明，這兩者之間在某時的微小差異卻隱含著巨大的潛在政治意義。

但是，更有意義的問題是，在文化生產如此商業化了的今天，為什么不同生產者會生產出如此雷同的民族主義敘事？也就是說，為什么黨的喉舌與文化商品生產者能同樣青睞民族主義的敘事？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在目前我國特殊的文化生產秩序。對此，我提出一點理論的思考。

目前特殊的文化生產秩序的核心在于，民族主義的話語和利益調適的主導力量都在黨及其所領導的國家。這種契合使得國家與市場的力量能夠攜手、聯姻，而聯姻的具體方式就是在黨－國的基本框架內，國家力量與基于市場的利益集團以及中央與地方之間，通過隱性協議，實現利益的調適。這種文化生產的秩序與上個世紀70年以來甚囂塵上“新法團主義”（neo-corporatism）理論頗有暗合之處。

“新法團主義”有多種版本，但對我所要闡述的問題來說，最關鍵的是其中以“利益調適”為核心的關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秩序安排的觀點。[34]強調“利益調適”也是我對于目前中國研究中占主流的“國家－社會”范式的一些反應，其中包括：

（1）我們難以確定我國有近乎相互敵對或對抗的國家與社會──如果說我國當代有了具備典型意義的所謂“市民社會”的話──之間的關系；

（2）所謂社會在我國，至少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并不象國家－社會理論范式中所構想的那樣，由一些有如散兵游勇般的社團組成，個人自愿參與這些社團，社團之間在獨立于政府干預情況下相互競爭；

（3）國家和社會在我國都屬于過于凝固化了的超大概念，難以用來分析中央與地方、地區與地區等之間的千差萬別。[35]

如果簡單地運用“國家－社會”這一范式考察我國傳媒體制的變遷，就更容易離題萬里，因為，盡管傳媒已經基本上依靠市場贏利而生存，并因此獲得了作為行為主體的相對獨立性，但是，它們仍然存活于黨的新聞事業這一基本體制內，我們只能說它們獲得了“雙重身份”。[36]這種雙重身份使傳媒成為特殊的利益團體。一方面，它們是活躍于市場的經濟實體，在這點上，它們與任何其它參與市場的經濟實體沒有區別。另一方面，傳媒作為經濟實體的身份又來自國家的特許，來自它們作為國家機器，或國家意識形態設置（stateideologicalapparatus）的一部分，它們的行政級別、服務對象由國家管理部門所確定。這一定位，使它們能夠享受一定的國家資源（譬如，獲得特許派記者赴港報道回歸，派記者赴國外報道奧林匹克運動會，或派遣駐外記者），也具備在一定范圍內的市場壟斷（譬如中央電視臺為唯一面向而且覆蓋全國的電視臺，《廣州日報》為唯一面向以廣州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市場的都市日報等），同時，它們也因此承擔與其定位相適應的服務國家政治利益的責任。這種經濟利益集團和國家意識形態設置的雙重身份，使得它們在運作中，服務國家所代表的“公益”（publicinterests）與滿足本團體的“私益”（privateinterests）相互摻雜，難分你我。

傳媒之獲取這種雙重身份，也在于黨－國下放了作為傳媒業主（proprietor）對傳媒的經營權，而改換成與傳媒之間通過協議（bargain）確認傳媒的雙重身份這樣一種關系。這種協議自然不表明二者是平等對手，因為黨－國確定協議過程的游戲規則，具有批許（license）、審查、和合法化傳媒的壟斷權。但是，于此同時，黨－國也必須在使用自己的權力時考慮傳媒的經濟利益，譬如，它要求傳媒同時采用經濟和社會效益的標準；黨－國還必須愿意為了調適傳媒的集團利益而修改游戲規則，譬如，原廣電部一方面要求各省臺必須完整轉播中央一臺的節目，以保證國家電視臺的覆蓋，另一方面，逐步允許省臺上星，形成至少各電視臺的信號在全國的重復覆蓋，以幫助省臺能在省會城市臺競爭面前，通過擴大本省和跨省的覆蓋而提高廣告收入。

在黨－國主導的這種利益調適過程中，黨－國也不是單一的機構，它有各個部門和中央與地方各級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賦予傳媒一定的討價還價的籌碼。譬如，新華社與廣電總局雖然級別相同，為著集團利益，新華社希望自辦電視臺，廣電總局就會因為自己需要保護的集團利益而反對。再譬如，廣東省以《南方周末》作為本省的驕傲之一，因為該報具有全國性影響，因此，省委和省政府在各個方面保護甚至縱容該報對省外部門或單位的大膽批評。但是，在外省不斷向抗議的情況下，不得不限制該報的做法，甚至要求該報領導班子改組，以平衡各省的利益。

通過類似的討價還價，黨－國及利益集團之間，以及利益集團各自之間才能達到利益的調適。文化生產的秩序也就是參與各方遵循一定的規則，實現在特定條件下某種各自都能接受的利益調適。為了這個游戲能夠不斷繼續下去，各方都需要特別把守自己的籌碼。對于傳媒（可以直接推廣到其它主要的文化生產機構）來說，也就是要嚴格圄于官方的意識形態框架，而在官方意識形態中最能引起文化共鳴的就是民族主義。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當今的政經環境下，民族主義能夠成為黨－國和市場兩股力量聯姻的主要基地，成為雙方共同青睞的文化生產領域。

更進一步來說，“公益”與“私益”重疊的傳媒生產秩序與當代民族主義話語中的“家”“國”互釋，具有邏輯上的相通之處。以“家”的框架和“家”所基于的血緣關系來本質化民族，為的是建構民族整合的話語，而民族的整合是政治實體統一的合法化基礎。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隨著改革的日漸深入，隨著原有政治意識形態日漸失去其相關，日益顯示出它作為政治合法化資源的不可替代作用。民族主義話語中的“整合”與“統一”也成為黨－國在調適各方利益的協議中最為有效的砝碼，成為它直接干預市場甚至某些集團利益的合法化資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央電視臺作為國家電視臺，新華社作為國家通訊社，以及《人民日報》作為黨中央的喉舌的政治地位不可動搖，它們的市場壟斷地位也就不可面臨直接的挑戰。對于其它文化生產者來說，順服和維護這種“整合”與“統一”則是它們保持自己由黨－國所批許的市場占位的前提條件，能夠為這種“整合”和“統一”提供自己獨特的服務是它們在利益調適的協議中所持的重要籌碼。而且，隨著改革的深入，作為一個群體所共享的民族文化資源，由于它凝聚群體情感和激發群體歸屬之想象的內力，市場價值也日益提高。因此，雖然生存于市場，傳媒和各家文化生產者都會自愿加入民族主義的大合唱，在被黨－國確認為關系到民族整合和國家統一的歷史時刻尤其如此。

“法團主義”首先是一種實踐方式，包括政府政策制訂和利益集團利益表達的實踐；其次是指通過這種實踐所達成的利益集團的利益相互滲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牽扯網絡；再次是指這種網絡及實踐所構成的社會秩序。既然這種秩序依賴利益集團之間的討價還價，它們之間利益的調適就只能是暫時的，由此形成的秩序也就具有可變性，并且可能向自由主義的民主秩序或向集權主義秩序轉變。[37]在我國，如施密特（PhilippeC.Schmitter）

所論述的，由于強勢中央政府統領下屬的部門和地方單元（也即條條塊塊的分割），以及這一體制內的集權于中央的傾向，我們所分析的“法團主義”秩序應當屬于“國家法團主義”，與有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多元意識形態和聯邦型中央和地方關系安排的“社會法團主義”

秩序有明顯區別。[38]“國家法團主義”的制度安排更難直接向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轉變，在實際發展上的走向如何，要看很多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要看政府職能之轉變是否會走向嚴格區分公益和私益的分別，比如傳媒不再作為黨－國權威體制的一個裝置，政治改革過程中各種社會團體是否會逐步摘掉半官方的帽子。

需要指出的是，我在這里絕不是說我國已經具有了理論意義完整的“國家法團主義”政經秩序。我只是采取“法團主義”的分析視角和工具，分析黨－國和市場力量在傳媒運作中的聯姻，并說明在這聯姻中黨－國力量的主導。這種聯姻當然不具備政治學家們所概括的“法團主義”政經秩序的全部特征。如果說這種聯姻存在，并且在建構民族主義敘事和話語方面有著天然的合適場所，也反過來特別有益于建構作為政治資源的“國家民族主義”，那么，在目前以及最近的將來，我國傳媒的歷史敘事都將會在這種聯姻的邏輯框架內被建構，歷史也將會繼續在由此構成的局促的傳媒舞臺上登場。同樣地，由于有這樣的特殊聯姻，民族主義話語也將繼續具有政治資源的價值，并同時具有市場銷售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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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參見DanielDayan&ElihuKatz，MediaEvents：TheLiveBroadcastingofHistory（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2）。

[2]見DavidL.Altheide&RobertP.Snow，MediaLogic（BeverlyHills，CA：Sage，1979）。

[3]這里指的是廣義的傳媒，包括了各種由象征、符號元素構成的文化產品的載體（如書籍、報刊、音樂、電視、電影、廣播、電腦網絡等）。表現我國當代話語世界中反思“中國性”（Chineseness）的文化產品多不勝數，影響很大的書有宋強、張藏藏等著的《中國可以說不》，王山著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李希光、劉康等著的《妖魔化中國的背后》，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愛國主義教育叢書”等，電視記錄片有《香港滄?！罚多囆∑健返?，電影有《鴉片戰爭》等。凌志軍和馬立城在《呼喊》一書中將民族主義列為“中國當代的五種聲音”之一。

[4]這方面的論述也很多，舉例有蕭功秦，“民族主義與中國轉型時期的意識形態”（載《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4期，頁21－25）；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的復興》（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OrvilleSchell，“BlusterfromBeijing”（TheWashingtonPost，August13，1995）；LucianW.Pye，“WhatChinaWants”（TheNewYorkTimes，November26，1996；GeremieR.Barme，Toscrewforeignersispatriotic：China‘savant-gardenationalists“（TheChinaJournal，No.34，1995，pp.207-224）；PeterHarris，”Chinesenationalism：Thestateofthenation“（TheChinaJournal，No.38，1997，pp.121-137）。

[5]ClaudeLevi-Strauss，TheSavageMind（Chicago，IL：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66，p.259）。

[6]本文對于媒介報道香港回歸的分析源自一個在香港中文大學開展的大的研究項目，名為“世界傳媒報道香港回歸”。參與該項目的研究人員有筆者、陳韜文、李金銓、和蘇鑰機教授。在這個項目中，我們搜集、考察了中、港、臺、日、美、英、澳、加等8國（地區）的有代表性的68家傳媒單位在6月16日至7月5日期間關于香港的報道、評論和節目，訪問了其中一些傳媒的63位記者、編輯。其中，我們分析了8家中國新聞單位的回歸報道，訪問了11位國內赴港采訪的記者、編輯。該項目的部分成果已經在國際傳播學會1998年年會上發表。這里所涉及的只是以中央電視臺和《人民日報》報道為主的部分資料。“回歸報道”項目還是由香港政府研究基金委員會撥款贊助的項目，“轉型過程中的傳媒”之一部分。

[7]見W.LanceBennett&ReginaG.Lawrence，“NewsIconsandtheMainstreamingofSocialChange，”in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45，No.3（1995），pp.20-39.在這里，“新聞聚像”即濃縮了文化意義、集中體現一個新聞事件的敘述中所包含的各種文化價值、主題、張力及其變化取向的生動形象，在新聞話語中它成為獨立的語意單元而被新聞從業人員使用，具有提攜新聞主題的作用。

[8]反映這一點的一個例子是6月25日《人民日報》第三版的頭條，標題是，“五自治區舉辦各種活動，各族人民喜迎香港回歸”。這組由“本報記者”名義發自內蒙、新疆、西藏、廣西、寧夏的五篇報道，分別記敘了內蒙的“篝火美酒”，西藏的“鍋莊哈達”等各地具有傳統民族特色的慶祝活動。這樣的報道構思也受到各種局限，表現為其中來自新疆、廣西、寧夏的報道就沒有多少“民族”或“民俗”的氣息。

[9]對于20世紀我國民族主義的這一特點，還可參見姜義華，“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民族主義”，劉青峰（主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143-157）。

[10]《人民日報》的這組特稿自1997年6月16日起開始刊登，共包括，“歷史篇”，“地位篇”，“決策篇”，“回歸篇”，每一“篇”又分“上”、“下”兩篇。

[11]Duara，Prasenjit，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QuestioningnarrativesofmodernChina（Chicago，IL：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5）。

[12]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這么描述該臺的回歸報道：“以北京為中心，以香港為重點，以全國8城市和海外15大城市為報道點，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體式報道陣勢”（見“積極參與世紀之交的新聞戰”，《中國記者》1997年7月，頁9－11）。

[13]近10年來最具影響力的觀點是著名社會學和人類學家費孝通教授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參見費孝通，“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第4期，頁1－19，以及費孝通主編的《中華民族新探索》（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費老的論點體現了民族觀念在當代話語中的實踐演義。

[14]根據趙斌的分析，中央電視臺的年度“春節聯歡晚會”是具有同樣功能的載體。見ZhaoBin，“Popularfamilytelevisionandpartyideology：TheSpringFestivalEvehappygathering”，Media，Culture&Society（Vol.20，pp.43-58）。中央電視臺前臺長楊偉光以收視調查數據聲稱，有83%至94%的家庭收看了回歸慶祝的各項重大活動。但他沒有說明這些家庭是否都只收看的中央電視臺的轉播。見楊偉光，“積極參與世紀之交的新聞戰”，《中國記者》（1997年第7期，頁9－11）。

[15]中央電視臺的報道聽上去應是“國恥家仇”，但《人民日報》（6月17日第一版）刊登的是“國恥家丑”，并注明引自凌青“在談到我國政府即將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時”“即興”賦的一首詩。

[16]分別來自音樂電視片《歸航》和《1997，我的愛》。

[17]見EdwardW.Said，Orientalism：WesternconceptionsoftheOrient（NewYork：PenguinBooks，1995）。

[18]見ErnestGellner，Nationalism（NewYork：NewYorkUniversityPress，pp.10-11）。

[19]有關這些方面的詳細論述，請見JonathanUnger（ed.），Chinesenationalism（Armonk：M.E.Sharpe，1996）；JohnFitzgerald，“Thenationalessstate：ThesearchforanationinmodernChinesenationalism”（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3，1995，pp.75-105）；HeraldBockman，“ThefutureoftheChineseempire-stateinahistoricalperspective”（KjeldErikBrodsgaardandDavidStrand，eds.，Reconstructingtwentieth-centuryChina：Statecontrol，civilsociety，andnationalidentity.Oxford：ClarendonPress，1998）。

[20]JohnFitzgerald甚至稱中國的國家（state）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接生婆”（midwife）而且是她的“育種機”（sire）。見前引之“Thenationalessstate”一文。

[21]見前引的PrasenjitDuara，Rescuinghistoryfromthenation.

[22]“黨－國”這一概念廣泛用于西方中國研究的文獻中，它是一個“理想型”（idealtype）的概念，凸顯的是我國黨主導政的這種國體。

[23]參見徐光春，“進一步提高新聞宣傳水平，為兩件大事創造良好氛圍”，《新聞戰線》1997年第5期，頁3－6；孫家正，“講政治，抓管理，全力以赴，做好香港回歸和黨的十五大宣傳報道”，《新聞戰線》1997年第6期，頁3－6.

[24]三大新聞機構的組織情況來自《中國記者》1997年7月號刊載的新華社副總編徐學江、《人民日報》副總編張虎生、中央電視臺臺長楊偉光的文章，以及祝曉虎，“滿懷激情，整裝待發──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中央電視臺香港回歸報道準備工作側記”，《新聞戰線》1997年第5期，頁9－10.

[25]“新聞網”的建立直接決定新聞的覆蓋和新聞框架的構成。同時，“新聞網”的建立又受一個媒介所處的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制約，甚至是再生這一體制和意識形態的一個機制。對此的理論論述，請見GayeTuchman，Makingnews：Astudyintheconstructionofreality（NewYork：FreePress）。實際上，“新聞網”的建立，還受制于媒介單位與所報道事件地處的社會體制之間的互動。我國中央傳媒安排訪問董建華的容易與《紐約時報》訪問不到董成為鮮明對照。據《紐約時報》駐港首席記者EdwardGargen在6月22日與我們的訪談中說，他每個星期都向董的辦公室遞交一封要求訪問董的信，但從未得到回音。

[26]DavidAltheide&RobertSnow，Mediaworldsinthepostjournalismera（Hawthorne，NY：AldinedeGruyter）。

[27]張虎生，“難忘的二十天，”《中國記者，》1997年第8期，頁7－8.

[28]根據非常不完全的搜集，各種出版物中包括畫冊，半學術的對于香港歷史、政治的介紹和分析（如倪健中和向松柞主編、中國社會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告別港英：兩個世紀之交的兩個香港之命運》；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的《香港大寫真叢書》一套六本），文學作品集（如柳蘇著、北京三聯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散文集《香港、香港》；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年問世的“名人談香港”的散文集《夢圓今朝》；季羨林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詩詞、書法集《中國的聲音：香港回歸抒懷》），以及參與回歸報道的新聞從業人員的作品集（如龔禺主編、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的《政權交接之夜》；新華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香港回歸第一天》；劉思揚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出版的《百年長夢今霄圓：香港回歸大紀實》）等。

[29]ThomasHyllandEriksen，“Formalandinformalnationalism”，EthnicandRacialStudies，Vol.16，No.1（1993），pp.1-25.

[30]“創業型新聞采寫”特指新聞從業人員主動出擊，挖掘新聞，而不是等待官方的喂養，這是新聞能夠拉開與官方限定的一個機制。見LeonV.Sigal，Reportersandofficials：Theorganizationandpoliticsofnewsmaking（Lexington，MA：D.C.Heath，1973）。

[31]1997年6月27日訪談記錄。

[32]“記錄歷史的新篇章──香港回歸報道中22位記者敘述的故事”，《中國記者》1997年第7期，頁10－16.

[33]回歸期間筆者收看電視報道的觀察。

[34]“新法團主義”自70年代以來，一直頗具爭議，即便其鼓吹者之間也有不同的觀點。本文沒有空間回歸理論上的爭論，而只限于討論其理論的一些主要著眼點，以此幫助我們分析我國當代文化生產的秩序。對于這方面的理論介紹和探討，中文的文獻可見張靜，《法團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主要英文文獻有FredrickB.Pike&ThomasStritch（eds.），Thenewcorporatism：Social-politicalstructuresintheIberianworld（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74）；PhilippeC.Schmitter&GerhardLehmbruch（eds.），Trendstowardcorporatistintermediation（London：Sage，1979）；WolfgangStreeck&PhilippeC.Schmitter（eds.），Privateinterestgovernment：Beyondmarketandstate（London：Sage，1985）；AlanCawson，Corporatismandpoliticaltheory（Oxford：B.Blackwell，1986）；AlanCawson（ed.），Organizedinterestsandthestate：Studiesinmeso-corporatism（London：Sage，1985）；AndrewCox&NoelO‘Sullivan（eds.），Thecorporatestate：corporatismandthestatetraditioninWesternEurope（Aldershot：EdwardElgar，1988）。

[35]關于國家－社會范式在中國研究中的局限，請參見ElizabethJ.Perry，“TrendsinthestudyofChinesepolitics：State-societyrelations”，TheChinaQuarterly（No.139，1994，pp.704-713）；張靜，“舊傳統與新取向：從法團主義看‘國家與社會’的分析模式”，《公共論壇：自由與社群》（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93－413）。

[36]見ZhaoBin，“Mouthpieceormoney-spinner？ThedoublelifeofChinesetelevisioninthelate1990s”，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Vol.2，No.3，pp.291-305）；ZhaoYuezhi，Media，market，anddemocracyinChina：Betweenthepartylineandthebottomline（Urbanna，IL：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98）。

[37]對于以施密特為代表的“法團主義”政治學家們來說，“法團主義”并不是一個有別于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的第三種社會形態，至少不是一個在本質上獨特的類別，而是對利益關系安排、私益在政府政策制訂中如何被容括的一種動態的描述。因此，他們往往將之看作是從集權到民主制度轉變的一個條件，甚至是一個有利條件。見GuillermoO‘Donnell，PhilippeC.Schmitter，&LaurenceWhitehead（eds.），Transitionfromauthoritarianrule：Prospectsfordemocracy（Baltimore，MA：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6）；TerryKarl&PhilippeC.Schmitter，“ModesoftransitioninLatinAmerica，SouthernandEasternEurope”，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Vol.128，No.2，pp.269-284）；BaohuiZhang，“Corporatism，totalitarianism，andtransitionstodemocracy”，ComparativePoliticalStudies（Vol.27，No.1，1994，pp.108-136）；WilliamD.Coleman，“Statecorporatismasasectoralphenomenon：ThecaseoftheQuebecconstructionindustry”，inAlanCawson（ed.），Organizedinterestsandthestate：Studiesinmeso-corporatism（London：Sage，1985，pp.106-124）。

[38]PhilippeC.Schmitter，“Stillthecenturyofcorporatism？”InFredrickB.Pike&ThomasStritch（eds.），Thenewcorporatism：Social-politicalstructuresintheIberianworld（NotreDame：UniversityofNotreDamePress，1974，pp.85-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