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利益論文范文10篇

從明成祖時的1405年，到成祖之孫宣德帝時的1424年，鄭和七下西洋。其船隊規模之大，人員(絕大多數為軍人)力量之強，技術水平之高，航行范圍之廣，在當時都是空前的。[1]鄭和下西洋不僅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的偉大創舉，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偉大壯舉。然而，為什么氣勢恢宏的航海壯舉卻很快“隨鄭君之沒以俱逝”，[2]沒有形成前后相繼的局面，沒有使中國更加開放？

事實上，對于上述問題已有學者提出并回答過，但他們主要是從中國的思想文化、民眾心理、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角度來分析的[3]。這種分析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卻因片面強調主觀因素而略顯歷史唯心主義傾向。還有些學者盡管強調了經濟、階級等客觀因素[4]，但也因缺乏系統的理論支持而流于空泛。鄭和的航海屬于實踐活動，而作為主體的人的任何實踐活動都是有目的的，這正體現了主體的能動性。目的實際上是利益的表現形式，是主體對自身利益的判定結果，說到底是界定了的利益。利益是目的的內容，目的是利益的形式，因此主體的目的一定要與自身的利益相適應，正確地反映利益。這樣對主體實踐活動的分析就由對目的的分析轉化成對目的與利益的一致性分析了。因此，筆者嘗試使用演繹法，以政治學理論中有關利益的闡釋為大前提，以歷史材料為小前提，對上述問題做出解釋。

一、政治學理論中關于利益的闡釋

利益是中西方思想史上的古老課題，一般既包括哲學倫理學含義又包括經濟物質含義。利益具有鮮明的主體性，利益總是人的或由人組成的組織、集體的利益，沒有人根本談不上利益問題?！鞍凑振R克思主義的論述，人的利益的形成是一個從人的需要到人的勞動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過程?！盵5]

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要。人作為一種高級的生物體必須要新陳代謝，要與外界（自然和社會）進行物質的、能量的、信息的交換。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指出：“我們首先應該確立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盵6]因此，需要是人的本性，是一種客觀存在。但人是有意識的，人的需要除了隨人的生理變化（主要體現在年齡的變化上）而變化以外，又隨人的意識以及在意識支配下的實踐的變化而變化，從而又具有主觀性，這是人的需要與動物的需要的顯著區別。概言之，人的需要是客觀性與主觀性的統一。

按主體追求的目標和層次，需要分為生存需要與發展需要，它們以物質需要和精神需要這兩個需要客體為表現形式，其中物質需要是人的最基本需要。但是僅有需要不行，關鍵是需要的滿足。需要的滿足本質上是人們以一定的途徑獲取需要對象，而“滿足需要的途徑問題把從事生產和結成社會關系提上了人類活動的歷史日程”。[7]為了滿足需要，人們必須進行生產勞動，在生產勞動中產生了一定的聯系，形成各種社會關系，其中處于基礎和決定地位的是以生產關系為核心的經濟關系，它直接影響著其他關系的形成和發展。社會關系一旦形成，不僅使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區域化，而且還支配著用以滿足需要的生產成果在社會成員中的分配，因而本質上，客觀地制約著人們需要的滿足，從而主體與客體的關系，具體而言，人與需要對象之間的關系就轉化為主體之間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了。這樣就形成了由需要到生產再到社會關系的邏輯鏈條，人們的需要完成了社會轉化、客觀化，從而利益產生了。因此，“所謂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產基礎上獲得了社會內容和特性的需要?！盵8]“利益既是一個物質范疇，也是一個關系范疇，具有社會性?！盵9]但它本質上是一個關系范疇，“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盵10]需要只有與能夠滿足需要的手段的使用相聯系，即只有與實踐相聯系才能轉化成利益。實現了的利益便會轉化成手段，并使主體產生新的需要。因此，一定意義上說，滿足需要的手段即利益。而社會關系是能夠滿足人的需要的根本性手段，因此“社會關系是利益的本質”。

企業管理論文

在管理學的幾個主要分支中，戰略管理學（StrategicManagement）是一門比較年輕的學科。一般認為只有在進入八十年代以后，戰略管理才形成了真正的理論體系。在商學院里，戰略管理學在此以前的半個多世紀里一直依賴案例作為研究和教學的手段。今天，戰略管理學與管理學的其他領域一樣，被視為廣義的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上，戰略管理學最重要的理論貢獻是通過在一流學術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做出的。

我們試圖通過對國內管理學刊物上發表的戰略管理論文進行檢閱，試圖對中國戰略管理學研究現狀進行評估。在進行調研與分析之后，我們選取國內兩份典型性管理學刊物《管理世界》和《南開管理評論》，對它們2003年全年中發表的論文進行了研究。

戰略管理學的主要課題包括：戰略制訂與實施、戰略規劃與決策過程、戰略控制與報酬制度、資源配置、多元化與組合戰略、競爭戰略、合作戰略、總經理的選擇及其行為、以及高層管理團隊的組成與機制。按照這些標準，我們分別從兩本刊物的論文中確定二十三篇（《管理世界》）和十九篇（《南開管理評論》）戰略管理論文。

我們發現，第一，國內戰略管理學研究從內容上講尚停留在學科“邊緣”。

出現頻率最高的題目屬于“公司治理／股權結構／董事會”這一類，共有約11篇論文；其次為“競爭力／競爭優勢”類與“跨國公司／國際戰略”類，各有6篇左右；其他至少有三篇的還有“創新”類和“企業家／職業經理人”類。

論文關鍵詞：海外并購；風險；防范

論文內容摘要：本文就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風險進行分析，并提出防范措施。海外并購為中國企業加快國際化進程帶來機遇，但同時企業并購是一項充滿風險的投資行為，企業跨國并購與并購國內企業相比，操作程序更復雜,受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更大，因此風險也更大。

企業并購是一項充滿風險的投資行為，海外并購與國內并購相比，操作程序更復雜，受不確定性因素的干擾更大，因此風險也更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到來和我國國力的增強，中國企業國際化的步伐不斷加快，跨國并購成為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方式。海外并購為中國企業加快國際化進程帶來機遇的同時，也要看到海外并購所面臨的各種風險。

海外并購風險分析

（一）戰略風險

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一般都是以增強核心競爭力為內在動因的戰略性并購。中國企業海外并購往往是先發現海外并購的機會，然后進行可行性分析，時間相對倉促，往往未能對所有可能的備選方案進行全面分析便做出并購決策匆匆投標，如果缺乏對自身管理能力的評估和對企業長遠戰略的規劃，盲目進行擴張，并購后很可能因規模過大而產生規模不經濟，反而使企業背上沉重包袱。如李東生在分析TCL跨國并購遭受挫折時承認，戰略準備不足是并購失敗的主要原因。

本文以近五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期刊、會議論文為取材范圍，尤其以臺灣本地學者所發表的論文為主，學位論文的介紹則視行文需要，斟酌敘述。部份論文雖然常被歸入社會史范疇，但由于其論述涉及經濟層面，筆者仍然酌加簡介。應該說明的是，五年來的研究論著極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諸篇，皆經篩選排入。筆者也盡量持平介紹各篇論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評議，則留待專家為之。

在臺灣，研究中國經濟史或本地經濟史的學術單位以臺灣"中央研究院"最為主要，如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臺灣史研究所。研究院內社會科學類科的單位，如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和經濟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學者參與研究。其次是教學機構，尤以設有歷史系所的大學院校為主。此外，縣級以下地方政府、民間的基金會、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組成的小型研究團體，也有一定的貢獻。不過，這類單位或團體，比較著重臺灣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體而言，中國經濟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較多，與商人、商業活動、國際貿易有關的主題較受青睞。不過，近年來臺灣史研究逐漸成為歷史研究中的一門"顯學"，學術單位和教學機構皆然。（注：施志汶：《臺灣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來國內各校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歷史學報》22（1994.6）：413-446。）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以往在經濟學門不受重視的經濟史，似漸引起經濟學家的關心，紛紛把他們的研究視點擴及日治時期乃至清末的臺灣經濟史。新的研究課題，諸如農工業及整體經濟成長形態、租佃制度等，不斷發掘出來，可以補充舊有研究在課題范疇上的貧乏。（注：葉淑貞：《臺灣"新經濟史"研究的新局面》，《經濟論文叢刊》22.2（1994.6）：127-167。）歷史學家擅長觀察長時間因素的變化和綜合性詮釋，經濟學家擅長于經濟學理論的實證和計量方法的使用。近年來這兩個學門的學者能透過合作計劃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過程亦從戰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時期。

此外，大型且跨學科的合作計劃不斷的推陳出新，蔚為近年來的研究時流，這主要是以臺灣"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員為主，而且多聚焦于臺灣經濟史。除此，更將空間視野擴大，關注祖國大陸、亞洲諸國，也注意臺灣與四鄰的多層面關系。

以下將先回顧近年來的中國經濟史研究，再介紹這一、二年正在進行或近期將展開的專題研究計劃、學術研討會內容，以及目前含納人員最多且跨單位最廣的經濟史討論團體。

一、中國經濟史研究回顧

【正文】

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不但是國內長期研究的熱點，而且遠播海外。本文就近60年來海外學者研究思想的狀況，作一簡要的考察。

研究概況

海外學者研究和思想，可以上溯到30年代中期。60年來，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為介紹和初評階段。1935年，蘇聯在《共產國際》雜志上刊出《——中國窮苦大眾的領導者》一文，以及美國記者文森特·希恩在紐約出版有關的《個人的歷史》，可謂這個階段的源頭。為進一步解開中國共產黨產生和發展的奧秘，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厄爾·利夫分別將在陜北蘇區的訪問寫成《西行漫記》和《的生平》，為歐美人塑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特別是斯諾的著作，被譯成20余種文字，飲譽全球，引起史沫特萊、斯特朗、尼姆、韓素音、王安娜、貝特蘭、卡爾遜、愛潑斯坦等紛至沓來，寫下了《中國震憾世界》、《紅色中國的挑戰》、《來自紅色中國的報告》、《中國的新西北》、《中國的雙星》、《中國的新生》、《早晨的洪流》等著作。及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開始走出根據地，走向國統區，乃至全世界。

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建設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矚目。蘇聯把對及思想的研究列入了馬列主義的研究范圍，《布爾什維克》雜志和《真理報》均發表了研究文章。日本大量收集和編譯著作，并撰文介紹，其傳記主要有：巖村三千夫的《》、貝冢茂樹的《傳》、林華城的《新中國英雄》和日本文獻資料研究會的《（延安時期）》。研究論著主要有：巖村三千夫的《的思想及其發展》、宮板宏的《的新民主主義》、池田誠的《的中國革命論》、佐野學的《的戰爭論》、山本秀夫的《〈矛盾論〉和〈實踐論〉解說》、和田敏雄的《理論的意義和影響》等。美國學者費正清等編譯了《中國共產主義歷史文獻》、康姆登編譯了《的中國（文獻）》。西方作者向世界再現的形象，較好的有：斯特朗的《中國人征服中國》、欣頓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物》、施瓦茨的《中國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等。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中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新一波的“中國熱”也隨之興起。

上個世紀以來，世界性的“中國熱”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新中國的誕生，震驚了世界，在西方國家關于“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辯論中，在“黃禍論”的鼓噪聲中，對中國的封鎖、圍堵、遏制與打擊也全面展開。第二次“中國熱”出現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后。這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由“圍堵”中國轉而打開“竹幕”的一個戰略性的步驟。這次“中國熱”，更多地表現為西方世界對中國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東方文明古國歷史文化的探究，其結果是中國的長城、故宮、兵馬俑以及中國的醫藥、針灸、功夫等為西方媒體津津樂道，成為頗受矚目的話題。第三次“中國熱”始于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并呈現出逐步升溫的勢頭。在這一次“中國熱”中，世界輿論對中國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明顯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現在，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密集度也大為增加。例如在英國的主要報紙、雜志、出版物上，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中國的新聞和相關報道。今年5月22日，美國大報《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標題“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云”。美國著名記者及中國通紀思道評論說：“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標題，你最好開始學中文，因為它是未來的語言”。無論這篇報道的內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報向西方讀者如此推介漢語的做法，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世界關注中國是一件好事，說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在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的確在擴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國熱”不斷升溫的同時，我們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們注意到，雖然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迅速變化正在引起世界的關注，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思維定格中，對它的偏見與誤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及中國國力進行夸大式報道的同時，一些華文媒體也失去了應有的理性，對中國經濟、華人經濟以及大中華經濟圈做了不恰當的報道，客觀上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某種注腳。由此可見，在當今這個西方輿論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舞臺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負責任的、和平發展的中國，改變世界輿論對它的誤解與偏見，已經成為包括中國本土和海外華文媒體在內的世界華文傳媒的共同課題。

其次我們應當看到，雖然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雖然伴隨著“中國熱”，漢語熱也在不斷升溫——據2005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透露，目前海外約有100個國家的2500余所大學教授中文，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3000萬。盡管如此，漢語卻不能算是強勢語言，它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目前將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或工作語言的國家和地區不多，漢語在國際社會重要交際領域（如外交、貿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聯合國雖然將漢語列為其工作語言之一，但是地區性或國際性的組織、會議正式使用漢語的尚不多見。在這方面，漢語自然不如英語、法語，甚至不如日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其影響力的不斷擴大，中國越來越多地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新一波的“中國熱”也隨之興起。

上個世紀以來，世界性的“中國熱”出現過三次。第一次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際。新中國的誕生，震驚了世界，在西方國家關于“誰丟失了中國”的大辯論中，在“黃禍論”的鼓噪聲中，對中國的封鎖、圍堵、遏制與打擊也全面展開。第二次“中國熱”出現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前后。這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由“圍堵”中國轉而打開“竹幕”的一個戰略性的步驟。這次“中國熱”，更多地表現為西方世界對中國這個帶有神秘色彩的東方文明古國歷史文化的探究，其結果是中國的長城、故宮、兵馬俑以及中國的醫藥、針灸、功夫等為西方媒體津津樂道，成為頗受矚目的話題。第三次“中國熱”始于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至今，并呈現出逐步升溫的勢頭。在這一次“中國熱”中，世界輿論對中國的關注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2003年下半年以來，國際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明顯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現在，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報道的密集度也大為增加。例如在英國的主要報紙、雜志、出版物上，幾乎每天都能見到中國的新聞和相關報道。今年5月22日，美國大報《紐約時報》在頭版報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標題“從開封到紐約——輝煌如過眼煙云”。美國著名記者及中國通紀思道評論說：“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標題，你最好開始學中文，因為它是未來的語言”。無論這篇報道的內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報向西方讀者如此推介漢語的做法，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

世界關注中國是一件好事，說明中國的國際地位的確在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也的確在擴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國熱”不斷升溫的同時，我們更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進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們注意到，雖然中國經濟與社會的迅速變化正在引起世界的關注，但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國的認知還停留在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前的思維定格中，對它的偏見與誤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對中國和平發展戰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調。令人遺憾的是，在西方國家對中國發展及中國國力進行夸大式報道的同時，一些華文媒體也失去了應有的理性，對中國經濟、華人經濟以及大中華經濟圈做了不恰當的報道，客觀上為“中國威脅論”提供了某種注腳。由此可見，在當今這個西方輿論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舞臺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個真正的中國，一個負責任的、和平發展的中國，改變世界輿論對它的誤解與偏見，已經成為包括中國本土和海外華文媒體在內的世界華文傳媒的共同課題。

其次我們應當看到，雖然漢語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語言，雖然伴隨著“中國熱”，漢語熱也在不斷升溫——據2005年7月在北京召開的首屆世界漢語大會透露，目前海外約有100個國家的2500余所大學教授中文，通過各種方式學習漢語的人數超過3000萬。盡管如此，漢語卻不能算是強勢語言，它的國際化程度仍然比較低。目前將漢語作為國家通用語言或工作語言的國家和地區不多，漢語在國際社會重要交際領域（如外交、貿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聯合國雖然將漢語列為其工作語言之一，但是地區性或國際性的組織、會議正式使用漢語的尚不多見。在這方面，漢語自然不如英語、法語，甚至不如日語。

[論文關鍵詞]傳統媒體區域擴張戰略選擇

[論文摘要]面對新媒體的挑戰和境外媒體的強勢競爭，為了生存與發展，傳統媒體憑借品牌優勢采取了積極的應對措施。本文以目前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晚報《新民晚報》為例，透析中國傳統媒體在傳播環境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區域擴張戰略及媒體競爭力的辨識與培育，探討其對中文傳媒在海外傳播系統中爭取更多的話語權所帶來的借鑒意義。

一、傳播全球化時代的傳統媒體

現代傳播技術的飛速發展和新興媒體對傳統媒體造成強烈沖擊。無論是互聯網信息技術的交互性、信息的透明化，還是以報紙為代表的傳統媒體的改版擴版，擴大發行，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傳統媒體其傳播方式與內容均出現了多種新的形式。傳播分散化和現代媒體的全球化傳播趨勢給中國傳統媒體既帶來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傳播媒介的全球化是指本地的產品節目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在傳播全球化時代，基于現代信息技術的傳統媒體走出國門，選擇跨區域擴張的現實路徑，在不同文化、國家和民族之間對話和交流的傳播渠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創刊于1946年5月的《新民晚報》是中共上海市委直接領導的面向廣大市民的綜合性報紙。作為中國解放后的第一張晚報，該報在中國報業具有重要的地位，既是目前中國大陸歷史最悠久的晚報，也是國內發行量最大、版數最多的晚報之一。作為中國具有代表性的傳統老牌媒體，該報多年來秉持著“飛入尋常百姓家”的辦報文脈，力求報紙內容的可親性、可近性、可信性和可讀性。1996年11月9日，《新民晚報》美國版的創刊標志著中國大陸第一張跨出國門的地方性報紙邁入新的發展歷程，體現了中國傳統媒體應對競爭日益加劇的傳播環境所做的艱巨的探索與超越。

二、《新民晚報》跨區域擴張的路徑選擇

一、指標體系構建

科技因素從信息基礎設施、科技人力資本及研發投入與產出三項指標反映。(1)關于信息基礎設施指標較多，如個人電腦、互聯網用戶數等。一國信息技術發展水平會對該國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筆者認為，互聯網用戶數(X6)對于體現信息水平最具代表性。(2)科技的競爭其實質是人才的競爭，研發的根本動力在于科技人員。本文選取了一國從事研發人員數量(X7，每百萬人)來衡量科技人力資本。(3)一國的科技發展水平，往往被視為吸引跨國公司研發投資能力的重要因素。而科技發展水平又往往由投入產出的一系列指標來體現。本文選取一國研發投資比例(X8，研發占GDP的百分比)、發表于科技刊物上的論文(X9)、高技術產品出口(X10)來反映該因素。盡管關于知識產權對FDI流量影響的研究存在爭議，但毋庸置疑的是由于研發活動的直接產品是知識產品，需要有健全的知識產權法對其予以保護，跨國公司不會將其關鍵性的研發放在缺乏知識產權保護的國家。本文選擇使用專利申請量(X11)來表示一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此外一國的教育、文化和法律等方面對跨國公司海外研發投資亦有較大影響，可用人類發展指數(X12)來表示。綜上所述，本文建立了包含12項具體指標的跨國公司海外研發投資因子的評價指標體系?？梢赃\用因子分析方法對世界范圍內的主要研發投資地區的區位因子進行綜合評價與分析。

二、數據說明與實證分析

(一)數據說明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跨國公司的海外研發活動一方面是為了從東道國獲得技術溢出和享受其現有技術設施。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支持東道國子公司的生產活動，爭取更大市場份額。因此，本文采用的數據對象是美國、歐盟(不包括盧森堡、馬耳他、塞浦路斯)、日本、澳大利亞、加拿大、新加坡、韓國、中國等31個發達國家及新興經濟體。主要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2011年世界發展指標》，FDI存量來源于UNCTAD數據庫，人類發展指數指標來源于聯合國數據庫。所有指標選取2009年數據。

(二)實證分析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海外投資的戰略意義；我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戰略協調缺失問題；我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戰略協調缺失原因；結語進行闡述。其中，海外投資的戰略意義從通過具有宏觀影響力和國家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對外投資、通過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擴大對外投資兩個輪子、通過對外投資主動地從全球獲取資金、技術、市場、戰略資源、中國有實力的企業也應利用跨國公司產業結構調整的機會進行論述。我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戰略協調缺失問題從經營中忽視國家戰略、并購投資中惡性競價、國家對國企的海外投資缺乏控制力度、國有資產流失進行論述。我國企業海外擴張的戰略協調缺失原因從所有制缺位、企業資本實力的增強,擺脫了對國家財政的依賴、政府對海外直接投資缺乏統一的宏觀管理和規劃布局進行論述。本文對我國海外投資的戰略協調缺失的問題有著參考指導的意義。

我國企業海外投資始于1979年,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不斷推進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演進,尤其在最近兩年,我國企業在海外進行較大規模的投資更是高潮不斷。當前,無論從開拓市場空間、優化產業結構、獲取經濟資源、爭取技術來源,還是突破貿易保護壁壘、培育中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跨國公司等方面來考慮,“走出去”都是一種必然選擇,也是中國對外開放提高到一個新水平的重要標志。在這一點上,國家的“走出去”戰略與企業的“走出去”戰略具有一致性。

一、海外投資的戰略意義

1.在更加市場化、更加開放、更加相互依存的世界,國家必須考慮,通過具有宏觀影響力和國家長遠發展戰略意義的對外投資,提高國家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在國際資源分配中爭取一個更加有利的形勢并改善與相關國家和地區的關系。

2.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對外貿易依存度超過70%的情況下,國家必須考慮通過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和擴大對外投資兩個輪子,主動地在更廣闊的空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資源配置。在保持制造業優勢的同時,向產業鏈高附加值環節邁進,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扮演的角色。

3.無論從中國為全球制造產品,還是自身工業化、現代化的需要,都必須考慮如何通過對外投資主動地從全球獲取資金、技術、市場、戰略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