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政策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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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城市與農村的經濟收入水平存在著不小的差距，在實行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國家的城鄉差距并不明顯，所以沒有對其實行相應的解決辦法。近些年，這一差距越來越大。怎樣使城鄉差距縮小，是現階段我國經濟建設的重要問題。為了使這一問題早日得到解決，國家頒布了許多相關的政策用于使農村落后的經濟水平得到改變。在財政稅收的問題上，一是對農村的相關稅費實施減免；一是加大對農村地區的財政投入力度。目前，城市與農村的差距能夠在各個方面體現出來。如農村的就業率水平平均要低于城鎮，一部分的勞動力經常處在無事可做的閑置狀態，這樣的情況不僅使農村自身的經濟水平的提高受到障礙，還對農村的治安建設存在不良影響。農村的公共社會生活建設水平與社會保障水平等都遠遠落后于城市，所以，國家的財政分配政策中關于統籌城鄉發展的有關工作應該持續加大工作力度。

2引導貧困地區結合本地實際進行相應經濟建設

在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主要實行了改革開放的城市大多數都集中在沿海地區，因而這一部分地區得到了較早的發展。這些地區都位于我國的東部，東部地區多為平原，交通與其他地區相比更為便利，再加上整體的自然環境比較好等原因，使得東部的建設十分迅速的發展了起來。但正是因為東部的發展速度較快，東部地區各種資源的消耗速度也非常快，致使東部的資源更加稀缺，增加了各項生產所使用的成本。東部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較多，而近些年來物價與勞動力價格等均呈現上升趨勢，這對于東部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所以，許多企業將目光轉向了擁有豐富的資源、地域面積更為廣闊的經濟水平較落后的地區，并逐漸進行產業轉移。獲得了企業的產業轉移的地區要緊緊抓住這一機遇，一方面要積極加強對于本地區內的各種公共設施的建設，盡全力為前來投資的企業創造出易于發展的良好環境。

3引導落后地區進行產業的科學發展

經濟水平落后的地區同樣是我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對經濟水平落后的地區的發展進行設計與規劃時，需要對其進行主體功能的相關規劃。由此，經濟水平落后的地區就可以根據本地區的具體實際情況，劃分出在本地區中，哪些地區可以進行大力開發與發展，哪些地區由于自身的情況無法被開發。在進行了主體功能的規劃之后，可以對這些已得到利用的資源的具體情況進行科學的評估，除了對本地區的資源情況進行科學的規劃設置以外，還要加強與周邊資源的聯系，讓企業可以在本地和附近進行產業的資源鏈接，使本地區與周邊地區的經濟交流能夠加強，促進本地與周邊地區的互動發展，從而使本地與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能夠得到共同提高。

4促進經濟水平落后的地區公共服務的普及

目前我國經濟水平落后的地區普遍公共服務的水平也不高，這主要體現出三個問題，一是政府并沒有使這些地區的公共服務建設形成一個完全的、便于操作的體系；二是這些地區中所固有的公共服務水平的平均值較低；三是這些地區的公共服務基本上均長期處在供給不平衡以及供給不足的狀態下。針對這樣的問題，有以下幾點建議：

（1）在當地已有的、已經投入使用的公共服務資源中，要使其中主要的、使用率較高的公共服務能夠得到優先的發展機會。

（2）政府要將減貧戰略與基本公共服務的普及進行銜接和整合，從而改善、減輕當地的貧困狀況。

（3）要使經濟水平落后地區的基本的公共服務的相關制度的建設工作得到完善。

（4）在支付轉移的制度上，政府還要針對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相應的改革。

5結束語

篇2

[關鍵詞] 房地產業；宏觀調控；效應分析

[中圖分類號] F293.30 [文獻標識碼] B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各個產業均得到一定的革新與發展，其中，住房制度的改革一直是國家進行宏觀調控的重點。1998年，全面住房制度開始了它的改革歷程，經過幾年的努力，原先的福利分房，實物分配等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受到強烈的沖擊而被取代，住房的商品化，分配貨幣化以及交易市場化成為我國經濟領域發展的重要方向，為廣大人民群眾帶去了切實的利益，一方面住房不再是單一化的，而是多結構、多層次，具有系統性的。另一方面，住房條件和居住條件得到相當大的改善。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我國房地產市場在這場改革中也暴露了諸多缺陷，這主要體現在房價的迅速上漲、商品房供求關系的不平衡、以及房地產業投機現象嚴重。而在社會保障方面，住房分配有大量不公平的現象出現。在這種種現象之中，房價居高不下是我國房地產產業最為突出的問題，在很多一線城市，很多人窮盡一生都買不起一套房。因此，房地產業得到國家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人士的關注。

國家的宏觀調控是我國在尊重市場的前提下彌補市場自身調節的缺陷，運用綜合手段促進國民經濟的良好發展。房地產業自身發展的不足使國家運用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對其進行管理與控制，本文主要對國家所采取種種政策效應進行分析，梳理和總結國家宏觀調控對房地產業的積極作用與不足，吸取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從而完善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促進我國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二、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演變

我國第一次對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是在1993――1996年，這是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階段，反應在房地產業也就是房地產公司的急劇增加，這就帶動了地皮、鋼材等相關市場的發展，房地產也過熱增長，造成較為嚴重的房地產泡沫，出現經濟過熱甚至引起通貨膨脹。這在廣西等地區最為顯著。針對此種現象，1993年，1994年國家分別出臺了《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意見》，《關于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城市房地產管理法》和《住宅擔保貸款管理試行辦法》等一系列政策，旨在加強對房地產業宏觀調控。這一些相關政策的出臺放慢了房地產商開發的腳步，房價也開始出現回落。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房地產業受此影響進入其發展的低潮。為了促進房地產業的欣榮，國家又頒布了與之相關的宏觀調控政策，其主要著眼點在于刺激經濟，拉動內需。房地產業再次成為寵兒。1998年《關于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簡稱“23號”文件）的頒布，使住宅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而福利分房制度也走向了它的末路。“23號”文件是對那時候居民收入情況進行詳細分析所整理出的適合現狀的宏觀調控文件。對此文件的貫徹與執行，激活了處于低迷狀態的房地產業，推動了它的不斷發展。房地產業又一次迎來了春天。

房地產業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循環，2003――2005房地產業再次出現過熱現象，與此同時，土地價格和房價隨著土地使用權的拍賣、投標、掛牌而出現了大幅度增長。還有一個因素是前些年埋下的隱患，也在這一時候得以凸顯，1998年，房地產信貸出現，但是中國銀行尚未完善的體系與此并不相符，這使金融體系不可能不存在巨大的潛在風險。因此，完善住房貸款政策被提上日程，2003年6月，中國人民銀行下發《關于進一步加強房地產信貸業務管理的通知》（簡稱121號文件），其中，最為突出的政策調整就是對首付付款比例的提高?？梢哉f，這是我國第一次正面采取措施，抑制房地產過熱發展。但與此同時，對于發展符合國家要求與市場需求的房地產企業國家則對其進行大力扶持。實際上這兩種措施反應了政府一場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政府希望房地產能夠繼續成為拉動內需的新的增長點，但另一方面政府很害怕房價的過快增長。而后興起的“圈地熱”使金融信貸的缺陷暴露無遺，這些缺陷更是隨著樓市的火爆越演越烈。

2005年到2007年，國家對于房地產的宏觀調控主要基于對房價的穩定，此項政策使大多數民眾開始對房價持觀望態度，但實際上，這并不會有過于明顯的影響。中國銀行廈門分行零售業務處副處長康文輝：“從廈門購房長期的情況來看，我認為需求只有增加不會減少的，但從近期的情況來看，需求還是存在，只不過因為政策的變化，及輿論的引導，造成一些被動需求會有所減少，主動需求會進入觀望，但需求還是客觀存在的，只不過在時間或者交易心理方面有所變化?！?/p>

2008――2009是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一個轉折點，2008全球金融危機的蔓延使我國受到極大的沖擊，“保增長”成為政府的主要政策方向。因此，房地產業的發展一度進入，政府鼓勵房地產業的發展，以此希望房地產業能夠帶動GDP的增長，政府為了保持經濟增長，對房地產業采取寬松的政策，“適度寬松”的執行在某種程度上使前期的宏觀調控沒有了意義。對房地產這一戲劇性的調整，使2009年房價出現近些年來最大幅度的增長。而在政府政策的刺激下，房地產業的泡沫經濟大面積出現，房價居高不下，甚至呈增長態勢。國家為了應對這樣的局面，2010年4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堅決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的通知》。接著9月，又出臺了一系列相關政策（“國八條”），以抑制房價的迅速增長，從而使國家經濟在金融危機下能夠維持穩定。

因此，從長遠來看，對房地產業的控制不會松動，當然，政府也會采取一些措施儲備，比如房產稅等制度的制定。政府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較為被動的，從這些年的宏觀調整的政策看，我們對房地產宏觀政策的評價不能局限在某一點上，而是應該多方面入手，以便更為全面地看到它的發展。

三、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應評價

（一）宏觀調控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穩定了房價

一方面，政策出臺以后，其作用的發揮需要經過一段時間，不可能立竿見影，而針對市場主體而言，要改變他們的預期態度必須需要一定的效應積累。另一方面，限購政策的出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房價的增長，但這只是短暫的，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房地產業的供求矛盾，反而在行政手段逐漸適應過程中，投資投機的需求迅速增長，從而使房價迅速增長。因此，這些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并沒有從根本上穩定房價的增長勢頭，也就是說，房價在很長時間內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二）從市場的供求關系看，房地產業并沒有實現供求平衡

房地產業沒有實現供求平衡，這是從建設量和銷售量進行分析，建設量主要是針對建設面積而言，這兩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明房地產業的供求態勢，從2003年到2013年廈門地區的房地產市場上的商品建設面積和銷售來進行對比分析，發現供求關系出現很大的不平衡，基于此，我們可以那么說，國家在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上并沒有實現供需關系的平衡。

（三）宏觀調控并沒有實現商品房價格的相對穩定

房價的穩定主要是從房價上漲的幅度以及居民收入來進行分析的，房價的上漲一旦超過居民承受范圍之內，就會出現一系列問題，這主要是由于國民收入支配與國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在分析房價穩定與否時，首先應該考慮的就是居民的支付能力是否與房價相當，但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遠遠大于開發面積，這說明房地產企業存在囤積土地的現象。因此，就房地產業而言，政府并沒有能改變房地產業市場供求關系的不平衡。甚至進一步惡化。從政府所采取的幾項緊縮政策我們就會發現對于住宅的惡劣影響。一但房地產業的建設面積小于或者等于住宅商品房銷售面積，商品住宅就會出現明顯的供給不足。但實際上，企業對于住宅商品房的建設一支處于增長狀態。這與其國民支柱產業的地位是不可分的?？墒牵瑥?013年開始，住宅面積建設出現了負增長，這同樣與政府政策密切相關，比如對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這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房地產業的投資力度。而“黃金時代”“暴利時代”對于房地產而言已經成為過去。這也就造成了房地產業對于市場的觀望態度，從而也就造成了建設面積的減少。這就使房地產業不能滿足居民的購買需求，而供過于求這種簡單的經濟關系就會出現投資與投機的增加。造成房地產業的再次混亂。

當然，國家對于房地產業宏觀調控的種種問題不只存在于這些方面，比如像保障性住房分配不均等問題同樣也存在于房地產業。

總之，對于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應綜合各方面因素，對于政府來說，如何解決房地產宏觀調控的失效的問題還有很遠的路要走。對政府、市場、社會都提出了很大的要求。

[參 考 文 獻]

[1]符日輝.房地產投資環境分析與評價[J].企業技術開發，2006（1）

[2]李慶文.房地產投資的主要風險與防范策略[J].山西建筑，2007（27）

[3]付向陽.淺議房地產投資的效益[J].山西建筑，2011（5）

篇3

進入2015年，在世界經濟調整分化和國內發展“三期疊加”的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錯綜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存在較多不確定因素。中央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統籌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等多重目標，多種政策、多項改革協調配合，使得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結構調整積極推進，社會大局和諧穩定，為經濟平穩轉入新常態和“十三五”順利開局奠定了良好基礎。展望未來，為使宏觀經濟繼續保持穩中求進態勢，應積極發揮財政政策穩增長、調結構的作用；貨幣政策繼續保持靈活性，使貨幣條件松緊適度，有效穩定市場預期；區域政策應協調地區、城鄉一體化發展；穩步推進各項改革。

宏觀經濟運行緩中趨穩

面對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國內深層次矛盾不斷顯現等下行壓力，宏觀經濟管理層及時采取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初步抑制住了2015年初經濟增速較快回落勢頭，經濟運行緩中趨穩，步入中高速增長階段。

1.經濟運行緩中趨穩，主要生產指標保持在合理區間。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29686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0%，增速回落0.4個百分點。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7.0%，二季度同比增長7.0%。從環比看，一、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分別增長1.4%和1.7%，環比增速觸底回升。（參見圖1）

2.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結構優化。2015年1-7月份，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288469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1.2%，增速比1-6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參見圖2）

3.房地產投資增速回落幅度減緩，市場銷售繼續回暖。1-7月份，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52562億元，同比增長4.3%，增速比1-6月份回落0.3個百分點，回落幅度比1-6月份減緩0.2個百分點。（參見圖3）

4.社會消費品總額企穩，價格指數相對平穩。2015年1-7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165916億元，同比增長10.4%，較1-6月份累計增速提升0.02個百分點。（參見圖4）

5.進出口總值降幅擴大，貿易順差同比下降。2015年1-7月，全國進出口總值累計為22244.47億美元，同比下降7.2%，降幅較1-6月擴大0.3%。其中，出口12648.23億美元，同比下降0.8%，較1-6月同比由升轉降；進口9596.24億美元，同比下滑14.6%，降幅較1-6月繼續收窄；貿易順差累計3051.99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

宏觀經濟前景研判

經濟數據及分析顯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的基本態勢沒有變，結構優化和改革深化的基本趨向沒有變，民生改善和社會穩定的大局沒有變。但經濟轉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矛盾和問題不斷顯現，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實現經濟增長的預期目標仍需政策加力增效，即宏觀政策要穩、微觀政策放活，充分挖掘潛力，著力控制風險，穩步重建新平衡。

1.投資增速下滑與產能過剩并存。2015年上半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 11.4%，增速較上年同期回落6個百分點。同時，伴隨新常態下的結構調整，固定資產投資結構也在發生變化，下半年投資回升的支撐依然不足。

一方面，投資下滑。表現在：一是房地產投資仍未見底。房地產業與金融服務業、建筑業、社會服務業等產業關聯密切。015年以來，各月房地產投資累計增速回落幅度逐月縮小，房地產開發投資出現企穩跡象，在經歷了一年半的下行之后，住宅投資增速開始回升。但是受購房峰值人口出現、住宅新開工面積峰值已過、城鎮戶均住房超過一套等規律性因素決定，多數城市房屋空置率上升，房地產市場已經出現轉折性變化。二是基礎設施有望在政策帶動下小幅回升。基礎設施投資一直是中國政府平抑經濟波動，穩定增長的重要手段，在以往逆周期調控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受財政減收和債務壓力加大等因素的影響，當前地方政府推動基建投資資金動員能力明顯不足，政府性基金收入增長明顯放緩。三是制造業投資保持低增長。制造業投資主要由基礎設施、房地產和出口三大因素決定，短期內難以好轉。而且，去年下半年以來的企業盈利狀況不佳，限制了制造業擴大投資能力。另外，服務業等其他類投資，在多年保持較快增長后，增速也明顯降低，上半年僅增長 13.8%，明顯低于過去 5 年的平均增速。

另一方面，產能過剩。2015年1-7月，產能過剩行業生產都處于下滑狀態，企業經營比較困難，如平板玻璃、煤炭、水泥、鋼鐵，分別下降了7.4%、5.3%，、5.0%和1.8%。

從企業效益情況看，2015年上半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下降0.7%，其中煤炭全行業利潤同比下降了67%，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利潤下降了68.4%，冶金行業利潤下降了22%。說明這些行業經營困難，利潤下降，產能過剩。

從先行指標來看，采購經理指數（PMI）每項指標均反映商業活動的現實情況，綜合指數則反映制造業或服務業的整體增長或衰退。中國物流與采購聯合會2015年8月份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為49.7%，仍位于枯榮線以下，比上月下降0.3個百分點；非制造業商務活動指數為53.4%，環比回落0.5個百分點，表明經濟能力存在一定下行壓力；新訂單、出口訂單指數小幅回落反映出市場吸收不足；采購量進口和產成品訂單指數下降，反映出企業信心不足，其庫存行為仍在繼續。

2.流動性充裕與通縮并存。當前各國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和擴張速度史無前例，但釋放的流動性非但沒有引發預想中的通貨膨脹，全球主要經濟體反而均面臨通縮的壓力。2015年，中國人民銀行分別在2月、5月、6月、8月四次宣布降低存貸利率和定向降低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以保持銀行體系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貨幣信貸平穩適度增長，提振市場信心，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然而，充裕的流動性并沒有帶來市場的繁榮和消費的增加，2015年1-7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1.1%-1.6%之間徘徊，通縮壓力不減。

一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帶來結構性的通縮壓力。2015年7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1.6%，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下降5.4%，已經連續41個月下跌，通縮風險加大。此外，PMI為49.7，跌到榮枯線以下，創下自2012年8月以來的新低。究其原因可見，世界經濟增長疲弱導致出口和投資增速下滑與高投資、高出口和高流動性的舊增長方式帶來的產能過剩并存；再加上國際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下跌，導致中國工業產品價格下跌，CPI增速結構性下跌。

二是全球性的去杠桿壓力造成寬松環境下通脹率偏低。按照市場經濟理論，大規模的貨幣寬松政策會提高全社會的流動性，貨幣總量增加，導致物價上漲。但近年來美國、日本、歐洲和中國都實施了大規模的貨幣寬松政策，通脹水平卻一直處于低位，貨幣政策對通脹水平的影響趨于弱化。

三是資金“脫實入虛”可能引發金融風險概率增大。雖然經歷了幾次較密集的降準、降息，貨幣市場利率明顯降低，但實體經濟資金依然緊張，資金價格高企。同時，受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階段性變化、地方債務重組、風險控制加強和產能過剩等因素的影響，這些部門吸收資金的能力明顯收縮，資金從實體經濟轉向資本市場。事實上，在實體經濟逐漸降杠桿、降風險的同時，虛擬經濟則不斷加杠桿，特別是通過場外配資、融資融券等方式，不斷推高資本市場的杠桿率，加大了中國經濟運行的風險。

3.國際經濟復蘇與進出口貿易增長乏力并存。2015年，國際經濟分化態勢逐步縮小，復蘇較好的美國和英國增長略低于預期，而歐盟和日本則有所改善，發展中國家增速繼續放緩，各類經濟體間的增速差異有所縮小，發達國家對全球增長的貢獻率出現回升。世界經濟的緩慢復蘇，并沒有給作為世界最大貿易國的中國帶來進出口貿易的全面改善。2015年1-7月，進出口總值累計、出口累計、進口累計等指標均為同比下降，且低于全年預期目標，外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一步減弱。

雖然經濟運行中存在較多困難，但是，也要看到積極的方面。如果這些積極因素能夠延續，則下半年經濟下行的壓力會有所緩解，經濟增長將進一步趨穩向好，有望完成全年預期目標。

第一，新型基建投資的關鍵作用逐步發揮。2015年以來，圍繞投資領域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領域，政府不斷推出改革和政策舉措。如信息電網、油氣網絡、生態環保、清潔能源、糧食水利、交通運輸、健康養老服務、能源礦產資源保障等七大類重大工程；新興產業、綠色制造業、現代物流、城市軌道交通四類新的工程等。如果在開拓投資領域、優化投資主體、提高融資能力、降低融資成本方面進一步采取措施，對經濟運行將會有關鍵性拉動作用。

第二，消費拉動作用趨于強化。2015年以來，城鄉居民收入繼續以高于GDP增速的水平較快增長，尤其是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連續五年快于城鎮居民。隨著居民消費能力的不斷提高，消費結構從以衣、食為主的生存消費，向文化、娛樂、教育、健康等享受型、發展型消費升級的趨勢更加明顯。特別是新型消費業態增速迅猛，網絡消費正逐漸成為推動消費擴張的重要動力。

第三，世界經濟呈現緩慢復蘇。本輪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經濟體經過持續的再平衡調整，經濟前景有所改善。美國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消費者和投資者信心保持穩定，特別是作為美國經濟支柱的私人消費支出正在以近六年來最快的速度增長。歐元區和日本經濟下行風險有所緩解，出現部分復蘇跡象，對中國的出口需求構成正面支撐因素。

第四，增長動力轉換勢頭良好。2015年以來，供給面的結構優化升級，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戰略性新興產業增長勢頭較為強勁，新能源汽車、工業機器人產量同比增長；以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催生出很多新業態和新的商業模式；部分地區轉型升級和創新驅動戰略初見成效，隨著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戰略的實施，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增強。

宏觀經濟政策展望

展望未來，中國經濟基本面依然良好，但傳統的發展模式遇到阻力，不可持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加快推進改革進程，實現經濟內生增長。

1.加大財政政策力度，發揮好“自動穩定器”作用。財政政策具有穩增長、調結構的作用，下階段財政政策的重點應該是發揮好“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如果地方財力有限，中央可適當擴大赤字規模，加大對重大基礎設施項目建設支持力度。中央可為地方融資平臺轉型設定明確過渡期，對債務率總體偏低的省區市，適當放開地方債務規模上限。

一是推動重大工程建設。自2014年9月以來，國家發改委組織推出了信息電網、油氣網絡、生態環保、清潔能源、糧食水利、交通運輸、健康養老服務、能源礦產資源保障等七大類重大工程包；接下來，新興產業、增強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現代物流、城市軌道交通四類新的工程包也即將推出。這些工程項目將有利于進一步加大重點領域有效投資，發揮投資的關鍵性作用。

二是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更多采用PPP投融資模式，改變過去政府主導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的局面。國家發改委已著手建立PPP項目庫，鼓勵各類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股權合作等多種方式參與建設及運營。PPP模式可以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基礎設施投資與經營，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穩定經濟增長。

三是拓展資金來源和降低資金成本。為拓寬資金來源，2015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努力解決財政資金沉淀問題。通過改革和完善財政資金管理，不斷盤活和統籌使用存量財政資金，以加大財政支出力度，設法滿足重點領域和大量建設項目的資金需求。此外，發改委還逐步降低城投債發行標準，允許發新債還舊債，以彌補在建工程現金流未產生之前形成的流動性缺口。

四是進一步拓展消費空間。應該充分發揮公共財政的作用，穩步提高居民（特別是廣大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水平，提高各類社會保障和社會優撫對象待遇水平，繼續調整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實現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制度與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并軌，提高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農合政府補助標準，加快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步伐，加快教育、醫療、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務進一步提升，從源頭上解決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

五是穩定出口。抓好已出臺的支持外貿增長措施，發展和鼓勵新型的出口營銷模式，如國際電子商務、市場采購、綜合性的外貿服務公司，穩定人民幣實際匯率，為穩定出口創造條件。

2.保持貨幣政策松緊適度，穩定市場預期。2015年以來，經過連續多次降息和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利率已經降至金融危機以來最低水平，繼續下調的空間已經不大，金融資源“脫實入虛”情況比較嚴重。

一是疏通和健全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杠桿率放大效應下的股市“過山車”，以及股市大跌后的救市行動，都暴露了中國在監管體系、風險管理、信號釋放、預期管理以及人才儲備等方面的不足。從已知數據看，本輪股市下跌，銀行系統受沖擊尚不明顯，場外配資主體損失也有限，主要是投資者之間的財富再分配，對實體經濟的沖擊尚未顯現。下一階段，需要穩定市場預期和信心，避免資產價格大幅下跌引發系統金融風險，促進資本市場長期健康發展，更好發揮資本市場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實體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科技創新的積極作用。

二是進一步強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加大人民幣匯率浮動區間，保持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基本穩定，適當擴大貶值空間。擴大人民幣與非美元貨幣的直接交易，降低人民幣與美元雙邊匯率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提高人民幣競爭力和國際化程度。

三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在確保不發生系統性區域風險的前提下，讓違約事件自然發生，培養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強化市場紀律，消除市場扭曲。提高金融產品的透明度，加快商業銀行理財業務向資產管理轉型，建立金融消費者保護機制，鼓勵第三方分析和評級機構的發展，在強化監管中防范P2P、民間借貸等影子銀行風險，穩定資本市場。盡快摸清股市融資盤底數、尤其是銀行理財資金參與股市的底數，加大國家直接干預股市的資金規模和力度，嚴厲查處做空機構違規操作行為，盡快穩定市場信心，避免恐慌情緒蔓延以及對債券市場、外匯市場、商品市場的交叉傳染。

3.加強區域政策協調功能，縮小區域發展差距。中國幅員廣、地區差異大，制定科學合理的區域政策，對協調地區發展有重要作用。全球金融危機以后，中央政府出臺大量涉及區域發展規劃的實施意見，區域政策事實上承擔了宏觀調控職能，成為宏觀調控政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常態下區域政策的核心應該是如何促進區域的協同發展，尤其是跨省域、大范圍的區域協同發展問題。隨著西部大開發等一系列區域政策的實施，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的勢頭得到初步抑制，區域發展協調性增強。從2007年起，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首次超過東部，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增長速度全面超過東部，扭轉了長期以來區域增長“東快西慢”的格局，推動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區域增長極。

2014年以來，圍繞京津冀一體化的政策頻出，京津冀協同發展被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層面。2015年又推出“一帶一路”戰略，涉及新疆、福建2個核心、18省份、7個高地、15個港口建設、2個國際樞紐機場，以自貿區建設作為制度安排，以亞投行、絲路基金和金磚國家銀行等投融資平臺作為支撐，以資本輸出帶動產能輸出，形成全球化發展新格局。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逐步實施，將會給中國經濟帶來新的空間、新的動力和新的成長極。

4.配套改革釋放制度紅利，激勵創新。2015年5月8日國務院批轉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的通知，從簡政放權，加快推進政府自身改革開始，提出深化企業改革，推進金融改革，加快推進城鎮化，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深化民生保障相關改革，加快生態文明制度建設，促進節能減排和保護生態環境等七個方面，共39項具體改革措施。這些措施統籌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和國企等多方面改革，旨在增強經濟發展的內生活力和動力。具體表現在：一是繼續推進下放和取消行政審批事項，擴大負面清單管理的實施范圍；加強各部門間的協調，疏導審批通道，全面簡化流程、提高效率和加強服務；加快建立政府激勵約束機制，增強公務員工作積極性和規范性。二是把推進改革和盤活存量有機結合起來，激發市場主體活力。三是深化土地、資源和金融等重要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和社會領域的改革，進一步解放生產力、提高要素生產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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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積極財政 宏觀稅收負擔 現狀分析 政策建議

1 宏觀稅負率的界定

宏觀稅負水平是指一個國家的總體水平，是用相對數表示的稅收量的規定性。通常用一定時期內國家稅收收入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來反映。我國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除稅收外，各種形式的收費、預算外資金、制度外資金還占有相當的比重。而且這些資金實際處于政府財政的控制之外，并沒有形成政府的可支配財力。

因此，政府收入占gdp比重的大口徑宏觀稅負，可全面反映政府從微觀經濟主體獲取收入的狀況，說明國民經濟的負擔水平及企業的負擔水平；而稅收收入占gdp比重的小口徑宏觀稅負，則可真正說明政府的財政能力的強弱。

2 我國現有的宏觀稅負率水平

2.1 小口徑宏觀稅負

近10年來，我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經歷了一個由降到升的過程。近年來，我國基本建立了持續、穩定增長的稅收機制。稅收收入呈現高速增長，年均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長幅度。2002年和2003年全國的稅收收入先后突破1.5萬億元和2萬億元，2004年則突破了2.5萬億元（如表1）。

2.2 大口徑宏觀稅負

各種形式的收費、預算外資金、制度外資金難以控制和計量，并且其收入范圍變化較大。但有學者對部分年份的數據做過詳細的測算，如2000年預算外收入占gdp的14.43%，各類收費、罰款占gdp的5%，并且預算外收入的增長幅度均大于gdp的增長速度，比重不斷上升。同時，由于社會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社會保障基金收入有了較大增加，也大于gdp的增長速度（如表2）。

綜上所述，在總體稅收收入規模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政府其他收入規模未見減少，同樣快速增長，使得我國政府整體收入占gdp比重約為35%左右。

3 現有稅負狀況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3.1 兩種口徑宏觀稅負差異造成的危害

預算外收入、制度外收入的膨脹，必然增加納稅人的成本，同時加劇了涉稅違法行為的產生，侵蝕稅基，降低稅收收入。首先財政分配是國家集中性規?；姆峙洌A算外收入由于不納入財政預算管理，被分割在不同的部門、行業，難以發揮資金的規模效應。其次無法對其實施有效監督，大大削弱了財政的調控能力，必然造成公共分配秩序混亂，為政府機關公職人員產生“尋租”行為提供了腐敗的社會土壤。不同地區的收費項目、數額存在較大的差別，造成了經濟主體負擔上的不公平。也給企業財務上的分配造成混亂，干擾了企業的正常運營和管理，增加了社會整體的運行成本，降低了經濟效率。

總之，大量在財政預算外分散和不規范的政府收入，擾亂了公共分配秩序，造成財政困難。既妨礙了市場經濟體制形成，又破壞了微觀經濟主體生產經營的正常外部環境，已成為國民經濟運行中的主要消極因素，必須通過改革加以規范。

3.2 稅負過重和不同行業、地區、所有制企業的稅負不平衡造成的危害

按照世界銀行對30個國家的稅收負擔進行比較研究之后，設定稅負壓力指數，指數越高，企業主的稅收壓力越大。中國的稅負壓力指數為154.5點，稅收負擔僅低于法國和比利時，排在第三位，屬于稅負較重的國家。發達國家大口徑宏觀稅負水平約為40%~60%，但這其中包括高水平的國家和個人醫療、養老保險基金，比例約為15%~25%。而我國的社會醫療、養老保險還處于初級階段，實際稅負比重還相當低（見表2）。綜合而言，我國的實際稅負水平已經達到，甚至超過發達國家水平，而遠高于同等水平的發展中國家。

同時，我國的稅負結構也不盡合理，主要表現為國有企業稅負重于非國有企業，內資企業重于外資企業，內地企業重于沿海企業，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重于勞動密集型企業。這種狀況同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方向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的發展。

4 合理宏觀稅負水平的分析

政府在社會分配和再分配過程中征收多少，即適宜的宏觀稅負率，在不同的國家、制度下，或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發展階段，其要求也是不一樣的。

4.1 價標準

在拉弗曲線中，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時期應存在一個最佳的宏觀稅率。這個宏觀稅率應該是納稅人能承受的、有利于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有利于政府職能順利實現的盡可能低的稅率。

具體衡量、判斷一國宏觀稅負水平是否合理的標準有：能否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基本上與gdp保持同步或略高的增長；能否保證政府實現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的基本財力需求；是否被社會普遍認可、接受，要體現稅收效率與公平原則；不應高于國際上同等發展水平國家的宏觀稅負。

4.2 合理稅負水平

從最佳宏觀稅負率的標準來衡量，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明顯偏高。政府收入是政府活動的成本，政府在保證其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服務的質量，不因稅負水平下降或減少的條件下，應將企業和居民為消費公共產品付出的代價盡可能的降低，提高政府的活動效率。世界銀行的一份調查資料顯示，一國宏觀稅負與該國的年人均gdp正相關（見表3）。

從宏觀稅負的國際比較來看，我國人均gdp達到1 100美元，小口徑稅負水平應在27%左右比較適宜。但由于我國前期積極財政政策中，較多的支出投入基礎項目建設中，以拉動經濟快速發展，與其他國家的公共財政支出范圍有所不同，宏觀稅負率適當得到提高。但現在我國經濟已出現局部過熱，通貨膨脹抬頭現象。應盡快轉入平衡財政政策，減緩稅收高速上升勢頭，逐步降低整體稅負負擔。

通過分析表明，現階段在平衡財政政策下，我國35%左右的宏觀稅負率明顯太高。因此，我國需要盡快改革現有的稅收體制，把大量各種形式的收費、預算外資金、制度外資金納入到正常稅收收入中來。減少財政中基礎項目建設的投入，同時應大幅度提升社會醫療、養老保險基金占稅收收入的比重，迎接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的控制目標，應該是稅收收入占gdp的22%，預算外資金收入不超過gdp的5%，合計大口徑的宏觀稅負保持在27%左右。

5 調整我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對策

由于我國的大口徑宏觀稅負較重。當前宜采取降低稅率、擴大稅基，達到增加稅收的措施。

5.1 推進稅收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財政框架，提高財政效率

遏制非稅負擔，改變稅費并重的畸形財政體制。逐步取消政府實施公共管理的提供普遍性各類服務收取的管理費，所需經費通過財政預算統籌安排。優化公共支出職能結構，合理使用財政資源總量，轉變政府職能。合理確定經濟建設支出結構中各類的支出額度，監督、跟蹤、落實各類資金的支出績效。加強財政支出管理、監督。在健全的民主監督機制和規范的法制約束下，建立科學的支出管理機制，有效提高財政資源的配置效率。改革財政資金的撥付方式，實行國庫集中支付制，并強化部門預算制。大力推行政府采購制度，以公開、公正、規范、透明的方式代替現有的分散采購方式，抑制腐敗現象的發生。

5.2 優化稅制結構，完善稅種運行機制

從總體上對稅收制度做整體考慮，對各稅種的地位、作用和稅種之間的關系加以協調，在合理設置稅種的前提下實現稅制的簡化。合并性質相近、征收交叉的稅種，對征收某些特定目的的稅的必要性和其效果重新論證，權衡利弊后進行調整。可以適時開征社會保障稅，以大幅度提升社會醫療、養老保險基金的稅收收入。

5.3 適度的減稅政策

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我國實行的平衡財政政策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應充分發揮稅結構，適度減稅非常必要而且可行。因為與國際主要國家相比較，雖然我國稅收占gdp的比重不大，且以刺激效應相對較小的流轉稅（主要為增值稅）為主體的稅制。企業所得稅的稅率偏高，內外資企業稅收負擔不均，而且我國稅前扣除項目少，企業經濟效益低，我國企業的稅收負擔就顯更重。減稅會對生產和消費有明顯的刺激作用，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減稅讓利政策明顯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就是有力的證明。對流轉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供給方面，而對所得稅減稅的擴張效應主要體現在需求方面。可以采用以下幾種減稅方式：

（1）積極推進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型，消除對固定資產的重復征稅問題，鼓勵企業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轉變。

（2）減免對支柱產業及已經變為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費稅，適當提高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促進私人消費。

（3）合并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實現所得稅政策的國民待遇，增加供給活力，啟動企業投資。

（4）徹底完善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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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總體特點是經濟快速、健康、持續發展。按照經濟普查調整后的數據，2005年前三個季度的GDP增長為9．8％、9．9％。和9．8％，預計全年增長9．8％，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0全年上漲1．8％；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5％，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2．9％，二者差距較上年縮小1．2個百分點；全年煤炭產量18．2億噸，發電量2．4萬億千瓦時，分別增長10．7％和13．3％，煤電油運緊張狀況趨緩。國民經濟出現了“高增長、低通脹”平穩運行的良好局面。

從我國經濟增長周期來看，2005年經濟增長仍處在經濟周期整合上升階段。自2001年出現了7．5％的增長拐點之后，2003年出現了宏觀經濟過熱的勢頭，至今已經經歷了不到4年的上升階段，根據以往每5年一個短周期的變化規律，2005年處于我國經濟經歷3年上升期后的一個整合階段。作為調控指標的貨幣、信貸的增長，2005年上半年一直在政策調控區間(12％--20％)的下限附近；工業增加值增長保持在16％左右；社會消費品零售額增長由于時滯效應，其名義增長在2005年2月達到15．8％的峰值后，逐漸回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l)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l)在2004年三季度達到峰值后，呈現下降趨勢，2005年年底兩項指標都已降到2％左右。基于以上分析，可得出總體判斷：目前仍處于本輪經濟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但已轉入溫和調整期，經濟軟著陸基本完成。

二、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及其效果

在“把各方面加快發展的積極性保護好、引導好、發揮好，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總體目標的指導下，2005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是：加強農業生產能力建設，促進糧食增產和農民增收；實行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努力促進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供需銜接，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增加就業、擴大消費，著力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從2004年下半年以來，中央政府連續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如全部免征農業稅、加大對農民的補貼力度，提高銀行存款準備金率，適度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提高房地產、鋼鐵等企業貸款資本金條件，以及暫停半年審批農用地轉非農建設用地，嚴格土地管理等一系列政策，對加強宏觀調控起到了關鍵作用。從判斷宏觀調控效果的兩個關鍵指標GDP和CPI來看，宏觀調控政策達到了預期目標，具體如下：

1、物價水平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由于影響我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變動的首要因素是食品價格，隨著食品類中糧食價格下降，物價水平有所回落，未來物價上漲的預期也相應降低。而且隨著宏觀調控的到位，調控政策相繼出臺，房地產市場總需求下降，非理性繁榮得以遏制。此外，由于政府仍然控制著一些服務性收費價格和基礎性產品價格，比如居民生活用水、電、煤氣等，考慮市場的社會承受力，2005年調價力度不大，所以，物價水平趨于穩定，通貨膨脹預期下降。

2、工業產品結構調整取得新進展。鋼材品種結構繼續優化，電解鋁淘汰落后自焙槽生產工藝步伐加快，新型干法水泥產量占全部水泥產量的比重增加，一批大型企業通過兼并重組進一步做大做強。

3、三次產業之間不協調的問題開始出現解決的跡象。具體表現為農業基礎加強，第三產業保持穩定發展。在幾個重點調控領域中，房地產投資增幅明顯回落，并呈逐月遞減趨勢；汽車產量增長速度也開始放緩，回歸到較為正常的狀態。受其影響，一些相關行業的調控成效明顯。

4、投資與消費的關系趨于協調。投資在降溫，消費穩中趨活，消費對經濟的貢獻上半年比2004年同期提高4個百分點。固定資產投資結構有所改善。能源、交通等薄弱環節繼續加強，一些盲目擴張行業投資增速明顯減緩，水泥等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鋼鐵等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鋁等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投資趨于合理。

三、宏觀調控呈現的新特點

1、從總體上看，這次宏觀調控是一次結構性調整。黨的十四大以來，已經進行了三次宏觀調控，以往的幾次都是在宏觀經濟出現問題之后，才制定相應政策，力挽狂瀾。而此次宏觀調控是在經濟生活中的若干矛盾剛剛暴露，經濟過熱苗頭顯現初期，尚未影響全局經濟發展之時，通過科學分析，審時度勢，未雨綢繆，制定科學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加強調控力度，使投資過熱、盲目擴張的勢頭得到控制。這次宏觀調控不是全面的緊縮，而是微調。在整個調控過程中，適時適度、區別對待、分類指導、有保有壓。在經濟過熱的相關領域重點調控，注意力度的把握，使經濟實現軟著陸。它的實踐意義在于：在經濟尚未全面過熱、通貨膨脹尚未發生之時予以遏制，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經濟大起大落對國民經濟可能造成的損害，大大降低了宏觀調控的成本。

2、經濟手段逐漸成為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手段是宏觀調控的主要手段，但是由于我國處于經濟體制轉軌時期，單純運用經濟手段往往難以達到預期的效果。本輪經濟調控之初，就遭遇了這樣的困難，一些經濟調控政策出臺之后，各地并不重視，依然我行我素。中央政府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采取了收緊銀根、強制性關停若干項目的措施。進入2005年，經濟類宏觀調控措施逐漸成為調控主要措施，中央政府出臺了提高貸款利率抑制商品房需求過剩等措施；地方政府則采取了通過稅收政策打擊商品房投機行為，以經濟手段引導地方投資方向等措施。這充分說明本輪宏觀調控正朝著更加合理的調控方式回歸。

3、此次宏觀調控更加重視標本兼治。既注意解決淺層次的矛盾，又注重深入研究，把更多精力放在解決深層次矛盾的緩解上，對金融體制、土地制度、政府的行政管理、財政稅收制度等矛盾根源與制度缺陷進行了體制上的完善與深化。而且此次宏觀調控不是簡單的總量性的調控，而是從總量人手，著力解決結構性問題，一方面著重于農業基礎地位的加強，煤電油運、社會發展(包括教育、科技、衛生、文化事業等)薄弱環節的發展；另一方面著重于解決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對投資總量存在的問題進行結構性緊縮。這樣在整體上沒有造成經濟的巨大波動，同時在結構上更趨于合理。

4、地方政府成為本次經濟調控的積極參與者。在現行體制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利益上存在一定沖突。這一利益格局決定了地方政府往往是宏觀調控的被動執行者，有時地方政府甚至會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消解者”。而2005年以來，不少地方政府出臺了相當多的經濟調控政策，這些政策多與中央的宏觀調控政策目標相一致。這表明，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宏觀調控措施不僅對整個國民經濟有利，而且對地方經濟的發展也不無裨益。但在某些方面，地方政府出臺的調

控政策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些地方還不符合全局利益。

5、2005年宏觀調控在以經濟手段為主的前提下，在相關方面，尤其是土地管理方面采用了嚴格的行政措施。土地調控是本次宏觀調控的最大特點，國家依法對土地市場進行清理整頓，推行所有經營型商業、住宅項目用地一律實行公開的招、拍、掛的土地政策，并逐步推廣至工業用地項目，有力地改變了土地價格過低、濫用土地的問題，對抑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盡管2005年我國宏觀調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是，我國宏觀經濟仍存在著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

四、我國宏觀經濟存在的問題

1、企業效益下滑，行業分化突出。2005年1―11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12464億元，比2004年同期增長20．1％，增速下降了18．7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虧損企業虧損額1844億元，同比增長58．5％，提高了49．4個百分點。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虧損企業虧損額1009億元，增長95％，提高了93個百分點。企業效益變化呈現兩大特點：一是新增利潤主要集中在石油開采、鋼鐵、煤炭、化工、紡織業五大行業，虧損主要集中在其他行業；二是上游行業尤其是資源開采行業利潤持續高速增長，而下游行業利潤大幅下降。行業效益迅速分化，有經濟周期導致上下游產品比價關系調整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資源約束和行業壟斷。利潤集中和高速增長的行業基本都是壟斷性強的行業，利潤下降的基本都是競爭性的行業。由于下游行業在投資和就業中占據了主要比重，它們的效益下滑將直接影響到固定資產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意愿和能力，并對整個經濟運行產生影響。

2、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初顯不足。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是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和基本動力，作為先行指標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開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已經初顯不足。2005年前三季度，消費者信心指數為94．3點，與2004年相比有所回落。消費者對當前經濟狀況評價的滿意指數從6月份的93．8點回落到92．8點。其中，認為目前是轎車購買適當時機的消費者只有10％，認為目前是商品住宅購買適當時機的消費者只有16％。 可以看出，大部分居民對未來收入增長并不十分看好，這必然會影響到消費預期。居民在購車和購房方面持等待心理，既和汽車、住房價格下降(或漲幅下降)有關，更和收人預期下降有關。此外，2005年三季度，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為127．6，比2004年同期下降5．0點。從行業看，社會服務業、建筑業、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略有提升，其他行業均為下降；從企業類型看，聯營企業、私營企業的企業家信心指數有所提升，其他類型企業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從企業規模看，大型和中型企業的企業家信心指數分別下降12．9和2．0點，小型企業提高2．0點。全國企業家信心指數的差異與不同行業盈利水平和發展前景基本吻合。作為先行指標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和企業家信心指數開始不同程度地下降，反映出經濟增長的微觀動力已經初顯不足。

3、金融機構資金寬松，但從金融機構融通資金的渠道明顯收窄。自從銀監會提出國內商業銀行必須在2006年末資本充足率達到8％的要求后，因貸款規模的擴大會降低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商業銀行放貸速度普遍減緩。2005年12月末，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同比增長1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5個百分點；消除季節因素后人民幣各項貸款月環比折年率僅為9．3％左右，為歷史較低水平。目前，金融機構資金非常寬裕，但通過借貸市場進入實體經濟部門的渠道明顯收窄，大量資金涌人債券市場和貨幣市場。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連續幾個月的資金供過于求使收益率出現“透支”現象。金融機構的資金寬松與實體經濟部門的資金緊張形成鮮明對照。一方面，金融機構因資金運用渠道狹窄而出現不惜成本地追逐債券，導致市場利率大幅走低，大量資金需要尋找出路。另一方面，實體經濟部門資金來源十分緊張。對于企業來說，企業債券或短期融資券發行規模有限，股票市場為保證股權分置改革的成功事實上已經暫停新股發行和增資擴股。證券市場直接融資渠道尚未打通，間接融資渠道已經收窄，同時，外商直接投資增長放緩，企業利潤增幅明顯下降，致使企業資金來源呈現短缺局面。

4、外需強勁，人民幣依然面臨升值壓力。我國2005年貿易順差的增加，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和工業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在內需降溫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率和工業增長率仍然居高不下。外需占經濟新增需求的比重偏大，一旦國際經濟形勢、人民幣匯率或其他貿易條件發生變化，外需的波動容易造成經濟動蕩。2005年7月21日，我國匯率改革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人民幣仍呈現強勢，人民幣遠期市場依然存在升值壓力。此外，美國為改變其進出口貿易現狀，一再對我國施加壓力，而且2005年年底對我國征收27％以上的關稅，以迫使人民幣升值，打壓中國經濟發展。

5、我國宏觀調控面臨的體制性束縛。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微觀主體，既有在舊體制模式下運行的，也有在新體制模式下運行的，還有處于兩種體制轉換過程中的，不同的模式，使不同的微觀主體對調控的反應程度不同。由于宏觀調控難以對不同的微觀主體采取不同的調控手段，因此降低了宏觀調控的效力。

經濟結構失衡使宏觀調控的難度加大。我國城鄉二元結構、貧富差距、經濟增長中的消費拉動因素和投資拉動因素不平衡等諸多問題，加大了調控難度。

五、政策建議

1、在體制性束縛的約束下，構建理性宏觀調控體系。首先在確定宏觀調控目標時，要分清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現象和經濟轉軌中的體制束縛。如當前經濟運行中的失衡、失業等問題，其實質是經濟轉軌過程中的體制性現象，而不是市場經濟運行的周期性現象。只能在體制改革和市場化進程中加以消除。宏觀調控只能為體制性問題的解決創造一個平穩的宏觀環境。其次，對市場的主體行為的調控，不能運用舊體制時期慣用的行政干預的方式，以免造成市場結構的進一步扭曲，以及市場機制向舊有體制的復歸。對經濟運行的宏觀調控要注意適度把握，以免影響市場主體的預期偏離調控的目標。再次，要對經濟運行過程的不同層次采取不同的調控手段。同時，通過制度建設和體制改革(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責劃分的合理化和法制化、投融資體制改革等)推動經濟運行的體制基礎盡快完善，以提升我國經濟運行的整體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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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 宏觀調控 金融

央行出于對銀行系統流動性過剩引發通貨膨脹的擔憂，自2010年以來，適時出臺了諸多宏觀調控措施，并以公開市場操作方式定向發行了央行票據，以此收緊市場上過剩的流動性資金。央行實施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科學性的金融宏觀調控措施，操作適時適度，在宏觀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欠發達地區金融機構實施的效應看， 其調控政策效應不明顯。

一、欠發達地區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不明顯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個別非理，影響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效果

主要表現為地方企業的產權制度仍然不明晰，市場中的政府行為過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與國家整體宏觀經濟運行周期和宏觀調控政策存在偏差。

（二）金融宏觀調控效力被削弱

金融宏觀調控效力被削弱和基層央行貫徹金融宏觀調控政策手段有限有直接關系，而基層央行能夠有效運用的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和調控措施不多，尤其是在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上又僅限于總行。引導信貸投向的作用減弱，和再貼現限額閑置有關。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一般來說是因為有著再貼現功能發揮權的商業銀行覺得沒有什么利益可圖。再貼現辦理的條件太嚴格和央行提高再貼現率，讓此局面必然出現。在具體操作中，商業銀行對現有的貨幣信貸政策的貫徹和執行并不是很理想，不得不說，如果只是單純依靠窗口指導或道義上勸告的辦法，沒有必要的輔助手段加以保證，這樣的結局是避免不了的。

（三）商業銀行高度集權式信貸管理體制，增加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傳導的時滯性

具體表現在現行高度集權的信貸管理體制下，基層商業金融機構出現的營審脫節以及上級行實行嚴格的貸款責任終身追究制，無疑拉長了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傳導的時滯性，造成基層商業銀行對央行實施的穩健金融宏觀調控政策反映不積極，配合不緊密。

（四）金融生態環境欠佳，風險保障機制不完善，制約了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拓展

金融生態環境的改善是一項長期的、復雜的、系統的社會工程。盡管近幾年各地通過開展信用社區創建活動，金融生態環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縣域金融生態環境欠佳、風險保障機制不健全、不完善等問題。具體表現在二個方面：一是政府行為不規范，在制定政策時為達到特定目標，對政策的負面影響未有充分估計，也未能及時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對于不遵守誠信規范的企業、個人，拖欠賴賬等失信行為，在執法上不夠嚴厲，使金融部門不敢加大對縣域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從而導致整個縣域經濟陷入惡性循環。所有這些金融生態環境問題成為制約商業銀行信貸投放的障礙。

二、建議

（一）央行要高度重視宏觀調控政策在農村實施效果的差異性問題

針對當前流動性過剩，央行采取強化宏觀調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宏觀調控對全國各地的政策是基本同向和同步的，而在實際經濟運行中，城市與農村、地區與地區之間是有差異的。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經濟總量的高低，對金融宏觀調控措施的效應是不同的。因此，建議央行在制定和實施宏觀調控政策措施時，應考慮城市與農村、經濟發達地區與經濟欠發達的差異性，對縣域銀行及涉農金融機構應實施因地因時靈活的調控措施，最終促成貨幣政策目標不僅在面上而且在點上均衡實現。

（二）積極運用非對稱加（減）息與差別存款準備金等政策工具，提高其靈活性、針對性

欠發達地區與發達地區相比，社會經濟基礎差別很大，欠發達地區需要更加優越的政策支持，因此，首先應依據各地經濟金融地區差別及發展不平衡的現實，按照區域經濟的特點實行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的政策；其次在區域內根據不同的金融機構及信貸主體，實行差異化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使其能向重點行業、重點地區略有傾斜。

（三）加強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把握，提高其預見性

國家實施宏觀調控政策之前，要認真考慮到政策傳導的特殊情況，準確判斷宏觀經濟發展方向，正確把握政策的實施時機和取向，才能充分發揮宏觀調控政策績效。

（四）加強宏觀調控政策與財政政策、產業政策等政策的配合力度

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例，兩者在作用機制、政策時效、政策功能方面存在明顯的差異。

（五）培育和發展金融主體，構筑比較順暢的宏觀調控政策傳導渠道

一是繼續深化商業銀行改革，真正建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金融主體；二是不斷完善商業銀行內部管理規章制度；三是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保護中小金融機構，進一步發展農村金融；四是深化產權改革，建立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使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真正成為自負盈虧、自主經營的市場經濟主體。

（六）密切銀行、企業與當地政府之間的協調配合，建立適應宏觀調控政策的良好外部環境

一是逐步強化企業和地方政府的社會信用意識，廣泛宣傳和普及社會信用知識，使其深刻理解、切實領會金融運行的基本規律，充分認識到大量貸款損失對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危害程度；二是充分認識地方政府在貨幣政策傳導中的重要性，發揮地方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設和維護金融債權中的能動作用；三是建立政府、企業和銀行之間的信息平臺，做到反應靈敏、有效溝通、協調一致，使貨幣政策傳導更加及時到位、權威有效；四是盡快成立由政府出資、多方入股的中小企業貸款擔保機構，從根本上解決中小企業貸款難的問題；五是健全完善個人信用制度，充實企業征信系統，登記范圍要能涵蓋企業與銀行以外單位的信用狀況。

參考文獻

篇7

論文關鍵詞：政府，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

 

一、引言

隨著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已成為我國經濟的支柱產業和新的經濟增長點。但與此同時，大部分城市的房地產市場也出現了過熱的現象。具體表現為：價格的不合理持續上漲；市場運作不規范；房地產有效供給不足與無效供給過剩并存；房地產的投機性日益增長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威脅著房地產金融秩序的有序性和安全性，也嚴重影響著我國民生問題和國家經濟的健康運行。為此，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調控措施來抑制或者糾正房地產市場發展過熱的現狀。

政府出臺的宏觀調控政策主要有：綜合性政策，如“國八條”、“國六條”等；土地政策；金融政策，如調整銀行存貸款利率、調整存款準備金率、調整公積金貸款利率等；稅收政策，如調整稅率；財政政策、保障性住房政策等等。下表為十年來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主要調控政策匯總：

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政策

 

時間段

調控政策

1998-2002年

發展是主旋律

2003-2005年2月

調控住房供給總量

2004年

調高資本金比例、經濟適用房、加息

2005年3月-2006年4月

調控住房需求總量

2006年5月-2008年8月

調控住房結構

2008年9月-2009年

緊縮性政策開始松動

篇8

關鍵詞：貨幣政策 流動性過剩 外匯管理體制 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5-053-04

中國貨幣政策宏觀調控中存在著諸多方面的局限性，但如果從貨幣政策調控對象角度分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即：一方面，當前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對象是貨幣供應量，而既有的外匯管理體制迫使中央銀行被動增加基礎貨幣，從而限制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調控的主動性；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自1996年開始啟動利率市場化，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體系仍在不斷完善之中，貨幣政策調控從數量型工具向價格型工具的轉型條件尚未成熟，從而使得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順暢，限制了貨幣政策能動性的發揮。

一、外匯管理體制限制了中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性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以及對外經濟聯系的不斷加深，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分別是1981年至1993年匯率雙軌制時期、1994年至2005年匯率并軌時期、2005年至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探索時期。由于匯率與貨幣政策的緊密聯系，即貨幣政策可以通過匯率的變化影響宏觀調控結果、匯率變化也可以通過貨幣政策作用于宏觀經濟，因此，處于不斷調整和市場化進程中的中國外匯管理體制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中國貨幣政策的宏觀調控。

（一）流動性過剩是中國貨幣政策長期面臨的挑戰

自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門行使中央銀行職能以來，中國人民銀行根據國務院和相關法律所賦予的職權，運用各種工具和手段努力實現貨幣政策調控目標。在“改革轉軌階段”，我國貨幣政策目標包括“物價穩定、促進就業、經濟增長和國際收支平衡”，還兼顧“推動金融改革”的重任， 在上述幾大目標之間的平衡過程中，面臨的一個長期且艱巨的任務就是“調控流動性”，貨幣政策對流動性調控成功與否，幾乎關系到貨幣政策絕大部分目標能否實現。而在我國的長期實踐過程中，貨幣政策更多的是面對市場流動性過剩的局面。以加強銀行體系流動性管理作為貨幣政策調控的主要內容，搭配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和存款準備金等對沖工具，大力對沖外匯占款增長，回收銀行體系過剩流動性，但流動性水平過高的壓力難以從根本上緩解。

宏觀意義上的流動性過剩，是指市場中流通的貨幣供應量大于經濟運行中的實際貨幣需求量，具體衡量方法是將GDP增長速度和CPI的增長速度之和與貨幣供應量（中國宏觀統計中，主要是指廣義貨幣供應量M2）增長速度進行比較，當后者大于前者時，就表明經濟生活中存在流動性過剩狀況。1994年至2009年間，M2增長率小于GDP增長速度和的CPI增長速度之和的年份僅有2年，其余14年均是前者大于后者，充分表明了中國經濟中流動性過剩局面長期存在的事實，從而也就成為貨幣政策必須面對的一個長期問題（表1）。

（二）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顯示，外匯占款的攀升是中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

引起中國經濟生活中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是外匯占款的持續攀升。從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中可以看出，2001年到2009年，中央銀行的資產規模由4.25萬億增加到22.75萬億，增長了4.35倍，其中：外匯資產由1.89萬億增長到17.52萬億，增長了8.27倍，其占中央銀行資產的比重從44.3%增加到77.0%，從而成為中央銀行資產增加的主要原因。更進一步，如果將外匯占款與中央銀行投放的基礎貨幣進行比較，可以看出，自1994年以來，外匯占款在基礎貨幣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從而成為這一時期貨幣供應量增加的絕對主力。

但中央銀行對外匯的增加缺乏控制，“在保持匯率水平相對固定的前提下，國際收支順差的持續增長和外匯的不斷流入直接導致人民銀行以外匯占款的形式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因此，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限制了中國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主動性。

二、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限制了中國貨幣政策的能動性

一般情況下，貨幣政策傳導主要通過利率效應、匯率效應、金融資產價格效應以及信貸傳導效應來實現。在當前情況下，由于利率市場化進程緩慢，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體系仍未真正形成，阻礙了貨幣政策傳導渠道的暢通。自1996年中國人民銀行推行利率市場化以來，我國已形成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主要包括：商業銀行存貸款利率、短期國債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回購利率、央票利率和Shibor等，但在該利率體系中，仍缺乏一個能夠全面真實反映貨幣市場資金供求狀況的基準利率體系，各利率體系之間的相互傳導機制也不盡科學合理。

經濟理論指出，在完善的金融市場環境中，同一利率品種不同期限結構之間，短期利率水平對長期利率水平產生影響；不同利率品種之間，基準利率對其他利率產生影響。因此，選擇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中具有代表性的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回購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央票利率以及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SHIBOR），對上述利率自身的傳導機制、以及相互之間的傳導機制進行研究，以考察中國貨幣市場利率體系是否滿足完善金融市場環境所界定的傳導機制條件。

（一）數據說明及處理

對上述中國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中不同品種自身傳導機制的實證分析，數據選擇和處理是：1.全國銀行間市場債券回購利率。由于回購利率中的1天、4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期限品種交易不夠活躍，數據缺失較多，因此僅選取2002年1月至2010年10月之間的7天、14天、21天、1個月、2個月、3個月六組數據，分別用R07D、R14D、R21D、R01M、R02M、R03M表示；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2.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由于拆借利率中的14天、6個月、4個月、9個月和1年四個期限品種交易冷淡，數據缺失較多，因此僅選取2002年1月至2010年10月之間的1天、7天、20天、1個月、2個月、3個月共六組數據，分別用C01D、C07D、C20D、C01M、C02M、C03M表示；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3.央票利率。央票利率選取2006年3月1日至2010年12月24日之間待償期分別為隔夜、7天、14天、1個月2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到期收益率數據，分別用BOND、B07D、B14D、B01M、B02M、B03M、B06M、B09M、B01Y表示；數據來自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網站。4.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選取2006年10月8日至2009年12月31日間的隔夜、1周、2周、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8組數據，分別用SOND、S01W、S02W、S01M、S03M、S06M、S09M、S01Y表示；數據來自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網站。5.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由于中國人民銀行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的管理在期限結構上采取6個月、1年、3年、5年及5年以上五種，由于研究對象是貨幣市場利率，因此在期限結構上僅能選擇1年及以下的，故此處貸款利率選擇6個月和1年兩個期限品種；數據來自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在考察以上五種利率之間的傳導機制時，則分別選取各自不同期限品種之間具有交易活躍、市場認可度高、以及可比較的一個品種進行實證分析，分別為6個月期的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以L06M表示）、3個月期的回購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央票利率和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實證檢驗方法為Granger因果檢驗。

（二）數據平穩性檢驗

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數據序列具備平穩性。對以上各組數據進行平穩性檢驗，結果見表2。

（三）不同利率體系自身傳導機制的Grauger因果檢驗

1.全國銀行間市場債券回購利率。對回購利率的平穩性檢驗顯示，7天、14天、21天、1個月、2個月回購利率分別在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下呈現平穩狀態，而3個月期的回購利率僅在一階差分后呈現平穩狀態；由于Grauger因果檢驗的前提條件是不同數據序列在同階平穩，因此，對全國銀行間市場債券回購利率的傳導機制檢驗僅采用前述5個期限品種?；刭徖蕯祿蛄幸蚬P系檢驗表明：在短期利率對長期利率產生影響的傳導機制上，僅有7天期對14天、1個月對2個月之間的關系顯著；在長期利率對短期利率產生反饋影響的傳導機制上，有14天、1個月和2個月對7天期，以及21天、1個月和2個月對14天期之間的關系顯著，這表明了全國銀行間回購利率不同期限結構之間的傳導機制不夠順暢。與此同時，長期利率對短期利率的反饋影響，顯著多余短期利率對長期利率的正向影響，這也與完善的金融市場中利率傳導機制特征不相符合，因此，實證檢驗結果在總體上表明全國銀行間回購利率傳導機制不順暢。

2.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對拆借利率的平穩性檢驗顯示，1天、20天、3個月期限拆借利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呈現平穩狀態；而7天、1個月、2個月期限拆借利率在一階差分后呈現平穩狀態。因此，對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的傳導機制檢驗分兩組進行。兩組拆借利率數據序列因果關系檢驗表明：1天期和20天期對3個月同業拆借利率傳導機制顯著，而長期利率對短期利率的反饋影響不存在；而經過一階差分處理后的三組數據，除了2個月對7天期的拆借利率反饋影響關系不顯著外，其他的正向影響關系和反饋影響關系都順暢，表明7天、1個月、2個月期限拆借利率的變化在相互之間是有顯著的傳導關系存在。兩組數據中，一組數據原序列本身平穩，另一組經過一階差分后平穩，本身就表明兩組數據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因此，總體上看，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不同期限結構之間的傳導機制同樣不顯著。

3.央票利率。對央票利率的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除了隔夜央票利率數據序列本身平穩外，其他期限結構的央票利率數據序列均在經過一階差分后平穩。因此，對央票利率不同期限結構之間的傳導機制檢驗，選取7天、14天、1個月、2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八組數據。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在短期利率變化對長期利率變化的傳導影響上，7天期對1個月和1年，14天期對2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1個月對6個月，2個月對6個月、9個月和1年幾組期限結構之間因果關系不顯著；在長期利率變化對短期利率變化的反饋傳導影響上，3個月對2個月，以及1年對7個月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傮w上看，央票作為中央銀行近幾年公開市場操作的主要工具，其利率的形成和傳導基本上反映了貨幣市場資金的供求狀況，因此，相較于回購利率和拆借利率而言，央票利率不同期限結構之間的傳導機制相對暢通。

4.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對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的平穩性檢驗顯示，隔夜、1周、2周三個期限品種序列本身平穩，1個月、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期五個期限品種在一階差分后序列平穩。因此，對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各期限品種之間的因果檢驗，與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市場利率的處理相類似，分別進行兩次因果分析。SHIBOR利率數據序列因果關系檢驗結果顯示：隔夜、1周和2周三個期限品種之間的因果關系顯著；在1個月以上的期限品種中，1個月與3個月、6個月、9個月和1年之間，以及6個月和9個月之間的因果關系不顯著，其他期限品種之間的因果關系顯著。檢驗結果表明，相對于長期利率（1個月至1年），SHIBOR短期利率（2周期及以下）市場化形成機制相對成熟，其合理的解釋是各報價團成員對于短期利率的定價認識趨于一致；而對于SHIBOR1個月以上期限品種利率，各報價團成員在利率定價上存在一定分歧。因此，總體上看，SHIBOR的各期限品種之間在傳導機制上仍不夠暢通，在培育SHIBOR作為貨幣市場基準利率體系上，仍存在一定的距離。

5.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對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平穩性檢驗顯示，6個月和1年期的貸款利率在一階差分后呈現平穩狀態。貸款利率數據序列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表3），6個月和1年期二者之間的變化互為因果關系，這種檢驗結果很容易解釋，因為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受中央銀行直接管理，歷次的利率調整在不同期限結構之間基本保持相同的幅度，所以不同期限結構之間的因果檢驗在統計上以高置信水平通過；但由于受人為干預，所以檢驗結果也不足以表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各期限之間的傳導機制是暢通的。

(四）不同利率體系之間傳導機制的Granger因果關系

由于樣本數據分為日數據和月數據兩大類，因此，對中國貨幣市場不同利率體系之間的傳導機制實證分析，同樣分為兩組進行考察，即：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回購利率、全國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以及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月度數據作為一組；央票利率與上海銀行間同業拆借利率日數據作為一組。月度數據分別選取2002年1月至2010年10月之間的3個月回購利率、1個月拆借利率以及6個月貸款利率；日數據分別選取2006年10月8日至2009年12月31日之間的3個月央票利率和3個月SHIBOR利率。兩組數據不同期限品種的選擇，主要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兩組數據中不同期限品種數據序列可以進行因果關系分析，即不同期限品種的數據序列處于同階平穩；二是該期限品種在其利率體系中具有代表性，即其市場交易量相對較高，較易被市場認可。

1.月數據之間的Granger因果檢驗

3個月回購利率、1個月拆借利率以及6個月貸款利率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表5）：3個月回購利率的變化是1個月拆借利率變化的原因，6個月貸款利率的變化是1個月拆借利率和3個月回購利率變化的原因，但上述關系傳導機制逆向則不成立。月數據之間的因果關系檢驗，進一步表明，中國貨幣市場利率體系之間的傳導機制不夠暢通。

2.日數據之間的Granger因果檢驗

3個月央票利率和SHIBOR利率之間的因果關系表明（表5），二者之間的傳導關系不顯著，這也表明SHIBOR利率距離貨幣市場基準利率仍有較大差距。

貨幣市場利率體系自身以及不同利率體系之間的傳導機制實證分析，表明中國貨幣市場利率體系建設雖取得一定進步，但仍有較大改善空間。貨幣市場利率體系傳導機制不暢，限制了中國貨幣政策的能動性，從而成為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的主要障礙之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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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小川，關于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若干思考[EB]，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3.胡曉煉，匯率體制改革與貨幣政策有效性[EB]，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4.陳勇、吳金友，對我國貨幣市場利率體系傳導機制的實證研究[J],上海金融，2008.5

篇9

【關鍵詞】資產價格；貨幣政策；貨幣供應量

一、引言

長期以來，關于貨幣政策對資產價格的影響始終是貨幣經濟學領域關注的焦點，其爭論也未曾停息過。目前，房地產價格，作為最主要的資產價格之一，其變動與金融、經濟活動密切相關，是用于理解經濟行為以及預測經濟和金融發展的中心。同樣地，股票市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股票市場，自1990年上海證券交易所建立以來，正在迅速擴張。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中國的股市極度低迷，嚴重打擊了居民的投資信心。

由于股票市場與房地產市場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因而有關這兩方面的研究方法也有其相通之處。瞿強（2001）認為貨幣政策操作要關注資產價格但不宜盯住資產價格。易綱（2002）從股市角度分析了貨幣政策與股價的關系，認為中央銀行在考慮貨幣政策制定的同時應考慮股價及商品與服務的價格。馮用富（2003）建立了中國特定約束條件下的資產選擇模型，說明用貨幣政策干預股市波動是無效的。呂江林（2005）實證考察了我國上證綜指與實際國內生產總值之間的動態關系，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雙重協整關系和單向因果關系，并提出了我國貨幣政策應對股價變動做出適時反應。

本文在構建VAR模型的基礎上，利用中國宏觀經濟實際數據來研究資產價格與貨幣供應量（M2）關系，以此來回答我國貨幣政策是否應該關注資產價格的波動，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與計量檢驗

（一）變量選取

為了研究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我們需要選取相應的變量來進行研究。根據我國大量學者的研究經驗，本研究把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作為我國房地產市場的代表變量，股票市場的代表變量選擇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收盤值。而對于貨幣政策，中國貨幣政策的操作目標是貨幣供應量。央行能夠控制基礎貨幣，并且通過基礎貨幣影響貨幣總量。因此，可以用廣義貨幣M2的月度同比增長表示貨幣政策的變動。

（二）數據收集與處理

考慮到我國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的發展歷史，以及經濟數據的時效性與可得性，本文將用1998年6月到2013年3月的月度數據作樣本進行實證分析。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M2月末同比增速及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均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中很多年份1月數據缺失，采取將相鄰兩月的數據取平均值代替的辦法補充?？紤]到收集的數據具有較大的波動性，本文采用區對數的方法來減小波動。經處理后的三個變量分別用LN_FJ（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LN_MS（M2月末同比增速）和LN_SZ（上證收盤綜合指數）來表示。

（三）基本統計特征

表1給出了各時間序列的統計性描述。因為沒有將通貨膨脹的因素考慮在里面，所以從表格中的均值來看，并沒有得到有用的信息。從波動性角度考慮，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波動相對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M2月度增速來說較小，這說明房地產價格水平相對于股票市場價格與貨幣供給的波動小，可以猜測房地產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程度不及股票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靈敏。

（四）變量平穩性檢驗

本研究利用EVIEWS軟件，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通過檢驗發現LN_FJ、LN_MS為平穩變量，而LN_SZ為非平穩性變量。本研究對平穩性變量采取差分法，結果見表2.。其中，D（LN_SZ）表示對LN_SZ取一階差分值。從表2可以看出，經過處理后所有數據序列在10%顯著水平下都是平穩的。

（五）協整檢驗與格蘭杰檢驗

1.Johansen協整檢驗。協整關系是檢驗變量之間 是否存在長期的相關 關系。Johansen在1988年及1990 年與Juselius一起提出了一種以VAR模型為基礎的檢驗 回歸系數的方法，對多變量協整檢驗有較好的檢驗能力。主要的檢驗方法有特征根檢驗（Trace）和最大特征值檢驗（Max-Eigenvalue）。 由各變量的平穩性檢驗知道，LN_FJ、LN_MS、LN_SZ并不是同階平穩的，從而它們并不能進行協整分析。

2.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首先明確格蘭杰因果檢驗是檢驗統計上的時間先后順序，并不表示這是真正的存在因果關系，是否呈因果關系需要根據理論、經驗和模型來判定。格蘭杰因果檢驗要求所有的變量應該是平穩的，這是格蘭杰檢驗能夠進行的前提條件，如果單位根檢驗發現兩個變量是不平穩的，那么不能直接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否則可能會出現虛假回歸問題。于是，由于LN_FJ、LN_MS、D（LN_SZ）是平穩的，所以可以對修正后的變量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下表的滯后期設為2。

根據表3的結果，可以看出在10%的顯著水平下，短期內，變量D（LN_SZ）能Granger引起變量LN_FJ，變量LN_MS能Granger引起變量LN_FJ，變量LN_FJ能Granger引起變量LN_MS，其他變量之間的Granger因果關系相對而言并不顯著。這說明股票市場的波動能引起房地產市場的波動，而同樣貨幣政策與房地產市場之間存在相互因果關系。這說明，相比而言，我國的股票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要比房地產市場與貨幣政策之間關系更緊密。

（六）脈沖響應函數分析

脈沖響應函數描述的是在隨機誤差項上施加一個標準差大小的沖擊后，對變量的當前值和未來值所帶來的影響。我們在VAR模型下使用廣義脈沖函數，對是否協整關系不要求。

此處的圖顯示了LN_FJ、LN_MS、LN_SZ三個變量對相對沖擊的動態反應。分析可知：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新信息立刻產生了較弱反應，立即增加了0.04%，而且隨后反應程度逐漸上升，知道從第4個月左右開始逐步下降，表現出強烈的自相關性，這可能源于購房者對于房價的”追漲殺跌”；貨幣供應量對來自于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的新信息沒有立刻產生較強的反應，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強，到第十個月時到了0.4%，而且從一開始就是負值，可能是因為房地產價格水平上漲后人們調節了資產結構，多持有房地產少持有貨幣；同樣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對來自房地產價格的新信息沒有立刻作出較強的反應，三個月后有了0.1%的增加，而從第6個月開始反應是負值，這可以解釋為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導致人們將股票市場中的資產投入房地產市場中。

貨幣供應量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的新信息立即產生較弱的反應，立即增加了0.6%，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新信息產生的反應慢慢的減弱，到第8個月時穩定在0.4%左右；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對來自于貨幣供應量的新信息沒有立刻產生較強的反應，但是從第2個月開始就慢慢增加，到第10個月時還有上漲的趨勢，說明貨幣供應量對房地產市場的價格水平可以產生影響，而且影響的持續性較強；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對來自于貨幣供應量的新信息立即產生了較弱的反應，有0.1%的增加，而且到第5個月后基本穩定在0.2%的增長，同樣說明貨幣供應量對股票市場有著持續性的影響，并且與房地產市場比較而言，股票市場對貨幣供應量的反應更加敏感。

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對其自身的一個標準差的新信息立即產生較強的反應，立即增加了0.8%，但從第4個月開始，該新信息產生的反應慢慢的減弱，到10個月后還有繼續減弱的趨勢；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對來自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的新信息沒有立刻產生較強的反應，但是在慢慢增加，到5個月后到達最大值，隨后又逐漸減小，10個月后仍有繼續減小的趨勢；貨幣供應量對來自于上證收盤綜合指數的新信息沒有立即產生強烈的反應，2個月后增加0.05%左右，為最大值，但到第6個月開始為負值，10個月后仍有下降的趨勢，這可能是因為股票市場前景好的情況下，也就是“牛市”時，人們會暫且觀望隨后在確定股票市場的前景后會將持有的貨幣投入到股票市場中，于是導致貨幣供應量減少。

三、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采用向量自回歸模型，考察了貨幣政策與房地產市場、股票市場價格波動之間的聯系。經過實證分析認為：貨幣供給量的正沖擊會給房地產綜合景氣指數與上證收盤綜合指數帶來正面的影響，觀察可知房地產市場的反應比較滯后，第一期影響不明顯，第二期開始逐步上升，而股票市場反應則相對靈敏，第一期開始就有較強的反應，而且兩種市場下由貨幣供給量帶來的影響效應具有長期有效性。貨幣供應量對資產價格的影響隨著時間的增加，其影響程度越來越深，因此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導致房地產價格、股票價格上漲，

本研究認為在貨幣政策的實施過程中，需要納入資產價格，并將其作為調控的目標之一，以消除潛在的資產價格泡沫過度膨脹的隱患。。在對資產價格的波動密切關注的同時，也要對市場的變化要持續關注，如果市場已作出了反應，應及時變化政策，避免走上極端。另外，政策實施過程中，應避免直接的行政干預，力圖順應市場規律，從而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實體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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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呂江林：《我國的貨幣政策是否應對股價變動做出反應》[J]，《經濟研究》，2005（3）

篇10

關鍵詞：金融危機；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消費需求；有效性

面對全球性金融危機的沖擊，各國均出臺了一系列的宏觀經濟政策。對于中國而言，由于資本項目的管制，金融體系并未受到太明顯的影響，所以，中國在目前階段所面臨的考驗首先來自于實體經濟層面，擴大內需以緩解外需減少帶來的沖擊是政策的首要目標。為此，我國實行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雖然兩種政策都是對需求的管理，但是對需求結構的影響和作用機理卻不同，結合我國的特殊情況，兩種政策的效果也會有較大的差異。

一、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分析

（一）乘數作用限制了投資的拉動作用

2008年11月5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十項措施。初步匡算，實施十項措施到2010年底約需投資4萬億元。4萬億元的投資，對于拉動內需、刺激經濟必將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然而，由于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較低的投資乘數使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不夠完善及我國傳統的勤儉節約觀念等因素的制約，我國居民當前的邊際消費傾向嚴重偏低，大致為0.3，只相當于英美國家一半的水平。在當前經濟危機的大環境下，邊際消費傾向也會因為預期的不樂觀而繼續走低。

（二）財政政策很難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消費不足問題

美國這次危機不是消費需求不足，它的消費很活躍，其經濟增長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資需求不足。相反，中國的內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資需求不足，而是消費需求不足。中國不缺投資需求，中國從政府到企業，從中央到地方，投資都有經驗、有熱情、有積極性。但是中國怎么刺激消費需求，確實是經驗不多，體制上、政策上、環境上的準備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認為，中國目前是投資需求過旺而消費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國刺激內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資需求，而中國實際上投資需求很旺盛，應想辦法刺激消費需求。從短期來看，雖然積極的財政政策能夠為擴大內需做出很大貢獻，但是從長遠的經濟增長目標來看，消費需求的增長才是根治我國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國在刺激消費需求方面，缺少經驗、缺少辦法，體制上、傳導機制上也存在障礙。

（三）貨幣政策的作用空間有限

自2008年9月以來，央行連續幾次下調利率和法定準備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經從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從17.5%下降到13.5%。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效果明顯，從信貸投放看，1~2月2.69萬億元的天量信貸，已超出今年5萬億元信貸底線的50%。目前項目貸款和流動資金貸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極點，面對創下歷史之最的一季度4.58萬億元信貸投放，把握信貸投放節奏尤為重要。所以，我國目前的貨幣政策的空間很有限。

（四）“流動偏好陷阱”使貨幣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從反經濟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謂流動陷阱，因此給很多投機者帶來了機會。在通貨膨脹時期，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可能效果比較顯著，但在經濟衰退時期實行擴張的貨幣政策效果則不明顯。因為，此時廠商對經濟前景普遍悲觀，即使央行松動銀根降低利率，投資者也不肯增加貸款從事投資活動，銀行為安全起見也不肯輕易貸款，這樣貨幣政策作為反經濟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的對策建議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費政策的有效性

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長期存在的一個問題。消費需求不僅是總需求的重要組成部分，消費傾向的大小也將決定各項乘數的大小，從而全面影響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資和消費結構

當前，投資和消費的結構性失衡，投資需求增長過快，排斥了消費需求的增長空間。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固定資產實際投資需求（剔除價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長速度是13.5%，比西方國家要快1倍還多；這幾年更高，從2003年以來就沒有低于24%。2008年我們緊縮投資，防止過熱，控制投資規模，結果公布出來的數據還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見，這些年我國固定資產的投資增長速度是很快的。一個國家的錢是有限的，去買投資品，就不能去買消費品，兩者之間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個國家的國民經濟，其消費增長是不是和國民經濟發展相適應，很大程度取決于居民收入分配在總分配中的情況。目前，從中國各地每年公布的數據看，增長最快的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長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說明企業收入的增長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所以這些年，政府收入增長最快，其次是企業，最慢是居民，因而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續下降。1998年，我國居民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間比重下降了9個百分點，因而總的消費比重也在下降。這是國民收入分配宏觀方面的矛盾。

3.縮小城鄉差距，提高農民收入

一個國家收入分配差距過大，說明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更多地給了有錢人。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有錢人消費的絕對量大，但是消費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錢消費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錢后，只將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費，大部分用于投資、儲蓄和買保值品，這又加大了經濟增長和國民消費的不匹配。所以，消費收入差距過大，不只是影響公平，還影響效果，更影響經濟的可持續性。因此，我們收入分配中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問題，宏觀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觀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問題影響經濟的增長，使消費需求嚴重不足。

（二）加快發展金融市場，保證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

要加快開發新的市場工具。應根據經濟需要，增加發債規模，積極調整債券結構，增加可資利用的債券品種，進一步增加銀行間市場的開放程度，擴大貨幣市場主體，吸收證券公司等非銀行金融機構進入銀行間市場，增大銀行間市場的覆蓋范圍，最終建成我國集同業拆借市場、國債市場、貼現市場于一體的貨幣市場與資本市場協調發展的金融市場。

（三）選擇利率作為中介目標，降低貨幣流通速度波動過大造成的影響

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復雜性和綜合性，準確估計貨幣流通速度的變動方向和幅度，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非常困難的，尤其是在金融創新不斷涌現、各種金融支付工具層出不窮的環境下更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最好用一個新的中介目標來替代貨幣供應量中介目標，減弱貨幣流通速度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

從整體上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經濟效果被弱化，但是兩種政策的作用機理、調整的力度和調整的對象卻不同，要從整體上促進經濟的復蘇，兩種政策必須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長補短，而不能單純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必須“雙管齊下，標本兼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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