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沫經濟的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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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什么叫泡沫經濟？《辭?！罚?999年版）中有一個較為準確的解釋。該書寫道：“泡沫經濟：虛擬資本過度增長與相關交易持續膨脹日益脫離實物資本的增長和實業部門的成長，金融證券、地產價格飛漲，投機交易極為活躍的經濟現象。泡沫經濟寓于金融投機，造成社會經濟的虛假繁榮，最后必定泡沫破滅，導致社會震蕩，甚至經濟崩潰?！?/p>
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泡沫經濟主要是指虛擬資本過度增長而言的。所謂虛擬資本，是指以有價證券的形式存在，并能給持有者帶來一定收入的資本，如企業股票或國家發行的債券等。虛擬資本有相當大的經濟泡沫，虛擬資本的過度增長和相關交易持續膨脹，與實際資本脫離越來越遠，形成泡沫經濟，最終股票價格暴跌，導致泡沫破滅，造成社會經濟震蕩。
(2)地價飛漲，也是泡沫經濟的一種表現。如果地價飛漲，脫離土地實際價值越來越遠，便會形成泡沫經濟，一旦泡沫破滅，地價暴跌，給社會經濟帶來巨大危害。
(3)泡沫經濟寓于金融投機。正常情況下，資金的運動應當反映實體資本和實業部門的運動狀況。只要金融存在，金融投機就必然存在。但如果金融投機交易過度膨脹，同實體資本和實業部門的成長脫離越來越遠，便會造成社會經濟的虛假繁榮，形成泡沫經濟。
(4)泡沫經濟與經濟泡沫既有區別，又有一定聯系。經濟泡沫是市場中普遍存在的一種經濟現象。所謂經濟泡沫是指經濟成長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非實體經濟因素，如金融證券、債券、地價和金融投機交易等，只要控制在適度的范圍中，對活躍市場經濟有利。只有當經濟泡沫過多，過度膨脹，嚴重脫離實體資本和實業發展需要的時候，才會演變成虛假繁榮的泡沫經濟?？梢?，泡沫經濟是個貶義詞，而經濟泡沫則是個中性范疇。所以，不能把經濟泡沫與泡沫經濟簡單地劃等號，既要承認經濟泡沫存在的客觀必然性，又要防止經濟泡沫過度膨脹演變成泡沫經濟。
二、經濟泡沫的利與弊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經濟泡沫之所以會長期存在，是有它的客觀原因的，主要是由其作用的二重性所決定的。
一方面，經濟泡沫的存在有利于資本集中，促進競爭，活躍市場，繁榮經濟。
另一方面，也應清醒地看到，經濟泡沫中的不實因素和投機因素，又存在著消極成分。
三、房地產業與泡沫經濟的關系
在搞清了泡沫經濟的涵義以及泡沫的利與弊之后，我們可以回過頭來研究房地產業與泡沫經濟的關系這個主題了。研究的結果是：
1、房地產業本質上是實體經濟和實業部門，其本身決不是泡沫經濟。
首先從房地產的屬性來看，房地產是不動產，房地產商品兼有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雙重屬性，是以實物形態存在的實實在在的實體產品，同金融證券（包括股票、債券）僅僅是收益權利證書相比，根本不同，它本身并不是泡沫經濟。
其次，房地產業部門是實業部門。它同金融證券等虛擬資本也是根本不同的，談不上泡沫經濟。
再次，房地產業在整個國民經濟體系中屬于先導性、基礎性產業，處于主導產業地位，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發達國家內生產總值中，房地產增加值一般要占到10%左右。房地產業以其產業關聯度強、帶動系數大的特點，成為促進國民經濟增長的支柱產業。事實已經證明，現階段我國房地產業的興旺發達，是我國經濟繁榮的標志之一，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所謂虛假繁榮的“泡沫經濟的第二次”。
2、房地產業也含有某些經濟泡沫成分，如果任其膨脹，也存在著發展成為泡沫經濟的危險性。
應當承認，房地產業成長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經濟泡沫，主要表現在：
(1)地產價格泡沫。如前所述，土地價格由于其稀缺性和市場需求無限性的拉動作用，及其土地市場投機炒作，會出現虛漲，這種虛漲的部分就屬于經濟泡沫。如果土地價格成倍、甚至幾十倍地飛漲，就會發展成泡沫經濟。如日本的地產價格暴漲就是鮮明的例證。日本六大城市的地價指數，在上世紀80年代的10年間上漲了5倍，地價市值總額高達4000萬億日元，相當于美國地價總值的4倍，土地單價為美國的100倍。1991年以后地價暴跌，泡沫破滅，至今經濟尚未恢復過來。地價虛漲是不能持久的，在一定階段便會破滅。
(2)房屋空置泡沫。在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中，商品房供給超過市場需求，超過部門的供給增長屬于虛長，構成經濟泡沫。按照通用的國際經驗數據，商品房空置率達10%以內時，這種經濟泡沫是正常的。如果超越過多，引起嚴重的供給過剩，形成泡沫經濟，導致房價猛跌，開發商遭受巨大損失甚至破產倒閉，失業率上升，經濟混亂，社會動蕩。
(3)房地產投資泡沫。一般規律，房地產投資增長率應與房地產消費增長率相適應，力求平衡供求關系。在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起飛階段，百業待興，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略大于消費增長率，形成供略大于求的市場局面，對促進房地產業的發展和刺激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只有當房地產投資過度膨脹，商品房嚴重滯銷，造成還貸困難，連帶引起金融危機時，才形成泡沫經濟破滅。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的泰國就是一例。
(4)房價虛漲泡沫。房價是與地價相聯系的，房價泡沫與地價泡沫密切相關。此外，開發商對利潤的期望值過高，人為抬高房價，也會形成經濟泡沫。如果房價飛漲，開發商攫取暴利，購房者難以承受，由此也會形成房地產泡沫經濟。
可見，房地產確有經濟泡沫，存在著發展成為泡沫經濟的可能性。但絕不能把房地產業等同于泡沫經濟。
3、房地產經濟泡沫的存在有利有弊，關鍵在于控制在適度的范圍內，避免出現泡沫經濟，導致大起大落的波動和震蕩。適度的經濟泡沫，例如土地價格微幅上揚、房價穩中有升、房地產開發投資高于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和商品房供給略大于市場需求等等，對活躍經濟，促進競爭，推動房地產發展和國民經濟增長是有利的。同整個國民經濟一樣，沒有一點泡沫房地產業是不能繁榮的。而如果泡沫過多，過于膨脹，造成虛假繁榮則是不利的。關鍵在于要控制這些經濟泡沫過度膨脹，不致形成為泡沫經濟，帶來嚴重危害。
四、辯證地看待當前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形勢
當前的房地產市場形勢究竟處于什么狀態，是否已達到泡沫經濟程度？這不是憑印象可以判別的，而是必須按照實際數據科學地進行評價。
衡量房地產市場形勢必須樹立一些基本標準。筆者認為，首先要看房地產業的發展與宏觀經濟狀況的適應度；其次要看商品房供給與需求的均衡態；再次，要看商品房價格的波動狀況及其走勢。只有抓住了這些基本標準，才能進行正確判別。
以上述基本標準來衡量，當前上海房地產市場，適應全市國民經濟快速增長的要求，主流是處于持續發展的繁榮階段。其主要標志是：
(1)房地產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基本平衡，求略大于供，呈現出供求兩旺的態勢。據上海市房地產交易中心、上海市統計局的2002年1～6月房地產市場信息數據匯總資料，已登記的商品房預售面積1230.14萬平方米，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49.9%，批準的預售面積（1138.86萬平方米）與實際預售面積之比為1∶1.08，實際預售面積略大于批準預售面積。已登記的商品房銷售面積為1195萬平方米，同比增長19.5%，大大超過商品房竣工面積（468.51萬平方米）。不少優質樓盤，出現少有的排隊購房現象。前幾年累積的空置房逐步消化，大幅減少。住宅市場旺盛的需求，拉動著上海房地產市場出現繁榮的局面。
(2)存量房交易大幅增長，向著房地產市場主體的方向發展。2002年1～6月，已登記的存量房買賣面積達到811.23萬平方米，同上年同期相比增長31%。日漸接近增量房交易，部分區內存量房產交易量已超過增量房交易量。預示著上海的房地產市場逐步成熟。
(3)房地產開發投資更趨理性化，市場基礎扎實。與20世紀90年代初那種不顧市場需求、盲目開發的情況不同，如今的房地產開發商普遍比較重視市場調研和目標市場定位，使房地產投資開發牢固地建立在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可以說屬于市場需求拉動型投資擴張。2002年1～6月的上海房地產開發投資額達到355.36億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45.3%，預計全年將超過700億元，這對拉動投資需求，平衡供求，抑制房價過快上漲是有益的。
(4)商品房價格穩中有升，基本合理。2001年上海的房價上升了8%左右，2002年上半年上漲了5.8%。從其成因來分析，主要有三個因素：一是樓盤品質提高、環境改善，成本推進型上升：二是居民收入提高，消費結構轉換形成的需求收入彈性促進型上升；三是商品房階段性、暫時性供不應求的需求拉動型上升。2001年上海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長9.9%，而房價的增幅仍低于收入增長幅度。從長期發展趨勢看，房價穩中有升是符合市場經濟和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的，也是合理的，它恰恰是房地產業景氣的重要標志之一。
通常人們喜歡用“冷”和“熱”來形容房地產市場狀態，這種通俗的說法容易引起誤解，是不科學的。正確的提法應當用繁榮還是衰退，即景氣度來表示。當前的上海房地產市場處于正常發展的佳境狀態，如果從房地產經濟周期角度看，則是繁榮階段的高峰期，筆者預測還會延續二三年時間。那種把房地產市場的繁榮扣上“泡沫經濟”的帽子是站不住腳的。
當然，也應當看到當前的上海房地產市場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出現了一些泡沫過多的現象。主要表現在：
(1)房地產開發投資增幅過猛，隱含著再次出現供給過剩的危險。從現在開始就應適當控制土地供應量和房地產開發投資規模。
(2)商品房開發結構過于向高檔房傾斜，中低檔住宅開發不足。要積極引導開發商多建中價位住宅，避免結構失調。
篇2
摘 要 本文簡要分析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文中首先對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進行了剖析，從正面和負面兩個方面分別論述了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并在此基礎之上，對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發展提出了相應的建議。
關鍵詞 虛擬經濟 實體經濟 泡沫經濟
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世界各國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深化，虛擬的經濟的出現和不斷發展已經成為了一個必然。并且隨著金融市場全球化的趨勢，虛擬經濟也逐漸呈現出了全球化的趨勢。但是，從以往虛擬經濟的發展進程可知，虛擬經濟既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也會因為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膨脹，對實體經濟造成破壞性的影響。鑒于此，本文對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問題進行了簡要的探索，希望對分析總結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經驗與教訓有所幫助。
一、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一）虛擬經濟有利于資源的優化配置，能有效的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
虛擬資本具有非常高的流動性，其可以根據經濟形勢迅速從效益低的產業撤出，并流向效益高的產業，從前景不理想的企業撤出流向更有發展前景的企業，從而不斷的按照利潤最大化的原則實現資源重新配置。虛擬資本的這種特性，使得虛擬經濟無形間對產業和企業產生一定的壓力，并促使企業不斷的尋求措施和途徑來增加本耽誤的效益，進而使得企業的產業結構不斷調整，有效的提高整個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
（二）虛擬經濟能夠為實體經濟提供一定的融資支持
虛擬經濟的發展能夠把社會上的閑散資金通過合適的方式導向需要補充資金的單位，從而使得企業能夠在較短的時間內聚起起大量的資金，滿足資金缺乏的單位的要求。因此，虛擬資本流動的便利性和迅速性，對提升貨比資金的周轉、轉移以及結算等各個環節的速度，提高實體經濟的運行效率均有很大的助益。除此之外，虛擬經濟能夠加速財產和資本的積累，其所具有的多樣性和擴張性等特征，能夠幫助實體經濟超脫實物形態的約束和限制，實現大規模的增長和擴展，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融資支持。
（三）虛擬經濟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
虛擬經濟的迅速發展導致資產價格隨之上升的最明顯的表現是在新興產業上。新興產業具備良好的發展前景，而其良好的發展前景同時也預示著未來收益的大幅提高和增長，由此可知資產價格和投資收益也同樣將迅速增長。而新興產業資產的價格，尤其是股票的價格超過其實際收益在上升時，就會帶來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從而為傳統產業的財富向新興產業流動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條件，并且與此同時，不僅會帶來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其同時也會促使人才向新興產業的方向流動，從而帶來產業的迅速成長，促使實體經濟不斷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因此，虛擬經濟對實體經濟產業結構的升級和調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四）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會提高實體經濟的不確定性和投機風險
虛擬經濟的存在肯定離不開虛擬貨幣，通常來說虛擬貨幣包括紙幣、賬面貨幣和電子貨幣等多種形式。而當虛擬貨幣以膨脹的信用化形態進入生產或者服務系統的循環時，虛擬經濟就會進入實體經濟，并因雙方之間的互相影響、相互作用，形成兩者之間的互動。這種互動的形成則會大大提升實體經濟運行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因為，其不僅受來自實體經濟和宏觀經濟變化的影響，還會受到更多的來自于金融市場上的與實體經濟并不存在直接聯系的各種交易和投機活動的變化的影響，從而使得不確定性與風險性成倍的增加。
（五）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容易引發泡沫經濟，從而對實體經濟造成破壞性的后果
因為虛擬經濟具有一定的獨立性，并且其與實體經濟的發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此，如果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的需要而大幅度的增長和擴張時，就會帶來經濟泡沫，從而引發泡沫經濟，對實體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造成負面的影響。但是泡沫經濟脫離了實體經濟，因此其是不可能長久和持續的，是早晚要崩潰的，而一旦泡沫經濟崩潰，就會對金融系統造成嚴重的打擊，并會進一步影響整個經濟形勢。金融危機就是泡沫經濟崩潰帶來的產物，因此，一定要避免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一旦虛擬經濟過度膨脹，造成泡沫經濟，就會對實體經濟造成破壞性的后果。
二、有關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發展的幾點建議
（一）正確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
虛擬經濟是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市場經濟的不斷深化而出現的，它是現代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虛擬經濟的出現是經濟形態多樣化和高級化的表征。大力發展虛擬經濟也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因此，虛擬經濟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要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兩者健康持續的共同發展，必須妥善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
在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時，首先要注意適度的原則。要根據實體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來適度的發展虛擬經濟，切忌虛擬經濟的過度膨脹。另外，還要注意控制虛擬經濟的總體規模，要保證虛擬經濟始終以實體經濟為基礎。如果虛擬經濟膨脹的速度過快、規模過大時，其就會脫離實體經濟，帶來經濟泡沫。
（二）完善虛擬經濟的監管措施和機制
要實現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還要注意不斷完善虛擬經濟的監管措施和監管機制。這主要是指，隨著金融業務的多元化和多樣化發展，金融機構的不確定性因素和風險來源開始變得越來越復雜。不同的虛擬資產以多種不同的方式在金融行業中存在，而且相互之間的投資方式、交易方式以及交易期限等諸多方面都存在著很明顯的差異，因此，不斷完善虛擬經濟的監管措施和監管機制就變得尤為重要。虛擬經濟的監管機制和監管措施，因虛擬經濟自身的特點也存在一定的特殊之處，首先，虛擬經濟的監管應在行業監管的基礎之上盡可能的做到統一監管和協調。其次，要對市場上的金融交易行為和金融機構的業務狀況進行實時的管理，并應規范相應的措施以保證信息的透明度。
參考文獻：
[1]劉曉欣.當代經濟全球化的本質——虛擬經濟全球化.南開經濟研究.2002(5).
篇3
關鍵詞：房產經濟；泡沫經濟；國民經濟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3）04-0001-02
一、泡沫經濟與房產泡沫經濟
經濟學中所說泡沫經濟是指在生產活動中一系列資產，在運作過程中出現價格連續上漲的現象，使人們能夠錯誤的認為這種價格上漲能夠一直持續，就出現買賣這些資產的活動，這種活動是一種投機取巧的手法，買賣活動執行者就是投機者，價格上漲在一定時期內會出現暴跌的情況，就出現了泡沫破碎就導致了經濟危機的出現。而房地產泡沫經濟我們認為是房地產價格出現連續上漲的勢頭，使很多人錯誤的認為這種上漲的趨勢會一直持續下去，就吸引人們對房地產進行投資，當上漲的價格遠遠高于房產本身價格，就導致房產泡沫，泡沫在過度膨脹以后就會破裂。當破裂時，房產價格就產生了嚴重的暴跌，出現了惡性發展的狀況，嚴重影響了房地產企業發展。
二、我國房產經濟形成原因
經濟改革發展中，房產企業已經成了能夠拉動我國經濟發展的主流因素，但是現在的房產價格在逐漸增長，增長的過程沒有規律性和周期性，在這條增長鏈上的貨幣供應量就迅速增加，就造成了房產經濟泡沫現象出現。這種泡沫如果出現破裂就會造成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嚴重失衡。所以在解決房產泡沫問題的時候，要從出現泡沫的源頭出發，改善房產經濟，使房價能夠回歸到一個平衡狀態，這是房產經濟良性發展的根本。
三、我國房產經濟現狀
我國房產經濟現階段正處于泡沫最艱難時期，相關部門要認真理性對我國的房產經濟發展，并且對其進行合理分析，提出必要的改革措施，這樣才能夠找到解決窘迫現狀的根源，這種窘迫現狀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大中型的城市房屋價格出現虛高，分析原因主要是當地政府想要有一定的財政收入，就出現了虛抬房價的現象。另外，我國社會兩極貧窮分化現象有些嚴重，這也是房價過高的一個現象。特別是房屋建設用地的拍賣中，沒有規定最高價格和最低價格，這樣如果房價在大范圍的增長就出現了地皮價格迅速增長的情況，這種增長最終受益還是屬于當地政府，政府為了能夠使自己的受益最大化，直接導致了房價已經上漲到幾乎會崩盤的地步。政府出臺的一些措施已經很難解決這種
現狀。
2.很多銀行為了能夠更好的發展信貸業務。并沒有對這項業務進行理性化的設置。直接把房產能夠進行抵押消費的機制貫穿到整個房屋建筑市場。中國銀行在信貸業務發展中總是在追求大企業信貸、大項目信貸、大數額信貸，這種理念的實質就是把銀行經營理念轉變成了投資消費，讓很多企業適應并且習慣了“今天花明天的錢”現象。這種惡性的消費方式，在不良銷售形勢中，直接導致了房地產信貸問題出現或顯現出信貸風險性。
3.由于政府本身建立的房地產信息體系不健全和政府干預手段出現失誤，這些都是引發房地產泡沫破碎的隱患，如果不重視這些隱患就會對我過經濟發展造成一定的傷害。
4.房產泡沫現象的出現還由于消費者對房產價格的預期試想偏高。很多人都認為房子永遠都是升值再升值，沒有對價格進行預期試想，及投資者對未來價格的預測偏高。這是房地產商和政府拼命高房屋價格的直接原因。這種偏高直接影響房地產企業發展。也是形成房地產經濟泡沫經的重要原因。
四、解決我國房產經濟發展現狀的出路
上文中闡述了，我國的房地產經濟發現出現泡沫的原因，能夠發現我國房產經濟發展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就會嚴重影響我過經濟發展。首先必須要找出各種問題的突破口，這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只要我們找準問題突破口，采取有利的解決措施，就能夠走出房產泡沫經濟危機。筆者從三個方面對怎樣走出危機進行闡述：
1.中央政府出臺了有關房價理性回歸的措施，在各地區實行中，會受到各地區的差異影響，這種房價理性回歸是經濟規律的要求，對于回歸的時間，我們不能夠進行確定，這與各個地區實行的力度有直接關系，也同時受到各個地區經濟水平的影響。不同地區存在不同差異。
2.中央政府出面進行調控，各個地區要進行正確的對待，很多房價的調控措施都屬于非正常規調控措施，這種措施在實行過程中能夠保證完善的社會體制，還能夠形成房產經濟有效調控體系。對于那些房地產開發商，要認真對待這調控方式，不能夠對這些方式存在僥幸心理或者對政策不管不問，鉆政策漏洞等，更加不能夠以恐懼的心理去躲避這些調控政策，要把握土地可持續使用的理念，在有限的土地使用面積上提供良好的房屋供給，這樣才能夠保證房屋價格能夠回歸正常發展，使房產泡沫經濟回歸到正常的發展狀態。
3.對于房產開發商，如果想盡快的脫離房產泡沫經濟，就要從產生泡沫經濟原因這方面進行突破，尋找這種原因不能夠只是坐享其成，也絕對不能坐以待斃，一門心思等待政府的政策。要直接從自己企業出發，對于那些錯誤的政策要進行完全否定，對錯誤的措施要認真分析，然后在房地產市場進行有效定位，這是解決房地產企業困境的根本辦法，如果不進行及時解決，就會影響企業發展，致使企業在激勵的市場競爭中被淘汰。這是走出困境的根本方法。
五、房地產經濟發展背景
2012年是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從2012年以后已經火熱了很多年的房產經紀，變得有些寒冷，中央在一個月內出臺了很多調控房地產的政策，例如，信貸、稅收、土地等都有相關政策。中國證券時報刊載了李春頂博士的文章，其中內容表示中國房地產在新的時代將經歷不一樣的變化與發展，未來的十年里要走什么樣的方向。自從1998年中國住房制度改政策放開以后，把房地產項目進行全面市場化，這樣加速了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向城市化邁進的速度，同時也推動了中國房地產業迅速發展。
房地產規模和建筑面積逐年遞增能夠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穩步成。房地產已經和土地、建筑、交易和金融服務等很多種部門的聯系密不可分，成為這些部門發展的重要產業，在過去的10年發展中，房地產帶動著我國經濟增長，是消費增長、投資增長和出口貿易增長中最大的動力，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核心。房地產經濟不但解決了就業問題，還增加了居民收入和政府財政收入，政府利用這些收入對城市基礎進行建設，提高了城市發展速度。
在這種情況下，居民收入提高，有了一定的儲蓄，然后把這部分儲蓄轉化成了買房進行投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的房地產都處于房子少，買的人多的稀缺狀態。房屋建筑在以每年20%的速度進行增長，還不能夠滿足需求，就在房價上漲的市場狀態下，保持了年均20%多的增長速度，這種狀態持續了很長時間，出現了很多投資和投機者加入房地產行業。使房地產成為重要的投資商品，這樣就加劇了房價上漲，這種非理性增長速度嚴重脫離了經濟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造成了房價泡沫。
六、房地產發展方向
在以后的十年里房地產的發展空間依然很大，房地產經濟仍然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在發展同時要把握房地產出現的問題和風險，要了解高房價帶來的資產泡沫一旦破滅，將影響房地產相關的產業鏈，影響與房地產有關的金融體系，其次，房價過高會阻礙正常居民正常需求，不利于我國城市化推進；最后，房價過高直接剝奪了居民的收入，這樣就不能夠帶動內需和消費的增長。
從2012年之后我國房地產發展趨勢和主要特點是：
1.房價會逐步回歸到理性的狀態，出現平穩的發展狀態。如果國家出現的相關調控政策能夠及時有效，就能夠化解了當前房地產泡沫的風險，還能夠推動房地產的健康發展，就能夠實現房地產經紀的平穩的過渡。如果不實行相關政策就會在未來十年之內出現泡沫破滅的狀況，使房價極具下跌，不能夠健康穩步發展。
2.要加強保障性住房建設。從目前的保障性住房的政策看，在未來10年中要加大保障性住房的建設投資，才能夠緩解泡沫現在。
3.在未來10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內的經濟增長和城市化發展能夠加速房地產的發展，不會出現像香港和日本出現的下跌和一蹶不振的局面。我國房地產價格已經處于價格發展的最高峰，2012年以后這種上漲的局面會慢慢減小，主要原因是政府出臺的政策和人們對房地產的認識在進一步加深，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嚴厲打擊了房地產投機取巧現象發生。能夠有效的控制地產投資和投機，控制房價，防止泡沫的繼續擴大。要保證國家政策能夠朝向可行的路徑發展，就要對投資進行控制。還要對增加對保障住房的投資，這樣能夠緩解自住需求。還能夠一定程度上緩解房地產泡沫現象。對這些方面進行加強之后能夠保證，在今后10年的發展中，房地產能夠更加穩定健康和成熟發展。
七、結語
對于房地產泡沫經濟，關鍵在于房產商和國民的經濟對房地產認識的提高，把握造成了我國房地產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找出正確的方法去解決危機。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我國房地產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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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2001年中國投資與消費增長率都有提高，但經濟增長率卻隨出口曲線下降，說明外部需求在主導中國經濟增長，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所以，要看清未來中國的經濟走勢，就必須先看清世界經濟走勢，特別是美國經濟走勢。
美國經濟存在巨大的資產泡沫，世人對此已有共識。去年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未來前景如何，目前大體是三種看法，即“V”型曲線、“U”型曲線和“L”型曲線。我的看法是美國很可能走出“L”型曲線，而結論不是出自美國，而是出自日本。
日本經濟在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后陷入長期蕭條，而且越陷越深，究其原因，并不是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典型的生產過剩危機，而是泡沫經濟破滅后導致銀行體系癱瘓。首先，在過去10年中世界經濟并未發生大的萎縮，在美國經濟帶動下，反而是最好的10年；其次，從產業面看，日本始終保持了出口優勢，去年外匯儲備已突破4000億美元，所以，日本的危機顯然不是來自供給過剩；第三，在傳統的資本主義危機中，經濟蕭條也會導致銀行系統紊亂，但經濟蕭條是因，銀行危機是果，而在90年代的日本卻出現了因果倒置的情況，是由于銀行系統紊亂導致經濟蕭條，這些都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出現了新特點。
認識這個特點需要展開更大的視角。從上世紀50年代中期，美國完成了工業化，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到70年代，英、法、德、意、日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也相繼完成工業化，進入到這一時代，產業資本開始具有從物質生產領域向外游離的趨勢。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宣告瓦解，世界貨幣體系進入到不受物質生產增長約束的時代，加上各種金融衍生工具的發展，虛擬經濟急劇膨脹，并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例如，1997年國際貨幣交易額高達600萬億美元，而其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只占1％。這說明，世界資本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后，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個階段或許可以叫做“虛擬資本主義，因為它既不同于馬克思所分析的自由資本主義，也不同于列寧分析的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世界的主要矛盾、基本運行規律以及爆發危機的形式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如果不從這個新視角看問題，許多事情就看不清，也看不遠。
例如匯率的決定問題。在傳統經濟中，本幣是否堅挺，取決于產業增長好壞、是否有貿易順差及儲備是否充足，但在日本經濟和亞洲金融風暴中人們卻看到這些東西統統不起作用，相反，美國經濟在過去10年中制造業處在長期蕭條狀態，國民消費40％依賴進口，經常項下的逆差超過印度一年的GDP，美元卻不斷走強，所以在當代世界經濟中，是資本項下的國際資本流入流出決定匯率水平和一國的繁榮與衰退，這說明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規律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虛擬經濟為主體的時代，帝國主義戰爭也有了新內容，即不再是為了爭奪物質財富，而是為了爭奪金融與貨幣霸權。歐元統一就有這個意味，而美國發動科索沃戰爭也是意在打壓歐元的勢頭，維護美元的霸權。并且可以看出，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圍繞爭奪國際資本的沖突正在升級。
日本經濟危機的新特點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現的。1985年，美國壓迫日元升值，日本產業資本由此從物質生產領域流向資本市場，導致泡沫經濟泛濫。在泡沫經濟膨脹時代，企業以證券和地產作抵押從銀行獲得現金，再到資本市場上炒作，這使企業資產價格的上升速度，高于企業負債的速度，因此不論從企業還是銀行看，資產負債狀況都很健康，但當泡沫經濟膨脹到頂開始破滅，一切就都反轉過來。由于資產價格的下降速度，大大高于企業債務的清償速度，就在銀行內部形成巨大壞賬，但是企業破產后銀行卻不能破產，否則就是全體居民和國家的破產，經濟由此長期蕭條，走出“L”型曲線。
美國目前的資產泡沫比日本要大得多，以股市市值衡量是日本峰值時的四倍。2000年4月，美國新經濟的泡沫開始破掉，9月以后，以道指、納指雙雙下跌為標志，美國資本市場也膨脹到頂峰，隨時有可能崩潰，美國目前防止崩盤的主要作法是，在外資和個人離場后拼命向股市注入資金，支持上市公司回購股票以維持股市點位，但這是“飲鴆止渴”，會使今后危機的爆發更嚴重，而不會改變這個結果?？梢圆聹y，美國泡沫經濟的破滅會有三根導火索：一是“安然”風潮繼續擴大，使投資人喪失信心而大規模離場；二是由于歐洲經濟更加健康，國際資本向歐洲轉移；三是日本經濟危機深化，迫使日本拋售海外資產，而日本最主要的海外資產是在美國。
因此，70年代以來形成的全球資產泡沫先破于日本，后破于亞洲金融風暴，今天輪到了美國，美國金融風暴則會引發全球金融風暴，并使全球資產泡沫徹底破滅。如果是這樣，不論美國經濟還是世界經濟，都會走出“l”型曲線。
沒有不合理的貨幣制度，哪來如此龐大的全球資產泡沫？所以追根溯源，全球金融風暴也是貨幣制度危機的產物，但用什么來代替現存的貨幣制度，不僅探討的文章極少，許多人還根本沒有從這個角度考慮過問題。
外需形勢不好，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受到損害，但不會出現負增長。在若干年后，情況會發生有利于中國的變化，因為可能會出現世界金融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90年代以來，已經出現了世界制造業中心向中國轉移的趨勢，在發生全球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世界經濟只剩下中國一個亮點，因此中國遲早會成為國際資本的避風港。但是為了避開全球金融風暴，中國又不應開放資本市場和使人民幣國際化，所以，要把引資大門開在香港，把中國的企業更多的推到香港上市。香港將會因此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市場，港幣也會成為最堅挺的貨幣，這對繁榮香港經濟，夯實“一國兩制”政策基礎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已經沒有了產業霸權，但是還有貨幣霸權和軍事霸權，貨幣霸權實際是產業霸權的替代品，因為只要有了貨幣霸權，美國人就可以依靠別國的生產錦衣玉食。所以，美國人決不會輕易讓出美元的霸權地位，而是要用軍事霸權來改變國際資本流向，以保衛美元的霸權。小布什之所以提出所謂“邪惡軸心”論，就是在歐洲和中國人的家門口事先布下兩個點，打的是國際資本的可能流向，一旦美國資本市場不穩就有可能動武，因此世界并不太平，我們必須洞察先機，作好必要的準備。
一、看清世界才能看清自己
自1994年以來，中國經濟連續7年走低，2000年終于出現了轉折，增長率開始上揚，許多人因此松了一口氣，更有樂觀者認為，走出增長低谷和通縮陰影的中國經濟，會進入一個新的高速增長期。但是，先是從去年3月到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生產資料價格指數和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陸續轉入負增長，然后是從7月份開始，廣義貨幣m2的增速反超出m1的增速，顯示出貨幣大規模退出交易過程和通貨緊縮回歸的趨勢。從工業生產看，去年一季度的增長率還高居11·2％，進入二季度降到10％上下，進入三季度降到9％上下，進入四季度已降到8％上下，其中11月份的增長率只有7·9％，創1998年以來月增長率最低水平。根據最新公布的統計公報，2001年的gdp增長率只有7·3％，不僅低于2000年的8％，也低于1998年的7·8％。
令人不解的是，從1998年國家開始實施啟動內需的一系列政策以來，2001年可以說是內需增長最強勁的一年，尤其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全年高達12·1％，比2000年整高出近2個百分點，是1999年投資增長率的2·4倍！從消費看，社會商品零售額的增長率全年為10·1％，也比2000年高出0·4個百分點。兩條國內需求曲線，一條顯著上揚，一條平緩上揚，當年只有出口增長率從上年的27·8％猛跌到6·8％，是一條陡直下跌的曲線，但是目前出口只占到gdp的22～23％，凈出口更是只占到不足2％，那么為什么經濟增長曲線不跟隨占主導地位的國內需求曲線上升，而是跟隨出口曲線下降呢？
篇5
1.虛擬資本想象論。在馬克思以前,法國古典學派經濟學家西斯蒙第曾提出過“想象的資本”這一概念,他說:“國家有息證券不過是一種想象的資本,它代表有來償還國債的一部分年收入。與此相等的一筆資本已經消耗掉了;它是國債的分母,但國家有息證券所代表的并不是這筆資本,因為這筆資本早已不再存在。但新的財富必然會由產業勞動產生;而在這個財富中每年都有一部分預先指定給那些曾經貸出這個被消耗的財富的人;這個部分是用課稅的方法從生產這些財富的人那里取走,然后付給國家債權人的。并且人們根據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①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2卷,第229-230頁,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0頁】。這樣的論述表明:在西斯蒙第看來,國債之所以是“想象的資本”,是因為“與此相等的資本已經消耗掉了”。而以后通過發行國家有息債券,以利息的形式,償付給國家的債權人,只不過是以征稅的形式,從創造的社會財富中取走的一部分,這部分的多少取決于“本國通行的資本和利息的比率”,也就是說“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額度,使“這個資本的大小和能產生債權人應得年利的那個資本相等”?？梢?“想象的資本”,是由于國債不代表資本而產生的,但為了從財富中取走一部分用于對國家債權人付息,又不得不“設想一個想象的資本”。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曾用過“幻想的虛擬的資本”這一概念,他也是從給國家的貸款“本來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這一角度闡述的,由于不是作為資本耗費的、不是作為資本投入的,因而這種貸款作為資本已經不再存在,所以才把“國家付款看成是自己的幼仔(利息)的資本,看成是幻想的虛擬的資本”。如果僅從這一點來觀察,則馬克思批判地繼承了西斯蒙第的這一學說,但需要提出的是,馬克思的論述比西斯蒙第前進了一大步:(1)假定“債權人不能要求債務人解除契約,而只能賣掉他的債權,即他的所有權證券?！边@樣的假定,意味著政府只付息,不還本,國債所有者要收回本金,只有把它賣掉。(2)假定國債能在市場上賣掉,“一旦債券賣不出去,這個資本的假象就會消失”。(3)指出了“不管這種交易反復進行多少次,國債的資本仍然是純粹的虛擬資本”。馬克思的論述表明:國債作為“虛擬資本”是對投資者即購買國債者而言,因為購買國債的人把它的投入當作對國家的貸款,即當作生息資本來看待,而出賣國債的政府又不把它當作資本來運用。
馬克思考察國債是虛擬資本以后,進一步考察股票。他認為:股票是信用制度創造的聯合的資本,這種資本的價值也純粹是幻想的。為什么是幻想的?他們分析的邏輯是:(1)股票本來是代表資本的所有權證書,代表的是現實的在企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代表的是股東預付的貨幣額,但具有雙重的存在:一次是作為所有權證書即股票的資本價值的存在;另一次是作為這是企業實際已經投入或將要投入的資本的存在。作為所有權證書產生對這個資本所實現的剩余價值的所有權;作為實際已經投入的資本創造并實現剩余價值。馬克思認為資本具有雙重的存在是矛盾的,也就是說,既然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就不能作為職能資本。(2)怎樣解決這一矛盾呢?馬克思認為解決這一矛盾的辦法是讓股票在市場上買賣,“A可以把這個證券賣給B,B可以把它賣給C,這樣的交易并不會改變事情的本質。”【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0頁】也就是說,通過交易使賣者把它的證券轉化為資本,使買者取得預期可得剩余價值的證書,體現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的存在。(3)既然要讓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在市場上買賣,其資本價值如何確定,是考察股票是否是虛擬資本的又一邏輯起點。馬克思認為,股票作為所有權資本的價值與它代表的現實的職能資本的價值變動無關,而與它的收益大小有關,收益的大小怎么體現股票的價值,也就是把收益資本化。進一步說,也就是以現有市場利息率去衡量,所得到的收益是多少投資帶來的,“假定一張股票的名義價值即股票原來代表的投資額是100鎊,又假定企業提供的不是5%而是10%,那么,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利息率是5%時,這張股票的市場價值就會提高到200鎊,因為這張股票按5%的利息率資本化,現在已經代表200鎊的虛擬資本。用200鎊購買這張股票的人,會由這個投資得到5%的收入?！薄劲凇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29頁】這樣的假定表明:股票的價值也就是它在市場上買賣的價格,始終是資本化的收益,而資本化的尺度是“現有利息率”,換句話說,股票的價值是按現有利息率計算可取得的收益所幻想出的資本。為什么是“幻想的資本”,因為股票的價值不是由現實收入決定的,而是由預期得到的收入決定的,在上述假定的條件下,用200英鎊購買這張股票的人,會由這個投資得出5%的收入。但這只是一種可能性,而不是現實性,因為股票的價值除了決定于收益的大小外,還決定于其他因素,如投機等。
從馬克思考察股票為什么是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我們能發現,股票之所以成為虛擬資本,不在于股票本身,而在于股票買賣。從股票不能作為職能資本與所有權資本的雙重性存在,導出股票必須買賣才能體現它作為所有權資本的存在,再從買賣的價值確定,導出虛擬資本。股票作為虛擬資本體現在收益的資本化上,其資本化以現有的利息率和未來的收益為尺度。股票作為虛擬資本與國債作為虛擬資本不同,前者含有實現預期的價值的含義,而后者沒有這一層意思,因為國債的收益是既定的,而且是有保證的。
2.虛擬資本制造論。除馬克思考察國債和股票具有虛擬資本的性質外,恩格斯還指出商業匯票也具有虛擬資本的性質。在資本主義經濟條件下,在商業信用中商品的買賣,其貸款的清算,能夠通過商業匯票來進行,商業匯票是企業開出的定期支付的憑據。如果開出的匯票時間間隔過長,得到匯票的企業家就可以把匯票拿到銀行去貼現,以期獲得貨幣資本。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指出,“在東印度貿易上,人們已經不再是因為購買了商品而開出匯票,而是為了能夠開出可以貼現、可以換成現錢的匯票而購買商品”。①意思是:人們不是為了支付而開出匯票,開出匯票是為了貼現,獲得資金。恩格斯認為,這是一種“創造虛擬資本的方法”,這種方法存在的基礎是因為存在著漫長的商品運輸時間,如果商品運輸時間縮短了,這種制造虛擬資本的方法便喪失了基礎。也就是說,由于商品運輸時間過長,買者難以在短期內收到賣者發的貨,賣者也難以在短期內收到買者支付的貨款,因而才具有開出匯票并以匯票向銀行貼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如果商品運輸時間縮短了,這種必要性和可能性便消失了。恩格斯把開出匯票并把匯票貼現看成是“制造虛擬資本”,其含義有兩個方面:一個以商業匯票代替貨幣資本作為貨幣來支付;二是將商業匯票向銀行貼現提前獲得貨幣資本。前者,是商業信用取代銀行信用,后者,是銀行信用取代商業信用。前一個取代節約了社會貨幣資本,后一個取代,新增了
社會貨幣資本,可見,恩格斯論述的因開出商業匯票和商業匯票貼現而制造的虛資本,有節約和新增社會貨幣資本的意思。恩格斯從這個意義上考察虛擬資本與馬克思考察國債是虛擬資本不同:國債之所以是虛擬資本是因為它本身不作為資本而存在,但又要設想出一個資本額度去付息;也與馬克思考察股票是虛擬資本不同,正如上述股票之所以為虛擬資本,其價值具有幻想的成份;而開出商業匯票和商業匯票貼現“制造”的虛擬資本,其價值不具有幻想的成份,因為一般說來它們的發生都是以貿易為基礎(當然在貿易上也會存在著欺詐)。
3.虛擬資本派生論。繼恩格斯考察開出商業匯票和商業匯票貼現“制造虛擬資本”以后,馬克思指出銀行家資本的最大部分是純粹虛擬的,這是因為:(1)銀行家資本的一部分投在有息證券上,這部分資本不在銀行的實際業務中發揮資本的職能,而是作為準備金看待,其中包括國債、股票、匯票以及土地抵押證等。國債是對收益的可靠支取憑證,股票是現實資本的所有權證書,應當說與利率相關,都是有息證券,而匯票對開出和收取匯票的人來說,雖然不是有息證券,但對貼現者(即銀行)來說,也是有息證券,也與利率相關,貼現要權衡當時利息率的高低。既然與利息率相關,而且利息率是變動的,那么它們的資本的價值就不以它們所代表的現實資本的價值為轉移。進一步說“既然它們只是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并不代表資本,那么,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就會表現在不斷變動的虛擬貨幣資本上?！雹谒?這里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首先是指他擁有的作為準備金看待的資本價值即取得收益的權利的不確定(不斷變動的)而言。其次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就銀行家的資本大部分并不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是代表公眾在他那里存入的資本而言。第三,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還是就“有各種方式使用同一資本,甚至同一債權在不同人手里以不同的形成出現”而言,因為,在這種狀況下,一切資本好象都會增加一倍,有時甚至增加兩倍。對此,馬克思引用了亞當·斯密的論述加以印證,斯密說:“即使在貨幣借貸上,貨幣也似乎只是一種憑證,依靠這種憑證,使某個所有者不使用的資本從一個人手里轉到另一個人手里。這種資本,同作為資本轉移工具的貨幣額相比,不知可以大多少倍;同一貨幣可以連續用來進行許多次的借貸,正象可以用來進行許多次的購買一樣?！雹垴R克思引用斯密的論述旨在說明:(1)對出賣商品的人來說,貨幣代表的是他商品的轉化形式,即實現的價值,但在每一個價值都表現為資本價值的今天,如果出賣商品的人不是將貨幣作為購買而是將它貸出,則這樣的貨幣就是作為資本價值的存在。(2)貨幣在貸出者手中作為資本價值的存在能夠由一個人手里轉移到另一個人手里,這種轉移是代表一個資本,還是代表多個資本,“取決于它有多少次作為不同商品資本的價值形式執行職能。”也就是說要看它實現了多少次商品資本的價值。(3)由于商品資本的價值實現為貨幣后能夠用于借貸,而且借入的貨幣又能夠用于購買,所以同一個貨幣在實現許多次購買的同時,在借貸中又先后代表著各個資本。(4)貨幣在借貸中,先后代表著資本,使一切資本好象都會增加一倍,甚至增加兩倍,其實這只不過是同一資本在不同人手里轉移。所以,馬克思所謂的銀行家里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包含著同一資本在不同人手里轉移,從而使一切資本翻倍增加的意思。第四,就發行銀行而言,所謂的“銀行家的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是就缺乏黃金保證發行的那一部分銀行券。由此發行的這一部分銀行券之所以是虛擬資本就在于銀行家能夠通過發行銀行券擴大貼現,貼現是要扣除利息的,因而用于貼現的銀行券是銀行家的生息資本,只不過由于發行的這一部分銀行券缺乏價值保證即黃金保證,所以是虛擬的。綜述以上四個方面考察銀行家的資本絕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內容,能夠發現虛擬資本,既反映在銀行家的非實際業務中,如保存的準備金中,又反映在銀行家的實際業務中,如資金來源和資金運用中,同時表明,銀行家的虛擬資本既在職能資本中存在,又在非職能資本中存在。
4.虛擬資本的相對論?！疤摂M”的德文fiktiv有兩個含義:(1)是“derphantasieentstammend,nichtwirklich:einc-eweltbeschreiben”,即“來自想象,幻想的,非真實的,如:描述一個虛擬、虛幻的世界”;(2)是vorgetauscht,即“裝的、假裝的、模糊的”。在德文中,與“虛擬”對應的詞是wirklich,意思是:真正的、現實的、事實上的。所以,我們能夠確定,馬克思指出的虛擬資本(dasfiktivkapital)是相對真實資本(daswirklicheskapital)而言。真實資本是指“已投資于企業,并在企業中發揮作用的資本,或由股東支出的,用于企業中起資本作用的貨幣”(《資本論》德文版,第三卷,第484頁)。相對而言,沒有投資于企業,不在企業中發揮作用的資本,都可以認為是“虛擬資本”。貨幣資本也是貨幣,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投資于企業,不在企業中發揮作用,但又要增值的貨幣,都是虛擬資本。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沒有作出這樣籠統的概括,而是針對具體的問題,從具體到抽象,從不同視角,考察“虛擬資本”?？梢婑R克思研究資本問題總是相對不同的事物而言。如果我們設定在什么條件下,確認某一事物是真實的,那么,離開了設定的條件,就能夠確認某一事物是虛擬的。這是認識論上的辯證法。
二、考察虛擬經濟需要界定不同的概念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在考察虛擬資本時,運用了不同的概念,如“虛擬資本”、“幻想資本”、“幻想的虛擬的資本”、“虛擬的貨幣資本”、“這種‘貨幣資本’的最大部分純粹是虛擬的”等,應當說不同的概念有著不同的含義,表達不同的意思。
但在我國,人們在考察虛擬經濟時,總是把不同的概念攪在一起,混為一談,比如把虛擬資本等同于有價證券把虛擬經濟等同于虛擬資本、網絡經濟、泡沫經濟等。由于概念不清,討論問題時,往往對不上口徑。如果細致地思考則:
1.虛擬資本不完全等同于有價證券。評介馬克思恩格斯考察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我們能夠發現虛擬資本存在的形式有:國債、股票、匯票、缺乏價值保證的銀行券等。它們作為虛擬資本的物質載體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是有價證券,有價證券作為虛擬資本的載體,相對職能資本來說,有以下特點:(1)它不是勞動生產物,本身沒有凝結價值。(2)它不能在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不是職能資本。(3)職能資本是現實的資本,它的市場價值即是它的價格一般取決于現實的市場評價,而有價證券是非職能資本,因而也是非現實資本,它的市場價值即它的價格,一般不完全取決于現實的市場評價,而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預期。(4)它不是價值符號,而是價值收益索取的證明書。價值符號是價值實體的代表,它能兌換,但不能增值。而價值收益索取證明書,一般不能與價值實體對換,而尋求增值。有價證券的特點表明:虛擬資本只不過是能代表取得一定收益的所有權證書。由于取得同一收益的權利表現在不斷變動的有價證券所代表的資本價值上,所以把有價證券稱作虛擬資本。由此,我們能夠說虛擬資本是其價值不確定的生息貨幣資本。生息貨幣資本與貨幣資本不同:貨幣資本與商品資本、生產資本相聯系,是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存在的一種形式,是一種過渡的資本形式,而生息貨幣資本與商品資本,生產資本沒有直接的聯系,不是再生產過程中資本存在的一種形式,更不是一種資本的過渡形式。生息貨幣資本與信用制度、利息相聯系。
有價證券是虛擬資本的載體,但不能說虛擬資本都反映為有價證券。從上述馬克思、恩格斯考察虛擬資本的思維邏輯中,我們
能夠發現,他們從多種角度,在不同的意義上定義了虛擬資本。概括地說,馬克思從國債運用的非資本性和利息支付的資本設想,表明國債是虛擬資本;從股票市場價值取決于股票收益資本化,表明股票是虛擬資本;恩格斯從商業信用取代銀行信用,銀行信用又取代商業信用,指出開出匯票和匯票貼現制造虛擬資本;馬克思從銀行保持的準備金不代表資本,只代表取得收益的權利,其價值是不確定的意義上,指出了銀行家資本的構成大部分是虛擬資本。如果說上述虛擬資本都因以有價值證券作為載體,因而與有價證券有關,則馬克思指出的銀行家的資本大部分不代表他自己的資本,而代表存款人的資本,以及同一資本在不同人手里轉移使得一切資本好象增加了若干倍,因而也是虛擬資本的論述,就不純粹以有價證券作為載體,而是以所有權的歸屬和轉移作為載體。可見,馬克思所指出虛擬資本的含義,既包括著有價證券所代表的資本價值的不確定性,也包含著所有權歸屬的不確定性,前者以有價證券作為載體,后者以運用資本的權利作為載體。
2.虛擬經濟不完全等同于虛擬資本。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為了表達新生事物,人們引進了“虛擬”這一概念,如虛擬工廠(virtualfactory)、虛擬辦公室(virtualoffice)、虛擬銀行(virtualbank)、虛擬大學(virtualuniversity)等。在這里virtual沒有虛假、虛幻的意思,而是指事實實際的而不是名義上的狀態(almaostwhatisstatedinfactbutnotinname),也就是說事物的現實狀態與它自身的過去傳統的名義狀態相分離。如果我們把這種狀態分離用哲學的“異化”來表達,則虛擬是對事物狀態異化的理論概括,虛擬經濟也就是對經濟事物狀態異化的概括。在現實經濟生活中,有載體異化的經濟活動,如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在網上為顧客提供信息,讓顧客選擇,提供商品,送貨上門,一般人稱為“虛擬企業”,虛擬企業與實體企業相比有它們的共性,即提供商品信息,滿足顧客需求,但有它們的個性,沒有可供觀感的商品,沒有可容納顧客的營業場所等,所以,載體異化了。虛擬資本如股票,即可以把它稱為載體異化的虛擬經濟(因為它的載體是表現為所有權資本的有價證券,而不是職能資本的產出要素),又可以把它稱為功能異化的虛擬經濟,股票之所以稱為虛擬資本不存在于它具有分割剩余價值的功能,而在于它能夠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通過買賣實現增值,這就說它能夠作為商品在市場上買賣,實現價值增值,賦予了它新的功能。除了功能異化的虛擬經濟外,還有形式異化的虛擬經濟,如一種權利派生或轉化為另一種權利,如銀行資產證券化和期權等。這種狀況表明:虛擬經濟能夠有多種活動或狀態存在,如果以貨幣來計量這種活動的價值,并以此求得增值,則以貨幣計量的價值便成為虛擬資本,可以說虛擬資本是人們從事的實體經濟以外的,以一定的價值求得價值增值的活動。這表明,虛擬經濟中包括著虛擬資本,但虛擬經濟不完全等于虛擬資本,二者涵蓋的內容是有差別的。
3.虛擬經濟不同于網絡經濟。網絡是一個系統,網絡經濟是通過系統提供信息的一種經濟活動。網絡經濟的存在為虛擬經濟的產生、發展創造了條件,但如果從網絡的客觀存在來說,它不是虛擬的,而是實在的,比如IT產業,它是網絡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實體經濟而非虛擬經濟。但如果以網絡為條件構建電子商務活動,形成虛擬企業,則網絡產生的活動又成為虛擬經濟。問題在于基于什么而言,或者說從什么意義上講,它是虛擬的或非虛擬的。
4.虛擬經濟不同于泡沫經濟。泡沫經濟是呈現在人們面前的轉瞬即逝的一種經濟現象。這種經濟現象一般通過市場價格的急劇上升又急劇下跌表現出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有人為的操縱、人們預期的失誤等。這種現象的存在有別于經濟周期正常的波動。經濟周期正常波動受客觀因素制約,時間較長,呈現著階段性;泡沫經濟的波動是非正常的、受主觀因素制約、時間較短、不呈現階段性。泡沫經濟除了反映在市場價格的波動中外,還會反映在其他領域,如虛報產值、虛報GDP等。前者可稱為價格泡沫,后者可稱為產值泡沫或GDP泡沫,可見泡沫經濟有多種表現形式。在虛擬經濟中有可能存在泡沫經濟,但不能說必然存在泡沫經濟。這就是說虛擬經濟中還會不存在泡沫。所以虛擬經濟不等于泡沫經濟。而且泡沫經濟不等于價格泡沫。這就是說泡沫經濟不一定反映為價格過度上漲。
5.泡沫經濟不同于經濟泡沫。經濟泡沫是指經濟增長的狀況中存在著泡沫,如價格泡沫、產值泡沫等。在經濟增長中存在一定泡沫是不可避免的,從一這意義上說是正常的。經濟泡沫進一步發展,可能成為泡沫經濟?？梢哉f從經濟泡沫到泡沫經濟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但泡沫經濟是不正常的,畸形的經濟。
三、當代值得關注的虛擬經濟
人們在考察虛擬經濟時,多注重有價證券的市場特別是股票的上市流通,這自然是需要的。但在當代經濟金融化的趨勢下,更值得我們關注的虛擬經濟,應當是金融衍生商品交易、電子貨幣和網絡銀行。
1.衍生金融商品是在原本金融商品的基礎上派生的。如果說原本金融商品是銀行借貸契約、公司股票和政府或企業債券,則衍生金融商品便是在它們的基礎上派生的金融資產證券、股票及債券期貨和期權。衍生金融商品相對于原本金融商品而言有其共性,但更有其個性。最重要的個性是與實體經濟過程的聯系不同,從而增值能力不同。公司股票和企業債券是實體資本的副本,與個別經濟過程密切相關,其增值能力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的業績和回報。但這一點,國債卻不同:國債的增值能力不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的業績和回報,而取決于政府的還本付息能力。政府的還本付息能力取決于國家的財政收入,國家的財政收入不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而與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相關。如果我們把其增值能力與個別經濟過程密切相關的公司股票和企業債券,稱為第1類虛擬資本,則我們能夠把其增值能力與個別經濟過程不密切相關,而與社會經濟活動密切相關的國債,稱為第2類虛擬資本。
按馬克思虛擬資本的相對論,沒有投資于實體經濟企業,不在實體經濟企業中發揮作用但又要求增值的貨幣都是虛擬資本,則銀行借貸的貨幣資本也應列入虛擬資本之列,銀行借貸活動也是虛擬經濟活動。銀行借貸活動關系的載體是借貸契約,借貸契約與實體經濟活動過程密切相關,因而其增值能力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但銀行作為“存款者的集中和貸款者的集中”,其增值能力又不完全取決于個別經濟過程,而取決于社會經濟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作為虛擬資本的銀行借貸資本,處于第1類虛擬資本和第2類虛擬資本之間,可稱作準第2類虛擬資本。
金融衍生商品是在前三類金融原本商品的基礎上派生的。比如金融資產證券,便產生于銀行貸款資產證券化。貸款資產證券化使得債權債務關系起了變化:證券化以前,銀行與借款人的債權債務關系是雙向的、個別的。證券化以后,銀行把債權轉讓給金融資產證券的購買者,使得債權債務關系集合化和社會化,也就是說,債權人是廣大的金融資產證券的購買者,債務人不是個別的借款人,而是集合的借款人。這樣,證券化資產的增值能力,不取決于個別借款人的經濟狀況,而取決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狀況。從這個意義上說,金融資產證券與個別經濟過程的關系不直接。由此我們把它稱作第4類虛擬資本。
股票、債券的期貨、期權交易,其對象是期貨、期權合同,由于買進與賣出的合同能夠抵消,不必在合同到期時實地結算、交割某一種金融資產,所以,絕大多數交易者不必在實際結算時,真正擁有這種商品,只是根據其價格的漲落支付差額。其增值能力完全取決于當事人的心理預期,可以說這類交易完全與實體經濟過程無關,由此我們能夠把這一類交易活動稱
作第5類虛擬資本。把虛擬資本從而虛擬經濟作以上的劃分,表明在當代,虛擬經濟活動有相當一部分,獨立于實體經濟過程。影響虛擬經濟活動的因素有別于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因素。虛擬經濟活動有其自身的規律。
2.電子貨幣的興起,對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不可忽視的影響:(1)電子貨幣的出現,改變著消費者與企業家之間的交換方式。網上購物,電子交易能夠完全取代支票和現金。但在這里需要權威機構的支持和信任,包括商家和銀行,它們是能夠被充分信任的第三者。(2)電子貨幣的出現改變著人們儲蓄與投資的方式,有剩余的收入者能夠在家通過電腦儲蓄和投資,并獲取大量的金融產品變動的信息,可以通過四通八達的網絡去希望去的交易場所。(3)電子貨幣的出現,使90%以上的財富在電腦網絡里從一個賬戶轉到另一個賬戶并大大提高創造和追逐財富的速度。有人說,這個速度相對于20年前大約有3倍以上的提高。有人說,流通中的貨幣相對于中央銀行的真實儲備,從1974年的8:1上升到20:1。(4)貨幣電子化,不僅能節約資金給付、交換的時間,而且能從優選擇資金的成本和收益,如能夠在最佳的時刻上選擇最優的利率和匯率。
3.網絡銀行的出現是上個世紀90年代金融領域中的一件大事,網絡銀行又稱虛擬銀行,是虛擬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考察虛擬經濟不能不關注網絡銀行。1995年10月,全球第一家網絡銀行“安全第一網絡銀行”(SecurityFirstNetworkBank)在美國誕生。這家銀行沒有地址,只有網址,營業廳就是主頁畫面,所有交易都通過互聯網進行,員工只有10人,1996年存款達1400萬美元,估計1999年存款金額達4億美元。在美國,已經有400家金融機構推出了網絡業務。據調查,在2000年以前,有16%的家庭使用互聯網的電子銀行業務,帶來的利潤占所有銀行利潤的30%。網絡銀行的出現對經濟的影響是:(1)在網絡銀行的世界里,銀行的規模不能再以分行數、人員數去衡量。(2)在網絡銀行的世界里,各銀行的金融產品一目了然,客戶很容易挑選出最有利的產品,銀行很難再靠單純的存放款業務生存,而必須推出特殊、高附加值的投資理財業務。(3)不論是實體銀行還是虛擬銀行,當前都處于一個以客戶為導向的金融時代,設計出高附加值、個人特色強的金融產品是銀行經營的核心所在。個人只要在網絡銀行上留下姓名、年齡、職業、家庭等資料,只要用鼠標回答薪金所得、不動產狀況,電腦就可以自動評估信用等級。中國臺灣玉山銀行開辦了個人貸款業務,只要信用評級在60分以上,就可獲得60萬元以下貸款。(4)網絡銀行對人才的需求有新的標準,不僅需要銀行家,而且需要經濟學家、數學家和自然科學家,他們能設計模型,預測發展趨勢,成為金融世界的先知先覺者。當然,網絡銀行的發展也要受到制度環境、投入成本、運作條件和法律保障等約束,但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理念的更新,網絡銀行在虛擬經濟中的地位將與時俱進。
虛擬經濟源于經濟主體又超越原經濟主體,擴展了人類經濟活動的空間,縮短了人類經濟活動的時間,改變著人類經濟活動的價值觀、信息掌握、資源配置以及運作方式,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將產生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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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摘 要 《蕭條經濟學的回歸和2008年經濟危機》是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一本暢銷經濟學讀物，主要運用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知識介紹和分析了1929年股市大崩盤，拉開20世紀大蕭條序幕；1982年債務危機，第三世界國家（墨西哥、阿根廷）遭遇危機后的蕭條；1991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至今仍在蕭條中徘徊；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諸多經濟體深陷衰退；2007年美國次貸風波愈演愈烈，經濟蕭條再度襲來；在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獎前夕，克魯格曼再次預言，21世紀嚴重經濟衰退無法避免，世界或將遭遇“失去的十年”。
但凡思考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問題的經濟學家，大都認為那是一場無妄之災，而不是無法避免的悲劇。他們認為，假如當年赫伯特?胡佛沒有在經濟蕭條迫在眉睫時還試圖保持預算平衡，假如當年美聯儲沒有以犧牲國內經濟為代價來維護金本位，假如當年政府官員迅速向境況不妙的銀行注資，以平復1930～1931年間蔓延開來的銀行恐慌，那么1929年的股市崩潰將只會引發一場普普通通的、很快被人遺忘的經濟衰退。他們還認為，經濟學家和決策者已經汲取了教訓，所以像“大蕭條”那樣的事情再也不會發生了。本文將重點運用宏觀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知識分析了日本的重大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特殊情況作以詳細闡釋。
日本在經歷了二戰后長達二十年令人嫉妒的高增長后，在20世紀80年代登上了經濟繁榮的頂峰，然而1990年經濟泡沫的破裂使日本經濟由繁榮逐步走向溫和衰退，期間伴隨著日本社會老齡化、鄰國中國的強勢崛起和國際其他環境的錯綜復雜的變換，日本深感過去二十年是“失去的二十年”。那么這二十年中日本經濟到底是什么樣一種狀態呢？
運用宏觀經濟學的知識來分析日本衰退的形成，根據IS-LM模型，一個負向的 IS沖擊向左移動IS和AD 曲線，引起 Y下降。
而日本IS 移動的原因不外乎以下三點：
1.股票市場崩潰。1989年12月29日，日經平均股價達到最高38915.87點，此后開始下跌，土地價格也在1991年左右開始下跌，泡沫經濟開始正式破裂。到了1992年3月，日經平均股價跌破2萬點，僅達到1989年最高點的一半，8月，進一步下跌到14000點左右。緊跟其后，日本地價也開始劇烈下跌，跌幅超過46%，房地產市場泡沫隨之破滅。
2.投資下降。
3.財政政策緊縮。正是為了主動戳破1985年簽訂“廣場協議”后非理性繁榮的日本經濟泡沫，1989年，日本政府開始施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戳破了泡沫經濟的同時，股價和地價短期內下跌50%左右，銀行形成大量壞賬。
從此以后日本陷入“流動性陷阱”，并極罕見的出現了“增長型衰退”。我認為，與其分析種種日本經濟現象，不如認真研究日本經濟較低增長率的根本性原因，就這一點而言，個人認為，按照產業組織理論，是沒有在此階段尋找到支柱型產業拉動經濟發展。而近些年日本經濟從中國的崛起中受益匪淺，中國廣闊的市場，低廉的勞動力，再加上由于日元貸款ODA給日本企業塑造的良好口碑和形象，使日本產品和企業在中國市場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為歐美同行所嫉妒。
同時我們要注意一點，日本經濟失去了二十年，但日本就真的不行了嗎？顯然并非如此，日本其實是在泡沫破滅之后開始了經濟的軟著陸，大部分年份日本經濟都有小幅增長，物價穩定，通脹率極低，居民生活水平也沒有像拉美經過債務危機后的大幅下降，而是穩步上升，經濟總量仍為世界第三，人均GDP在4萬美元以上，企業創新能力在世界上遙遙領先，可以說，日本經濟仍然是緊隨美國之后的第二大強國，不像中國經濟一樣，只是因為人口多，所以總量大而已，競爭力比之發達國家仍然難望項背
評論及思考
在觀察和思考了日本發生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后，可以總結出以下共同特點，作為借鑒：
經濟由繁榮走向非理性繁榮，投資者容易陷入“自我實現的預言”。
篇7
1.信用制度是虛擬經濟運行的基礎
虛擬經濟的發展要以信用制度的發展為基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信用的發展創造了虛擬經濟。從一定意義上說，虛擬經濟的運行領域就是資本市場。其實，資本市場和產品市場、生產資料市場的結構組成和運行機制原理相同。在資本市場中，市場的主體是資本持有者和資本需求者，交易的對象是資本，那么交易媒介是什么呢?在商品市場上，商品交易的媒介是貨幣，而在資本市場上，這個媒介應當是信用。只有有了信用這個媒介，它才能夠真正運轉起來。
2.虛擬經濟在信用擴張中產生和演變，虛擬經濟的產生是信用膨脹的結果
商品交易產生了信用關系，當以物易物的交易進化到以實物—貨幣—實物為主要運行方式的早期商品經濟階段，商品的賒銷和貨幣的借貸行為便逐漸普遍化，信用關系就成了商品交換行為的常見伴生物。貨幣作為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那時貨幣只是起到一個中介作用，經濟運行中的貨幣流通量的價值乘以流通速度于實物的價值是完全相等的。這便是“完全實體經濟”。隨著經濟發展，貨幣在以貨幣—實物(服務)—貨幣為主要運行方式的發達的商品經濟社會中經歷了信用化、資本化的過程。貨幣的信用化表現為自身完全沒有價值的貨幣符號(紙幣或票據)取代了自身具有價值的金屬貨幣，它具有與實物或實體經濟相互聯系、又相互分離的兩重性。但在金本位制中，不足值金屬幣和有含金量的信用券以足夠黃金儲備為擔保的，經濟運行中的貨幣流量依舊受到實體經濟的嚴格限制而與實物流量保持一致。在信用參與下，貨幣具備了支付手段的職能，開始了單方面的轉移。信用產生后，無價值貨幣符號為脫離于實物流量的虛擬經濟的擴張提供了可能。
3.信用滯后對虛擬經濟發展產生制約
我國當前虛擬資本還不發達，信用制度的滯后是阻礙其發展的重要原因。
(1)信用惡化引發信用過度膨脹，信用的過度膨脹導致泡沫經濟，而泡沫經濟加劇銀行企業的困境，甚至使經濟衰退。首先由于企業信用低劣，造成銀行貸款質量低下，存在大量呆賬、壞賬，銀行大量資金無法按時收回，資金周轉速度滯緩，相應加劇資金的需求，誘使銀行尋求高利率以獲得更高的收益。高利率促使銀行擴大信貸，從而放松對信貸質量的審查和可行性研究，貸款抵押品手段也非常軟弱，許多貸款以被高估的股票和房地產作抵押，實體經濟由于無法承受過高的銀行利率而使其正常資金需求受到極大抑制，銀行信貸的過度擴張是產生泡沫經濟的重要原因。當泡沫經濟迸裂時，又沿著相反的方向互動。當廣大民眾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失去信心，便會發生擠提，致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出現流動性危機，進而引發金融危機?？癸L險能力減弱，引發金融危機與經濟危機，致使經濟衰退。
(2)虛擬經濟的重要載體資本市場的發展受到信用環境不佳的制約。目前我國資本市場發展中最大的薄弱環節是債券市場，特別是企業債券的市場小得微不足道，市政債券市場還是空白。然而，社會的信用環境破壞使債券發行者不能取信于市場的投資者，債券市場更加難以發展壯大。我國的基金產業也因沒有完善信用保障的法律和制度體系難以成功發展。
(3)信用制度的空白與虛擬經濟發展的動蕩。虛擬經濟中虛擬資本是市場經濟中信用制度和貨幣資本化的產物，因此，沒有現代完善的信用制度，虛擬經濟的發展更加脆弱。尤其在我國，完善的信用制度尚未建立，在沒有完善信用制度的保障的條件下，金融市場迅速發展、膨脹，造成金融市場的動蕩。金融市場動蕩不僅會對實體經濟造成負面作用，嚴重時會直接影響社會的穩定。特別是當金融市場積累了大量泡沫時，其動蕩會導致對整個經濟的災難性后果，對國家的經濟安全構成威脅。
4.信用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現代經濟社會運行中必不可少的一環
而虛擬經濟是現代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現代經濟是信用經濟與虛擬經濟的緊密結合。在現代經濟中，商業、銀行、企業、國家信用的發展為虛擬經濟提供了不斷增長的貨幣支持，并為虛擬經濟的多倍膨脹提供了可能。紙幣、電子貨幣等作為信用貨幣，本身就是“虛擬”的；商業信用是生產資本之間在買賣商品時，以延期付款形式或預付貨款等形式形成的借貸關系。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基礎上產生并發展的。銀行以一定自有資金為信用保證，通過自己吸收存款發放貸款以及銀行網絡間非現金劃撥結算等基本業務使貨幣大大虛擬化、擴大化。在純粹信用貨幣本位制下，貨幣發行量更容易為中央銀行所控制，成為政策性的外生變量，國家通過貨幣政策通過實施通貨管理來促進本國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貨幣的過量發行更為可能。貨幣脫離了經濟運動中實物流量的限制，甚至突破了國家發行紙幣數量。這正是虛擬經濟實現虛擬增長的貨幣制度前提。隨著資本市場和信用的高度發展，大量的貨幣轉換為股票、債券等各種有價證券。短期流動資產如國庫券、人壽保單、承兌票據等也被人們接受參與流通，成為更廣義的貨幣。由于整個信用體系的高度發展和相互滲透，貨幣開始演變為一種代表一定價值、變現力較強的資產，而這種資產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它只是代表可以取得收入流量的權益憑證，日益無形化、虛擬化。貨幣范圍的日益擴大，使這些票證的發行者已參與到貨幣發行與創造過程中來，此時，銀行、國家已喪失了貨幣數量決定的壟斷權。加上金融衍生產品的出現，將信用資源充分利用。金融衍生品通過保證金資金杠桿將投資多倍放大，信用作為買賣中介的牟取價差者有抵御買賣期間市場風險的能力充分利用。投機交易額的巨大虛擬膨脹使得其所產生的虛擬經濟遠遠超越了實體經濟的規模，這就形成了“虛擬經濟”，而且成為當今世界經濟的主要特征之一。虛擬經濟的發展使信用更加擴大，資產價格進一步上升。信用擴大、資產價格上升使實體經濟的融資尤其是抵押貸款融資或直接融資更為方便，這將為實體經濟尤其是有發展潛力的實體經濟領域提供較好的資金支持，從而促其發展。虛擬經濟是一把雙刃劍，現代經濟中虛擬經濟發展使金融市場成為世界經濟中最活躍和機遇與風險并存的一個重要領域。虛擬經濟的適度發展會極大促進現代經濟的發展，但若虛擬經濟發展規模過大，完全脫離實物經濟而極度膨脹的時候，引發泡沫經濟，造成經濟衰退。
二、建立健全中國的信用制度
1.營造信用制度的軟環境政府作為市場的“守夜人”和監督者，在信用制度的建立中，自然而然要承擔起培養國人信用意識、制定法律規則、監督市場行為和培養相關人才的職責，為信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創造良好的軟環境。一是盡早制定、規范相關法律法規，為中國信用體制構建總體框架。由于當前這方面經驗上的欠缺，可以先用條例、規章的形式予以頒布。二是加速培養誠信文化。在美國和歐洲，信用體系建設已有100多年的歷史，誠信作為道德訴求也貫穿整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有信用暢通無阻，無信用寸步難行”的信用價值觀已經深入每個人的生活。建立健全信用制度，有形的制度建設與無形的制度安排不可偏廢。在建立信用體系的過程中，我們不僅要關注法規、程序等有形制度，而且也要非常重視倫理道德等無形制度對經濟個體行為的影響。三是要研究國外發達工業國家市場信用體系建立的經驗和教訓，結合我國現有的實際情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信用體系。四是要大力培養相關人才，使我國信用體系建設更加科學、規范。
2.加快產權制度改革誠信的基礎是產權
產權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給人們提供一個追求長期利益的穩定預期和重復博弈的規則，從而使人們自覺地遵守誠信原則。當產權不清晰或保護不充分時，人們則可能選擇做出利己損人的經濟行為，而這些行為的出現必然導致誠信成本的上升。因此，必須加快和深化產權制度改革，而推動產權制度改革的根本力量應當是市場。要通過構筑多元化產權格局與市場競爭格局，加快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培育更廣泛的市場主體和市場參與力量，通過多元化的市場主體的利益訴求來推動產權制度改革，從而促進信用建設。
3.建立信用評級制度如果把信用體系比做一條鏈的話，那么信用評級制度就是這條鏈的最后一環
這最后一環應由誰來建立呢?筆者認為應當依靠市場的力量，讓市場去選擇。有人曾經建議讓政府成為信用評級的主體，筆者認為有以下弊端：(1)政府和市場相比的低效率性不符合現代經濟發展的要求。(2)政府作為主體容易產生尋租和腐敗行為。(3)政府對市場信息有遲鈍性和滯后性。信用評級體制并非政府或某位經濟學家所制定的具有強制性的規范或條例，它會隨著市場發展狀況、消費者消費能力等一系列市場因素的變化而變化?？梢哉f，它是在資本市場中由信用需求雙方決定的，并非一成不變。可以肯定，美國現今的信用評級制度較20世紀80年代肯定有了很大的改變。但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并非無事可做，它要做的就是為信用評級市場制定進入門檻、行為規范，保障這個新興市場穩定、有序地發展。
篇8
［關鍵詞］房地產；金融化；過度繁榮；投資扭曲
一、日本上世紀80年代末房地產泡沫的特點
日本80年代末的房地產泡沫舉世聞名，以至于有人戲言日本經濟給世界留下的“財富”除了 經濟發展奇跡，還有房地產泡沫。 日本經濟在20世紀60年代開始迅速持續增長，到80年代已經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日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歷了三次主要的資產價格泡沫周期。第一次是20世紀50年代后半期； 第二次是田中角榮首相的“重塑日本列島”的復興計劃時期；第三次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 的平成繁榮時期，是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的一個經典案例。
為了克服日元大幅升值對日本經 濟的負面影響，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國家投資、私人投資和個人消費支出擴張為主的內需型增 長策略，掀起了一輪大規?；A設施與房地產建設的。①與此同時，在金融自由化和 金融 脫媒壓力下，銀行開始大幅增加對中小企業和個人抵押貸款，其中房地產被視為最佳抵押物 。在實體經濟缺乏投資渠道的情況下，企業和個人則開始大搞“煉金術”。在政府、銀行、 企 業和個人“三駕馬車”式的推動下，終于制造出史無前例的房地產泡沫。此次被廣為提及的 房地產泡沫事件，主要特點包括：
(一)泡沫巨大
在樂觀預期和投機作用下，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1984―1990年，日本6大 城市地價上漲21倍，年平均增長率達252%。1985―1990年，日本土地資產總額增長了2 4倍 ，相當于同期GDP增速的3 7倍；1990年末，日本土地資產總額達到15萬億美元，為同期美國 土地資產總額的5倍。
(二)泡沫具有鮮明的結構性特征
從房地產類型來看，是從商業地價上漲傳導至住宅市場； 在泡沫之前，商業用地價格漲幅始終高于住宅用地。從地區來看，集中在三大都市區，其中 又以東京地價上漲為導火索。東京地價從1983年開始上漲，然后傳導至大阪及名古屋，大阪 和名古屋分別于1984年和1985年啟動。
(三)跌幅大，持續時間長
1992年泡沫破滅之后，日本地價持續下降14年，直到2006年才有 所回升。2007年底，六大城市土地價格不及1991年高點的1/3；絕對價格也只相當于25年前 ，即1982年的水平。
二、美國此輪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的特點
美國此輪房地產市場波動的幅度，雖然與日本不可同日而語，但在其歷史發展上也是獨一無 二的。
(一)房價持續上漲脫離基本面
由于直接計算房價基本面，需要了解房地產市場供求曲線， 并花費大量篇幅說明所選用的參數和模型的合理性。因此市場更多是采用比率估值法。從美 國情況來看，全美房地產同業公會的“房屋購買力指數”（Housing Affordability Index, HAI）從2002年的131降至2005年的114，創歷史新低。同時，房價―租金比（Price/ Rent
Earnings, P/ E）則創歷史新高。根據IMF的計算，2004年，美國該指標比此前三十年的最 高點（1979年）高出10%。表明無論從購買能力指標，還是從房租收益角度，都已很難解釋 房價的漲幅。
(二)各地區房價上漲的同步性顯著增強
由圖3可知，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美國各地區房 價開始大幅攀升，同步性明顯增強。與以往更多受當地經濟影響相比，房價開始脫離各地實 體經濟約束，而更多受共同因素影響。
(三)全國名義房價首次大幅下降
由上圖可知，美國三大名義房價指數（N AR、Case-Shille r、OFHEO）在上世紀80年代都有過較大的波動，尤其是代表大中城市為主的Case-Shiller指 數下跌 超過6%。但次貸危機以來，代表全國情況的NAR和OFHEO指數首次環比大幅下跌，跌幅分別達 到7%、5%。
三、日本與美國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的共性
（一）經濟增長動力減弱，但仍想維持原有增長模式
日本的高速增長期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已經結束，但日本經濟的逆轉不是從上世紀70年代初 直接走向停滯 ，相反，在上世紀90年代的危機出現之前，日本經濟經歷了一個迸發出高度活力的時期，即 現在被 稱為泡沫的那段空前的繁榮。如下圖所示，從表面上看，是尼克松沖擊②和第一次石油危 機使日本經濟結束了其持續高速的增長期，但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起，日本經濟增長動力 已經開始減弱。
一是從日本自身經濟結構變遷看，日本經濟發展到了上世紀70年代便進入成熟期。理查德 卡茨（1 998）認為，1960―1979年間日本生產率的提高，1/3來源于生產效率的提高，其余的2/3來 自 產業結構轉型的動力，即資本、勞動力從農業轉向工業，在工業中則從紡織業轉向機械制造 業。進入上世紀70年代以后，不同產業間生產率的差距縮小了，轉型基本上結束，也就意味 著經濟高速增長的動力開始減弱。
二是從日本賴以發展的國際環境來看，上世紀70年代初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使日本經濟 開始面 臨根本性的轉折。正如高柏（1997）所指出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支持下的固定匯率和對資本 流動的嚴格控制，使日本政府可以采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促進經濟增長，同時用緊縮的財政 政策來控制通貨膨脹，避免了“蒙代爾一弗萊明”的三元悖論，從而得以獨立追求本國經濟 的高速增長。
三是從微觀層次來看，最顯著的一個現象是企業從實體經濟抽離。由于日本國內產業結構調 整困難，實體投資機會減少，金融投資成為企業利潤的重要來源，金融資產占比隨之迅速上 升。上世紀70年代后半期，日本非金融企業的金融資產與負債之比約為40%，1985年上升為8 5%，到1986年更是超過了100%，所籌集到的資金都被用于金融和房地產市場投機（高柏，19 97）。
從美國的情況來看，雖然美國先后經歷了上世紀80年代末的經濟衰退和2001年網絡泡沫破滅 ，但衰 退都比較溫和。與此同時，更大的風險是，美國開始進入“后工業時代”，經濟過度依賴房 地產和金融業拉動，未能確立新的經濟增長動力。
一是經濟房地產化，發展后勁不足。2002―2007年，美國房地產占有形財富比例從36%上升 至 38%；與此相對應，機器設備和軟件占比則從14%下降至11%。一般而言，房地產業的技術含 量較小，與生產力進步的相關性較弱，因此，非房地產部門的相對萎縮，一定程度上表明經 濟發展后勁不足（Posen，2009）。
二是企業成為凈儲蓄提供者。雖然歷次經濟衰退之后，企業都有一個資產負債表的修復過程 ，但2001年網絡泡沫之后，這種變化尤其明顯，企業儲蓄率上升最高，持續時間也最長（Br av，2003）。資產價格膨脹中企業投資意愿的持續低迷，與日本上世紀80年代的情況驚人的 相似。
（二）過度利用金融資源
從日本情況來看，在廣場協議簽訂和日元升值之后，日本沒能確定新的戰略性產業并進行重 大的結構性改革，相反，日本銀行采取擴張型金融政策，企圖依靠寬松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 長。到1987年2月，日本銀行已5次降息，將利率從5%降到了25%，并將此利率一直維持到1 989年5月，進入所謂的超低利率時代。在1987年10月美國股市暴跌（即著名的“黑色星期一 ”）后，日本進一步放松貨幣供應，1987－1990年的4年間，日本的貨幣供應量（M2+CD）年 平均增長率超過10%，比1981―1985年間的平均年增長率高出2個百分點。從微觀層面上看， 由于大企業融資脫媒化及金融自由化帶來的競爭日益加劇，銀行開始實施 激進的貸款行為。為了提高收益，銀行被迫向中小型企業和個人發放抵押貸款，且貸款傾向 于以地產或股票作抵押，使大量企業從實業轉向金融投機。不僅如此，銀行還給許多非銀行 金融機構（信用組合、住宅金融專業公司）大量融資，從而間接參與房地產投機，管理更為 混亂。
從美國的情況來看也是如此。受網絡泡沫破滅影響，為了防止衰退，美聯儲從2001年初以來 連續13次調低利率至2003年的1%，達到過去46年（自1958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并將該利率 維持了一年。寬松的貨幣政策促使房貸利率不斷下降，30年固定按揭貸款利率從2000年末的 81%下降到2003年的58%。
寬松的貨幣環境還伴隨量的擴張，并且這種量的擴張遠非伯南克宣稱的“全球儲蓄 過剩”（global savings glut）所能解釋。例如，上世紀90年代中期，美國經常賬戶逆差/ GDP約 為15%，到了1998―2007年間，這一比率上升至45%左右，而同期信貸年均增長量/GDP約 14 %，也即信貸擴張是新增經常賬戶逆差的5倍左右。因此，如果認為這只是金融機構起到了中 介作用，那就需要解釋為何乘數是如此之大。美國寬松的資金環境，顯然不是被動的吸收發 展中國家資金所致，而是主動的政策選擇。
（三）“房價不滅神話”的共識
上世紀70年代至2007年之前，美國的名義房價幾乎沒有下跌過，所以市場形成的“公理”就 是“房價永遠不會降”，道理很簡單，既然這樣的趨勢能持續這么多年，沒有理由這時候就 會停止下來。 而日本當年的情況只會更瘋狂。日本國土面積非常狹小，土地被視為最為可靠的財富，日 本民眾對房價上漲抱有極高預期。不但如此，日本在海外的投資也是“房價不滅神話”理念 的延續。在日元升值影響下，日本企業大批投資海外，但投資領域并非汽車或其他制造業， 而是集中在金融、保險與房地產業。海外收購中最著名的是三菱地產公司1989年收購了稱之 為“美國象征”的紐約洛克菲勒中心大樓，使美國輿論嘩然。日本人認為，這既是金融資本 的象征，也是其文化資本的象征。
四、與美國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的不同之處
（一）日本以企業負債為主、美國則以家庭負債為主
日本和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都是此前經濟增長模式的強行延續。日本經濟增長中，投 資占很大比例，此后的房地產泡沫中，企業是泡沫經濟的主要推動力。泡沫經濟中，1985― 1 992年，日本企業購買了凈值46萬億日元的土地，而家庭出讓土地的收入高達834萬億日元 ，企業是土地價格上漲的最主要推動者。與此相反，美國以消費拉動為主，家庭是負債主體 。因此，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延續了消費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同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差 異，對美、日兩國房地產過度繁榮后的經濟調整路徑有著直接的影響。
一是債務重整難度存在差異。一般而言，企業去杠桿化手段較靈活，包括增加收入、破產或 者兼并，還可以發行股票的形式去杠桿，退出機制較靈活。而家庭去杠桿化只有兩種可能： 一是增加收入，二是銀行勾銷不良資產。此外，家庭的消費習慣在短期內也很難改變。因此 ，理論上美國家庭去杠桿化所需時間更漫長。但從美國和日本的實際情況來看，卻并非如此 。一方面，由于日本獨特的經濟體制及社會理念，以及以銀行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使得日 本企業的破產、兼并事實上都較難進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僵尸銀行”、“僵尸企業 ”比比皆是，嚴重阻礙市場優勝劣汰機制的進行。另一方面，美國的銀行對住房抵押貸款并 無追溯權，一旦房價下跌過多，居民即采取以腳投票形式，放棄住房所有權。這樣的體制使 得銀行、家庭的資產負債表更具彈性，雖然波動大，但修復較快。
二是生產能力過剩較消費過度對經濟的影響可能更大。受投資收益大幅增加的刺激，泡沫后 期，日本企業在生產能力上也進行了大量投資，1987年增長了86%，1988年增長了166% ，甚至打破了經濟高速增長期的記錄。泡沫破裂后，日本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才消化了產能過 剩，成為泡沫破裂后經濟長期停滯不前的重要原因。與消費習慣變遷的困難相 比，設備投資更具不可逆轉性。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國房地產蕭條對經濟影響的嚴重程度應 比日本弱些。
（二）日本以銀行融資體系為主、美國以市場融資體系為主
美國的市場融資體系發達，由銀行等金融機構發起抵押貸款，然后出售打包貸款，資金來源 于二級市場，次貸危機的爆發也從二級市場開始。日本是主銀行制度，間接融資占主導地位 ，危機從房價下跌和抵押貸款壞賬開始。 兩者的融資體系迥異，但都爆發了嚴重的房地產金融危機。可見，次貸市場的發展和扭曲不 是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本質上都是在經濟增長動力減弱時，仍過度利用金融工具，導 致房地產市場過度繁榮，由此帶來經濟主體的過度負債和此后實質意義上的“次貸”（還款 安全邊際下降），并危及整體實體經濟的平穩運行。事實證明，任何一種金融模式，都無法 克服金融體系內在的不穩定性。
五、結 論
從日本和美國的比較來看，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兩個結論：一是經濟增長動力減弱之際，而又 過度利用金融資源，通過房地產市場制造虛假繁榮，經濟將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二是次貸 市場的發展和扭曲不是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現代金融體系下，房地產市場放任自由 的發展，其后果往往是投機盛行和被過度金融化，從而導致經濟主體過度負債和此后實質意 義上的“次貸”，并危及實體經濟的平穩運行。
我國尚處在城鎮化過程中，房地產市場比美國以及當年的日本更為復雜。但從房地產市場發 展的經驗來看，我國似乎也開始具備這樣的跡象，即經濟增長動力減弱又過度利用金融資源 。因此，當以日本和美國為前車之鑒，通過制度性改革，建立房地產市場平穩發展的長效機 制，改變經濟過分倚重房地產業的狀況，積極培育新的增長點，從戰略高度及早實施經濟結 構的調整。
注 釋：
①1987年，作為綜合財政政策的一部分，大東京地區的地方政府上馬了3個大規模的城市發 展計劃，這些計劃不僅刺激了地價的上漲，同時也使擁有土地企業的股票價格上升。而景氣 的繁榮使更多的企業、機關在大城市設立辦公地點，掀起了樓房建筑熱，使土地價格更是直 線上升。
②為擺脫越戰期間美國社會失業、通脹以及國際收支赤字的困境，減緩大量黃金外涌的危 機，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宣布實行“新經濟政策”，包括停止美元兌換黃金、征收10％ 的進口附加稅等，導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對日本的影響最為嚴重，故被日本金融界稱之 為“尼克松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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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prosperity of Real Estate Market: Comparison b etween Japan and U.S.
Ge Ying
Abstract：Two conclusions could be drawn from the comparison be tween real estate
boom which happened in the late 80s in Japan and United States. First, the boom
of real estate is always caused by excessive use of financial resource when the
economic growth was abating. Second, the development and skew of subprime marke t isn't the root of mortgage crisis in United States. The instability of financi al system is endogenous. In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real estate could be excess ively financialized if without any control, which will further lead to excessive
speculation and over-indebtedness of economy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substantiv e“subprime mortgage" and instability of real economy.
篇9
關鍵詞：房地產泡沫；國際比較；防治措施
一、前言
對于泡沫一詞，根據前美國經濟學會會長金德爾伯格的定義，它是指一種或幾種資產價格在一段時期內連續地陡然地上升，引發投資者產生在未來獲得收益的預期，從而投入大量投機資本，最終使價格飚升脫離其價值而形成的一種經濟狀態。
所謂房地產泡沫是指由房地產投機等因素所引起的房地產價格脫離市場基礎的持續上漲，也就是土地和房屋價格極高，與其市場基礎價值不符，雖然賬面上價值增長很快，但實際上很難得到實現，形成一種表面上的虛假繁榮。
本文從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原因入手，對美國、日本和東南亞房地產泡沫進行了比較，并提出了房地產泡沫的防治措施，希望能對我國不斷升溫的房地產熱潮有所警示。
二、房地產泡沫的國際比較
（一）美國的房地產泡沫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曾發生過由于房地產泡沫而引發的危機。最初發生問題的金融機構集中在主營房地產存貸款業務的儲貸會，其后波及到商業銀行。儲貸會在美國有相當數量的資產額。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一度逼近商業銀行的40%，住宅抵押貸款市場份額達到商業銀行兩倍之多，是美國金融市場的重要力量。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的戰后繁榮時期中，在國家優惠政策推動下，儲貸會一度發展極為迅速。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隨著金融自由化逐步推進，其他金融機構加入競爭行列，各種條例的取消也使儲貸會喪失利率優勢，支付能力不斷下降。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房地產價格大幅度下跌，房地產客戶違約率從1988年2.25%猛增到1990年6.54%，因而形成大量銀行不良資產，專門從事房地產的儲貸會則普遍陷入嚴重困境之中。到80年代中期，商業資產供給超過了需求，在德克薩斯州城市里空房率達20%甚至30%，導致房地產價格急劇下跌，其中以西南部各州為甚，致使從事房地產抵押貸款業務的儲貸機構貸款損失慘重。
從2000年開始，股市“泡沫”破裂和經濟衰退導致近40年來最低的利率和低收入增長率，美國房地產價格增長率出現了與房主收入增長率相反的趨勢，房地產“泡沫”有所上升。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在2002年曾否認房地產“泡沫”的存在，但許多經濟學家則認為美國房地產“泡沫”其實很大。目前正在襲擊世界經濟的美國次級房貸危機充分應證了當初一些經濟學家的正確判斷。
（二）日本的房地產泡沫
日本地價偏高的問題一直存在，隨著日本經濟在二戰后的復蘇，日本的地價尤其是城市地價也以驚人的速度上漲。1955年到1980年的25年間，日本城市地價的年最高增幅達到42.5%，年漲幅超過20%的次數就有8次。一項關于地價指數與價格指數之比的考察表明，1986年日本地價指數與物價指數之比大約是1956年同期的25倍。從1986年開始，日本經歷了戰后最嚴重的一次地產價格膨脹，漲幅驚人。到1987年末，日本全國的地價總額已經折合美國地價總額的4倍。到了1990年地產泡沫破滅前夕，日本地價指數與物價指數之比在短短四年內迅速攀高至1956年的68倍。
日本此次地價泡沫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原因，一是日本20世紀70年代逐步開始推行的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使日元利率自由化的舉措；二是日本對金融貨幣政策的調整為地產泡沫的出現提供了便利；三是因為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土地量最少的國家之一，整個國家對于土地和房產都有一定的心理偏好，以土地或房產的方式保有財富也是泡沫出現于房地產業的重要心理基礎。
1990年，日本的地產泡沫由于政府干預等原因開始破滅，房價大幅回落。這次地產泡沫破滅對整個國家的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投機于房地產的企業大量陷入財務危機，各金融機構由于貸款難以回收和持有的地產抵押貶值，紛紛倒閉。這種混亂的局面最終造成了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低迷。
（三）東南亞的房地產泡沫
有關專家認為：銀行信貸擴張在東亞國家和地區房地產泡沫的形成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東亞金融危機中具有代表性的泰國、馬來西亞以及香港地區的銀行信貸與房地產泡沫危機表明：銀行信貸在房地產業的過度擴張不僅是造成房地產泡沫的重要原因，而且在泡沫崩潰和經濟、金融危機中也起了同樣重要的作用。
東南亞各國在十幾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中，房地產價格暴漲，吸引了大量資金涌向房地產部門。據統計，泰、馬、印、菲的金融機構投放到房地產的資金占其貸款總額的比例分別為50%、29%、20%、11%。隨著市場的逐漸飽和，房地產日益暴露嚴重的供過于求現象，大量樓宇閑置。泰國房屋空置率高達20%，菲律賓為15—20%，印尼為18%，馬來西亞的數量也不少。房地產價格下降，房地產泡沫開始破裂，直接的后果是銀行的呆賬、壞賬大幅度增長。房地產危機導致銀行危機，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遭受極大破壞。因此，消除導致泡沫經濟的深層因素，力戒發生泡沫經濟，是處于經濟發展和開放的國家應引以高度重視的問題，不可掉以輕心。
三、國際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共同原因
通過對美國、日本和東亞等國家和地區房地產泡沫的比較分析，各個國家的房地產泡沫形成的共同原因，主要有政府宏觀調控失誤、銀行貸款的過度支持、寬松的金融環境和過剩的國際資本流動等。
（一）政府宏觀調控失誤
政府行為對房地產泡沫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在土地市場不成熟及相應經濟體制不完善的條件下，所采取的政策存在局限性。另一方面是在土地供給有限和市場機制不完善的情況下，容易滋生權力尋租現象，為房地產泡沫的形成提供了溫床。不論是何種情況的調控不當，都容易引起泡沫現象。例如以“政、官、財”一體化為特點的日本政府在經濟泡沫化過程中采取種種政策將國家發展目標從實體經濟轉向金融業，原來應該投向物質生產建設的資金也轉而流入金融投資領域。政府的誘導、投資者的沖動與金融機構本身存在的內部不完善結合在一起。在政治、企業、社會三種力量的推動下，房地產投機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二）銀行貸款的過度支持
由于房地產業是資金密集型行業，開發商僅僅依靠自有資金是遠遠不夠的，其開發資金主要來源就是銀行貸款。但金融支持過度，大量的資金涌向房地產市場，就會不斷堆積金融風險，給泡沫的產生埋下了隱患。在這方面表現最為明顯的是東南亞國家。在沒有建立有效的銀行監督和立法機構的情況下，許多銀行或是直接貸款給房地產等高回報率的領域或是通過控股、參股方式將資金變相投入房地產公司。這些資金的流入使房地產價格極速膨脹。
（三）寬松的金融環境
寬松的金融環境為房地產泡沫的產生提供了溫床?？v觀各國房地產泡沫產生的原因，會發現其中或多或少都有金融環境的因素。例如美國國會在1980年通過的《放松管制和貨幣管理法案》中有關取消利率最高限度、放松資金來源、允許各種帶息支票存在、同意各類存款機構分區域交叉等決定，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金融業的發展，但是也為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四）過剩的國際資本流動
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以為資源在全球范圍內的合理配置提供渠道；另一方面，錯誤的經濟信號將誤導大量的國際游資在國際間流動，則可能會成為國際游資流入國出現資產泡沫的原因。房地產泡沫在這種條件下，就會被進一步放大。
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和人民幣的升值，相應的中國的資產價格相對于國外資產價格也有很強的上漲預期，所以流入中國的投機資本很多投向了房地產市場。例如我國2004年的外匯儲備余額達到6099.32億美元，其中后三個月外匯儲備猛增954億美元，幾乎占到全年增加額的一半。然而，這三個月的貿易順差總和卻僅僅只有280.7億美元。這增加的外匯儲備大部分流向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而反過來，不斷上漲的房地產價格又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過度的投機造成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這是一個正循環的強化過程。
四、房地產泡沫的防治
房地產作為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直接關系到整個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穩定發展。目前我國正處在房地產業高速發展的最佳時期，因此，吸取國際房地產泡沫的經驗教訓，預防和減少我國房地產泡沫必須采取相應的防治措施。
（一）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防止政府調控失誤
房地產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是舉足輕重的。因此，政府應該對該行業進行干預。宏觀經濟形勢和政策背景的改變，對房地產的影響往往是巨大而深遠的。單一的應對措施往往無能為力，所以政府要采取控制通貨膨脹、保持稅收政策的穩定性、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控制，建立完善的風險控制系統等一系列綜合措施。
（二）加強對銀行的監督管理，防止銀行貸款的過度支持
推動房地產泡沫產生的資金，絕大部分都是從銀行流出的。因此，必須加強對銀行的監管，包括銀行資本充足率、資金流動性、風險管理與控制能力等。這個過程中我們還要結合其他的措施來預防房地產泡沫。比如加強對房地產價格的檢測和調控，公開盡可能多的市場信息，減少市場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對稱情況，設計合理的土地稅制來控制土地投機，比如土地增值稅、土地閑置稅等等。與此同時，必須大力發展多元化的房地產金融市場，形成具有多種金融資產和金融工具的房地產二級金融市場，以分散銀行信貸風險。
（三）規范房地產融資行為，防止低利率形成的寬松金融環境
規范房地產融資行為，嚴格審批房地產貸款。資金是房地產投資過熱的資本來源，控制了源頭就從根本上控制了房地產行業的投資過熱。因此金融機構要合理有效利用金融手段來進一步規范房地產融資的行為。
嚴格審查住房開發貸款發放條件，切實加強住房開發貸款管理。強化個人住房貸款管理，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發放個人住房貸款。規范個人商業用房貸款管理。
（四）警惕過剩的國際資本流動
在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高投資率以及大力吸引外資的經濟增長模式要求有一套合理的資金流向監管措施，以防止國際短期投資的投機性涌入。
加強對外資的監控，主要應采取以下的措施：要以外資直接投資為主，間接投資為輔，以長期外債為主，短期外債為輔，控制外債的總規模；控制外債的投向，鼓勵外資投向技術領域，嚴格限制外商投資房地產和金融資產的規模；在引進外資的同時，還應調整本國的產業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提高生產能力，提高抵御外資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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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1996年我國的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包括國有、集體、股份、外資、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總數一共有五十萬六千四百多家，其中大型企業有7057家，占總數的1。3％，中型企業有16870家，占總數的3。3％，小型企業有482518家，占總數的95。3％。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同其它所有制類型企業的規模結構相比較，具有明顯的趨向大中型化的特征。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共有86982家，僅占全國工業企業總數的17％，其中大型企業有4946家，占我國全部大型工業企業總數的70％，中型企業有10817家，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數的64％，小型企業有71219家，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數的14％。由此可見，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同其他所有制類型的企業比較，具有明顯的規模優勢，構成了我國大中型工業企業的主體，是我國實現國民經濟現代化的主導力量。
從工業產值方面進行考察，1996年，我國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總產值為27289億元，占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總產值的43％，其中國有大型企業的總產值為17282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7。5％，占我國全部大型企業總產值的69％，國有中型企業的總產值為5227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8。3％，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總產值的54％，國有小型企業的總產值為4779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7。6％，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總產值的16。7％。1996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所創造的增加值為8742億元，占我國全部工業企業創造增加值的48％，其中國有大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工業增加值的33％，占全部大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76％，國有中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中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57。8％，國有小型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占我國全部小型企業創造增加值的17。6％。我國國有大中型企業的重要地位，不僅體現為在我國工業產值所占的比重，而且更為明顯地體現在創造的增加值方面，包括職工工資、社會福利、資本積累和上繳利稅等，國有工業企業創造的增加值比重，明顯超過其創造的產值比重，不僅體現了國有企業對全社會的巨大貢獻，而且也體現了具有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相比之下，我國集體工業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96年占全國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30％和28％，股份制經濟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5。2％和％5。2％，外商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19。49％和8。5％，港澳臺企業創造的產值和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8。57％和7。32％，除股份制企業的創造增加值比重，與產值比重大體持平之外，集體、外商和港澳臺企業的創造的增加值比重，均明顯低于其產值所占的比重。①
根據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的統計數據，我們可以對不同所有制類型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進行比較分析。1995年，國有大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大型企業的比重為73％，三資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11％，集體大型企業所占的比重為8。2％，其中鄉鎮大型企業所占比重為3。3％；國有中型工業企業的數量，占全國中型企業的比重為66％，三資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7。8％，集體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21％，其中鄉鎮中型企業所占比重為8。5％；國有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1％和69％，中型企業分別占20％和16％，小型企業分別占18％和14％；三資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27％和32％，中型企業分別占9。6％和8。7％，小型企業分別占63％和58％；集體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6。2和6。3％，中型企業分別占13。6％和12。7％，小型企業分別占80％和81％；鄉鎮企業創造的總產值和增加值中，大型企業分別占4。6％和4。8％，中型企業分別占10。4％和9。9％，小型企業分別占85％和85％。從上述數據中可看出，國有企業的生產集中程度和規模經濟水平，遠遠高于其它所有制類型的企業，體現了國有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集體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較低，主要因大批鄉鎮企業的平均生產規模較小，城鎮集體企業的平均規模高于鄉鎮集體企業，三資企業的平均規模則介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之間。②
二、“二元”分化趨勢及負面影響
盡管我國的國有企業的大中型企業，構成了國民經濟的主體和中堅力量，但是，其規模經濟水平和生產集中程度，同西方工業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著很大差距。英、美等國國實現工業化過程中，一般呈現企業規模大型化和生產集中化的趨勢，但是，近年來，我國出現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趨向分散化的態勢。這種趨勢的形成有許多的經濟原因，其中包括鄉鎮、私人、三資企業的迅猛增長，國有企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不斷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從93年以來，隨著國有企業所占的經濟比重不斷萎縮，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的趨勢加劇，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均面臨嚴重困難，其它各類企業的虧損面也呈擴大趨勢，私人、鄉鎮、三資企業集中進入的產業，多屬于所需投資較少和企業規模較小的領域，特別是生產過剩的輕紡、家電制造行業，從而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必然產生嚴重的社會負效應，包括企業經營困難和虧損狀況不斷惡化，職工下崗大幅度增長影響社會穩定，銀行債權和政府稅源遭受重大損失，等等。因此，對于企業的規模結構與所有制結構的變遷，及其對社會經濟效益的種種影響，我們有必要深入研究來龍去脈以及治理對策。
解放前，我國的私人企業的資本積累速度很慢，難以充分利用規模經濟加速工業化進程。期間，我國利用公有制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優勢，迅速建立了一大批大規模工業企業，大大提高了許多行業的生產集中程度，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八十年代，我國推行了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政策，鄉鎮、個體和外資企業迅速增長，工業的規模結構開始呈現小型化趨勢。我國大中型企業在工業產值中的比重，從1971年的51％，逐漸下降到1986年的42％。有人認為上述趨勢不符合西方工業化的一般規律，應該采取組建大企業集團等措施加以糾正。實際上，我們應該辯證地看待上述規模結構小型化的趨勢。我國的工業化過程明顯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美國的工業化早期，私人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而生產分散，經歷了數百年的漫長工業化歷程，企業規模和生產集中才達到很高的程度。我國通過計劃經濟建立了一大批大型企業，有利于利用規模經濟加快工業化的進程，但是，社會資源利用過于集中于少數大企業，不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發展經濟，因此，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存在某些合理性，有利于調整輕、重工業的比例關系。八十年代，我國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趨向小型化的同時，各類企業的規模經濟水平仍不斷擴大，特別是大中型企業的數量也迅速增長，從1981至1987年，大中型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96倍，全部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數量增長了1。29倍；化工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26倍，機械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2。34倍，建材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46倍，紡織行業的企業平均產值規模擴大了1。16倍。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結構規模的小型化，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發展造成太大影響，無論從固定資產、銷售收入或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工業仍然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從1980至1988年間，國有工業企業的固定資產增長了134％，企業平均固定資產規模增長了102％，國有企業的銷售收入增長了172％，企業平均銷售規模增長了133％，國有企業創造的利稅總額增長了95％，企業創造的平均利稅規模增長了69％。八十年代，政府對鄉鎮、三資企業實行了優惠政策，包括“三減兩免”的稅收優惠和定價、投資等方面的自，鄉鎮、三資企業的競爭能力相對較強，其增長速度也明顯高于國有企業，因此，許多人認為國有企業的活力不足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實際上是不全面的。國有企業的基數遠遠超過鄉鎮和外資企業，因此增長速度略低于其它類型企業是自然的，正如中國國有企業的增長速度遠遠超過西方企業，人們往往將其歸于基數不同而不是所有制方面的原因。80年代，國有企業不僅產值和利稅增長較快，而且虧損也保持在較低水平上，虧損額同利潤額的比例長期低于10％。1991年，我國國有工業企業的全員勞動生產率，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56％，國有企業職工人均創造的利稅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158％，國有企業職工人均上交利稅費總額，比較集體工業企業高出220％。由于企業承擔稅收負擔的微小差別，就能對激烈的市場競爭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國有企業在稅負非常不平等的條件下，其銷售收入和實現利潤仍能大幅度增長，技術水平和全員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不僅為職工提供了大量福利和社會保障，而且從未發生過職工下崗和停發工資現象，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保持很低的水平，這說明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實際上很好，僅僅因不平等競爭發展速度相對緩慢，絕不應理解為活力不足和效益低下。③
八十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并未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是因為盡管規模結構出現了“二元”分化，仍然較好協調了各類企業之間的關系。由于我國的經濟改革采取了漸進方式，逐步擴大市場調節的范圍的同時，仍然保持了重大比例的計劃調節，因此，國民經濟始終保持了均衡的順利發展，從未出現重大的經濟比例失調現象，從宏觀上保證了各類企業的良好經濟效益。我國堅持了公有制企業的主體地位，政府容易協調國有、集體企業之間的關系，采取政策措施干預緩解彼此矛盾，國有、集體企業職工的分配比較平等，職工收入增長保證了旺盛的市場需求，彩電、冰箱等消費品行業雖超高速增長，89年宏觀緊縮之前從未出現過滯銷。八十年代，我國還實行了“有保護的漸進式對外開放”，引進外資時規定外銷比例出讓市場很少，87年三資企業占工業產值的比重不到2％，適度競爭沒有沖擊國內的民族工業企業，反而通過示范效應激發了國有企業的活力。當然，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對國有企業的效益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主要是鄉鎮中小型企業的數量增長過快，僅鄉辦企業就從77年的13萬家，迅猛增長到87年的24萬家，遠遠超過了國有企業數量的增長速度。鄉鎮企業集中進入盈利高的制造行業，導致了這些行業出現了市場過度競爭。例如，87年以前紡織行業的經濟效益很好，86年行業資金利稅率為22％，超過了20。4％的工業平均利稅率，但是，到了1988年下降為19％，略低于20。5的工業平均資金利稅率，90年代在生產過剩和產品積壓的情況下，各地仍在不斷創辦新的紡織企業，盡管許多中小企業利用淘汰的落后設備，仍能利用稅收優惠和地方保護主義生存，最終導致了紡織行業全行業的嚴重虧損。
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工業的規模結構的變化趨勢，具有更為明顯的“二元”分化特征。從整體工業來看，企業的規模結構更為趨向小型化，生產集中程度更為趨向分散化。這一時期我國整體工業規模結構的變遷，同工業企業所有制結構變化有密切關系。92年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來，我國的改革開放步伐大大加快，個體私營經濟和外商獨資獲得了高速發展，迅速在國民經濟中占據了相當大的比重，1991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所占比重為4。8％，1995年迅猛增長到了15％，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比重，也從為91年的不足5％增長為95年的13。2％，國有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則從1991年的56％，下降為1995年的32％，集體企業所占的工業比重變化不大，僅從91年的33％增長為95年的35％。1995年，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數量為568萬家，占全部工業企業數量的78％，集體企業和國有企業的數量分別占19％和1。2％，但是，國有企業的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32倍，相當于集體企業的12倍，集體企業的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11倍。八十年代，我國的工業企業的所有制結構的特點，是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占絕對優勢，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微不足道，從92年以來，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迅速下降，而個體私營經濟和外資企業則迅速上升，已占全部工業產值的三分之一左右，個體私有企業的平均規模大大小于國有企業，從而加劇了整體工業的規模結構的小型化趨勢。④
90年代，隨著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的加劇，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出現了大幅度下降，特別令人擔憂的是，90年代國有企業面臨經營困難的性質，同80年代相比也有了較大改變。80年代初，由于“”和“洋躍進”造成的困難，國有企業的虧損面曾經高達20％，但是，通過改革搞活和結構調整，82年下降到了12％，85年下降為9％，88年為10％，特別是國有企業的虧損率比較低，即虧損總額占利潤總額的比重較低，82年虧損率僅為7％，85年為4％，88年為8％。1988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為891億元，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水平，而虧損額僅為81億元。9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企業的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以及國有企業所占工業產值比重的下降，直接導致了國家宏觀調控能力的下降，許多行業生產過剩和重復建設的狀況加劇，對國有企業的效益產生了明顯的負面影響，其它各類工業企業也出現了效益滑坡。1995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665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167億元，下降幅度達到20％，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639億元，，比較上一年上升了157億元，上升幅度達到32％。1996，國有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總額為412億元，比較上一年下降了253億元，下降幅度達到38％，國有工業企業的虧損總額為790億元，比較上一年增加了151億元，上升幅度達到23％，甚至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利潤與虧損相抵凈虧損378億元，國有工業企業的利稅總額，也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下降，下降金額達到137億元。當前國有企業面臨的緊迫問題，已不是80年代的相對活力不足，而是大規模破產的嚴峻生存威脅。1996年，國有工業企業的利潤總額，比較1988年下降了64％，虧損總額卻比88年上升了9。7倍，虧損面比88年上升了358％，虧損率比88年上升了12。8倍。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包括“抓大放小”和企業改制，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繼續呈現不斷惡化的跡象。1998年，在國內景氣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國有工業企業的經濟效益，進一步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98年1至4月份，預算內國有工業的實現利潤為負112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總額為339億元，比較上一年同期增加了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國有工業企業的上繳稅金也首次出現下降，比較上一年同期下降了1。6％。盡管從國有企業創造的凈產值率和利稅率來看，國有企業的效益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三資企業，但是，倘若國有企業的嚴重虧損狀況持續下去，在市場經濟的激烈競爭環境中，不可避免將面臨大規模破產的生存威脅。⑤
為何80年代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沒有對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造成很大影響，而90年代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卻出現大幅度滑坡呢？關鍵問題是“二元”結構的實質內容，90年代同80年代相比出現了較大的變化。80年代，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小型化和分散化，主要是城鄉集體工業企業的迅速崛起造成的，城鄉集體企業仍然屬于公有制企業，能夠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和政府扶植，同時必須接受政府的監督和政策指導，因此，政府比較容易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協調“二元”結構利益矛盾和分工關系，例如，80年代初城市紡織工業同鄉鎮紡織工業，出現了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矛盾，后來政府通過產業政策和計劃調節，較好協調了兩者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分配，保證了80年代我國紡織工業獲得良好效益。80年代，我國國有企業改革以經營責任制的創新為主，重新明確界定國有與企業的責、權、利關系，重點放在調動社會各方面特別是職工的積極性，有效促進了生產力發展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企業產權改革則通過長期試點逐漸積累經驗，避免因產權關系急劇變遷引起經營秩序混亂。八十年代，我國對外開放非常注意保護民族工業，引進外資大多采取合資、合作的形式，政府容易監督管理數量較少的合資企業，因此，合資企業不僅沒有對民族工業造成沖擊，而且還通過示范效應傳播了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80年代我國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結合較好，我國工業企業的“二元”規模結構，沒有影響國民經濟的有比例協調發展，輕紡、冶金、機械、電子等行業均順利發展，國有、集體和中外合資企業均呈現高速增長，各個社會階層的收入和購買力也不斷提高。92年以來，我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熱潮中，沒有正確總結80年代改革的成功經驗，出現了忽視市場調節盲目性弊病的傾向，甚至出現了泡沫經濟的投機過熱現象，導致了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消耗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源，必然引起企業經濟效益惡化的連鎖反應。80年代初輕紡消費品工業落后的情況下，工業規模的小型化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后來輕紡工業經過高速發展市場接近飽和，需要進行產業調整和加強經濟基礎領域，促進經濟協調發展以彌補泡沫經濟損失，矯正泡沫經濟過熱造成的嚴重經濟失衡，但是，國有經濟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消弱了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能力，難以采取有力措施矯正比例關系失調。從92年至95年的短短三年中，個體私營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3倍，外商和港澳臺資工業企業的產值比重增長了5倍，政府難以對私營和外商企業進行有效監管，也難以協調各類企業之間的分工和利益關系，私營、外商企業不愿進入投資大的基礎產業，大量進入80年代末市場接近飽和的加工行業，特別是紡織、輕工、家電等消費品制造行業，大大加劇了重復投資和生產過剩現象，消費資料和生產資料市場均陷入疲軟，工業規模結構和經濟效益也不斷惡化，企業破產和職工下崗現象日趨嚴重，社會各個階層的收入差距也顯著擴大。許多人認為私營、外資企業的產權明晰而且效率高，國有企業的產權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這種觀點是不全面的，盡管國有企業的效益水平確實比以前顯著惡化，但是，其單位產值創造的增加值和利稅總額，仍然大大高于私營、鄉鎮和外資企業，如根據95年工業普查的統計，國有企業單位產值創造的全部稅金，超過集體工業企業150％，超過私營工業企業330％，超過外商及港澳臺資工業企業160％。
九十年代以來，個體私營和外資企業的比重迅速上升，國有企業的工業比重卻大幅度下降，已造成了工業規模結構小型化和生產分散化，倘若國有企業因嚴重虧損出現大規模破產，我國工業規模結構的“二元”分化將極大加劇。如上所述，國有企業構成了我國大中型企業的主體，占全國大中型企業占60％至70％，包括小企業的國有企業平均產值規模，相當于個體私營企業的一百多倍，不僅技術裝備和管理水平更為先進，對職工、財政和社會的貢獻也更大。近年來，各地缺乏有效的改革辦法扭轉國有企業困境，紛紛廉價出售和拍賣困難國有企業，甚至從出售小型企業發展到中型企業，但是，這種辦法并未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反而導致了國有企業效益的進一步滑坡，原因之一是工業規模結構“二元”分化加劇，個體私營和港澳臺資企業的規模較小，不愿意進入投資大的基礎工業領域，特別是建設周期長的社會基礎設施，集中進入生產嚴重過剩的加工工業，加劇了重復建設和產業結構不合理，實力雄厚的跨國公司具有巨大規模，能夠不惜代價甚至忍受長期虧損，全面爭奪我國關鍵產業的市場控制權，采取先合資后控股的辦法收購國有企業，這樣國有企業受到來自兩方面的夾擊，無論是中低檔消費品和高科技產品，國有企業擁有的市場份額都急劇萎縮，加上不公平的競爭環境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私營和外資企業的稅負遠遠低于國有企業，上述因素造成了國有企業效益進一步惡化，反過來加劇了“二元”分化和經濟惡性循環。80年代我國改革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促進了社會各階層收入的不斷增長，但近年來，卻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三個不利于”現象，大批工廠設備閑置和職工紛紛下崗，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社會財產和收入差距出現了顯著擴大。隨著企業規模和所有制結構的“二元”分化，私營、外資企業的比重會進一步上升，私營、外資企業普遍采取各種途徑逃避稅收，大批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根本不交納稅收，政府進行稅收監管的難度大、成本高，從而可能造成政府財政稅收滑坡或增長緩慢，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觸發財政危機的覆轍。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數據，俄羅斯的國有企業推行大規模私有化后，97年有50％的私有化企業陷入虧損，有25％的私有化企業實際已經破產，80％以上的私有化企業有嚴重逃稅的行為，還有相當多地下經營的私營企業從來不納稅，97年企業上繳稅收不到財政預算一半，俄政府因稅源萎縮出現了嚴重的財政危機，甚至軍隊發工資也需依靠舉借高利息外債，正成為醞釀一場新的金融風暴的發源地。當前，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國有企業面臨的嚴峻形勢，以及即將產生的一系列社會經濟負面影響，包括導致產業結構和企業規模結構的惡化，加劇宏觀經濟波動和政府調控困難，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國家稅收減少和銀行貸款壞帳增長，等等。
三、協調“二元”結構關系有效改善經濟效益
近年來，我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行國有企業改革，包括“抓大放小”、企業改制、破產兼產、產權重組等等，在推動企業走向市場方面取得了積極效果，但是，從整體上來看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并未緩解，而且效益滑坡趨勢還有繼續惡化的跡象。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戰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關系經濟命脈的大中型企業，同時對數量眾多的小型企業放開經營，實行多種形式的改革如改制、重組、出售、承包等等。“抓大放小”改革已經實施了多年，促進了許多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一定程度上增強了競爭活力，但是，令人感到困惑的是，無論國有大中型企業或小型企業，經濟效益依然持續下降，98年實現利潤甚至出現了大幅度滑坡。許多人認為對國有小企業放開經營，就能像鄉鎮、三資企業一樣具有競爭活力，實際上鄉鎮、三資企業的相對競爭活力，也來自國有企業為保證經濟協調發展所作的貢獻，包括服從了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上繳大量財政稅收和承擔各種社會義務等等，當前我國面臨著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需求萎縮，“二元”結構加劇了比例失調和生產過剩，這種情況下不應簡單強調依靠市場調節，放開經營和推向市場并不能搞活國有企業，反而可能導致企業效益和社會失業進一步惡化。長期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了復雜的分工合作關系，大型企業需要依靠眾多中小企業進行配套生產，國有企業之間的經濟聯系遠遠超過其它類型企業，這樣有利于協調利益關系和降低交易成本，單純抓少數大企業不利于整體上搞活國有企業，倘若國有小企業因銷路不暢而被迫轉產或出售，經濟擴張時期大中型企業會失去合作伙伴，因無法組織配套生產喪失市場或被迫重新建廠。一些地方出現了大中型企業被政府管的“過死”，而小型企業卻過于“放任自流”的傾向。八十年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益一直良好，這說明國有企業的數量多并非是困難原因，政府的適當監督和計劃協調有利于企業經營，關鍵是明確界定政府與企業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協調不同規模國有企業的分工關系和利益矛盾，并且隨著市場變化和企業經驗積累逐漸調整，防止政府對企業的“過多干預”或“放任自流”。
許多國有大中型企業通過實行股份制改造，廣泛籌集社會資金加快技術改造，促進轉換經營機制和提高經濟效益，特別是擴大了企業利用規模經濟的水平，但是，這種改革形式要求企業具有良好效益，否則難以吸收廣泛來源的社會資金，許多地方紛紛對困難企業進行“包裝上市”，這種辦法欺騙了股民必然影響社會穩定。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試點也進行了多年，取得了一些成效如降低資產負債率，但是，這種改革形式的適用范圍也有局限性，如吸收多元化投資一般僅適合效益良好的企業，不少地方反映未能明顯改善國有企業困難，一些企業甚至還要求退出改革試點。許多國有小型企業推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取得了籌集資金和調動職工積極性的效果，但是，不少地方具體操作辦法往往很不規范，甚至以剝奪勞動權利來威脅強迫職工入股，有些企業通過籌集資金暫時緩解了經營困難，但是，后來因經營不善或市場疲軟再次陷入困境，不少職工的長期積蓄也因此遭受了損失。近年來各地雖然采取了上述多種改革形式，仍然未能有效制止國有企業經濟效益的惡化，于是各地紛紛出現了嚴重的“破產逃債”現象，甚至廉價拍賣或直接贈送盈利的國有企業。企業破產雖然有“優勝劣汰”的積極作用，但是，也會產生相當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市場疲軟時會引起強烈的反應，加劇社會失業困難和市場需求萎縮，甚至引起連鎖破產風潮和銀行信用危機。更為令人擔心的是，盡管我國采取了上述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強調企業以提高經濟效益為核心，但是，國有企業經濟效益下降的趨勢，近年來尚未出現根本性的改善，反而連年出現了進一步滑坡，1996年國有企業的實現利潤為412億元，不僅比95年下降了38％，而且比88年也下降了68％，虧損額為790億元，不僅比95年上升了38％，而且比88年也上升了9。7倍，出現了建國以來前所未有的盈不抵虧。1996年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和虧損率，分別比較1988年上升了3。5倍和12。8倍。98年1至4月，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幅度更為令人驚訝，實現利潤本身竟變成了負112億元，比較97年同期下降了433％，虧損額為399億元，比較97年同期增長了40％，均出現了建國以來最嚴峻的困難形勢。實際上，國有企業的困難并不是所有制原因造成的，近年來企業經營困難也不限于國有企業，如95年上市股份公司中有60％效益出現滑坡，其中21％的上市公司盈利下降了50％以上，98年上半年受宏觀經濟和東南亞危機的影響，滬深上市股份公司的經營業績都普遍明顯下滑，許多地方的鄉鎮企業也都面臨嚴重的經營困難，但是，由于統計不嚴格和浮夸掩蓋了問題嚴重性，沿海某些地區的私營企業和鄉鎮企業，受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市場萎縮的沖擊，甚至出現了60％至80％的大面積虧損，但因擔心債主追債或維護商譽不敢聲張。倘若我們繼續將國有企業困難歸罪于所有制原因，認為放開經營或企業改制就能夠解決問題，很可能因判斷失誤耽誤采取政策措施，及時化解國有企業和其它類型企業的經營困難，導致企業效益加速惡化和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甚至重蹈俄羅斯改革失敗爆發金融危機的覆轍。
倘若我們未能及時采取新的有效治理對策，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繼續持續下去，各地繼續推行“破產逃債”和“廉價出售”作法，政府的宏觀調控能力將進一步下降，導致生產過剩和市場萎縮不斷繼續惡化，企業虧損和社會失業的狀況將更趨嚴重，甚至形成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
1）社會收入和財產分配趨向兩極分化，導致社會購買力下降和市場需求萎縮，97年城鎮居民中有40％出現收入下降，消費品和生產資料市場均出現生產過剩，全國的產品庫存積壓高達三萬億元，各類企業虧損和職工下崗狀況更趨嚴重，職工下崗人數比上一年增長了40％，許多地方私營、三資企業也大面積虧損。
2）我國銀行的主要貸款對象是國有企業，隨著國有企業效益滑坡導致銀行壞帳猛增，貸款總額中大約20％成為了呆賬，銀行為避免壞帳被迫縮小貸款規模，進一步加重了企業資金困難和虧損狀況，一旦銀行因壞帳積累出現了信用危機，廣大人民和各類企業的存款都會遭受損失，股票市場也會因經濟形勢惡化出現崩潰，甚至導致國民經濟陷入嚴重衰退之中。
3）我國國有企業單位產值上繳的財政稅收，相當于私營、外資企業的兩、三倍，國有企業的嚴重困難長期持續下去，國家財政的比重甚至稅收的絕對規模，都有可能因稅源減少出現大幅度下降，98年1至4月我國的工商稅收下降了2％，國有企業效益長期滑坡將會觸發財政危機，政府、軍隊和科教人員將失去工資保證，甚至導致事業單位的大批職工被迫下崗。
4）倘若我們不采取有效措施重振國有企業，私營、外資企業崛起形成的“二元”規模結構，將會導致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類似于我國解放前和許多不發達國家的情形，私營企業的規模水平遠低于國有企業，更加難以同西方大跨國公司的進行競爭，外國資本控制國內盈利高的正規產業部門，私人資本集中于盈利低的非正規產業部門，分散在市場夾縫中小規模生產低檔的產品，社會財富集中于跨國公司和少數富人，兩極分化導致人民貧困和社會購買力低下。社會經濟“二元”分化趨勢發展下去，還會誘發政治多元化和社會動蕩，新興資產階級力量薄弱難以維護國家，西方跨國公司也曾屢屢干涉別國內政，國內外敵對勢力可能趁機制造國家分裂，從而形成對國家和的威脅。
倘若我們不能及時地扭轉國有企業的嚴重困境，制止國有企業紛紛破產或被廉價出售，防止社會經濟結構的“二元”分化趨勢，很可能給廣大人民造成巨大社會災難，甚至重演我國解放前和拉美國家的悲劇。我國解放前工業發展緩慢，外國大公司控制了主要工業行業，民族私營企業規模小難以抵抗外國競爭，許多次在外國競爭打擊下幾乎全軍覆滅，如抗戰勝利后美國向我國大舉傾銷過剩商品，上海、天津、北平的民族私營企業有60％破產。拉美國家推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過程中，外資企業打垮了民族工業并壟斷了當地市場，西方誘迫推行的非國有化變成了非民族化，外資企業采取不適用技術雇傭人數很少，出現了少量外企高級雇員構成的富裕階層，以及廣大人民構成的社會貧困階層，貧富懸殊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問題，而且嚴重阻礙了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外資控制了當地的主要產業和銀行體系，本國政府甚至喪失了制訂經濟政策的。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面臨的嚴重困難形勢，并不僅僅是所有制或微觀經營的原因。93年以來我國出現了較大的宏觀經濟波動，經歷了泡沫經濟、通貨膨脹以及長期的緊縮環境。93年盲目的開發區熱和房地產熱消耗了大量資源，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積壓了數千億元的資金，投機漲價還誤導了大量的盲目重復建設，由于國有企業的資產總值不過數萬億元，流動資產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經濟的損失仿佛“人體失血幾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包括企業嚴重虧損和三角債拖欠危機。美國29年股票泡沫破滅之后，引起了企業破產風潮和社會失業危機，我國由于國有企業以社會責任為重，不輕易廣泛采取解雇、破產的辦法，大大緩解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也為其它類型的企業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的機會。西方國家吸取三十年代大蕭條的教訓，治理泡沫經濟的后遺癥一般采取經濟擴張政策，適當降低稅賦、放松銀根和擴大財政開支。我國93年治理整頓取得了很大成績，有效制止了盲目的開發區熱，防止了泡沫經濟繼續膨脹的危害，但是，此后沒有采取特殊措施扶植正常生產部門，以補充其泡沫經濟期間的資源損失。我國國有企業以維護社會穩定大局為重，大大延緩和推遲了泡沫經濟的連鎖反應，但是，由于長期實行了財政金融“雙緊”政策，緊縮銀行信貸和壓縮基建投資規模，企業銷售不旺、資金周轉困難，提高稅賦消弱了企業的“造血”機制，當前國有企業已無力繼續支撐下去了，被迫大規模破產倒閉和大批解雇職工，各地普遍采取破產逃債和廉價拍賣國企的辦法，必然引起一系列強烈的連鎖負面效應，如銀行和眾多企業因無法收回債務受到重創，必然導致社會市場需求進一步急劇萎縮，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加速惡化，企業收入和社會財產分配向少數私人傾斜，職工工資和國家稅收的份額將會大幅度下降，加重社會貧富懸殊和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進一步加快經濟惡性循環的過程。倘若上述趨勢不能有效地加以制止，延緩的泡沫經濟連鎖反應可能重新出現爆發，社會失業甚至可能出現急劇蔓延的態勢。
當前，我國國民經濟因多年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以及亞洲金融風暴的強烈沖擊，正處于市場疲軟和失業增加的特殊困難時期。我們應該實事求是地對改革思路進行調整，暫緩推行易于引起宏觀經濟惡化的改革措施，如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某些改革措施，包括減員增效、破產清算、出售拍賣等等，否則可能導致市場需求萎縮和社會失業增加，加劇國有資產流失和“二元”結構分化，甚至形成經濟惡性循環的連鎖反應。國有企業改革應該繼承八十年代的成功經驗，以直接推動生產力發展的經營責任制創新為主，產權制度等生產關系的改革則應采取穩妥方式，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具體需要長期漸進進行，防止急于下放資產處置權加劇國有資產的流失，避免產權結構的過快多元化導致經營秩序混亂，糾正監督松弛造成“權力失控”和“責任虛置”。俄羅斯的產權改革未能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益，反而造成了嚴重的經營混亂和“責任虛置”問題，98年俄私有化企業的虧損面竟然高達70%，我們應充分吸取俄羅斯企業產權改革失敗的教訓。
我們還應重新辯證地認識市場經濟的利弊，市場經濟有自發調節供求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有容易導致經濟比例失調的弊端，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周期性衰退，造成大批企業破產和大規模社會失業，西方國家實行市場經濟的數百年來，一般每隔十年就爆發一次嚴重的經濟衰退，我國改革也難以避免市場調節的弊端，如93年泡沫投機造成物資、土地價格猛漲，僅僅房地產和鋼材滯銷就占壓資金數千億元，投機漲價還誤導企業進行了大量的盲目投資。有些經濟學家認為92年出現的“經濟泡沫”問題不大，這種觀點低估了泡沫經濟造成的巨大損失，八十年代國有企業的全部虧損額為五百多億元，而92-93年泡沫經濟兩年中就造成了數千億元的損失，比較國有企業十年的全部虧損還要高出十倍以上，這正是為什么國有企業80年代一直效益良好，而近年來卻陷入嚴重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許多善于經營的著名國有和民營企業紛紛陷入困境，都可追溯到92-93年盲目的大舉投資和兼并擴張。由此可見，我們絕不可以低估市場經濟盲目調節的弊端，其造成的損失完全可能遠遠超過計劃經濟的失誤，西方數百年來頻繁爆發的經濟危機和戰爭就是明證。西方國家因泡沫經濟破滅出現的經濟蕭條，必然導致資源浪費和破壞社會生產力，如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僅僅一年中，韓國有70％的私人小企業陷入破產，大量閑置的企業售價猛跌為原來的幾分之一。我國93年因泡沫經濟過熱被迫進行調整后，國有企業具有的各種社會穩定功能，大大延緩了泡沫經濟后遺癥的連鎖反應，但是，倘若我們忽視國有企業的社會穩定功能，強迫其推行以資產利益為核心的改革措施，加劇社會經濟結構“二元”分化的趨勢，延緩的泡沫經濟后遺癥連鎖反應可能重新爆發，甚至引起企業銀行連鎖破產和社會失業危機。近年來，盡管我國采取了一系列企業改革措施，如破產兼并、減員增效、出售拍賣等等，但是，企業虧損和銀行壞帳狀況仍不斷惡化，大批企業職工下崗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這說明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市場經濟弊端的嚴重性，探索克服泡沫經濟后遺癥的有效宏觀調控對策。
解決當前我國面臨的各種緊迫經濟矛盾，不能單純依靠市場機制進行自發調節，原因是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普遍存在過剩，企業和銀行采取單純追求盈利的行為，將會導致國民經濟陷入惡性循環。美國29年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私有企業面對嚴重的生產過剩，采取了削減工人和工資成本的辦法，商業銀行則縮小信貸規模以避免壞債危機，壟斷資本趁機對中小企業實行破產兼并，結果導致了社會市場需求急劇萎縮，企業開工不足和虧損狀況也更趨嚴重，出現了嚴重的企業銀行連鎖破產風潮，大大加深和延長了經濟衰退。當前，我國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政府干預政策，擴大社會基礎建設增加社會有效需求，矯正市場經濟運行中出現的嚴重比例失調，利用大量過剩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以及大量的企業閑置設備和人力資源，用于水利、交通、能源、環保等方面建設，盡快促進國民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我國貫徹擴大基建投資啟動經濟的戰略，國有大中型企業必須發揮主力軍作用，因為，國有企業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采取有利于矯正經濟失衡的“反周期”行為。無論從工業產值、投資和實現利稅來看，國有大中型企業都有舉足輕重的特殊地位，分布在冶金、建材、機械等國民經濟的關鍵行業，能夠通過廣泛的產業間聯系產生強大輻射作用，帶動整個國民經濟擺脫經濟疲軟的困境。盡管社會基礎建設獲得的投資收益較低，私營、鄉鎮和外商企業一般不愿意進入，但是，政府通過計劃調節和國有企業的積極配合，能夠重新啟動大量閑置的人力、物力資源，幫助矯正國民經濟的嚴重比例失調，通過產業間聯系和乘數效應刺激工業生產，企業開工不足和職工下崗狀況將明顯緩解，生產資料和消費品市場需求將大幅度增長，不同類型企業的經濟效益都將顯著提高，政府稅收和銀行壞帳狀況也會明顯改善。我國今后設計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應該堅持政府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注重協調國民經濟的重大比例關系，才能防止國民經濟遭受周期性衰退的困擾。關于政府調節和國有企業的作用，我們不應該受西方國際經濟組織的誤導。西方國際經濟組織從維護壟斷資本利益出發，大肆宣傳“科斯產權理論”以貶低國有企業，誘迫前和發展中國家推行私有化，導致這些國家民族工業陷入了嚴重困境，但是，事實上西方三十年代大蕭條中，政府曾對瀕臨破產的私有企業實行國有化，保護了社會生產力并且緩解了經濟蕭條，二戰后西方國家迫于冷戰的壓力，推行了政府干預和國有化的政策，出現了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相對緩解了經濟周期波動和社會貧富差距。八十年代以來，西方右翼推行的放棄政府干預和私有化政策，導致了工業衰退和嚴重的社會失業，政府稅收減少和社會保障制度瀕臨瓦解，我們切不可盲目相信西方壟斷媒介的宣傳，追隨壟斷資本誘迫推行的災難性“私有化潮流”。
我國還應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阻止社會經濟“二元”分化的趨勢，包括扶植國有、集體中小企業的發展，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形成良好協作的關系，加強政府對城鄉集體企業的監督和指導，防止許多行業的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狀況，協調國有、集體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對私營、外資企業采取鼓勵與限制相結合的政策，等等。國有大中型企業是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是，必須有眾多國有中小企業進行配合，否則大中型企業難以集中力量，發展專業化生產和提高規模經濟水平，被迫重新走“大而全”的發展道路。當前我國進行大規模投資加強社會基礎建設，需要不同規模的國有企業之間密切分工合作，對于國有中小企業不應采取“放任自流”的辦法，必須堅決剎住各地廉價出售國有中小企業的風潮，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是地方經濟的支柱，采取廉價賣光國有中小企業的錯誤作法，地方政府將失去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經濟基礎。對于陷入嚴重困難的國有大中小型企業，也不應簡單采取破產清算或出售拍賣政策，而應提供特殊的破產整頓保護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和暫停支付債務負擔，恢復行之有效的扭虧增盈承包優惠政策，以促使企業恢復經營秩序和償債能力，幫助有效地挽救而不是淘汰困難的企業，防止政府稅源和銀行債權的重大損失，保護社會生產力和廣大職工的利益。采取依靠非公有制的中小企業發展經濟的主張，難以搞活國民經濟和解決社會失業，因為，這些企業集中在過度競爭的非關鍵性行業，難以產生啟動國民經濟的廣泛輻射作用，在農村地區的廉價勞動力全部吸納完畢前，不會舍棄自身利益雇傭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
我國的城鎮、農村集體工業企業，不應該將暫時的經營困難歸于公有產權，也不應搞“放任自流”或私有化，而應該繼承八十年展的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公有產權的規模優勢，加強職工監督和參與管理的民力，接受政府的政策指導并承擔社會義務，促進社區的全面發展和居民的共同富裕。鄉鎮集體企業應協調同國有企業的分工合作關系，接受政府的計劃調節和產業政策指導，避免出現爭奪原材料和銷售市場的尖銳矛盾，集中力量發展各自具有相對優勢的項目，糾正許多行業的重復建設和過度競爭狀況。我國應該鼓勵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第三產業，包括餐飲、服務、小型商業等等，還應鼓勵私營經濟生產拾遺補缺的小商品，但是，限制進入生產過剩的消費品行業，以免加重國有、集體工業企業的經營困難，還應限制其進入市場潛力大的高盈利行業，以保證國家財政和社會事業的經費來源，以及財政稅收的比重不會下降；特別應嚴格禁止其生產假冒偽劣產品，以及逃避交納稅收或違反勞動法的行為，還應限制其進入容易產生負外部效應的行業，如破壞礦產資源或造成環境污染的行業。我國應對利用外商投資政策進行適當調整，繼承以前“有保護漸進開放”的成功經驗，吸取92年盲目競爭引近外資的教訓。我們應該避免急于求成或粗心大意，糾正引進外資多多益善的慣性思維，辯證地全面衡量外商投資的利弊得失。我們既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正面效應，如引進資金技術和促進產值增長，也要考慮到外商投資的負面效應，如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程度，相應的稅收、就業和增長潛力等損失。跨國公司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和高額利潤，往往自己保留高附加值的生產過程，僅利用當地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原件組裝，并且通過轉移價格等各種手段逃避稅收，因此，為我國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和稅收較少，難以通過產業間聯系廣泛地促進經濟增長，一旦通過擠占國內市場沖垮了國有企業，我國將喪失長遠的經濟發展利益，甚至還會觸發社會失業和財政金融的危機。我們應該吸取東南亞過度依賴外資的教訓，正視跨國公司控制國內市場的戰略企圖。我們應該根據不同行業和產品的情況，設計相應的利用外商投資的控制配額限制，利用外資的具體形式和股權比例限制，以及國內銷售和出口的比例額度，既要適度利用引進資金和競爭的正效應，也要限制對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的沖擊。例如，對于產品成熟但市場接近飽和的行業，較多限制外商投資的數額和股權比例，保證國內企業充分收回長期投資的效益，防止出現生產過剩和過度競爭的狀況；對于擁有廣泛產業聯系的戰略性行業，應該確保國有大中型企業的主導地位，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就業，引進外資應以合資形式和國內控股為主，規定重要產品的零部件的國產化水平，適度利用引進競爭的激勵和示范作用，嚴格防止跨國公司沖擊和控制國內市場；對于國內暫時無法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為鼓勵外商投資容許成立獨資企業，但應考慮限制獨資企業的數量和投資額，以為國內企業保留充分的開拓市場空間。
總而言之，我們在鼓勵各種類型所有制企業發展的同時，仍必須堅持公有制企業的主導地位，糾正某些地方一方面強調發展私營、外資企業，一方面輕視公有制企業甚至搞私有化的錯誤傾向，正如同志論述我國現階段的改革任務時，強調不能只講“初級階段”而忘記了“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因為，國有、集體企業具有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是貫徹政府制定的宏觀調控和產業政策，保證國民經濟的協調發展，實現廣大人民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注釋：
①數據引自《中國統計年鑒》1997年。
②數據引自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資料。
③數據引自國家統計局編《統計摘要》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