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經濟調控手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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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管理作為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可以實現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相關問題，提出了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若干途徑供參考。

【關鍵詞】土地管理 宏觀調控 土地

1 引言

自2004年開始，中央提出將土地政策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運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綱領性文件，明確要求國土部門利用土地政策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對土地總量和利用結構進行干預，以加強對經濟總體運行進行引導和調節。2006年8月，國務院出臺了《國務院關于加強土地調控有關問題的通知》，該通知成為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轉折c，體現了中央決定通過土地閘門（又稱之為“地根”）實現對經濟調控、土地保護等多重目標，這是我國在快速工業化、城鎮化發展背景下宏觀調控措施的必然選擇，是符合我國國情的重大戰略措施。今后，必須從站在實施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的高度來充分發揮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積極有效地提高土地管理在宏觀調控中的影響力和作用力，從而實現對我國宏觀經濟進行重要的調控作用，保障國民經濟平穩運行。

2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存在的問題

2.1缺乏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

長期以來，我國在制定具體的土地管理政策時缺乏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意識，主要是由于將土地管理作為國家或地方宏觀調控手段還處于摸索階段，既缺乏理論研究成果，又缺乏實際經驗?；诮陙砦覈鐣洕l展現狀，要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功能，不僅要求土地管理能有效解決市場經濟體制下土地市場混亂、土地利用結構不合理、土地違法現象、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等一系列問題，還要求土地政策能夠從戰略層面上對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起到積極的引導作用。例如通過不同地區的土地政策來引導土地作為生產要素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合理利用和優化配置，促進區域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及地方經濟轉型發展。

2.2 中央和地方土地管理目標相互博弈

長期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強調要加強耕地保護、確保國家糧食安全，要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則一味地追求GDP第一，過于強調經濟增長，正是由于中央和地方在土地管理目標方面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博弈，才導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具體的土地利用政策時，存在著相互打架的現象。眾所周知，由于土地是不動產，加上土地利用的不可逆性，中央政府牢牢把握著土地的監控權和審批權，而具體的土地使用權則在地方手中。一旦等到中央查出地方政府在具體土地利用過程中存在土地違法違規現象時，土地用途已經發生改變。正式由于上述土地利用違法現象存在時間差，才導致地方政府一味地為了追求經濟發展和領導個人政績而亂占濫用土地，尤其是大量占用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的耕地，使得土地“閘門”長期控制不緊而直接影響了國家對經濟實施宏觀調控的效果。

2.3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不完善

我國現行《土地管理法》明確規定，新增建設用地有償使用費，30%要上繳中央財政，70%要留給地方政府專項用于耕地開發。但事實上這70%的有償使用費由于中央對地方的監督機制不完善，在現實中往往不能完全做到“?？顚Ｓ谩?，實際上被大量地被挪作他用，而中央政府顯然不知情。這種現象存在的原因就是由于地方政府通過土地征收和出讓行為，可以獲得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這種不完善的土地收益分配和監督機制使得許多地方政府對于中央的土地政策執行力度不夠到位，甚至“陽奉陰違”。因此，要使我國土地管理制度和政策真正能發揮宏觀經濟調控作用，首先就必須要對財政分權體制下的土地收益進行合理分配，同時也要更進一步地加強對土地收益分配的監督。

2.4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并未發揮“龍頭”作用

從我國前三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實施的情況來看，各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并沒有真正發揮出規劃的“龍頭”作用，各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難以在實際中落實，使得規劃只是流于“手上畫畫、墻上掛掛”。具體而言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現行體制下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約束力不強。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是經過多方論證并由上級政府嚴格審核批準并實施的，從法律層面來說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和約束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一旦審批通過，就必須嚴格執行，否則就是違法行為。而現實情況卻是現行的規劃大多數反映的是地方政府部分領導的意圖，一些領導一味地為了追求個人的政績而無視規劃的嚴肅性和其法律地位，使得規劃在執行中權威不夠、約束力并不強，難以操作；二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上下級銜接不夠，具體表現在一是由于前期基礎工作不扎實，規劃編制采用的基礎數據不實和缺乏深入調查研究、評價反饋及論證等步驟，導致基礎數據不詳實、上下級溝通不暢、相互銜接不力，導致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龍頭”作用并不能有效發揮出來。

3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途徑

3.1調整土地供給結構，優化土地利用配置

如何有效實現土地管理積極有效參與宏觀經濟調控、引導和調節宏觀經濟總體運行，首先要看土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能否起到調整土地供應結構、優化土地資源配置的作用。土地供給政策不同，則其所產生的激勵與約束作用也會有所差異，會導致土地利用主體、相關利益主體在土地開發利用過程中表現出不同的行為選擇結果，從而會直接影響土地資源利用及配置效率。運用土地供給政策實現參與宏觀經濟總體運行調控，就其本質而言，是以各級地方政府對土地供給總量的控制和和土地利用的直接干預，充分合理的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以及優化土地資源在不同地區、行業和部門之間的配置，進而實現對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

3.2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統領”作用

目前，我國依然處于市場經濟的轉型時期，市場機制自身還存在著難以克服的缺陷，僅僅依靠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很難實現公共資源的合理利用和保護，因此客觀上要求中央必須加強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我國《土地管理法》已經明確規定了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及其嚴肅性，根據科學合理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城鄉土地利用布局、功能分區和控制不同用地類型的數量，從而達到從宏觀上來協調區域經濟發展、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布局、調控土地供應總量和結構以及有效保護與合理開發利用土地資源的目的。今后，要更加突出各級土地利用規劃參與區域宏觀調控的作用，繼續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管理，堅持以供給引導需求的原則，嚴格執行土地利用規劃，充分發揮規劃的“統領”作用；同時，嚴格執行實施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充分運用新一輪規劃參與國民經濟宏觀調控，嚴禁修改調整高標準基本農田保護示范區，對于確實需要修改調整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務必要從嚴審查、從嚴監督管理，確保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法律地位。

3.3構建土地政策調控體系，強化其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目前我國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政策包括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政策、土地供給政策、土地市場政策、土地稅收政策、不動產登記政策等。今后，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的職能就要努力構建有效的土地政策參與宏觀調控的體系，加強在不同的土地政策之間、不同的土地政策與外部實施環境之間形成有效的配合與互動關系，尤其是要進一步強化土地資源、資產和資本“三位一體”的屬性，要充分地意識到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不僅是調控土地資源、土地資產，更是調控土地資本。同時，要進一步強化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各項財政金融政策的協調。因此，要實現土地管理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就必須要堅持土地管理政策和其他宏觀調控政策實施的步伐一致、協同推進。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加速轉型，如果完全采用發達國家或地區實施宏觀經濟調控的方法，難以有效完成現階段宏觀調控目標。因此，在現階段積極有效推進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完善、有效發揮調控功能的同時，要強化土地政策與貨幣、財政政策的協調與配合，這就要求未來土地宏觀調控政策要堅持國家一攬子宏觀調控政策統領，既要主動出擊、積極參與宏觀調控，又要能夠及時與其他政策協同一致；又要適時考慮自身角色，既不能“失位”，也不要“錯位”，只有如此真正實現土地管理參與宏觀經濟調控。

參考文獻：

[1]關濤，吳次芳，宋曉杰.土地管理宏觀調控政策的思考[J].農場經濟管理， 2004，（5）.

[2]葉劍平，吳正紅.正確理解土地管理參與宏觀調控[J].中國土地，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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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強化；戰略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0-01

一、前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有了飛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逐年增長，糧食總產量也是越來越多，人均收入增長最快，三大產業蓬勃發展，經濟效益繼續提高，對外貿易總量擴大。然而近幾年來，經濟高度穩定增長，且增長波幅降低，面對這種情況，我國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來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抑制不穩定因素，以科學發展觀指導經濟發展，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和法律手段，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加強薄弱環節，保持經濟的健康發展，宏觀調控取得明顯成效。但是一些問題依然比較突出，如促進消費引起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糧食增產，同時農民稅收加大等，因此還需要加強改善宏觀調控力度，注重運用市場機制，確保經濟的健康發展。如何強化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成為當前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

二、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繁榮，提升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了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提高了全國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仍存在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收入差距逐漸拉大。要想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我們運用稅收手段，增加財政轉移支付來解決收入差距加大問題。

(一)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

從總體上來看，我國經濟發展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實現了人均GDP翻兩番的宏偉目標。嚴格貫徹實施科學發展觀為我國經濟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加速推進城鎮化建設，加大投資力度，基礎設施建設完備，凈出口需求加大，我國工業產值和居民消費價格同比增長，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支撐條件。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充裕，工業企業利潤提高，商品零售價格和工業品出廠價格同比上漲，人才供給豐富，各地發展不均衡，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上漲，農村市場的啟動，汽車等消費升級快速發展，消費呈逐步加速之勢，金融體制的改革，全國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增多，買基金、入股市投資渠道更加拓寬，為我國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除此之外，全國新增就業人數增多，降低失業壓力。

(二)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目前，我國經濟形勢存在著很多矛盾的現象。我國的一些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迅速,走勢還不錯。而另一方面，因為次貨危機的發生，作為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受到影響巨大。這一切增加了我國洲經濟發展的外生變數。因此我國經濟增長的潛在危險依然存在，即使我國政府實施了一系列緊縮性調控措施，但結構失衡并未緩解，體制矛盾仍然存在，且經濟運行風險繼續加大。房地產投資增長率在緊縮中仍在升高，雖然關稅政策進行了多次調整，但出口增長率仍提高，外匯儲備繼續增加，且貿易順差擴大。同時，資產價格上漲過快，導致信貸出現問題，甚至經濟泡沫在一夜之間破裂。所以，我國的經濟把應對經濟危機押在宏觀調控之上。

經濟體內部的動力不可能是無限的，經濟的發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其有它的自然規律。而當前，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與體制性痼疾依舊。隨著流動性過剩且有增無減，資產價格泡沫必將繼續膨脹。在大量資本的涌動下，我國經濟運行風險必將加大。人為壓低要素價格或者扭曲比價關系，行政性壟斷造成經濟壟斷，使利益和財富的逆向轉移迅速加快。這些都必須通過深度的政策宏觀調整與經濟結構改革加以解決。宏觀經濟調控措施面臨著尖銳的局部與整體利益矛盾、長期與短期的壓力。另外，目前我國相當一部分關鍵自然資源還有賴于國際貿易，而隨著我國人口總量的持續增加，加上工業化水平不斷提高，水資源供給、生態環境保持與恢復都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還有，我國經濟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仍將繼續擴展，相關的國際經濟規范的波動與宏觀經濟調控政策，也會對我國的宏觀調控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與此同時，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對其它國家和地區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我國的宏觀調控勢必要和政治外交與國際協調結合起來。此外，我國的虛擬經濟發展仍有很大空間，但是虛擬經濟運行具有獨特的規律。即使我們在調控實體經濟方面積累了一些有益經驗，但在調控宏觀虛擬經濟方面，調控能力還有待提高，仍處于探索性的學習階段。

三、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強化戰略

要想加強我國經濟宏觀調控能力，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著重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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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宏觀調控；政策建議

一、引言

我國經濟經過30多年高速發展，在新時期產生了一系列新的特點。我國既面臨實現現代化的歷史機遇，又面經濟失衡方面的矛盾，總量失衡與結構矛盾相互交織，使得宏觀經濟調控面臨新的挑戰。這不僅要求宏觀經濟政策的方向選擇和政策需要根據經濟均衡增長的要求及時調整，而且要求對我國宏觀調控方式作根本性的改變，努力實現“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雙重穩定”的和諧經濟發展局面。

二、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一）理論分析

首先，從西方經濟學方面講，市場經濟因為具有其自身難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國家必須對它從整體上加以調節。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很多理想的假設基礎上的，所以它必定存在與現實經濟運行不相符的地方，這客觀上需要宏觀調控。其次，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認為，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具有盲目性，自發性，滯后性的缺點，無限追求剩余價值的資本家會扭曲資源的配置，從而給經濟發展帶來沖擊，所以也需要國家從宏觀上實施計劃。

（二）實踐分析

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階段，即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階段，政府干預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經濟的任務迫切而繁重。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也要注重克服市場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發的經濟波動，努力實現經濟持續穩定快速增長。第二，我國是正處于改革過程中的體制轉軌國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基本框架雖已建立，但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在這一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關注和及時化解。

三、當前我國經濟運行存在的問題

（一）內需不足、外需減弱

一方面，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增加，國際社會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再度高漲。周邊國家以及發達經濟體居民消費不振、實體經濟恢復緩慢、失業率攀升，因此，各國從本國利益出發，或明或暗或輕或重地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使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復雜，外部需求急劇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現狀是國富而民不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財富占有呈現“啞鈴狀”，大部分財富都握在富人手里；再者由于富人的消費已經過度飽和，而窮人消費不足，收入勉強僅能維持基本生活所需，且中國人口中低收入人口占了多數，這樣導致總體內需不足。

（二）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地區產業結構不平衡

前些年，我國通過擴大對外開放，有效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特別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術資源，通過技術跨國轉移、海外轉讓促進了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但是，在利用國外技術資源的同時，國內企業的創新能力沒有能夠同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一方面，我國很多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一些重要產業對外依存度過高；另一方面，我國經濟發展重引進、輕開發，重模仿、輕創新，難以擺脫重復引進困境。

四、完善我國宏觀調控的政策取向

（一）采用適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宏觀調控的關鍵在于實施適當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在轉方式、調結構中，財政政策等結構性政策能夠發揮更大作用，因此應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對農村發展、中小企業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和民生問題的財政支出力度。貨幣政策是世界各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工具，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中作用更為突出，幾乎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代名詞。目前在復雜的內外經濟形勢和重重壓力下，要繼續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適度寬松的政策目標，能夠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資金需求，同時有利于管理好通脹預期，促進經濟持續平穩較快發展。

（二）實行積極擴大內需的政策

這些年來，出口一直是推動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這種發展模式帶來許多矛盾。積極擴大內需，不僅是保持國內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重要基礎，也是維持世界經濟穩定增長的重要因素，我國政府宏觀調控應從以下方面抓起：

1、保持必要的投資力度.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有保有壓，把錢花在刀刃上。繼續支持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性住房建設，繼續向“三農”、民生、社會事業等領域傾斜，支持節能環保、自主創新的建設，嚴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壓縮公用經費。

2、積極擴大居民消費需求.首先，繼續提高農民收入、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部分優撫對象待遇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強對低收入者的補助，以增強居民特別是中低收入者消費能力。其次，鞏固擴大傳統消費，積極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訓、養老、家庭服務等消費熱點，促進消費結構優化升級，積極發展電子商務。

（三）不斷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

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體現，合理的經濟結構是實現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關鍵，針對當前三大產業所占比重分配不合理的現象，我們應從以下方面加強調控：首先，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新興產業是高新技術與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政策支持應緊扣這兩個方面；其次，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和節能減排工作。對于一些“兩高一資”產品，要調整出口退稅政策，包括部分冶金產品、化工產品等。

五、結語

目前我國仍舊是發展中國家，我國發展經濟的任務迫切而繁重。因此我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同時也要避免經濟增長的大起大落，防止經濟過度擴張和過度衰退，努力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傊暧^調控是確保市場經濟正常、高效運轉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應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和完善。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要進一步加強我國宏觀調控實施力度，有效應對我國當前的通脹預期和宏觀經濟調控面臨的多重沖突的局勢，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推動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加健康、穩定、高速地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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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經濟穩定；IS-LM模型

中圖分類號：F8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033-02

一、引言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目前政府最常采用的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的兩大經濟手段。二者從通過對利息率、國民收人和投資來影響市場的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以實現對宏觀經濟的有效調控。作為一國宏觀經濟調控主要的兩項工具，兩者之間的合理搭配使用對實現宏觀經濟穩定、物價平穩、充分就業和收入公平等目標，進而實現社會福利的最大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有效結合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為實現既定的經濟目標，如穩定物價，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平衡國際收支等，運用各種工具調節貨幣供給和利率，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的方針和措施的總和。財政政策是指國家根據一定時期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任務而規定的財政工作的指導原則，通過財政支出與稅收政策來調節總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總需求，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反之則壓抑總需求，減少國民收入①。

（一）為實現宏觀調控目標兩種政策的結合

宏觀經濟調控的目標主要包括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等。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增長的調控任務一般由貨幣政策來完成，因為貨幣政策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促進經濟增長，可以通過穩定幣值創造良好的經濟增長環境，中央銀行可以靈活多樣的政策工具對經濟進行有效的微汨；而財政政策具有強有力的稅收政策杠桿，能夠調節企業利潤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在市場經濟欠發達的條件下，市場的缺乏更多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拾遺補闕。如在經濟過熱時期，要通過緊縮型貨幣政策使經濟迅速降溫，而在經濟不景氣的蕭條時期，則要更多地倚重于積極寬松的財政政策的強刺激作用才能拉動經濟的增長。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是國家宏觀經濟調控的兩大基本政策手段。二者主要是通過實施擴張性或收縮性政策，來調整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②。二者既各有側重，又緊密聯系，必須準確把握和正確處理二者的關系，根據實際情況協調而靈活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才能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保證國民經濟健康持續快速發展。

（二）同經濟條件下而兩種政策的選擇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都能產生影響，在經濟過熱、需求過旺的經濟時期，政府一般采取"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來消除經濟中的"泡沫"，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加強稅收征管和壓縮固定資產支出等手段來調節投資和消費③；而貨幣政策則主要是通過收緊銀根、提高利率等政策工具來回籠貨幣，減少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由于該政策作用平緩，不會造成經濟大起大落，所以，這一時期效果優于財政政策，因而在政策手段的運用上是以貨幣政策為主，財政政策為輔④。在經濟不景氣、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往往需要通過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的增長。通常財政政策主要側重于投資需求，通過擴大目債發行和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支出來影響全社會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從而刺激投資需求迅速增長。而貨幣政策則主要通過增加貨幣供應量、擴大信貸規模和種類以及降低利率等手段來刺激投資和消費，并可以通過匯價、利率手段影響出口需求。這一時期由于財政政策作用的直接性、政策性，其效果明顯優于貨幣政策，因而通常以財政政策為主、貨幣政策為輔進行調節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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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宏觀調控積極的財政政策寬松的貨幣政策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

一、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的必要性

宏觀調控是一項復雜的工程，國家需要衡量各方面的利益與關系，制定經濟發展的決策。在宏觀調控法的概念中，我們知道其具體目標是經濟增長、幣值穩定、充分就業與國際收支平衡。在經濟運行中，這四個目標是相互關聯并且存在著矛盾。宏觀調控各項目標之間存在相互沖突的關系，與這些目標相對應的是，各項宏觀調控政策手段由于是不同的部門制定與實施，也常常會出現作用方向不匹配，作用力度不一致的情況，甚至出現“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自我較勁現象。如何發揮宏觀調控各手段的組合效應，需要政府把握好當前國民經濟運行的具體形勢，確定一個主要的宏觀調控目標，在這個目標指引下，各項政策相互協調，相互配合，才有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各項政策之間需要配合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1）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之間需要配合。這兩項政策是宏觀調控中的兩大工具，二者之間的配合基于這兩項政策調節的不同點：就作用時效來說，財政政策起效的時間相對較短，對經濟存在著直接的拉動效應，而貨幣政策的作用較為緩慢；就作用杠桿來說，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稅收的增減，國債的發行等手段來影響社會總需求，而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影響流通中的貨幣量來影響社會總需求；就調節側重點來說，財政政策對資源配置與結構優化能起到更為明顯的效果，貨幣政策更側重調節社會需求總量。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國家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是擺脫經濟危機所帶來的陰影，刺激經濟的繁榮與復蘇。面對國際經濟環境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我國政府采取積極應對的態度。日前國務院已經出臺了一系列靈活審慎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稅收政策方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作出了一系列的稅收調整，如2008年11月1日國家稅務總局宣布適當調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通過這項舉措應對我國貿易出口下滑的境況。這些政策分別在經濟總量與結構調整方面起著相互配合的作用。（2）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需要為產業政策的實現提供支持。產業政策一詞，源于日本。在下河邊淳、菅家茂編纂的《現代日本經濟事典》認為，“產業政策是指國家或政府為了實現某種經濟與社會目的，以全產業為調整對象，通過對全產業的保護、扶植、調整與完善，積極或消極參與某個產業或企業的生產、經營、交易活動，以及直接干預或間接干預商品、服務、金融等的市場形成和市場機制的政策的總稱?！?國家財政的投資規模和和投資結構、財政補貼與中央銀行所制定的信貸利率與規模及商業貸款的政策都會對產業政策產生影響。日前全國發展改革會議指出，“著力推進經濟結構改革戰略性調整和企業轉型升級。大力支持重點產業發展，保護和發展好支柱產業、骨干產業、重要產品和重要生產能力?！贬槍@一產業政策，財政部應加大對支柱產業的投資規模，在稅收政策上應給與這些產業優惠；中央銀行應放寬對屬于支柱產業中企業的信貸約束。

二、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具體措施

筆者認為，要避免宏觀調控政策之間的矛盾對經濟目標的實現造成反作用的沖擊，使宏觀調控達到綜合協調，除了應以遵守宏觀調控法原則為基礎，具體來說應該建立宏觀調控綜合協調機制，這在當前經濟危機的背景下尤為重要，上面已經述及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財政政策、產業政策、貨幣政策，相應的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主要由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員會、中國人民銀行組成。宏觀經濟調控的決策、規劃、實施、協調等工作，也是由這幾個經濟職能機構共同來完成的，因而有必要在組織機構上建立起綜合協調的機制，才能更有效地進行宏觀經濟調控，以控制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地發展。其一，在制定決策時，各個部門之間應該進行溝通，向其他部門論證自己部門實施此項決策的可行性、目的及具體的實施步驟，并且說明這項政策對其他部門所產生的影響及需要其他部門的配合，如產業政策的制定部門必須與財政、貨幣的宏觀調控部門進行協商，以取得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支持。對于將要確定的政策，由相關專家及部門進行評估，明確利弊，在國務院批準此項政策后，針對此項決策將要產生的消極影響，建立一套預警方案，由此確立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及頒布流程，確保此項措施不對其他部門的決策造成破壞性作用，以致影響宏觀調控整體目標的實現；其二，不同的宏觀調控部門擁有巨大的宏觀調控權，其使用的經濟變量如利率、稅率非常敏感，這些變量對價格、成本及利潤的變動起著決定性作用，對經濟、市場主體和普通的民眾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因此以國家立法機關及審判機關為核心，針對宏觀調控部門之間的權力應該建立完善的監督機制，并且各部門之間達到相互監督與制約。

三、結語：

宏觀調控綜合協調制度是為了客服單一宏觀調控手段其自身的局限性而建立的，其職責是為不同宏觀調控部門之間制定經濟政策提供使之協調的程序和措施，避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各自為政，影響宏觀調控總體目標的實現；通過對宏觀調控各部門之間權力的制約與監督，防止出現宏觀調控權力的濫用，使其最大限度的達到宏觀調控的目標。

參考書目：

【1】張守文主編：《經濟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丘本著：《宏觀調控》，中國工商出版社，2003年版

【3】邢會強著：《宏觀調控權運行的法律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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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府采購；乘數效應；擠出效應；宏觀調控效益

中圖分類號：F81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7217(2006)06－0083－05

一、前言

由于效益是指“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因此調控效益也應該是“所費”與“所得”的對比關系，只不過這里的“所費”是指政府為了進行宏觀調控所使用(花費或投入)的經濟資源量，而“所得”則是對其調控效果的表現。政府采購是否具有調控效益，主要取決于有目的、導向性的采購活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GDP的增長、經濟穩定、分配公平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當推行政府采購制度能比原有的采購方式更好地配置財政資源，并有效實現上述既定目標時，那么采購的宏觀調控是有效益的，反之則是低效益或者無效益的。

從政府采購支出對宏觀經濟的作用來看，其調控的主要內容及效果體現在調控總量(促進經濟的“帕累托改進”)、調控結構(優化產業結構)、調節價格(促使物價穩定)、調整分配(促進公平分配)四個方面。

二、政府采購的乘數效應及其調控機制

政府采購乘數是指政府購買支出變動所引起的國民收入變動量與政府購買增加額之比。政府為了維持其日常政務需要和給社會提供服務，總是要發生一系列的購買行為。按照購買內容，政府購買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消費品，它主要是用于政府維持日常政務之需；另一類是投資品，它是政府投資修建的各類公共設施。由此，政府采購乘數又可以細分為消費乘數和投資乘數。因此，宏觀經濟學中的乘數理論可成為分析政府采購乘數調控機制的工具。

1。國民收入水平的決定模型。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是研究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在建立國民收入的決定模型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推導政府采購乘數模型。

為了分析簡便，只考察一種不包括國際經濟的封閉經濟，并假定政府購買的產品為當期產品，政府購買的變動不影響利息率，價格水平在短期內不受總需求的影響。關于稅收，宏觀經濟學中通常有兩種處理辦法：一種是假定稅收與收入成比例，即T=tY，f代表稅率，是由政府決定的外生變量；另一種方法是用總量T來表示，代表所得稅。這里采用后一種方法。從支出這方面來看，三部門的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方程為：

Y=C+I+G (1)

C=Cα+bYd (2)

其中：式(1)中Y代表國民收入，c代表民間消費，I代表民間投資，G代表政府購買。式(2)中C月代表消費函數中的常數，表明即使人們短期沒有收入也要消費；Yd代表可支配收入，即扣除稅收(T)后的收入(Yd＝Y－T)；b代表邊際消費傾向。

如果Tr代表家庭從政府轉移支付得到的收入，那么個人可支配收入Yd應等于總收入Y減去所得稅T加上轉移支付收入Tr，即：

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財政制度與手段各有其特征。但其財政的宏觀模式基礎都是相同的，因而其國民收入的表達方式也是一致的。因此對式(5)的討論具有一般性。政府在利用財政手段調控宏觀經濟，也就是通過(5)式中能夠操縱的三個變量(政策變數：G、T、Td)來進行的

2．政府采購乘數模型。將(5)式對G求導數，得到采購乘數(KG)：

式(6)表明政府采購變動對國民收入變動的倍增作用。這種倍僧作用就是所謂的政府采購乘數。(6)式還表明：第一，由于邊際消費傾向(b)一般小于1，因此，政府采購乘數為正值，說明國民收入隨政府購買的增加而增加，隨政府購買的減少而減少；第二，政府采購變動時，國民收入隨之同方向變動，其變動量為采購量的1/1-b。假設邊際消費傾向b=0．75，則政府采購乘數KG=4。

3．政府采購乘數的調控機制。政府采購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調控工具之一，它是通過改變社會需求來調控宏觀經濟的。從社會總需求的構成來看，在開放的經濟條件下，一國的社會總需求主要由四部分構成，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購買和出口。雖說政府采購只是社會總需求中的一部分，似乎有點“勢單力薄”，但不可忽視的是，政府采購具有乘數效應，即較少的政府采購支出能帶動其他需求的成倍增長，從而增加國民收入。具體地講，一項政府采購增加，就會使一部分產品實現銷售，繼而引起國民收入的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再通過生產過程和分配過程，使企業和個人收入有所增加，企業和個人納稅后依然有一定數額的收入增長，這部分收入被分配成消費和儲蓄，其中的消費繼續變成消費需求，儲蓄也為擴大投資需求提供了資金來源，如此經過若干輪的循環，最終促進國民收入成倍增加。由此可見，政府采購的擴大可以產生推動經濟運行、擴大國民收入的作用，政府采購的減少可以產生限制經濟運行、減少國民收入的作用。

三、政府采購支出的擠出效應

政府采購支出的擠出效應是指政府采購支出增加所引起的對投資與凈出口的抵消作用。在簡單模型中，由于政府購買具有乘數效應，因此，當增加政府采購時，國內生產總值就會成倍地增加。但如果把貨幣市場的因素考慮進來就會看到，在政府購買產生乘數效應的同時，還產生了擠出效應。

如圖1所示，先不考慮貨幣市場因素，即假設增加政府采購時利率不變。初始均衡點為LM曲線與IS0曲線的交點E0處，當政府購買增加時，IS0曲線右移至IS1由于利率不變，乘數效應使總產出增加到Y2，增加量為(Y2-Y0)。現在把貨幣市場因素考慮進來，即增加政府采購將引起利率變化。在圖中，增加采購使均衡利率上升到R1。利率上升使投資與凈出口減少，實際總產出不是增加到Y2，而是增加到Y1。這就是說，與利率不變時相比，總產出減少了(Y2－Y1)。(Y2－Y1)就是增加采購引起利率上升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從圖中可以看到，當增加政府

采購時，在兩種效應的同時作用下，實際增加的總產出是(Y1－Y0)。

由于擠出效應是在產品市場變化引致貨幣市場變動的情況下產生的，因此，擠出效應作用的大小與模型中的許多參數有關。這里著重就擠出效應與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d)、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h)以及邊際消費傾向(b)的關系進行討論。(1)d值大，說明投資對利率變動反應敏感，利率稍有上升，就會引起投資大幅度下降，因而擠出效應也大。(2)當政府采購增加引起收入增加，從而貨幣需求也增加時，由于貨幣供給不變，要求利率上升以減少貨幣需求；而如果h值大，即利率變動對貨幣需求的影響也大，在這種情況下，僅有較小的利率變動即可抵消收入增加所引起的貨幣需求增加，所以，這時擠出的效應較小。(3)邊際消費傾向b越大，使投資下降所引起的總產出減少也越多，即擠出效應也越大。

四、政府采購支出的調控模型及調控效果分析

政府采購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果是指政府采購變化對總產出變化影響程度的大小。這種影響大小取決于兩個根本因素：一是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因為這種敏感程度直接決定擠出效應的大小。在IS－LM圖上表現為IS曲線的斜率；二是資本市場上的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因為這種敏感性決定利率變化所引起的貨幣需求變化的大小。在IS－LM圖上表現為LM曲線的斜率。下面分兩種情況分析：

1．假定貨幣市場上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不變，即LM曲線的形狀和斜率不變。這時，IS曲線斜率的絕對值越大，移動IS曲線時總產出變化就越大，政府采購的宏觀調控效果就越大。

圖2揭示了增加政府采購支出時，由于IS曲線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觀調控效果的差別。在圖2(a)和圖2(b)中，LM曲線的形狀和斜率都相同，表明貨幣市場均衡不變。初始均衡E0相同，在采購方法、數量和頻率都相同的情況下，由于乘數作用，都能使總產出增加到Y3。但由于圖2(a)和圖2(b)IS曲線斜率不同，致使增加相同的采購量所產生的宏觀經濟調控效果不同。圖2(a)IS曲線比較平坦，即曲線斜率絕對值較小，總產出只增加(Y1－Y0)。而圖2(b)IS曲線比較陡峭，即曲線斜率絕對值較大，總產出卻增加了(Y2-Y0)。這表明：圖2(a)IS曲線斜率絕對值小，宏觀調控效果??；圖2(b)中IS曲線斜率絕對值大，宏觀調控效果也大。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效果差別呢?是因為IS曲線斜率絕對值反向取決于d，正向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圖2(a)中IS曲線斜率絕對值小，說明投資對利率的敏感程度d或者邊際消費傾向b的數值較大，而d值和b值大，都會使政府采購的擠出效應大，所以實際增加的總產出就少，即宏觀調控效果小。圖2(a)中的(Y3-Y1)和圖2(b)中的(Y3-Y2)為擠出效應而減少的總產出，(Y3-Y1)>(Y3-Y2)。

2．假定產品市場上政府采購對利率的敏感性是一個不變的常數，即IS曲線的形狀和斜率不變。這時，LM曲線斜率越大，移動IS曲線時總產出變動就越小，采購的宏觀調控效果也越小。

圖3揭示增加政府采購支出時，由于LM曲線斜率不同所引起的宏觀調控效果的差別。在圖3的(a)和(b)中，IS曲線斜率相同，移動幅度也相同，說明所增加的采購額相同。不同的是，圖3(a)LM 曲線斜率大，曲線陡；而圖3(b)LM曲線斜率小，曲線平坦。由于LM曲線斜率等于k／h，斜率大說明貨幣需求對利率的敏感性h值小(假定k值不變的條件下)。h值小，擠出的效應就大，所以增加采購對總產出的影響就小些。在圖3中，(Y3-Y0)表示政府購買乘數效應增加的總產出，圖3(a)的(Y3-Y1)和圖3(b)的(Y3-Y2)分別表示在兩種貨幣市場均衡的條件下的擠出效應，(Y3-Y2)>(Y3-Y2)。政府采購調控效果在圖3(a)中為(Y1-Y0)，圖3(b)中為(Y2-Y0)，圖3(a)的采購調控效果小于圖3(b)。

五、實證研究――中國政府的宏觀調控范例

我國政府從1993年下半年開始實行適度從緊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一度出現的經濟過熱狀態得到有效控制，到1996年實現了經濟增長9．7％、商品零售物價指數為6．1％的成功軟著陸。但從1997年以來，受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經濟形勢十分嚴峻：出口下降、有效需求不足、投資增長乏力。以1998年為例，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的外貿出口增幅從1997年的20％狂跌至1998年的0．5％，利用外資也跌至20年來的最低水平。這表明社會總需求構成中的其他三部分都處于低迷態勢。從貨幣政策來看，1996～1998年我國先后6次降低利率，但效果不夠明顯，這表明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大。在這種情況下，作為社會總需求重要組成部分的政府購買，便歷史性擔當起啟動內需的重任。從政府采購的角度看，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以增加政府投資和提高公務員工資為主要特征。

在政府投資方面，1998～2001年底，我國發行的5100億元國債90％以上的都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直接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以及其他各方面投資近3萬億元。利用這些國債，國家安排基礎設施項目8600多個，累計建成公路通車里程2．55萬公里；建成鐵路新線4007公里，復線1988公里，電氣化里程1063公里；新建、擴建機場37個；對2400多個縣進行了農網建設和改造，這些都在擴大內需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據測算，1998～2002年我國政府累計增發的6500億元建設國債，分別對當年GDP增長帶來了較大的貢獻(見表1)。

在增加公務員工資方面，1999～2001年我國政府先后3次增加了公務員工資，財政累計支出4066億元，這對擴大內需、拉動經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據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的資料表明，新增的工資最可能的消費集中在衣食住行、日常消費、文化教育、耐用品消費上。而且適當提高公務員的待遇也可以帶動社會工資的提高，對于促進消費、啟動市場有著積極作用。

六、結束語

我國以擴大政府購買(主要是政府投資)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效果是明顯的，增發的國債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向西部地區及生態環境建設傾斜的做法是值得稱道的。但同時也應該注意到，政府采購支出在拉動市場需求、放大采購乘數效應方面仍暴露出一些問題：

首先，政府增加投資所帶動的市場需求并沒有得到預期的效果。表現在對消費需求的拉動作用還不明顯、沒有很好啟動民間投資等方面，這導致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應不夠理想。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有：(1)體制障礙。如公共投資中存在低效率和損失浪費現象，并且政府管制和融資歧視抑制了民間投資等。(2)結構障礙，由于我國正處在一個結構性供應過剩與結構性需求不足并存的買方市場環境中，這種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脫節，造成了社會需求沒有得到有效啟動。(3)政策偏差。如財政支出結構不盡合理、重需求管理輕供給改善、重投資增長輕消費引導等。

其次，政府增加投資所產生的投資乘數不夠理想。原因之一是，近來年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呈下降趨勢，從而導致投資乘數也呈下降態勢。原因之二是，我國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過程中，存在“一腳踩油門一腳踩剎車”的問題。從1996年之后，我國稅收收入增長率明顯快于GDP增長率，到2003年兩者差距達到15個百分點。稅收如此超常規增長而產生的緊縮效應反過來對擴大支出的擴張效應起了反向抵沖作用。

最后，體制不完善和市場化程度不高造成了調控效果不理想。實施以政府投資為主要內容的宏觀調控政策至少需要具備三個條件：第一，體制順暢、市場化程度高；第二，必須有剩余的、閑置的生產要素和經濟增長潛力；第三，國家要有一定的風險承受能力。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后兩個條件在我國已基本具備。但我國在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方面存在的諸多問題仍未得到根本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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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失業率 失業預警機制 經濟失業率

實現充分就業是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四大主要目標之一,失業率是關系到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項重要統計指標。通過調查統計或者登記統計,測算出失業率的實值,才能為勞動和社會保障政策的制定以及具體就業服務相關措施的選擇提供第一手資料;才能預警失業帶來經濟社會問題,制定相關宏觀經濟調控手段。

一、三種失業率計算方法。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采用兩種失業統計方法。一種是行政登記失業率,另一種是勞動力抽樣調查失業率。兩種失業率都是政府決策的重要依據。

登記失業率統計的是到公共就業服務機構進行失業登記、享受失業保險待遇并求職的失業人員數量。由于各國公共就業服務和社會保險發展水平不一,登記失業率在國與國之間不能比較。而抽樣調查失業率基本依據的是國際化的失業定義,可以進行國際比較。

因此城鎮登記失業率和失業率是兩種不同的概念,使用的統計方法也不同。中國公布的城鎮失業率,是登記失業率,它是社會保障部門就業服務機構對失業人員登記統計匯總的結果。應該說,城鎮登記失業率,是政府制定就業政策的主要參考依據。由于中國就業服務體系和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完善,到社會保障部門就業服務機構登記求職的失業人員數量不夠全面,再加上就業和失業登記辦法還不健全和規范,因此,存在著實際失業率高于登記失業率的現象。

一些科研單位對城鎮失業率有這樣那樣的推算,統計數字不盡相同,這些數據都可以作為參考,但不能作為決策依據。社科院披露的失業率是用“德菲爾法”調查出來的。這個方法實際上就是把調查的內容,向一定數量的專家、學者征求意見,然后把意見進行綜合,最后形成結論。這次選擇了50余名從事就業和勞動統計研究的學者以及相關政府部門的專家(官員),發問卷請他們對失業率、城鎮失業承受能力等問題進行判斷和預測。這些專家、學者長期關注這一領域,注意收集這方面的信息,他們的判斷應該是有根據的。

登記失業率,不等于實際失業率。中國還沒有開展勞動力抽樣調查,所以沒有抽樣調查失業率。今后將逐步建立勞動力抽樣調查制度。但采用抽樣調查方法確定失業率后,城鎮登記失業率還要繼續使用。

(一)城鎮登記失業率。

目前我國現行的失業率統計僅限于“城鎮登記失業率”,是報告期內在勞動保障部門登記的失業人數占期末從業人員與期末實有登記失業人數之和的比。計算公式為:

“城鎮登記失業”人員是指非農業戶口,在一定的勞動年齡(16歲至法定退休年齡)內,有勞動能力,在報告期內無業并根據勞動部《就業登記規定》在當地勞動部門登記的人員。這種城鎮登記失業率的統計,主要考慮到統計方法簡單、方便,資料充分,實用性、可操作性較強。然而根據我國目前現狀,在登記失業人員之外,還存在大量隱性失業人員,這部分人或從農村經濟體中轉移而來,或是未就業即失業(例如剛畢業而未找到工作的大學生),或是一直處于失業狀態而從未在勞動部門進行登記。這部分隱性失業人員的存在,相對來說規模不可謂不龐大,對實際失業率值的大小起著不可小覷的作用。

(二)調查失業率。

失業率的另外一種統計方法是調查統計,即通過城鎮勞動力情況抽樣調查所取得的城鎮就業與失業匯總數據進行計算的。具體是指城鎮調查失業人數占城鎮調查從業人數與城鎮調查失業人數之和的比。計算公式為:

這種統計失業率的方法,統計的失業率往往更接近于真實值,從宏觀經濟角度來講,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失業率較之城鎮登記失業率,更具有借鑒作用,更能為宏觀經濟調控提供真實可靠依據。

(三)經濟失業率

還可以有一種純粹經濟學角度的失業率統計方法。我們可以暫且把它叫做“經濟失業率”。這種測算方法把“工作時間”、“工作報酬”、“就業人數”統籌考慮。以縣域經濟為例,我們把“工作時間”用“小時”(H)累計表示;“工作報酬”用“小時工資率”(V)累計表示;“就業人數”用“人”(R)累計表示。則H×V×R可以表示所有工作人員的總報酬。假設“就業人數”減少2人,其它變量未變,那末

(H-2)×V×R表示就業人數減少后的總報酬,此時“經濟失業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例如,某縣總的就業人數是40萬人,每天工作時間是8小時,平均小時工資率是5元每小時;后來由于經濟不景氣,就業人數是38萬人,每天工作時間是7小時,平均小時工資率是4元每小時,則該縣此時“經濟失業率”是:

由以上可知:1、“經濟失業率”不僅僅反映就業、失業人口的數量變動,還通過“工作時間”、“工作報酬”等的變動體現出了就業、失業人口的質量變動。2、“經濟失業率”并非是失業人口與總勞動力人口的簡單比例,它是一種現狀與標準狀況相比較的結果,體現了各種經濟因素的變動。

二、各種方法是應場合不同。

城鎮登記失業率,適合于具體的勞動就業服務政策制定。

調查失業率,適合于宏觀經濟調控時參考。

經濟失業率,能夠反映各方面經濟因素變動的影響,反映最敏感,適合于失業率預警機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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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理性預期;貨幣政策;宏觀調控

中圖分類號:F031.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9)18-0005-01

1 理性預期理論的產生與發展

20世紀70年代,西方各國陷入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量失業和經濟停滯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理論和政策發生了危機,“現代貨幣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在改變停滯膨脹局面時也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效果。這種形勢下,理性預期學派產生發展起來。該學派以理性預期的概念改造宏觀經濟學,以預期問題為突破口,全盤否定了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被稱為宏觀經濟學中的理性預期革命。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加之該學派理論上邏輯嚴謹,運用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分析經濟問題,因而理論影響迅速擴大,為西方經濟學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預期理論的代表人物中,羅伯特•小盧卡斯、薩金特和華萊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論是貨幣周期論;巴羅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們發展了小盧卡斯等人的理論,建立了實際貨幣周期論、財政政策分析和政府決策行為分析等新的理論。

2 理性預期理論的微觀基礎與基本假設

小盧卡斯與凱恩斯主義的分歧始于他為凱恩斯主義尋找經濟基礎。他認為,宏觀經濟現象不過是許多個人經濟活動的總和,宏觀經濟學中一切涉及人的行為的假定應該有微觀基礎。他在為凱恩斯主義宏觀計量經濟學模型中的工資,價格部分提供微觀基礎的過程中發現,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學與新古典經濟學確定的微觀經濟行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經濟學發生沖突時,小盧卡斯轉向了新古典主義。他試圖尋求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從局部均衡轉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預期理論的宗旨是建立與微觀經濟學一致的宏觀經濟學。為此,理性預期理論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個分析的基本假設:理性預期假設;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自然率假設。

(1)理性預期假設。

理性預期是在長期動態分析下,經濟活動的當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為基礎,他們能對未來作出準確的預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經濟決策,即他們能對未來做出理性預期。

(2)徹底的貨幣中性假設。

貨幣中性假說是指經濟總產量和就業的實際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應地對商業周期發展作出反映的貨幣和財政活動無關。

(3)自然率假設。

自然率假說的要點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有其內在的動態平衡,外界力量能暫時打破這種平衡,但不能根本改變它;政府應該順應這種動態平衡。

3 理性預期理論的政策主張

一是政府應制定長期不變的政策規定,消除政策規則的任意變動性。理性預期學派堅持古典經濟學的信條,認為過多的政府干預只能引起經濟的混亂,為保持經濟繁榮,唯一有效的辦法就是盡量減少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因為“市場比任何模型都聰明”,它始終是使各種生產資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業的有效機制。理性預期學派堅持認為,政府的作用只是為私人經濟活動提供一個穩定的可以使人們充分了解的良好環境。因此如盧卡斯所說,“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政策,而不是積極行動主義政策?！闭深A越少,經濟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標必須注意長期性和穩定性,并且著力解決通貨膨脹問題,政府的決策不能對一國經濟的產量、就業和其他實際變量產生影響,但可以對一般物價水平等名義變量產生具有規則性的效果。因此,政府應該把最理想的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唯一的政策目標。

4 理性預期理論及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啟示

(1)應充分考慮并正確引導微觀主體的理性預期。

不得不承認,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正日益增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應充分考慮公眾的理性預期,考慮微觀經濟主體的理性選擇。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公眾的理性預期又是不斷提高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應的一個前提條件。中央銀行要提高貨幣政策調控的有效性,就要準確地公布通貨膨脹指標和失業率,利用信息優勢,通過輿論導向,準確披露決策相關信息,加大宣傳力度,及時引導經濟主體的預期,正確引導公眾預期,讓公眾及時了解這種政策目標的變化,增強其信心。

(2)應充分認識到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調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預期條件下,貨幣政策對宏觀經濟的調控作用是有限的。

當前我國經濟運行所面臨的是諸如結構調整、制度轉軌等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單純的貨幣政策在短期很難起到明顯的改善作用,因為具有理性預期的公眾對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難以得到公眾的響應。可以說,貨幣政策不是調控經濟的萬能手段。不僅僅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過程本身需要宏觀經濟運行環境的支持;更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在經濟活動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以期提供一個穩定的經濟環境。

政策的制定與實施,原則是為了使微觀經濟個體順利地從事經濟活動,充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從而穩定經濟,促進經濟增長。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種經濟成員的積極配合,使各項經濟政策取得預期的效果,還必須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應具有長期的穩定性和符合經濟活動當事者的預期規律,可以使經濟活動的當事人從根本上擺脫由于政策的頻繁變動對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擔憂,從而無需尋求應變之策,而盡力去尋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經濟行為的最優化。

總而言之,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對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果有著重大影響,政府在采取宏觀經濟調整政策時必須充分考慮微觀經濟行為主體的理性預期并引導這種預期朝著政策目標的方向發展。我國發展市場經濟離不開經濟政策調控,這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點之一。今后,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確立,我國微觀經濟活動主體的理性預期能力日益增強,我們必須轉換思路,注意把握宏觀經濟調控與微觀層面理性預期的結合點,謀求經濟政策、經濟主體的預期與行為及經濟運行三者的和諧與穩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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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際春教授從理論服務實踐的角度,強調部門法的部門劃分理論應該不拘小節地、積極地、現實地和立法與法的實際可操作性結合起來,提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干預和參與經濟活動并直接體現國家意志的經濟關系的法”。其中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由經濟法的原理和理論,轉向實用性和可操作性。否則,經濟法的原則宗旨,只能淪落成政策性的口號,或是為“新行政法”的理論組成部分。

二、經濟法應該以經濟學為基礎,進行活動

從邏輯上講,正是因為經濟法未以經濟學作為基礎,進行理論和實踐,所以導致了經濟法缺乏實際可操作性的局面。一言以蔽之,經濟管理主體在進行宏觀調控行為之時,應重新評估經濟學理論的價值,應該融入經濟學的理論作為基礎;此外,經濟學理論在法律對經濟管理主體進行規制之時,將會起到衡量其違法性的標桿的作用。經濟管理主體在財政、稅收、信貸、利率、匯率、價格等方面施展宏觀經濟調控手段,撬動經濟杠桿,傳輸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以誘導和制約經濟活動主體(管理相對人)的經濟行為之時,必須要強調經濟管理主體的經濟責任制和權責統一。我認為,考量其行為的合法性,不僅要通過經濟法律制度,也必須考量其行為是否經濟。違法性,在這個地方,不存在明顯的下限(應該被擴大),其行為如果是違反法律規定的,那么被法律制裁毫無疑問;如果其行為,是明顯不經濟的(即違背經濟原理的),造成較大或更嚴重損失的,也應該承擔法律責任。比如,經濟法()賦予央行調整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的職權,若其在金融危機大環境下,對我國中小企業或以出口為主的生產制造業持續收緊銀根、減少貨幣流通量,或未及時提供貸款支持,最終致使中小企業大面積破產,則應承擔法律責任。因此,筆者認為,經濟學是經濟法的基礎,經濟法的“工業革命”已經來臨,經濟學在這場“工業革命”中,將扮演著“蒸汽機”的角色。

三、國有企業缺乏自身定位

國企改革應該接受公眾監督即其透明度,特別是定價談判,必須經過聽證。第二點,國企改革應該保證克制和冷靜,改革不革是為改革。倉促地、大規模地改革,只會損害國民(國有資產所有人)的利益。有經濟學家說,政府、國有企業全面退出經濟舞臺,自由經濟、民營經濟,更可以像美國靠攏的經濟體系。這種觀點筆者不敢茍同,因為法和經濟法,都有本土性。我國歷史數千年的禁榷制度和文化特性,決定了我國經濟法的獨特性:國有資產參與、保障經濟運行,并且計劃性地、服從性地有效帶動民營企業,它具有計劃經濟的高效性和執行力,能有效配合國家宏觀調控舉措。可以說,國有企業是必要的,從國家經濟命脈穩定和控制的角度出發如此,它對宏觀調控舉措的輔助作用也是顯而易見的。

篇10

在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的系統不同。在現有的基礎上，不同的條件下，宏觀調控是經濟運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無限的經濟自由，政府掌握實施宏觀調控并不需要單獨的立法授權，因為政府宏觀調控措施所憑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調控措施，也是經濟的綜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別單獨的立法。

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在實施宏觀調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關的法律法規授權來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決條件，更是是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關鍵環節，該系統基于現有的條件，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總體上來說，是指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征服所面臨的問題都不是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改進，但向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系統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場經濟規律的運作，建立新型的宏觀調控體系。

在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中宏觀調控和經濟之間的關系，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場經濟，和政府主導的計劃經濟不同的條件下，調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直接干預，達到調控經濟運行的目的，這決定了政府干預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場主體的經濟自由被剝奪是此消彼長的。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和監督，對指令是政府給予行政處分。因此，宏觀調控是政府對國民經濟的直接干預微觀經濟單位的實現，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在本質上是強制性的。

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的影響因素也有差異，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的宏觀調控是通過政府下達的指令來制定發展計劃。由于在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控制具有強制性，在市場經濟中，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控制是基于對市場的影響和實現，政府的監管的對象是不特定的，政府有沒有權利直接對市場主體，各經濟實體，如企業，個體戶，事業單位出具的計劃指令，只有通過市場的自主調節功能來實現，簡而言之，計劃經濟的宏觀調控是政府通過影響力來規范市場中各個主體的。

在市場經濟中的宏觀經濟調控不是強制性的，宏觀調控的有效性應該是政府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是通過增強技術，使經濟主體免予遭受市場盲目性的信號傳導機制的影響，這一點，要從市場的完善，改革微觀經濟主體的產權結構，加快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轉變。這表明，在市場經濟，宏觀調控和控制效果更為復雜，宏觀調控的影響因素和控制的大小的影響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這也意味著市場經濟宏觀調控的成效，政府的能力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