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主要區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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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經濟法主體的概念、性質和特征

研究經濟法主體的首要目標是在對現實中各種經濟法主體類型進行概括的基礎上，給出經濟法主體一個明確的定義，以確定受經濟法規制的主體范圍。但是，國內有的學者在分析此問題時，習慣性地把經濟法主體混同于經濟法律關系主體，或者走向反面，夸大二者的區別，而忽視了經濟法主體的特殊性質。[2]目前國內學術界給經濟法主體下定義時也就相應存在著兩種不良的傾向：①過于強調國家在經濟法律關系中的重要作用，有意識地縮小了經濟法主體的范圍，與實踐中政府部門在經濟利益驅使下，借國家之名干預經濟的非正?，F象“不謀而合”；②認為參加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并不一定由經濟法本身設立，依據行政法或者民商法的思維模式，推導出任何具有獨立人格的法律主體都可能成為經濟法主體，這實際上是泛化了經濟法主體的概念。這兩種傾向未能正確把握經濟法主體的本質屬性和外部特征，為我們正確認識經濟法主體設置了極大的障礙，并且也不自覺地降低了經濟法主體的實踐價值。對這兩種傾向進行理論上的抽象總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相對完備的經濟法主體概念：經濟法主體就是根據法律確定的社會責任而賦予不同資格的、代表不同利益傾向的權力享有者和義務承擔者。

長期以來，學界對經濟法主體的本質特征的認識不夠，使現有的對經濟法主體的類型化并不是建立在對經濟法主體的固有本質的基礎之上。相對于其它部門法(如民法和行政法)主體而言，經濟法主體具有不同于它們的本質屬性：①經濟法主體具有經濟利益性，即它應當是某種經濟利益的明確代表，是該種經濟利益的積極追求和維護者。不論是國家主體、還是組織主體、個人主體，法律對經濟法主體經濟行為的調控，更多地通過平衡協調的手段控制該類主體行為的經濟成本和經濟收益完成的。②經濟法主體具有縱橫統一性，這是由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應當是縱向因素和橫向因素的統一所決定的。對某個具體的經濟法主體而言，由于其所處的經濟關系性質不同，可能與其他主體處于不同的相對地位。③經濟法主體具有責任優先性，即它應當以社會責任作為自己的定位標準和行為準則，同時國家和社會也應當將社會責任作為評價其在法律關系中所處地位和所為法律行為的標準。[3]

2 經濟法主體的分類

經濟法主體可分為微觀經濟法主體和宏觀經濟法主體兩類。

2.1 微觀經濟法主體是指在市場管理活動中產生的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在市場管理中往往涉及市場中的各個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和國家對市場的管理，這就需要區別平等的經濟法主體和民事法律關系主體、具有管理和被管理關系的微觀經濟法主體和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首先，在市場的運行中參與市場活動的主體并不必然就是經濟法主體或者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對經濟活動參與者不加區分的一律歸類為任何一種法律關系主體的做法都是片面的。我們認為，區分經濟法主體和民事法主體的最主要的標準就是，參與經濟活動所涉及的利益是否具有整體性、公共性。經濟法區別于民法的另一個標志就是國家的主要職能在于防范市場的混亂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對混亂的修正，在微觀經濟法律關系中始終存在國家主體，而且國家主體加入經濟法律關系的時間是提前介入，而民事法律關系中，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主體，國家并不以有別于其他主體的資格加入到民事法律關系中來，充其量也就是在民事關系被扭曲后作為裁判人加入到對恢復關系的關系中來，但這時的國家已經不是我們所討論的意義上的國家了。

2.2 宏觀經濟法主體是指在宏觀調控中產生的法律關系中的主體。就宏觀經濟法主體而言，則只需要區分宏觀經濟法主體和行政法律關系主體就可以了。在經濟法地位獨立性的長期爭論中，宏觀調控這一國家行為的性質成為爭論的焦點。不贊成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的學者把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視同為行政行為，從而把參與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各類主體等同為行政法律關系主體。這種觀點，顯然混淆了經濟法和行政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宏觀經濟法主體所參加的社會關系，是不同于行政法律關系的，國家對經濟進行的宏觀調控和國家的行政管理有顯著區別，行政法雖然也可能涉及經濟內容，但是，行政管理的基本價值取向完全有異宏觀調控的價值取向。前者是國家為了維護社會、治安或政治秩序，保證國家行政管理職能的實現，而后者則是國家為了社會經濟結構的正常運行，促進社會經濟協調、穩定和發展。行政管理法律關系的主體，通常是一對一的關系，不僅國家作為一方主體是比較固定的，而且行政法律關系主體的另一方行政相對人也是固定的，具體的主體只能夠提起具體的權利請求，而不能由其他人就同一的權利義務提出主張；而宏觀調控法律關系的主體，盡管國家也是作為主體的一方無可爭議的參加到經濟法律關系中來，但是經濟法律關系的另外一方主體，卻因為宏觀調控涉及的利益的廣泛性，從而導致經濟法權利的享有主體的不確定性。這是宏觀調控顯著區別于行政管理的地方。可以說，宏觀經濟法主體和行政法關系主體的根本區別不在于是否有國家始終作為法律關系主體的一方，而是在于主體在法律關系中權利義務的內容。[4]

3 具體層面上的經濟法主體分析

3.1 宏觀調控法中的經濟法主體。在宏觀調控法中政府主體在法律關系中占有恒定地位，但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有調控主體與被調控主體之分，但二者關系也并非行政法意義上的簡單隸屬關系或管理關系。宏觀經濟調控的主體一方雖然是政府，但是政府主體的調控行為是一種綜合和間接手段，包含引導、規制、監督等方法，目的是保證社會經濟總體的均衡協調增長。而對所謂的被調控主體，也不能作泛化的理解，造成被調控主體因為處于“被動”地位，而沒有實踐價值的假象。明確哪些主體能成為被調控主體，有助于我們理解政府主體的宏觀調控權力的大小、界限，其取決于現實經濟生活中主體的經濟需要。[5]

3.2 市場規制法中的經濟法主體。市場規制法主體可以分為管理主體、投資主體、經營主體、消費主體等。我們認為，首先市場規制法主體不應該包括勞動主體，因為勞動關系雖然也具有財產屬性，卻具有較強的人身關系和社會公益屬性，應當主要由勞動法這樣的社會法單獨調整，而不應再把勞動者的完整概念納入經濟法范疇中。其次，不能籠統地把市場規制法主體關系劃定為經濟管理關系，主體的平衡和諧是市場規制法主體關系最為顯著的特征。

3.3 “中間地帶”法中的經濟法主體。由于經濟的持續發展，新的經濟關系不斷涌現，從而形成了一些既不能純粹歸于市場規制法又不能完全歸于宏觀調控法的經濟法新法域，比如有關市場準入、經濟監督的法律制度。這充分體現了經濟法制內部相互協調、相互融合的本質，更集中體現了經濟法現代性。[6]

綜上所述，經濟法在建立持續、快速、穩定、健康的市場經濟秩序的目標下，構建經濟法的理論體系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是必須的，而從主體制度的研究可以看出其他的相關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的影子，對經濟法主體的理論研究，可以說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本文對經濟法主體僅僅進行了粗淺的探討，希望能夠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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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李昌麒.中國經濟法治的反思和前瞻.法律出版社20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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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全興.經濟法基礎理論專題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409

[6] 美]博登海默.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421

[7] 邱本.論經濟法主體.來源于中國民商法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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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管制；規制；監管；干預；調控；市場監管法；市場規制法

中圖分類號：D912.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0023803

1管制、規制與監管

管制、規制與監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對于日本學者的著述傾向于將它譯為規制，如金澤良雄在《經濟法概論》一書中第一編第四章所談及的問題就是“經濟法中的規制”，植草益的《微觀規制經濟學》等。對于英美學者的著述則更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爾•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與市場》，施蒂格勒的《產業組織與政府管制》等。而在國內的經濟學著述中，管制與規制的運用也無統一的規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經濟學導論》，馬昕等所著《管制經濟學》，謝地所著《政府規制經濟學》，王雅莉所著《公共規制經濟學》，張維迎的《管制與信譽》等。在經濟法學著述中，結合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學者們大多數使用的是市場規制，如漆多俊在《經濟法基礎理論》第十章所述內容即是“市場規制法原理與制度體系”，監管在經濟學領域很少見，但是在法學領域，有的學者將市場監管法和市場規制法并列為微觀經濟法范疇，是干預市場微觀領域的不同手段。如盧炯星認為，市場監管法與市場行為規制法同屬于微觀經濟法范疇，但兩者卻各有不同。有的學者認為，在與法律密切聯系的層面上，管制、規制與監管并無本質區別，既包括與此相關的政策，也包括為實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規。還有學者認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統地進行管理和節制，并含有規則、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義，通常理解為政府對經濟活動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監管的范圍大的多，監管只是管制的一種，是從維護安全，降低風險角度進行的管制。管制與規制并無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譯而已，無論管制更多的適用于政策性討論也好，規制側重于管制法律表現形式也好，這些區別對于實質性研究并無意義，因此我們的研究重點不應該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該用規制還是用管制，而是應當著眼于經濟運行的整體來掌握適用的范圍以及與其他經濟管理方法的區別。

1.1管制（規制）的性質

丹尼爾•耶金在他的一書《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中》寫到的管制（規制）在戰前與戰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內容有非常大的差別，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關資料后得出這樣的結論：戰前的管制（規制）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場的各個微觀領域，因此它指的是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直接監督和管理。而凱恩斯主義則將政府從微觀拉向宏觀，主張管理總體經濟而不是具體的市場運作。因此，凱恩斯主義被賦予了另外一種名稱“政府干預”，用與區分政府管制（規制）。丹尼爾•史普博認為管制是由行政機構制定并執行的直接干預市場配置機制或者間接改變企業和消費者的供需決策的一般規則或者特殊行為。金澤良雄認為規制可以理解為是對于一定的行為規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經濟法規制的對象就是經濟生活涉及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等經濟循環的全部過程，并包括與此有關的金融、運輸等。維斯卡西認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對個人或組織的自由決策的一種強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資源是強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經濟主體的決策為目的而運用這種強制力。植草益認為，政府管制是社會公共機構依照一定的規則對企業的活動進行限制的行為。我國學者王俊豪則將管制定義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對獨立的政府管制者（機構），依照一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主要是企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因此，管制（規制）的性質是對微觀經濟領域和主體的干預。

1.2監管及市場監管法

監管，有學者將其解釋為監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監督和管理的內涵的簡單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義。國外有學者認為：監管是國家憑借政治權力對經濟個體自由決策所實施的強制性限制。國內也有學者認為：監管就是由監管者為實現監管目標而利用各種監管手段對被監管者所采取的一種有意識的和主動的干預和控制的活動。盧炯星給監管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監管就是市場運作的條件下，以矯正、改善市場機制為目的，政府對市場經濟行為的干預和干涉，或者說，監管就是政府根據法律制定與執行規章的行為，因此，市場監管就是監管主體制定各類市場的行為規則，并通過執行這些行為規則來減少市場失靈、構建市場秩序、保護投資者權益、促進市場競爭及實現資源優化配置。市場監管法作為經濟法需要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是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政府與市場的矛盾不斷加深，而逐漸進入法學家們的研究視野中。目前學界關于此方面系統化、專門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場監管法在微觀經濟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調整市場在運行過程中，監管主體對市場主體及其市場行為進行監督管理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總和。市場監管法不僅是市場主體進行市場運營的準則，也是市場監管主體依法監督、持續審慎監管、有效監管的依據，對于保障市場的安全與秩序、維護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保障市場公平有效的競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對市場監管法進行研究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它是屬于經濟法，而且應當是經濟法的獨立組成部分。它與市場規制法雖然都是調節微觀經濟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領域卻各不相同。經濟法學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體現調整國民經濟總體運行的宏觀調控法和維護市場競爭的微觀市場規制法，對于市場監管法很少提及，這在各個法學著述中可以發現大多學者將經濟法的內容分為宏觀調控法和市場規制法，如漆多俊的《經濟法基礎理論》、《經濟法學》，邱本的《自由競爭與秩序調控》等。有的則用市場規制法包含了市場監管法，但是對于兩種微觀領域的調控措施又沒能很好的協調兩者的差異。在研究微觀經濟立法時，沒有必要區別市場規制與市場監管，因為微觀經濟活動的配置應該交給市場，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時的一個次優選擇，所以微觀經濟領域的立法就應該本著少管，間接管理的原則。當需要管理一項經濟事務時，根本不用區別是規制范疇還是監管范疇，我們的著眼點應該是什么時候管以及如何管的問題。

2干預與調控

干預一詞在國家與市場的博弈過程中似乎歷來就被視為國家或者政府的一項權力，在讀了丹尼爾•耶金的《制高點――重建現代政府與市場之爭》一書后發現，在英美國家，管制與干預有過一次巧妙的交鋒，而分水嶺就是1929年的經濟危機。此后大多數文獻都使用的是干預，以區分危機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凱恩斯和他的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引起的變化。眾所周知，經濟危機后，美國民眾強烈呼吁政府出來“主持大局”，他們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力增加就業、降低通貨膨脹、恢復市場等，而另一方面，特別是曾經一度控制市場的資本家們，害怕政府的介入會影響到他們的活力和發展，不想再回到20世紀初那種被管制的時代，更不需要一個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這種躊躇中，管制逐漸淡出美國人民的經濟生活，政府發現他們試圖再次激活管制的計劃有些力不從心。

調控一詞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國的經濟學和經濟法學領域被使用的頻率很高，特別是當與另外一個詞――宏觀一起使用時，就構成了通說認為的國家調整經濟的兩大手段之一，即宏觀調控。調控與上述的干預在特定語境下有著同樣的內涵，就是國家對宏觀經濟生活的管理與監督。

2.1干預

即使是對政府干預最具權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為什么干預經濟》中，也沒有對干預一詞進行解釋。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繪來說明政府干預是對的，這對于理解干預有一定幫助：保險公司不能完全區分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客戶，對同樣巨額財產保險收同樣的保險費吸引的往往是高風險的客戶，低風險的家庭買保險的可能性比較小。有那么多高風險客戶，保險公司的賠償金額巨大，所以公司進行“干預”限定保險范圍，不讓人們想保多少就保多少，這樣做可以激勵人們安裝防火系統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來降低火災風險。又如勞資關系，純市場體系，假定雇主掌握每個雇員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經常調整工資以便使每個人生產出最多的產品，偷懶的工資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這些情況，所以走捷徑采取某些“干預”，如補貼午餐費，以提高積極性從而提高平均生產效率。從中文詞義來講干預的意思是過問別人的事情。干預是一種外在力量的影響，市場有著自身的運作機制如供求機制、價格機制、價值規律等，政府對其進行干預的確是一種外來權力的干涉，相對于政府來說，市場的確是“別人的事情”。在看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法發展歷史，由于過度的競爭導致壟斷妨礙了自由的市場環境，于是政府通過制定法律來規范市場主體的行為，簡單來說就是先有市場和市場失靈從而產生了經濟法。這也足以說明，在私有制度國家，使用干預一詞是非常的貼切，雖然即使學者們也沒有做如此的區分，如馬克•波爾曼在他的文章《美國聯邦政府的歷史演變與國家的經濟角色》中談到19世紀末政府的經濟政策時使用的是：干預的加強，并沒有使用當時流行的詞語管制。在國家與市場不斷協調的今天，用干預來表示宏觀領域的調節，用管制來表示微觀領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方向。

2.2宏觀調控

漆多俊給宏觀調控的定義是：國家用以調節經濟的各種引導促進方式發達并形成系統后的綜合體現，是國家運用引導促進系統調節經濟的基本方式，國家從社會經濟的宏觀和總體角度，運用國家計劃、經濟政策和各種調節手段，引導和促進社會經濟活動，以調節社會經濟的結構和運行，維護和促進社會經濟的協調、穩定和發展。從這個定義可以看出，由于國家經濟調節的本質是宏觀和總體的，作為國家調節基本方式之一，國家所運用的引導促進方式也主要是對社會經濟宏觀和總體上的引導和促進。國家引導促進的主要著眼點和目的是社會經濟的宏觀結構和總體運行，所實施的措施重在影響社會經濟的全局，而不僅僅觸及某些局部和個體。宏觀調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導性，并非強制干預或者直接參加經營活動，而是按照宏觀規劃目標和方向，給社會經濟活動者以指導、鼓勵、幫助和服務，引導促進社會經濟發展。調控本身具有內在力量自發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國政府相對于中國的市場經濟來說是一個內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場，并且運用自身的權力來規范市場運行。可以說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調控代替干預來說明政府在宏觀領域的調節更加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歷史和國情。

3我國的選擇――以規制（監管）為重心的探索

中國經濟政策的選擇和發展方向以及經濟法的制定，應當有自己的特點，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國家或者采用單一的手段，而應該是：立足宏觀調控，微觀領域重在研究哪些規制（監管）是現階段必須但是長遠要“退出”的，哪些無論是現階段和長遠都要“退出”的，哪些現階段很“弱”而長遠需要加強的，哪些是現階段和長遠都是必須的。并且完善和發展宏觀調控法、以及市場規制（監管）法，明確二者的界限，發現二者的聯系，從而能夠靈活的運用于實踐當中。

在研究經濟立法時，我們要有這樣一個邏輯起點：具體的政府市場經濟活動和經濟立法到底是怎樣一種關系。徐杰老師用了一個很貼切的詞語――互動。首先要考慮政府經濟活動及其變化是如何影響法律體系的建構和運轉，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適用又是如何影響政府管理經濟秩序的形成。在經濟立法研究過程中，應當把政府規制（監管）視為研究的重心，這不僅因為宏觀調控的理論研究遠遠豐富于對微觀經濟領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規制（監管）是直接作用于各個市場主體和具體的經濟活動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場參與者將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觀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市場這個看不見的手是主導，所以對于市場規制（監管）的研究更側重于個案的分析。我國有著很深的計劃經濟傳統，如何將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現代市場經濟中的規制（監管），這也是為什么政府規制（監管）確實應當成為經濟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體制原因。

有了這樣一個邏輯起點，我們的研究應該遵循這樣的邏輯不斷深入：(1)國家規制（監管）市場經濟的度；(2)國家對經濟的管理如何影響經濟立法；(3)我國經濟法應該有怎樣一種體系框架。

3.1確定政府規制（監管）的度

理論界對于這方面的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可是并沒有太大的突破，因為面對千變萬化的市場活動，要作一個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在受許多因素影響下，不斷維持這一種動態平衡。

3.2規制（監管）程度對經濟立法的影響

法律規范對政府規制（監管）權限的界定以及對政府取得、行使規制（監管）權程序的規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時，又對政府管理活動形成了監督，因此在防止政府過度規制（監管）或者濫用規制（監管）權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規制（監管）要發揮作用主要還是依賴政府機構主動行使權利如處罰權，因此規制（監管）的效率又會因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這些情況下，甚至會導致政府規制（監管）失敗。因此，我國經濟立法應當一方面加強對政府權力的限制，防止權力尋租的出現如將行政壟斷納入反壟斷法調整范圍，另一方面在一個個具體經濟法律關系中努力發掘傳統法律救濟的資源，關注行政處罰、私人訴訟以及公益訴訟等多種救濟手段的有效結合。

3.3我國政府規制（監管）發展前景

在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上，理論界普遍認為，應當放松經濟性規制，加強社會性規制。筆者認為，加強社會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為社會性管制涉及勞動保障、消費者安全健康衛生、環境保護、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這些都是與社會利益息息相關的領域，所以加強社會性規制（監管）是增加社會福利的有效途徑。對于經濟性規制（監管）是要放松還是加強，可以從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規制（監管）的原因來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問題。當一項經濟活動需要政府干預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預不能達到預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領域就可以放松規制（監管）或者讓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給市場。在有些領域，并不是一概而論是放松規制（監管）還是加強規制（監管），應當結合市場經濟發展趨勢以及我國經濟發展環境來考慮。例如，電信行業屬于自然壟斷行業，傳統理論認為自然壟斷行業由于存在定價悖論、效率悖論、負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對稱等缺陷，所以現階段政府進行規制（監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們應該看到，隨著中國加入WTO，電信市場的開放勢在必行，允許國內外新企業進入，強化市場競爭力量對經濟效率的刺激作用，從而使優勝劣汰的競爭規律成為一種普遍規律。電信行業是一個需求彈性很小的領域，基于對公共利益的考慮，電信市場的放松規制（監管）是一個慢慢放手的漸進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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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本文主要探討的就是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傳導作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二者之間存在價值聯系，因此而產生互動，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在互動運行的過程中，其信號傳導的主要機制就是會計。通過會計，可以對會計計量的過程中的價格波動真實的反映出來，利用財務報告的披露傳導和信息使用者非理性的行為，將市場的價格波動幅度進行有效的放大，這樣一來，會計和實體經濟以及虛擬經濟可以形成一個對因果積累進行循環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的最終結果就是經濟發展的周期性和波動性。

關鍵詞：

會計；實體經濟；虛擬經濟

利用會計信息，可以對經濟的發展奠定決策的依據，通過世界經濟的發展的角度，可以將經濟分成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兩個部分。針對虛擬經濟，主要是以實體發展為基礎，如果發生很大的偏離，就是引發金融危機。通過金融危機，其實就是社會資源的配置出現嚴重的失衡，與此同時，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當中，會計的作用也沒有發揮出來。經兩種經濟進行比較，虛擬經濟更加復雜，但是從本質上將，主要就是實體經濟的價值交換。兩種經濟類型其實是相互依存的關系，對于經濟體系的發展起著決定作用，無論是哪種經濟發生變化，另一個經濟都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一、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二者進行互動的基礎和特點

經濟的發展需要銀行的融資，針對融資的發展過程，其實就是對于資本的回籠，從我國現階段的發展進行有效的分析，表面虛擬的資本和原始的資本二者存在十分密切的關系，換一種說法就是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聯系非常密切，二者不能獨立進行運作，在一定的基礎上，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需要進行聯合運作。針對虛擬的資本價值，其主要來源就是實體的價值，實體經濟在實際的發展過程中，各種資本帶來的利潤也是各種各樣的，其具體的資本與其也會存在很大的差異，從人們當前的預期收入水平為出發點，具體的范圍主要就是虛擬經濟發展的過程中的發展，換一種說法，當金融產品和基礎債券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會帶動虛擬經濟的信號發生變化，會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這種變化和實體經濟并沒有什么太大的關系。對比虛擬經濟的股票等債券形式，實體經濟和它們的關系逐漸變得模糊，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逐漸顯現出各種價值關系，使企業得到更好的收益。將概率進行折算，主要是將其作為一種具體的價格符號，對于整體的債券進行收益分紅的措施，而折算出來的分紅，要測算其虛擬的經濟，預算的整體水平和國內經濟的發展都會具有很大的影響，使整體項目收益可以更好的發展下去。充分利用利用率和整體的衍生程度，主要是在金融的角度，達到合作共贏的局面，在這個過程中，與其收益和水平會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

針對當前我國的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二者之間的關系十分密切，這種密切的關系主要是在經濟發展的水平為基礎。針對當前的實體經濟，在盈利能力上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對未來經濟的實體進行準確的衡量的主要依據就是財務自身道德發展水平，這也是經濟投資未來的發展方向，我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針對價值符號，做出了有關價值的相關的判斷，這就導致虛擬的符號和商品之間出現了明確的勞務關系，二者可以相互進行脫節，針對其價值符號，其主要的循環方式和周期也是比較短的?？傊?，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變化，導致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二者的關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當發生變化之后，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變化和經濟發展水平也具有十分密切地方關系，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模式就是相互配合和相互影響，二者之間的影響力也會隨之不斷加大。針對我國經濟的發展歷史，經濟的發展是具有一定的規律的，實體經濟的發展總是要比虛擬經濟的發展要快，隨著現代化和信息化的水平不斷發展，就會發生金融抑制的具體現象，這樣一來，資金就會產生回籠的情況，針對資金的運作能力，也會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經濟發展在不斷的影響之下，會導致虛擬經濟發生膨脹的現象，就要將實體經濟過渡到虛擬經濟，這樣一來，就會引發金融風暴的產生。當前的經濟發展要保證由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方向發展，否則在未來發展的過程中，實體經濟收入就會變得更加多樣化，出現比較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實體經濟的發展過程中，會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主要特點

虛擬經濟主要是從實體經濟中進行脫離的，在經濟市場中，逐漸進行獨立的發展，在本質行上說，實體經濟發展的利潤是虛擬經濟發展的基礎，二者的主要區別就是虛擬經濟是預期收入，而實體經濟是實際收入。針對企業的發展，將其發展利潤進行固定的時候，企業這個時候的實際發展就會越來越高，而虛擬經濟也會受到更高的收入。經濟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虛擬經濟的符號種類也會不斷增加，二者之間的價值體系也在不斷發生變化。三個具體的體現：一個就是公里的股票等需要借助企業的預期經濟收入，進行有效的評估。另一個就是例如證券資金和擔保證券，其主要的評估基礎就是企業的證券收入，最后一個就是類似政府債券，其決定和影響因素就是國民經濟發展直接進行影響，主要就是社會資本收入的主要價值的體現。

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主要特點就是相互依存，其主要評估預期收入基礎就是經濟的財務情況和發展能力，可以有效的提升經濟符號價值，在實體經濟中出現的經濟風險，對于虛擬經濟會產生很大的影響，使虛擬經濟產生很大的波動。在虛擬經濟的發展過程中，各種因素對于交易價格的變化都會起到嚴重的影響，是價格和價值之間出現偏差，對于實體經濟中的活動產生很大的偏差，使實體經濟的各種經濟活動受到一定的影響。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具體的發展模式是不同的，在實際的經濟市場當中，資金的具體利用效率就會變得很低，具體的市場活動也會發展的比較緩慢，對于實體經濟的發展起到直接影響。當實體經濟的發展比虛擬經濟慢的時候，很容易就會出現經濟泡沫現象，使虛擬經濟面臨發展危機，而實體經濟也會遇到更大的困境。針對周期性的波動來說，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最普遍的狀態就是失調狀態。

三、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傳導作用

(一)會計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互動當中的傳導作用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具體的投資的過程中，企業要進行全面的評估，就要對投資對象的價值提前進行評估，隨后才能進行有效的投資。在這個過程中，會計會提供出具體的投資信息，對會計信息進行披露和采用，使信息的獲取可以做到多渠道和多來源，而得到的具體信息也要做到具備一定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以及經濟性，與此同時，利用會計準則，對跨級目標進行準確的定位，在經濟運行的過程中，要將會計的支持作用充分的展示出來。在披露跨級信息的過程中，會計的主要作用，就是向企業提供主體財務信息，是投資決策者可以活動具體的決策信息，在這個過程中，虛擬信息符號定價的基礎性信息?？傊瑫嬙趯嶓w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傳導作用，其主要的體現就是對企業的償還能力企業債權等進行準確的評估，可以提供基礎性的信息，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過程中，會計的主要的作用就是信號傳導。無論是對虛擬經濟還是對實體經濟進行投資，都需要投資對象進行全面的價值評估，會計在這個過程中的責任非常重大，需要提供相關的投資信息。當前針對投資者的投資信息的來源和渠道，具有很大的多樣性，而在這些渠道中，最可靠和穩定的就是來自會計的信息披露，針對具體的跨級準則，對于會計的目標進行了準確的定位，在經濟運行中，對于跨級的支持作用進行強調。企業通過會計，獲取有關虛擬經濟主體和實際經濟主體的相關的信息，這樣一來，企業才會針對現實的情況，根據會計提供您的實體經濟的信息，來選擇虛擬經濟的具體的符號，這是非?；A的信息，將會計這項功能進行充分的應用，可以將股票價值和會計信息之間的關系進行有效地梳理。

(二)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傳導流程在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主要經濟體系中，具有比較明顯的互動流程，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信息傳導當中可以具體的體現出來。針對當目前的市場價格的具體的變動，市場價格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因素所影響，這樣一來，市場價格就會在很長一段時間中處在波動之中?？梢岳脮嫶_認或者會計報表的主要方式，將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的主要的變化情況進行有效的結合，將企業中各種權益變化充分的反映出來。會計在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互動中的傳導流程當中，這個過程主要就是通過微觀經濟的運行，對宏觀經濟產生變化的具體過程，利用企業的財務信息，可以將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有效的調整。在企業具體的會計報表當中，主要披露的是市場價格，針對市場主體，可以將企業和相關的預期收入進行有效的調整，使國家投資和融資決策以及市場價格發生一定程度的變化。完成具體的互動環節時，針對下一個因果循環，可以自動的進入，確認和計量會計信息披露，在財務報表當中將循環的變化進行有效的傳導，由具體的財務報表進行再一次的披露，從而就開始另一個投資和融資發生變動。

(三)利用會計傳導將風險進行規避對經濟體制的風險進行有效的避免，將會計信息的傳導功能進行有效的控制，在這個過程中，信息的生成和信息的反饋特別重要。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二者之間具有很大的關系，將會計信息在兩種經濟體制之間的局限性和特點進行展現。市場的具體價格會受到各種因素的有效的影響，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針對會計的計量計算，主要就是對市場價格進行依賴，其主要的成本、價值等都要對市場價格進行依賴。而政府機構對于商品的價格會進行有效的干預，這就說明市場定價具有一定的失允性，利用會計信息，這個時候很難將企業的投資價值反映出來，在跨級信息中會呈現一定的風險，在兩種經濟的發展過程中進行傳導。針對當前的財務跨級信息記錄，要使會計信息的及時性得到有效的保障，在處理信息的過程中，就要進行有效的分段假設，如果具體的公式信和報表的信息進行比較，稍晚一些，當具體的信息被公示之后，決策和需求之間會產生很大的矛盾，對于市場的價格會產生很大的波動，因為會計信息和實際的市場信息會產生很大的偏差，這就需要具體的投資人員或者財務人員，要將信息生成的方式進行改進，對于財務會計的信息要準時完成，對于市場的情況也要不斷進行分析，針對財務的個體因素的影響要進行減少，在一些不確定的因素當中，這對會計信息進行科學的選擇。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具有十分密切的關系，我國當前的發展模式主要就是實體經濟為主，虛擬經濟為輔，在未來的發展過程中，將會變得更加虛擬化，而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之間的橋梁就是會計，在實際發展過程中，要將會計的作用進行充分的應用，是二者實現有效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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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確立我國目前公共財政職能的理論依據

1.財政職能是由財政本質決定的。只有回答財政是什么,才能明確它應該干什么,即它所承擔的基本職責、活動范圍和運行方式等問題。改革開放以來,隨著財政改革的不斷深化,經過理論界和財經界的共同努力,財政理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基本上適應了轉型、創建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體系的要求。在緊緊結合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的理論和實踐經驗,對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發展市場經濟必然要實行公共財政模式以及突出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等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基本的共識。這些都對重新加深對財政本質的認識,提供有利的條件。在我國建立公共財政,已成為共識,轉變政府職能問題已做出相應決定,體現了從現實國情出發。很多專家學者也認識到,我國建立公共財政,不僅要矯正市場失靈,同時還要培育市場、彌補市場發育不健全出現的“市場殘缺”,不僅要通過相應的經濟和法律手段調解收入分配、解決社會分配的不公問題,還要在生產流通領域加大對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的財政投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提高經濟效率,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在《領導干部財政知識讀本》中,把財政這一經濟范疇的定義概括為:“財政,也叫國家財政。是以國家為主體,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于履行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睂ω斦举|的這一代表性認識,是探討財政職能的根本依據。

2.借鑒吸收現代公共財政理論。既然我們國家已明確把發展市場經濟,建立符合我國市場經濟環境的公共財政體制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即理所當然地應該認真學習、借鑒西方公共財政理論,為界定轉型時期的財政職能提供理論依據。實際上,我國財政理論界和實際部門在這方面已經做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很大成就。諸如在強調財政在資源配置中應發揮的職能作用,正確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等重大問題上基本上取得了共識,一些相應的措施已付諸實施。

3.依據轉型理論和政策探討現階段財政職能。轉型的理論,也是來源于西方。二戰以后,世界各國在推進工業化和現代化經濟發展過程中,社會體制都經歷了轉型,表現出謀求共同發展的趨勢,又呈現出多元化轉型模式。在總結世界各國各種轉型方式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依據我國的國情,我們黨采取漸進的轉型模式,穩步推進改革開放,經歷了20多年的艱苦努力,確立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社會經濟得到巨大發展,人民生活得到明顯改善。但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我國經濟轉型,本質上又是在近代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的條件下,超越階段,合二為一地走向現代化社會轉型,包含著既要完成工業現代化,又要實現現代化的雙重目標的轉型。由此又規定了我國社會的轉型,同時又要推進文明轉型和體制轉型。所謂文明轉型,就是要完成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以至更快地進入現代信息社會的轉型;體制轉型是指適應現代社會生產力發展,在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完成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也勢必要規范政府行為和界定政府與市場等重大分配關系,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程度越來越增強的條件下,公共財政應承擔矯正市場失靈和彌補市場缺陷的職能作用就越來越明顯。由此可見,建立公共財政是轉型社會結構變遷的必然結果,又是形成新的社會結構框架的支撐,它的發展必然以促進微觀經濟主體的發展與保持活力為先決條件。我們應該看到,轉型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這正如黨的初級階段理論所一再強調的。這一過程,既是計劃經濟特征逐漸消退的過程,又是市場經濟因素不斷成長的過程,新舊交替,此消彼長,不同于健全的市場經濟。因此必須從這一過程的特殊性出發來促進公共財政的發展,用現實的觀念來探索這一過程中財政職能所表現出的特殊性。

(二)對我國公共財政職能的基本認識

對于我國公共財政的基本職能,理論界曾有過不同意見,有人提倡三職能說,即資源配置職能、收入分配職能和調控經濟職能;也有人提倡四職能說,即在上面所述三個職能上再增加監督管理職能。本人更贊成四職能說,尤其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強調財政的監督管理職能更有其特殊意義。財政的監督職能不同于審計監督,審計監督是一種事后行為,而財政的監督職能卻能夠監督整個過程;財政監督也不同于法律監督,它是一種行政監督。

1.資源配置職能。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主要是將一部分社會資源集中起來,形成財政收入,然后通過財政支出分配活動,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引導社會資金的流向,彌補市場的缺陷,最終實現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的最優狀態。財政資源配置職能的范圍大小應由政府的職能范圍來確定,是市場配置無效而又是社會需要的公共物品和勞務。

2.收入分配職能。收入分配職能是指政府收支活動對各個社會成員收入在社會財富中所占份額施加影響,以實現收入分配公平的目標,這是財政與生俱來的一項職能,不過在不同歷史階段分配的內容和形式會有所不同。在計劃經濟條件下,財政收支活動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中,統收統支,政府包攬過多,存在大量越位與缺位的問題,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分配活動主要應集中在公共需要的范圍里,這是財政職能的一個重大的轉變。

3.經濟穩定發展職能。在市場經濟中,由于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不可避免地造成經濟的波動,社會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失衡、通貨膨脹、失業、經濟危機是經常發生的,這也需要政府通過財政手段對市場進行干預和調節,以維持生產、就業和物價的穩定。因此,經濟穩定發展就成為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在經濟轉型階段,這方面的作用顯得更為突出。西方經濟理論認為,財政的穩定發展功能有兩個方面,一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另一個是作為宏觀經濟調控的政策工具作用。具體到我國的實際情況,財政調控經濟的實現方式應有四種:一是針對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分別采取不同的財政政策,實現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的基本平衡。當經濟下滑時,社會總需求不足,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增加財政支出,減少稅收,刺激總需求的擴大;當經濟膨脹時,社會總需求過度,采取緊縮性的財政政策,減少財政支出,增加稅收,抑制總需求。二是通過發揮累進的個人所得稅等制度的“內在穩定器”作用,協助穩定經濟。三是通過財政投資和補貼等,加快企業、能源、交通運輸等公共設施和基礎產業的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基礎和環境。四是逐步增加治理污染、生態保護以及文教、衛生等方面的支出。

4.監督管理職能。在財政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發展的各項職能中,都隱含了監督管理的職能,那么為什么還單獨列為一項職能呢?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尤其是轉型時期,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經濟決策的分散性、市場競爭的自發性和排他性,某些舊體制還在起作用,新體制還不健全,漏洞很多,資產流失、損失浪費、侵占挪用、問題大量存在,放松財政的監督和管理是不行的。財政監督管理職能的內容主要應包括:一是通過對宏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跟蹤、監督宏觀經濟運行指標,及時反饋信息,發出預警信號,為國家宏觀調控提供決策依據,從而為經濟正常運行創造良好的市場環境。二是通過對微觀經濟運行的監督管理,規范經濟秩序,主要是建立健全和嚴格執行財政、稅收、會計法規,為市場競爭提供基本的規則,保護正當的市場競爭,同時嚴肅財經紀律,依法治稅,依法理財,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三是通過對國有資產營運的監督管理,主要是實施價值形式的監督管理,在搞活搞好國有企業的同時,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和增值。四是通過對財政工作自身的監督管理,不斷提高財政分配效益和財政管理水平。

二、探討財政職能問題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財政職能是財政區別于其他經濟范疇的重要標志之一,是規范財政活動的基本準則。概括地說,財政是以政府為主體的分配活動,也就是通過政府的收支活動,通過征稅、舉債以及收取各種規費、使用費等途徑集中一部分社會資源,用以實現政府職能和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這就是財政范疇與其他任何經濟范疇的主要區別之處,從而為研究界定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的職能范圍提供了客觀依據。

其次,財政職能是實現政府職能的重要手段。財政是隨著國家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的。我國主流派財政理論稱財政為“國家財政”,公共財政理論把財政稱作“政府財政”,在這一點上認識是一致的。那就是說,財政是與國家密切相連的,財政職能須依據政府職能來確定,研究財政職能需要從這一點出發。

第三,實行公共財政模式的國家,財政職能有共性的一面,但又必須從各自國家的國情出發,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即使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里,都實行公共財政模式,也都是從本國實際情況出發,有各自的具體特征,何況在我們這樣一個從長期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大國里,照搬國外某些理論、做法都不行,必須從我國當前的具體情況出發,借鑒國外公共財政的理論和經驗,與我國的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建立起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公共財政理論體系和方法特點來。探索財政職能,也必須從這樣一個總的要求出發。

第四,財政職能有其相對固定的內涵,但又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內容和形式都會有所不同。所以,研究財政職能,必須與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結合起來進行考察。在經濟發展的新形勢中,擺正財政的位置,明確自身面臨的任務,尋求切合實際的運行方式?？傊?要用發展的觀點,開拓的精神,探索新形勢下的財政職能。

三、我國財政職能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建議

1.財政供給制分配方式尚未完全打破,國家財政仍包攬過多,通常說的“越位”問題仍然存在。這些年來,財政改革多半著眼于舊體制存在的統收問題,而政府大包大攬的傳統思想和財政統支的局面依然存在,財政職能范圍仍沒有進行相應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著計劃經濟體制下供給制分配方式的影響,不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也不利于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和優化。這里面突出的問題,一是財政補貼仍過于沉重。財政補貼主要包括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兩大類,但長期以來,為了維護社會經濟的穩定,保持物價水平的平穩,使相當一部分國營企業的產品價格水平,雖然放開了,但仍與價值存在著嚴重背離的情況,企業虧損負擔沉重,財政承擔著價格補貼和企業虧損補貼不斷增加的雙重壓力。有關資料表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財政補貼快速增長,由1980年的250.14億元增加到1990年959.68億元,年均增長14.4%,占同期財政支出的比重由18%上升到24.9%,上升了6.9個百分點。二是財政支出供給范圍仍然過寬,不僅包括了公共需要范圍里的開支,而且還承擔著大量競爭性經營領域里的開支,如補充企業的資本金,安排重點企業生產建設性支出等等。三是在現行的轉移支付制度中對基數的確定,是根據“保存量”(即保證1993年地方政府的既得財力)的原則,利用基數法得到的。這樣一來,原體制中一切合理不合理的因素都囊括在內,等于承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不合理所得。為此,主要應加快國有企業的改革步伐,盡快建立起現代企業管理制度,并與此同時盡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篇5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十二五”規劃;指標體系;縣域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0)10-0025-04

“十二五”時期,在“后危機時期”和經濟周期回升期的國際背景下,我國將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社會發展方式轉型以及政府轉型的關鍵期,不可預見的因素很多。這就要求各地“十二五”規劃必須根據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的新特點和新要求,充分體現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戰略思想,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出總體、全面的合理安排。

縣、縣級市(簡稱“縣域”)是我國行政區劃體系的基本層級,也是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組織管理的基本單元,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獨立性和特殊性?？茖W編制縣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需要積極適應新的發展環境,并根據自身實際,正確把握“十二五”時期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定位和重大任務,并切實采取行之有效的發展戰略和保障措施。其中,合理確定規劃指標是科學編制縣域“十二五”規劃及其順利實施的關鍵環節,也是充分發揮規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引導作用的有力保證。

一、“十二五”時期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新形勢

“十二五”時期,我國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將面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必須在規劃體制、理念、內容和方法等方面作出相應調整,以適應新的變化要求,這對于科學編制縣域“十二五”規劃至關重要。

第一,我國“十二五”規劃的制定和實施與“后危機時期”的延續在時間上大部分重合,處于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戰略調整的關鍵時期。后危機時期國際市場供需格局出現調整,國際需求的規模在一定時期內很難保持高速增長,國際供給的地區分布和商品結構也面臨重大調整和激烈競爭,這對我國外向化程度較高的縣域如何進一步穩定外需、擴大內需提出了迫切要求。

第二,“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關鍵時期。相比城市而言,縣域是全面小康社會建設的重點也是難點,為此近年來黨和國家出臺了一系列加快城鄉統籌發展的措施?？h域既是城鎮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結合部,又是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的交匯點,也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銜接處。作為承上啟下、連接城鄉的重要樞紐,在農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諸方面發揮著區域性綜合功能,是國民經濟的重要基礎。適應新形勢,縣域城鄉發展在“十二五”期間將面臨著新的發展要求和目標。

第三,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面臨調整,特別是用于進一步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4萬億投資在2010年底基本結束后,將會出現政府投資淡出后社會投資的跟進問題,這對于縣域保持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特別是投資依賴程度較高的縣域經濟增長,必將形成較為嚴峻的挑戰。

第四,“十二五”時期將從機制上保障人民能夠更多地分享到改革發展的成果,改過去的“國強民富”為“民富國強”。從長遠看,這有助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縮小區域貧富差距,提高國家發展質量。除此之外,社會發展領域將面臨重要發展機遇,如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國家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實施、新型農村養老保險試點等,都會對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五,“十二五”期間全國除少數民族地區外將基本實現省管縣行政管理體制?？h域經濟的地位必將得到進一步提升,通過縣域經濟這個載體,可以更好地統籌城鄉發展、加快推進新農村建設。隨著縣域經濟的發展壯大,縣城或中心鎮的規模不斷擴大,縣域之間的經濟關系必然要進行新一輪的調整,這對縣域經濟的統籌協調和互動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任務。[1]

第六,在全球注重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下,我國“十二五”時期將堅持走“綠色發展道路”。2009年9月主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上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重大戰略任務,強調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在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和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不斷為應對氣候變化做出貢獻?？h域作為基本區域單元,需要在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綠色經濟的技術創新上應對新的挑戰。

二、縣域“十一五”規劃指標實施情況及存在問題

2010年是“十一五”結局之年?？v觀我國各地“十一五”規劃指標的實施情況,目前大部分縣域完成比較理想,多數指標達到了預期值。與“九五”、“十五”等以往五年計劃相比,指標的選取充分考慮到了當時的國內外發展環境以及當地的實際情況,不僅包含了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主要層面,系統性和邏輯性較強;而且強調了預測性、指導性和合理性,與以往五年計劃都是指令性指標的做法有很大區別,總體上反映了規劃期內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戰略與政策的全貌,為黨和政府有效調控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

但是,站在當前國際國內發展背景下審視,“十一五”指標設置也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需要加以修改與完善,以更好地適應“十二五”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和任務要求。

1.指標體系的層次性有待改進

縣域“十一五”指標體系雖然分為若干相對獨立的類別,有一定的邏輯性和系統性,但其層次性不夠鮮明,未能充分突出制約縣域發展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不利于對產業發展、空間布局、人口管理、資源利用等方面的合理引導與調控。值得注意的是,很多縣域在各類指標的內部設置上也缺乏一定的層次性,不利于統籌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協調發展。

2.指標目標值的預測前瞻性不夠

具有引導性和前瞻性的目標值是合理的規劃指標體系的關鍵?？茖W確定指標預測值應當根據國內外發展環境及其變化趨勢,以縣域實際發展水平為基礎,并充分考慮其發展潛力。但通過對縣域“十一五”規劃指標實現程度的比較分析,發現有些指標在“十一五”中期甚至早期就已經達到目標值,從而導致后期發展缺乏相應的目標指向。

3.指標選取未能充分體現縣域特點

每個縣域的區位和資源稟賦不同、產業結構和優勢產業不同、發展水平和發展潛力不同,人民群眾的富裕程度也不盡一樣,因此各個縣域在全市或區域中的功能定位自然會有差異。例如,一些縣域可能是全市或區域范圍內的增長極,對全市或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舉足輕重;而另一些縣域可能發展比較滯后,今后需要加強區域合作,加快自身發展。但是,不少縣域在“十一五”規劃指標設計中,往往忽略了自身特點和功能定位,盲目參照其他縣域或地區所設置的規劃指標,致使缺乏一定的針對性,難以適應各個縣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客觀需要。

4.指標屬性尚需進一步明確

根據各個指標的不同性質和功能劃分為“約束性”和“預測性”兩類屬性的規劃指標,是我國“十一五”規劃在指標體系設置上的新要求,也是一大創新。約束性指標集中體現政府意志,是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以及同級政府有關部門提出的工作要求,需要通過合理配置公共資源和有效運用行政力量確保實現。預期性指標集中體現政府戰略意圖、引導未來發展方向,主要依靠市場主體的自主行為實現,政府通過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和政策引導社會資源配置,使市場主體行為方向與政府希望的發展方向盡可能一致。但在一些縣域的“十一五”規劃中,并沒有對規劃指標的屬性加以明確,或者對其法律效力進行說明,從而對目標值的順利實現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三、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設計思路和原則

1.指標設計思路

我國歷次五年計劃或規劃,取決于各個時期的形勢與任務要求,其指標設置會有所不同,實施效果也差別很大。因此,以往五年計劃或規劃指標的設置情況以及在執行中遇到的實際問題和阻力,可以為設計“十二五”規劃指標體系提供寶貴經驗與深刻教訓。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更加注重把滿足人的需求作為社會發展的目的和內在要求,更加強調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加快發展、科學發展,進一步優化產業結構,降低消耗、提高效益。所以,選擇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不僅要結合國內外發展的新形勢與新變化,還要綜合考慮縣域的實際情況,努力形成一套速度、質量、效益、結構相統一,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生態建設相結合的規劃指標體系。

按照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體系設計的總體目標要求,與“十一五”相比,尤其需要在完善指標體系結構和增強指標調控功能等方面尋求思路創新。

(1)完善指標體系結構。一要強化指標的系統性,突出分層、分類特點;二要適當控制指標數量,突出主要發展目標以及政府調控的重點;三要增強可操作性,提出好執行、可檢查、能比較、易評估的指標,形成更加切實可行的指標體系。

(2)增強指標調控功能。一要依據縣域發展背景、發展條件和功能定位,突出規劃指標的針對性,強化空間導向性指標、產業導向性指標和資源調控性指標,增強規劃指標的調控引導功能;二要堅持“以人為本”,體現“五個統籌”的發展要求,突出民生、環保等方面指標;三要堅持深化改革,推進行政管理體制創新,突出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方面指標。

例如,經濟結構指標,要立足提高經濟效益和競爭力,反映產業結構、產業布局優化等方面的要求;民生方面的指標,要本著民生改善,反映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等方面的要求;生態環境指標,要著眼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反映資源利用效率提升、人居環境改善等方面的要求。

2.指標設計原則

(1)上位對接原則。上級部門所制定的規劃指標體系,對下級各部門的具體發展目標以及指標體系的構建、指標值的確定做出了許多指引性和規定性的要求,尤其是對指標屬性究竟是約束性還是預期性做出了明確的闡述。因此,有必要深入解讀上級部門的規劃指標體系,參考上級部門在指標選擇、目標值預測等方面的做法?？h域“十二五”規劃作為國家和省市“十二五”規劃的組成部分,其指標設置首先要與中央有關精神保持一致,要服從國家和省市規劃的指導,符合上級部門“十二五”規劃的編制要求,與上級部門“十二五”規劃的指標體系及目標任務相銜接。

(2)實用可行原則?？h域“十二五”規劃應當選用符合縣域發展特色和要求的指標,除了普遍使用的地區生產總值(GDP)、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城市化率、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等指標外,還要考慮縣域在自然條件、經濟基礎、社會發展等方面的實際情況和基本特征,從實際出發,緊扣自身特色,體現與眾不同的方面;緊扣縣域的優勢,體現比較優勢;突出重點,切忌“小而全”[2]。在具體設定哪些指標和確定賦值多少上,還需要根據每個縣域在全市或區域所承擔的角色以及自身的發展前景進行選擇和安排。只有這樣,才能克服規劃指標體系的虛無空泛,切實發揮對縣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和約束作用。

(3)反映全面和突出重點原則?？h域“十二五”規劃指標設計要考慮全面系統,能夠反映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態環境和人民生活等各個方面。既要與縣級政府提出的發展目標相銜接,又要與各部門中長期規劃相協調,也要考慮各類型發展目標之間的互補,即經濟目標、資源環境目標、公共服務目標等的相互補充。[3]與此同時,還要注意突出重點,尤其要突出強調能夠反映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指標。

(4)繼承與創新相結合原則?？h域“十二五”規劃指標的設置,既要繼承以往五年計劃或規劃中那些被實踐證明能夠很好地反映經濟社會發展進程的重要指標,又要充分體現時代精神,摒棄已經過時的指標,引入更具有科學性、更能反映時代進步的指標,以保證五年規劃指標體系的繼承與創新、穩定與連續。

(5)可比性原則?？h域“十二五”規劃指標的選擇首先要保證在時間上具有縱向可比性;同時,要盡量保持與上級部門“十二五”規劃目標和基本思路的銜接,并選用相對數(如比例數、平均數等)指標以保證指標之間的橫向可比。另外,為了有利于相關縣域之間的比較,還可以選擇在經濟發展、資源環境、產業結構或地理區位具有可比性和相似性的縣域為參照,除了一些共性的規劃指標外,著重觀察和分析這些縣域的特色指標設計,選取其中合理、有價值的指標,為完善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體系提供一定的參考和借鑒。

(6)可持續發展原則?？h域“十二五”規劃作為政府部門的規劃,既要充分考慮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特點、力爭對未來發展有所預見,又要保持一定的連續性。[4]因此,在規劃指標設置及預測上要將當前發展需要與未來發展變化有機地結合起來。

四、保障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實現的措施建議

合理完善的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體系,是縣域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加快推進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手段。只有實現“十二五”規劃指標的功能,才能有效完成縣域“十二五”時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目標與任務,使發展成果惠之于民。

1.完善調控體系

縣域各部門應當認真總結“十一五”規劃的完成情況,并結合“十二五”期間上級部門的要求以及縣域的發展潛力和功能定位,提出符合實際的規劃指標目標值。在此基礎上,政府部門要建立健全相應的調控體系,通過市場調控和行政調控手段相結合的方式,運用市場手段和法律手段,加強政策引導,必要時可以采取行政手段干預,確保規劃目標的順利實現。

2.強化組織落實

縣域“十二五”規劃指標能否順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規劃的組織落實情況。各部門要按照職責合理分工,將規劃指標的相關任務納入到年度計劃中,并及時向上級部門報告執行情況,明確進度、明確要求、明確責任,以保證規劃指標實施在總體要求上方向一致,在空間配置上相互協調,確保規劃目標的順利實現。

3.實施動態引導

按時評估規劃指標完成情況,并根據形勢變化做出科學分析。對于規劃指標及預測值的必要調整,必須依照程序修改,實施有計劃的動態引導機制,不斷提升指標體系的規劃引導功能。同時,在評估過程中,要區別對待約束指標與預測指標。必須強調約束指標的約束作用,確定可達到的現實目標;允許預測指標在一定范圍內上下浮動,保持相對平衡。如經濟指標可以留有一定余地,而環境生態指標則要求嚴格規定。

4.建立評價體系

設置縣域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評價監測體系,定期評價和其經濟、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發展水平。同時,充分發揮評價的矯正功能,通過評價的反饋作用,及早發現問題,分析形成原因,提出有效對策,不斷引導縣域科學發展。

參考文獻:

[1]高國力.我國市縣“十二五”規劃重大問題思考[J].中國投資,2010(6):34-36.

[2]方忠敬.關于市縣級十二五規劃編制方法若干思考[EB/OL].sndrc.省略/view.jsp?ID=13383,2009-12-27.

篇6

關鍵詞：制度；技術；均衡價格；企業性質

一般認為，科斯的經典論文《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開啟了現代企業理論研究的先河。近年來，企業理論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研究中最富活力的領域之一，并逐漸形成明顯不同的兩種取向，即企業契約論和企業能力論。前者強調企業與市場在實現要素一體化過程中的同質性作用，否定了企業；而后者刻意突現企業相對于市場的異質性特點，強調企業中存在某些具有組織依賴性、無法被市場機制復制的要素，并認為這是企業組織租金長期存在的根源。早在一百多年前，馬克思也是從市場機制運行的理想績效狀態出發，通過分析市場機制與企業組織的關系，說明企業的性質。馬克思企業理論以科學勞動價值論為基礎，在企業與市場關系、企業一般意義與企業的制度特點等方面的解釋上具有嚴謹的理論邏輯與深刻的價值歸依。本文通過比較科斯與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邏輯路徑的異同，厘清兩者在技術、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區別，以此說明科學的企業性質觀應當具備的基本內涵。

一、零交易費用假定與科斯的企業性質解釋

“零交易費用”假定是科斯探析企業性質和意義的起點?？扑褂昧憬灰踪M用假定概括新古典理論的基本特征，并通過對新古典理想市場均衡狀態的批判性反思，提出正交易費用條件下作為現實產權制度存在的企業的性質解釋。在《社會成本問題》中，科斯談到，“如果定價制度的運行毫無成本，最終的結果(產值最大化)是不受法律狀況影響的?！币簿褪钦f，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無論產權的初始界定如何，經濟行為主體將通過無成本的討價還價和交易活動最終達到資源配置最優化狀態。制度因素和生產組織形式對經濟績效不產生任何影響。

零交易費用假定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這一貌似簡單的范疇卻概括了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理論關于市場機制有效性論證的基本前提和結論，同時化解了來自現實經濟事實的各類沖擊，為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奠定了新的基礎。我們知道，新古典理論以一系列連續可微的外生性技術向量、要素(產品)的可替代性、廠商和消費者的最大化行為和邊際分析方法為理論基礎，經濟行為主體對要素(產品)的成本與產出效率(效用)進行比較，并實現生產技術替代和消費品替代。同時，各經濟行為主體的選擇與替代結果也將改變市場上各種生產要素(產品)的供求關系和相對價格，最終達到新古典一般均衡效率狀態。此時，各種要素單位報酬均等于其邊際產值，要素所有者實現私人成本(收益)內斂。在此意義上，“技術選擇”是新古典理論廠商行為的核心，是否存在企業制度以及企業對產權如何安排都不會對交易效率產生任何影響。然而，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的，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形成依賴一系列約束條件，而現實經濟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壟斷、公共產品、道德風險等外部性現象背離新古典一般均衡的基本特征，致使人們將批判的焦點集中于新古典理論理想化的假定前提與其現實解釋力之間的矛盾。

零交易費用假定實質上進一步認定了用新古典邏輯化解傳統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現實解釋力危機的可行性。正如斯蒂格勒所指出的，只要確立交易費用為零假定，即使是壟斷者也將按照完全競爭的市場方式行事；公共產品、道德成本等現象的存在并非市場失靈的原因，而恰恰是市場發育不充分的結果，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此類現象將不復存在。在此意義上，斯蒂格勒直接將所謂“科斯第一定理”解釋為“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將相等”，并且認為，這種理想的經濟績效狀態實質上就是新古典理論的一般均衡狀態。

市場機制零交易費用運行所達到的理想均衡狀態，是科斯進行企業性質解釋的出發點?？扑拐J為，正因為現實經濟運行中存在大量交易成本，以至市場機制對資源的配置無法達到最優狀態。企業組織在性質上是作為市場價格機制的替代物，在經濟生活中，有些因交易費用過大而無法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完成一體化組織的方面，通過企業權威(企業家)與各要素所有者分別締約，能夠在一定的范圍內起到減少交易費用的作用，使經濟運行更加接近零交易費用時的理想均衡狀態。然而，企業組織的形成和運行同樣存在成本，“在企業內組織更多交易，成本可能上升更自然，有一個點必須被達到，那就是說，在企業內增加一項交易的組織成本等于在公開市場上進行這項交易的成本，或等于由另一個企業主組織這項交易的成本?！贝藭r，企業的制度邊界達到最優均衡。

二、價值理想狀態與馬克思的企業性質解釋

馬克思企業性質解釋的敘述邏輯起點是價值一般均衡，它也是一種關于市場價格機制運行理想狀態的描述。

理解馬克思的價值論，我們應當注意以下內涵：(1)社會總產品在結構與數量上的整體供求平衡；(2)存在私有制和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專業化分工；(3)每一分工領域中的生產者同時也是消費者，且生產者之間存在生產技術水平差異。供求平衡是馬克思經濟學關于價值決定的前提假定和重要的方法論原則。假定在封閉的商品經濟中，排除競爭、技術變遷、生產組織形式等因素，我們可以構設一種社會總產品的靜態供求均衡狀態：此時，在同一生產部門內各生產者所提供的產品加總，恰好與社會對該生產部門產品的需求總量相一致，這樣，盡管部門生產者之間存在技術水平差異，但所有的私人勞動都能根據一定的比例關系折算為社會必要勞動，并可用勞動時間統一度量。馬克思經濟學中這種社會總產品供求平衡理想狀態，既是一種社會勞動總量在各生產部門內得以恰當配置的效率狀態，同時也是每一生產者憑借其私人勞動的社會化程度獲取等量價值回報的公平狀態。當進一步考察價值理想狀態下部門社會勞動量的決定因素時，馬克思認為，當一個生產部門處于不同的技術狀態時，等量抽象勞動在該部門內配置，所產生的產品數量也是不同的。因此必須在考察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的基礎上，依照部門使用價值的市場需求數量來確定部門內抽象勞動的最佳配置量。技術水平決定了在部門內投入抽象勞動的產品產出效率，而市場需求則設定了部門產品成其為價值產品的數量界限。

馬克思用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體現部門平均技術水平和部門產品的市場需求數量。第一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以部門產品供求均衡作為默認前提，側重于反映部門生產單位產品的平均技術水平。它是部門內所有勞動者個別勞動時間相對于各自產品數量的加權平均數，用公式表示為：

T1＝∑ti·qi/∑qi(1)

相應地，此時部門應當配置的社會必要勞動總量(第二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和滿足部門產品供求均衡的使用價值數量分別為：

T2＝∑ti·qi(2)

Q＝∑qi(3)

在這種社會總產品供求的靜態均衡條件下，個別生產者的技術水平和產品數量分別構成他參與部門產品價值決定的條件與權重，而后者又是前者的函數。因此，在提高自身技術水平基礎上擴大產品市場占有份額，是生產者參與價值決定、適應價值規律要求的必然途徑。作為市場機制的基本規律，價值規律內生于生產者行為，是生產者逐利努力在宏觀經濟領域里的綜合顯現。

馬克思所構設的價值靜態均衡狀態，排除了技術革新、生產者間競爭等因素對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的影響，也暫不考慮生產的組織形式和組織生產的制度因素。然而，一旦通過分析資本總公式矛盾打開企業“黑箱”，上述兩方面因素將成為馬克思企業性質解釋的關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兼具技術創新方面的一般意義和因資本組織所產生的制度特點：從技術意義上看，企業內要素組織的自覺有序性特點有利于技術創新與應用，這是企業保持競爭優勢，更好適應價值規律作用的不確定性要求的根源?！昂屯瑯訑盗康膯胃傻膫€人工作日的總和比較起來，結合工作日可以生產更多的使用價值，因而可以減少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币云髽I方式進行生產，同等數量的勞動者在相同的勞動時間內向市場提供的產品數量將大于他們分別單干后的產量加總，從而在既定市場份額中占據較大比重。這意味著企業可憑借技術上的優勢確立參與單位產品價值量決定的權重優勢，這是企業生產方式適應價值規律要求的一個重要表現。企業的技術優勢根源于其組織結構特點——如集中勞動、在統一意志指揮下組織有序的一體化內部分工等——滲透著企業權威的自覺意識，為先進科學技術知識的產生與應用提供了可能。這既是企業與作為無意識自發力量的市場價格機制的區別所在，同時也是企業與市場聯系的基本方式，是商品經濟發展一定時期人們應對價值規律不確定性表現的自覺能動適應機制。

從制度特征上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組織安排的整體有序性并非來自勞動者的自覺意識，而是源自資本的權威，滲透著資本家的意志，企業生產的專業化分工特點使局部個體工人在勞動技能上陷入片面、狹隘狀態，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必須通過“總體工人”和相應的生產資料有序系統中得以體現，而這恰恰是資本的存在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作為生產組織形式的企業因由資本家組織生產而帶上相應的制度特征，馬克思指出：“在簡單協作中，資本家在單個工人面前代表社會勞動體的統一和意志，工場手工業使工人畸形發展，變成局部工人，大工業則把科學作為一種獨立的生產能力與勞動分離開來，并且使它為資本服務?！卑l展技術，擴大積累，這一生產者把握價值規律的基本手段，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不得不服從于資本家的逐利目的。

三、馬克思與科斯探析企業性質邏輯的比較

從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科斯與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的邏輯路徑極為相似：兩者都是從市場機制作用的理想均衡狀態出發，從生產組織與市場價格機制的關系人手討論企業的性質，都將人格化“權威意志”視為企業的重要特征，并通過“權威意志”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的作用解釋企業的性質。但很明顯，兩者關于技術、要素、生產組織的制度形式等方面理解存在較大的差異，因而在結論上也根本不同。

在企業性質解釋上，科斯認為：“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的成本就是所有發現相對價格的工作?！盻企業組織形成有利于減少“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我們發現，科斯只是用企業與市場兩種組織機制的交易成本比較說明企業組織形成的意義。

事實上，引人交易費用后，科斯的討論不得不在兩個層面上同時展開：一者是目標層面，其討論的基礎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數量約束給定、行為主體的最大化目標以及技術條件的外生性假定。在零交易費用條件下，只要滿足上述條件，市場充分競爭的結果終將導致要素均衡價格體系，但在正交易費用條件下，這種理想均衡價格體系只能停留于一種潛在的可能；另一者則是方式層面，其討論基礎在于存在正交易費用，科斯默認為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市場價格機制和企業都可以完成各要素一體化組織，只不過兩種一體化方式之間存在某種程度的交易成本差異。

依照科斯的邏輯，一旦在新古典廠商理論基礎上引入組織制度分析，對企業權威而言就分別在目的和手段兩個層面上產生了技術和制度兩種行動目標：企業權威既要依照要素相對價格進行技術關系選擇，確保達到新古典意義的一般均衡價格，實現對要素的最優技術安排，又要以交易費用為度量維度，對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以達到企業和市場的制度邊界均衡。然而，企業權威努力的這雙重目標難以統一：一方面，科斯認為，企業組織內各要素的定價成本隨其規模的擴張而遞增，企業與市場的制度均衡條件，是由企業組織同一筆交易所節省的邊際交易成本等于由市場完成同一筆交易的成本?？梢?，交易費用是科斯用以解釋企業替代市場的必要性意義和企業規模的惟一維度，只要均衡價格存在的約束條件不變，發現相對價格機制之間的邊際替代——企業替代市場或者企業規模變遷——所改變的只是要素的定價成本，而并不改變均衡價格體系本身。但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理論中，邊際替代方法與要素規模報酬遞減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廠商對同一要素的連續追加使用往往導致該要素邊際生產力遞減，要素報酬隨之相應下降。對此，科斯本人也不得不承認，一旦某種要素納入了企業一體化組織，“這意味著，相對價格體系已發生了改變，新的生產要素安排將出現。”這樣一來，科斯就不能僅僅通過比較“所增加的內部組織成本”和“所減少的發現相對價格體系的成本”說明企業組織存在的必要性?？扑挂庾R到他的理論努力陷入困境，“現實世界中，企業的這兩種職能——通過預測需求和根據這種預測進行行動而對相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并進行管理，以及作為給定相對價格的被動接受者——通常是由同一些人執行。但是，在理論上似乎應該把它們區分開來?！笨扑沟睦碚撨壿嫙o法保證企業權威在技術與制度兩種目標上的統一，但是，由于“科斯第一定理”關于零交易費用狀態的解釋實際上延承了新古典關于要素技術關系外生性假定，這恰好掩蓋了企業與市場之間的制度替代對要素技術關系產生的影響，為上述邏輯困境提供了一個避難所。

馬克思通過兩種含義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分別從某一部門既定時期平均技術條件和產品需求總量兩個維度，確定價值(均衡價格)的決定因素。與科斯外生性要素數量約束與技術關系不同的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決定要素均衡價格(價值)的技術和數量因素內生于解釋模型，并且兩者存在緊密聯系：技術變遷會改變要素的相對稀缺狀態，進而引起產品均衡數量與均衡價格(價值)的變化；并且，部門平均技術水平變遷的根源在于部門內各生產者提高自身技術狀態的努力。這樣，馬克思揭示了市場均衡價格決定與微觀經濟主體行為之間的邏輯聯系，并以這一聯系為基礎，從技術層面解釋企業組織的一般性質，即：企業內在自覺有序分工特點有利于技術創新和擴大產品的市場占有，這是企業組織適應價值規律運動、逼近經濟生活“應然”理想狀態的基本途徑。馬克思以價值決定和價值規律為基礎的討論只是從技術單一維度解釋企業的一般性質，與企業制度特征無關。如若我們進一步聯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討論企業的特殊屬性，那么，企業組織同時也是資本獲取最大化利潤的手段。

與科斯的調和努力明顯不同的是，馬克思認為，企業權威在技術與制度兩個層面的目標不可能統一。馬克思經濟學以要素的異質性為基礎，要素之間的一體化組織的形式與結構必須服務和服從于客觀既定的技術狀態的剛性要求，這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企業追逐最大化利潤的制度屬性相沖突。馬克思用嚴謹的邏輯證明：資本對有利投資場所的爭奪興趣超越了技術創新的熱情，資本家之間競爭的結果，形成以生產價格為中心、以“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為條件的現實制度均衡，它偏離了以部門平均技術水平為基礎、代表著社會需求恰當滿足的價值理想狀態，產生因資本主義制度而引發的“價值轉型問題”，并且，這種偏離將隨技術發展、企業規模擴張、壟斷組織的形成而不斷加劇。

科斯和馬克思探析企業性質的邏輯路徑十分相似，都用技術、制度、均衡價格等范疇解釋企業性質，但由于理論前提和分析方法根本不同，兩者在結論上也必然存在明顯差異。通過與馬克思企業理論的比較，可以清晰凸現科斯企業理論的問題所在，可以使我們更好地把握現代企業理論的發展脈絡。

其次，我們再來看《資本論》第三卷中的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如何演變為(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絕對地租量的計算公式。按前面的規定，《資本論》第三卷中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生產價格。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價值與個別價值相等，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社會生產價格與個別生產價格相等。因此，公式可先演變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又由于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中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優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劣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中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優等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因此，《資本論》第三卷中的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可最終演變為：各級土地的絕對地租＝各級土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價值-各級土地初次投資產量的個別生產價格，亦即演變為《剩余價值理論》中絕對地租的計算公式。

五、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和《剩余價值理論》中對各種形式的地租量兩種不同規定的原因分析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資本論》第三卷中的地租計算方法較為復雜，而《剩余價值理論》中的地租計算方法較為簡單。那么，馬克思又為什么要在《資本論》第三卷中規定一個較為復雜的地租計算公式呢？筆者認為，這兩種不同的地租計算方法是分別由《資本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研究任務的不同所決定。

我們知道《資本論》的任務是從正面揭示農業中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性質上說，構成級差地租實體的超額利潤的產生，與土地所有權的一定性質并無必然聯系，因此，馬克思在研究資本主義地租理論時，可以先抽象掉對資本轉移起限制作用的土地私有權，從而按照商品價值已轉化為生產價格的現實，假定農業資本也參加利潤平均化的過程，絕對地租不存在，農產品也按生產價格出售首先從研究級差地租理論入手。就研究方法上說，對于農業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揭示，也要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的原則，若在闡明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理論之后，一進入農業部門，就敘述絕對地租并規定農產品按價值出售，就勢必會與前面的生產價格理論發生邏輯上的沖突。因此，考察在商品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條件下的農業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應當從由社會生產價格與個別生產價格之間的差額構成的級差地租開始，然后，再引進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和絕對地租，最后闡述因農產品在市場上按社會價值出售所造成的級差地租增量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符合馬克思的科學抽象法，才能使人們從簡單到復雜地來認識在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條件下的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的規律。

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的研究任務之一，是通過對李嘉圖地租理論的批判，使絕對地租理論與價值理論統一起來。李嘉圖不懂生產價格理論，不知道商品價值與生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同時又忽視資本主義土地私有權對地租的作用。他只承認個別價值低于社會價值的差額構成的級差地租，而否認絕對地租的存在。他認為，如果存在絕對地租的話，那么農產品就必須要按著高于價值的價格出售，這樣一來，價值理論就會被。因此，馬克思要分析和批判李嘉圖的地租理論，絕對地租都成了首先必須要解決的問題。所以，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首先從絕對地租入手來闡述地租量的規定理論。這樣，不僅解決了李嘉圖所不能解決的絕對地租與價值理論相一致的問題，也決定了《剩余價值理論》在計算資本主義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上所具有的與《資本論》不同的特殊方法。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