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形勢下金融危機和金融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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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07年金融過渡期結束,中國投資市場將全面對外開放。關于中國金融開放可能面臨的風險,有的學者發出了嚴正警告:“金融對外開放,做個不恰當的比喻,其風險甚至可能大于讓美國的所有航母編隊開到中國臨近海域……金融戰爭的隱蔽性和無戰例借鑒、無實戰演練的殘酷性,對中國的國家防務是一個重大的挑戰”[1]我們要理解中國金融改革的難點和困惑,首先要能夠理解中國金融必須面對并要嵌入其中的世界金融市場結構及其運行機制。從經濟理論發展來看,到目前我們仍認可市場有其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但隨著對市場的認識的深入,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了,我們的困惑是:我們的金融發展是不是一定要選擇市場運行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們是否一定要選擇對這種全球金融市場結構的嵌入?嵌入可能導致的后果是什么?我們如何規避風險,或者說規避可能發生的金融危機?而這些問題本身,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制度以及微觀金融機構本身所無法回答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須有一個推進金融改革,構建這一金融制度的主體來給出答案。于是誰能成為宏觀結構性金融改革和推進的主體就成為我們要討論問題的關鍵。

二、嵌入性理論解釋框架

“嵌入性理論”(embeddednesstheory)是卡爾·波蘭尼對社會思想最為著名的一個貢獻,波蘭尼認為,在19世紀之前,人類經濟一直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①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的發展,金錢和市場開始駕馭一切,最終使得一切包括社會都被嵌入到經濟體系結構中。這一邏輯本身蘊涵了人類社會悲劇命運的結果。波蘭尼認為市場交易有賴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對契約的強制執行。完全自發調節的市場經濟是以一項烏托邦的建構?；貧w到我們要討論的主題,中國的金融改革、金融制度的構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直是圍繞金融的市場化和自由化來進行的。波蘭尼的話今天無疑仍然值得我們反省和深思:“我們的主題是:這種自我調節的市場的理念,是徹頭徹尾的烏托邦。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盵2]面對全球化下的全球化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鼓吹者們仍然堅持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政府的干預。

對于轉型國家而言,實現轉型的關鍵是“讓價格就位”,并通過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從經濟中趕出去。在他們看來發展不外乎就是資本的積累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這樣的技術性的東西。但是根據波蘭尼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轉型本身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其本質是要實現社會的轉型。從世界的金融危機我們不難看出一個共同的特點:金融危機本身絕不僅僅只是我們通常認為的資本、貨幣等要素體系而形成的危機,在危機中隨著金融體系的支撐要素心理、信用的崩潰,最終破壞的是一種社會長久建立起來的社會契約關系結構。一種金融制度體系在經歷危機后能很快恢復并被建立起來,但是信心、信用、契約和社會結構關系的建立卻需要很長時間。這一點,就是波蘭尼通過“嵌入”告訴我們的金融危機破壞性后果的實質。同時在其中他也向我們預示了金融危機甚至市場經濟缺陷本身的解決辦法。

三、東南亞金融危機———一場絕非偶然的國際金融“行動”

關于東南亞金融危機進行分析的文章很多,他們從不同的角度試圖尋找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真實原因和有效應對措施,比如有的認為導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匯率問題,東南亞國家采用了和美元掛鉤的單一匯率制度。[3]有的學者通過對東南亞10個國家的匯率變化的研究,認為在爆發金融危機之前這些國家都受到對沖基金的沖擊。而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這些國家讓外部資金對其匯率估價過高,所以在以后應對這種情況的時候要在調整匯率的時間上凸顯其“不可預期性”。[4]還有的學者使用經濟長周期發展理論對美國經濟和東南亞經濟進行比較,認為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之所以發生是因為東南亞國家在90年代后期的技術創新落后了,從而影響了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形成國際貿易貨幣收支的困難,最后導致了金融危機。[5]這些研究都有非常合理的地方,但是它們也有一個共同的不足,那就是只注重技術層面的分析,沒有將重點放到全球化背景和金融規制的主體性變化方面。而這兩點,筆者認為是在分析東南亞金融危機時更根本性的東西。

(一)危機中金融規制主體的變化

1997年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影響之深、范圍之廣、破壞之大是世界金融乃至經濟發展史上幾十年罕見的。危機之前,東南亞各國幾乎都采取出口拉動,人民高儲蓄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大政方針②。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大力引入外資;對內實行自由市場制度,對外實行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和寬松的資本項目管制;普遍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這種發展模式逐漸形成一種有別于西方自由市場模式的“亞洲發展模式”。自70年代以后,這種模式運行效果明顯:各國經濟空前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穩步提升,絕對貧困人數快速下降。當然不可否認這模式也有其局限。比如過多依賴出口,對生產率提高所進行的投資普遍不足,經濟效益依靠規模效益,在金融匯率方面單一掛靠美元,以及技術創新相對落后等。[3]但是這些問題不屬于結構性頑疾。亞洲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本來起點就普遍低,這時候發展的關鍵就是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發揮本國的優勢,形成一種和世界其他國家的互補。這些問題本身也應該屬于發展中國家在發展中自然而生的問題,完全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良性地得以解決。這些問題不足以導致那樣一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和這些問題不具有對應的強相關關系。說到底,在金融危機爆發前和爆發的時候,金融規制的實施者已經不再是東南亞各國政府,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金融銀行家。危機是這些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在其全球化的金融規制結構下,按照全球化金融規制的規則來運行全球化金融規制的直接結果。

(二)倒下者的教訓

東南亞金融危機是從泰國開始的。泰國自1977年以來,經常項目一直存在著赤字。為了彌補赤字,政府在金融戰略規制方面采取盯住美元戰略,以助于吸引外資(主要是短期資本)、促進出口,達到以資本賬戶盈余來彌補經常賬戶赤字的目的。這在當時確實取得一定成效,穩定了國內經濟。但是由于美聯儲———這家美國的私人銀行———掌握著美元的發行權,所以可以任意通過突然間的增量發行來使通貨膨脹從而造成金融市場的崩盤,接著是用他們屢試不爽的手段開始“剪羊毛”。③在對待東南亞這些主體國家的時候,他們的手段一樣。就是通過匯率來控制資金流向。然后通過自己預先設定好的金融機構、規則和金融工具對這些國家進行結構性碾磨。從1995年起,美元匯價開始上升,日元相對美元貶值。此時,東南亞各國沒有根據國際市場變化及時地調整匯率,仍然堅持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本幣隨美元對其它貨幣的升值,工資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金融因素使出口商品競爭力明顯下降。一國貨幣的升值必然引起國際金融資本大量“熱錢”的流入,這樣就形成流動性過剩。這些“熱錢”所追求的是低風險高收益的資本回報,它們不可能投入周期性長的生產企業領域,而必然是要流向資本回報率高,在有“風吹草動”的時候可以迅速撤離的房地產、股市、匯市等金融市場領域。與此同時,這些“熱錢”的到來自然也會帶來股票市場等金融市場的空前繁榮,從而使得本國的工業投資也相繼進入該市場分享利潤。這樣在國內外資本的共同催生下,一國的金融會不知不覺形成巨大的非生產性經濟泡沫。過量的貨幣供應產生了嚴重通貨膨脹。為了應對此種情勢,泰國政府只能提高利率。但這樣的做法又使自身對形成的700多億美元的債務不堪承受。到最后泰國只有一條路可走了,那就是迅速讓泰銖貶值。此時國際金融家“及時組織”資金從已經嚴重泡沫的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外逃,從而“頃刻間”造成泰國金融的崩潰。這就是很多文章所描述的東南亞金融危機背后的運作機制。1997年3月3日,泰國中央銀行宣布國內9家財務公司和1家住房貸款公司存在資產質量不高以及流動資金不足問題。消息傳出后,投資者聞訊紛紛拋售銀行和財務公司的股票;儲戶在泰國所有財務及證券公司大量提款;短期資本也瘋狂外逃。[6]這時,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國際投資者利用對沖基金進行買美元拋泰株、買泰株拋美元的操作,致使泰株一路下滑,股市暴跌,銀行呆賬大量增加,外資流入劇減,經常項目出現逆差,財政赤字擴大。到6月下旬,國際投機基金再度向泰株發起猛攻,最后泰國金融危機爆發。

泰國金融危機就好像產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危機迅速向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擴散,導致東南亞國家紛紛放棄盯住美元,改為浮動匯率制度。他們的貨幣對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貶值。伴隨貨幣貶值的是東南亞各國通貨膨脹加劇,股市暴跌。至此,東南亞金融危機全面爆發。金融危機后,這些國家必然欠下“美元”巨額債務,而這時候國際金融家往往操縱提高貸款利率,有時候這種債務利率會達到20%。[3]當這些國家無法償還巨額債務的時候,國際金融家就開始著手以低廉的價格同時輔助政治和軍事威脅對這些國家的自來水系統、公司、礦業、電力系統、交通系統等進行收購。東南亞國家幾十年積累的財富被國際金融銀行家“洗劫”一空。

(三)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幸存者———韓國

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也波及到了韓國,世界銀行的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認為,韓國陷入金融危機,完全是源于美國財政部當初竭盡全力地逼迫韓國進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資本市場開放。世界金融銀行家對韓國的世界知名企業垂涎已久。當金融危機中韓國向昔日的盟友請求援助的時候,美國指使其控制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出了非?？量痰臈l件:允許美國在韓國建立分支機構,外國公司可以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從26%上升到50%,外國個人可以擁有公司的股份從7%上升到50%,韓國企業必須使用國際會計原則,金融機構必須接受國際會計事務所的審計,韓國中央銀行必須獨立運作,完成資本項下的貨幣自由兌換(宋鴻兵,2007:第241頁)。[1]這些條件一旦簽署,華爾街銀行家立即會展開獵殺。在這種危急的狀況下,韓國民眾的民族意識被強烈激發出來———在國家耗盡了外匯儲備的情況下,他們紛紛捐出了自家的黃金白銀為國家償還債務。最為關鍵的是,韓國政府這時候真正發揮了自己對金融規制的主體作用———“果斷出面從銀行系統沖銷了700億—1500億美元的壞賬”,“把所有申請破產的大型企業案件一律凍結”。[12]韓國政府的這種做法無疑是通過重新掌控對銀行的控制權,確立并鞏固了對自己國家金融規制主體的地位。也就是說,韓國通過自身的努力拒絕了對國際金融銀行家設置的金融結構的嵌入。韓國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徹底排除出了自己的金融系統,捍衛了自己國家的金融主權,捍衛了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由此我們完全有理由這樣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維護一個國家的金融獨立規制權與維護該國國家安全和主權同等重要。

四、中國金融改革的推進與反思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計劃、市場和規制金融

我們從計劃中走來———在很多領域我們還在計劃的籠罩之下,同時我們正在“摸著石頭過河”式地勇敢而義無反顧地邁向市場。“計劃”曾深深嵌入在我們的政治、經濟甚至社會生活中。計劃在我們的記憶痕跡里所留下的往往是“大鍋飯”、“平均主義”和“嚴密的監管”。如今,在全世界都在推行“市場”的時代,市場好像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機會、財富和繁榮。而市場要實現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嵌入”。就首先要使“計劃”“脫嵌”。④于是,在討論問題的時候,我們的言說往往總是不斷在“脫嵌”和“嵌入”之間游走。關于金融的討論,我們很多時候也沒能跳出這一預設的框架。于是在中國的金融推進與改革中很多學者認為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實現由計劃金融向市場金融的過渡。但是從上面提及的金融全球化以及仍然沒有走遠的金融危機,我們不難推論出“計劃金融”和“市場金融”關系的爭論不是一個有針對性的真問題。而“市場金融”和“規制金融”的關系和定位問題才是一對對應的有探討意義的問題。

1.全球化背景下從計劃到規制的討論

有的學者認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金融是財政的薄記,從而打破計劃是實現金融繁榮的前提。[7]有的學者從金融法制化角度出發,認為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軌就是要實現市場經濟;從計劃到規制的轉軌就是要實現法律經濟。對于金融改革我們首先的問題就是要實現從“計劃控制的金融”到“有效規制的金融”。無論是金融機構的市場活動,或者是政府部門的監管活動,都將受到金融規制和法律的約束,金融法制化是金融穩定與經濟轉軌的關鍵步驟和重要保證。[8]對于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在學理上討論清楚。計劃經濟從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脫嵌”已經是必然的事情了,但是市場靠什么實現“嵌入”,也就是“嵌入”的機制是什么呢?很多人認為應該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來作為市場運行和“嵌入”的機制。而這樣的邏輯必然首先要解答這樣的質疑:如果政府必須在法律的框架下對金融進行規制,金融系統也必須在法律的框架內運行。那到底誰是金融規制的主體呢?如果法律是主體,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當我們遭遇“國際慣例”的時候,應該遵循哪個呢?如果遵循自己的法律會違背全球化的要求,如果遵循“國際慣例”,我們最后還是把我們的金融規制納入了國際的框架里。根據對世界上其他國家金融危機的教訓以及對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這樣做的結果是到最后我們根本不能對自己的金融進行規制。從計劃金融到規制金融我們必須站在全球化背景下首先明確規制的主體,這才是至關重要的。

2.一種新的認識———實現全球化規制金融的良性嵌入

市場意味著開放和自由,現在很多人主張金融的市場化,其實也就是要讓金融的運行機制更開放和自由一些,但是沒有規制的金融自由化會為金融危機提供一個“基礎性”的前提條件。這一點我們在前面對東南亞國家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07年我們金融過渡期結束,將面對對國外資本的全面開放。這時候我們要面對的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市場和全球化的金融。我們面對的金融規制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規制。此時的規制原則、規制主體、規制的對象、規制的機制等都不是在我們可“規制”的范圍內的了。我們的選擇只能是“有中國特色”的嵌入。應該特別注意的是我們不能通過“接軌”來嵌入,而必須要通過“特色”來嵌入。所謂的良性嵌入主要是從嵌入的運行狀態和結果來看的。現在我們在推進金融改革中過分強調微觀技術改革和運行過程接軌,一方面說明我們對金融規制的理解沒有上升到一個全球化的高度,另一方面說明我們對全球化下的金融規制風險沒有前瞻性的認識。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國金融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從全球化的視野來看,中國現在要防范和規避的已經不是國內風險,而是國際風險。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金融風險都會通過一些金融載體、要素和金融工具才會真實發生和存在。所以首先必須對國內的全球化金融要素和工具風險進行考察。

1.人民幣VS美元

我們都知道誰能壟斷某種商品的供應,誰就能實現超額利潤。而貨幣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誰能壟斷一國的貨幣發行,誰就掌握了無法限量的獲取超級利潤的手段。對東南亞、墨西哥、拉丁美洲以及美國自身內部的金融和經濟危機的發生,我們不能理解為是金融或經濟自身的固有屬性。美元的無限量發行和無限制流動是罪魁禍首。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國之所以沒有被強烈波及,一個公認的事實是其得益于中國人民銀行對人民幣的牢牢控制,得益于我們金融市場的封閉性。

目前,人民幣兌美元的比價一升再升,人民幣連續進行了幾次加息。在國家取消利率上限條件下,盡管中國金融體系的狀況會有所改善,但是企業的融資成本會大幅上升。這必然影響到生產性資本的投入,而使得資金流向風險性金融投資。人民幣升值使得大量美元“熱錢”看好中國市場,配合2007年中國金融市場的全面開放,大量的美元的涌入已是一種可以預期的必然。

從國際來看,美國國內最近幾年一直使國內匯率處于40年來的最低水平。我們國內很多人的解讀是美國政府希望以銀行信貸的寬松來促進企業投資,增加個人的消費。[9]但是從國際的視野來考察,美國財政部的這一做法還有一種可能的解讀,那就是防止美元回流,保證美元對中國的集中流入。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以后,隨著美元的大量流入,這些全世界為了利潤游蕩的幽靈必然會通過股市等市場開始其在中國的大量收購。當美元所能控制的股票、證券以及其他資產的價值超過人民幣的時候,它就會成為中國貨幣發行權的實際控制者。在這種時候,國內學界卻呼吁要中央銀行擺脫政府獨立運行,要中國的投資項目實行貨幣化管理,顯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中國現在有1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這本來是個好事,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人民幣主要和美元掛鉤的金融匯兌前提下,這筆龐大的外匯儲備主要是以美元的形式存儲的?，F在美元貶值,也就意味著這部分資產在貶值,中國必須對此采取措施。但如果把這部分錢投入到國內,在金融自由化的條件下,這些貨幣通過商業銀行的放大可以形成幾倍甚至十幾倍的貨幣流通量,這必會造成中國嚴重的流動性過剩和通貨膨脹;中國最好的選擇好像就是拿這筆錢來進行海外投資,但是考慮到全球化背景下華爾街—倫敦金融軸心都在國際銀行家的操控之下,所以這種海外投資的風險完全有理由被成倍高估。⑤貨幣是最基礎的金融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正面臨著一場沒有硝煙的貨幣戰爭。我們應對的對策首先應該在戰略上意識到在全球化和金融市場自由開放情況下,對人民幣的“實質發行權”進行嚴格規制的重要性。其次我們在無法通過制度化實現對美元有效規制的情況下,可以在國內借助嵌入性理論讓我們的金融嵌入到我國自己結構化的政治和社會中,從而利用這種政治和社會獨特性,達到全球化背景下對自己金融實行規制的目的。

2.中國的銀行改革

有的學者認為中國銀行改革首先面對著幾個重大的理論困惑和問題:國內銀行改革是政治化、商業化抑或市場化問題;在中國現有的環境下,國內銀行是建立“大而全”低效率的銀行重要還是建立“小而美”的高效銀行的問題;國內銀行事先設定法律讓銀行在法律框架內運行,還是摸著石頭過河邊干邊設立制度的問題;銀行改革外在環境改革重要還是建立內控風險管理機制重要的問題。[9]其實筆者認為可以從金融規制的角度把這些問題歸納為兩個,第一個是有關方法論的問題,中國銀行的改革應該采用宏觀整體論、系統論的規制還是微觀個體行動論的規制?第二個可以稱之為戰略性問題,中國要讓國際銀行嵌入到中國銀行系統,接受中國銀行系統的結構性規制?還是讓中國的銀行系統嵌入到國際銀行運行結構中并受其規制?這兩個學理上的思考是相互關聯的,對于第一個問題如果采取了第一種選擇,一般會考慮第二個問題的第一種選擇;相反,如果采用了第二種方法論的態度,往往會使我們在戰略上只能進行第二個問題的第二種考慮。目前中國的銀行運作才處于起步階段,我們和國外銀行相比就好像是同在一個賽場但不是一個重量級別的兩個拳擊手。要強迫他們交手,那勝敗完全是可以提前預期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做的是加強自我保護,避免正面交手。但是我國目前的金融改革很顯然都是選擇了兩個問題的后者———對國有銀行的商業化、市場化達成了廣泛共識。銀監會在2003年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已經表現了我們銀行改革向市場化邁進的決心。比如國內銀行股權多樣化、各種信息必須公開等。在這種方向的指導下,中國的銀行開始向精細化發展,由此對金融工具的創新也就必然被提上議事日程。但是有些金融工具的使用是有風險的,比如中國分期付款式房貸就是國外金融工具的一種引進和接納,它對中國產生了巨大而持續的影響。對于其可能的后果,東南亞金融危機無疑值得進行我們深刻的反思。

3.中國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

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我們看到,在危機爆發之前,以房地產為首的資產價格被不斷拋高。而最后一旦有什么風吹草動,投入這些領域的金融資本會紛紛外逃,造成金融泡沫的破裂從而發生金融危機。中國的經濟金融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改革開放以來,貨幣的超量發行集中體現在M2/GDP比率居高不下,已經高居全球之首。中國貿易存在很大的貿易逆差,“中國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不斷增長的中美貿易不平衡與美國經常賬戶上的整體逆差一起為美元帶來強大的貶值壓力”。[10]而中國貿易部門的價格由全球市場的供求決定,難以吸收這些多余的流動性。這樣,房地產市場吸收超量發放的貨幣就成為一種可能。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最近幾年的房地產價格攀升。另外在金融市場開放的情況下,如果人民幣不斷升值,國外資金必然大量涌入來獲取這種升值以及預期繼續升值的利差。而對允許私人貸款購房這種國外金融工具的引入,使得銀行的信用貸款迅速攀升。以房地產為例,到2004年,中國商業房地產貸款余額已經達到了2.1萬億元,同比增長了36.1%。房地產的投資與開發、竣工面積分別增長了28.7%、15.2%和15.6%。一些大城市的房價當年攀升達到了20%。再看中國的股票市場,2007年初股市開始上升,后來滬市突破5000點大關。資金瘋狂涌向股市,人們一時好像失去了理性,對股市的風險不再考慮。后來股市盡管實現了一個“軟著陸”,但是從金融規制的角度看,我們從中應該看到危機的信號。

以前人們認為造成房價攀升的原因是房地產信貸者享受著一個比較低的利率。所以現在國內一個普遍的觀點是可以通過宏觀利息調控來實現房價下降,但是如果以全球化的視野來分析,這種觀點是有漏洞的。國內利率上調,加大了生產性企業負擔,反而更容易使得他們投資于房地產從而進一步使房價攀升。日本在金融危機前幾年就出現過這種情況:美國在日元同美元掛鉤的情況下,通過不斷讓日元升值使得大量的生產性投資轉移到房地產和股票市場,并且被不斷預期會升值。于是人們越來越大規模地在其中投資,直到有一天人們的信心被徹底摧毀。[11]為了防止這種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金融泡沫,第一:我們不能放棄政府對貨幣進行規制的權力。主張美聯儲那種貨幣規制模式,實現中央銀行擺脫政府獨立運行的觀點目前是不可取的;第二:面對不可避免的金融市場開放,我們必須加緊對外資流向的監管。一旦出現異常跡象,就像當年美國對待日本一樣,果斷凍結外資銀行的所有業務。

五、結語

從東南亞金融危機中我們可以看到,當金融危機爆發的時候,其首先摧毀的就是一個個國家。所以國家(政府)作為金融推進的主體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國家依然存在的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語境下人們的普遍認同就是要進行金融規制下的推進。這樣全球化背景下金融規制的運作結構和機制成為我們要關注的核心。而對于規制狀況下金融體系內部甚至金融機構改革具體應該如何操作等技術性問題,必須在對核心問題做出回答之后才能予以考慮。否則我們就成了舍大放小,舍全局而沉迷于具體的局部了。

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曾說:“東亞———整個世界中發展最成功的一部分———政府扮演了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認保持社會團結的價值……如果說共產主義在蘇聯和東歐的失敗為市場體系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提供了強有力的佐證,那么東亞的成功則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躍角色的經濟對自發調節的市場的優越性提供了同樣強有力的證明……事實上東南亞危機正是自發調節的市場失敗的最戲劇性的例證:正是短期資本流的釋放,在全世界晃蕩著想尋找最高回報的大量美元……成為這場危機的根源”[2]“規制可能會剝奪某些人的自由,但這樣做可以促進另一些人的自由。將資本任意在一國移進移出是某些人(國際金融家———筆者注)所實踐的自由,但這種自由的實踐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損失為代價的(用經濟學術語來講,這里存在著巨大的外部性)。”[2]這位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無疑在從學理的高度對我們國家的獨特模式進行肯定、歸納并提出告誡。他在告訴我們:全球化背景下,加強以國家為主體的金融規制對中國來說是優先于金融開放和市場化的。我們應該重新審視市場和金融的自由化,應該堅定遵循讓經濟和金融“嵌入”于社會的發展模式,而不是相反。更主要的是,我們應該對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充滿信心,用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發展模式去構建一個沒有金融危機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