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節目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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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談話節目，海派文化，文化特征

對于現代大眾傳播而言，受眾在本質上是由社會結構出來的。其中值得重視的一個問題，是在不同社會團體成員和大眾傳播媒介產品之間，建立起來的各種詮釋關系在文化上的意義。傳播的文化研究認為，和社會分工與經濟差異一樣，地域文化和次文化等種種歷史過程都足以對受眾的媒介選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J.Fiske&J.Hartley,1978）?？疾祀娨暤氖找曅袨?，應該有兩個向度或者雙重視點：作為一種儀式，“看電視”這一活動賦予家庭內部生活某種和外部社會文化的結構性關聯；作為一種消費過程，“看電視”也是文化傳遞的方式（DavidMorley,1992）。與此同時，電視對于拓展公共論壇與社會事務的討論空間具有重要的貢獻，電視談話節目便是其中主要的部分。由于電視談話的話題涵蓋面十分廣泛，便越來越作為一種非常重要的文化現象對觀眾產生影響，而電視談話中出現的言行，也越來越作為新的文化形式，成為社會公眾普遍分享的一種重要文化經驗（RaymondWilliams1990）。通過對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分析，可以從中看到電視受眾的地域文化特征和電視產品之間的相互依賴關系。

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的興起

作為電視媒介中具有相當影響力的節目形態之一，談話節目在中國大陸的興起不是偶然的——它包含了“公共空間”、“娛樂”、“社會意見和輿論”的多種成分。

從西方媒體發達國家的情況看，電視往往在一開始就承襲或部分承襲了廣播電臺節目的傳統，各種各樣的談話始終在電視屏幕上占有一席之地，象美國早期的娛樂雜耍談話節目“BroadwayOpenHouse”（NBC1950）和新聞與公共事務談話節目“MeetthePress”（NBC1947）、“FacetheNation”（CBS1954）等，多多少少都源自電臺廣播一樣（GSCOTT1996）。相比之下，中國大陸的情況則多有不同。一方面，中國大陸的第一代電視從業者大都來自報業和電影業，使得電視節目從一開始就體現出以畫面的高度“唯美主義”和解說詞的高度文學性和修飾性為主要表現風格和審美取向；另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前，中國大陸媒介所強調的宣傳意識至上的原則和前蘇聯將紀錄片視作“形象化政論”的觀念，使電視從業者和受眾雙方都非常習慣于屏幕表達“高于生活”的神圣性，生活化的聊天自然難于涉足其中。除了政府高級領導的講話外，在1980年代以前，電視節目中幾乎不使用同期聲（陸曄1997）。1980年代以后，中國大陸社會的改革開放引起了人們對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新問題的普遍關注，中央電視臺1995年2月開辦了《電視論壇》，邀請社會知名人士就某些重大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發表看法，當年12月11日主持人趙忠祥和上海寶山鋼鐵公司的總指揮和總工程師們就寶鋼建設問題進行的討論，便是較早的一例以主持人和嘉賓為中心的電視談話（陸曄1997）。然而，這種電視討論與其說是“談話”，到不如說是“采訪+演說/做報告”更貼切?；蛘哒f，這類節目，傳播方式仍然是“單向”和“自上而下”的，傳播內容仍然比較單一，節目中出現的，往往都是具有相當級別的各種高層人士，普通公眾較難介入。

中國大陸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電視談話節目（TALKSHOW）當數1993年1月開播的《東方直播室》。當時，新成立的上海東方電視臺在每晚7：00-7：30這個往往令地方電視臺望而卻步的晚間黃金時段，開辦了這檔演播室直播談話節目，與中央電視臺的王牌新聞欄目《新聞聯播》進行收視角逐，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該節目以社會熱門話題為依托，以演播室談話為主干，以主持人、嘉賓和現場觀眾的互動為支撐，既體現出中國大陸電視傳播觀念的變化，也是第一次把“演播室受眾（STUDIOAUDIENCE）”這個特殊的受眾群體放在了與主持人和嘉賓同等重要的地位，“構筑中國電視全新的傳-受關系”（李良榮，陸曄1995）。在一些文化學者眼里，節目的直播形式和“演播室受眾”對于熱點話題的參與，使得這個節目在一定程度上具備了作為普通市民“將他們原有的群體心理釋放出來，參與公共生活、表達社會情緒的民間思想空間”（王元化1995）。在這里，電視談話開始體現出“公共空間”的文化特征。也許正因為這個節目承載了太多的社會意義，而“在特定的社會條件下，其形式意義是要大過談話內容的，談話和要旨是‘問題’的提出而不是‘問題’的深入，而‘問題’本身又是很有限度的”（徐醒民1995），在開播兩年多以后，該欄目因為社會性熱點話題的“枯竭”從每周五檔改為每周一檔、雙周一檔，最后無疾而終。緊隨在《東方直播室》之后開播的同類直播談話節目《今晚八點》（上海電視臺1993年2月）也幾乎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而偃旗息鼓。

1996年4月，中央電視臺的談話節目《實話實說》開播。較之于《東方直播室》“主要強調一種談話的氛圍和儀式”（沈莉1999）——“談話”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實話實說》更具有市場化背景下現代電視節目生產的自覺意識：從話題甄選、談話層次設計、有關資料的準備、記者前期調查、嘉賓的選擇與搭配、主持人的風格定位與現場組織策略、大屏幕使用、燈光設計、現場樂隊功能、現場多機攝錄和后期編輯等，各環節的實施和有機協調多體現出對海外同類節目的模仿和借鑒，而且借鑒得十分到位，專業化程度很高——在這里，起主導作用的已不僅是作為一種儀式和氛圍的“談話”本身的象征意義，而是“談什么”和“怎么談”——話題的市場“賣點”和談話的技巧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尤其是主持人的自然、松弛、冷面幽默和平民化——被業界人士稱作“猶如鄰居大媽家的兒子”，使得節目在“生活化”的同時憑添了許多“娛樂”成分：即使是社會意見和民間輿論的表達，在這個節目中也因為語言的機智幽默和生動活潑而增添了單純的娛樂色彩?！秾嵲拰嵳f》開始作為一種“類型”（FORMAT）節目的市場化運作，影響中國電視界，進而影響受眾。

于是，在1990年代后期，電視談話大行其道，和其他大眾媒介產品一起，成為影響中國社會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因素，也同時體現出市場化大環境當中受眾的文化選擇以及背后的社會文化特征。

海派電視談話節目的地域文化特點

上海是一個都市化程度高、地域文化特點突出的城市。盡管作為中國大陸最現代化的國際性大都市，上海對于西方文化具有天然的吸收能力，但從中國大陸的媒介市場化的角度看，由于其自身文化上的緊密性，大陸其他城市的文化產品在上海并不具有很強的競爭力，更顯示出上海的媒介產品和受眾之間，在文化上具有十分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

1998年到1999年，上海的各家電視臺在中央電視臺《實話實說》走紅的情形下，重新相繼推出談話節目《有話大家說》（上海電視臺1998年10月）、《城市心情》（東方電視臺1999年4月）和《走進心世界》（上海教育電視臺），同時，有線電視臺的各個專門頻道，也依托自身的資源優勢,先后推出《評頭論足》、《看球評球》等影視類、體育類的談話節目。此外還有東方電視臺每周末的滬版《非常男女》——娛樂性談話節目《相約星期六》，和幼兒游戲類談話節目《歡樂蹦蹦跳》。這些節目以突出的地域文化特征在較短時間內培養起相對穩定的本地觀眾，《有話大家說》的收視率目前已遠在《實話實說》的本地收視率之上。（參見[表1]）

文化學者認為，海派文化，或者更進一步，可稱作“上海文明”，其最基本的文化心理品性在于“建筑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并存”和“對實際效益的精明估算”，反映在文化上，就體現為雅俗文化之間的巧妙平衡——融合了發端于國際交往歷史的開放型文化追求和顧及現實可能性的世俗智慧（余秋雨1995）。

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充分地體現出在受眾和電視產品密切的相互依賴關系之間的城市文化特征。《有話大家說》的節目定位是“大眾話題評說”，雖然從話題處理和主持人的表達技巧上被一些業內人士認為是《實話實說》的“地方版”，但和《實話實說》的文化取向和風格非常不同。從《有話大家說》的編導闡述中，便可以看到一些海派文化特征：

全中國，北京人被公認是最能侃的，上海人的嘴皮子真不如我們的頭腦有名。但是，做了幾期《有話大家說》節目之后，我們驚異于發現了上海人潛能的另一面——能說會道的一面。

上海人不是政治家，我們不善于調侃國家大事中的條條框框；卻能從身邊的小事中提煉待人處事的準則。

上海人不是雄辯家，我們務實，用一些最樸素的語言，講一些老百姓的大實話。

上海人也不是小市民，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誘惑的國際大都市中，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正在逐步“接軌”……①

《城市心情》則以“理解都市情感，溝通凡人心靈”為主旨，試圖“為城市人帶來一種‘新世俗關懷’”，在話題設計和節目風格上較《有話大家說》更具有都市白領情趣；《走進心世界》發揮教育電視的特點，以“心理分析指導”的方式探討人際關系、自助、心理和反映現實生活。

從個人收視情況看，上海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受眾是高中以上文化程度、30歲至59歲的城市市民群體（參見[表2]）。這個群體本身就是最能夠集中體現城市文化品性的主體人群。因此，業內資深人士認為，盡管在電視談話走紅之前，屏幕上一種十分興盛的以語言為主要表達方式的節目——大學生電視辯論，但至少在《有話大家說》當中，真正的受到觀眾歡迎的電視談話高手，卻不是有較高文化水準的大學生，而是平民百姓當中的中年人。②這不僅和生活閱歷有關，也和電視談話節目的主體觀眾的城市文化需求相關。

話題選擇：電視受眾與電視產品的文化依附關系

一般認為，對于電視談話節目的觀眾來說，話題是至關重要的影響因素。一項有關美國電視談話節目的受眾調查表明，73%的觀眾認為，電視談話的話題是決定其是否收看一個節目的最重要因素，盡管談話節目主持人的吸引力也很重要③。

從中國大陸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選擇看，從《東方直播室》直到早期的《實話實說》，電視談話節目起步階段的話題選擇，大都集中在社會熱點上，而進入成熟階段則逐漸分化：《實話實說》正在“改進社會生活話題節目類型的同時，發展人生體驗話題的節目類型”。④上海的電視談話話題則較多集中在都市生活方式、生活形態和生活觀念，以及社會問題和社會公德。（參見[表3]、[表4]）即使是同類話題，《實話實說》一般圍繞個案展開，而上海各電視談話節目的話題則更趨于群體化，更接近上海城市市民的生活趣味和文化品性，如《有話大家說》有關生活方式的話題“經歷公廁革命”、“家電故事”、“股民故事”，有關婚姻家庭和人際關系的話題“嫁在上?！薄ⅰ笆裁礃拥呐宰钚腋！保嘘P社會問題和社會道德的話題“戳穿馬路‘阿乍里’”、“說話要說普通話”、“自行車被透以后”；《城市心情》的時尚消費話題“追風網球”、“透視內衣櫥窗秀”等，都是取材于上海特有的都市生活和城市文化，與受眾在文化上的契合程度是比較高的?！队性挻蠹艺f》2000年的收視率幾乎在6至9個百分點之間，“電視談話節目收此效應，應該是一個不錯的成績?！雹?/p>

簡短的結論

電視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文化情景。業內的批評家們因此而認為，在笛卡兒時代，一個人可以說“我思故我在”，但在今天這個大眾媒介時代，恐怕只能是“我上電視故我在”（RobertAbelman,1998）——在這個意義上，電視談話節目不僅把傳統上私人領域的文化元素和社會公共領域交織在一起，而且由于受眾的深度參與，更加強化了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文化情景之下，電視產品和電視受眾之間除了消費產品—消費者相互依賴關系之外，在文化上同樣緊密的共生共榮關系。上海的電視談話節目，為我們提供了在電視受眾和電視節目的關系基礎上，一個透視海派文化特征的樣本，并最終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電視作為社會文化傳感器，對于當代社會文化品格表達和塑造的作用。

有話大家說城市心情實話實說

1網絡故事（生活方式）暢想未來

2人體模特兒（文化觀念）漫游未來我的兒子太瀟灑（消費觀念）

3出國打工記（生活方式）聰明的煩惱（青少年教育）

4我與電影（娛樂）“保險”保險嗎（社會觀念）強子（個人奮斗經歷）

5自行車被偷后（社會問題）昨天、今天和明天（青少年教育）

6過年話吃（生活方式）沒完沒了好心情（娛樂）新世界（殘疾人的社會關懷）

7初九話酒（生活方式）讀本好書過個年（生活方式）

8我在馬路邊揀到……（社會公德）文明養狗（生活方式）再哭一次就長大（青少年教育）

9今年冬天幾把火（安全）走自己的路（交通安全）

10討債人的苦惱（法律）洋雷鋒（社會道德）住家男人（家庭關系）

11網上消費誰來保護（法律）

類別（%）政治/社會事務經濟/消費教育娛樂生活方式社會問題/公德婚姻/家庭關系法律法規環境體育其他

有話大家說3.96.610.56.618.414.510.57.95.36.69.2

城市心情4.2-8.316.729.216.712.5--4.28.2

實話實說4.67.710.86.216.010.827.74.61.51.58.6

注釋：

①/yhdjs

②應啟明，談話常識，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③Broadcasting&Cable,Sept.28,1998

④/talkshow

⑤/yhdjs

⑥資料來源：上海廣播電影電視信息咨詢有限公司

⑦資料來源：陸云鵬，上海地區談話類節目個人收視率分析，廣播電視研究1999/5

⑧資料來源：/yhdjs,/talkshow,《城市心情》欄目組

⑨資料來源：同上

參考文獻：

Abelman,Robert,ReachingACriticalMass,LEAInc.1998

Fiske,John&Hartley,J,ReadingTelevision,Methuen&Co.Ltd.1978

Morley,David,Television,AudiencesandCultuies,RoutledgePublishers1992

Scott,GiniG.,CanWeTalk?ThePowerandInfluenceofTalkShow,

Williams,Raymond,Television:TechnologyandCulturalForm,RoutledgePublishers1990

陸曄，電視時代——中國電視新聞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

李良榮，陸曄，從《東方直播室》看中國電視傳播觀念的突破，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王元化，《東方直播·文化篇》序，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沈莉，上海電視節目的現狀和發展趨勢，上海廣播電視發展戰略研究，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研究報告1999

徐醒民，我和《東方直播室》，東方直播·文化篇，浙江文藝出版社1995

余秋雨，上海人，蔡棟編，南人與北人，大世界出版有限公司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