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的運行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宏觀經濟的運行，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河南省　宏觀經濟運行　VEC模型

一、引言

在中國宏觀經濟的經驗研究中，主流的方法是使用結構性方程――聯立方程模型來進行分析。這種方法在我國經歷了20多年的發展歷程，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目前，許多研究者在傳統聯立方程模型的基礎上，開始吸收現代計量經濟學的成果。如鄭超愚(2002)的CMAFM模型，何新華(2004)的China－QEM模型，高鐵梅(2003)的宏觀經濟季度模型都運用了協整的理論和方法?？紤]到聯立方程模型的一些缺陷，如不足以對變量間的動態聯系提供一個嚴密的說明，估計和推斷都較為復雜等。近年來，一些研究人員開始運用非結構性方法如VAR模型和VEC模型，來分析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如吳緒亮(2002)運用VEC模型，對我國國內生產總值、投資和消費相互之間的長期關系和短期關系進行了討論；高鐵梅(2002)運用SVAR模型對我國稅收和政府支出政策對產出的動態沖擊效應進行了計量分析。

本文運用河南省1978－2005年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用VEC模型來分析自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經濟增長的內在動力及特征，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二、研究方法和分析過程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過程如下：第一步，對變量兩兩間的協整關系加以檢驗，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判斷變量兩兩之間的因果關系。第二步，進行多元協整檢驗并建EVEC模型，分析變量之間的長期關系和短期效應。第三步，運用脈沖響應函數來分析外部沖擊對河南省宏觀經濟系統的動態影響。

本文采用的數據是1978－2005年河南省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最終消費(C)，資本形成總額(I)，凈出口(EX)。為了將序列的指數趨勢變成線性趨勢，對經平減后的時間序列取自然對數，得到4個新序列：LNGDP，LNC，LNI，LNEX。

(一)Granger因果檢驗

用EG兩步法，對這4個時間序列數據兩兩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發現均存在協整關系，可以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Granger因果檢驗的結果見表1，定義顯著性水平為0.05。

結果表明：(1)凈出口對河南省經濟增長的作用較小，因此，河南省經濟屬于內向型經濟；(2)投資是GDP、消費和凈出口的Granger原因，GDP不是消費的Granger原因，這說明河南省經濟是投資驅動型經濟，且GDP的增長對消費的推動不明顯。

(二)VEC模型

對變量進行多變量協整檢驗。根據數據的特點，本文選擇協整方程僅有截距且觀察序列有線性確定性、趨勢這一類型，對數據進行協整檢驗，經反復試驗，選擇滯后期為3，結果如表2。

由結果可知，有2個似然比檢驗統計量大于1％水平下的臨界值，因而變量間存在2個協整關系。則在置信水平為99％的條件下，LNGDP、LNC、LNI、LNEX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其協整方程為：

CE1：LNGDP＝1.050931LNl－0.220122LNEX+1.496430

CE2：LNC＝1.148596LNI－0.432997 LNEX+1.154045

這表明，從長期看，河南省GDP和投資、凈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河南省消費和投資、凈出口之間存在長期穩定關系。河南省的宏觀經濟運行狀況受到CE1和CE2的約束。河南省投資對GDP的長期彈性為1.05，對消費的長期彈性為1.15，再一次證實河南省的消費和經濟增長主要受投資的影響，是投資驅動型經濟增長模式。

將這兩個協整方程構造成誤差修正項vecm1和vecm2，可以得到4個VEC模型，模型中各參數的值見表3。

結果顯示：GDP、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這4個變量前1期的變化對本期自身的變化都有促進作用，消費和凈出口的前2期和前3期的值的變化仍然對本期自身變化有促進作用，投資對上述4個變量的影響主要是在第2期和第3期得以體現，這說明河南省投資的滯后性較為明顯。在4個VEC模型中，凈出口的各期滯后值的系數都很小甚至接近于0，Jo－hasen(1990)證明，對于協整向量來說，各期滯后值較小的變量如凈出口是弱外生變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每個VEC模型中，變量間的長期均衡機制對變量變化的修正作用由兩個符號相反的誤差修正項共同完成。這說明在河南省宏觀經濟運中，保持GDP與投資、凈出口的均衡關系，對各變量的增長具有促進作用，但保持消費與投資、凈出口的均衡關系，對各變量的增長有抑制作用。

(三)脈沖分析

考慮到凈投資對河南省宏觀經濟系統來說，是近似的弱外生變量，因此，脈沖分析只對GDP，消費和投資三個變量進行。

脈沖分析顯示：GDP和消費的波動對宏觀經濟各變量的波動影響明顯。消費的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將會對GDP和消費的均衡值產生永久影響；消費的正向沖擊對GDP的影響一直是正值，投資和凈出口的一個單位的正向沖擊對GDP和消費的均衡值影響很小。

三、結論及政策啟示

篇2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進行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這種體制變革導致經濟運行機制的相應變化，即由國家計劃對企業和各種經濟單位的指令性、行政性調節，逐漸轉變為在市場信息影響下，以經濟利益引導企業和個人進行微觀決策的自動調節。在此情況下，價格、利潤、成本、收益、供給與需求的協調機制產生了，計劃機制逐漸讓位于市場機制。

隨著經濟運行方式的轉變，經濟的周期性波動及其形成機制也發生了變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擴張和經濟收縮都是由行政性的強啟動引起的，因而它往往導致經濟的大起大落；經濟衰退一般都會帶來總體經濟水平絕對量的下降，（注：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國發生了五次經濟周期波動：（1）1953～1957年；（2）1958～1962年；（3）1963～1968年；（4）1969～1972年；（5）1973～1976年。其中，第一、二、三次經濟周期波動均出現經濟的負增長。）造成經濟的重大破壞。而在1978年改革開放后的四次經濟周期波動（1977～1981年；1982～1986年；1987～1990年；1991～1999年）中，則沒有出現經濟的負增長，屬增長型的經濟衰退，即在經濟增長率下降的最低點，其經濟總量的絕對水平并不下降（見表1）。出現這一情況有客觀方面的因素，即改革初期我國仍處在短缺經濟的狀態下，市場制約的因素幾乎不存在，尚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生產過剩危機；另外，它與如下情況也有一定的關系，即隨著市場機制作用范圍的擴大，我國已逐步采用了宏觀調控的反周期措施，從而使經濟周期的波幅和波動系數縮小，經濟運行的穩定性增強。

表1　中國GDP增長率的歷次波動

附圖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1999》，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頁。

然而，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在較長的轉軌時期中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這使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仍然很不完善，一些市場化的調控手段難以一步到位，經濟周期波動仍呈現明顯的“計劃同期”（注：即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成為周期波動的直接原因，經濟周期為國家的集中計劃所推動。）的特征。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統收統支的中央集權的資源配置方式表現為國家以向國有企業財政撥款的形式進行投資。在這種投資方式下，企業的發展嚴重依賴于國家，并具有爭奪國家投資的強烈沖動。因此，每次經濟增長的啟動，一般都同時帶來經濟的“過熱”，從而使經濟周期帶有明顯的人為“計劃”推動的特點。在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情況幾乎沒有改變。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出現的幾次因經濟“過熱”引起的經濟大波動，均起因于國家投資的擴張。其中，第一次經濟大波動發生在剛剛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的1978年之后，它起因于計劃者的沖動，即在當時確定了大量不切實際的建設項目。為了克服這次經濟波動的后果，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處于經濟調整時期。

第二次經濟大波動始于1984年。該年年底，我國決定把預算內基本建設投資由財政撥款改為銀行貸款，并把部分投資項目的審批權下放。由于我國的“預算軟約束”是一種制度性的軟約束，它來源于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產權關系。因此，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尚未根本改變的情況下，只是把國家投資的財政渠道改為銀行渠道，是不可能結束銀企之間在資金鏈條上的體制性“軟預算”約束狀態的。正因為如此，在基本建設投資由撥款改為貸款后，便發生了銀行競發貸款、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社會消費需求膨脹、貨幣發行失控的情況。當時，政府曾設想以“軟著陸”的方式緩解經濟生活中日趨嚴重的供求失衡矛盾，但實際上財政、信貸“雙緊”政策幾度夭折，經濟繼續升溫，通貨膨脹不斷升級，并在后來演變為1988年8月爆發的搶購風潮。這次由擴張性貨幣政策引發的工業超高速增長，在遭遇資源制約后迅速滑落。它使我國的經濟發展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轉折，即此前的兩位數的高增長率和較低的通貨膨脹率已不復存在。當年，通貨膨脹率第一次達到兩位數，這迫使國家于該年第四季度不得不實行緊縮的經濟政策。在經濟緊縮的情況下，國有投資率先回落。1989年非國有投資出現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回落，有人據此認為，這是“中國農村持續發展推動時代的轉折”。

在國家財政、國有銀行和國有企業三位一體的體制下，國家與企業間的預算關系必然使企業表現出對資金的旺盛需求，即所謂投資“饑渴癥”、與此同時，國有銀行也把向國有企業提供資金看成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并把由此可能出現的壞賬寄希望于由國家的財政撥款沖抵，因而往往導致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調整期間，銀行的信貸規模受到控制，但它并沒有擋住又一次經濟過熱的到來。發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的第三次經濟過熱主要是由社會集資規模的急劇擴大和國有銀行資金大量以非貸款方式流出（銀行辦企業等）引起的。而在1991年下半年國家重新啟動國有投資（以比非國有部門高出10個百分點的增長率增長），并帶動非國有部門投資的增加（其中1993年的增長率高達72％）后，經濟過熱很快形成（1992年和1993年，GDP增長率分別高達14.2％和13.5％）。1993年7月，政府不得不從減少國有投資入手，開始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出現持續多年的經濟“軟著陸”。

以上情況表明，由于我國實行的是漸進式的改革，在轉軌時期，舊體制因素仍廣泛存在。它們對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方式仍產生著巨大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

1.國有投資的擴張與收縮仍是經濟周期波動的直接推動力。資料表明，在1979～1997年期間，我國實際投資增長與GNP的實際增長的相關系數高達79.5％，即GNP實際增長波動的近80％可用投資來解釋；名義投資與名義GNP的相關關系系數則高達99％，投資與經濟增長的波動基本一致。（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6～17頁。）而在經濟景氣循環中，國有投資總是起著經濟啟動和收縮的先導作用。在國有投資確實啟動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跟進；在國有投資收縮從而結束了經濟景氣時，非國有投資才會快速退出。

2.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過渡，未能解決預算軟約束的問題，即對國有部門投資資金的無限供給會通過信貸膨脹的形式表現出來。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使用國家的財政撥款與使用國有銀行的貸款并無本質區別，資金來源渠道的改變并未形成對企業資金使用的硬約束。在此情況下，企業仍強烈地表現出“投資饑渴癥”，只不過是從爭奪財政撥款轉而表現為爭奪銀行貸款而已，而且，即使在銀行貸款的規模受到國家的硬性限制時，企業也會力圖通過其他形式籌資，如銀行辦企業、企業非法集資等。而一旦經濟過熱難以為繼時，國家只能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措施來控制經濟的發展，從而造成經濟的劇烈震蕩。

3.經濟中的“軟預算”約束源于政府與國有企業的特殊的產權關系，因此，只要企業歸國家所有，企業的經營損益就最終仍由國家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直接由國家財政承擔；當企業的資金來源于國有銀行的貸款時，企業的經營損益通過國有銀行這一中間環節間接地由國家財政承擔。正是由于這種“軟預算”約束，造成國有企業仍然缺乏競爭性和經營效益。這從國有企業的高額微觀負債可以明顯看到。1980年，國有企業的負債率為18.7％，到1994年，對12.39萬戶國有企業（含商業、金融業）清產核資，資產負債率高達75.05％，若扣除實際損失掛賬，則高達83.3％。1995年國有企業虧損與贏利基本持平，到1997年，虧損則比贏利高出近1倍，國有企業基本上喪失了償債能力。據工商銀行調查，1989～1996年共受理破產案8138件，其中后兩年為5128件，占受理總數的63％，在破產加速后，銀行的虧損率達85.1％。（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宏觀課題組：《投資、周期波動與制度性緊縮效應》，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19頁。）在此情況下，國家財政不僅必須（如通過發行特別國債）補充國有銀行的資本金，而且要承擔國有企業高負債導致的國有銀行的壞賬損失，國家成了潛在的國有企業債務的最終承擔者。也就是說，國有企業的微觀負債最終總是要轉化為政府的宏觀負債的。很顯然，宏觀經濟能否平穩運行，宏觀經濟政策能否奏效，不僅取決于宏觀政策本身，而且還需要微觀層次的制度保證，即企業產權制度的明晰化。

1998年以來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轉折及其效應

如上所述，由于轉軌時期存在著兩種體制因素并存的局面，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在從傳統的直接調控走向通過市場中介的間接調控的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使經濟發展從“計劃-財政主導”階段向“銀行融資推進”階段的過渡也受到嚴重的障礙。更為引人關注的是，在1998年以后，我國宏觀調控政策的走向甚至發生了重大的逆向轉折，即通過發行長期國債，增加對國有部門的投資，重新強化了國家主導經濟發展的因素。

1997年7月爆發的東亞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造成重大的沖擊，也給我國經濟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我國的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尚未開放，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對外貿易方面（1998年，我國外貿的增長速度明顯放慢，并于該年5月曾出現負增長）。因此，客觀而論，我國之所以在1998年采取高強度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其主要原因還在于國內的經濟形勢。

自1993年7月實行緊縮的宏觀經濟政策后，我國經濟的增長率一路下滑。1993～1997年，GDP的增長率分別為13.5％、12.6％、10.5％、9.6％和8.8％，而且，這種下滑趨勢在繼續（1998年和1999年分別為7.8％和7.1％）。在市場長期疲軟的情況下，企業的兼并、破產加劇，失業人數劇增，國有企業下崗分流的人員每年約達1000余萬人。與此同時，由于制度環境和經濟形勢的制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密集運用的貨幣政策的效果不佳。自1996年5月之后的兩年多時間里，中央銀行多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并在1998年初采取了取消國有商業銀行的貸款限額控制（改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降低準備金率、頒布積極實行貸款支持的指導意見等措施。但所有這些措施都沒有產生明顯的政策效果，經濟下滑的趨勢依然。很明顯，貨幣政策的操作余地已相當狹小。

在此情況下，我國從1998年開始實行連續數年的擴張性的財政政策。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國債6500億元（注：②這一數字尚不包括用于臨時財政支出的特殊國債。例如，1998年，為了提高國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國家一次就發行了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各年的數額分別為：1000億元、1100億元、1500億元、1500億元和1400億元），用于安排國債投資項目。這種超高強度的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了多方面的不同效應。

1.擴張性財政政策的成效

應當肯定，在遭遇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和國內經濟增長滑坡的情況下，我國有必要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而且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效。

首先，較大規模地擴大了投資需求，從而遏制了經濟增長速度下滑的局面，拉動了經濟的繼續發展。據有關部門測算，國債投資對GDP增長率的拉動，1998年為1.5個百分點，1999年為2個百分點，2000年為1.7個百分點，2001年為1.67個百分點左右。按照這個比例計算，1998～2001年，國債投資對經濟的拉動在各年GDP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分別為：20％、28％、21％和20％。（注：楊繼繩：《凱恩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在外部經濟環境趨緊、國內市場疲軟的情況下，這對于保持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無疑是必要的。

其次，國債投資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緩解了長期以來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而引起的對經濟發展的制約。其中，在國債投資的支持下，我國對大江、大河、大湖進行了大規模的堤防工程建設和水毀工程修復。僅在1998～2003年3年中，全國共完成堤防加固16369公里，完成江河控制性樞紐工程25個、病險水庫除險加固工程75項、蓄滯洪區安全區建設22個，并拓展節水灌溉面積6500萬畝。這些工程已在經濟中發揮實際效用。在改善交通運輸條件方面，1998年以來的3年中是我國公路、鐵路、民航建設發展最快的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公路新增通車里程約17.4萬公里（其中新增高速公路10230公里），使我國公路總里程達140萬公里（其中高速公路為1.5萬公里），鐵路新增長度2070公里（其中復線里程586公里），水運航線、民航機場建設等也完成了一批新的工程項目。此外，糧食倉儲設施、農村供電設施、城市基礎設施、環境和生態保護等方面的建設，也取得重大進展。

最后，部分國債資金被用于改革成本的支付。例如，在1998年增發長期國債后，預算中原準備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部分資金，被用于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的保障和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發放等。該年發行的高達2700億元的特別國債，則被用于充實國有獨資銀行的資本金。這些均屬于改革成本的支付，它對于緩解改革風險、保持社會安定以及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都有一定的作用。

2.擴張性財政政策導致轉軌進程中某些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也有明顯的負效應。這種負效應是多方面的。這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負效應，即它重新強化了國家對經濟的壟斷和控制，甚至在某些方面導致舊體制因素的復歸。

其一，強化了一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和國家機關的行政控制。

傳統的計劃經濟是一種國家壟斷和政府控制的經濟，經濟改革的基本取向就在于不斷打破國家的經濟壟斷和放松政府對經濟的控制，從而促進經濟的市場化和活躍經濟主體之間的平等競爭。然而，執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使國家成為主導經濟增長的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方向相悖的；特別是國債投資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部門，更強化了國家對這些部門的壟斷性控制，并進而強化了整個國家的行政壟斷和直接管理。在推動擴張性財政政策過程中，我國出現了行政控制明顯加強的趨向。例如，在糧棉購銷體制改革后，由于個別地方出現搶購現象，國家曾經又恢復了對糧食和棉花的收購體制，取締和禁絕私商的相關活動，由糧食部門和供銷社壟斷糧食和棉花的經營；當一些產業部門出現生產能力過剩時，價格的下跌本是正?，F象，但國家在此情況下不是通過鼓勵正常競爭促進產業集中和產業進步，而是倡導搞所謂行業“自律價格”，實際上是想通過價格卡特爾來抑制競爭，等等。

壟斷的加強除了強化政府部門的行政控制外，還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在電力、通訊、鐵路、民航等部門，這種利益集團往往依仗對國家經濟資源的實際占有，千方百計地阻止民間資本的進入；它們畫地為牢，排斥競爭，阻礙要素的自由流動，以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不惜損害社會和公眾的利益。壟斷會扭曲資源的有效配置，從而造成壟斷租金：一是通過壟斷價格體現出來的社會福利損失，二是行業壟斷部門巧立名目非法收取各項費用，將自身低效運行的成本和發展投資的負擔轉嫁給廣大消費者。根據一些人的研究，1985～1996年，我國壟斷行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率大大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同期內壟斷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卻大大高于全國職工的平均工資水平。1995～1999年期間，我國電力行業每個職工比其他行業職工多收入14294元，平均每年多收入2859元，該行業每年平均多支出的工資額為79.1億元。1996年，在壟斷行業的價格與1985年相比有大幅度上漲，而且上漲幅度大大高于通貨膨脹率的情況下，我國電力工業的資金利稅率卻僅為7.33％，與1985年相比下降了54.58％。鐵路運輸虧損13.8億元，與1985年贏利64億元相比，減利120％。市話虧損35.6億元。郵政虧損70億元。（注：過勇、胡鞍鋼：《不可低估行政壟斷造成的經濟損失》，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7月13日。）由于壟斷行業上繳的利潤中包括了政府從國有投資中應得的回報、政府給予國有企業的大量補貼以及所得稅返還、減免等優惠，因此，壟斷行業多年來不僅耗散了本行業的巨額租金，而且也耗費了大量國家本應得到的財政收入。

事實表明，壟斷的加強正在成為阻礙經濟發展的一個重大因素。當前，大部分被用于擴充國有經濟的國債投資，實際上是民間資本轉化而來的，這部分投資的增加直接削弱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而當國有經濟的發展加劇了經濟的壟斷時，壟斷部門的尋租活動又必然阻滯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在轉軌過程中，在市場經濟體系已初步確立的情況下，行政壟斷的加強一方面表明國家計劃經濟權力的擴張，另一方面則意味著壟斷部門市場經濟利益沖動的加劇，它實際上是這二者的結合。在此情況下，壟斷行業的企業往往通過制定壟斷價格，或依仗其壟斷地位巧立名目收取各種費用，最大限度地謀求本單位的經濟利益，尋找并耗散其壟斷租金。據2001年11月末的統計數字，國有企業贏利的82.6％集中于22家企業大戶，其中，中國石油、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海油、國家電力公司五家企業的贏利合計占重點企業贏利總額的58％。（注：楊繼繩：《凱思斯依賴癥》，載《中國經濟時報》，2002年6月22日。）有人擔心，在當前的情況下，長期推行凱恩斯主義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有可能使中國經濟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二者的弊端。這種擔心或許不是沒有道理的。

其二，過分倚重財政擴張強化了轉軌時期中金融市場的集中和行政控制，使信貸資金進一步集中流向國有部門。

金融是現代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在新經濟自由主義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進行全面批判后，西方國家已逐漸擺脫在刺激經濟增長中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倚重，轉而著重通過調整貨幣供應量來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我國在實行以分稅制為基礎的分級財政后.也較好地處理了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的兩大基本經濟關系，從而使宏觀經濟管理逐漸由傳統的直接控制轉為政府通過市場中介而進行的間接調控。在此情況下，提高金融調節在宏觀調控中的地位和作用本應是實現市場化的一個重要方面。然而，在國債投資日增、財政亦字擴大和銀行不良貸款數額巨大的情況下，金融風險的積累不能不引起人們的嚴重關注，加之人們對行政控制仍心存依戀，因而在金融運作方式和監管方式上出現了集中的行政控制的強化。（1）金融發展出現了某種縱向一體化的傾向。例如，貸款權的上收，（注：1998年，在配合國債投資擴大信貸發放的同時，信貸也明顯向國家銀行集中，國有獨資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明顯上升。該年1～11月，國家銀行貸款占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達78.5％，比上年同期高7.7個百分點，為近4年來的最高值。）城市合作銀行的合并，關閉產權交易中心，取消場外交易等等。（2）經濟啟動主要依靠增發國債和銀行的間接融資，一些限制性安排和歧視性政策仍然存在并得到強化，中小企業（特別是非國有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為了刺激投資，1998年在不到9個月時間里連續三次下調存貸款利率，并放寬了利率浮動的幅度。三次下調利率使貸款利率共平均降低了2.22個百分點，由此減輕企業（主要是國有大企業）利息支出600億元以上，降低國債利息負擔300億～400億元。然而，對利率浮動的規定卻對中小企業存在明顯的歧視，即規定商業銀行、城市信用社對小企業的貸款利率上浮幅度由現行的10％擴大為20％，最低下浮幅度10％不變。農村信用社貸款利率最高上浮幅度由現行的40％擴大為50％。（注：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課題組：《中國貨幣政策分析》，載《經濟研究》，1999年第3期，第28頁。）很顯然，關于利率浮動幅度的規定對中小企業（主要是非國有企業）的融資是不利的。與此同時，民間金融仍基本上處于非法地位，這更使非國有經濟和中小企業缺乏相應的融資渠道。金融控制的加強和金融政策的進一步傾斜使信貸資金更加集中投向國有部門，從而進一步強化了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大企業）的壟斷地位。

3.擴張性財政政策給經濟發展帶來的隱患

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不僅強化了國家的行政壟斷，導致了某些方面舊體制因素的復歸，而且也給正常的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隱患。

篇3

關鍵詞:進出口;匯率;儲蓄;收入

中圖分類號:F832.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0)07-0020-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7.04

在凱恩斯學派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中,有經典的兩部門、三部門和四部門IS-LM模型[1]。本文的分析思路與四部門的IS-LM模型大致吻合,但只考慮了國際貿易因素,而未考慮國際資本流動因素。筆者認為,在中國資本賬戶不自由兌換的前提下,有國際貿易的三部門IS-LM模型基本上可以解釋中國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對于分析具體時空的問題來說,如果前提假設與經濟現實脫節,那么,無論理論模型多么精巧,其結論必定不能解釋現實。因此,本文認真地考察中國宏觀經濟運行條件,從中抽象出與現實較為貼近的前提假設、研究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理論框架,從而對中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做出相對準確一些的結構分析。

一、商品市場均衡分析

基于中國的現實,居民消費額是收入和價格的函數,即C=f(Y,P')

其中,C表示居民消費;Y表示GDP;P'表示居民消費價格環比指數。在價格一定時,消費額是收入的增函數,這自不待言。消費額是價格的減函數,這是需求曲線效應:在收入一定時,價格下降,人們將消費更多的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和服務,因此消費支出額上升;價格上升,商品和服務變得昂貴,人們減少對于需求價格彈性大的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因此消費支出額下降。價格指數采用居民消費價格環比指數,是因為一般老百姓心目中的價格漲跌一般是對于前一期價格而言的,很少有人考慮定基指數概念。

本文采用中國1985―2009年的數據,可完全證實消費函數:

lnC=0.96InY-0.065lnP'

t1=128.3 t2=-3.8 S1=0.007 S2=0.017

R2=0.999DW=1.74 F=5586.2

中國投資函數的建立相對而言較麻煩,與典型的凱恩斯投資模型有較大的不同。筆者認為,投資是國內總需求和外商投資兩個因素拉動的。

影響國內總需求的因素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做分析。筆者用GDP平減指數這個比較全面的價格指數表示總需求的變化。此時受價格影響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價格上升意味著求大于供,呼喚著理性的廠商進行投資,這是供給曲線效應。其二,若理性投資是用銀行貸款形成的,由于銀行名義貸款利率相對僵硬,不宜作為變量使用,而價格的變動則反映了實際利率的反向變動;若理性投資是以證券融資方式形成,價格變動也反映了實際市場利率的反向變動。況且,在中國經濟改革的30多年中,銀行信貸多是配給的,證券市場將部分儲蓄轉化為投資也是近幾年的轉變,因而銀行利率和有價證券收益率都不宜作為變量使用。所以,理性的投資應是價格的增函數,即實際利率的減函數。

改革開放以來,外商投資一般要求有相應的國內投資資金配套,又可以帶動相關的上游、下游產業投資,對國內總投資的拉動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筆者用實際利用外資額代表外商投資作為投資函數的另一個自變量。將此思路用函數形式表達如下:

I=f(P,FI)

上式中,I表示投資;P表示定基價格指數;FI表示外商投資。

本文采用中國1985―2002年的數據,可完全證投資函數:

lnI=1.39lnP+0.37lnFI

t1=14.6 t2=4.0S1=0.10 S2=0.09

R2=0.9DW=1.61F=344.2 ?籽1=1.03 ?籽4=-0.35

政府購買決定于政府收入(以稅收為主),而政府收入又取決于GDP,同時,政府購買又有很強的連續性,受上期政府購買的影響較大。因此,筆者設定,當期政府購買是當期GDP和滯后一期政府購買的函數,即:

Gt=f(Yt,Gt-1)

上式中,G表示政府購買;Y表示GDP。

本文采用中國1985―2009年的數據,可完全證實政府購買函數:

lnG=-0.98+0.57lnY+0.41lnGt-1

t1=-2.21 t2=3.16t3=2.32S1=0.44S2=0.18S3=0.18

R2=0.997DW=1.11F=2078.9

筆者設定中國的出口額是貿易伙伴國GDP和人民幣匯率的函數。在直接標價法下,作為被解釋變量出口額與兩個解釋變量均為正數相關[2],即:

X=f(Yf,e)

上式中,X表示出口額;Yf表示貿易伙伴國GDP;e表示直接標價法的人民幣匯率。在選取統計量時,筆者用世界GDP指數替代貿易伙伴國GDP。計量分析結果如下:

lnX=-17.79+3.37lnYf+1.51lne

t1=-34.34 S1=0.52 t2=17.67 S2=0.20 t3=19.12 S3=0.08

R2=0.999 DW=2.10F=4853.84

同出口的機理一樣,進口的主要影響因素筆者確定為中國的GDP和直接標價法下的人民幣匯率,所不同的是人民幣匯率與進口額是負相關的,即:

M=f(Y,e)

上式中,M表示進口額;Y表示中國GDP;e表示匯率。中國的進口模型如下:

InM=0.91InA-0.48Ine

t1=3.08 S1=0.30 t2=-2.21 S2=0.21

R2=0.99 DW=1.76F=763.82

數量模型中,A為國內需求,A=C+I+G。將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出口和進口函數代入國民收入恒等式,得

Y=fC(Y,P')+fI(P,FI)+fG(Y,Gt-1)+fX(Yf,e)-fM(Y,e)

整理可得出一個關于GDP的多元方程,寫成一般函數形式,即

Y=f(P',P,FI,Gt-1,Yf,e)

上式可大略地視為中國的IS曲線表達式。需說明的是,式中的匯率變量在中國一直是政策變量,不會與價格變量產生多重共線效應。

二、貨幣供求均衡分析

前文分析在宏觀經濟學中被稱為“簡單模型”,因為沒有考慮貨幣變量。以下筆者對貨幣均衡問題進行了討論。當收入外生變化時,貨幣貯藏需求是收入的函數,這在中國大略等于銀行定期存款,即:

Mb=f(Y)

上式中,Mb表示貨幣貯藏需求。實證檢驗模型如下:

lnMb=-7.27+1.48lnY*

t1=-11.30S1=0.64 t2=22.90 S2=0.06

R2=0.976DW=1.58F=524.22

該曲線的斜率首先與收入水平有關,這是邊際消費傾向遞減效應。該曲線的斜率又與中國的各項福利制度有關。進入90年代后,隨著中國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公眾的存款愿望日益強烈,這條曲線的斜率愈發陡峭。該曲線的斜率還與心理預期有關,在公眾心中產生了通貨膨脹預期時,該曲線的斜率將趨于平緩;反之,在公眾心中產生了通貨緊縮或失業預期時,該曲線的斜率將趨向陡峭[3]。

當收入(即商品與服務的數量)一定時,價格是貨幣交易需求的函數,即P=f(Ma),Ma表示交易需求。在中國,交易需求大略等于狹義貨幣M1,①這是現實的購買力。當收入一定、貨幣供給量一定和貯藏需求曲線的斜率一定時,交易需求的貨幣量就被決定了。Ma決定著價格水平。在中國經濟改革的30多年中,無論是中央銀行被動地服從財政部的要求增發貸款,還是中央銀行主動的貨幣擴張,每每價格上漲必先有MI的上升,否則就沒有強大的現實購買力。即,價格是交易貨幣量和實際收入的函數:

P=f(Ma,Y*)

實證檢驗模型如下:

lnP=0.76nlMI-0.7lnY*

t1=11.32S1=0.07 t2=-9.41 S2=0.08

R2=0.98DW=2.32F=115 ?籽1=0.70 ?籽2=-0.57

Ms=Md(=Ma+Mb=M2)是貨幣市場的均衡條件。在改革初期,中國的貨幣供給可大略地視為財政當局通過中央銀行控制的外生變量。由于改革初期中國貨幣供給的外生性,中央銀行的貨幣擴張和貨幣緊縮政策便可以變動貨幣供應量。當收入一定、貯藏需求曲線斜率一定時,中央銀行變動貨幣供應量,可以直接改變交易需求的貨幣量,從而改變價格。

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專業銀行商業化的進程開始了。因此,中央銀行一家決定貨幣供給量從而決定價格(收入一定時)的局面被打破,貨幣供給的外生性大大減弱。中國的貨幣(M2)乘數可以表示為

K2=

式中,K2為M2乘數,rl為法定準備金率,rov為商業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金率,q為現金漏損率,即流通中的現金對全部存款的比率。

從貨幣供給總量角度來看,商業銀行體系的超額準備率對中央銀行的法定準備率起著相當大的制約作用,從而造成了“剎車易啟動難”的局面。在銀行信貸過量增長造成經濟過熱時,央行可以用法定準備金率的提高強行拉起下降的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相反,當由于商業銀行“惜貸”(超額準備金率上升)造成貨幣供給量減少時,央行降低法定準備金率的努力卻未必奏效。因為,商業銀行惜貸是由于存在著較大的信貸風險,否則,商業銀行是不會做出此等非理的。央行降低法定準備金率于降低信貸風險無補,所以,央行的努力很難奏效。在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時,商業銀行必須守法――收縮信貸,別無選擇,使得準備金不少于法定數額;在央行降低法定準備金率時,可不是說商業銀行必須信貸擴張――準備金不得高于法定數額,而是由商業銀行在安全和盈利之間做理性的選擇。

從用于交易的貨幣量來看,中國貨幣供給的外生性是隨著改革進程而漸弱的。隨著個人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和中國各種社會福利制度改革措施的相繼出臺,加之職工下崗和下崗預期的影響,公眾的貨幣貯藏需求漸大。雖然中國從1996年開始7次降低存款利率并加收利息稅,但是,城鄉居民儲蓄存款仍一路上升。在貨幣供給曲線位置一定時,貯藏需求的增大,就是交易需求的減少。就交易貨幣量而言,無疑是央行、商業銀行和其它經濟主體共同決定的。我們把貨幣的交易需求大略地用MI表示,MI的貨幣乘數為:

KI=

式中,KI為MI乘數,n為可開列支票的活期存款占總存款的比率,其它符號意義同K2。

貨幣貯藏需求的上升(大略以定期存款表示),從而n的下降,在其它因素不變時,導致KI的縮小。正如對K2的討論一樣,rov的變化也在對KI起縮小作用。在物價下跌過程中,社會公眾的繼續下跌預期無疑也在對交易貨幣量下降起著推動作用。

顯然,本文分析集中在通貨緊縮方面,通貨膨脹時的經濟運行機理正好相反。按均衡條件Ms=Md=Ma+Mb聯立有關方程,可得LM曲線方程,即給定收入所對應的均衡價格。

三、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均衡點的移動與幾點思考

在前面分析的基礎上,聯立IS和LM兩條曲線方程,即可求得均衡價格和均衡GDP的解。將IS曲線和LM曲線置于一個平面內,找到商品供求和貨幣供求同時均衡的點E0。

如果接受經濟增長是好事這一規范判斷,那么,均衡的國民收入水平未必是合意的收入水平。因此,在可能的條件下,政府就要動用財政的、貨幣的政策工具,將國民收入的均衡點向合意的位置推動。在中國經濟改革的20多年中,往往首先對經濟增長率做出一個數量目標,然后主要以擴大投資(包括內資和外資)的方式努力實現之?；静皇軆r格約束的政府的投資首先要由銀行做出資金安排,在具體投資單位的銀行賬戶上形成一筆貸款(在專業銀行時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即形成了一塊交易貨幣量。央行宣布下調人民幣匯率,收購企業出口賺回的外匯后,也會在出口企業的賬戶上形成更多的人民幣活期存款。上述兩種情況均可使Ms曲線下移貨幣供給量擴張,LM1曲線移至LM2(見圖1)。在貯藏需求曲線不變(或變緩)的條件下,Ma的擴張必然導致價格的上漲,價格的上漲呼喚著受價格影響的投資,IS1曲線隨之移至IS2。于是,LM2與IS2的交點E1就是新的均衡點。在新的均衡點,P1大于P0,Y1大于Y0。在改革的30多年中,大都是物價上漲與經濟高速增長結伴而行。

在中國經濟出現貨幣緊縮、物價下跌的局面時,國家財政方面為了促使經濟升溫,往往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安排了數額較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環保工程投資(屬于I0部分),商業銀行體系積極地提供了貨幣。央行將法定準備金率連續下調,努力擴大貨幣供給。但是,由于貨幣貯藏需求曲線斜率漸陡,往往貨幣供給仍嫌不足。在圖2中表現為,LM上移的幅度不足以拉動物價上升,且有下降。于是,受價格影響的投資發生額便收縮,IS曲線下移的幅度小于圖1中IS曲線下移的幅度。在圖2上,新的均衡點E1對應的物價P1較之P0下降,收入Y的增幅較之圖1的Y增幅(Y1-Y0)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筆者對改革以來中國經濟運行做了初步的結構分析,力圖回答“是什么”、“為什么是這樣”以及“是多少”一類的問題,基本屬于實證分析范疇。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我們是否可以有這樣一些思考:

第一,影響中國國民收入的重要因素是投資,在買方市場條件下,適度的事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態勢是拉動投資必要條件。在短期內,甚至中期內,反映供求關系和實際利率的信號――價格仍是影響投資的主要變量。有關當局在調節價格穩中有升方面仍要采取積極的政策。

影響中國價格水平的重要因素是MI,如前所述,中央銀行增加供給量的能力已經大大受限,出現了“不能用繩子推車”的局面。拉動經濟增長的責任,在很大程度上落到了財政政策的肩上。中國的人口已超過13億,國內市場的容量是相當大的?？傂枨蟛蛔愕膶擂卧谟?一方面,高收入階層沒有新的消費熱點(對國產商品),從而大量儲蓄;另一方面,低收入階層對國產商品的消費能力太低。低收入家庭需求不足受預算約束是自不待言的,但是,同時也受預期收入看糟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影響。財政政策的目標如果能夠指向低收入家庭,應該是可以拉動消費需求,從而拉動投資需求的。我們所說的“指向”,一是指在財力允許的條件下提高低收入家庭的貨幣收入;二是指盡快、甚至強制建立和完善社保體系。我們通常認為低收入者的邊際消費傾向大于高收入者,這應該是在預期樂觀的前提下成立的規律。如果預期悲觀,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更善于節衣縮食。是否可以這樣考慮,若想提升低收入者的消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說,建立樂觀的預期甚至比增加收入更為重要。

第二,在長期中,影響投資的變量應該是技術進步,政府對技術進步問題應常抓不放。在中國改革的20多年中,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技術進步方面仍嫌不足。中國企業對高回報率產品的核心技術掌握狀況、高技術人才的儲備狀況,甚至包括國家在該方面的政策導向,都是不能令人樂觀的。因此,企業創造新的消費熱點、乃至于以供給引導需求的能力是比較低的,總供給只能是總需求的被動反應函數。實業界如果掌握了較高的技術,且有較強的技術創新能力,那么,總供給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拉動總需求的。一國的經濟實力和抗風險能力最終要取決于科學技術。

第三,在長期中,我們完善金融市場的任務是艱巨的。眾所周知,商品市場均衡的條件是,而儲蓄向投資轉化的重要場所是金融市場,即,在其它條件不變時,。我們所說的“完善”在于兩個層面:一是指較大的市場參與率和較大的市場容量,二是指較多品種的金融產品和較高的金融交易法制化程度。經濟中如果存在著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有一個可計算的、齊一的金融資產收益率,不僅對于廠商的實際投資是重要的,而且對于技術創新也是相當重要的。

參考文獻:

[1]多恩布什,費希爾.宏觀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

篇4

【關鍵詞】宏觀經濟管理；創新；調控

宏觀經濟管理指的是國家把國計民生作為最為基本的目的，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經濟與法律手段，進行對市場經濟在總量與結構方面的調整與控制的一項總和。從黨在十四大上正式確定了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宏大的改革目標后，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得到了巨大的完善，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大背景下，也需要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管理試行一系列創新調整，使之更好的應對未來不斷深化的經濟全球化的發展。

一、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運行的現狀

同其它國家在宏觀經濟運行方面的現狀相比較，我國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的運行有著自身的特點。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把投資當成驅動，把工業當成主導，在經濟的具體投資中，政府干預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西方的一些國家基本是在制度框架之下，經歷很長時間的積累與發展，逐漸形成了統一的經濟市場的大環境。

我國在開展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分析過程中，一般采取靜態這一種分析模型，但是卻忽略了包含在宏觀經濟管理中的動態不確定因素，導致了我國在進行宏觀經濟管理過程當中，自始至終是在受到局限的條件下進行發展，因此無法做出對當前所采取的宏觀經濟管理模式的客觀上的評價。

二、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創新

1.對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目標進行創新

我國經濟在計劃經濟模式的長期影響下，政府相關部門在進行宏觀經濟的目標調控中還一直保持著計劃經濟時代的特點，這種類型的目標調控隨著經濟的發展，已經越來越難以適應市場經濟的正常發展。對目標調控的確立直接對調控的方向與手段的具體選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對宏觀經濟的具體調控路徑進行創新，應該首先對調控的目標進行調整。當前，我國進行宏觀調控的整體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總需求與社會總供給質檢的一種平衡，而不是進行對經濟發展的超額干預，對宏觀經濟的調控目標進行調整，應該從當前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出發進行靈活處理。如在整體經濟在過熱的情況下，需要執行緊縮型的經濟調控目標；在整體經濟在相對蕭條的情況下，需要執行刺激經濟發展的模式。當然。在保證宏觀經濟在整體平衡的這一前提條件下，還需要考慮到經濟結構的平衡，如果出現某一行業失衡的情況，政府相關部門應該及時制定相關措施進行糾正，如我國房地產經濟的健康發展就不能離開國家對其的宏觀干預。

2.對宏觀經濟管理的主體進行創新

同過去在計劃經濟體系下的宏觀經濟調控主體進行比較，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下的調控主體表現的更為多元化，當前，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最為重要的主體就是政府部門，對調控主體進行創新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對組織機構進行創新，另一個方面是對調控職能進行創新。對組織機構進行創新指的是政府部門應該專門成立一個宏觀經濟的調控部門，明確這些部門的具體職能，避免出現多頭管理的情況。對組織進行創新的重要基礎就是改革政府機構，確定政府的具體職責。對職能的創新指的是宏觀經濟的調控主體在對經濟實行干預時應該把市場手段作為主要的手段，以政府的行政干預作為輔助手段，避免出現具體職責的缺位與越位的情況。

3.對宏觀經濟的管理手段進行創新

對調控手段進行創新主要是指政府部門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手段，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操作過程中所采取的達成經濟管理具體目標的手段應該能匹配不斷變化的經濟調控。一般的宏觀調控手段包括經濟手段與行政手段。當前，我國在進行調控手段的創新時應該采取以經濟手段作為主要手段，把行政手段作為輔助手段，在這個前提下，依據實際需要進行合理的創新。

4.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調整

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進行調整，在我國進行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工作當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是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效率產生直接影響的重要因素，是一項在政府的直接參與下，達成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具體目標的一項重要途徑。為了與當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相適應，改善當前我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的不平衡情況，在進行宏觀經濟的調整時，應該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對我國當前的產業結構做出相應調整，與第一、第二產業相比較，我國當前第三產業發展是比較之后的，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二是對消費與內需情況做出調整，在經濟危機的影響下，我國在經濟出口總量上大幅下跌，這樣避讓會對我國GDP的增長產生影響，而調整內需與消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使消費需求得到擴大，推動第三產業的發展，并且能夠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

總結：

一個國家在宏觀經濟方面的表現，是長期以來國際上在經濟研究范圍內的一項重大課題。宏觀經濟管理不僅可以作為一個國家具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標志，而且還能作為一個國家政府的體現。對宏觀經濟的管理還能對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與水平產生直接的影響。所以，創新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能夠完善我國的經濟體制，提升國民的生活質量與水平，提升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不斷的創新，才能夠與不斷發展變化的國際形勢相適應，才能在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找到適合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實現經濟的全面、快速的發展。

參考文獻：

[1]趙鐵民.對我國宏觀經濟管理中一條規律的探討——淺談“三個中心論”[J].牡丹江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7（04）

[2] 張勇.宏觀經濟管理中國范式的形成與發展——論中國宏觀調控實踐的理論價值[J].中國延安干部學院學報，2012（01）

[3] 張虹，劉兆博，劉海鶯.中國宏觀經濟管理教育學會2006年年會紀要[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6（09）

[4] 孫建波，秦曉斌.供給主義經濟政策“空降”中國——梳理近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J].資本市場，2012（05）

篇5

堅持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時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同時是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特點。尤其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在管理經濟上的職能也相應的發生了變化，國有企業也發生了一系列的發展，現今在我國的政府企業的職能是被分離的，所有權與經營權也是被分離的，在面臨這種狀況下，我國政府將國有企業參與到市場經濟的運行中，雖然不是直接插手到慣有企業的管理中，但是依然會以生產資料所有者的身份進行管理，而且對于一些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時，國家還會對其進行相應的指導和干預。所以，綜上所得，維護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的關鍵在于加強政府的宏觀經濟的管理能力。

二、加強宏觀經濟管理創新的對策

1、加強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目標的創新

加強政府宏觀創新管理是在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是評價宏觀經濟管理工作好壞的重要依據，主要是指政府在進行對宏觀經濟管理時，要達到的國民經濟運行狀態的預定目的。一方面，要使得政府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實現有效的選擇。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以及發展的狀況的不同環境下，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經濟過熱時，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就是控制好經濟的發展速度；而當經濟處于衰退的情況下，經濟管理的目標就是促進經濟的發展，加快發展的步伐，穩定經濟的發展速度。

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的宏觀經濟管理目標就是平衡經濟的發展總量，并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時使得經濟結構得到相應的優化升級；而另一方面，對于居民的消費，我國也要加強宏觀管理的創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應的有所提高，自然就促進了居民的消費能力，社會的消費行為也逐漸變得穩定。同時在進出口這方面，政府能把宏觀經濟管理的目標放在進出口的比例上，使得產品的進出口環境不斷地得到改善，最終給進出口貿易帶來了一定的基礎。

2、加強政府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創新

政府宏觀經濟管理手段主要是指政府在宏觀經濟管理時為了實現經濟管理目標所采用的的方法。一般來說，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傳媒手段等手段都屬于政府宏觀經濟的管理手段。有效地提升經濟管理的效能有賴于管理手段的作用。而現今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新形勢下，我們必須要加強宏觀經濟管理手段的創新來實現宏觀經濟管理的創新。第一點要做到的是運用好建立的法律制度來加強宏觀經濟的管理。我國的經濟是處于法律的保護下運行的，依靠法律手段來保護和提高經濟的運行狀態才能更好地穩定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第二點要做到的是加強政府的電子管理的建設。

篇6

【關鍵詞】新形勢 通貨膨脹 宏觀經濟 影響 對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獲得了迅猛發展，在以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的改革中，我國宏觀經濟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從質量上都取得了明顯進步。近些年來隨著GDP的增長，我國物價也在連年上漲，通貨膨脹問題逐漸成為了人們日益關注的話題。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受多重因素的影響，我國物價連年上漲，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空前的通脹壓力，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具有重要影響，合理的通脹能夠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但是過度的通貨膨脹會嚴重影響到宏觀經濟的發展，新形勢下加強對通貨膨脹給宏觀經濟造成何種影響進行研究，有助于決策者做出科學的宏觀經濟政策，從而推動我國經濟又好又快發展。

一、當下我國通貨現狀

在經濟學中對宏觀經濟通貨形勢的判斷主要是通過幾個重要指標來確定的，這幾個重要指標分別是：居民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企業商品價格指數（CGPI）以及貨幣量（M1，M2），接下來筆者就通過這幾個指標來考察我國當下的通貨現狀。

從CPI角度來看，我國從2010—2011年，除了少數幾個月之外，CPI都在上漲，截止2011年6月CPI已經上升到6.4%，近兩年由于國家采取偏緊的貨幣政策以及對物價的高度重視，我國CPI有所下降。從PPI的角度來考慮，PPI是衡量生產領域價格變動的重要指標，同時這項指標還是判斷我國宏觀經濟走勢的重要指標，筆者經過考察發現2011年我國的PPI已經上升到了7.2%。從CGPI的角度來進行考察，筆者經過調查發現從2011年6月到2012年1月我國的PPI一直在高位運行，同時我國從2008年以來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受此影響我國的貨幣量在2011年3月份曾達到750000億，在市場流動性不斷增大的前提下，我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加。從以上幾點分析，我們就可以看出近些年來我國面臨的通貨膨脹的壓力是在不斷上升的。

二、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影響分析

在明確了我國經濟的通貨現狀后，接下來筆者就來分析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筆者認為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的影響可以從資金積累、物價水平、經濟滯脹、投資消費、勞動生產率以及收入分配結構等角度來進行考察。

（一）通貨膨脹對資金積累的影響

通貨膨脹對資金積累具有重要影響。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政府企業等主體為了彌補實際生活中居民的損失而往往對居民員工進行補貼，政府對居民進行物價補貼，企業利潤分配向員工傾斜。現有資金的分配，會導致資金積累的減少，最終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能力。此外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恐慌情緒會在居民中蔓延開來，這種恐慌情緒的蔓延會導致銀行產生擠兌，形成搶購風潮，從而最終對銀行的正常營業造成影響，銀行本身的儲蓄存款也將有所降低。此外通貨膨脹會使得貨幣當局收緊貨幣政策，央行會收縮流動性，市場上的流動資金將進一步減少。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會使得央行利率政策的調整也變得非常復雜，通貨膨脹的持續發酵必然會對社會資金的積累和優化產生消極影響。

（二）通貨膨脹會對物價水平造成影響

通貨膨脹與物價水平有著密切的聯系，物價上漲是通貨膨脹的一般表現。我們在考察通貨膨脹的時候必須要注意到物價水平與通貨膨脹既有聯系也有區別，物價上漲是由多種因素構成的，通貨膨脹是其中最為典型的一個；同理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物價上漲只是一種表現。物價上漲并不能全面反映通貨膨脹，兩者的區別我們必須要保持高度重視。一般意義上，通貨膨脹程度越高，物價上漲的速度就會越快，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由于價格改革等因素造成的物價上漲卻是不易被人們所發現的，我們在解決物價上漲這個問題的時候必須要充分考慮到價格改革等多種因素對物價的影響。

（三）經濟滯脹現象

在治理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由于所采取的政策不科學、不完善，最終會產生滯脹。所謂滯脹主要指的是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非常高，同時經濟發展速度卻很低。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就曾因為石油危機而陷入到滯脹中，滯脹會對宏觀經濟造成嚴重影響，滯脹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通貨膨脹引起的，我們在治理通貨膨脹的時候必須要采取科學的、具有針對性的宏觀經濟政策，否則就很有可能產生滯脹危機。

預防滯脹很重要，精確判斷經濟滯脹現象也很重要。我們在判斷宏觀經濟是否滯脹的時候必須要采用比較靜態分析法來對一段時期的經濟運行狀況進行整體考量，而不是隨便采用某一時點的經濟運行狀況就認定出現了滯脹。我們在判斷經濟滯脹的時候必須要從整個宏觀經濟的角度進行考慮，要注重長期性和復雜性。

（四）通貨膨脹給投資消費帶來不確定性

在市場經濟中價格是調節生產消費的指揮棒，貨幣價格是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具體表現。真實的市場價格反映著市場資源的真實情況，而被扭曲的市場價格就不可能真正反映市場資源的狀況，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市場價格會受到扭曲，這種扭曲的價格會誤導市場主體，從而造成浪費。在市場中各個主體之間的信息是不對稱的，這種信息不對稱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會誘發新一輪的投資沖動，從而使得現有資源得不到有效利用。

（五）通貨膨脹會降低勞動生產率

在通貨膨脹時期，企業生產者賺取利潤的唯一辦法就是漲價，可是自身產品的快速漲價又最終會給企業帶來損失。通貨膨脹時代，企業員工的實際利益將有可能受損，此時企業不合理的利潤分配政策就會挫傷員工的積極性，從而降低勞動生產率。

（六）通貨膨脹會使得收入分配結構更加不平等

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我國原來不平等的收入分配結構將變得更加不平等。通貨膨脹對于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尤為巨大。低收入家庭的唯一收入是工資等現金形式的收入，這些資金收入在高通脹率的背景下，將會迅速縮水，從而對低收入家庭造成實際損失。相反那些高收入家庭所擁有的收入不僅包括現金，還有土地，資本等其他財產性收入，這些收入在高通脹的背景下不僅不會降低，還會由于土地，產品等不斷上漲，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在通貨膨脹時代的收入將會明顯增加。

三、加強對通貨膨脹的治理，優化宏觀經濟

從貨幣政策角度而言，筆者認為要加強通貨膨脹的治理必須要做到以下三點：一是要激活現有信貸貨幣存量，提高貨幣利用率；二是金融機構要努力進行去杠桿化，降低市場風險；三是要不斷改進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當前我國貨幣信貸機制還不完善，信貸投放結構與宏觀經濟的發展并不協調，貨幣空轉現象非常嚴重，最近爆出的銀行業錢荒，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我們在今后的發展中必須要不斷調整信貸投放結構，信貸投放要向實體經濟傾斜，要加強對中小企業的資金信貸力度，要不斷提高貨幣利用率。金融機構要去杠桿化，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銀行等金融機構通過杠桿獲得了很多利潤，同時也為自身的金融風險埋下了隱患，在發展過程中金融機構必須要去杠桿化，只有這樣才能降低風險，實現長遠發展；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當前我國的通貨膨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不健全造成的，人民幣的不斷升值給我國外貿企業帶來巨大壓力，人民幣的不斷升值會嚴重影響到我國國際競爭力，從而對我國宏觀經濟造成影響，人民升值不是躍進式的，我們必須要不斷完善人民幣匯率制度。

從財政政策而言，筆者認為主要是要做好兩點：一是要不斷改革稅收機制；二是要加強對民生領域的公共投入。當前我國的稅收機制還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其中尤以個人所得稅明顯，我國的個人所得稅是按照分類稅收的原則來進行征收的，這種方法不科學，那些收入來源多、收入高的人所交的稅款將變少，我們必須要改變這種機制，政府要不斷加強民生領域的公共投入，提高群眾的消費能力。

在物價連年上漲的今天，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重視程度越來越高。通貨膨脹對我國宏觀經濟會造成嚴重影響，加強對通貨膨脹給宏觀經濟以何種影響的研究，對于實現通貨膨脹的科學治理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從六個方面詳細分析了通貨膨脹對宏觀經濟的影響，筆者認為，在治理通貨膨脹中必須要不斷調整和優化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

參考文獻

[1]張連城.宏觀宏觀經濟運行與通貨膨脹預期[J].經濟與管理研究，2010（01）.

[2]王雙正.“十二五”時期我國價格總水平趨勢分析及建議[J].財貿經濟，2010（07）.

篇7

馬克思以勞動價值論、剩余勞動價值理論為基礎，創建了完整的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學說，確立了較為系統和完善的宏觀經濟理論。該理論主要包括宏觀經濟運行、宏觀經濟平衡和宏觀經濟調控等內容，蘊含總量平衡、結構平衡和結構優化的思想。

馬克思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考察，抽象化為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問題，其核心就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資本主義的社會總產品，在價值上，由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 和剩余價值(m) 三部分組成;在實物形態上，由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兩種不同經濟用途的產品組成;與此相適應，社會生產也分為生產資料的生產和消費資料的生產。社會總產品的實現，是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的前提和基礎，是宏觀經濟順暢運行的根本和關鍵。只有當社會總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和物質構成在保持一定比例的條件下，社會總產品的各個部分才能在價值上得到補償，在實物上得到替換，整個社會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即整個宏觀經濟的運行才能順暢，社會資源才能實現合理配置。

馬克思在分析社會再生產時，不僅研究了生產需求即投資需求，也強調了消費需求在社會再生產中的重要性。馬克思指出，在簡單再生產的前提下，每年生產的消費資料的總價值，等于年價值產品，即等于社會勞動在當年生產的全部價值。其所以如此，因為在簡單再生產中，這全部價值將被消費掉。在社會再生產即社會總需求中不能忽視消費需求。總的來說，馬克思的社會再生產理論從總供給和總需求兩端研究了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是一種增長理論，蘊含結構優化的思想。在擴大的社會再生產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積累的源泉來自于剩余價值，并且必須轉化為一定的可追加的不變資本和可追加的可變資本，才有可能實現生產規模的擴大，從而在社會范圍內實現宏觀經濟總量的增加即經濟增長。馬克思還論證了，在相同的價值總量下，兩大部類中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余價值M三者之間分別進行不同的排列組合，可以由簡單再生產實現擴大再生產。換句話說，通過要素重新配置，進行結構優化，也能夠實現經濟總量增長。

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

1936年，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標志著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創立。在該書中，凱恩斯拋棄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將經濟系統行為視為一個整體，包括總收入、總利潤、總產出、總投資和總儲蓄等，對其進行了宏觀經濟總量分析。在政策上，凱恩斯認為要實現充分就業，政府就必須拋棄放任自流的傳統政策，采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由于凱恩斯在經濟理論、分析方法和經濟政策三個方面對西方傳統經濟學進行了徹底的變革，因此，在西方經濟學說史上被稱為凱恩斯革命。

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最大特點是把分析宏觀經濟平衡的重心放在需求上，政府干預經濟的重心在于需求管理。有效需求原理是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的實質性內容。凱恩斯認為，一國國民收入取決于有效需求，即商品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達到均衡狀態時的總需求。有效需求在內容上包括對消費品的需求和對投資品的需求，在數量上取決于邊際消費傾向規律、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和流動性偏好規律三大基本心理規律。由于這三大規律的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生產達不到充分就業的程度，失業必然出現。因此，只有通過增加消費需求，擴大投資需求，提高資本邊際效率，降低利息率，才能從根本上克服經濟衰退，實現充分就業。

在投資和儲蓄的關系上，凱恩斯提出二者必然相等的觀點。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創立了收入、儲蓄和投資的簡單模型。他認為收入=產出的價格=消費+投資，而儲蓄=收入-消費。因此，儲蓄=投資。這一模型的理論寓意在于為宏觀經濟總量平衡提供了一種公式分析。但是，在現實中必須滿足以下條件才能實現： 國民收入必須全部轉化為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儲蓄能夠全部轉化為投資; 無論是投資支出，還是消費支出都能得到實物保證。顯然，這在現實中是難以做到的，凱恩斯的總量平衡模型存在不足。

三、馬克思與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比較

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凱恩斯的西方宏觀經濟理論是根本不同的兩種理論。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分析范式和邏輯起點的分野

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以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生產和流通中存在的社會關系為線索，以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理論及其統一利潤率的古典一般均衡分析為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建構了具有微觀基礎的邏輯體系和較為完整的宏觀經濟理論。馬克思創立的剩余價值理論科學地揭示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剝削與被剝削的對立關系，論證了資本積累與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客觀關系，指出了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失衡，即發生經濟危機進行強制平衡的客觀必然性。馬克思所揭示的這一規律，不僅適用于資本主義早期的商品經濟，也適用于較為發達的現代市場經濟。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以有效需求為理論基礎和邏輯起點，建構了政府干預的理論框架。但由于缺乏正確的價值分析和分配理論，始終沒有構建好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從而出現了經濟學微觀與宏觀的區分、對立與割裂。這也成為國外反對和批判凱恩斯主義的強力武器。例如，上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普遍出現經濟滯脹現象，傳統凱恩斯主義難以給出合理解釋，也沒有提出有效治理方案。以貨幣主義、理性預期學派等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趁機進行了一場凱恩斯革命的逆轉，凱恩斯主義由此進入低谷。

(二)研究方法和內容構造的不同

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均衡分析之外，馬克思更多地強調動態分析。馬克思關于社會擴大再生產的理論，本身就是對經濟增長理論的一種描述。簡單再生產只能維持總量不變的社會總產品生產，擴大再生產則可以增加社會總產品數量，推動經濟增長。他還指出，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通過對c、v和m的重新配置，進行結構優化，也可以進行擴大再生產。這就為經濟增長理論增添了新的表現形式，即在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調整優化結構，也可以建立新的經濟增長點。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更多的強調橫截面的靜態分析和靜態比較分析，缺乏長期的動態分析。

在內容構造上，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更為系統完整。以宏觀平衡為例，馬克思的這一理論不僅包括價值平衡，也包括實物平衡;不僅包括總量平衡，也包括結構平衡。凱恩斯在《通論》中關于儲蓄與投資相等的宏觀平衡理論，只是在價格形式上分析總量的平衡，而忽視了實物的平衡。在實際經濟過程中，總供給是否等于總需求，不僅取決于等號兩端用貨幣計算的價格總額是否相等，還取決于等號兩端的商品在實物形式上是否符合對方需要。如果在實物形式上不符合，單純的價值平衡也難以達到經濟總量的平衡。凱恩斯的宏觀平衡理論也缺乏結構平衡分析。如果投資結構比例失調，產業結構違背合理化發展，即使投資在總量上等于儲蓄，也難以實現宏觀經濟的真正平衡。

四、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宏觀經濟理論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背景下，必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宏觀經濟理論，從供給和需求兩端發力，實現宏觀經濟的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這對于當前我國在擴大消費需求的同時，加強供給側改革，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任務，具有重大理論指導意義。

(一)宏觀經濟運行要注重消費需求管理

馬克思的宏觀經濟理論既研究了生產需求也研究了消費需求，強調了消費需求在社會再生產中的重要性。從現實生活來看，消費需求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環節，決定著商品(抑或勞務)價值總量的實現程度，關系著宏觀經濟運行的態勢。滿足消費需求是生產的出發點，也是生產的目的。實踐證明，如果不根據消費需求進行生產，生產的產品就賣不出去，就會造成積壓，最終影響生產的發展。通過消費滿足勞動者物質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能促進勞動者素質的提高和全面發展，提高勞動生產率，從而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而消費結構和需求結構的變化，則會引起產業結構和國民經濟結構的變化，實現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是努力方向，且消費第一，投資第二，出口第三。擴大內需主要是擴大消費需求，鼓勵消費。

隨著我國居民收入的增加和消費的增多，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對物質文化消費的質量、品味和層次也會提出更高的要求，從而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內生動力。從需求的角度來講，我國經濟發展仍處于重要的戰略機遇期。立足于新的經濟發展階段，宏觀經濟運行必須注重需求側管理。在消費需求領域，以擴大服務消費為重點帶動消費結構升級;在投資需求領域，深化投融資體制改革，優化投資結構，增加有效投資;在出口需求領域，實施優進優出戰略，增強對外投資和擴大出口結合度，培育以技術、標準、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對外經濟新優勢。

(二)宏觀經濟平衡要重視供給側改革

馬克思在論述生產與消費的關系時強調，生產生產著消費：是由于生產為消費創造材料;因而，它生產出消費的對象，消費的方式，消費的動力。要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達到生產與消費的同一性，就必須重視供給側管理。從實踐來看，一國的生產供給能力，不僅可以用來衡量該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還可以作為平衡宏觀經濟運行的物質保障，反映出該國宏觀經濟運行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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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景氣分析方法 物價周期波動 季節調整 合成指數 擴散指數

中圖分類號：F2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7）01-061-02

一、經濟景氣分析方法的應用現狀

近年來經濟景氣分析方法在宏觀經濟的監測、預測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國家統計局、國家信息中心等有影響力的機構都開展了對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的監測、預測，并取得了較好效果。除了對宏觀經濟整體面的監測和預測，經濟景氣分析方法在宏觀經濟的重要領域、產業層面和區域層面也得到了較好的應用，如：國家信息中心對物價、投資、進出口等宏觀經濟的重要領域進行了監測、預測；經濟日報聯合國家統計局開展了對煤炭、家電、機械等國內主要行業運行情況的監測、預測并定期中經產業景氣指數；內蒙古、湖南等省份的地方機構也分別開展了對本區域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的監測、預測并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文在借鑒有關機構經驗的基礎上，采用“中國宏觀經濟景氣監測預警系統”這一軟件，對山西物價的周期波動進行實證分析，從而為山西制定物價的有關政策提供支持。

二、經濟指標的處理和數據庫的建立

經濟景氣分析方法首先需要建立數據庫，將有關的經濟指標以適當形式保存在數據庫中。由于我國經濟一般呈現出絕對水平上升而增長率存在波動的情況，國內研究機構普遍采用增長率循環來研究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本文也采用增長率循環，將有關經濟指標的增長率序列作為研究山西物價周期波動的依據。本文的經濟數據主要來自山西省統計局對外的《山西月度統計》，其中大多數指標直接采用《山西月度統計》中的月度同比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類指標采用累計同比增長率；固定資產投資類指標、房地產開發類指標、消費品零售額類指標、工業增加值類和工業產量類指標由于一月份的數值缺少，故采用直線內插法等數據處理方法將上述指標的一月份的數值補齊，以保持經濟時間序列的連續性，便于軟件處理?？紤]到數據的可得性，本文數據庫中的經濟指標是2006年1月至2016年8月的連續十年多的月度經濟時間序列。

三、季節調整、選取基準指標和建立先行、一致、滯后指標組

由于數據庫中的經濟指標是月度數據，受到節假日、天氣情況等季節因素的影響，為了消除這種影響，需要對上述經濟指標進行季節調整。目前比較成熟的季節調整方法是美國商務部開發的X-11季節調整法。本文采用X-11季節調整法對數據庫中的經濟指標進行季節調整，去掉原有經濟時間序列Y中的季節要素S和不規則要素I，保留趨勢循環要素TC（本文中的季節調整采用乘法模型Y=T*C*S*I，其中Y為經濟時間序列、T為趨勢要素、C為循環要素、S為季節要素、I為不規則要素）{1}。

物價的基準指標是一個重要的能夠敏感反映當前物價變動狀態的經濟指標。在由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指數等指標構成的反映不同方面價格的體系中，本文選取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CPI）作為山西物價的基準指標。因為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CPI）是最終端的價格，其他不同方面價格的變化最終將在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CPI）中有所體現；同時，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CPI）也是當前各種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

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的選取應該采用統計檢驗和經濟意義分析相結合的方法。以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CPI）為基準指標，采用時差相關系數檢驗，從山西的宏觀經濟月度指標中篩選出物價的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其中，先行指標組中的各個指標的時差相關系數均在0.70左右或者以上；一致指標組中的各個指標的時差相關系數均在0.80以上，表明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的選取較好（見表1，其中的指標均為經過季節調整并去掉不規則要素后的增長率指標）。再結合K-L信息量、峰谷對應法、評分系統等多種方法進一步檢驗，可以初步確定表1中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選取的合理性。

從經濟意義來看，工業是山西經濟的主要產業，工I經濟的變化反映了宏觀經濟的變化。鋼材產量、粗鋼產量、原鋁產量作為工業領域的主要指標因此是宏觀經濟的一致指標，而物價一般是宏觀經濟的滯后指標。因此，鋼材產量、粗鋼產量、原鋁產量在經濟意義上領先于物價，是物價的先行指標。商品零售價格總指數、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分別反映了商品零售領域和工業生產領域相關的價格變化，與反映最終端消費的居民消費價格總指數（CPI）一起構成了全面的價格體系，因此上述四種價格指數是物價的一致指標。

四、構建物價的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

景氣指數方法認為：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是各個方面相互波及、相互滲透、共同影響的過程，單一經濟指標難以全面反映這一過程；需要全面選取相關的經濟指標并通過指數化的方法來對宏觀經濟進行監測預測{3}。本文根據表1中篩選出的物價的先行指標和一致指標，分別采用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的指數構成方法來構建反映山西物價運行現狀的一致指數和預測物價未來走勢的先行指數。

圖1是合成指數法構建的山西物價的先行合成指數和一致合成指數。從圖中可看出：如果以谷到谷為一個周期，先行合成指數經歷了2個周期，一致合成指數經歷了3個周期。先行合成指數于2011年10月達到峰以來長期處于波動下行態勢，2015年7月達到谷底后逐步回升，進入新一輪上升期。一致合成指數于2013年10月達到峰后波動下行，長期呈現逐步趨緩態勢，并于2015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緩步回升。

先行合成指數2009年2月、2010年11月、2015年7月的谷分別對應著一致合成指數2009年8月、2012年10月、2015年10月的谷，先行合成指數的谷分別超前于對應的一致合成指數的谷6個月、23個月、3個月，平均超前11個月；先行合成指數2007年1月、2010年2月、2011年10月的峰分別對應著一致合成指數2008年6月、2011年8月、2013年10月的峰，先行合成指數的峰分別超前于對應的一致合成指數的峰17個月、18個月、24個月，平均超前19個月。

根據先行合成指數谷和峰的超前期可以預測一致合成指數未來的谷和峰。根據合成指數的指數構成方法，合成指數不僅可以反映物價周期波動的谷和峰，而且其大小也可以反映物價變動幅度的大小。{4}因此，根據圖1所示的山西物價的先行合成指數和一致合成指數的先后關系并結合影響物價的各種因素初步判斷，2016年8月之后山西物價仍然將處于上升期，物價漲幅仍將保持低位運行態勢。

圖2是擴散指數法{5}構建的山西物價的先行擴散指數和一致擴散指數。表3是圖2中的擴散指數的轉折點。根據擴散指數的峰和谷的判斷規則，擴散指數由上向下穿越50時，穿越50線的前一個月為景氣波動的峰；由下向上穿越50時，穿越50線的前一個月為景氣波動的谷。可看出：如果以谷到谷為一個周期，先行擴散指數經歷了4個周期，一致擴散指數經歷了4個周期。山西物價的先行擴散指數于2013年6月達到峰，此后進入下行周期；2015年7月跌至谷底，此后進入新一輪上升周期。物價的一致擴散指數于2014年7月達到峰，此后進入下行周期；2015年10月跌至谷底，此后進入上行周期。

先行擴散指數2006年4月、2009年2月、2011年2月、2013年1月、2015年7月的谷分別對應著一致擴散指數2006年7月、2009年7月、2012年11月、2014年4月、2015年10月的谷，先行擴散指數的谷分別超前于對應的一致擴散指數的谷3個月、5個月、21個月，15個月、3個月，平均超前9個月；先行擴散指數2007年2月、2010年3月、2011年11月、2013年6月的峰分別對應著一致擴散指數2008年7月、2011年8月、2013年11月、2014年7月的峰，先行擴散指數的峰分別超前于對應的一致擴散指數的峰17個月、17個月、24個月、13個月，平均超前17個月。

需要指出的是，與合成指數的大小可以反映物價變動幅度的大小不同，擴散指數的大小并不反映物價變動幅度的大小，如圖2中的一致擴散指數從2016年起逐步下降，但這并不表明物價走勢趨弱。由于2016年起的一致擴散指數仍然大于50，所以2016年以來的物價走勢仍然處于上升期。

根據先行擴散指數谷和峰的超前期可以預測一致擴散指數未來的谷和峰。根據圖2所示的山西物價的先行擴散指數和一致擴散指數的先后關系并結合影響物價的各種因素初步判斷，2016年8月之后山西物價仍然將處于上升期。

注釋：

{1}季節調整的理論可參考董文泉，高鐵梅，姜詩章，陳磊.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與預測方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三章第3.6節X-11季節調整方法

{2}延遲數中，“―”表示先行，“0”表示一致，“+”表示滯后

{3}景氣指數方法的理論可參考董文泉，高鐵梅，姜詩章，陳磊.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與預測方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五章景氣指數方法

{4}擴散指數峰和谷的確定方法可參考董文泉，高鐵梅，姜詩章，陳磊.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與預測方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4頁

{5}合成指數和擴散指數的區別可參考董文泉，高鐵梅，姜詩章，陳磊.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與預測方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74頁和第182頁

參考文獻：

[1] 董文泉，高鐵梅，姜詩章，磊.經濟周期波動的分析與預測方法.吉林大學出版社，1998年。

[2] 高鐵梅，王金明，陳飛，梁云芳.中國轉軌時期的經濟周期波動――理論、方法及實證分析.科學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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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VAR模型；宏觀經濟；預警

宏觀經濟描述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總體的經濟活動和運行狀態，對宏觀經濟進行管理的主要目標是保持經濟高速的發展、較低的失業率和穩定的價格水平。在實際中，整個國民經濟系統處于一個不斷變化的環境之中，宏觀經濟的運行和發展經常會出現起伏波動，要想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抑制超常規的經濟波動，我國的管理部門就要對宏觀經濟進行調控和預警。河北省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經濟快速發展，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也在逐步向市場化方向過渡，要想實現河北省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目標，就要密切關注全省的經濟走勢、制定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手段。

一、研究現狀

我國宏觀經濟預警理論的研究是從經濟循環波動問題入手的，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顏德林、周鳴（1993）用經濟周期波動理論研究廣西經濟周期波動規律，對廣西宏觀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預警、預測。王慧敏（1998）從討論和分析宏觀經濟預警系統的研究發展入手，引入西方理性預期的AD-AS模型作為宏觀經濟預警的基礎，構建了基于理性預期觀的經濟預警系統。賀京同和潘凝（2000）把模糊系統理論和神經網絡相結合，構建了宏觀經濟非線性預警模型。以往關于宏觀經濟的研究，只是局限于對宏觀經濟現狀的描述，無法實現對經濟的動態預警。采用VAR方法構建預警模型，它可以將變量當做相互影響的動態系統，符合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

二、VAR經濟預警系統的構建

1．建模思路。對于河北省宏觀經濟進行預警，實質就是對河北經濟運行中的“關鍵點”進行監控，我省多年來經濟調控的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物價穩定、就業充分”，所以本文選取了能充分反映三個目標的經濟變量：河北省的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河北省GDP反映的經濟增長速度，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代表的是增長質量。在宏觀經濟預警中，要特別注意經濟增長速度和增長質量之間的關系。在河北省的宏觀經濟預警中，還要研究宏觀經濟增長的長期趨勢與短期波動具有怎樣的關系，也是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2．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預警依賴于監測，監測離不開指標，宏觀預警指標體系通常只選擇反映經濟運行特征的指標。本文從宏觀經濟運行穩定的角度出發結合經濟增長、供需變化、內生增長動力等因素，最終選取了反映宏觀經濟增長情況的河北省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三項指標來構建宏觀預警的VAR系統。

3．模型的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Vector Auto regres

sion）通常用于相關時間序列系統的預測和隨機對變量系統的動態影響，模型避開了結構建模中需要對系統中每個內生變量關于所有內生變量滯后值函數的建模問題；應用樣本可以確定一個多變量VAR系統的參數，從而得到變量間的相互關系，因而向量自回歸模型是分析多變量時間序列的有力工具。一個n維隨機向量服從p階向量自回歸過程，記為VAR（P），其數學表達式為：

（1）

其中，yt是m維內生變量向量，是d維外生變量，A1…AP和B1…BR是待估的參數矩陣，內生變量和外生變量分別有p和r階滯后期。是隨機擾動項，其同時刻的元素可以彼此相關，但不能與自身滯后期和模型右邊的變量相關。鑒于本文中所選擇的指標為河北省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RPI），故這三個變量構成的p階VAR模型可以表示為：

（2）

三、分析過程及結果

傳統的回歸方法一般假定所使用的時間序列是平穩的，然而許多經濟現象的時間序列都是非平穩的，倘若采取傳統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就會出現偽回歸和無意義回歸的現象?；谶@一原因，恩格爾和格蘭杰首先提出了一種處理非平穩序列的協整研究方法。這種方法的基本思想就是在兩個或多個非平穩的變量之間尋找均衡關系。因此，對VAR模型中各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是我們判斷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的基礎。

1．單位根檢驗。由于討論序列協整性的前提是各序列都是非平穩時間序列，所以第一步應該分別對各個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我們采用ADF檢驗法，檢驗的結果匯總在表1。

2．協整關系檢驗。為了檢驗上述三個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協整檢驗。本文采用多變量Johnsen協整檢驗方法對、和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的結果如表2。

經過協整檢驗可知三個變量間沒有協整關系的假設，且均通過至多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故可斷定模型中的GDP、CPI和PCCI之間有且只有一個協整關系，將協整關系標準化后寫成數學表達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3）

對序列vecm進行單位根檢驗，發現其已經是平穩序列，并且取值在0附近上下波動，再次說明協整關系是正確的，即GDP、CPI和PCCI之間存在長期協整關系。通過協整關系（3）可是，社會消費品銷售額對地區生產總值有正向的拉動作用，而CPI對地區生產總值有反向的抑制作用。

3．VAR模型計量結果。根據以上對時間序列的檢驗可知，三個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且協整檢驗證明三者存在協整關系，故可對三者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經過初步計算可以得知，在滯后期為1的時候，VAR模型的AIC值最小，故建立的向量自回歸模型為一階模型，系數估計結構和對單個方程的總結具體如下：向量自回歸方程總結：

從表可知，三個方程的F統計量都遠大于臨界值，故知三個方程式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是顯著的。同時，可以看出三個方程調整的復相關系數分別為0.997670、0.747365、0.724552，說明三個方程的擬合效果都較好。且從參數的估計結果來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商品零售價格的變化影響較大，且均為正相關，這說明經濟增長的較高基礎和商品零售價格的增加都會帶來下一時期經濟的增長。同時結果也顯示，CPI的增加會給下一期的經濟增長帶來負效應。

四、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1．從長期來看，河北地區生產總值（GDP）、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和人均現金收入（PCCI）之間存在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在短時間內，這些變量可能會偏離均衡值，這主要是因為市場隨機干擾的存在，但這種偏離是暫時的，這些變量最終會回到均衡狀態。GDP受上一期的GDP和人均現金收入的影響比較大，都為正相關，這就說明人均收入的增加會刺激和加速經濟的發展，但是CPI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了不利于現在經濟的增長，所以當前的河北應該加大對物價的控制力度，增加人均收入。

2．人均收入對地區生產總值具有正向的拉動作用，積極的作用表現為人均收入每增加1％，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1.0965％的增長。CPI對地區生產總值的負面效應表現為：CPI增加1％，就會引起地區生產總值下降0.4986％。在長期均衡趨勢收斂的作用下，GDP、PCCI和CPI分別是以12.87％、16.97％和6.23％是速度想均衡狀態靠近，但是由于隨機擾動的存在，非均衡狀態向均衡狀態靠近的實際速度往往慢于理論速度。3．本文構建的VAR預警系統中，主要是描述的是變量之間的動態聯系，可以直接根據被解釋變量的過去值來進行預測。本文的模型預測結果表明經濟的發展具有慣性，人均的收入對經濟增長也有正相關的拉動作用，在當前CPI較高的情況下，應想方設法使物價逐步回落，以減小經濟波動，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

參 考 文 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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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金融市場；宏觀經濟；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

中圖分類號：F83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作為金融市場的代表，中國股票市場自從建立以來，經歷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證券綜合指數曾經在2007年10月16日迎來歷史最高點，隨后逐漸震蕩下滑且震蕩頻繁。一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波動較大，這意味著風險較高，而高風險需要高收益來補償?？梢哉f，中國的股票市場具有波動大、風險高等顯著特征。與此同時，中國的宏觀經濟則以平穩的速度逐漸增長，那么中國宏觀經濟波動能否很好地解釋股票市場的風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是如何相互影響？如果以系統性的角度看待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這個系統將呈現怎樣的特點？本文以上述幾個問題為線索，對中國股票市場風險和宏觀經濟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展開研究。

以往，許多國外學者從理論研究到經驗論證，或是從實證計量到規范分析，針對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相關性展開了多方面研究，這些研究通常將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的代表，進而研究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相關性問題。Fama（1990）用美國股票市場股票 1953 年～1987 年間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來的實際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兩者高度相關，并且從長期來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動受未來的經濟運行狀況影響。Hamilton（1996）則提出了雙變量的狀態轉移模型，從模型角度假設存在一個潛在的單變量（描述經濟運行狀態的變量），這個單變量可以決定經濟增長率與股票波動性，研究結果發現總體的經濟變量有助于股票市場波動性的預測。Harris（1997）根據更多數據，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上述關系分別進行了研究，其結果表明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促進的正向關系，而發展中國家的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增長之間的聯系非常弱。

國內學者展開相關研究稍晚，其中趙振全、張宇（2003）基于多元回歸和 VAR 模型系統研究了中國股票市場和宏觀經濟發展之間存在的關聯性。他們的研究指出，相同時期兩者具有較弱的關聯，宏觀經濟波動解釋股票市場波動的能力也較弱。與此同時，股票市場波動對宏觀經濟波動的預測能力弱于宏觀經濟波動對我國股票市場波動的預測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從非政策視角從理論上研究宏觀經濟對股票市場影響的傳導機制，進而分析股票市場與宏觀經濟關聯性，并總結宏觀經濟向股票市場傳導失敗的原因。學者李政（2009）經研究認為，中國股票收益率與宏觀經濟走勢之間的關聯性較弱，不能通過中國股票市場有效預測宏觀經濟發展勢態。

本文將根據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選取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數據，構建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參考以往學者研究方式，描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周期關聯性和變遷軌跡，并提出政策性建議。

二、MSIH（M）-VAR（p）的模型構建

在此，我們對MSIH（M）-VAR（p）模型進行簡要介紹。首先考慮一個最基本的線性k維p階向量自回歸（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維的內生變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項，ut～ND（0，）誤差項，假設誤差項ut服從正態分布，則ut～NID（0，）。然而，當向量yt中具有“結構性突變”的非線性特征時，方程（1）所示的線性VAR（p）模型將無法準確刻畫時間序列中存在的非線性特征。鑒于此，我們在上述線性VAR（p）模型中考慮非線性的“區制轉移”特征。具體而言，假設向量yt潛在數據生成過程的各類參數依賴于不可觀測的離散變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種不同的區制。并且，st服從不可約的、遍歷M種區制的馬爾科夫過程，其轉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項v以及誤差項ut里的異方差中均引入區制變量st，則能夠構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維數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別代表股票指數和GDP增長率的時間序列。經過數據處理后，確定了模型的VAR 階數為 1階，根據檢驗選擇的模型是MSIH（2）-VAR（1），即“兩區制”滯后1階的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最終在該模型基礎上構成了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并依據系統總體增長速度劃分為“低速增長”狀態（regime=1）和“高速增長”狀態（regime=2）。

三、實證分析

GDP增長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觀經濟變量，也是各國政府制定宏觀經濟調控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而經濟增長也是政府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目標。而股票市場作為金融市場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長期以來，中國股票市場上并沒有編制統一的能反映股市整體運行狀況和總體趨勢的股票價格指數。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在中國股票市場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證綜合收盤指數季度數據刻畫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征，并基于中國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季度數據刻畫了宏觀經濟運行軌跡。并且得到了“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區制劃分及平滑概率均值、“兩區制”馬爾科夫區轉移概率矩陣以及區制屬性和模型各參數的估計結果。

為了深入了解“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動態變化特征，我們運用技術對數據進行處理后，得到了中國股票指數序列與GDP增長率序列的時間變化路徑。具體表現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間，GDP增長率無較大波動，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區間內，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長率先快速上漲，在2007年第四季度達到最大值，隨后急劇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達到最低點0.0533。少量上漲后GDP增長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較穩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則在較低的增長率水平下保持穩定。中國股票市場則在2001年～2007年間處于上下小幅度震蕩。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漲，接著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波及，國際金融市場的信心大受打擊，中國股票指數也劇烈下降。2009年后，雖然有小幅爬坡，但整體依舊呈持續走低趨勢。統計數據顯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內的“股票與經濟”系統基本上在“低速增長”狀態與“高速增長”狀態之間游弋徘徊。具體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 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間，系統處于“高速增長”狀態，其他時段則均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此外，我們發現無論是處于“低速增長”狀態還是處于“高速增長”狀態，描繪“股票與經濟”系統增長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終較為穩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這說明中國金融與經濟總體受外部力量沖擊時的預警功能相對完善。統計數據顯示兩個區制均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其中“股票與經濟”系統維持“低速增長”狀態（regime=1）的概率為0.9218， 呈現出較高的穩定性。維持“高速增長”狀態（regime=2）的概率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長狀態的維持概率（0.9218～0.9183）。對比兩種狀態下的維持概率，顯然中國“股票與經濟”高速增長狀態較為不易維持。系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為0.0817、低速增長區制向高速增長區制轉移的概率為0.0782，這說明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更傾向于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過渡。估計結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參數回歸結果較好。股票指數在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時的方差（1.895899），顯著低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在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時GDP的方差（0.026688）顯著高于“高速增長狀態”的方差（0.009910）。我們可以看出，當股票指數增長率較高時，通常存在較大波動性與較大不確定性，而在股票指數增長率較低時，穩定性更好；GDP增長率較高水平下，波動性與不確定性較小，在GDP增長率較低水平下，則存在波動性較大、不確定性較大的現象。也就是說，中國股票市場在快速發展的同時穩定性有所欠缺，相對而言中國GDP的高增長狀態更加穩健。

綜合來看，基于“雙階段”馬爾科夫區制轉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計算結果進一步印證出，隨著中國金融改革不斷深化及中國宏觀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股票指數序列和GDP 增長率序實發生著顯著的狀態變遷，中國金融與宏觀經濟整體在“低速增長”狀態和“高速增長”狀態之間不斷轉換。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這十余年間，回顧中國金融市場開拓歷程、中國宏觀經濟的發展經歷，我們不難發現每次“股票與經濟”系統結構突變所處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緣由。2001年～2003年，中國金融市場政策在由規范發展向規范化、市場化、國際化轉變，股票市場也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抑制，同時經濟增長也產生投資過快、通脹壓力加大等系列問題。2004年伊始，伴隨著銀行信貸制度的逐漸完善，房地產市場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與經濟系統增長情況好轉，爬升至“高速增長狀態”。而2009年，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的波及和影響，全球金融市場陷入泥濘之中，為了抑制通貨膨脹同時保證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中國宏觀經濟更是面臨著嚴峻挑戰，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與經濟”系統一直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梢?，“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區制轉變反映了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晴雨變換，證實了兩者在同一系統內呈同步變化趨勢，我們需從宏觀經濟的增長速度角度窺見中國金融市場結構變化的關鍵時點，為金融風險的防范提供有力幫助。

四、結論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數據，根據非線性的Markov區制轉換VAR模型，構成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該系統存在兩個區制，區制一為GDP增長率與股票指數低速增長階段，區制二為GDP增長率和股票指數高速增長階段，基于以上內容展開了分析金融市場同宏觀經濟的關聯性?？傮w上講，“股票與經濟”系統的兩個增長區制在概率分布、持續期、波動性等方面存在差異性，具體結果如下：

1.“股票與經濟”系統能夠較為貼切地描繪中國金融市場與宏觀經濟的發展動態。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間，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基本上在“低速增長”狀態與“高速增長”狀態之間游弋徘徊。

2.無論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處于“低速增長”狀態或是 “高速增長”狀態，平滑概率始終較為穩定并大致保持在1.0 左右，這說明中國金融與經濟總體受外部力量沖擊時預警功能相對完善。

3.風險與波動方面，GDP增長率與股票指數所顯示的情況不同，股票指數增長率較高時存在較大波動性，而GDP增長率則相反，在GDP增長率較高水平下存在較小波動性。這說明中國股票市場在高速發展的同時穩定性有所欠缺，相對而言中國GDP的高增長狀態更加穩健。

4.中國“股票與經濟”系統低速增區制的維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長區制的維持概率，高速增長區制到低速增長區制的轉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長區制到高速增長區制的轉移概率。這說明中國“股票與經濟”高速增長狀態較為不易維持，并且中國的整個經濟金融系統更傾向于由高速增長區制向低速增長區制過渡。

綜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對于當今的中國社會非常重要，同時，中國經濟環境受到沖擊后的恢復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關監管機構應審時度勢，準確判斷中國股市所處的區制狀態及其波動性特征，利用經濟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當金融市場顯露出較強的下滑趨勢時，應該及時積極地采取宏觀調控，緩解金融市場的動蕩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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