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的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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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注意到經濟全球化的深刻變化和深入發展，如此嚴峻而復雜的全球經濟環境，必將嚴重拖累已經極大地融入經濟全球化之中的中國經濟。最重要的是，這一進程還在繼續，其影響范圍還在擴展。鑒于外需市場趨冷、內需仍舊不足，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努力也非短期可以奏效，中國經濟很可能由此而進入一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期。換言之，中國經濟不會獨善其身，未來的經濟運行充滿變數。

第二，從迄今為止的這一輪國際金融危機的運行軌跡看，2008年末和2009年初無疑是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最為困難的區間。將其作為參照系并仔細審視處于震蕩中的全球經濟態勢，可以確認，盡管歐美經濟短期內難以走出持續震蕩的局面，但從根本上說來，它絕非無藥可醫、無路可走。盡管外部的不確定性會給中國經濟造成持續拖累，但從總體上看來，這種不利影響的程度不會高于2008年末和2009年初。

第三，與其他新興經濟體主要源于大量非常規刺激措施而導致的流動性過剩有所不同，當前中國的物價上漲勢頭，既有通貨膨脹因素的拉動，也有成本上升因素的推動。這兩種因素分別形成的對于物價上漲的拉力和推力，不僅在短期內難以緩解，而且從長期看，它們都可能會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在高位運行。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在當前的中國，物價上漲一旦與以收入分配矛盾為代表的各種社會矛盾相交織，用總理（2011）的話講，將足可以影響社會的穩定和人心的向背。故而，從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大計出發，相對而言，在經濟增長和物價水平兩者之間，物價上漲仍將是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

第四，在經歷了主要依靠增加政府支出和擴大公共投資的幾番反危機操作之后，其“粗放型”擴張對于中國經濟結構的負作用已經逐漸凸顯。在當前的中國，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顯得更為緊迫。鑒于導致此輪國際金融危機的基本原因在于全球經濟結構的失衡，中國被拖入國際金融危機之中的根本原因也在于經濟結構不平衡的“軟肋”，而無論就全球經濟而言，還是就中國經濟來說，結構問題的解決都絕非短期內所能奏效的事情。故而，身處長期低迷的外部環境以及傳統經濟結構難以為繼的內部壓力，在穩增長和調結構兩大目標之間，我們將面臨兩難選擇。

由上述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已經發生實質性變化的背景下，2012年的宏觀經濟政策，即便在名義上仍舊維持“積極加穩健”相搭配的格局，并且，操用的是“繼續實施”的字面表述，相對于以往，特別是2011年，其實際內容也應當且必須做出相當的調整。這種調整，至少包括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當前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預調和微調，其擴張性操作可以相對從容。我們尚不需要推出類似2008年末和2009年那樣的超劑量、大規模的擴張性措施，不應也不宜于反應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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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貨幣政策 財政政策 宏觀經濟政策 調整

一、面對金融危機貨幣政策果真無效嗎?

弗雷德里克•米什金在其《應對金融危機:貨幣政策無能為力嗎》一文中明確指出:貨幣政策在金融危機中可能會更有效,這意味著為了對抗金融危機我們仍需要實施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政策的作用不僅體現在對抗經濟過度下行的風險中,還體現在當金融市場開始恢復或者出現通脹風險時,貨幣政策可隨時快速反應,停止操作或進行相反操作,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以貨幣政策的非線性論證了其上述觀點。

面對來勢洶洶的金融危機,世界各國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采取了一系列降息措施以及提供緊急貸款的方式,向受到金融危機沖擊的金融機構提供融資。與此同時美國國會在2008年10月還通過了8500億美元的《經濟穩定緊急法案》,奧巴馬總統上臺后,美國國會在2009年2月又一次通過總計高達787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在世界經濟趨于衰退的國際經濟背景下,中國政府采取了相應的經濟刺激計劃:在雷曼兄弟申請破產的當天,中國人民銀行立即下調了一年期人民幣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下調存款準備金1個百分點,此后到2008年底,中國人民銀行又3次采取降息和降低存款準備金的措施,中國貨幣政策最為顯著的方向性調整是2008年11月5日,總理召開國務院常務會,宣布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出臺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10項措施。此次實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是近10年來的首次方向性變化,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在應對此次金融危機過程中的積極態度。

二、中國和美國在金融危機中患了同樣的“經濟病”嗎?

全球聯手應對金融危機,是本次金融危機中最大的特點。世界各國在很短的時間內達成如此一致的意見,采取如此協調一致的行動,可以說是史無前例。首先,人們普遍認為本次金融危機中,沒有哪個國家可以獨善其身,也沒哪個國家能獨應對;其次,在本次金融危機中,既然所有國家同時受到嚴重沖擊,世界各國的應對措施也應該大致相同。因此,世界各國都統一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

就中美二國而言,雖然兩國都面臨著總需求下降的局面,但是總需求下降的原因卻完全不同,美國總需求的下降是由于次貸危機導致銀行緊縮貸款引發的貨幣緊縮。而中國總需求下降的原因卻是全球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出口下降而引發的實體經濟增長率下降,實體經濟出現問題后。而中國則是實體經濟因出口大幅度下降而蔓延到金融體系,從而導致貨幣需求不足,貨幣供給卻很大,從而導致資產價格膨脹,此時,如果中國像美國一樣采取大幅度擴張性貨幣政策,則會推動資產價格泡沫加劇。

美國金融危機是從金融體系開始的,首先是次貸危機的爆發。之后,銀行體系為了保證自己的安全,開始大量持有超額準備金,從而造成貨幣緊縮,金融危機進一步上升為經濟危機。美國金融體系出問題后,金融機構為了自身的安全,紛紛提高自身的超額準備金,從而減少銀行貸款發放,降低實體經濟的投資和消費,進一步導致實體經濟產業動蕩。為了應對美國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美聯儲從2007年8月開始,在其權力范圍內極盡所能地推進激進的貨幣政策,聯邦基金利率由2007年9月的5.25%下調到2008年12月的0.25%。盡管聯邦基金利率和美國國債利率大幅度下降,個人貸款利率和企業貸款利率卻呈現雙雙上升趨勢。2007年9月以后,次級貸款利率大幅上升。與此同時,商業銀行及其他金融中介大幅收縮了商業信用貨款。即使實行了超寬松的貨幣政策,信貸市場緊縮狀態也未得到有效改善、貸款利率也沒有如期下降,這說明解決美國經濟危機的關鍵是建立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中介的放貸信心。

中國經濟下滑發端于國內出口的大幅下降,美國經濟危機爆發后,國外投資和消費能力下降,進口銳減。在多年來中國國際貿易順差極為顯著的情況下,這對中國出口導向型經濟產生嚴重沖擊。中國出口下降引起實體經濟衰退,從而導致企業投資下降、失業人員增加,居民收入的下降和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導致國內消費需求萎縮、減少了交易性貨幣的需求,進一步導致大量交易性貨幣需求轉化為貨幣的投機需求而涌入資產市場、造就資產市場的泡沫。

在實體經濟基本穩定的同時,中國的資產市場卻異?；鸨?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于2008 年9 月,2008年11月份以后中國股市就進入了一個牛市期,上證指數從最低點的1686 點一路上揚,到2009年7月已突破3 300點,漲幅近100%,與股市走勢相一致的還有房地產市場,2009年上半年全國房地產市場價格普遍上揚,幾乎接近歷史最高點。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不是貨幣供給不足,而是貨幣供給過多,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不但不能刺激投資和消費,相反會導致流動性過剩,造就資產市場的泡沫。

三、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相關建議

1. 不能將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放在貨幣政策上

我國目前經濟下滑源于總需求不足,而總需求不足又是由于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國外消費萎縮而造成我國出口下降。因此,我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是如何將我國商品的國際需求轉化為國內需求,也就是啟動國內需求來彌補國際需求所引起的總需求不足。但在啟動國內需求時不能過多地運用貨幣政策,因為過多地使用貨幣政策就是向社會過多地征收“鑄幣稅”。在我國還沒有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的情況下,我國居民不得不自己為自己建立保障機制,也就是不斷地增加自己的儲蓄,這也是我國居民儲蓄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2. 以擴張性財政政策應對我國的經濟下滑

實際上貨幣政策在我國的運用空間已經不大,相反,財政政策的使用卻有很大空間。目前,我國國債占GDP的比重只有18% ,而美國和日本分別為360%和120% ,如果按經濟學界公認的國債占GDP的比重60%標準,那么我國財政政策的空間還很大,對于我國這樣一個高儲蓄國家來說,使用財政政策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首先,國家可以通過國家舉債的方式將國內的高儲蓄轉化為投資和消費;其次,國家舉債可以為儲戶多提供一條投資的渠道,增加居民的財產性收益,促進中產階層的形成;最后,以國家舉債啟動經濟相當于向富人借錢而向窮人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

3. 不能一味地偏愛啟動投資而冷落了消費啟動

鑒于美國次貸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中央政府高瞻遠矚出臺了一系列擴大內需、確保我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的措施,然而情急之下的啟動只是應急之舉。市場經濟下,消費是經市場認可后進入生產、流通、分配和消費的最終環節,投資雖然具有拉動經濟發展和增加GDP的作用,但卻沒有進入生產過程的最終環節,也就是說由投資帶來的產品量的增加,有可能轉化為最終消費,也有可能不能被消費環節接受。我國目前的經濟運行情況就是在外需銳減而國內需求又沒有及時跟上而造成的產能過剩,這說明我國啟動經濟的主導思想應該更多地落腳于消費,使投資服從消費。

4. 啟動消費市場的關鍵是完善我國的收入分配機制

我國消費不足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用典型的投資拉動型經濟發展模式,1984年以來,我國GDP資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有時高達45%,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多個百分點。與這種高資本形成相適應,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必然重資本、輕勞動,這也是我國長期以來城市居民勞動收入相對于資本報酬下降的主要原因。1979年到2008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6%,而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長率為7%,城鎮居民人均年收入增長率為6.9%。1991年到2005年勞動者收入占GDP的比重從53. 4%下降到41. 4%,同期企業利潤占GDP的比例從21.9%上升到29.6%。2007年我國職工工資總額僅占當年GDP的15%,而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持續上升,已從20世紀90年代初的12%上升到現在的27%。因此,政府財政收入的增長和企業利潤的大幅上升相當程度上是以居民收入下降為代價的。

總之,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扭曲,導致了我國消費的嚴重低迷。 因此,要啟動消費就必須改變收入分配結構,完善我國社會保障制度,重建居民的消費信心。

參考文獻:

[1]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應對金融危機:貨幣政策無能為力嗎[J].新金融, 200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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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偉在2005年6月9日《中國產經新聞》著文指出，中國當前宏觀經濟政策的特點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第一，總量政策與結構政策相結合。這樣做的好處在于避免“一刀切”，問題則在于調控方式上的行政性。第二，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相結合的運用過程中，貨幣政策的緊縮性效應更加突出。其原因一是貨幣政策實施的反應比較早；二是財政政策的擴張性效果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比前幾年有所提高；三是財政收入的調整導致地方稅收基礎相對薄弱，地方政府因此而給地方企業施加的稅收壓力，使得矛盾較為突出。第三，清理土地的政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主要體現在，打亂了非農業用地的基建周期和資金周轉周期。但問題在于清理土地的手段不是市場的，而是行政的。這也說明中國的要素市場不是市場化的。第四，地方政府起到了顯著的反宏觀政策周期的作用。近年來在集權向分權的改革中，地方政府越來越像企業，收入目標最大化越來越成為政府的基本目標。中央與地方的關系是行政的，但地方與企業的關系又是市場的。這樣在地方政府的博弈關系就容易形成多利益主體，好處是避免一刀切和一言堂，但急需從經濟、行政和法制上規范地方政府與中央的關系。

中國股市發展的兩個悖論

黃庭滿在2005年5月30日《經濟參考報》著文指出，中國的股市發展有兩個悖論：“結果悖論”和“原因悖論”。前者表現為，在中國經濟持續多年高速發展的同時，本該是經濟晴雨表的國內股票市場卻呈反向運行，中國股市出現連續四年熊市現象。2005年以來，中國股市仍以“速跌”為主調?！霸蜚Ｕ摗北憩F在兩個方面：從資金流視角看，在中國經濟的金融體系中，經濟發展靠投資，而投資主要的資金來源在銀行貸款，經濟快速增長在過去往往表現為銀行貸款發放量大。對中國整體經濟而言，股市的比重并不大，股市的融資功能在經濟增長中似乎成實質性忽略部分。因此中國股市從整體上來說既不可能影響經濟，也不可能反映經濟。從股市主體視角看，一方面，持續多年強勁的經濟發展催生了不少杰出的企業，但中國股市并沒有把各行業的龍頭企業全部涵蓋進來，許多充滿活力的私營企業也很難上市；另一方面，許多上市企業并不是以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來上市的，甚至背離主業和“以股謀私”現象普遍，使得中國股市仍然是資金推動型，而不是利潤推動型，中國股市的升降主要不是由上市公司的利潤來決定。這恰恰表明，“反映經濟晴雨表”的中國股市問題不只是一個單獨的股市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治理和發展中國股市不能頭痛醫頭，而應從打造中國經濟大格局的健康基礎著眼一點一滴地做起。

進口增長速度明顯回落的負面影響

隆國強在2005年6月10日《中國經濟時報》著文指出，進口增長速度明顯低于出口增長速度，將會使我國貿易順差進一步擴大，其負面影響需密切關注。第一，作為一個迅速崛起的貿易大國，我國已經進入了貿易摩擦的高發期，前兩年由于進口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我國與主要貿易伙伴的矛盾。2005年是紡織品配額取消的第一年，一些進口國正在醞釀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措施，如果進口增長明顯下降，將會進一步加劇貿易摩擦。第二，我國對外貿易存在嚴重的地區不平衡，由于加工貿易進口主要采自于周邊經濟體，而出口主要輸往歐美市場，因此，我國對周邊經濟體存在不斷增大的貿易逆差，面對美歐的貿易順差則不斷擴大。2005年進口增長將主要來自加工貿易進口，因此，我國與周邊國家的貿易逆差會進一步擴大，對美歐出口高速增長而進口增長乏力，將進一步加劇中美、中歐貿易不平衡問題，可能導致美歐在雙邊經濟貿易關系中對我國進一步施壓。第三，貿易順差增加，將會強化投機者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吸引新的資本流入，人民幣升值的市場壓力會增大。同時，與美、歐雙邊貿易不平衡加劇，來自國際社會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也可能進一步加大。第四，我國外匯儲備以美元資產為主，在美元走軟的格局下，如何保證外匯資產的保值、增值，難度會更大。這是外匯儲備進一步增加帶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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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政策 貨幣政策 政策效果 經濟發展

一、引言

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在美國率先爆發,并迅速向全世界蔓延,演變為上世紀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一場金融危機。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嚴重沖擊,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我國政府果斷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一年來取得了顯著的成效。

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和效果可以通過分析IS―LM模型得到清楚地說明。因此,在這里首先說IS曲線和LM曲線的推導過程。

二、IS曲線和LM曲線的原理

IS 曲線表示的是產品市場均衡時,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組合軌跡。所謂產品市場的均衡,是指產品市場上總供給與總需求相等。以三部門經濟,計劃總需求AD=c+i+g,其中c表示消費,i表示投資,g表示政府購買?？偣┙o=c+s+T,其中s表示儲蓄,T表示稅收。所以當c+i+g=c+s+T時產品市場均衡。

一般認為,消費c是居民可支配收入yd的函數,即c=α+β*yd,而yd=y-T-t*y+TR,其中y表示居民總收入,T表示定量稅,t表示比例稅的稅率,TR表示政府轉移支付。投資i是利率r的函數,i=e-d*r。將這些表達式代入AD=c+i+g中,得到AD=[α+e+g+β(TR-T)]+ β(1-t)y-d*r。因此,在一個以AD為縱坐標以y為橫坐標的直角坐標系中,總需求AD的曲線會隨著利率r取不同的值而移動。例如,當利率由r1降到r2時,AD曲線會由AD(r1)向上移到AD(r2)的位置。當y=AD時,產品市場均衡。因此由均衡條件y=AD得到的曲線與每條總需求曲線的交點可以確定一個點(yi,ri),在以y為橫坐標r為縱坐標的直角坐標系中把每一個滿足條件的點描繪出來,便可得到IS曲線。

LM曲線表示的是貨幣市場均衡時,一系列收入和利率的組合軌跡。貨幣市場的均衡是指貨幣供給等于貨幣需求。貨幣供給ms一般是由國家加以控制,因此是一個外生變量。貨幣需求是由于人們具有交易動機、謹慎動機和投機動機而引起的,具體可以分為交易性貨幣需求L1和投機性貨幣需求L2。交易性貨幣需求是收入y的函數,有 L1=A1+k*y,投機性貨幣需求是利率r的函數,有L2=A2-h*r。所以當貨幣市場均衡時有ms= L1+ L2,即ms= A1+ A2+k*y-h*r?？梢奓M曲線是一條向右上方傾斜的曲線。如圖所示:

三、我國2009年的政策效果分析

1. 財政政策

我國政府于2008年11月宣布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從擴大投資、擴大消費和實行結構性減稅政策三個方面采取措施。

在擴大投資方面,中央決定實行4萬億中央政府投資項目建設計劃,到2010年底前分兩年完成,這對擴大全社會投資規模起到了重要的導向和帶動作用。2009年以來,我國投資保持高速增長,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明顯增強。2009年上半年,GDP增長7.1%,投資拉動經濟增長達6.2個百分點。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7.6%。

在擴大消費方面,我國實行了 “三下鄉”和工業品以舊換新的財政補貼政策。這些政策不僅大大拉動了內需的發展,而且有助于保持營銷、物流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的發展,安置了大量人員就業。受家電下鄉政策的刺激,1~9月農村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6.0%。

在減稅方面,中央決定從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國范圍內實行增值稅由生產型轉為消費型的改革。同時,我國還實行了促進房地產發展的稅收政策,扶持中小企業、服務業發展和擴大就業的稅收政策。初步預算,2009年一年約減輕企業和居民稅費負擔5500億元左右。

我國實行的這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使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率先復蘇和發展。從2009年第三季度以來,經濟增長開始企穩回升,企業經濟效益也開始逐步好轉。無論是擴大投資、消費還是減免稅收的措施,都會使IS曲線右移,如圖所示,假設LM曲線的位置不變,當IS曲線右移到IS`的位置是時,均衡收入y*便會增加,即表現為經濟的復蘇與企穩發展。如下圖1所示:

2.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是指中央銀行通過貨幣供應量來調節利率進而影響投資和整個經濟以達到一定經濟目標的行為。央行可以通過再貼現政策、公開市場業務和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實現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在2009年,我國央行普遍使用的是調整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做法。假定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為rd,,超額存款準備金率為re,現金存款比率為rc,那么貨幣創造乘數就為(rc+1)/(rd+re+rc),當re和rc不變時,rd,降低,貨幣創造乘數便會變大,從而使貨幣供給增加。在IS-LM模型中,這便表現為LM曲線的右移。假設IS曲線的位置不變,當LM曲線向右移動到LM`時,均衡收入y*便會增加,會間接對經濟增長發揮作用。

四、總結

我國在2009年同時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會使IS曲線和LM曲線同時右移,這比只有IS曲線右移或只有LM曲線右移的效果更明顯。繼2009年第一季度GDP增長6.1%探底后,二季度以來,經濟開始企穩回升。我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率先復蘇和發展,經濟增長開始企穩回升。另一方面,企業經濟效益和財政收入也扭轉了下滑的趨勢,開始逐步回轉。這些都說明了我國實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參考文獻:

[1]叢明,朱乃肖.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若干問題的研究.[J]北京:稅務研究,2010(1):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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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增長；增加就業；最終消費率

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步伐的不斷前進，宏觀經濟政策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作用日趨明顯。2002年秋，黨的十六大提出了現階段宏觀調控的四個新目標：一是促進經濟增長；二是增加就業；三是穩定物價；四是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目前，針對我國新形勢下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總體目標體系，大家保持了一致的看法，但對于其中的目標先后順序的選擇問題，卻有著許多爭論，爭論的焦點落在了當前我國應堅持“經濟增長優先”，還是“增加就業優先”這個問題上。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堅持以經濟增長為優先目標是合理的，其理由是從經濟總量關系看，“經濟增長”和“增加就業”是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角度表達。經濟增長了，意味著企業生產規模擴大了，進而就業自然而然會增加；反過來，就業增加了，經濟自然也會增長。因此，人們就沒有必要再去提出“增加就業優先”的觀點了，只需把精力放在發展經濟上，失業問題自然會得到良好的解決。

從表面上看，上述觀點是合理的。但是結合我國的實際經濟情況分析，我們就會發現不少問題。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走的是計劃經濟道路，一方面城鎮居民的就業問題基本由國家統包解決，另一方面農業生產效率的低水平所體現出的少量農村剩余勞動力現象，使得失業問題并不突出。在這個以擴大生產、增加供給為主要任務的歷史發展階段，通過簡單地發展經濟，失業問題是比較容易解決的。然而，自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化經濟進程的逐步加深，一方面城鎮企業為了提高生產效率，進行了一系列增效改革（比如減員增效等等），另一方面農村可用土地的減少和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等因素，使得失業率逐年上升。而在這個以增加需求為主要任務的發展階段，單憑通過發展經濟去解決好失業問題，就顯得有些力不從心了。

一、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長模式不能較好解決就業問題的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就是世界上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1978～2006年間，我國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以上，2007年甚至超過11%。對于世界經濟中的這個“奇跡亮點”，學術界從數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主要概括為：實物的投資增長、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人力資本的積累、生產力的提高等。根據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顯示，在促使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各項因素中，實物資本的形成是最重要的一環。因此，可以判斷出，投資的迅速擴張是我國當前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的“引擎”。在這種以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環境中，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是否還是同一個主題的不同角度表達呢？經濟增長是否有效地解決失業問題呢？作者對此持否定態度。其原因如下：

（一）資本-勞動價格的扭曲抑制了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為了吸引投資，鼓勵投資，一直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逐步過渡到穩健型貨幣政策，最近才轉變為緊縮型貨幣政策），用來壓低利率。這樣，對于一個資本相對稀缺、人均資本量仍然相當低的國家來說，明顯地低估了貨幣資金的價格。另外，隨著工資和物價的逐步放開，城市勞動力、鄉鎮勞動力的成本逐年上升。由此可以推斷出：資本和勞動力價格間的相對扭曲直接導致了企業部門更多采用資本密集型的生產方式來替代勞動密集型生產方式。不可否認，在某些產業上，資本的相對更多投入會促進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是我國目前的比較優勢，如果在資本和勞動力價格扭曲的背景下，不合理地投資于更多的資本密集型產業，勢必會造成勞動力的大量閑置和企業的比較優勢以及競爭優勢的隱性減弱和喪失。

（二）資金分配制度不完善限制了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仍處于資本相對短缺的狀態。正常情況下，稀缺要素在市場中可以獲得超額“租金”，也就是說在我國，企業投資收益率應該是相當可觀的。但實際情況相反，資金價格低估所引發的過度投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這個原因，但這也不是問題的全部。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現行的資金配置體系存在缺陷。

在人為壓低資金價格的情況下，必然出現對資金的過度需求。這樣，金融機構就不得不在眾多借款人之間進行選擇和權衡。目前，我國的金融機構還未能完全以純粹的市場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目標。在此背景下，國有金融機構的資金配給就帶有了很濃的行政計劃色彩與所有制歧視性質。在國有銀行的信貸過程中，往往首先選擇國有企業，其次是集體企業，最后是個體私營企業。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投資效率較低的國有企業比投資效率較高的私營個體企業獲得了更多的融資便利。由此可以看到，由于低效的資金配置機制，投資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并沒有發揮出完全的功效。

（三）經濟增長難以解決中國以結構性和區域性為主的就業問題

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就業問題主要體現在結構性方面，而不是周期性方面。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為應對入世后激烈的競爭，我國國有企業進入了更大范圍的結構調整時期，用人大量減少。另外，農村勞動力過剩的問題也日趨嚴重。與此同時，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以及政策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就業問題在地區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比如我國中西部的就業問題顯得特別突出。

所有上面這些因素所引發的就業問題都屬于結構性和區域性的失業問題，有相當一些是中國在經濟轉型過程中所獨有的現象。這樣的失業是難以簡單地通過加速經濟增長就可以消解的，而更多地需要結構性調整加以解決。

二、單純堅持經濟增長為優先目標的弊端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當前我國的經濟增長與就業增加并非同一主題的不同角度表達。因此，在選擇和

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目標時，就要對兩個目標加以權衡，選擇出更符合我國現狀和更有利于我國長期穩定發展的優先目標來。如果我們繼續簡單地以當前經濟增長模式作為優先目標，不但不能解決失業問題，在長期內也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的穩定。其原因如下：

（一）在需求約束階段，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增長不利于長期發展

供給和需求的矛盾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矛盾。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比較低的階段，生產不能滿足需求，擴大生產、增加供給成為主要任務。而在生產力發展水平較高時，供給能力已相對較強，需求就開始成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最終消費率一直處于下降趨勢，平均偏低于世界水平的15-20個百分點。消費率的偏低已成為我國進一步追求投資拉動型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而這將會使經濟最終失去增長動力。從根本上講，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投資只是一種“引致需求”，而消費才是“最終需求”。因此，作為“引致需求”的投資的規模和結構，在長期內都決定于最終消費需求的增長速度和消費結構的變化。如果在較長時間內投資的增長速度快于消費，那就很容易使投資和消費脫節，從而造成大量的資源浪費，降低宏觀經濟效益。另外，當前我國的大量投資，有相當一部分是靠出口來消化的，這就直接隱含著較大的不確定性風險。如果海外市場萎縮，則直接影響到我國的投資回報，進而影響到國民經濟的持續性發展和外匯儲備乃至匯率等多方面的安全。

因此，在我國目前消費低迷的狀態下，高速投資所形成的生產力在將來是否會形成有效的社會供給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它所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帶有一定的泡沫和虛假成分。如果我們不能有效地提高最終消費率，單靠投資來拉動我國經濟的增長，那么生產能力過剩、經濟停滯增長、企業效益低下以及就業問題等問題都將進一步惡化。

（二）繼續簡單地以經濟增長為優先發展目標，可能會加重經濟、金融風險

在以投資作為促進經濟增長主要動力的背景下，要實現既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就必須盡可能地擴大投資規模。在財力有限、擴張性財政政策難以為繼的背景下，刺激民間投資增長將成為唯一的選擇。在我國，民間投資的迅速擴張在相當程度上是以銀行信貸的快速增長作為支持的，這也就意味著貨幣供給的快速增長。由于資金分配體制固有的缺陷以及銀行資金的扭曲價格的刺激，我國現行投資項目的效率在總體上并不令人滿意。大量投資項目的失敗將導致壞賬問題增加以及過量貨幣在經濟中的滯留，在長期內會影響經濟的穩定發展。

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貨幣增長速度在較長時期內高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M2與GDP的比重也超過了200%，成為世界上該指標最高的國家之一。貨幣供給的長期超經濟增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國投資效率低下和投資結構的不合理，另一方面帶來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在這種背景下，我國繼續使用信貸膨脹來支持投資擴張的空間已經很小，在融資體系和企業治理結構得到最終完善以前，通過投資來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模式恐怕已經難以為繼了。

三、就業優先的必要性

就業問題一直是各國政府都極其關注的問題。一方面，大量的失業會導致勞動力資源的極大浪費，另一方面

會影響到一國的政治經濟穩定。因此，從各國的實踐看，充分就業一直都是主要的宏觀政策目標。

（一）增加就業是優化我國總需求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有效手段

近年來，我國消費需求的低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總需求結構不合理，已成為我國經濟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雖然我國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來促進消費需求，但收效甚微，最終消費率在2000年以后繼續降低，達到了改革開放以來的最低點。造成消費需求不振的原因很多，其中就業不充分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原因。

根據消費理論，決定一個消費主體消費路徑的主要因素就是恒久收入。恒久收入不但取決于當期收入，還取決于對未來收入的預期。因此，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一個或幾個成員失業，必然造成整個家庭的恒久收入的下降。鑒于此，通過增加就業來改善家庭的收入預期，可以有效地引發消費需求，擴大內需，從而彌補當前我國主要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不足，能夠真正起到帶動經濟增長的作用。

（二）增加就業也是解決中國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途徑

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現象日益明顯。根據相關研究得出的結論，一國居民的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如果在0.4以上，就屬于收入分配極不平等的國家。我國目前的基尼系數大約在0.45左右，可以看出我國的收入分配已進入極不合理的階段。

我國收入分配不平衡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城鄉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一個是地區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從城鄉收入情況看，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為2.5，這一數字明顯高于亞洲其他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1.5），也高于中等收入國家的平均值（2.2）。從地區收入差異來看，我國的地區差距（主要是東、西部之間的差距）在世界上排在前列。

收入分配長期的不均衡，不僅會嚴重影響到我國的最終消費率，也會引起諸多的社會問題，更嚴重的還會危及到社會的穩定。如何解決好這個棘手的問題，成為了我國政府所面臨的一個難題。在西方發達國家中，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主要是通過政府財政的轉移支付以及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予以調整的。但是，對于我國來講，如此巨大的財富差異以及如此眾多的貧困人口，是財政難以負擔的。從現實看，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是解決城鄉和地區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因此，如果解決好就業問題，再配合其他的合理措施制度（比如稅收制度的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等），則可以較大程度地減弱目前我國嚴重的貧富差距現象，從而不僅可以解決棘手的社會問題，也可以通過提高最終消費率起到拉動經濟合理增長的作用。

四、總結

綜上分析，針對我國目前來說，將充分就業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優先目標是符合國情并有利于經濟長期穩定的必然選擇，對我國長期的經濟穩定增長意義重大。

參考文獻：

1、李揚.中國金融論壇[M].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2、金成曉.“有效需求”不足的政治經濟學分析[J].經濟縱橫,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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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結構性減稅；價格通道；企業出口；營改增

中圖分類號：F124

一、多重目標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分析

當前，我國處在多重目標宏觀經濟的定位與選擇中，這也正是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及其宏觀經濟政策的困境所在。盡管經濟蕭條的態勢逐漸顯現，下行的壓力仍然很大，但仍然持謹慎的樂觀態度。提及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時，還是感覺到困難重重。筆者認為主要體現在以下兩點。

其一，相對于2008年、2009年，在邊際效應遞減歸類的作用下，宏觀經濟政策擴張的效果已經逐步減弱。即使推出類似2008年、2009年的經濟擴張措施，也難以獲得那兩年的宏觀經濟調控時效。

其二，相對于2008年、2009年，經濟擴張的諸方面的副作用已經在逐步顯現。比如相對于2008年、2009年，當前的經濟結構不是優化了，而是惡化了。相對于2008年、2009年，當前面對的控物價或控通脹的壓力不是減弱了，而是增強了。

所以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目前宏觀經濟調控就不可能像2008年、2009年那樣只瞄準保增長、穩增長的目標即可，而是在穩增長、調結構、控通脹三個目標當中左右逢源、前后逢源。在周旋三個宏觀經濟政策的抉擇當中，怎么走出一條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值得思考。筆者認為，目前的宏觀經濟政策的布局就好像一場拔河比賽。哪個方面的力量強就向哪個方面傾斜。如當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時，宏觀經濟政策就不由自主地地向“穩增長”傾斜，于是產生了“穩增長”是壓倒一切的任務的政策表述。而當物價上升與調結構壓力加大時，宏觀經濟的導向又發生了變化，“穩物價”是壓倒一切的任務，“調結構”成為“非常重要”的任務。當前宏觀經濟的布局就是在這樣的困境當中徘徊。

二、結構性減稅與全面性減稅的區別

政府針對經濟形勢的發展采取每一項宏觀調控政策時，往往都會產生關于所推行政策的不同聲音。如當政府動用大規模的投資擴張、穩增長時，有人質疑是否會引發新一輪的結構調整的倒退；當啟用天量的貨幣擴張啟動經濟時，有人質疑是否會引至更嚴峻的通脹和物價上漲。而在此次推行結構性減稅政策時，筆者搜索了各方面的信息，幾乎聽不到反對之聲?？梢娫诮Y構性減稅問題上頗有共識，該項改革在廣泛程度上獲得大家的認同，甚至有人主張不僅要提結構性減稅，而且要提全面減稅、大規模減稅。

減稅或結構性減稅，我們歷來是促進的。但是相對而言，筆者不大認同全面性的減稅的論點。因為全面性減稅容易給人以誤解，見什么減什么，不管什么稅種一律砍上一刀，這顯然不是采取措施的目標所在。中國的稅制結構改革應該講究策略，把該減的地方減下去，使中國稅制結構有一個均衡的格局，適應當前宏觀調控的需要。無論是全面性減稅，還是結構性減稅，最重要的不在于其所使用的名稱，而在于把減稅的措施落到實處，不在操作上留有回旋余地。

三、結構性減稅的具體措施

這樣一種落到實處的措施需要重點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是解決規模問題，即要減多少稅。第二是解決結構問題，即要減什么稅，要減誰的稅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我們在今后，特別是在定位2013年宏觀經濟政策時必須要牢牢抓住的。

（一）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減稅的規模就涉及到減稅的效應。該減多少稅，是改革首先要回答的問題。2011年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和2012年的“兩會”上都對減稅的規模做出了建議，只是目前需要界定得更加明顯。

其一是財政赤字的規模，2012年財政赤字的規模（將發行國債的赤字和動用中央預算調節基金合二為一）高達1.07萬億。這里包含有三層意思，一是收入減少了1.07萬億，二是支出增加了1.07萬億，必須去借；或者是第三種意思，即兩者融合，多花了0.5萬億，少賺了0.5萬億。2012年的赤字計劃是少掙多花費的資金數目。“少掙”體現在減稅上，“多花費”體現在增支上。

其二，減稅和增支之間的分割。既然1.07萬億不是減稅就是增支，2012年1月全國財政工作會議和全國稅收工作會議召開時，作為主管財稅工作的副總理致信表達了這樣的意思。一是2012年基于財政政策的重點在于推進結構性減稅；二是2012年增加支出的重點在于改善民生。這兩點的實際含義是：在1.07萬億元的配置上是要向結構性減稅傾斜。把1.07萬億元二一添作五稍加傾斜，筆者認為至少有0.6萬億作為結構性減稅的規模。

（二）結構性減稅的結構

論及結構性減稅的結構，筆者認為該減的地方應該減下來，不該減的地方千萬不要去動。就目前中國整個稅收的結構而言，有兩個特征是應當關注的。

1.中國稅收結構的兩大特征

第一，價格通道。把2011年的全部稅收作稅種分割，分為18個稅種，其中5個稅種占了很大的比例，其他的13稅種占到了8%多一點。就此而論再進一步看，如果在間接稅和直接稅作一個分割，直接稅包括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兩者相加大概是26%，其余的74%都屬于間接稅，這就意味著今天的中國政府和居民之間的稅收關系主要是通過價格通道來連接的。所以由此可見，如果想讓我國的稅制比較均衡、勻稱，達到“健美”的目的，應該將減稅的重點放在間接稅上，而不是直接稅。

第二，企業出口。把2011年的稅收按照繳納者做分割，會發現92%以上的稅收都是來源于企業的繳納，只有7.92%的稅收來自于個人的繳納，其中7.92%中還有6.95%實際屬于個人所得稅，也不是個人直接繳納的，而是代扣、代繳的。所以要想讓一個國家的稅收來源結構比較勻稱、比較均衡，也應該把減稅的重點放在企業繳納的稅收上，而不是個人繳納的稅收。

由此看來，在結構上的減稅要鎖定兩個稅種。第一減間接稅，第二減企業繳納的稅，如何去貫徹？目前能夠被各方認可的，特別是在高層達成共識的減稅主要措施就是“營改增”，以“營改增”作為本次結構性減稅的重點全力去推進，有可能達到減稅數千億元的目標，原因基于以下三個問題。

2.減稅的結構調整

第一，既然要減間接稅、減企業繳納的稅，減增值稅是成效明顯的。首先是因為增值稅所占的比例是最大的，目前占全國稅收的41%。在增值稅上的稅率削減1個百分點就有可能達到減稅2000億元的目標。所以對這個稅種進行調整，就等于改變了整個稅收的規模。其次，營業稅是否需要減的問題。當然也需要減營業稅，但是營業稅的前途已經鎖定，從長遠看要并入增值稅中。因此，我們在營業稅上再做文章無異于事倍而功半，在這種情況下，對于營業稅不如按兵不動，等待增值稅的改革。把增值稅的問題解決了就等于營業稅的問題也解決了。 第三，消費稅是否需減的問題。有人提出要減消費稅，但是筆者認為，支出中國人想象的消費稅和現實的消費稅不是同一概念。很多人認為，凡是服務的消費稅都是消費稅，是一般消費稅。而中國實行的消費稅是特種的，不是所有的服務項目都征收，而是在征收營業稅和增值稅之后加征，哪些商品加征？主要是兩類，一類是奢侈品，另一類是與能源消耗有關的。對于這兩個產品減稅很難達成共識，對于奢侈品減稅無異于對富人減稅，對于能源類消耗產品減稅，無疑對于他們減少了監督。消費稅不宜大張旗鼓地去減，而應該有所保留。目前能夠鎖定的就是增值稅了，所以增值稅是減稅的重點，目前增值稅減稅主要通過“營改增”來實現。經測算，按照上海、北京進行的“營改增”試點方案，一旦在全國推行，減稅的規?？赡軙_到1000-2000億元人民幣。應該繼續擴大“營改增”的試點范圍。目前，已經有沿海的10個省市進入“營改增”的試點范圍中，當然要逐步推開。其余的省市可能還在觀望，還在猶豫。從地方作為主體稅的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地方將喪失一部分稅收的管理權限。但改革是大勢所趨。

第二，在“營改增”的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改革措施。目前增值稅在全國稅收收入占比是41%，營業稅占全國稅收收儲占比是15%。如果僅僅“營改增”，不降低營業稅稅率。合并之后增值稅占比將達到56%。老百姓買股票都懂得不要把所有的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當中，國家財政收入的50%以上的希望寄托于一個稅種，風險不言而喻。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必須瞄準一個目標—— 擴圍不增額，這不僅僅是基于財政收入結構平衡的考慮，更是基于推進結構性減稅政策的考慮。具體措施是擴圍到位之后立即著手降額。經筆者所在的課題組測算，按標準稅率算，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大概節省稅率是2000億元人民幣，連通交易稅附加、城建稅，加上連帶的可以到2000億元。如果在這個基礎上降2個點，那么整個通過降低增值稅類可能實現的減稅規模有可能達到5000億元，連同增值擴圍達到1000～2000億元，將達到6000億元左右的規模。對于今后的宏觀經濟政策布局來說，如果普遍能夠認同結構性減稅是一個重點之所在，應當全力推進的話，建議通過“營改增”同時實施降低增值稅稅率的措施來促進改革。

第三，在此過程中涉及到減稅的需求和財政收入形勢的現實應該如何對接的問題。2012年以來，財政收入的增幅一直在回落。2012年1-7月財政收入的增幅是11.09%，如果將8月份的數據計入，財政收入的增幅回落到10.9%。對于1-8月財政收入10.9%的增幅有這樣一種判斷，是來自媒體的聲音，相對以往財政收入的增幅的回落將近1/4，因此很多人憂心忡忡覺得如果回落較大國家能否承受得了。再聯想到歐美目前遇到的債務危機和財政危機，有很多人覺得應該放慢結構性減稅的步伐，甚至就此放棄結構性減稅。但正確看待這個回落比例，必須操用另外一個指標，即預算收入的增幅。討論回落問題往往是就以往的增幅而言，如相對于2011年增幅回落的幅度等。但還有另外一個指標，即依據2012年的預算數據來論及財政收入問題。2012年預算收入的增幅是多少？—— 9%，所以，以前文所提及的1-8月國家財政收入增幅比率10.9%和2012年的預算增幅做比較，我們會發現財政收入的增幅不是“回落”，而是“超出”了將近兩個百分點。這意味著2012年的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基礎并沒有被打破，而是按照9%的預算收入的增幅來安排2012年的財政收支的。財政收支的平衡并沒有被打破，可能的影響因素是什么呢？是“超收的規?！薄?012年的超收規模達到了1.4萬億元人民幣。如果將2012年的超收做悲觀的預測，10.9%的增幅如果延續到年末，按超出2個百分點計算，財政收入可能超出預算2萬億元人民幣左右（2012年的基數是10.38萬億元人民幣）。

中國的經濟形勢并非像有些人估計的那么悲觀，筆者認為，不過是以往增速的一種回落，甚至這種回落是回歸正常發展軌道的一種表現。因而實施既定目標的結構性減稅，從而在多重目標的周旋當中走出一條適合當今中國經濟形勢發展的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控之路，我們還有空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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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在過去50年里，紊亂——也就是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沖擊”（Shock）——已經成為常態，而非個例。在各種沖擊中，最值得注意的莫過于能源生產沖擊，它們既影響了要素投入（勞動力、資本、能源和材料）的相對價格，也影響了在生產過程中企業對各項要素投入的相對數量。由于更換資本需要投資，投資的資金來源于儲蓄，而儲蓄規模比起資本存量來說相對較低（特別是在發達經濟體）。所以，使經濟回歸充分就業狀態下的產出水平可能需要一個緩慢的調整過程。為此，各國政府試圖找到能夠加快這個調整過程的政策。美國目前就采取了一項這樣的政策，也就是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

全球化及資本流動帶來的深刻影響

全球化是過去20年里影響全球經濟的首要活動。全球化促成了通訊和交通狀況的改善（變得容易并且成本下降），從而導致貿易和資本流動增加。上述變化包括互聯網以及通過互聯網遠程登錄支付系統，以及國內居民更容易投資外國資產的制度變革。制度變革包括允許外國金融機構進入國內市場，允許國內居民投資由外國資產構成的共同基金和含有外國資產成分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TF）。

伴隨資本流動增加的制度變革，一些新興市場經濟體和地區——中國、印度、前蘇聯地區和南非等，也就是所謂的“金磚國家”的政府做出了這樣的決定：融入全球經濟、實行快速發展政策。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曾經指出，經濟體融入全球經濟的決定，導致全球可投入使用的勞動力總量增加了近一倍。

實行快速發展政策是為了提高本國居民的人均收入。政策通過促進生產力增長來達到提高人均收入的目標。企業通過兩條途徑推動生產力增長：一是購置機器（資本）使工人能夠在單位時間內生產更多商品和服務；二是改進應用于機器的技術以及生產流程（即企業綜合利用機器、能源、材料和工人生產商品和服務的過程）。

全球化對要素價格的凈效應是深刻的。全球勞動力總量翻番，使全球勞動力供應相對于預期需求出現增加，從而對工資水平形成抑制作用。由于資本流動增加，企業可以選擇把生產設施設在金磚國家或者本國。因此，由于金磚國家的工人可以代替發達經濟體的工人，全球化具有抑制全球工資水平的作用。由于采取旨在提高人均收入（因此也將提高生產力）的快速發展政策，金磚國家的企業有意愿為自己的工人配備新型且技術更先進的機器，此舉增加了對資本的需求。由于資本商品是可交易資產，資本需求的大規模增加推高了全球資本價格。資本價格上漲增加了企業基礎資產的價值，因此推高了股票價格。因為長期利率與資本價格（特別是股票價格）總體上是逆向而行的，全球化有助于解釋過去10年間發達經濟體長期利率所承受的下行壓力——這就是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所說的“謎”，具體來說是指美聯儲從2004年開始上調短期利率，但長期利率卻幾乎毫無變動的現象。一旦金磚國家投入資本改進生產流程，對材料（用于在機器上加工）和能源（為機器提供動力）的需求就會增加。由于這兩種需求的增加快于供給的緩慢增加，材料和能源的價格就會上漲。

全球化帶來的相互依存的經濟關系

全球化過程中的動態演變影響了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相對的經濟表現。全球化以一種劇烈的方式，提高了全球資本、能源和材料相對于勞動力的價格。相對價格的巨大變化讓企業有動力在生產過程中以勞動力代替資本，結果導致資本勞動比率下降，勞動生產率的趨勢增長率相對于全球化尚未開始前的水平也出現下降。相對價格的巨大變化也讓企業有動力把生產設施設在金磚國家，而不是發達經濟體，以利用金磚國家較低的工資水平。在“后全球化”時代，由于金磚國家經濟體的加入，收入和產出水平將高于全球化之前的時代。然而，在“后全球化”時代，生產力的平均增長率將會減緩，反映出資本價格相對來說高于勞動力價格，企業有意愿在具有邊際收益的范圍內以勞動力代替資本，導致資本勞動比率下降。

全球范圍內資本、材料和能源相對于工資的高價，使發達經濟體的一些生產活動變得毫無經濟效益。因此，企業會傾向于提早撤掉發達經濟體中的資本存量，把生產轉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資本收益率較高的新興市場經濟體。較高的資本收益會吸引國際資本投資新興市場經濟體，使這些經濟體的生產力增長加快——經濟增長也因此加快。在發達經濟體中提早撤掉資本存量的行為，以及在生產過程中傾向于多用勞動力、少用資本的意愿，將導致生產力增長放緩。因此，發達經濟體的潛在產出增長率和充分就業下稅收收入就會出現下降。過去10年中正是這種情形。如本文中所界定的全球化為經濟領域提供了種種刺激因子，促成了埃爾一埃里安（El-Erian）稱之為“新常態”的經濟環境。

中國的匯率管理政策

根據宏觀經濟學理論的一項基本原則，一個開放的經濟體只能同時具備以下三種特征中的兩種：資本流動、固定匯率以及獨立的貨幣政策。該原則是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提出的。在固定匯率機制下，一國央行隨時準備以自己設定的價格買進或賣出外匯。為此，央行將失去對自己外匯儲備總量及變化速度的控制，而對許多國家來說，外匯儲備是一國央行資產負債表中的關鍵組成部分，是其基礎貨幣中的一部分。在浮動匯率機制下，央行可以設定外匯儲備目標，由貨幣市場決定外匯價格，從而保持自身在決定基礎貨幣總量及構成上的獨立性。央行選擇固定匯率或管理外匯價格，就肯定會失去這種獨立性。

中國采取了一種對匯率（人民幣兌美元）進行管理的政策。在這項政策作用下，中國積累了大量美元資產的外匯儲備。中國在經濟領域奉行的快速發展政策，大概是所有金磚國家經濟體中最為激進的。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急劇增長，導致生產力增長和人均收入增長顯著提速。中國生產力增長快于發達經濟體，導致中國實際匯率升值，并為資本流入中國提供了動力，中國為此積累了巨額的國際外匯儲備。中國實際匯率升值會以如下三種方式中的一種體現出來：本國名義貨幣升值（按照中國實行的匯率機制，也可以說是人民幣“升值”）、國內物價水平上升（通脹）或者貿易伙伴國物價水平下跌（通縮）。鑒于中國把匯率控制在相對狹小的區間內，中國實際匯率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將通過中國通脹率相對于貿易伙伴國通脹率的變動來實現。如果中國把匯率維持在狹小區間內，同時國內通脹率保持在較低水平，那么實際匯率的調整將通過貿易伙伴國的通縮來實現。這個過程恰如近期歐元區國家相對于德國的調整，以及上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在金本位下各國所經歷的調整。

美中貨幣政策的相互依賴

中國在對匯率進行管理的過程中，為獲得名義匯率（對美元）的穩定性，對自身貨幣政策行動的效果失去了控制權。在現行匯率機制下，中國利率調整的效果有賴于美聯儲對其政策利率所作的決策。對2008年兩國政策導致在宏觀經濟領域引起的變化進行分析，可以明顯看出這種相互依賴所造成的結果。

2007年美國樓市需求顯著萎縮，是美國經濟從當年第四季度開始陷入衰退的直接決定因素。與此同時，中國建筑活動卻極其火熱。在2008年，兩國都依據封閉經濟體的宏觀經濟學課程中所教的政策處方，采取措施應對各自所面對的形勢。

美國通過實施當局以為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力圖提振國內經濟活動，并防止物價通縮。具體做法是將政策利率下調至1％，同時向上年納過稅的居民郵寄500美元支票（這是典型的“直升機撒 錢”方式）。這些政策行動一方面旨在通過推動美元貶值擴大出口，從而增加國內產出和消費水平；另一方面是希望通過推高股票及其他資產價格使居民財富增加，以及通過大幅下調政策利率降低貸款成本，從而擴大耐用消費品領域的支出。結果，刺激資金中相當大的一部分被用于償還債務：基本上，消費者選擇以一種資產（貨幣）交換另一種資產（買回自己的債務）。這些政策在消費和產出領域激起的微弱反應，看起來對居民收入水平僅產生了微乎其微的作用，美國國內經濟中出現了明顯的通縮壓力。

中國則上調利率，并對本國貨幣進行緩慢升值，目的是減緩建筑活動開支飆升勢頭、緩和出口擴大趨勢、抑制趨于上升的通脹率（尤其是食品和住宅環節）。在施行這些政策后，建筑活動卻變得更為紅火，無疑是受籌辦奧運會以及地震后重建活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脹有所抬頭。

在以資本流動為特征的開放經濟框架下，美中兩國政策行動的預期結果大異于封閉經濟下的結果，何況其中一個國家（美國）是儲備貨幣國家，有極大的能力增加國際儲備總量，而另一個國家（中國）擁有規模龐大、充滿活力的經濟，資本收益率較高，并且實行有管理的匯率機制。由于中國名義利率經上調后遠高于美國名義利率，并且中國還承諾不讓本國貨幣貶值，分析師們應該可以預期到，這將吸引大量資金流入中國，使建筑業如烈火烹油（2008年上半年的情形似乎正是如此）。在現行制度框架下，分析師們應該可以預期到，隨著美中經濟朝著兩國實際利率趨同的方向調整，中國通脹率會趨于上升，而美國通脹率會下降或者維持不變。當中國土地及房地產價格——就像食品及包括石油在內的初級產品的價格一樣——大幅上漲時，似乎也發生了這樣的相對通脹率調整（在開放經濟框架下，政策行動的預期結果似乎與美中兩國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正相反）。此外，由于中國生產力增長遠快于美國，預期的實際匯率升值應該也會導致中國通脹提速，而美國通脹則保持不變?？紤]到當時兩國勞動力供應都有過?，F象，難怪在整個價格調整過程中，工資或服務價格都幾乎沒什么變動，通脹壓力主要集中在土地和房地產領域，以及以美元計值、在國際上交易的初級產品（因為通脹壓力來自國際儲備以美元計算的價值出現大幅上升）。

2008年下半年，兩國經濟也經歷了相當劇烈的調整。隨著奧運會開幕，中國為減少空氣污染而叫停了大量生產活動。此外，中國還下調了利率。由于利率降低和工業生產減少，對初級產品的需求相應下降，導致初級產品價格急劇下滑。隨著中國產出水平大幅放緩，國際儲備的擴大也明顯放緩。因為初級產品生產國往往也會控制本國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初級產品價格大幅下滑導致全球國際儲備按美元計算出現了貶值。全球美元基礎貨幣的價值下降，極有可能導致貨幣供應出現萎縮，從而造成全球經濟衰退。

量化寬松措施帶來的新挑戰

美聯儲于2012年9月13日宣布將采取第三輪量化寬松措施（簡稱QE3）。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表示，將增加購買不動產擔保證券、抵押貸款支持證券，計劃每月購買400億美元。該委員會還將繼續延長所持證券的平均到期期限，并把從持有機構債務和機構抵押貸款證券中收回的本金，重新投資于機構抵押貸款證券。這些措施預計將使美聯儲持有的長期證券每月增加850億美元左右，可對長期利率構成下行壓力。

QE3似乎已經成功地對長期利率施加了下行壓力，盡管量化效果看起來相對較小。因此，至少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應該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住宅抵押貸款的二次貸款，或許也會鼓勵購房活動，包括新房和二手房。在一定限度內，融資成本降低應有助于在短期內提振汽車及其他耐用消費品的銷量。鑒于長期利率的預期下滑幅度相對較小，QE3的量化效果估計不會很大。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QE3是一項具有較深層金融抑制作用的政策，這種作用體現在對資產收益率的抑制上，因此對投資收益有一定負面影響。前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指出，企業似乎不愿允諾購置長期資產。對于這一現象的原因，他沒有作出解釋。然而，這種行為與如下預期是相符的：長期利率在人為因素作用下處于低水平，當長期利率上升時，長期資產將會貶值。而就長期收益率仍然受到抑制這一點來說，冒著這種貶值風險置辦長期資產大概也會被認為不劃算。

篇8

關鍵詞:宏觀經濟調控;通貨膨脹;次貸危機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4392（2008）11-0053-02

一､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

我國的通貨膨脹成因可以從國內和國際兩個方面分析。

（一）國內因素

1.我國的金融投入重點仍然在中長期基本建設上。金融數據顯示，全年1至6月份，銀行全部貸款增加了27341億元，同比只增加15.17%，中長期貸款增加16355億元。全部金融機構中，中長期貸款占比達51.0%。

2.國家政策性銀行中長期貸款增長過快。以今年1至5月為例，國家政策性銀行從商業銀行購買金融債券4281億元，同比增加2500億元。

3.商業銀行繞過信貸規模通過信托產品發放貸款。據分析，僅2007年一年，有1萬億左右，其中相當一部分用于基本建設投資。

4.地方政府急功近利，投資沖動，搞基本建設，是通貨膨脹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的又一重要因素。這里既有體制問題，也有管理問題。

5.成本推動是通貨膨脹的又一重要原因。一個是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另一個是企業的社會負擔加重。企業節能減排的成本大大提高，一時難以消化，這一方面降低了出口企業的國家競爭力，另一方面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

（二）國際因素

1.國際市場上農產品､原材料､能源等結構性供求矛盾是這次世界性通脹的重要因素。這幾年，世界經濟持續發展使國際市場需求旺盛。少數寡頭的過度投機和操縱，使世界糧食､石油等許多產品己經被金融產品化，經濟規律被破壞，產品價格被嚴重扭曲，短期內沒有有效的解決辦法。

2.熱錢大量流入。由于人民幣升值的預期，熱錢大量流入我國這是不爭的事實。絕大多數學者認為?押至2007年底，通過包括貿易等各種渠道流入的熱錢約有5000億到8000億美元，若加其盈利部門，應在一萬多億美元，接近我國外匯儲蓄余額。它加大了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的難度，造成通貨膨脹和通貨膨脹的預期，同時也增加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3.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目前，美國次貸危機遠沒有過去。為了度過這次危機，美國增加數以千億美元的財政支出，干預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多次降低利率，致使美元大幅度貶值，導致以美元計價的所有商品價格大幅度上漲，造成世界性的通貨膨脹，我國同樣也遭受了嚴重損失，近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大幅度縮水，在一定意義上使我國失去了貨幣政策操作的。這實際上是美國通過貨幣政策搞的一次社會財富再分配。向包括我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轉嫁了經濟危機和金融危機，而使自己獲益。

二､幾點建議

解決我國通貨膨脹的問題，必須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去尋找。在國家上，著重在美元政策上去尋找。避免世界通脹給我國經濟帶來更大的損失。如果看不到我國通脹和世界通貨膨脹的聯系及其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嚴重影響，在認識上將陷入一個很大的誤區。其結果，必然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樣，如果只看到我國通脹和世界通脹的聯系，而看不到我國通脹自身的成因及特點，將會變得束手無策和無所作為，從而失去了治理通脹的時機，造成更大損失。

（一）建議從緊的貨幣政策和靈活的金融政策相結合，大力支持小企業､民營的發展

歷史的經驗證明，單一實行從緊貨幣政策在執行時往往錯位。該緊的基本建設貸款沒有管住，該保的小企業､民營企業流動資金貸款沒有保住。其結果，只是進了效益好的小企業､民營企業流動資金貸款的需求，把經濟搞死。在治理新一輪通貨膨脹的時候歷史的經驗值得我們吸取。

1､對小企業､民營企業中長期貸款實行計劃單列。

2､多方面組建金融擔保機構。

3､建立小企業､民營企業扶持基金。

4､中央銀行的再貸款，重點支持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信用聯社的資金需要。

5､保障小企業､民營企業適銷對路產品的流動資金需求。

6､搞活非商業銀行的信貸市場。

7､經有關部門批準，發行債券。

（二）適度放松價格管制，逐步理順能源價格､農產品､食品價格，對中低收入居民實行財政補貼

鑒于這一輪世界性通脹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就應當有一個較長期的對策。強制的價格管制違背經濟規律不能持久。世界性通脹復雜的經濟因素，政治因素及輸入性也不允許我們實行強制的價格管理。強制價格管理只是把漲價的壓力往后推移，為后續的價格大幅度上漲埋了隱患，價格適度放開后，對低收入家庭會造成較大影響，消費結構會產生較大變化，建議對低收入居民實行生活補貼。

（三）免征利息所得稅

利息所得稅就其本意講，是居民儲蓄利息收入的再分配，在正利率的情況下才可以實行。在許多國家只有正利率超過4個百分點時才征稅。我國90年代之所以遲遲沒有恢復這一稅種就是因為通貨膨脹，只是到了儲蓄利息補貼率為“0”以后，才得到恢復。在通貨膨脹､股市低迷的情況下，居民沒有其他投資渠道，居民為了養老､子女教育､買房､防治疾病等需要，不得不把節省下來的錢存入銀行，這實際上是一種被迫性的儲蓄，暫時免征利息所得稅不應當看作是減少財政收入，而應當理解為取消不合理的稅收。

（四）淡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嚴格治理熱錢流入問題

人民幣升值預期是熱錢流入的重要動力。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005年2.56%，2006年3.35%，2007年6.90%，有人預測今年升值幅度不會低于10個百分點。要淡化人民幣升值預期，實行溫和升值，也可以讓人民幣匯率雙邊波動，改變單邊走勢。同時，也可以向市場持續傳遞維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的信息和信號。

對流入熱錢的各種渠道有關部門要嚴格管理，進行經常性的檢查，對查出的問題要進行整改。對大案要案進行嚴肅處罰，加大對假借合同非法輸入熱錢的企業､機構和個人處罰力度。

（五）適當上調今年計劃的通貨膨脹率

這主要基于以下兒個方面的考慮:一是通貨膨脹的全球性､非短期性及復雜的經濟性和政治性。二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及其向全球轉嫁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三是放松價格管制，理順能源､價格､農產品､食品價格后所釋放出來的漲價壓力。四是財政對城鄉低收入階層的物價補貼。五是適度放松小企業､民營企業流動資金的需求，從單純的緊縮轉向大力支持經濟的發展，維護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增加就業，維護社會穩定。

（六）密切注視美國和世界經濟的變化，相應制定我國的對策

要密切關注美國和世界經濟的變化，關注美國的財政､貨幣政策的變化，相應的調整和制定我國經濟金融政策。而一味地使人民幣升值，不分對象的“從緊”，單純的反通脹，不注重小企業､民營企業的發展，不利于維護經濟的發展，增加就業，維護社會的穩定。在目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面對復雜的情況，應該大力開展調查研究，聽取企業和群眾的意見，要借鑒國外發達國家的經驗，更要認真總結我們自己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社會經濟政策的醞釀､制定､實施､傳導､反饋等各種環節要更加細化。一切從我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實事求是地解決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走我們自己的路，這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篇9

關鍵詞：利率調整；宏觀經濟背景；政策含義

現代經濟中利率是聯系金融領域與實際經濟活動的紐帶，是貨幣傳遞過程中的樞紐，因而歷來被各國政府作為宏觀經濟調節的重要工具。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加快，利率逐漸成為影響經濟主體決策的重要參數，在國民經濟運行中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利率政策也日益成為我國貨幣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1996年我國利率市場化進程正式啟動，發展的10年中我國利率基于不同時期宏觀經濟背景進行了特點鮮明的兩輪利率大調整。1996－2002年，通過連續八次降息，以及隨后新的加息通道的形成，其背后的宏觀經濟背景和政策含義值得研究。以金融機構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和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為代表，兩輪波動如圖1所示：

一、1996年至2002年八次利率下調及其宏觀經濟背景分析

從1996年5月1日至2002年2月21日，人民幣利率連續8次下調，平均約每8個月即下調一次，幅度之大，史無前例。通過連續降息，利率水平從高位一直調至低位，達到建國五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一年期存款從年息10.98%降至1.98%，降幅達82%；一年期貸款從12.24%降至5.31%，降幅為57%。存款平均利率累計下調5.98個百分比，貸款平均利率累計下調6.92個百分點。且總體來看，期限越長降幅越大。五年期存款比一年期存款降低多2.07個百分比，貸款多2.43個百分比。這八次降息幅度大、密度高，分析其背后的宏觀經濟發展狀況及政策含義，進行逐次觀察。

（一）1996年兩次降息：反通貨膨脹的尾聲

1993年，我國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出現了通貨膨脹，成為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重要問題。針對這一動向，中央銀行1993年5月和7月連續兩次調高利率，并且決定從7月開始再次開辦保值儲蓄業務，以保護廣大儲戶的利益。為了進一步抑制通貨膨脹，穩定市場和經濟，1995年1月和7月又兩次調高了存款利率。經過三年的努力，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基本達到預期的目標，金融運行基本保持了平穩發展的態勢。

1996年是實施“九五”計劃的第一年，就總體宏觀經濟狀況來看良好，但微觀層面上卻存在較多的問題，這一年的宏觀調控依然定位在反通貨膨脹和實現“軟著陸”上。然而，此時歷時三年的適度從緊的大環境使我國經濟出現新變化，物價漲幅已經出現大幅回落，固定資產投資明顯減緩，銀行存款增量出現了大于貸款增量的現象，這種情況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并不多見。據統計，1995年的上半年，金融機構新增各項存款已大于貸款達4000億元以上。這就為中央銀行5月1日下調存貸款利率創造了條件和空間。第一次利率下調十分有限，利率總水平仍然偏高。從物價變動情況來看，1996年上半年全國物價上漲幅度已低于7%，并呈現繼續回落的勢頭。而相當多的企業不僅未能擺脫虧損的局面，有些企業的效益還在不斷的滑落。鑒于此，在上次利率下調之后僅三個月，再次降低了存貸款利率。

1996年的這兩次利率下調仍然是前期反通貨膨脹的延續與微調，主要目的在于適當減輕企業負擔，促進國民經濟的秩序健康發展。它是我國利率調整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二）1997－2002年的連續降息：穩健貨幣政策的逐步推進

1996年成功實現“軟著陸”之后，1997年繼續呈現“低通脹，高增長”的良好態勢。隨著國家各項宏觀調控措施的逐步落實，國家經濟形勢繼續保持穩步健康發展的同時出現了一些新的特點。一是買方市場基本形成；二是雖然經過96年利率的兩次調整，物價的跌勢有所趨緩，但仍以下跌的慣性不斷回落；三是企業經濟效益雖有所好轉，但仍未走出困境；四是國內需求出現不振的跡象，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趨緩。因此，央行決定在10月23日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

1998年時，我國面對的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變化，席卷東南亞的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逐步顯現，周邊國家貨幣不斷貶值，給人民幣的幣值穩定和擴大國外需求帶來很大的壓力。同時，國內需求回升力不夠大，消費品市場依然維持買方市場格局，商品零售物價漲幅從1997年9月開始，逐月都是負增長。此外，自1998年9月9日日本率先降低利率以來，美國、英國、加拿大、歐元區國家及多個亞洲國家和地區緊隨其后，使全球利率處于一個很低的水平。在這種國際國內環境下，1998年3月25日、7月1日、12月7日的三次高頻降息成為我國經濟市場化、國際化發展要求的一部分。三次下調使得人民幣存款利率平均累計降低1.15個百分點，貸款利率平均累計降低2.22個百分點，存貸款利差同時縮小。

到1999年，盡管第一季度的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達到8.3%，固定資產投資有所加快，但前期制約經濟增長的一些因素仍未能獲得根本解決，還不能斷定經濟是否已整體步入回升。主要依據是：第一，我國出口仍繼續下降。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其貨幣貶值使它們在出口方面具有的價格優勢，對我國出口產生的不利影響已經顯現出來。第二，在居民消費仍然不振的同時，居民儲蓄仍進一步增強。1999年第一季度居民儲蓄存款新增4446億元，比上年同期多增1551億元。第三，在投資方面，一季度的投資增長無法形成持續之勢，其原因是上年財政政策的效力逐月遞減，企業的盈利能力還繼續保持在低水平。為此，又發生了1999年6月10日的降息。

其后美國、日本和歐盟三大“經濟體”自2001年以來經濟增長持續下滑，帶動世界經濟增長步伐持續放緩。這對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較明顯的影響，尤其是外貿增幅下滑，致使外貿需求拉動經濟增長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下降。國內經濟增長中也存在一些不確定因素，如投資需求雖有積極財政政策大力拉動，但民間和社會投資需求沒有充分的激活；消費需求增長尚不穩定，增加農民收入還需要下大力氣。2001年我國GDP增長呈現逐季下降的趨勢，消費物價指數也是連續數月下降。在分析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基礎上，央行在2002年初進行了自1996年以來的第八次降息。

總的來說，這一輪大幅的降息是針對我國在國內經濟發展微觀結構尚有問題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影響下經濟增長放慢，投資和消費趨緩，出口大幅回落，市場有效需求不足，物價連續負增長，出現通貨緊縮趨勢等狀況，及時采取擴大內需的穩健貨幣政策的重要舉措。

二、2004年至2007年的四次利率上調及其宏觀經濟背景分析

連續8次利率下調之后我國經濟在低利率環境中穩定發展，然而也出現了經濟過熱和流動性過剩等新的問題，由此引發了新一輪利率調整。

（一）2002－2005利率首次微調：加息通道的形成

“非典”過后，2003年下半年中國經濟開始出現一些新的情況：物價水平結束低迷狀態，在糧食和食品價格的帶動下開始上漲；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加快；能源、電力等供應開始緊張；實際利率連續達9個月為負，造成居民儲蓄存款增幅持續下降、房地產業虛假繁榮、大量資金脫離銀行體系“體外循環”等諸多問題。同時，國際市場美元利率不斷上調。從2003年7月至2004年9月，隨著國家一系列降低經濟過熱的宏觀調控措施出臺，而在央行采取的諸多貨幣政策操作中，調整法定存貸款這一傳統的工具卻遲遲不用，使人們對加息的預期逐漸形成。

2004年10月29日，央行終于決定調整銀行存貸款利率：金融機構一年期貸款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一年期存款利率上調0.27個百分點。中長期存款利率上調幅度大于短期，體現了利率杠桿作用，控制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過快的政策意圖。這一次的調整幅度雖然不大，但卻是我國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重要信號。也是自1995年以來的首次升息。

（二）2006－2007利率小幅上升：流動性管理時代

首次加息以后，2005年我國經濟增長呈現出以下特點：一是經濟增長的重工業化特征明顯，并帶來了環境污染、能源浪費等負面影響；二是固定資產投資勢頭得到了暫時的遏制；三是消費市場走出“非典”的影響，恢復性增長，結構也趨于合理。在進一步鞏固宏觀調控成果，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協調、健康發展的良好勢頭，進一步發揮經濟手段在資源配置和宏觀調控中的作用的目的下，2006年利率進行了兩次適當的微調。分別在4月28日上調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和8月19日同時上調存貸款利率。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中國經濟經歷了歷史上最為強勁的國際收支順差持續加劇和人民幣升值壓力，外匯占款成為我國基礎貨幣投放的主要部分，信貸增長過快、資本市場價格井噴等流動性泛濫造成的問題成為中國經濟主要矛盾，從而流動性管理成為央行最重要的目標。2006年至今已經5次上調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且每個月以高利率定向發行票據來收緊市場上過剩的貨幣流動。然而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顯，專家估計，市場上仍有將近6千億的資金在尋找出口。在存款準備金調整的空間逐漸縮小的被動局面下，權衡加息可能帶來的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央行在2007年3月18日仍選擇了加息這一手段以促進內部平衡。小幅度的加息對實體經濟的影響依然不大，主要起著警示的作用。流動性過剩仍然是央行面對的首要問題。

三、驅動我國兩輪利率大調整的基本因素綜述

通過上文對我國近兩輪利率大調整的經濟背景和政策含義分析，不可否認利率是有力的貨幣政策工具，我國利率調整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的里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國發展過程中的時代特點和時代矛盾。利率水平與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相關性正在不斷加強。

理論上決定利率水平的因素主要有銀行成本、平均利潤率、借貸期限和借貸風險，而經驗表明，借貸資金市場上的利率水平是在一定的水平基礎上波動的，影響其波動的主要因素有借貸資金供求狀況、社會經濟運行周期、預期價格變動率、稅率、歷史利率水平、國際利率水平、匯率、國家經濟政策等。我國存貸款利率的高低，由中央銀行根據國民經濟的發展情況來決定的，是宏觀調控的重要手段。

從這兩輪利率調整來看，驅動我國利率調整的基本因素主要有如下幾點：1、利率政策隨著宏觀經濟狀況和目標的調整而變化著，宏觀調控的重心決定利率調整的方向。其中，低利率政策為刺激經濟增長，市場恢復活力發揮了積極作用；高利率政策旨在抑制經濟過熱，治理通貨膨脹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2、中國的利率調整正努力與市場相適應，自由化市場化是引導利率政策特點的趨勢。3、利率政策與其他貨幣政策相協調，政策組合決定利率的微調特點。4、經濟環境的外在沖擊需要利率調整以熨平其影響。5、宏觀調控部門借利率調整來表明決心與調控意向，向社會傳遞“宣誓效應”。

影響利率變動的因素很多，抓住利率政策的動因為分析利率變動趨勢提供了依據。從現階段特點來看，我國已經進入了標示著流動性管理新時代的加息通道。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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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邊維剛.當前利率政策特點、效應和存在問題分析[J].南方金融，20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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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陸前進,盧慶杰.我國利率變動的宏觀經濟效應分析[J].新金融,2006(10).

篇10

論文關鍵詞：2010年第一季度我國宏觀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報告―“方錐體”經濟格局下的人民幣匯率與財政政策“傘形調控”

 

2010年第一季度，世界經濟在復蘇的軌道上加速運行。美國經濟的各項總量、結構指標和先行指標都出現明顯好轉，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失業率也開始緩慢下降；歐元區經濟則在主權債務危機的擾動下奮力前行，宏觀經濟增長和勞動生產率逐步提升，通貨膨脹保持在低位運行；日本經濟復蘇的勢頭強勁，自2008年第2季度以來首現正增長，勞動生產率和就業狀態都出現明顯改善，通貨緊縮的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我國宏觀經濟進入高速恢復期，相較于2009年第一季度的“谷底”，經濟增長出現了補償性反彈，增速高達11.9%，但經濟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凸顯，經濟穩定增長、發展模式轉變和通貨膨脹預期控制的復合性困難增加。世界經濟初步形成了以美國為頂端，以中、歐、日為支柱的“方錐體”格局，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新格局下各方利益調整的糾結點。隨著宏觀經濟形勢的穩定，財政政策需要從總量擴張、快速拉動的方向上回調，強調中長期調控，重視政策效益畢業論文怎么寫，借助市場力量的戰略性調控框架應得到重視和實踐。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形成與人民幣匯率問題

隨著國際經濟的加速復蘇，后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格局也逐步清晰。美國作為全球經濟、技術和國際機制協調的第一大國仍然是新格局的主導國，中國、歐盟、日本成為新格局的重要支柱，世界經濟由傳統的美、歐、日“大三角”轉化為4個相互聯接、相互影響的“大三角”。新格局下，國際經濟政策的角力由單純的國與國互動轉變為集團間利益的調整，由單純的實力對決轉化為國際機制與國家利益的協調，人民幣匯率問題在這一格局下被放大和扭曲，成為國際金融危機恢復期各方利益的糾結點。

（一）世界經濟“方錐體”格局的基本形態和內在機制

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對發達國家的金融和經濟帶來了重大打擊，但從經濟規模、技術能力和國際經濟規則和機制的控制能力看，美國、歐盟和日本仍然是全球經濟最重要的驅動力量（見表1所示）。中國經濟率先渡過危機的“拐點”，為國際經濟形勢的穩定和國際貿易秩序的有效恢復提供了重要支撐，并隨著自身經濟實力的快速上升，成為后危機時期世界經濟新格局的重要一環。

表1 2009年世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規模統計 單位：億美元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國家

經濟規模

美國

142587

日本

50730

中國

49093

德國

33576

法國

26798

英國

21980

意大利

20900

巴西

14820

西班牙

14661

加拿大

13190

印度

12430

俄羅斯

12282

澳大利亞

9200

墨西哥

8663

韓國

8003

荷蘭

7942

土耳其

5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