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不平衡調整與我國應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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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美國次貸危機而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雖已度過最艱難的時刻，但全球性通脹、不斷增加的政府債務、高企的失業率等重大問題依然困擾著各國經濟，世界經濟的前景并不明朗。面對這種困局，要求各國政府必須竭誠合作，共度難關。實際情況卻難以令人樂觀:雖然有大蕭條的深刻教訓，但各國政府出于政治而非經濟的考慮出臺了諸多“以鄰為壑”的政策，嚴重阻礙了國家間的合作，全球化隱見倒退趨勢。目前，匯率戰、貿易戰和保護主義擠滿了媒體的頭條，而中國則成為最大的受害國。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2008年以來全球40%的反傾銷和70%的反補貼行為都是針對中國的。

許多發達國家將當前世界經濟面臨的困境歸咎于全球經濟失衡。面對國內各種制度和結構性問題而又缺乏有效政策工具的窘境，這些國家政府通過實施保護措施轉嫁問題，就成了轉移國內民眾注意力的最佳方案。如今，全球失衡問題已替代金融監管，成為G20峰會的核心議程。么，究竟何為全球經濟失衡?其調整過程對各國意味著什么?中國又該如何應對?本文將從政治經濟的視角對這些問題進行解釋。

一、全球經濟失衡:含義與性質

1．全球經濟失衡的含義

近些年人們所談論的全球經濟失衡，更準確地表達應該是全球經常賬戶收支失衡，通常專指這樣一種現象:一些國家擁有大量貿易赤字，而與其貿易赤字相對應的貿易盈余則集中在另外一部分國家。這一問題主要是從1990年代后半期開始浮出水面(圖1)，其主要表現是，以美國為首的部分發達國家的經常項目收支赤字不斷擴大，而中東和俄羅斯等石油出口國以及日本和中國等東亞經濟體則持續出現大規模的貿易順差，經常收支盈余不斷積累。在逆差國家里美國作為全世界最終消費品的最大消費國是全球赤字的主要貢獻者，其貿易赤字在1990年代之后一路攀升，2006年達到歷史最高點，幾乎占GDP的6%(世界GDP的1．5%)。在順差家中，中國的規模最大，其貿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從2000年的1．7%急劇上升到2007年11%，達到歷史最高值;中東石油出口國的貿易盈余占GDP的比重則從1999年的2．5%上升至2006年的18．1%。[1]

由國民收入核算公式可知，經常賬戶余額等于儲蓄與投資的差額，因此，如果我們從儲蓄與投資的角度看全球貿易失衡也就意味著以美國為代表的逆差國儲蓄不足(消費過剩)，而中國等順差國儲蓄過剩(消費不足)。圖2顯示，1998年以后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石油輸出國的投資缺口(儲蓄大于投資)不斷飆升的同時，工業化發達國家的儲蓄缺口(儲蓄小于投資)呈現不斷擴大之勢。與經常賬戶收支失衡問題結合在一起看，就意味著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石油輸出國通過順差的形式，既從實物上補貼了發達國家，還從資金上支持了發達國家。因此，投資儲蓄差額與經常賬戶余額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其本質完全一致。關于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主要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我們必須采取恰當的政策，特別是國際協調行動，以減少過度的盈余和赤字。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所謂的失衡是國際間借貸行為的自然產物。德國的盈余或美國的赤字，并不比英國約克夏和蘇塞克斯兩郡之間的收支失衡更不正?！笮l·休謨兩個半世紀前就指出了這一點。應對衰退與繁榮，應當采取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刺激或抑制需求，而不能試圖扮演救世主，左右國家間的收支模式。[2]

第二種觀點顯然沒有區分問題的一般性和特殊性。我們可能不用過度擔心經常賬戶失衡問題本身，因為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融合，沒有理由要求各個經濟體的經常賬戶或者說投資與儲蓄每年都應該平衡。然而當不平衡規模突然增加并呈現時間上的持續性時問題就變得復雜了，特別是這種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數國家群體之間時就更是如此。

2．全球經濟失衡的性質

當前的全球經濟失衡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由諸多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的非均衡結構，對于順差國和逆差國而言，涉及國內儲蓄和投資、價格、匯率、資本流動，以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等。根據IMF的一項研究，如果不同國家之間的儲蓄、投資和資產組合形式是對這些國家發展階段、人口特征以及其他潛在經濟基本面的差異的自然反映，那么由此產生的經濟失衡展現出來的其實是其“好”的一面。們進一步人口社會。國際范圍內，意大利老齡人口占比僅次于日本，達到20%;第三是德國為18．8%。美國老齡人口占比為12%。列舉了三種可被稱為“好”失衡的例子。首先，就儲蓄行為而言，當一個國家的人口老齡化速度遠高于其他國家時，過度儲蓄是可以容忍的。勞動力人口下降、退休人數增加的同時必然伴隨著儲蓄的消耗。其次，就投資行為而言，當一個國家面臨著誘人的投資機會時，也許想要借助國外的儲蓄來為其投資行融資，也因而出現經常賬戶逆差。最后就資產組合而言，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越是深化、流動性越強則越有可能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使其貨幣升值且產生經常賬戶逆差。在這些情形下，失衡反映的是資本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最佳配置，減少不平衡也許并不明智。不過，IMF同時指出，如果經濟失衡反映的是國家和國際層面的扭曲、外部性和風險的話，這種失衡則是一種“壞”的失衡。[3]

以IMF的標準來判斷當今的全球失衡性質，我們可以斷定，處于逆差方中心地位的美國的經常項目赤字是一種典型的“壞”失衡。因為它反映的是對未來經濟以及房地產行業過度樂觀的預期所引致的過度消費。來自順差國的資本維持的是非理性的資產和房地產泡沫，而非具有長遠價值的生產性投資;同時大部分的順差國為新興市場經濟體，其國內資本邊際生產率要高于歐美逆差國，這反映出資本并未在全球實現最優配置。大量的廉價資本充斥歐美資本市場，加劇了市場投機行為，滋生了資產泡沫，使其金融體系承受能力受到考驗，很可能成為危機的溫床[4]。

順差國的情況則較為復雜，需要因國別而具體分析。對于日本而言，2008年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22．1%，排名全球第一，①老齡化問題極其嚴重，因此其高儲蓄率是可以理解的。中東產油國的高儲蓄則很大程度上可由石油價格波動進行解釋。相對而言，中國和東亞其他經濟體的高儲蓄率以及貿易順差所造成的巨額外匯儲備形成原因就要復雜得多。一方面，2000年以來不斷擴大的外匯儲備規模顯然是各國理性選擇的結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外匯儲備的嚴重不足使得東亞各國吃盡了苦頭，因此危機后各國開始調整戰略，有意識地大量積累外匯儲備，以防危機再次爆發;同時美國資本市場(債券市場)的高度流動性為各國儲備增值提供了方便的渠道，因此從這個角度看各國的順差具有合理的成分。但是另一方面，中國和東亞其他經濟體的高儲蓄又反映出其社會保障的匱乏，這迫使人們提高預防性儲蓄以備不時之需;也反映出亞洲金融危機后銀行部門謹慎的貸款取向，企業不得不留存大部分利潤以進行再投資;此外，高儲蓄還是東亞各國推行出口導向戰略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以國內資源的扭曲來實現對出口企業的補貼，以這種非均衡方式取得的超常規的外匯儲備常常為國內學者所詬病。特別是，以擴大出口累積外匯儲備的發展戰略強化了這些國家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擴大了因外部需求突然停滯而可能產生的輸入型風險。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和東亞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失衡也是有害的。

綜上所述，當今的全球經濟失衡完全稱不上是IMF所說的“好”失衡，它反映的是全球需求的扭曲，以及資源在國內、國際兩個層面的扭曲，全球失衡已經對全球經濟構成了嚴重威脅，調整迫在眉睫。

二、失衡調整中的順差國與逆差國:

內部再平衡的挑戰對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已經成為后危機時代各國的核心命題，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當失衡雙方想要進行內、外部調整的時候其實困難重重，因為失衡調整的進程也是一種政治經濟的博弈過程。在這一進程中，任何調整措施都將會產生重大的利益結構重組，失衡雙方的國內既得利益集團自然會想方設法對調整采取抵制態度以維護自身小群體的利益，從而使得各國政府在國內面臨巨大壓力。

1．順差國的內部調整對于順差國而言，經濟的再平衡調整通常意味著不得不減少對出口的依賴，增加消費和非貿易部門的重要性。在長期的出口導向激勵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從事國際貿易的企業及相關管理部門，累積了大量的財富和權力，成為本國順差、稅收和輸出資金的主要來源，從而在國內占據強勢地位。由于國內資源向出口部門的過度轉移，造成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和消費者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在中國，隨著三十多年改革開放而帶來的經濟持續速增長，國家的增長戰略越來越依賴于制造業出口。相應地，對出口市場高度依賴的沿海城市、各省官員、國企以及地方企業、外國投資者在國家的政治經濟舞臺逐漸扮演中心角色。張宇燕和張靜春[5]的經驗性研究驗證了這一點，他們的結論是:

(1)政府對國營企業產出的關注明顯高于對其他因素如消費者福利的關注;

(2)出口部門對政府的影響力與其占GDP的百分比成正比，是帶動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3)地方政府、尤其是東部沿海依靠出口企業征稅和增加就業的政府，對中央有較大的影響力;

(4)出口企業通過輿論宣揚出口的邊際利潤與匯率密切相關，造成如果人民幣升值出口就將蒙受重大損失的印象，這也是他們影響政府政策的方式之一。YangGuangbin[6]將這些集團稱為體制型和企業型利益集團，認為他們對于政府施加影響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的游說方式，更多是通過“關系”來間接影響政策的走向，因而更加隱秘。在后危機時代從外需向內需的結構再平衡過程中，要求更加市場化的體制改革。這些強勢且具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在一定程度上會是轉型的受損者，自然也會是改革的阻撓者。如何在結構調整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平衡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成為轉型能否最終得以成功的核心問題。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東亞經濟體以及世界其他順差國家同樣存在著一大批跨國企業集團和官員將自己的命運與國家的出口戰略緊緊捆綁在一起。他們的影響力已經超越了經濟領域，由于其人數較少且相對集中，從而便于采取集體行動，通過游說對國家政策的制定發揮影響。再平衡意味著經濟重心的徹底轉換，同時也意味著政治和社會生活的深刻變革。這種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變化會使得國內的各部門各地區政治經濟影響力發生改變，無論這種調整中的沖突最終走向如何，毫無疑問的是再平衡的雙方都將會被這種國內問題所困擾，他們所要做的不但有經濟的再平衡，還有政治和社會的再平衡。

2．逆差國的內部調整與再平衡逆差國與順差國類似于鏡像關系，危機爆發前這些國家的消費者和非貿易部門是最大贏家，而失衡調整過程中他們則成了成本的最大分擔者。隨著順差國金的大規模進入，逆差國得以保持較低的利率，在刺激消費和投資熱情的同時大量資金進入股市、金融、保險、房地產以及服務業等部門，資產規模急劇膨脹。這些部門成為逆差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在政治領域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制造業等貿易部門則逐漸難以與之抗衡。廉價的資本為美國、英國和西班牙等逆差國的消費以及資產泡沫進行融資。在美國，股市及房地產價格持續上漲所造成的巨大的財富效應，19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代中期“新經濟”造成的永久收入提高的假象，以及金融創新所帶來的花樣翻新、更加便利的借貸消費，這一切最終釀成了美國的“非理性繁榮”[7]，其表現就是消費遠遠超出國內創造的財富，投資則超過儲蓄。在西班牙，從2000年到2007年，房地產價格飆升了3倍，1/7的勞動力在建筑業作，在泡沫頂點，西班牙一年所建造的房產甚至超過法國、意大利和德國的總和。[8]失衡的調整意味著國民不可避免的要在減少消費的同時更多地儲蓄以彌補投資與儲蓄的缺口，要在增加出口的同時減少進口，此外，也許還意味著需要更低的實際工資和更加勤勞的工人，以使本國商品更具出口競爭力。不過，面對這種調整，發達的逆差國面臨的國內經濟與政治壓力不會比順差國小，其國內利益集團的游說和活動能力甚至遠大于許多仍屬發展中經濟體的順差國。雖然有些人會鼓掌歡迎住房價格下降、金融部門的收縮以及對超速斂財的金融家的約束，但是必須清醒意識到，以前這些行業曾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經濟增長賴以維持的關鍵。如果沒有資本流入，沒有接連不斷的新建筑，沒有持續的房價上漲從而使房產所有者感覺更加富有，過去十多年經濟繁榮的基礎就會枯竭。既得利益集團會抓住這一點對政府進行要挾，從而延遲改革的進程。美國金融危機后華爾街與美國政府在金融監管改革、對銀行的征稅法案以及企業高管薪酬等問題上的激烈對抗，以及歐洲各地此起彼伏的抗議政府減薪、削減養老金、推遲退休年齡、提高商品增值稅的大罷工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無論如何，降低金融、保險以及房地產相關行業在政治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已經成為逆差國失衡調整的核心，國內不可避免的部門之間的轉換將會帶來經濟和政治的雙重沖擊，在修復經濟失衡的同時又為未來的增長創造良好的條件并保持社會的公正與團結，這絕對不是短期內輕而易舉就能夠完成的事情。

三、全球失衡調整與國際沖突:

外部再平衡的困局順差國和逆差國之間調整的實質其實是各國對于成本的分攤。雙方都想在場博弈中獲得更大的利益。雖然這種想法無可厚非，但是相互指責、糾紛不斷可能使得國際合作寸步難行。如果各國都不惜一切代價，通過采取單邊主義行為(如匯率戰、貿易戰等以鄰為壑的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最終極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甚至是戰爭的深淵。

1．來自歷史的教訓

因全球經濟失衡所造成的巨大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震蕩的例子首推1930年代德國希特勒納粹政權的上臺。一戰結束后，德國由于政治原因而出現大量逆差，美國則大發戰爭橫財，聚斂了大量黃金儲備，成為世界最大的順差國。德國羸弱的“魏瑪政府”在戰后需要支付巨額的戰爭賠款，同時還要為戰后重建融資以及滿足巨大的社會需求。因此它需要大舉借債，毫無疑問金主要來源于美國，于是，在經濟領域德國成為了美國的“小伙伴”。然而這種合作關系極其缺乏國內政治基礎，首先，德國民眾對其所要支付的巨額戰爭賠款極其反感;戰后對德國所施加的條約造成的社會原有秩序的破碎也使德國人心懷不滿。由于德國人在1918年并不是投降，而是簽訂了一項停戰協議，心懷不滿和沙文主義十足的德國人叫喊自己被出賣了。[9]美國國內民眾雖然對于向德國借款并未表示反對，但卻反對本國政府干預歐洲的政治經濟事務。在乏國內政治對國際合作支持的情況下，兩國政府再無強烈的合作意愿。美國不情愿對德國商品開放國內市場，而德國同樣沒有能力通過別的手段來償還債務。

1929年“大蕭條”的來臨沉重打擊了美國和歐洲，在國內利益集團的推動下美國進一步對德國及其他國家關閉了國內市場;德國經濟陷入混亂狀態?！痘衾鼓仃P稅法案》的通過使事情變得不可收拾，怨恨的情緒迅速在世界范圍內蔓延，并很快遭到各國的貿易報復。國際合作毀于一旦，債務國再無法通過向美國出售足夠的商品以償還債務，甚至無法避免當前的赤字。在這種形勢下，德國納粹奪取政權，世界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悲劇之中。因此，正如杰弗里·弗里登[10]所說，全球經濟的緊密融合及其最后的崩潰往往取決于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因素。自由市場可以進行自我調節，但是開放的國際經濟秩序卻做不到。它要求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政府之間積極合作，在危機之時更是如此。但國際合作能否成功與來自國內的支持緊密相連，在缺乏國內支持的情況下，沒有哪個政府能夠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讓步以換取與金融貿易伙伴合作。

2．當前的全球失衡調整

當今全球經濟失衡的調整主要集中在貿易領域，其中又以中美之間的博弈最具代表性。受到金融危機的沉重打擊，美國在全球的地位受到嚴重考驗，同時國內信貸的惡化使得美國制造業萎縮，奧巴馬提出出口五年翻番的戰略，希望從金融、保險領域向實體經濟回歸，重塑經濟優勢，解決持續超過9%的失業率問題，進而調整失衡。但是正如IMF所擔心的，對于匯率和外部賬戶的調整，美國非但沒有尋求合作，反而通過印制紙幣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11]。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則指責美國不負責任的巨額財政赤字政策和非常規貨幣政策是問的根源。問題的實質顯而易見:美國希望其他國家發生通貨膨脹從而把不受歡迎的調整成本轉移到別國頭上;順差國家(包括中國)則希望美國節衣縮食，通過結構調整實現經濟再平衡。因此，國家之間失衡的調整無疑將是一個痛苦而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失衡雙方會進行充分博弈。逆差國在當下仍然掌握著“需求”這把利器，順差國則持有著數量驚人的外匯儲備。最終的調整要求盈余的中國、德國和日本刺激國內需求，而美國也必須讓全世界相信，它會進行中期財政修正和增加私人儲蓄，以此達到經濟的平衡與穩定。那么，失衡雙方持續的博弈最終將帶來怎樣的結果呢?根據布蘭查德和米勒斯·費雷緹[12]的研究，可能會形成兩種均衡狀態:一是逆差國儲蓄率上升，財政狀況逐漸改善;順差國則儲蓄率下降，本幣升值，國內消費增加;同時世界其它地區的投資也隨之增加。順差國的消費與世界其它地區的投資增加額彌補了逆差國需求的減少。世界范圍內資源的扭曲得以調整，失衡最終由于順差國對出口依賴的減少和逆差國貿易逆差的減少而得到調整，內需的增加給了順差國更加持久和健康的增長潛，而不斷收縮的赤字有助于逆差國的經濟擴張。世界經濟重心出現一定程度的轉移，在全球總需求沒有減少的情況下最終實現再平衡，世界經濟朝著更加均衡和穩定的方向發展。

二是逆差國儲蓄率上升，但仍然堅持實施財政刺激政策，使得財政狀況并未改觀;順差國則儲蓄率下降，國內消費小幅度增加，但是短時期內由于復雜的國內形勢而拒絕本幣的大幅度升值(如日本等國已經開始干預匯市)，貿易順差未能實現大幅度調整，外需與內需的不平衡仍然存在。對于逆差國而言，不斷惡化的財政狀況加劇了本國發生債務危機的可能，提高了國際金融市場的違約風險，逆差國經濟因此將增長乏力，對世界經濟造成沉重打擊。最終，各國之間盾不斷激化，匯率戰、貿易戰開始大行其道，世界經濟陷入亂局。

四、全球經濟失衡中的中國

挑戰與對策全球再平衡意味著國內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再平衡，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順國進行經濟結構的調整責無旁貸。然而在調整過程中我們要做到通盤考慮，將調整成本降到最低。針對第一種樂觀的情況，當然皆大歡喜，各取所需。然而在國內經濟遲遲沒有起色的情況下美國不會冒著經濟低迷和通貨緊縮的危險而大力整頓財政狀況，因此，我們傾向于認為第二種均衡出現的可能性更大，盡管程度上會相對較輕。危機后美國的全球再平衡計劃其本意或許并非想徹底改變全球失衡的局面，因為美國經濟的復蘇歸根到底還是要依賴消費的復蘇。儲蓄增加會為經濟提供更為持久的動力，但對于奧巴馬政府而言卻未必有利，因為短期內它無助于經濟的復蘇和失業問題的解決。同時再平衡勢必會削弱美國和美元的霸權地位及影響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國的經濟再平衡計劃是在為貿易保護主義尋找借口。通過對全球失衡的歷史考察我們清楚地看到這不是什么新鮮事，國際貿易領域的沖突在危機之后勢必加強，甚至不排除上升為政治沖突的可能性。那么，中國該如何應對?首先，中國是穩定和平與合作的全球政治經環境的巨大受益者。同樣只有在這樣的環境中中國才能有信心保持快速的經濟發展。在后危機時代全球經濟再平衡的過程中，避免歷史悲劇再次重演符合中國的國家利益。因此中國有責任繼續推動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并隨著自身實力的增強而不斷完善和發展全球治理體系，主動參與國際機構的改革，并注意利用現存的合作平臺(如G20)，以此承擔起應有的維護開放的全球體系的義務。

其次，在國內層面，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調整勢在必行。一方面，轉變經濟發展戰略，由外向型向內需型經濟戰略轉變關系著中國經濟未來的持久發展能力，同時也是減少貧困、實現包容性增長的要求。因此政府必須沖破國內各種利益集團的重重阻力，堅定不移地推行經濟調整戰略。但是另一方面，這種涉及經濟與社會各方面的調整短時期會對濟增長和就業問題造成不利影響，如果處理不當可能會阻礙長期經濟的增長潛力，增加社會的不穩定性，這是擺在政府面前的一個最大挑戰。因此針對貿易部門的優惠政策應當逐步的退出，并對受損嚴重的行業給予支持，在調整過程中做到激勵相容，以換取他們對調整政策的支持，將國內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成本降到最低。最后，更具體地說，如果第二種情況出現，必然味著中國與逆差國不斷增加、升級的貿易摩擦，同時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中國面臨的壓力將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比較務實的戰略選擇應該是在內需未能完全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時期，積極調整出口市場結構，擴大對新興經濟體和石油輸出國的出口，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以減少其制造貿易摩擦的口實，減輕匯率壓力。我們還必須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為國內過剩的儲蓄流向新興市場創造必要的條件。此外，由于中國在東亞分工體系中處于“新三角貿易”的中心位置[3]，即中國從東亞進口大量的零部件組裝之后出口到美國，這種分工格局在危機之后并未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因此中國在為整個東亞生產體系吸收了來自美國的全部壓力，中國的這種出力不討好的尷尬地位必須改變。此外，針對美國咄咄逼人的態勢，我們也必須予以強有力的反擊，要不斷地強化美國政府及其民眾對如下事實的認識，即任何清醒的政策制定者都應該意識到中國面臨的任何問題都將會增加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難度，美國的最優選擇應該是耐心與合作，并保持市場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的開放，以幫助其降低經濟調整中的成本，為未來全球經濟、美國經濟提供更加持久的動力。

總之，全球經濟再平衡對各國而言已經遠遠超出了純粹經濟學分析的范疇，調整意味著經濟、政治和社會各個領域的變革，雖然調整漫長而曲折，卻是全球經濟歷經金融危機之后涅槃重生的必由之路。對于中國而言，如果能在這次再平衡過程中成功實現經濟轉型，不但能夠為未來長期的經濟可持續增長奠定堅實的基礎，而且也將進一步提高中國在世界經濟與政治領域中的地位和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