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破產重組與社會聯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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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航破產告訴我們：破產并非壞事，但破產重整絕不能單純依賴市場自身，破產企業失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就業安置等問題，應有政府的參與；破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確的法律機制與社會機制解決問題。

關鍵詞：破產重組社會聯動生存

“生存，還是死亡？這是個問題”。莎士比亞提出的這個“問題”，如今輪到剛剛進入破產更生程序的日本航空公司去認真思考了。

本2010年1月19日，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日本航空公司(以下簡稱日航)向日本東京地方法院正式申請破產保護，即申請適用《公司更生法》的程序，以求獲得挽救。據報道，日航破產重整案是日本金融機構以外最大的破產案件，也是日本歷史上第六大破產案。那么，從此次日航破產案中，我們可以得到哪些啟示呢？

談到破產，很多人都認為這不是件好事情，其實不然。人有生老病死，市場經濟下的企業亦然，優勝劣汰乃自然與社會規律，無人能夠抗衡。那些經營不善、負債累累又無挽救希望的企業讓它們有秩序地退出、消亡，是社會發展的需要，如果還讓其繼續留在世間，便似生長在社會肌體中的癌癥，難免四處擴散債務危機，貽害他人，危及公眾利益與社會秩序，故破產實乃社會自我調節的必要制度，這已是國際上的通則。

但是，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的破產，往往會造成大量職工失業、相關企業連鎖破產，引發經濟衰退，造成諸多社會問題。所以，現代破產法不僅包括破產清算制度，還創設了以挽救債務人免于破產、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為目的的重整等法律制度(日本的公司更生法、民事再生法均屬于重整立法)。我們常在報刊上看到的某某企業申請破產保護，就是申請適用重整程序，避免破產，并不是關閉企業進行破產清算。

在這方面，我國的企業破產法也規定了重整制度，實踐中也有一些上市公司等大型企業適用重整程序獲得了再生。但總體上講，積極運用重整制度挽救困境企業，還未被企業界及政府有關部門所重視，很多人遇到問題仍習慣于找政府使用行政手段解決。所以，日航破產案給我們的第一個啟示就是，要積極主動地運用破產與重整法律制度，以應對世界金融危機，解決經濟與社會問題。

其次，破產重整雖然是市場經濟的標志性法律制度，但并不等于說政府就此便可以袖手旁觀。像日航這樣的超大型企業，危機爆發后困境頗深，社會影響極大。據報道，日本航空的破產將對約1500家與其有直接業務往來的日本小企業產生廣泛的影響，而總計有近3000家日本企業與日航有業務往來。所以，如果政府不適當地施以援手，其挽救往往也難。故此，日本政府與民間共同出資組建的“企業再生支援機構”已決定向日航提供援助，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也表示，政府會支持所有為日航重組做出的努力，希望人們能夠繼續乘坐日航的飛機，并頻頻通過外交途徑向有關國家說明目前情況，請求予以合作，以增強日航的信用。而在美國的金融企業以及通用、克萊斯勒等大型企業陷于危機時，美國政府也不得不直接出手，“拉兄弟一把”。為此，我國在遇到此類情況時，不僅司法機關要能動司法，各級政府也應當主動介入，配合司法程序想辦法解決社會危機，共度難關。不過，這種援助絕非要恢復到過去計劃經濟的直接行政干預局面。

探究日航破產之原因，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總的來說，政府因官僚的“政績思想”而導致的決策失誤在其中難脫干系。有報道稱，1953年日本航空成為國有航空公司后(后又私有化)，在自民黨長期執政時期，成為政府拉動就業的政策工具，增加大量不盈利的航線，導致負擔愈重。同時，日航本身成為國土交通省官員退休的“好去處”，企業越來越官僚化，活力漸失，沉疴難醫，且人事關系復雜?！度A爾街日報》專欄編輯約瑟夫·史坦伯格撰文認為，日本錯誤地希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刺激航空業發展，使日航成為受害者。政治家希望將當地的交通便利當作自己的“政績”，于是各地頻頻修建飛機場，以保留本地的建筑工作崗位，拉攏選票。官員們為迎合政治家的意圖，仍然維持赤字航線和高額的機場費用，也給日航造成嚴重的虧損。言及此，不禁想到，類似的問題在我國是否也存在。他山之石也是具有借鑒意義的，及早解決這些問題，可以避免我們再蹈日航之覆轍。

在市場經濟下，企業的破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乏正確的法律機制與社會機制解決問題。我國新破產法的出臺，為我們依法處理困境企業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下一步便是如何保證破產法的正確實施。破產法的實施與其他法律有所不同，因為一個企業的破產會產生眾多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雖然是隨企業破產而產生的，但并非是只靠一部破產法、僅靠人民法院就能解決的。許多社會問題并不屬于破產法的調整范圍，也不屬于人民法院的審判職權范圍，而是需要多部門積極相互配合、主動地發揮綜合作用才能完成的系列社會工程。日航的破產也向我們昭示了這個問題，比如破產企業失業職工的社會保障、就業安置等問題，就應當由社會保障法、勞動法等立法解決，由各級政府有關部門而不是人民法院通過履行行政法定職責解決，否則便難以順利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下的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