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國三農問題破解邏輯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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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農”問題的集中表現是農民整體收入水平偏低，影響農民收入的根源在于農業效率低下。而較低的農業效率，一方面內生于農業特性所決定的可分工程度小，從而就業空間有限；另一方面外生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體制約束。因此，“三農”問題的主要癥結在于農業勞動力的剩余與滯留。通過中心城鎮的建設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通過職業教育提升農民的就業能力，通過分工深化來改善農業效率，是化解“三農”問題的三把鑰匙。

關鍵詞：農業效率，專業化與分工，農業勞動力轉移，就業能力

“三農”問題特別是農民收入問題受到了學界和政府的廣泛重視，眾多的研究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增加農民收入的措施和政策建議。但是，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研究未能從理論上解釋關于“三農”問題癥結的生成機理并揭示其化解的邏輯線索。為了便于分析并保持邏輯的一致性，本文假定：(1)將“三農”問題表征為農民收入問題；(2)農民以農為生，從而農業收入水平低下源于農業效率低下。

一、理論背景：一個超邊際分析模型

假設社會上有兩種人：農民和工人，農民總數為Mx，工人總數為My，他們效用函數相同：

此效用函數為嚴格準凹函數，代表凸性偏好。x為農產品自給量；xd為農產品需求量；y為工業品自給量；yd為工業品需求量；k為交易效率系數。如果這兩類人有擇業自由，則他們可選擇自給自足模式，同時生產x，y，不發生市場交易；也可選擇專業化模式專業生產x或y，此時市場從無到有，通過市場交易x或y。在專業化模式下，每人的生產函數及時間約束為：x+xs=Lxa，y+ys=Lya，Lx+Ly=1；預算約束為：px·xs+py·ys=px·xd+py·yd。這里xs為農產品供給量；ys為工業品供給量；當a＞1時，Lxa，Lya為生產x，y的專業化水平。

如果單個工人、農民選擇自給自足模式A時，意味著沒有市場交易，此時xd=xs=yd=ys=0，因而模式A：有約束最大化問題可轉化成無約束最大化問題：MaxUA＝Lxa(1-Lx)a，解此最大化得均衡解：Lx=Ly=1/2，x=y=(1/2)a，最大化效用UA=2-2a。

一旦人們選擇專業生產x或y，就要發生交易，此時交易效率K≠0，市場從無到有。本文選擇兩種專業化模式：模式(X∣Y)代表專業生產x而買y，模式(Y∣X)表示專業生產y而買x。下面求解兩種專業化模式均衡解：解此有約束的最大化問題得均衡解：xs＝1/2，yd＝Px/2Py，最大效用UX＝KpX/4PY，專業化水平Lx=1，Ly=0；利用對稱性可知模式(Y∣X)均衡解：ys=l/2，xd＝Py/2Px，最大效用Uy=kPy/4Px，專業化水平Lx=0，Ly=1。上面均衡解給出的角點供給和需求，是單個人供給及需求，市場總需求及供給由下式給出：

這意味著當市場達到均衡時，兩種產品價格之比將等于生產產品的專家人數之反比。下面比較上述三種模式的效用：在競爭性市場環境下，價格、擇業充分自由，當Ux＞UA，農民會選擇專業生產x而買y，否則農民寧愿退到自給自足結構中去，當Uy＞UA，工人愿意選擇專業生產y，否則愿意自給自足。

令K0=22（1-a）代表交易效率閥值，當K＜K0即交易效率足夠低時，人們愿意選擇自給自足，因為Ux＜UA，Uy＜UA，此時均衡狀態是自給自足；當K＞K0時，即交易效率足夠高時分工帶來的好處大于分工引起的交易費用，產生了分工經濟，人們會選擇專業化模式，全部均衡是分工。

在市場競爭和擇業自由前提下，當交易效率足夠高時，從事不同專業生產的人們效用均等(Ux=Uy，或px/py=1)，且產品價格之比會反比于生產此產品專家人數(px/py=My/Mx)，否則擇業的交互作用、價格制度負反饋機制會驅使人們游離到效用更高行業，直到效用均等，達到均衡，沒有人愿意單方面重新擇業。

價格制度負反饋機制：My/Mx、右邊的箭頭表示循環的起點，左邊的箭頭表示循環的終點。如果X行業人數相對于y行業人數減少Mx/My↓，X行業產品價格相對Y行業產品價格Px/Py↑就會上升，X行業效用相對Y行業效用Ux/Uy↑就會上升，就會引起更多人流入X行業，使Mx/My↑上升。如此循環往復直到Mx/My=Py/Px為止，分工達到均衡。

基于上述，給出第一個命題：

命題一：專業化及其自由擇業，能夠有效改善效率。從而，農民收入的增加依賴于農業勞動力的有效就業以及農業內部的分工深化。

二、政府管制與限制擇業：農民收入問題的歷史根源

農業作為基礎產業，擔負著為工業發展提供原料及為城市居民提供生活資料之職能。如果按市場機制配置農產品，人地矛盾背景下的農產品均衡價格勢必很高，難以實現工業發展所需的低原料投入及低勞動力投入。為此，政府有意壓低農產品價格Px，為保證低農產品價格得以實施，政府限制私有企業對農產品的收購，在宏觀政策上實施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制造國家壟斷。隨著農產品價格Px壓低，工業品價格Py的相對提高，致使≤1。比如政府控制農產品價格Px使，則當交易效率時，分工是全部均衡，均衡條件為：，則專業化分工帶來的收益(Ux+Uy-2UA)中，工人占有(Uy-UA)部分，農民占有(UX-UA)部分，顯然(Uy-UA)＞(Ux-UA)。在競爭性市場環境下，農民就會游離出來改行從事工業晶生產，直到效率均等時為止，這勢必影響工業發展所需之原料投入；當K＜k0=22（1-a），自給自足是全部均衡，農民就會從事自給自足生產，不再賣出農產品，工業發展難以為繼。

在競爭性市場環境下，農民具體的行為選擇依據Ux，Uy，UA的比較而定，當交易效率k＞k0，UX＜Uy，農民會選擇改行從事工業品生產；當交易效率k＜k0，UX＜UA，農民會選擇自給自足。

而政府的行為選擇要迎合政府的目標，一方面當交易效率k＞k0，UX＜Uy時，政府限制農民移動，控制擇業自由，于是宏觀上采取戶籍管理制度及城市就業管理制度，限制農民自由移動，加大農民遷移成本，制造行業壟斷，確保城市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當交易效率k＜k0，UX＜UA時，政府控制農民從事自給自足生產，強制農民從事農業生產，賣出農產品。為達到上述雙重目的，政府必須直接控制農業生產組織，保證農民收入低于城市工人收入甚至低于農民自給自足收入時，仍然單純從事農業生產，向政府提供工業發展所需的原材料。因而，政府在農業生產的微觀機制上，強行推廣集體化政策。

從最初的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體制的演化邏輯，反映了政府控制農業生產，配合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制度與戶籍制度，確保農民在交易效率k＞k0。時，無擇業自由；在交易效率k＜k0時，也必須從事農業生產，出賣農產品，達到保證工業優先發展之目的。由此不難看出，體制及其限制退出是在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政府為實現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基于分工與專業化而強行推行的制度安排。

由此得出第二個命題：

命題二：傳統體制背景下，政府實施的農業管制以及對農民擇業自由的限制，使得農業效率低下，進而農民收入增長空間狹小。

三、農業效率提高的有限性：基于分工維度的解釋

亞當.斯密早就指出，“勞動生產力更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最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钡唧w到農業生產，他也指出，“農業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總也趕不上制造業的勞動生產力的增進的主要原因，也許就是農業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應該說，農業生產領域的分工深化有著天然的內生障礙。

由于農業生產中的連續性和周期性，所以在其生產活動中存在連續周期性作業的“核心技術”，即這些技術過程具有不可分性。與工業分工水平相比，農業的總體分工水平相對低得多。

農產品的物質特性最為明顯的是農產品的鮮活易腐性。這導致：

(1)農產品流通半徑受到更大限制；(2)農產品流通領域具有很強的資產專用性；(3)農產品流通的風險更大。

因此，筆者可以得到第三個命題：

命題三：農業的可分工程度小，難以通過分工深化擴展內部就業空間，在農民擇業受限的背景下必然導致農業勞動力的剩余。

四、化解“三農”問題的邏輯推論及其政策含義

由此，可以大體勾勒“三農”問題的生成邏輯：

(1)農民收入依賴于農民的有效就業以及農業的分工，而農業的可分工程度小，因此，在農業外就業受到阻隔的前提下，就必然導致農業的就業擁擠，分工效率的有限性以及大量過剩勞動力的滯留，使得農業效率低下，農民收入增長乏力。

(2)過多剩余勞動力的存留，一方面使得土地的規模經營缺乏基礎，犧牲了農業的規模經濟；另一方面也使得農業產業組織的改善進而產業結構的調整困難重重，導致農業有限的分工收益被稀釋。

因此，本文的第一個邏輯推論是：

推論1：“三農”問題的基本癥結在于農業勞動力的剩余與滯留。化解“三農”問題的邏輯主線是，加快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拓展農民的就業空間。

拓展就業空間，一方面取決于勞動力轉移路徑的選擇，另一方面取決于農民的人力資本與就業能力，同時還取決于農業的分工及其產業深化。

農業剩余勞動力轉向何處？伴隨著大中城市的產業升級與結構轉型，普遍表現出對低素質勞動力的排擠并有不斷加劇的趨勢。從經濟轉型理論角度來說，當一種經濟形態呈現外延發展特征的時候，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門檻較低。我國從20世紀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的將近30年時間里屬于外延型發展階段，農村人口應該大量向城市轉移，但由于戶籍約束及城鄉二元結構的阻隔，致使勞動力轉移并不明顯。而目前我國正處于外延型增長階段向內涵型增長階段過渡時期，當農村中大量富余勞動力迫切需要向城市轉移的時候，工業中資本、技術對勞動力的排斥卻在發生，城市中的失業問題日益嚴重，這使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更為困難。應該說，農業勞動力轉移必須在農民自主選擇的基礎上依照市場機制進行流動與配置，但針對現階段農民的就業能力以及整個社會的就業環境，大中城市近期難以成為主渠道。所以，筆者的一個基本推論是：

推論2：化解“三農”問題的邏輯重點是，就中國大多數地區而言，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是中小城鎮，特別是農村中心城鎮。現實的選擇是實施以中心城鎮為主線的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

以中心城鎮建設和發展為線索，一方面通過中心城鎮的聚集、輻射和示范等功能的發揮，加速產業在中心城鎮的聚集，由此推進農村城鎮化與工業化以及農業產業化發展，促進縣域經濟實力的增強。另一方面，通過工業園區建設，帶動產業的聚集與發展，并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就業機會，促進農民大量向中心城鎮轉移，進而推進農村發展并穩步提高農民收入。上述分析的政策含義是：

政策含義一：推進農村中心城鎮的建設與發展，加快資源和產業向中心城鎮的轉移與集中，通過產業集群與聚集經濟效應，由此擴大就業機會與就業空間，從而誘導農村勞動力向中心城鎮人口集中，并帶動新農村的建設與村莊改造。

筆者對全國農村教育與收入的關系進行了關聯分析。分析表明：(1)無論是收入高的地區還是收入低的地區，輟學率和收入相關程度均很低(相關系數都小于0.4)。耐人尋味的是，在高收入地區，收入和輟學率居然是正相關。(2)農民受教育程度和農民收入不是簡單的線性關系，即：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民，收入不一定也越高。大專程度對農民的收入影響最大，其次是初中和中專，高中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大，小學和不識字與農民的收入負相關。由此，筆者得出第三個推論：

推論3：對于農民來說，不受教育收入水平難以提高，但接受較多的教育并不一定能夠獲得較高的收入。農村現行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升農民的職業人力資本與增收能力。

必須承認，目前我國中小學教育的基本目標是升學取向，而不是就業取向。農村教育與城市同構也是以普通教育和升學為主的“金字塔”體系。問題是，中學教育在追求高考升學率的前提下，其培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具有面向高考的“資產專用性”，一旦高考失敗，農民的教育投資就會變成沉淀成本，因為其所形成的“高考資本積累”幾乎與就業能力及職業技能無關。由此，可以清理出的政策含義是：

政策含義二：一方面建立以就業能力為主旨的農村教育體系，強化職業教育，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與就業能力；另一方面建立與職業教育相匹配的繼續教育機制，提升農民接受職業教育的預期收益。

中國農業效率的低下，一方面源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的速度相對較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太多。所以，在擴展非農就業空間解決人地矛盾的同時，必須通過農業的產業深化，擴大農業內部的分工，增加農業本身的就業容納能力。

推論4：在農業內部，隨著剩余勞動力的外移，較為寬松的人地關系以及務農技能的提高，農業的分工及其產業深化將改善農業效率。

分工包括個人專業化、專業多樣化、生產迂回化和經濟組織化四個基本方面。因此，通過分工深化來改善農業效率也可大體依賴于這四大路徑。

第一，農業效率的生成取決于農業的專業化發展。

第二，農業效率的改善依賴于農業的多樣化經濟。

第三，農業效率的提高有賴于農業迂回化經濟的拓展。迂回化經濟效果包括三種類型：一是下游產品的全要素生產力隨著投入下游產品的上游產品的數量增加而增加，如糧食產量可能隨施肥量的增加而提高；二是下游產品的全要素生產力隨著投入下游產品的上游產品的種類數增加而增加，如生產糧食，同時投入化肥和農藥，要比只投入化肥時的產量高；三是最終產品的全要素生產力隨著迂回生產鏈的鏈條個數增加而增加。

第四，農業效率的提高依賴于農業組織化的改進。

隨著農業勞動力轉移和人力資本提升，農業面臨的人地矛盾必然會逐步減緩，由此：(1)在適度規模經營成為可能的條件下可以有效改善農業的專業化經濟和多樣化經濟；(2)通過初始分工獲得農業的啟動資本，從而通過增加資本積累與中間品投入，以獲得迂回化經濟；(3)農業分工的不斷深化，分工所內生的交易費用必然誘導農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育，并由此獲得組織化經濟與網絡經濟效果。上述分析所包含的政策含義是：

政策含義三：(1)通過制度創新促進土地的市場化以及農地的流轉與集中，誘導土地的專業化經營與規模經營；(2)通過技術創新改造傳統農業，尤其加強對農產品品種、技術與工藝和產業鏈多樣化以及農業多功能開發的技術支持與政策扶持；(3)通過體制創新，在城鄉統籌的框架下加大對農村的財政投入與信貸支持；(4)通過組織創新實現小農生產與大農經營的有機結合。

五、結論

總結全文，“三農”問題的成因及其化解邏輯可以用圖2表述，其基本結論是：

(1)作為“三農”問題的核心，農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決于農業效率的高低。

(2)農業效率的低下源于兩個方面：一方面外生于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體制約束，另一方面內生于農業特性所隱含的約束。由此，可以將農業效率進而農民收入問題的癥結表述為農業勞動力的過剩?；狻叭r”問題的關鍵，是農業勞動力的轉移與農民就業空間的拓展。

(3)隨著城市產業升級與就業門檻的不斷提高，導致了對低技能勞動力的排擠，因此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的主要途徑是中小城鎮，特別是農村中心城鎮。現實的選擇是實施以中心城鎮為主線的農村工業化與城鎮化。推進農村中心城鎮的建設與發展，加快資源和產業向中心城鎮的轉移與集中，通過產業集群與聚集經濟效應，由此擴大就業機會與就業空間，從而誘導農村勞動力向中心城鎮人口集中，并帶動新農村的建設與村莊改造。

(4)拓展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渠道與就業空間，有賴于農民職業技能與人力資本的提升。目前農村的教育方式并不能有效地提升農民的職業人力資本與增收能力。為此，必須一方面建立以就業能力為主旨的農村教育體系，強化職業教育，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與就業能力；另一方面建立與職業教育相匹配的繼續教育機制，提升農民接受職業教育的預期收益。公務員之家

(5)在農業內部，隨著剩余勞動力的外移，較為寬松的人地關系以及務農技能的提高，農業的分工及其產業深化將改善農業效率。通過分工深化來改善農業效率依賴于個人專業化、專業多樣化、生產迂回化和經濟組織化等四大路徑。特別是在專業多樣化方面，應該強調農產品生產的多樣性。鑒于食物性農產品低需求彈性所決定的市場容量有限性，應大力發展非食物性農產品及出口農產品的生產。

(6)通過中心城鎮的建設加快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通過職業教育提升農民的就業能力，通過分工深化來改善農業效率，是化解“三農”問題的三把鑰匙。